神马文学网《论语》读书笔记 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4:56:00
···何有···如X何 句式
《论语》的第四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这段话看上去并不难解，原本以为可以一带而过的，没料到稍稍停留片刻，深入地想了一下，却引发了一连串复杂的思考活动。先看一看对这句话目前流行的解释：“能以礼让治国吗，这有何难；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要礼有何用。”乍一看，这解释得很合理，没有什么可以深纠的地方。但我总觉得哪里有些别扭，将译文和原文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别扭的地方是将“何有”解释成“有何难”了，如果是“有何难”的意思难道孔子不会使用“难”字吗？显然不是，《论语》中曾多次出现“难”字。翻一翻众多的版本，几乎众口一词都是这样解释的，再翻看《论语集注》，发现这样的解释也是源于朱熹：“何有，言不难也”。
虽然大家都选择了朱熹的解释，但我还是感觉不太对。首先，将“何有”解释成“有何难”或“不难”，用口语的话讲，就是有点儿愣。其次，“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要礼有何用”这样的语气不太像孔子的风格。孔子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怨天，不尤人”。而按照上面的解释，“能以礼让治国吗，这有何难”好象没说清楚，没有说明礼让治国如何不难。而“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要礼有何用”又有些怨天尤人的意思。如果我们认可这样的解释，那么这段话所能带给我们的信息非常少，只有“应该以礼让治国”这样一个信息，如此一来，在惜字如金的《论语》里就应该写成：子曰：“以礼让为国。”不仅如此，“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从逻辑上讲也有缺陷，它为什么不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如让何？”怎样才能解开这一系列的疑问呢？看来“何有”是个突破口。如果我们先不管前后文，就说这个“何有”，恐怕有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是“哪有？”的意思。采取用《论语》学习《论语》的方法，我们在《论语》里找找其他地方的“何有”：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第七章。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第九章。
从第七章和第九章出现的“何有”来看，它就是“哪有”的意思，连朱熹也在这两处将“何有”解释成“哪有” 的意思。现在将这样的解释带回到我们正在研究的句子里：“能以礼让治国吗，哪有？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先不管这段话的意思，上面的解释从逻辑上讲除了“如礼何”翻译不出来，其他三段是说得通的。于是，我们需要按照这个思路，考虑一下“如礼何”怎么解释。当然，将“如礼何”解释成“要礼有何用”是不能带入我们刚刚做的那个句子里的，况且这样的解释似乎也不太准确。如果我们将“如礼何”之中的礼字去掉，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词：“如何”。看上去孔子的这段话是一个商量的口气，是提了一个建议。好象问题出在对“如”字的解释上，但这并不难，只要查一查《新华词典》，“如”字的第一种解释是：依照、顺从。好了，我们将这样的解释带入：“能以礼让治国吗，哪有？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依照礼怎么样？”这实在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难道孔子认为不能以礼让治国吗？但不必心急，且看一看它与我们的体验是否相符。
“礼”和“让”都是好的品德，放到一起是“礼让”，更是为人的美德。我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在我们的语言中有许多好的词，好的概念，当我们将这些好的概念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理所应当地认为那一定还是好的，几乎很少会想这些好的概念能不能放到一起，会不会自相矛盾。这里的“礼”和“让”就是这样的，孔子就一眼看穿了这中间的矛盾。现在我们探讨的是治国，同时采用“礼”和“让”治国便产生了矛盾。以“让”治国非常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所谓“让”就是多听百姓的意见，尽量让民众作主，因此“让”用于治国和用于为人处事有着很大的不同。问题是以“让”治国还能不能同时保持“礼”？只要分析一下民主，就可以一目了然。当今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的美国，最能体现其民主的就是选举。最近，读到一个美国人所写的文章，分析总统大选，其中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义愤是没有用的，民主竞争允许钩心斗角。某些时候，强大财团的支持，小人的手段，比绅士民主风范和绅士政治家的道德在政治中更为有效。美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在电视镜头上的绅士模样，也需要电视镜头下的小人伎俩和强人手段。”再到台湾的民主，就连电视镜头上的绅士模样也没了，我们看到的是互相漫骂，水杯，话筒满场飞。在这个时候，谁还理会什么是“礼”。选举之后，新人上台，他会要民众尽量忘掉选举中他与对手互泼的脏水，他要恢复绅士的形象。但是这时他就不那么民主了，他也许会独断专行很多事情。所以同时采用“礼”和“让”治国是不可能的，是自相矛盾的。在处理本国与别国的关系时，也是不能同时采用“礼”和“让”。与别国交往，要基本上是“礼”上往来，不能“让”，自1840年至上个世纪中叶，积弱的中国不知道“让”了多少次，结果“让”出了更多的屈辱。
如果不能同时采用“礼”和“让”治国，那应该如何取舍呢？孔子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依照礼怎么样。”治国以礼是孔子非常明确的观点，我们还可以在《论语》第十一章中找到旁证。这是一段孔子与弟子们各言其志的故事，问到子路，子路说：“如果有千乘那么大的国家，周旋于大国之间，受到入侵的威胁，又发生了饥荒，让我来治理，三年的时间，可以使人民有信心，并走上发展之路。”孔子听后一笑。事后，曾点问孔子为什么笑他，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治国以礼，但子路的话语毫不谦虚，所以笑他）。在这里孔子不仅清楚地说明“治国以礼”，而且还表明了治国者应该为人谦让。也就是说“让”是个人的美德，但不能用来治国。
到这里，基本上搞清楚了“能以礼让为国乎”这段话的含义，论述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段话中的“如礼何”所引发的相关链接却让人欲罢不能，在《论语》第三章中就出现了“如礼何”：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先看一看目前流行的解释：“人要是不仁，要礼有何用。人要是不仁，要乐有何用。”当然，这样的解释还是来源与朱熹的《论语集注》：“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其如礼乐何哉。”同样，这种解释所给出的信息量很少，又有些怨天尤人的意思，不像孔子的口气。好在我们刚刚搞清楚了“如礼何”，用这样的解释重新翻译一下这句话就是：“人要是不仁，依照礼怎么样？人要是不仁，依照乐怎么样？”这样的解释对吗？按照这样的解释，好象人是可以不仁的。搞清楚这句话的意思，和我们对“仁”的认识有关。在《道纪》第五章中，我曾经分析过孔子思想中“仁”的含义，“仁”就是做正确的事。而要想达到“做正确的事”，首先要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而要具备这样的能力，要有足够的智慧；其次在判断是非正确之后，能不能付诸实施，又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也就是说必须智勇双全才能做到“仁”，也就是说“仁”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达到的，因此“不仁”是一个非常平常的状态。在《论语》里，孔子通过对颜渊坚持仁的描述，量化了“做正确的事”的难度。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说：“颜渊可以坚持三个月，其余的人也就在一天到一个月之间”）。颜渊是孔子赞扬有加的弟子，连颜渊坚持仁也超不过三个月，可见“不仁”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今天，我们将“不仁”理解成极坏的行为，这样的理解和孔子思想是有很大出入的。如果“不仁”是一个非常平常的状态，是在说明一个人不知道如何去“做正确的事”，那么先学习一下“礼”、先学习一下“乐”，是对“仁”有帮助的。《道纪》第五章中有过论述，礼乐是人的人文时空、人文环境，看得到，感觉得到，因此容易掌握。通过对礼乐的认识，可以帮助人认识周围的人文时空、人文环境，可以了解边界的所在。了解了边界的所在，就可以提高人的判断能力，就可以去“做正确的事”了。因此“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解释应该是：“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如何去做正确的事，先顺应一下礼怎么样？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如何去做正确的事，先顺应一下乐怎么样？”
本来，到这里，由“能以礼让为国乎”所引发的讨论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但《论语》第十三章中出现的这句话又将我带了回来：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这是一段与“能以礼让为国乎”相似的“···何有···如X何”句式。如果我们解释了其中的一句话，那么同样的解释方式就应该适用于另一句话。现在将前面对“能以礼让为国乎”的解释方式代入到这句话中：“如果端正自己用于从政的，哪有？如果不能端正自己，选择端正他人怎么样？”这样的解释恐怕不会另人满意。而按照以朱熹为基础的目前流行的解释似乎要合理一些：“如果端正了自己，对于从政有什么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怎么能够端正他人呢？”这样的结果让我陷入到了怪圈之中，难道是前面解释错了吗？但是明显的将“何有”解释成“有何难”又不能令人满意。于是，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这两种解释所关注的焦点是什么，显然，是“正己”、“正人”与“从政”的关系。首先不能“正己”者肯定无法“正人”，而能做到“正己”的人就肯定可以“正人”，就可以从好政吗？显然这是问题的关键。这句话中的“苟”字很有意思，它可以是语气词，也可以当“随便”讲。目前流行的解释“如果端正了自己，对于从政有什么难呢？”显然是将“苟”当成了语气词。如果试着将“苟”的另一个意思“随便”代入我们所希望的解释中，就有了这样的句子：“随随便便端正自己就能从政的，哪有？如果不能随随便便端正自己就能从政，选择端正他人怎么样？”这样的解释与同样采用“···何有···如X何”句式的“能以礼让为国乎”不冲突，而且也很有道理，那就是一个从政的人不能仅仅通过自己修身就能治理好国家的，他还必须有端正他人、教化百姓的能力。好象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这里还有一个逻辑问题。在这个解释里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凡是从政的人，必须首先是“正己”的人。没有这个前提，这样的解释就不成立。这使我困惑了很久，曾经一度要放弃这一段的论述，但总是舍不得“如礼何”。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间明白了。原来，我一直在主张不要将《论语》当成言论集来看待，现在，面对这样一个解不开的怪圈，我却是将《论语》当成言论集了！我在就这句话来研究这句话。于是，马上翻看这段话所在的第十三章，果然，这一章是关于从政，而且有许多关于如何“正人”的论述。就在我们所研究的句子的六节之前，找到了这段话所需要的前提条件：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自己的身行端正，不必号令却能执行；自己的身行不正，即使号令却无人服从。”这句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正己”是“从政”的前提条件，从政的人必须首先是自身端正的人。对于议论文，前面的结论可以用作后面的前提，因此“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是在讨论当从政的人已经是自身端正的人之后，仅仅靠自身端正是否可以很好地从政。于是，就可以解释成：“随随便便端正自己就能从政的，哪有？如果不能随随便便端正自己就能从政，选择端正他人怎么样？”
这段关于“···何有···如X何”句式的论述可以结束了，虽然有些繁琐，但我们必须遵循同样的词句采取同样的解释这样的规则，而这样的规则也是孔子在《论语》中反复提及的：“吾道一以贯之”。
《论语》的第四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这段话看上去并不难解，原本以为可以一带而过的，没料到稍稍停留片刻，深入地想了一下，却引发了一连串复杂的思考活动。先看一看对这句话目前流行的解释：“能以礼让治国吗，这有何难；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要礼有何用。”乍一看，这解释得很合理，没有什么可以深纠的地方。但我总觉得哪里有些别扭，将译文和原文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别扭的地方是将“何有”解释成“有何难”了，如果是“有何难”的意思难道孔子不会使用“难”字吗？显然不是，《论语》中曾多次出现“难”字。翻一翻众多的版本，几乎众口一词都是这样解释的，再翻看《论语集注》，发现这样的解释也是源于朱熹：“何有，言不难也”。
虽然大家都选择了朱熹的解释，但我还是感觉不太对。首先，将“何有”解释成“有何难”或“不难”，用口语的话讲，就是有点儿愣。其次，“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要礼有何用”这样的语气不太像孔子的风格。孔子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怨天，不尤人”。而按照上面的解释，“能以礼让治国吗，这有何难”好象没说清楚，没有说明礼让治国如何不难。而“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要礼有何用”又有些怨天尤人的意思。如果我们认可这样的解释，那么这段话所能带给我们的信息非常少，只有“应该以礼让治国”这样一个信息，如此一来，在惜字如金的《论语》里就应该写成：子曰：“以礼让为国。”不仅如此，“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从逻辑上讲也有缺陷，它为什么不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如让何？”怎样才能解开这一系列的疑问呢？看来“何有”是个突破口。如果我们先不管前后文，就说这个“何有”，恐怕有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是“哪有？”的意思。采取用《论语》学习《论语》的方法，我们在《论语》里找找其他地方的“何有”：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第七章。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第九章。
从第七章和第九章出现的“何有”来看，它就是“哪有”的意思，连朱熹也在这两处将“何有”解释成“哪有” 的意思。现在将这样的解释带回到我们正在研究的句子里：“能以礼让治国吗，哪有？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先不管这段话的意思，上面的解释从逻辑上讲除了“如礼何”翻译不出来，其他三段是说得通的。于是，我们需要按照这个思路，考虑一下“如礼何”怎么解释。当然，将“如礼何”解释成“要礼有何用”是不能带入我们刚刚做的那个句子里的，况且这样的解释似乎也不太准确。如果我们将“如礼何”之中的礼字去掉，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词：“如何”。看上去孔子的这段话是一个商量的口气，是提了一个建议。好象问题出在对“如”字的解释上，但这并不难，只要查一查《新华词典》，“如”字的第一种解释是：依照、顺从。好了，我们将这样的解释带入：“能以礼让治国吗，哪有？如果不能以礼让治国，依照礼怎么样？”这实在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难道孔子认为不能以礼让治国吗？但不必心急，且看一看它与我们的体验是否相符。
“礼”和“让”都是好的品德，放到一起是“礼让”，更是为人的美德。我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在我们的语言中有许多好的词，好的概念，当我们将这些好的概念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会理所应当地认为那一定还是好的，几乎很少会想这些好的概念能不能放到一起，会不会自相矛盾。这里的“礼”和“让”就是这样的，孔子就一眼看穿了这中间的矛盾。现在我们探讨的是治国，同时采用“礼”和“让”治国便产生了矛盾。以“让”治国非常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所谓“让”就是多听百姓的意见，尽量让民众作主，因此“让”用于治国和用于为人处事有着很大的不同。问题是以“让”治国还能不能同时保持“礼”？只要分析一下民主，就可以一目了然。当今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的美国，最能体现其民主的就是选举。最近，读到一个美国人所写的文章，分析总统大选，其中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义愤是没有用的，民主竞争允许钩心斗角。某些时候，强大财团的支持，小人的手段，比绅士民主风范和绅士政治家的道德在政治中更为有效。美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在电视镜头上的绅士模样，也需要电视镜头下的小人伎俩和强人手段。”再到台湾的民主，就连电视镜头上的绅士模样也没了，我们看到的是互相漫骂，水杯，话筒满场飞。在这个时候，谁还理会什么是“礼”。选举之后，新人上台，他会要民众尽量忘掉选举中他与对手互泼的脏水，他要恢复绅士的形象。但是这时他就不那么民主了，他也许会独断专行很多事情。所以同时采用“礼”和“让”治国是不可能的，是自相矛盾的。在处理本国与别国的关系时，也是不能同时采用“礼”和“让”。与别国交往，要基本上是“礼”上往来，不能“让”，自1840年至上个世纪中叶，积弱的中国不知道“让”了多少次，结果“让”出了更多的屈辱。
如果不能同时采用“礼”和“让”治国，那应该如何取舍呢？孔子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依照礼怎么样。”治国以礼是孔子非常明确的观点，我们还可以在《论语》第十一章中找到旁证。这是一段孔子与弟子们各言其志的故事，问到子路，子路说：“如果有千乘那么大的国家，周旋于大国之间，受到入侵的威胁，又发生了饥荒，让我来治理，三年的时间，可以使人民有信心，并走上发展之路。”孔子听后一笑。事后，曾点问孔子为什么笑他，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治国以礼，但子路的话语毫不谦虚，所以笑他）。在这里孔子不仅清楚地说明“治国以礼”，而且还表明了治国者应该为人谦让。也就是说“让”是个人的美德，但不能用来治国。
到这里，基本上搞清楚了“能以礼让为国乎”这段话的含义，论述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段话中的“如礼何”所引发的相关链接却让人欲罢不能，在《论语》第三章中就出现了“如礼何”：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先看一看目前流行的解释：“人要是不仁，要礼有何用。人要是不仁，要乐有何用。”当然，这样的解释还是来源与朱熹的《论语集注》：“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其如礼乐何哉。”同样，这种解释所给出的信息量很少，又有些怨天尤人的意思，不像孔子的口气。好在我们刚刚搞清楚了“如礼何”，用这样的解释重新翻译一下这句话就是：“人要是不仁，依照礼怎么样？人要是不仁，依照乐怎么样？”这样的解释对吗？按照这样的解释，好象人是可以不仁的。搞清楚这句话的意思，和我们对“仁”的认识有关。在《道纪》第五章中，我曾经分析过孔子思想中“仁”的含义，“仁”就是做正确的事。而要想达到“做正确的事”，首先要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而要具备这样的能力，要有足够的智慧；其次在判断是非正确之后，能不能付诸实施，又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也就是说必须智勇双全才能做到“仁”，也就是说“仁”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达到的，因此“不仁”是一个非常平常的状态。在《论语》里，孔子通过对颜渊坚持仁的描述，量化了“做正确的事”的难度。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说：“颜渊可以坚持三个月，其余的人也就在一天到一个月之间”）。颜渊是孔子赞扬有加的弟子，连颜渊坚持仁也超不过三个月，可见“不仁”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今天，我们将“不仁”理解成极坏的行为，这样的理解和孔子思想是有很大出入的。如果“不仁”是一个非常平常的状态，是在说明一个人不知道如何去“做正确的事”，那么先学习一下“礼”、先学习一下“乐”，是对“仁”有帮助的。《道纪》第五章中有过论述，礼乐是人的人文时空、人文环境，看得到，感觉得到，因此容易掌握。通过对礼乐的认识，可以帮助人认识周围的人文时空、人文环境，可以了解边界的所在。了解了边界的所在，就可以提高人的判断能力，就可以去“做正确的事”了。因此“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解释应该是：“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如何去做正确的事，先顺应一下礼怎么样？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如何去做正确的事，先顺应一下乐怎么样？”
本来，到这里，由“能以礼让为国乎”所引发的讨论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但《论语》第十三章中出现的这句话又将我带了回来：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这是一段与“能以礼让为国乎”相似的“···何有···如X何”句式。如果我们解释了其中的一句话，那么同样的解释方式就应该适用于另一句话。现在将前面对“能以礼让为国乎”的解释方式代入到这句话中：“如果端正自己用于从政的，哪有？如果不能端正自己，选择端正他人怎么样？”这样的解释恐怕不会另人满意。而按照以朱熹为基础的目前流行的解释似乎要合理一些：“如果端正了自己，对于从政有什么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怎么能够端正他人呢？”这样的结果让我陷入到了怪圈之中，难道是前面解释错了吗？但是明显的将“何有”解释成“有何难”又不能令人满意。于是，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这两种解释所关注的焦点是什么，显然，是“正己”、“正人”与“从政”的关系。首先不能“正己”者肯定无法“正人”，而能做到“正己”的人就肯定可以“正人”，就可以从好政吗？显然这是问题的关键。这句话中的“苟”字很有意思，它可以是语气词，也可以当“随便”讲。目前流行的解释“如果端正了自己，对于从政有什么难呢？”显然是将“苟”当成了语气词。如果试着将“苟”的另一个意思“随便”代入我们所希望的解释中，就有了这样的句子：“随随便便端正自己就能从政的，哪有？如果不能随随便便端正自己就能从政，选择端正他人怎么样？”这样的解释与同样采用“···何有···如X何”句式的“能以礼让为国乎”不冲突，而且也很有道理，那就是一个从政的人不能仅仅通过自己修身就能治理好国家的，他还必须有端正他人、教化百姓的能力。好象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这里还有一个逻辑问题。在这个解释里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凡是从政的人，必须首先是“正己”的人。没有这个前提，这样的解释就不成立。这使我困惑了很久，曾经一度要放弃这一段的论述，但总是舍不得“如礼何”。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间明白了。原来，我一直在主张不要将《论语》当成言论集来看待，现在，面对这样一个解不开的怪圈，我却是将《论语》当成言论集了！我在就这句话来研究这句话。于是，马上翻看这段话所在的第十三章，果然，这一章是关于从政，而且有许多关于如何“正人”的论述。就在我们所研究的句子的六节之前，找到了这段话所需要的前提条件：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自己的身行端正，不必号令却能执行；自己的身行不正，即使号令却无人服从。”这句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正己”是“从政”的前提条件，从政的人必须首先是自身端正的人。对于议论文，前面的结论可以用作后面的前提，因此“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是在讨论当从政的人已经是自身端正的人之后，仅仅靠自身端正是否可以很好地从政。于是，就可以解释成：“随随便便端正自己就能从政的，哪有？如果不能随随便便端正自己就能从政，选择端正他人怎么样？”
这段关于“···何有···如X何”句式的论述可以结束了，虽然有些繁琐，但我们必须遵循同样的词句采取同样的解释这样的规则，而这样的规则也是孔子在《论语》中反复提及的：“吾道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