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回忆录纪实文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3:35:06
余论三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
——50年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考察和反思
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就在十几年前，由于缺乏资料，关于中国介入战争的研究还是一个令国际学术界感到头疼的问题。然而，从1987年起，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研究著作及回忆录不断问世，特别是1994年以来俄国档案解密增添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为各国学者重新开启了研究之门。于是，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和过程立即成为国际历史学界的热门课题，有关的研究论著相继涌现。
在利用和分析档案文献和口述材料的基础上，本文试从决策学的角度对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动机、战略方针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做一番历史考察。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合理动机
以往对于中国出兵动机的考察，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的举动主要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并以此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应该说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考虑的确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但也不是这两种因素的简单综合。面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复杂环境和条件，毛泽东的决策动机并非如有些国外学者认为的那样“混乱不清”，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且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而逐步臻于成熟。
第一，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
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于1950年6月27日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人们应该注意到，对战争的突然爆发，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27日毛泽东的讲话，28日周恩来的声明，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举动上。直到7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时，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不干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甚至透露出美国将放弃台湾的信息。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稳定及其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毁灭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这不仅是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固然，正如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出兵的原因时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但美国政府更应该想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尽管到7月初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但是有三点是十分肯定的：第一，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第二，毛泽东已经决心应战美国；第三，按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在台湾和朝鲜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后来决定在朝鲜战场与美国人一决高低的决策，最初起源于在台湾问题上被美国激发出来的革命激情。后来刘少奇关于中国出兵对苏联大使的一番谈话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决策中的革命因素：“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为了完成革命，还需要几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国侵略者作战，那我们完成革命的日期就临近了，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美国侵略者必败。”打败美国，完成革命，无论是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还是对内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此时的冲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革命情结。
第二，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
随着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毛泽东的注意力也渐渐转向了北方。8月11日中央军委最后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到9月底，毛泽东甚至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
中国军事部署的调整，首先当然是出于对东北地区安全的考虑，但不仅如此，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早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就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所以，尽管毛泽东不愿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才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1950年5月14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给朝鲜以各种援助。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麻烦了，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7月初，周恩来对即将赴朝工作的柴成文表示，中国要尽力帮助和支持朝鲜人民。同时，中国政府还答应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集中后送回朝鲜，以便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干部素质。显然，中国领导人考虑到了自身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国介入战争的意向后，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该把中国拖入战场，随后又要求中国立即集中9个师于中朝边境，准备入朝作战，并答应提供空中掩护。毛泽东未必没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压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工的角度讲显然无可指责，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迅速做出决断。从7月初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8月5日毛泽东关于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的指示，充分表明此时中国已经有了出兵朝鲜的打算和准备。如果仅从守卫国土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东北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显然包含有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8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所做的解释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
分析毛泽东此时的动机，更多的成份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首先，以新中国现实的政治状况、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是否能够保证其战胜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新政权立足未稳，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将遭受严重破坏，多年战争造成的厌战情绪，中美军事实力的明显差距等等，多数中国领导人最初反对介入战争的立场正是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考虑。其次，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参与这场可能把革命新政权带进毁灭深渊的战争呢？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没有受到威胁，那么非要为了某种信念拿国家存亡进行赌博，这种决策是否明智？最后，这次出兵作战不像国共内战那样可以由中共随意选择战场，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有提出要中国援助的请求，毛泽东也是无所作为的。因此，仅仅出于对美国行为的革命义愤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感，还不足以促使毛泽东做出最后决策。
第三，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
当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一切因素都允许和迫使毛泽东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如果中国不出兵，其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就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就把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行为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周恩来7月2日与罗申谈话时已经提到中国出兵朝鲜的客观条件就是美国越过三八线。仁川登陆的第三天，中央军委决定向朝鲜派出军事先遣小组，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毛泽东还带信给高岗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9月30日周恩来又发表演说，公开对美国政府提出严正警告。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
到9月28日，当朝鲜战场的形势已经变得极其危险的时候，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向苏联要求空军支援，同时给毛泽东写信，恳请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当然不会在这种时候公开介入朝鲜战争。在10月1日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一方面指示北朝鲜迅速组织三八线防御，一方面提出“组织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当天，斯大林便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派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接着，金日成的信使也赶到了北京。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中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实际威胁，而且苏联和朝鲜也明确请求中国出兵时，10月2日，毛泽东电令邓华“随时待命出动”，并草拟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表示中国同意出动12个师赴朝作战。由于领导层意见分歧，毛泽东答应出兵的电报没有发出。面对国内极其困难的局面，10月3日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努力：通过印度向美国传递信息，再次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一方面是美国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是朝鲜局势日益危急，中国领导人迫不得已做出了最后决定。彭德怀在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让美国占领朝鲜中国无法安心搞建设，不如打烂了再建设的一番慷慨陈词，无疑反映的是当日上午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表示的决心。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最坏打算。只是出于争取苏联军事援助的策略考虑，毛泽东没有立即将这一决定告诉斯大林，而是派周恩来和林彪赴苏商谈。
就在10月13日斯大林已经决定在朝鲜实施全面撤退计划后几个小时，莫斯科收到了毛泽东决定出兵的通知。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而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援，如果说这是两个盟友之间的一场暗中较量，那么其结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风。不过，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必胜把握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仍然坚决主张派兵赴朝作战，并非是慑于斯大林的压力，而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考虑。在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和美国飞机不断中国东北边境城市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是否会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担心是十分现实的。因此，除了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安全利益的担心外，毛泽东很可能还有对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更深层的忧虑。问题在于，如果朝鲜按照苏联的计划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更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很有可能，“东北王”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也是毛泽东在考虑东北命运时的心腹之患。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当然，毛泽东关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考虑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台湾问题、日本问题等等。斯大林在10月初劝说中国出兵时就谈到，其后果将迫使美国“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朝鲜就不会成为美国或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最后不仅会“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即使没有看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也会想到这些保证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附带收获。
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的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所以，尽管从总体上讲中国是被迫卷入这场它并不希望看到的战争的，但是当战局的发展明显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并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利益时，中国领导人最终下定了参与这场战争的决心。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应。同时，对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决策做出合理性判断的必然结果是把美国越过三八线看作是一次纯粹导致灾难的行动，因为，只要联合国军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并逼近鸭绿江，那么，无论是美国做出不会威胁中国的保证或提出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还是以扩大轰炸甚至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都不足以阻止毛泽东对美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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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他第一次决定出兵时就明确地设定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而且必须速战速决。毛泽东以其与国民党作战的经验盲目地认定，中国军队一个战役即可消灭美军几万人。得知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只是调整了入朝作战的部署，即只与南朝鲜军作战，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毛泽东紧接着又指出“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即在“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毛泽东还提到下一步要“打大仗”。
当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部队阻击待援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定了以运动战消灭敌军的策略，但仍然没有改变整体战略。在列举了不应准备进攻的平壤、元山、汉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泽东紧接着便指出：“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满足之后把这些城市逐一打开。”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到了一个与后来战争命运悠关的问题，即“迫使”美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但他对这种前景似乎并没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
总之，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毛泽东在未与美国开战之前就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或驱逐美国军队，而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中国军队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标需要的客观限度。
当中国军队带有某种偶然性地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以后，不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极大鼓舞，要求毛泽东按照其既定战略走到底，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如同仁川登陆成功使美国产生了轻敌思想一样，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泽东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然而，恰恰在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看到，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他在12月8日的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来年春天再战。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但在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金日成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向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总进军”，把“美国武装侵犯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送进坟墓”，莫斯科也建议中国应“趁热打铁”继续进攻。这时，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探询中国接受停战的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周恩来请示莫斯科，准备以书面方式递交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停战条件。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条件，同时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于是，周恩来确定对停战谈判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方针。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当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停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从毛泽东完全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全军主力就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的态度看，他下令越过三八线多少是迫于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压力，但也必须注意到，毛泽东此时并没有要改变其整体战略方针的念头。当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转入休整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避免重犯人民军所犯过的错误，必须要有两三个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显然，毛泽东只是等待机会以实现其内心的设想。正是毛泽东这种非要消灭或驱逐联合国部队的心态，使中国军队坐失了以胜利者结束战争的一次极其有利的机会。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应该指出，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为解除中国在出兵朝鲜决策时所担忧的三个问题，并不需要在整个朝鲜半岛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的答复恰恰是否定了这个联合国议案。1月17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拒绝停火的决定，其理由在于“先停火后谈判”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实际上，需要“喘息”的应该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而中国所谓先撤军再停火的主张在执行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至于说阴谋，恐怕只是中国拒绝停火的借口。因为不难推断，同拒绝赞成十三国提案的可能结果一样，美国在朝鲜停战后再卷土重来所面临的联合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讲，即使停火失败，恰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志愿军也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的地盘，并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相反，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一方面导致联合国立即通过了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动，一方面为美国军队继续进行战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中朝联军的军事处境也十分危急。
面对联合国军立即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彭德怀立即想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的问题，他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当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无疑应该力求停火以图他谋的时刻，毛泽东却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斯大林也表示支持这一主张。
事实表明，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失败了。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使毛泽东认识到“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并决定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志愿军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直到这时，毛泽东还是不愿改变初衷，还以为自己可以实现消灭美军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不过是将对手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6月，当条件已经变得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战谈判。
人们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及时罢手，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
究其原因，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如此等等。
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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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同一目标付出的多余代价
毛泽东被迫采取的长期作战和边谈边打的持久战方针，实际上表明战争已经处于他在参战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僵持状态。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至于说到得失，中国人无疑是感到骄傲的。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由此开始的历史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人民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况且，中国为此还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当然，就中国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国际义务和国家安全)，战争的最后结局也算是达到了预期目的，不过，如前文所说，这些目标早在1951年初，即朝鲜停战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总结前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1，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这就是说，由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而付出第二次代价所达到的目标，同两年半前相比，从军事的角度看几乎是相同的，但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看就相去甚远了。
决策失误所带来的后果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员和兵力的损失，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如果说因情势紧急，中国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低息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原计划仅4000万美元)尚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1951年起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就完全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了。当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不仅拒绝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不仅如此，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大约半年之后，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比重1950年为32.4%，1952年为52.9%，1953年为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50%。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50项援华工程实现的。1950-1952年中国全部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即达41.39亿元，苏联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强国的副作用在于被认定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延伸”，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总而言之，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目的本来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为此而设定的战略目标和方针却是脱离现实条件的；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在于错过了在有利条件下及时停战的历史机会；同美国越过三八线时所犯的决策错误一样，中国失误的主要原因也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从实现决策方针的结果来看，中国虽然最后也算实现了迫使其出兵的最初目标，但付出了不必要的过量代价，而最后被迫放弃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本身则证明了其战略方针的失误。
50年后回顾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及其结局，如果从军事上讲，人们已经总结出“有限战争”的概念，那么在更广阔的政治层面，是否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第一次告诫了世人：在大国之间，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之后，战争是不会有最后赢家的！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略有改动。）
余论四朝鲜战争期间的苏联驻华军事顾问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和朝鲜战争期间，有大批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到中国，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大概是空前绝后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至今还缺少专门的研究和详细的考察。本文拟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中俄双方的史料，对1950-1953年来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及其与朝鲜战争的关系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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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华苏联军事专家知多少
如果不算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的加伦(布柳赫尔)将军，那么作为政府之间的行为，苏联军事顾问最早来援助中国应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了。1938年5月，作为苏联大使馆武官的М.И.德拉特文将军便接替德国人出任中国军队的军事总顾问了。以后依次接任在华军事总顾问的是А.И.切列潘诺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К.М.卡恰诺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В.И.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从1937年底到1942年苏联撤走在华军事人员为止，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总计超过300人，此外还有技术专家200多人，其中包括志愿飞行员、大学教师、设计师、道路和桥梁专家、运输专家、医学专家等。苏联军事顾问的级别甚高，仅元帅就有6人，还有15名将军。苏联顾问不仅帮助训练中国军队，而且为总参谋部和各战区制定了数百个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的计划，其中较大型的有：武汉战役、南昌战役、长沙战役、襄阳-南阳战役、宜昌战役等。尽管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国共双方后来对此都很少提及，但这些苏联顾问和专家对于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与此相比，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来华军事顾问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二，苏联顾问的作用主要是帮助训练中国新建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及少数特殊兵种，几乎没有直接参与战争本身的策划和行动。
最早一批来的苏联军事专家是空军顾问和教官。根据1949年8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访苏达成的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出售各型飞机434架，派遣专家878名。10月19日，第一批空军专家来华，即分赴各地考察和选择校址。11月中旬以后，包括从校长、教官直到地勤保障人员的大批专家陆续到达，并立即分配到各航校参加建校工作。接着是海军聘请的以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人于1949年10月25日到达沈阳，随即被送往大连海校帮助建校办学。11月，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访苏回国又带来6人。到12月，更有621名海军顾问来华。尽管这批顾问和专家在华工作期限一般是1-2年(此间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但他们只是帮助培养军事院校的教员、训练飞行人员和其他技术兵种，与朝鲜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目前有关资料记载，到朝鲜战争结束前夕，在中国陆军系统的顾问共294人，辅助人员79人，在海军系统的顾问103人，辅助人员12人，总计488人。同期苏联顾问在空军和海军系统的人数不详，但根据上述资料统计，已经达到1500人。大体说来，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总数至少应在2000人以上，大大超过了同期在华经济专家的人数。
此外，笔者在台湾做访问学者时看到过这样一份档案文献，即“国防部”第二厅根据所收集的情报编印的一份1950年6月至1951年9月在中国大陆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名单。据台湾的情报说，此期在华顾问和技术人员共约8万人(大概是把协助防空的苏联空军部队人数计算在内了)，其中首要者和领导者442人(“其中除因原报不甚详实者均未列入外，尚有极大多数未曾查明其姓名职务与活动状况，不能一一列入”)。按其分类，军事顾问310人，政治(包括外交、教育、法律)顾问47人，经济顾问和专家72人，专业间谍13人。这个数字当然很不准确，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建国初期来华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绝大部分属于军事人员。
苏联在中国设有军事总顾问团，领导在中国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和军事院校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军事总顾问最初是由苏联首任驻华使馆武官科托夫中将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后，斯大林派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作为其私人代表来到中国，不久便接任了军事总顾问的职务，科托夫为副总顾问。1951年4月中旬扎哈罗夫奉命回国后，由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接任。1952年7月克拉索夫斯基回国，继续由科托夫兼任总顾问。1953年7月科托夫任职到期，原华东军区首席军事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上将接任总顾问。1957年7月彼得鲁舍夫斯基回国，由杜鲁方诺夫上将接任，直至1960年7月回国。
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业务和技术上负有对中国军队全面指导的职责，其中包括：一、军委领导机关、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大军区机关的领导业务；二、各技术兵种部队有关日常训练、军事工程建设、常规和尖端武器的使用以及装备、测试场地、基地维护的技术传授和指导业务；三、军事指挥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业务；四、军事工程技术院校的专业知识传授业务。与在中国政府部门的顾问和经济技术专家不同，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不属苏联驻华使馆和总顾问领导，而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军方。
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各国派遣顾问(主要在军事和国家安全系统)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请来的，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共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
他们直接受命于斯大林
笔者在查阅档案和其他资料时发现，在斯大林时期，有关苏联军事顾问来华的问题几乎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出面与苏联领导人联系或协商的。例如，1950年2月11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请求为空军司令部和气象部门派遣12名顾问。2月25日毛泽东再次要求派遣205名顾问，用以扩大航空学校和组织空军陆战师。3月22日，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对苏联政府准备照军事订货单给中国空海军以所需的顾问人员及器材表示感谢，同时请求提早运交所订物资和设备，还特别提出因扩充航校新生，需新增教员和指导员，并希望这批教员和指导员能在5月1日开学前到达中国。经与科托夫商定，4月13日又要求为新编成的空军团、师指挥部和技术服务队聘请43名军事顾问。6月23日周恩来得到通知，苏方答应再派炮兵顾问8人至沈阳，帮助中国办炮兵学校。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这既是为援助朝鲜对美作战，也是为改善中国军队的素质。苏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8月22日，周恩来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商议并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报告，需要为军委和各大军区及军队院校增加顾问208人。23日又致函布尔加宁，请苏联派遣10名装甲兵顾问，于9月来华工作。8月27日，针对中国要求向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的电报，斯大林告诉周恩来：38名顾问，其中10名为防空专家，28名为空军专家，即将派出。至于派遣其余26名顾问的问题，苏联的意见是，这些顾问的工作可由已派往中国的如下一些顾问来担任：防空兵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防空作战处和情报处处长的顾问工作；空军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顾问工作。或许是因为这些顾问尚不能满足需要，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名义写信给斯大林，再次请求扩大苏联顾问和教官的数量。1951年2月12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中国正在组建一个空军集团军，将用于参加朝鲜作战，为帮助该集团军制定计划和领导作战，希望苏联能派15名有关顾问并于2月来华。17日收到斯大林回电，同意满足中国的要求，即派遣既了解中国又同朝鲜空战有关系的顾问来华，并指定由戈卢诺夫少将担任空军司令部的顾问。10月2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再次要求加派训练飞行员的空军专家。11月13日斯大林答复：“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3个歼击机航空兵师的教练员，为期3个月；对于1个强击机航空兵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5和第11强击机航空兵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团中派遣教练员。”斯大林答应将为中国的图-2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航空兵团派遣19名顾问。直到战争接近尾声，1953年1月7日，毛泽东还要求苏联派遣海军航空兵顾问和教官12名，斯大林1月27日答复拟再补派3位海军航空兵方面的顾问，而其他专家则从目前已在中国的苏联海军顾问中派出。
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苏联对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和专家的事情非常重视和谨慎，同时也反映出中国领导人急于聘请这些顾问和专家的迫切心情。不过，从上述往来函电的内容也可以看出，中国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的目的基本是为了部队训练和掌握苏式武器，尽管这些部队和武器后来大多也用在了朝鲜战场，但与苏联顾问毕竟没有直接关系。关于苏联军事顾问帮助训练部队的具体情况，中国方面有大量的回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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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启蒙者
苏联军事顾问最早帮助创建的是6所空军航校。根据中方尽快培训出350-400名飞行员的要求，苏联空军建议组建4所歼击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00名专家，6所轰炸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20名专家，此外还有地勤人员、理论教员、航空医生、后勤保障人员，及少量派驻空军司令部的专家，共计878名。按这个设计，就相当于两个专家培训一名飞行员。1949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正式成立时，第一批学员编有速成班110人，一期甲班677名，学制分别为6个月和1年。即使增加了学员，也差不多是1名专家培训1名飞行员。苏联专家按照学制和培养目标制订出学员航空理论教育和飞行训练的全套计划，并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从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制度到课堂授课、教学考核等都由专家负责。上课时由苏联教官带着翻译去讲课。苏联专家教学非常认真，对学员也非常热情、耐心。在飞行训练阶段，全部组织实施和机务保障也由专家负责。苏联飞行教员手把手地教授学员，尽管语言不通，学员文化程度又低，但这些苏联专家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在苏联专家的严密组织和精心教学下，经过学员的努力，首批速成班和一期甲班学员终于按计划完成了训练任务，速成班于1950年5月毕业，一期甲班于1951年1月毕业。截止1951年5月1日，航校培训毕业的飞行人员保证空军连续组建了17个航空兵师、34个航空兵团。
航空部队组建以后，作战训练同样是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进行的。1950年春天以后，有几十个苏联空军师陆续来到中国担任防空保卫，于是，新组建的中国空军部队经过短期预科教育后，便成建制地驻扎在苏联军队营地，采取了“专家包教、我们保学、突击速成”的培训方法。从空中飞行、作战指挥到地勤服务和飞机维护保养，“一级带一级，一套教一套”，兵对兵、将对将地进行培训。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突击训练，达到大队编队水平后，中国部队便接管了全部装备，只留下少数苏联顾问继续帮助训练或改装。1952年以前，大多数空军部队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战斗训练的。
海军兵种复杂，技术含量高，对苏联专家的需求最为迫切。从1949年10月就不断有苏联专家和顾问来到海军领导机关及各部门、各个部队和院校，他们对中国海军的组织建设、作战、训练、装备建设、工程建设、后勤保障、学校建设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帮助。
不过，顾问和专家最集中的地方还是在海军的院校。1950年2月创建的大连海校(后分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和海军工程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苏联专家早在1949年10月就来到了沈阳，首先沿渤海和黄海岸边进行考察，并选定了校址，以后又帮助学校制定了教学计划，编写了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制度，使学校教学工作一开始就能走上正规的道路。位于南京的华东海校1950年4月改为海军联合学校后也来了苏联顾问组。在海军学校创办初期，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从制订教育计划和教学大钢，编译教材，培养教员，研究教学方法，筹办教学设备，建设实验室，到教学的组织领导，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培养学员的正规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苏联专家热情的帮助和指导。直到1953年，由于海军各学校提高了独立办学能力，教学工作已逐步走上了轨道，苏联专家数量才逐年减少。
这一时期来华的军事顾问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帮助组建特种兵部队。例如，中国的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就是苏联顾问帮助建立的。经过与苏联军方商谈，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空降兵部队，并于1950年2月15日与苏方谈定，聘请41名顾问，订购300具降落伞。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成立空军陆战第1旅。到7月底，以沙别里车夫上校为首的苏联顾问团先后到达北京和开封营区。一个旅配备41名顾问，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了，从旅长、政委、参谋长，到旅机关的炮兵、作战、伞降、通信、工兵和后勤、医务等部门，都安排有苏联顾问，同时还为下属7个营的营长、伞兵科科长乃至叠伞员都配备了顾问。顾问团负责帮助进行军事训练和加强行政管理，并对各项工作实施全面督促检查和提出建议。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空军陆战旅于1951年3月胜利完成了跳伞训练，并于6月28日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组织的河川进攻联合演习。
苏联培训中国军队的特殊兵种还有一种方式，即将中国部队整建制地编入苏联军队中，在专门教官的指导下与苏军官兵一起进行训练。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就是这样诞生的。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派来潜艇全套艇员，“以便有效地帮助训练，待完成任务后返回苏联”。1951年2月7日，苏联同意于1951年5月至1953年6月(后延长一年)在旅顺基地为中国培训4艘潜艇的艇员，并拨出两艘潜水艇供培训使用，训练完毕再移交给中国。1951年4月20日至5月初，由傅继泽、李克明等275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潜水艇学习队先后到达苏联红海军太平洋舰队潜水艇分队。5月14日正式开始学习和训练，苏军指派10名教官和2艘潜艇的全部艇员负责学习队教育和训练。中国的潜艇学习队是一支由4艘潜艇艇员组成的大队，作为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归中国海军直接领导，但生活在苏联潜艇部队中，学习和行政均由苏军领导。全体人员身着苏联海军服装，伙食按苏军潜艇标准，与苏军潜艇官兵一同进餐，执行的是苏军条令条例。党的关系、政治工作由旅大市委领导。1954年6月19日，旅顺潜艇学习队结业，并独立操纵着从苏联购买的两艘潜艇于6月29日驶抵青岛。7月22日，组建了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从此，中国海军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
在培训中国军队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方面，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作用的确是不可替代的。至于说到直接参与或干预在朝鲜战场作战指挥的情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379 楼] | Posted:2009-06-30 21:03| 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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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哈罗夫与聂荣臻的争论
对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莫斯科的意见的确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那只是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事情，而笔者所见的史料表明，在战争中苏联军事顾问们几乎没有直接发挥作用。
关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战略决策的事例的确有过一次，但结局令人很不愉快。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1月8日彭德怀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和苏联顾问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中国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苏联新任驻朝鲜大使拉组瓦耶夫也通过朝鲜外务相朴宪永转达了反对意见，彭德怀仍不为所动。
1月9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表示坚决反对，他来到军委作战部，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
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朝鲜人民军可以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人民军当然无力单独作战，苏联顾问和朝鲜方面不得不听从彭德怀的意见同意部队转入休整。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驻朝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这件事发生以后，在朝鲜作战问题上苏联顾问就不再多发表意见了，而将主要工作放在为志愿军干部讲课和培训方面。1951年1月13日，东北军区通知志愿军总部说，苏联军事顾问建议利用休整时间为志愿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在沈阳办短期(2个星期)集训班，由苏联顾问讲授苏德战争各大战役中的反攻和进攻经验，以及介绍现代战争的知识。彭德怀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从西线各军抽调部分师以上干部去沈阳参加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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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切尔金给莫斯科的报告
从中俄双方公布的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苏联军事顾问在有关战争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双方领导人转交函电、传递信息及协助商谈武器援助和派遣专家等问题。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在华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1951年6月16日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其中特别讲到对志愿军的看法及苏联顾问与志愿军作战指挥的关系，现摘录如下：
现在我报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人民军的战斗素质
我看过的许多文件以及同有机会接触过中国人民军的中国同志和我们的同志座谈都表明，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战斗素质。广大指战员坚忍不拔，战斗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部队善于在山地作战，能广泛利用夜间和恶劣天气。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不适应在冬季条件下作战，因为棉衣不足，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御寒衣物，同时还缺少御寒的经验。
部队优秀的战斗素质和高昂的士气是由坚强的政治工作来保障的。这说明了为什么部队有时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有战斗力并准备迅速由防御转入进攻。
开始存在的“恐美症”经过几次胜仗之后基本上消除了。的确，在春季战役中“恐美症”又有所复发，这表现在回避攻击美国人所守卫的战线地段。如果必须进攻这些地段，则常表现出不坚定，战斗不是都进行到底。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坚决消灭被合围的美军部、分队，甚至有时给被合围的美军部队提供逃跑的机会，以免遭受大的伤亡和浪费不多的弹药储备。
二、对朝鲜战斗行动的评价
下面两种基本情况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战斗行动特点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与美国人相比，部队技术装备差；(2)后勤组织薄弱。
虽说粮食、弹药储备充足，但满足增长需求不超过40－50%。前线部队吃不饱，有不少时候简直挨饿，因此部队不仅没有能力把顺利开始的战役进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夺取的领土。
不能充分保障前线部队给养的原因是：(1)由于美航空兵对交通线的轰炸，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运行；(2)汽车和马车数量不足；(3)整个后勤系统组织不得力。……
三、中国人民军总参谋部(总部)的作用和地位
尽管形式上有总参谋部，但至今它没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在领导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中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参谋部有作战部(也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它是由10-12名军官编成的一个小组，为政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起草报告。
研究形势和制定提案不是作战部的职能。它只满足于被动地收取情报，并不考虑哪些应该核实或查明。可以认为，如果没接到什么情报，彭德怀司令部里也不会有这些情报。
对提出的战役计划不给予研究，也不提出自己对战役计划的看法。认为彭德怀清楚该怎么办。另外，他是副总司令，由于朱德总司令有病或者其他原因离开了部队指挥，实际上对彭德怀给予什么指示的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但毛泽东同志认为不需要干预彭德怀的计划，认为彭德怀亲临现场最清楚该怎么办。
履行总参谋长之职的聂荣臻同志在军队领导人之中是比较年轻的，由于中国墨守成规的传统，他避免了许多可能损害他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关系的行动。因此，作为总参谋长，他犹豫不决，甚至不想提出关于确定总参谋部在军队指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四、关于我军事顾问的作用
中国的同志们对我军事顾问态度很好。他们认真听取我们顾问的所有意见和考虑，但对他们非常谨慎，尤其是涉及到朝鲜战争问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国同志们害怕我们把不符合中国军队发展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战法强加给他们。当他们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客气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你们观点不同。”(聂荣臻语)一次彭德怀说，他甚至还有考虑把部队开到鸭绿江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这么短的距离，他将有更好的机会粉碎美国人。
中国的同志们担心敌人在自己背后登陆，所以把很多部队部署在沿海地区，不想深入南朝鲜。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在朝鲜打10年战争，要在这种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力量，认为在短时间里粉碎敌人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十分谨慎的方式表示，他们对不给他们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不满(100毫米高射炮，以及各种不亚于美国人的自动武器)。……
我们的顾问在帮助中国同志克服在组织部队和战术方面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遇到中国同志的推辞(等一等，不着急)，常妥协退让。
现在感觉不到中国人民军运用我们的战斗经验。这特别涉及战斗的指挥、组织问题，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种的使用问题。
在外省工作的顾问更是听其自便。在我在中国期间，军事总顾问只去外地一次(沈阳)，此外只开过一次会交流工作经验。
尽管科切尔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误写为“中国人民军”，但据笔者看到的中国材料以及与当事人的交谈，这个报告所讲的情况大体是准确的。从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在朝鲜战场的作战问题上，中国军方领导人与苏联顾问之间很少进行认真的讨论，中方在听取苏方意见时非常谨慎，而苏方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也是小心翼翼。很可能是受到科切尔金报告的影响，斯大林在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上未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381 楼] | Posted:2009-06-30 21:04| 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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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
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后，1951年8月27日和9月8日，毛泽东连续两次给斯大林发电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到志愿军总部和各部队中工作。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经过研究并与克拉索夫斯基协商后，中国方面认为必须派出83名顾问，其中包括派往志愿军司令部的顾问10人，派往5个兵团的顾问共10人，派往21个军的顾问63人。毛泽东要求“上述顾问最好于1951年9-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毛泽东对此做何考虑不甚清楚，或许是因为中国军队不善阵地战，或许是因为大量苏式武器已运抵朝鲜战场，总之，此时志愿军需要加强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
不过，斯大林的答复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9月10日斯大林回电称，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席军事顾问的一个军事专家小组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顾问。关于是否向军部或兵团司令部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将在首席军事顾问进入实地熟悉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合理地加以解决。两天以后，未等毛泽东答复，斯大林再次去电说：“我们认为，有5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斯大林不愿向朝鲜战场派遣苏联顾问固然是出于苏联在朝鲜战争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即苏联不能公开参战，特别是不能造成苏联军人有可能在战场被俘的机会，为此，斯大林曾规定派往朝鲜人民军的苏联顾问只能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出现，苏联空军参加战斗只能在中朝军队的后方上空活动。但另一方面，根据科切尔金报告的情况，苏联顾问即使呆在战场大概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又何必多此一举？
后来的事实证明，来到朝鲜战场的苏联顾问其职责主要也是了解战场敌我双方的情况。据在志愿军总部负责接待苏联顾问的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后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并未到志愿军总部，顾问团团长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炮兵中将，另外还有1名少将和2名上校，以及1名文职翻译人员。邓华副司令员向作战部交待任务时也强调：顾问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情况，可指定人专门与他们联系，只谈敌我战场情况，其他与我无关的事就不要说了。另据军委作战部参谋王亚志回忆，于1951年10月到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都是搞情报工作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定期向莫斯科传递战局发展的情况。这些顾问在司令部只听不说，从不发表不同意见。
正是由于苏联顾问在朝鲜作用不大，1953年1月17日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向斯大林请示召回在志愿军总部的顾问组，理由是彭德怀已经回国，与志愿军司令部的联系可以由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而有关朝鲜前线形势的情报则继续由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和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于是，这些苏联顾问在3月斯大林去世后全部回国。
由此可以做出结论：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驻华军事顾问虽然人数众多，但其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部队进行训练，收集和传送有关战争的情报，联系和协商对华军事援助的问题，而没有参与对战争进程的指导，更没有对中国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产生影响。
（原载《百年潮》2003年第3期。）
[382 楼] | Posted:2009-06-30 21:04| 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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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五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
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的中期，苏联给予了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提供贷款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然而，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贷款，其中有多少属于军事贷款，有多少属于经济贷款，这些贷款的具体情况如何，学术界至今没有一致认可的说法。中苏双方政府从未公布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全面情况，故而曾引起外间各种猜测和估算。1960年8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说，从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3亿美元(52亿卢布)的贷款，其中4.3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也有的美国专家估计为22亿美元(合88亿卢布)，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说法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120亿卢布)。作为历史研究的结论，中国方面和苏联方面的统计差别很大，就是中国国内不同著作中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总之，在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尚未说清楚但必须说清楚的问题。
本文拟利用中国和俄国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对苏联1950年代援华的贷款数额、用途及其条件做一点考察。
[383 楼] | Posted:2009-06-30 21:04| 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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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贷款数额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外交史》)提供了有关苏联对华贷款的比较全面的材料。为了便于考察，现将该书提供的材料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制成下表：
《外交史》关于苏联对华贷款的统计
序号
1
时间
1950年2月14日
金额(旧卢布)
12亿
用途
经济建设
2
1951年2月1日
9.86亿
购买军用物资
3
1952年9月15日
0.38亿
种植橡胶
4
1952年11月9日
10.36亿
购买60个步兵师装备
5
1953年6月4日
6.1亿
购买海军装备
6
1954年1月23日
0.035亿
有色金属公司
7
1954年6月19日
0.088亿
有色金属和石油
8
1954年10月12日
5.46亿
特种军事用途
9
1954年12月12日
2.78亿
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苏联股份
10
1955年2月28日
2.47亿
转售安东苏军物资
11
1955年10月31日
7.23亿
转售旅大军事基地苏军物资
总计
56.76亿
《外交史》提供的这个数字最早大概是周恩来说的。1960年7月14-1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托作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长篇报告，其中讲到，朝鲜战争及后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总计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15亿卢布，总共62亿卢布，预计到1965年可以还清。19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说，苏联1950-1955年向中国贷款11笔，总计金额为56.6亿旧卢布，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抗美援朝战争和偿付苏联移交物资等方面。这与《外交史》提供的材料大体相同。同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说贷款共有11笔：“除1950年贷款3亿美元外，1951-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0项贷款协议，其中一笔为无息，9笔年息2%，偿还期2-10年”。但其统计的贷款总金额略少：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
现在看一下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2)、著名经济学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以下简称《经贸史》)一书中使用的贷款数字是按照1961年1月1日苏联公布的新卢布牌价计算的，为了便于对比，现折合成旧卢布(1个新卢布折合4.45个旧卢布)，也列表于下：
《经贸史》关于苏联对华贷款的统计
序号
时间
金额(新卢布)
金额(旧卢布)
1
1950年
2.7亿
12亿
2
1951年
4.33亿
19.269亿
3
1952年
2.415亿
10.747亿
4
1953年
1.352亿
6.016亿
5
1954年
1.882亿
8.375亿
6
1955年
2.182亿
9.710亿
总计
14.861亿
66.117亿
两方材料比较，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金额比中国方面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如果除去新旧卢布换算时出现的微小差额不计，主要差别出现在对1951年贷款数额的计算上，其他各项大体相同。再对比其他材料，逐项核查以上两表所列数字，可以看出，主要问题也出在1951年的贷款数额上。1952年9月的橡胶贷款，签订协定时确定的金额为7000万卢布，但1953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基本上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压缩在华南种植橡胶的计划的主张。可以推断，此项计划的提前结束导致贷款中断，故实际使用只有3800万卢布，这与《经贸史》上的数字也是一致的。1954年10月12日的特种贷款，协定签订的金额是5.2亿卢布，很可能是在实际使用中略微超出了一些(2600万)。这些均可略去不计。至于其他项目的数额，双方的统计则完全一致。因此，关键是1951年的贷款，中苏双方的计算相差9亿多卢布。最近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中特别提到了这个差额。《杨尚昆日记》1960年10月16日记载：苏联方面提出中国共贷款66亿卢布，实际情况是贷款总额为56.76亿，不是66亿，苏联多算了9亿。抗美援朝贷款为9.86亿，而算作了19亿。
那么，这个差额是怎样出现的呢？
首先应该确定1951年2月1日贷款的数额。关于这一数额，《外交史》说是9.86亿卢布，《经贸史》说1951年2月贷款为19.161亿，不过这是将折扣的9.297亿计算在内了，减去折扣，恰好也是9.86亿卢布。但《经贸史》在另一处又称1951年的贷款是19.269亿卢布，这就使人想到，1951年的贷款可能不只是2月1日一笔。
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协定是由周恩来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亦译沙哈罗夫)签订的，当时确定的数额为12.35亿卢布。1953年12月3日，周恩来关于《苏联政府五项贷款逐步偿还初步计算》给中共中央各领导人的信函中说，我国政府将于1954年至1963年间偿还苏联五项贷款，金额总计为40.08亿卢布。这个数额基本上即前表所列1-5项的贷款数额之总和，其中橡胶贷款当时已经确定缩减，而1951年2月1日贷款仍然是按协定数额12.35亿卢布计算的。1954年1月31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要求对这笔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清算。3月下旬，中苏双方草签了关于结束使用抗美援朝军事贷款的议定书。4月13日周恩来的批示中有这样一段话：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对周恩来这段话应作如下理解：实际使用19亿多卢布，而欠款只能算9.8亿多卢布，原因是“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即减去了折扣数额9亿多。综合上述材料可以做出如下判断：2月1日协定贷款数额12.35亿，实际使用9.86亿，剩余2.4亿多由苏联收回。所以，周恩来批示中所说“19亿多卢布”和“9.8亿多卢布”，都是针对1951年2月1日这一项贷款数额而言的。
但是，苏联方面在清算时确定1951年贷款的实际使用数额为19亿多卢布，很可能是将1951年内的所有贷款计算在内了。既然中苏双方对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数额9.86亿卢布没有异议，那么问题就在于，除此之外，1951年可能还有其他的贷款。
根据查阅《周恩来年谱》和近几年俄国解密档案的结果，1951年中国的确还向苏联提出了补充贷款的要求，而且苏联方面也确实提供了这些贷款。
证据一：1951年9月5日周恩来审改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电文说，今年2月1日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4月10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6月均已用完，鉴于“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请苏联政府考虑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再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能于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同月12日斯大林复电说，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追加的军事订货最早也要在6个月内交付。这就是说，除2月1日贷款外，4月10日还有一笔补充贷款，在此之外，毛泽东又要求苏联提供新的6亿卢布军事贷款，而且已得到斯大林同意。
证据二：1951年9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这进一步说明，斯大林同意提供新的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且中方已经得到答复。
证据三：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说：“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三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这再次证明，1951年总共有三笔同等条件的军事贷款，即2月1日根据周恩来与扎哈罗夫协定的贷款，4月10日和9月12日斯大林电报追加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已经在使用过程中。
至于1951年后两次补充贷款的数额，已知9月12日追加了6亿卢布，而4月10日补充的贷款，根据苏方提出1951年贷款总计19.269亿，减去2月1日的9.86亿，再减去9月12日的6亿，应为3.4亿卢布。如此计算的结果，在整个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13笔，而不是11笔，总金额大约是66亿旧卢布，而不是56.76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并非如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说是没有将苏联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股份的贷款计算在内——没有材料证明应该把苏联转让的股份作为贷款，而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正式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
当然，如果计算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全部贷款，还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贷款。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经商议中国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384 楼] | Posted:2009-06-30 21:04| 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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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贷款用途
那么，在这些贷款中究竟有多少是经济贷款，有多少是军事贷款，在军事贷款中又有多少属于对中国抗美援朝的贷款呢？由于统计方法不同，或核算缺项，各种材料提供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这里有必要加以详细计算和说明。
按照《外交史》提供的数字和分类计算，在贷款总额中，军事贷款占73%，经济贷款占23%，此外，仅抗美援朝贷款就占贷款总额的60%。另有著作计算的结果是：军事贷款占76.1%，经济贷款占23.9%。显然，上述计算都是根据贷款协定的条文来确定贷款用途的，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首先，《外交史》将1950年2月14日的12亿卢布贷款全部算作“经济建设贷款”是不妥当的。尽管贷款协定第二条规定其用途是“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厂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但实际上这笔贷款究竟有多少用于经济建设，值得研究。
在这笔贷款的协定商谈完毕但尚未签署时，中国方面已经确定了第一年的贷款数额的用途。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在给刘少奇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说：“本年内贷款只能支付6000万美元，已购之飞机(340架)、汽车、降落伞、钢轨(43089吨)、高射炮、炮弹、汽油及空军各种器材共值4000万元美金。”这笔贷款以每年同等数目分五年支付，即一年2.4亿卢布(6000万美元)，而第一年贷款中的4000万美元，除钢轨外，大体上定购的都是军用物资。剩余的2000万美元则决定给海空军定货使用。这就是说，第一年的贷款基本上用于军事方面了。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需要苏联保证武器和装备的供应。为了得到这些军事装备，又不影响经济建设，毛泽东在1950年10月13日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要求苏联政府以租借办法保持2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同日，毛泽东又告诉苏联大使罗申，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军事装备付现款，“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联方面决定将一部分军事装备列入了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定。斯大林在1951年1月4日通知毛泽东，至1950年10月中旬(即中国出兵朝鲜)以前，苏联根据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已向中国提供了总价值为1.4亿卢布的军用物资。此外，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也向斯大林报告：经与中方商定，“在明确规定1950年实际供货数额后，按提供中国规定额度军事贷款的决定，纳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和商品流通的供货价值，总数定为2.65亿卢布(1.4亿卢布属1950年贷款，1.25亿属商品流通)。这些数目的说明书已于今年1月9日由外贸部告知扎哈罗夫同志和米库诺夫同志”。这就说明，在12亿卢布的经济贷款中，至少在1951年初已有1.4亿转为军事贷款了。至于这笔贷款最终的使用情况目前尚无文献证明，但据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回忆，原来中央军委曾计划将这3亿美元军事贷款的一半拨给海军使用，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出国作战急需空军支援，结果这笔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用于空军购置飞机了。1950年和1951年实际执行的结果，海军建设从原先确定的这笔经费中只开支了约2000万美元。肖劲光使用的“军事贷款”这个用语表明，在军方领导人的心目中这笔贷款原本就是为军事方面提供的。据以上材料估计，1950年的贷款尽管未必完全算作军事贷款(军事贷款有折扣)，但看来实际上主要用于购买军事物资了，而且似应算在抗美援朝贷款项目下。
同时，《外交史》算在抗美援朝项下的五笔贷款也不大合理。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属于抗美援朝贷款，这一项没有问题，而1953年的海军贷款、1954年的特种军事贷款、1955年的转售安东军用物资贷款都发生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或结束以后，而且其条件也不是如战争期间的半价支付，把这些都算作抗美援朝贷款未免牵强。
至于1952年11月9日签订的60个步兵师装备的贷款，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实际上，这60个步兵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在1951年就已经开始提供了，只不过当年提供的4个师装备中，3个师的装备经协商转给了朝鲜人民军。中国本来希望在1952年内完成其余装备的交货，后因斯大林提出1951年只能交货10个师的装备，其余将在两年内交齐，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电报，指示正在莫斯科谈判的徐向前，“提前于明年交完的问题不要再提”。7月31日，中央军委下达自本年8月至1954年10月60个师的换装计划。以后，交货日期再次推迟。1952年3月，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又要求，其余应提供的装备交付期限为1952年16个师，1953年20个师，1954年20个师。关于这批武器装备的贷款问题，毛泽东说，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后来协定签订了，但用这笔贷款改装的部队只有3个师在朝鲜停战前入朝作战，用这笔贷款购买的武器，也只有37高射炮炮弹及部分122榴弹炮炮弹用于朝鲜战场，其余均未用于朝鲜战争。另外，这60个师装备的贷款条件也不是像1951年2月1日军事贷款那样按照援助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条件拟定的。
这里就涉及到了所谓抗美援朝贷款的折扣问题。关于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条件，苏方提出的意见是：“1950年10月19日后，即中国参战以后和与此直接有关而交付的军用物资的价款，按已交付物资的半价从贷款中支付。中国军队入朝以前，即1950年10月19日以前所提供的军用物资，以及1950年10月19日以后提供的但非用于与中国赴朝参战直接有关目的的军用物资的价款，由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和按商品流通方式支付。”经中苏双方反复协商，最后确定为：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朝鲜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显然，这种给予特殊优惠条件的贷款是专门针对中国抗美援朝的情况而定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志愿军不顾艰难困苦出兵朝鲜作战，直接是援助了朝鲜，间接则是帮助了苏联，是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战。顺便说一句，这个道理斯大林心里最清楚不过了，所以苏联方面后来在讨论偿还贷款时总把这个折扣问题挂在嘴边，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60个步兵师装备的贷款则没有按上述条件提供。由于中国急需现代武器改装部队，又只能采取贷款的方式购买这些装备，而斯大林则表示苏联提供贷款有困难，所以周恩来提出这60个师的装备贷款中国将全额支付。在1952年9月19日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莫洛托夫又特意提到这一问题，请周恩来确认支付中国60个师装备的军事贷款不属于苏联政府按1951年2月1日协定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即这60个步兵师的装备供货将用中苏特别协定的贷款全额支付。当周恩来表示肯定的态度后，斯大林立即说，在这种情况下要签一个特别协定。所以，这60个步兵师的贷款，从条件上看，苏联似乎也没有把它计入抗美援朝的贷款。
归纳一下，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应为前表所列第1、2、4、5、8、10、11项及1951年两笔补充贷款，总计62.88亿卢布，占50年代全部贷款的95%。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应为1950年贷款的基本数额和1951年贷款的数额，再加上60个步兵师装备贷款中3个师的数额，总计大约是32亿旧卢布。这个数字与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报告的1950-1953年由苏联进口的特殊订货共计31.948亿卢布(结汇数字)基本吻合。因此，抗美援朝贷款在贷款总数中所占比例也不是《外交史》计算的60%以上，而是大约48%。至于经济贷款，如果不算1961年的3.296新卢布蔗糖贷款(合14.6亿旧卢布)，那么还不到3.3亿旧卢布。
根据上述分析和考察再列表如下。鉴于苏方材料使用的是新卢布，且相应的具体数字与中方材料相差无几，故此表基本采用中方材料提供的数据：
50年代苏联给中国贷款的统计金额单位：亿（旧卢布）
序号
时间
协议金额
实际使用
军事(其中抗美援朝)
经济
1
1950.2.14
12
12
12(基本全部)
2
1951.2.1
12.35
9.86
9.86(9.86)
3
1951.4.10
3.4
3.4
3.4(3.4)
4
1951.9.12
6
6
6(6)
5
1951.9.15
0.7
0.38
0.38
6
1952.11.9
10.36
10.36
10.36(大约1)
7
1953.6.4
6.1
6.1
6.1
8
1954.1.23
0.035
0.035
0.035
9
1954.6.19
0.088
0.088
0.088
10
1954.10.12
5.2
5.46
5.46
11
1954.10.12
2.78
2.78
2.78
12
1955.2.28
2.47
2.47
2.47
13
1955.10.31
7.23
7.23
7.23
总计
68.713
66.163
62.88(约32亿)
3.283
[385 楼] | Posted:2009-06-30 21:04| 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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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贷款条件
从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角度看，抛开战争的因素，这个贷款数额，无论就借方的能力还是贷方的需求来说都不算多。根据苏联公布的材料，截至1957年7月为止，苏联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贷款数目达到280亿卢布。对于发展中国家，1954-1957年给印度贷款10亿多卢布，偿还期12年。1954-1956年给阿富汗贷款4.13亿卢布，偿还期30年。1956-1957年给印度尼西亚贷款4.264亿卢布，偿还期6-12年。1959年又增加对印度贷款共25亿卢布。此外，1953年苏联还向朝鲜提供了无偿经济援助10亿卢布，以后又增加了7.6亿卢布贷款，并经1960年10月签订协议免于偿还；1955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4亿卢布。与此相比，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总额为数应不算少，约占给社会主义国家贷款总额的2/5，但这主要是因为战争及冷战环境而需保证国家安全的原故，作为经济援助的项目，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却少的可怜，即不足给印度贷款的1/10。
这里的问题并不完全是苏联不愿提供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领导人对贷款这种经济运作方式的认识有关。除了战争期间对武器弹药的紧迫需求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并不愿意对外借债。第一笔向苏联提出的3亿美元贷款数额并不大，据查，仅1948年2月苏联向波兰提供工业设备一项即贷款4.5亿美元。但当时并非苏联不愿给予，而是中国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为此对国内的解释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不过，此时中国不愿过多借债，到急需贷款时苏联又未能如愿以偿地给予援助。
情况的变化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为了解决战场的燃眉之急，中国不得不一再向苏联提出贷款的要求。如前所述，1950年10月出兵前，毛泽东要求苏联在经济贷款之外另行提供军事贷款；中国出兵以后，特别是1951年初，毛泽东又屡次要求斯大林增加军事贷款。对中国的这两次要求苏联方面立即给予了满意的答复，但关于60个步兵师装备和海军设备供应的谈判进展则十分缓慢，为此，中国方面显得非常急迫，而苏联方面似乎也确有为难之处。
1951年6月，高岗和彭德怀受命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朝鲜停战问题，会谈时提出了中国军队更换装备的事情。当时斯大林表示“关于供应60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然而，在莫斯科进行预备谈判的总参谋长徐向前报告，按苏联总参谋部的安排，在这60个师的装备中，当年只能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在6月2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因此，毛泽东提出，苏联的安排“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毛泽东的要求是在1951年下半年，即“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的一切”。
6月23日，徐向前会见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提出了与毛泽东电报中的同样要求，并提交了经过修订补充的60个师装备的最后订单。第二天，斯大林答复毛泽东说：“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已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这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那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6月30日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回复：关于提供60个师装备的期限，“我们应该只依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来办，即在3年内完成60个师装备供应，而在1951年完成10个师的供应”。此后，苏联又提出1951年只能完成4个师装备的供货，其余6个师的装备推迟到1952年上半年，毛泽东也表示同意，并提出，因此“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发货的结束时间也推迟半年，即于1954年底发货完毕”。
发货的时间和数量基本确定下来以后，中方提出了供货方式的问题。毛泽东在10月4日的电报中提醒斯大林：“今年6月高岗同志在莫斯科就60个师所需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进行谈判时，曾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上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将由中国政府用军事贷款于8年内分期偿付。”所谓“军事贷款”，就意味着按照2月1日贷款协定，即以半价偿付的条件执行。毛泽东的意图是清楚的，但苏联方面迟迟没有答复。直到次年4月，斯大林才表示同意就“支付60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进行谈判，但提出的建议是“根据提供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没有看到谈判过程的历史文献，但其结果如前所述，这60个师的装备贷款没有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的条件按半价执行，而是需要按全价付款。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提出的海军装备贷款总额苏联则表示难以接受。关于海军装备的贷款，毛泽东在1952年3月28日提出的数额是18亿卢布，要求“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参谋长罗舜初和两名中国海军工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进行谈判。苏联同意来人进行谈判，但谈判实际进展极不顺利。到是年9月，周恩来只得亲自向斯大林提出要求。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安排，周恩来告诉斯大林，中国想要得到40亿卢布的贷款，大体安排是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采购橡胶1亿卢布，工业设备8亿卢布。另外18亿的飞机货款中国打算用现金支付。斯大林同意提供贷款，但明确表示不能接受40亿这个数字。斯大林强调，问题不在贷款多少，而是苏联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多的设备，至于究竟能够提供多少贷款需要计算，时间为两个月。苏联方面是如何计算的，不得而知，但众所周知的是，两个月内只确定了橡胶和60个师装备的贷款(合计11亿多卢布)，海军贷款经过9个月的“计算”，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确定下来，实际数额是6.1亿卢布，而工业贷款则没有再提起。
也许是苏联方面确有实际困难，也许是斯大林不愿提供大量的经济贷款，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没有强求增加经济贷款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在1950年2月的贷款谈判中提出的贷款条件令人感到不满。最初，苏联方面并没有谈到贷款的附加条件问题。例如，在1月22日莫洛托夫等人提交的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有关中苏条约的12个文件中均没有关于贷款附加条件的内容，斯大林在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正式会谈时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给予年息1%的优惠条件是非常满意的。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当1月26日斯大林收到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草案后，对其中要求苏联立即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权利的条款感到非常意外和不满。尽管后来苏方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大体上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但随之便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协定，其中就包括贷款协定的议定书。
经过一轮谈判后，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苏方要求的数量令周恩来颇感为难：“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开采和生产极为落后，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3吨，而1949年仅2766.58吨，1936-1948年平均年出口约7386.6吨；锑矿最高年产为22401吨，1949年仅1204.77吨，1937-1947年平均年出口约4512.7吨；锡年产分别为11710吨和3500吨，1939-1948年平均年出口3787.1吨；铅最高年产约10000吨，自给略有剩余。所以，苏联提出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力所不及的。
据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免除铅的供货，减少锡和锑的供货。经过反复谈判苏方最后接受了中国的请求，不过，苏联提出的这个附加条件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多少有些盛气凌人的味道。针对这种情况，中方在起草关于贷款的议定书时特意首先提到：“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当这个文件发回北京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刘少奇给毛泽东去电汇报说，政治局会议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中帮助苏联政府数句似可删去。但毛泽东坚持这种说法，他在复电中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显然，因为这种条件表明中国得到苏联贷款并非是单方面的求援，而同时也为苏联提供了帮助。
在经济贷款中还有一件事更使中国人对苏联的条件感到不满，这就是关于向苏联提供橡胶的问题。橡胶是苏联本身无法生产而在冷战环境中又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因而希望通过中国的途径搞到。早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时斯大林就询问中国南方是否能够种植橡胶。1950年11月斯大林要求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5000吨，周恩来为此致信毛泽东等人，告以莫斯科来电内容，并建议不管中国如何困难，都应转卖苏联5000吨。后经毛泽东同意，并与陈云商定：多给苏联3000吨，共8000吨橡胶，并可代订5-7万吨。但随后美国开始实行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中国要进口橡胶也非常困难了。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在1951年上半年利用在天津和广州的两家英国公司进口了4800吨橡胶。
斯大林对中国能够向苏联提供橡胶表示满意，但又感数量不足，希望中国大量种植橡胶，以保证这种战略物资的供应。20世纪初中国从马来亚半岛引进橡胶树，但只有海南岛地区适宜种植。解放初期，种植面积29332亩，年产橡胶约7500担，尚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1952年3月，斯大林提出以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开发橡胶生产。斯大林没有想到股份公司的方式更为中国领导人所反感。毛泽东同意在中国南方种植橡胶，但认为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建议由苏联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而中国以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答应按低于世界市场的优惠价格向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
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双方签订了橡胶贷款协定。斯大林在会谈中直率地提出：“我们想从你方每年得到1.5-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周恩来回答：中国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如数供应，但考虑到“敌人的封锁和其他反华措施”，担心无法完成义务而被视为违反协定。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但又不客气地指出，中方应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至于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如果中国不能按商定的数量提供橡胶，苏联只好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同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1亿卢布的贷款数额斯大林也表示有困难。9月15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7000万卢布，在出产橡胶之前，中国每年需从第三国为苏联尽可能购得1.5-2万吨橡胶，不足部分以钨、钼、锡、铝、锑等原料顶替；出产橡胶后，每年产量的70%提供给苏联，1963年以前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以后则按低于国际市场8%的价格售与苏联。显然，签订这个橡胶贷款协定使中国成为了苏联的橡胶生产基地，这是中方所不情愿的，所以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如前所述，中国就提出中止这一协定。作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
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中国人民当时的骄傲和喜悦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对于如何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借鸡下蛋”的道理，中国领导人当时尚未参悟。至于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略有修改。）
[386 楼] | Posted:2009-06-30 21:05| 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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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六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
——来自中国和俄国双方的档案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开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莫斯科进行的前后长达两个月的访问。中国领导人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同时争取得到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外交谈判，毛泽东终于迫使斯大林做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那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之间在经济关系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苏联是否对中国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必不可少的援助？从客观上讲，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进一步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性，苏联也有义务为其盟友提供全面的经济援助。然而，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及结果使得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心存芥蒂，他们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必然形成中苏经济关系发展中的心理障碍。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那么，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的程度以及中苏经济关系在战争时期的发展前景的确是难以预料的。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对苏联的依赖，以及苏联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回应，就构成了从中苏条约签订到朝鲜战争结束这一时期中苏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提，同时也决定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内容、形式及其结果。
中国对苏联的经济依赖首先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旧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2.3%，而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重又仅占5.5%，加上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1950年初，这种破坏在电力工业达50%，钢铁工业达90%，而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一般则在50-70%之间。同时，因工业设施不配套、分布不合理以及供销不畅通，即使在完好的工业企业，其设备利用率也只有45%左右。由此造成社会失业现象严重，当时全国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约150万人，尚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口。农业生产同样落后，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137斤，棉花21斤，此外，因大面积农田(12795万亩)受灾，农业总产量只有2100亿斤，为战前平均水平的75%，粮食减产150亿斤以上，灾民达4000万人。交通运输业也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的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吨公里，仅及1936年的52.7%。生产落后和衰败直接导致了新政府的财政困难，1949年财政赤字达财政总支出的46.4%。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刘少奇1951年7月5日在一次报告中承认的，中国的经济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中国当时可以指望的经济援助只能来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在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的一个多月里，中国主要领导人与苏联大使罗申频繁接触，不断反映新中国面临的困难，要求苏联给以帮助。朱德希望苏联及时提供大功率拖拉机和其他农机设备，帮助新疆地区顺利开展春播。刘少奇强调新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巩固中苏友谊，并表示愿意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以使苏联同志熟悉中国的情况。郭沫若谈到科学院大量仪器和资料被国民党运往台湾的情况。董必武则讲述了国民党特务对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破坏活动。陈云和周恩来更为详细地介绍了经济方面的严重情况：因民族资本家大量转移资金，华南地区生产严重下降，而由于海岸封锁，对外贸易也处于半停顿状态，唯一能够使用的天津港每月交易额仅300万美元左右。1949年10月战争仍在进行，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库和多印发两倍以上的钞票来补偿450万军队及150万国家机关和企业职工的费用。由于大量发行纸币，建国伊始仅一个多月物价即出现灾难性暴涨，达5-6倍，尽管政府为稳定物价而向市场投放了大批粮食，但预计1950年的粮食价格至少还得上涨一倍。此外，人民政府正在制定1950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计划，而中国的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希望苏联专家帮助进行这一复杂的工作，尤其帮助搞好以前处于隔离状态的各原料产地和工业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显然，中国领导人期望罗申将这些情况转达莫斯科，从而为毛泽东亲自访苏解决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进行铺垫。
应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长达两个多月的外交谈判是成功的，达到了缔结新盟约和争取苏联援助的预期目的。不过，苏联被迫接受中国的缔约条件也的确在斯大林心中留下了对毛泽东不信任和不满意的阴影，这对于中国期望从苏联得到大量经济援助前景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然而，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改变了一切。当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战局发生急速逆转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把挽救北朝鲜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而毛泽东在经济面临重重困难、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特别是苏联拒绝出动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毅然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做出让步，决心单独出兵朝鲜与美国较量。毛泽东在危急关头做出的决定不仅解救了金日成，也使斯大林如释重负——苏联由此摆脱了因做出朝鲜战争的轻率决策而在冷战格局中所处的尴尬境地，其结果一方面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一方面也使莫斯科转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看法。对此，中国领导人深有体会。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苏同盟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国的经济恢复和朝鲜战争几乎是同步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配合默契，协调一致，而且经济关系方面的相互合作和援助也迅速发展起来。
此期中苏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苏联对华援助，所以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也是以苏联援华的内容为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时中国经济状态正处于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过程中，中苏双方对于他们之间将要形成的经济关系既没有准备，又缺乏经验，因而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矛盾、混乱、重复、遗漏的情况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史料也是零乱庞杂的。笔者在考察中，把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方式和途径分为提供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开办合股公司、提供技术资料、派遣苏联专家、培养中国专家和协助编制经济计划等几个方面。这种划分或许不够科学，但采取这种条理化方式考察的尝试，无非是希望把复杂纷乱的经济现象看得清晰一些。
一、提供低息贷款(略)
二、援建重点项目
可以说，在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一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情况（略）
表中的3项，即能源工业项目21个，占44.7%，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占46.8%，东北建设项目36个，占76.6%，充分说明这一援建工程带有为工业化打基础和经济恢复的性质。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和朝鲜战局趋向缓和，这些项目在恢复时期内陆续开始破土动工。从成套设备进口的完成情况看，有些项目是分阶段建成投产的。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的统计报告，1950-1953年中苏共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68394万卢布，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在上述企业中，已经全部完成进口合同的有抚顺电站(一期)、阜新电站(一期)、西安电站(一期)、郑州电站、乌鲁木齐电站、丰满水电站(一、二期)、重庆电站、沈阳风动工具厂等8个项目，完成80%以上的有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铝厂(一期)、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机械一厂、富拉尔基电站(一期)、太原电站(一期)、大连化工厂等。所以，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与恢复时期全部新增固定资产金额和生产能力数量比较，以下重点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如表二所示)足以说明1950-1952年苏联援建的项目对于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未来工业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表二恢复时期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基本情况（略）
1950-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22.2万千瓦，煤炭开采1563.7万吨/年，生铁76.4万吨/年，钢锭55.8万吨/年，钢材33.6万吨/年。而表二所列部分重点项目完全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合计达41.39亿元，实现生产能力新增：电力87.55万千瓦，煤炭开采780万吨/年，生铁250万吨/年，钢锭320万吨/年，钢材250万吨/年。苏联援建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苏联还应中国政府要求援建了一些临时提出的项目。如1951年1月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和段子俊、沈鸿受命前往莫斯科谈判由苏联紧急援建中国航空工业的计划。苏联对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维辛斯基为首的七人委员会与中方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谈，苏联答应帮助中国迅速建造起年修理能力为3000台发动机和600架飞机的修造厂，当年即大修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而且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在中国进行设计，并尽快派专家赴华开展工作。考虑到航空工业对中国的紧迫性，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送交斯大林审批后，只用三个小时就批准了。在这个基础上，1951年4月中国政府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必须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这一点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看得十分透彻。1952年1月16日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国今后工业化的方针必须把自力更生同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援助密切结合起来。张闻天认为，对于中国今后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大型工厂和矿场的建设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详图直到成套设备订货及安装，都应全部地、彻底地采用苏联的计划、装备与专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一开始就真正建立起最新式的、最进步的、最现代化的工业工厂。这样的工厂，只要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帮助即可最迅速的建立起来，用不着走弯路，用不着摸索又摸索，而且也不会发生乱子。因为苏联同志们有充分的经验，有足够的设备，并且有最可靠的政治保证，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今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这一方面。张闻天此信引起中共中央极大重视。毛泽东于1952年2月8日批示：“关于工业问题，请陈、李注意随时提到中央会议加以讨论。”中财委党组干事会于2月18日讨论了张闻天的信和有关来电，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一、凡属开办新工厂或在旧厂中改建重要装备而我无改进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而且对于接收定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均需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二、初步设计批准后，凡我不能自制的装备必须依靠苏联供应。三、因今后贸易部进口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购买工业装备和器材，一切工业部门必须抽出一批熟悉苏联设备和器材的干部及可靠的技术人员给进口公司。四、凡属向苏订购成套装备或订购大量器材的厂矿，必须派出该厂矿的第二负责人带队常驻苏接洽定货、催货。不派重要负责人者不予定货。五、对于重要工厂的设计和定购装备工作，中央财经各部的负责人必须十分重视，必要时必须亲去苏联接洽。六、中央各部及各厂矿所开定单事前必须慎重确定，一经我方商务代表团与苏方签订了议定书之后就不能变更。七、各部门各厂矿经中贸部向苏联提出的定货单的金额及定单中的主要装备必须仍由中财委批准，未得中财委批准不得变更。八、已征得外交部同意加派四个来往于中苏的外交信使专送财经信件，如此等等。中共中央于同年3月7日致电张闻天和各中央局，表示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意见。
156项工程的第二批项目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一五计划的制定开始的。1952年8-9月，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即将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和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原则确定之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等继续留下与苏方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8个月。苏联政府对周恩来交付的一五计划重点工业项目逐一进行了极为详细周密的研究，除少数中国自己能办或因地质资源不明和一五计划期间无法上马的项目外，同意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甚至增加了一些应该开办而中方没有考虑到的企业。双方最终确定，在1953-1959年内由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企业。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其中确定的苏联援建项目为2个钢铁联合企业，各年产钢120-150万吨；8个有色金属企业，年产锡3万吨，铝1.5万吨，钼精矿1万吨，钨精矿3万吨，钒钛精矿13万吨；8个矿井、1个煤炭联合厂，年产煤1990万吨，3个洗煤厂，年产煤450万吨；1个石油炼油厂，年处理原油100万吨；32个机器制造厂，其中年产冶金、矿山、石油设备7.5万吨，金属切削机床3.6万吨，载重汽车6万辆，拖拉机1.5万辆，轴承1000万个；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年产发电机组各为36万千瓦，并能扩大到60万千瓦，以及其他无线电和电气产品；7个化学厂，其中3个化学厂年产氮肥18万吨，合成橡胶1.5万吨；10个火力发电站，年发电量共41.3万千瓦；2个医药工业企业；1个食品工业企业，共91项。同时，还要帮助中国35个国防工业企业完成设计、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各种技术援助。作为偿付，中国则要在1959年以前供应苏联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万吨锑、3.5万吨钼精矿、9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李富春报告说，包括在建的50个项目在内的这141个企业的建成，到1959年中国的工业能力将大大增长，在黑色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器制造、动力机械制造和化工方面都将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不仅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钢铁、煤炭、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将达到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1937年的水平。
当时，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已经苏共十九大通过，为了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这些企业，苏联必须重新调整计划、调度生产和安排人员。例如，除需派遣大量技术专家来华外，仅国内设计单位就要增加3万人。此外，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苏方承担70-80%)，供应设备(苏方承担50-70%)，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苏联都将给予全面的援助。
总之，正如周恩来给苏联政府备忘录的回文中所说，苏联政府对于建设和改建中国的91新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50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种种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
三、发展双边贸易
通过商品贸易换取恢复和发展经济急需的生产资料是建国初期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目的之一，在这方面新中国所能依靠的也只有苏联及东欧几个国家。建国前夕，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1946-1948年间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美国所占份额平均分别为27%和51%，即使到1949年也分别保持在13.7%和24%。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政策，1950-1951年期间中美贸易逐渐减少，直至完全停止，中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也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同苏联与东北民主政府的贸易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一样，中苏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0年1月5日，主政新疆的包尔汉和王震给中央政府的报告反映了当地要求尽快开展对苏贸易的强烈愿望。报告说，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坚决执行中苏友好合作的政策，新疆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迅速恢复和苏联的通商，来克服本省经济上的困难，和依靠苏联的帮助进行各项生产建设，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报告要求在中苏两国通商条约尚未签署之前允许新疆与苏联开展地方非正式的贸易往来。是年，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提供的货物便达2.838亿美元，其中包括冶金、矿山、运输、能源等方面的设备和材料，都是恢复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物资。
据中国有关部门当时的报告，苏联对华贸易是“带有政治性质”的，“确实是站在帮助我方经济建设的立场来进行贸易工作的”。例如，1950-1952年中国进口最多的是工业设备器材及油脂(占63.7%)、铁路设备器材及油脂(9.9%)、交通通讯器材及油脂(7%)和农业机器及种畜籽种(4.8%)，其中很多都是中国生产建设急需而西方国家不肯出卖的产品。虽然有些品种的供应对于苏联来说也具有相当难度，但还是尽量满足了中方的要求，甚至在没有议定价格和没有签订合同之前就按中方提出的日期把一些急需商品运往中国，既不需付款，也不要定金。在价格方面，苏联也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凡供应中国的商品价格都比同期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低。如矽钢片的价格为香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价格固定不变，不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对于中国临时急需的各种商品，虽然在中苏贸易合同之外，苏联也都尽量供给。如1950年秋为帮助中国稳定糖价，苏联从远东地区调拨大量食糖卖给中国。至于中国的出口商品，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恢复生产，对于他们本可自给而无须进品的许多货物都设法增加其国内的消费量，大量向中国购买，如大宗进口东北的苹果和鱼产等。即使对一些并不需要的“冷货”苏联也照收不误。到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苏贸易在新中国最初的工业化建设中更具有关键意义，因为恢复时期引进的重点项目主要是通过贷款方式，而同“一五计划”直接有关的成套设备进口则更多地要采取贸易形式。经过对1953年中苏贸易总货单的认真研究，1953年2月13日，在莫斯科的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李强等联名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认为“苏方交来之货单是经过慎重考虑研究的，进口方面绝大部分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不过也应该看到，此期中苏贸易往来并不是完全和谐的，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还在1950年2月双方进行贸易协定谈判时就在汇率问题上发生了矛盾。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伍修权认为由于中国有求于对方而做出了让步和妥协，两国货币的比值实际上是在相对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的。当时的合理汇率应如何确定现在恐怕很难考察了，不过，苏联对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视的，特别是斯大林本人对此颇有些计较。1951年2月24日苏联大使罗申报告：中国政府从1950年12月19日起连续4次降低美元汇率，即从1美元兑换30410元人民币(旧币)降到11890元。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按美元计算的，所以美元汇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即从1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500元降低到5720元。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含金量虽尚未确定，但银行是按固定的官方价格收购黄金的，罗申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黄金计算的汇率大约低20%。因此，罗申认为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自动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特别是1951年苏中之间贸易结算和非贸易结算将进一步增长，情况会更加不利。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至于苏联政府如何处理罗申提出的问题，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看不到下文，但据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外交家多勃雷宁回忆，当时苏联外交部和财政部曾联合起草了一份有关人民币与卢布汇率的文件，其决定是有利于中国的。当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一方面出于谨慎，一方面以为汇率并非重大问题，不便打扰斯大林，遂将文件搁置起来。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使馆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于是，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向政治局宣布将葛罗米柯贬为驻英国大使，佐林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
此外，在要求中国供货方面苏联也曾提出过一些强人所难的条件，橡胶问题就是其中一例。中国领导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周恩来便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紧缩华南植胶的计划。
但无论如何，中苏贸易的发展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1949年中苏贸易额仅有2630万美元，1950年即为24190万美元，增长8倍多。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苏贸易额的比重1949年占第3位，1950年则跃居第1位，为30%，1953年更上升为56.3%。
四、开办合股公司
在50年代初的中苏经济关系中，开办中苏合股公司是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有的著作认为股份公司协定表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从后来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谈话记录看，中国领导人对股份公司也颇有不满，似乎开办合股公司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这样说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苏联对于在中国开办合营股份公司的事很有兴趣，早1939年9月苏联就与国民党政府共同组建了以哈密-阿拉木图为定期航线的中苏航空公司(有效期10年)，1949年又提出要签订新疆金属和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到1950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方已经起草了苏中航运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议定书及管理东北地区苏中合营股份公司的决议，正如周恩来所说，“苏联对经济合作颇感兴趣”。这些都是事实，说明苏联从其经济利益出发急于建立几个中苏合股公司。
但同时必须看到，新中国领导人对于合股公司的事情同样是积极的，当米高扬在西柏坡时任弼时就提到了苏中经济联合体和租让企业的问题。1950年1月2日，刘少奇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说：彭德怀带来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关于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两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签订大体相同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资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少奇认为此事可行，只是经营期限应从45年缩短为20或25年为宜，还提出不只在新疆，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企业。刘少奇与在京领导人商议后建议毛泽东亲自向苏联提出这一要求。应该说，中苏合办股份公司是双方的共同要求，也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然而，当中苏关于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属两个合股公司协定的消息发布以后，不仅西方国家的报纸纷纷指责中苏石油和金属两公司协定是“苏联吞并新疆的行动”，是最卑劣的“经济帝国主义”行为，而且在北京的学生当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他们“怀疑这两项协定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并有要求退团和向人民政府请愿者。”西方的指责自有其政治目的，而国内学生的骚动，现在看来则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流露，也是对利用外资等现代经济运行方式缺乏了解的表现。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股份公司的形式，而要看协定的内容是否公平互利。
中苏股份公司主要是指1950年3月27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以及1951年7月28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造船公司。根据协定，中苏双方股份各占50%，公司领导职务也是双方按期轮换，股份公司赢利的20%应作为税款交给中国政府，而苏联有权出口的50%产品还应向中国海关交纳关税。对比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中东铁路协定、中苏航空公司协定以及苏联提出的中苏金属和石油公司的条款，在公司实际管理权和交纳关税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尽管从现在的观点看，苏联坚持平分股权和较长的期限显然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并没有损害中国主权的意图和表现。据参加股份公司谈判并担任文字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会谈中双方都强调了真诚合作、平等互利和平权合股的原则，“我国保持独立而不依赖，苏联尽力帮助而不剥削”。
事实上，这些合股公司的建立对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1955年2月23日苏联驻华使馆曾向国内提交了一份关于上述4个中苏股份公司的详细情况报告，反映了这些公司运营的基本状况：
中苏金属公司的业务是在中国新疆地区普查、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协议规定公司股份资本2800万卢布，双方股份额均等。后来双方协商将公司股份资本增加到1亿卢布，每方资本5000万卢布。公司职工共8924人，其中苏方400人。公司经营正常，产量逐年增长(见表三)。
表三中苏金属公司主要产品产量（略）
由于建设初期地质勘探和其他公用设施投入较大(占3年总支出的52.3%)，且冲销成本数额增加，1953年又开缴营业税(184.2万卢布)，以及矿石中金属含量下降等因素，该公司经营成本较高，特别是自1953年9月1日起人民币对卢布比价提高了26%，而苏联购买的公司产品是以卢布支付的，从而相应地降低了以人民币计算的产品出厂价格，导致1953年公司亏损686.8万卢布。此外，苏方的亏损还要额外加上支付苏方工作人员生活补贴费用719万卢布。不过，除去汇率变动的因素，这种亏损应该说是正常的。所以，苏联使馆的结论是：金属公司目前已经具有可靠的原料基地，并且继续发展生产的前景美好。
中苏石油公司的业务是在新疆勘探、开采原油，并提炼各种工业用油。公司协定总资本4600万卢布，后经换文增加到2亿卢布。公司职工5603人，其中苏方人员357人。在苏联帮助下，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发展起来。最初只有独山子一地，仅有职工100多人，两口油井日产原油2-3吨，炼油厂每日处理原油7吨左右。到1952年中，采油点已扩展到南疆和北疆十几个地区，共有油井10口，日产原油200吨，炼油能力也提高到日处理250吨，石油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销售。1951-1953年生产情况如表所四示：
表四中苏石油公司主要产品产量（略）
表中数字显示，石油公司产量不仅逐年增加，而且涨幅较大。由于石油产品全部内销，不受汇率影响，所以公司经营是赢利的。如果不计无效钻探的费用和苏方人员的补贴，随着产量增加，公司获得总利润1951年为52万卢布，1952年为66.4万卢布，1953年为239.5万卢布。另据中国报纸当时的报道，与1951年比较，1953年的钻井生产增长6倍，勘探面积扩大10倍，原油产量增长18倍以上。公司还培养出了2000多名优秀的中国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中苏民航公司经营的航线包括北京-蒙古-伊尔库茨克，北京-沈阳-赤塔，北京-乌鲁木齐-阿拉木图，以及1953年底投入运营的乌鲁木齐至喀什新航线。公司股本确定为4200万卢布。公司职工896人，其中苏方236人。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期间共获利536.72万卢布，其中苏联分得利润228.5万卢布，中方获利润和税收共计308.22万卢布。航空公司对中国的最大帮助是培养了中方的场站管理和地勤技术人员，截至1953年底，公司在经营期间总共从中国公民中培训出244名专业人员，其中部分航空机械员和无线电专业人员后来被调到中国民航工作，以弥补中国民航严重缺乏干部和经验之不足。
成立中苏造船公司的目的是建造和修理船只及其他水上工具。公司协定股本1.4亿卢布，公司职工9400人，另有78名苏联专家。造船公司虽然成立较晚，但形成生产能力很快，1952年便完成了生产计划额定4960万卢布的94%，造船54艘，总排水量为11000吨，并大修、中修和小修船只18艘，完成了中方180万卢布的定货。1953年则完成了计划定额5000万卢布的105.6%，造船19艘，总排水量10000吨，修船14艘，完成了中方定货3200万卢布。
当然，在经营过程中，中苏之间确实也存在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例如中苏金属公司的投资和估价问题。按照协定，公司股本2800万卢布，中苏各应投资一半。苏方以机器设备作为投资，中方则以矿产、地皮、房屋及当地建筑材料作价入股。1951年公司成立时，苏方投资计算价值为2200万卢布，而对中方投入的房屋、机场、草场等依照当地价格仅作价60万卢布。作为主要投资构成的矿产，因中方毫无经验，无法估价。此时，苏方坚持要将协定附图中所指定的矿产及所需地段和现有房屋等总共作价1400万卢布。换句话说，中方不仅要将该地段30年内开采的全部矿石算作中苏共有资产，而且还要再投资现款800万卢布。苏方如此苛刻，以至自认外行的中方当事人也感到如此计算中国太吃亏，要求中央政府定夺。此外，在具体工作中也有矛盾。如在金属公司喀什矿务管理处，由于中方管理人员多系部队转业干部，既不懂技术，又不会俄语，而翻译人员也极为缺乏(全矿区只有一名)，很难与苏方专家和干部合作，甚至产生了“没有看见苏联同志先进经验”的错误想法。同时，由于同样原因，苏联专家有事也很少与中方商量，以至造成双方管理人员的不合。
此外，苏联驻华使馆党组书记瓦日诺夫在1954年2月25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也反映了股份公司苏方人员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苏方代表在公司管理工作中违反平等原则，长期占据公司及其管理机构的领导职位而不按规定进行轮换。苏方领导人常常不理睬自己的中方副手，有时还干预中方的职权，不向中方工作人员传授自己的全部工作经验或隐瞒地质勘探结果。破坏平等原则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公司的许多企业里，财务和其他方面的报表、指令都只使用俄文。苏方领导人选用干部任人唯亲，不是选用精通业务的当地干部，而常常让苏联专家的妻子顶替。还有，苏方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也给企业经营造成了损失，提供给公司的设备和材料往往不考虑实际需要，例如，给阿尔泰矿山管理局运来的T-45型传送带和电力机车在当地条件下根本不能使用，公司仓库里积存了大量布匹和皮革。如此等等。
不过，这些大多不是苏联的政府行为，更不能证明合股公司的形式不可取。总体说来，建国初期的几个合股公司在经营上是成功的，对中国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按企业资产计算，除中苏航空公司外的3家股份公司共有资产4.4亿卢布，合人民币约5.86亿元，而1950-1952年全国新增工业固定资产仅为19.3亿元，可见这几家股份公司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从经济效益上讲，中苏合营企业也是比较突出的。除4个中苏股份公司外，建国初期还有一些中苏合营企业。1949年底共有中苏合营企业109个，根据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在1950年间大部分企业已经移交给中国，到1950年底还有38个。据表五显示，在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的整个发展中，中苏合营企业的效益最好，其平均产值为413.26亿元，大大超过了国家公营(162.75亿元)和公私合营(131.60亿元)企业。
表五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发展概况（略）
这里还应提及的是建国初期苏联向中国移交的企业和资产。虽然移交是根据中苏协定办理的，说不上是对中国的特别援助，但这些企业和资产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1950年苏联政府将大连市苏联代管或租用的财产、苏联经济机构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给中国，其中包括47个工厂、11所电影院、188处宅舍、33个仓库、23处地产，共302处。移交财产总数比协定签订时苏联照会所列清单还多18处。而且，苏联在移交前还为以后照常生产作了重要准备。如中苏合营的远东电业公司，所属工厂从12个扩大到21个，工人增加了4.5倍，产品种类也由原来的十几种增加到几百种。某机械厂的设备比建厂初期增加了200%，生产总值提高了439%。大连修造厂的生产率也比战后初期提高了36倍。对中国建设尤为有益的是这些企业培养了大批中国技术人才，仅上述3个工厂就培养出技术人员4650余名。
从性质上讲，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也属股份公司，但由于历史原因，签订协定时只说是中苏共同管理，称为合办公司。苏联移交的中长铁路包括基本干线，连同服务于该路的土地、铁路建筑与设备、机车车辆、发电站、电话所与电报所、通讯器材与通讯线路、铁路辅助支线、公务技术建筑物及居住建筑物、经济组织、附属企业及其他企业与机构，以及在中苏共管期间购置、恢复和新建的财产与1950-1952年固定资产清查登记时查出的财产，总资产共达22.8亿元，其中固定资产22.4亿元。更为重要的是中长铁路为中国铁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从1950年5月开始工作到1952年12月无偿移交给中国，中长铁路货运量增长53.3%，劳动生产率提高56.8%，运输成本降低27%。公司利润则逐年增加，1951年比1950年增长110%，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97%。同时为中国培养出39138名技术和管理干部。铁道部提出了全国铁路必须学习中长路的号召，先后选派上万名干部职工去中长路参观学习。按照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说法，在中苏合办的32个月中，中长路以其“突出的效率高、成本低、利润大的模范行动成为全国铁路”的“旗帜和榜样”。而中长铁路的全部经验贯穿了体现在1500多名苏联专家身上的“政治品质、技术修养和经验知识融合为一体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
五、提供技术资料
对于中国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资料，苏联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提供的，即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
在1949年索菲亚经互会第二次会议上，确定了经互会成员国之间无偿交换科学技术资料的原则。中国虽不是经互会成员国，但苏联比照这一原则，以图书交换的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科技情报和文献。通过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与中国相应单位之间的交换，苏联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科技情报材料、图书和杂志。1950年9月2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下达指示，责成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重新审察1951年国际图书交换计划，目的是大大增加给人民民主国家科学机关的寄书量，其中要特别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交流”，指示还提出“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图书交换，不要求他们数量相等”。在1952年通过的决定中规定，从1953年起按照不对等原则向人民民主国家每年多寄25%的科学书籍。因此，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提高了给中国的寄书量(见表六)。1953年，接受苏联科学出版物的中国机关达到300个，其中有31个大型图书馆。
表六中苏图书资料交换情况（略）
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国特别要求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技术资料，是通过双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提供给中国的。对于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中方实际上只需付移交材料的成本费和复印费，即使这点费用也不是每每收齐。而1953年5月15日签订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则第一次以独立条款的形式确定了无偿向中国提供技术文件的原则。对于中方提出的要求苏联总是能够及时给予满足。如为了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周恩来致信莫洛托夫，希望苏联政府继续向中国提供以下方面的技术资料：苏联现行的工业产品标准，即国家标准、全苏标准、暂行技术条件及各企业的制造规格；建设矿山、工厂、学校、医院的典型设计；工业及交通企业的技术操作规程；机器制造图纸和先进企业的原材料、电力、燃料消耗的技术经济定额等。两天以后，莫洛托夫便答复同意满足中方的要求。
从1950-1953年，苏联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2928套(件)，具体情况如表七所示：
表七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略）
六、派遣苏联专家
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技术人才。建国之初，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便告诉苏联大使，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严重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情况确实如此，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是，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直到恢复时期结束，全国也仅有16.4万工程技术人员，地质专家总共不到200人。显然，派遣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后又带来一批帮助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建国前在华苏联经济技术专家已有600余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专家非常重视，当第一批苏联顾问团到达沈阳时，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告诫中国同志：要“把他们当作很好的老师”，“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了来京的全体苏联专家及苏联专列的服务员，周恩来则邀请苏联专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随后，毛泽东又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前往座落在铁狮子胡同的苏联顾问总部参加专家工作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恩来亲自领导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伍修权、杨放之主持。中国领导人对这批苏联专家的生活起居也给予特别的关照，刘少奇曾专门致电周恩来，对到京专家的住房、办公室和用车，乃至被褥、洗漱用具和纸笔，每个细节都作了认真交待。
苏联在华专家总顾问最初是科瓦廖夫，因其给斯大林写报告攻击中共领导人，很快便被调回国内。接替科瓦廖夫职务的是阿尔希波夫，在华工作一年多后也奉调回国。1952年年中来华担任总顾问的是毕考尔金，曾负责协助中国政府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一年后阿尔希波夫再次来华担任总顾问，一直在中国工作达八年之久，经常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
关于1950-1953年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和统计。有俄国学者说，到1952年3月，在中国已有苏联顾问和教师332名，各种技术专家471名。1953年7月中国政府又要求在现有277名专家的基础上再增派172名。而据1952年9月21日周恩来给莫洛托夫的信上说，当时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共有252名，除明年需辞聘31名和聘期满后回国需另聘37名外，请在明年再增派237名来。鉴于他们人数大量增加，且分散在许多城市，因此“有必要增加脱离其他工作的两名副总顾问，一名具有苏联高等学校教育工作及领导工作经验的，负责领导全体在中国的苏联教员的工作，一名负责领导在财经机关及各工业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就专家总数而言，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其中重工业部系统159人，燃料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按这个统计，不算1950年，苏联来华专家(还是高级的)已达1210人。考虑到在华专家工作状况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续聘、新聘者之交叉)，以及计算标准的差异性(即有高级顾问、技术专家、教师和一般工作人员之分)，出现上述统计上的差别是正常的，特别是由于最初派遣专家工作缺乏计划性，想要得到精确数字也未必可能。不过，大体可以确定的是，在本文考察时期，苏联来华的经济技术专家(不算教师)总数至少在1100人以上，同期在华工作的大约保持在250-480人之间，专家来华的高潮在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
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对于中方提出的设计要求苏方都是尽量予以满足的。据李富春和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局长宋邵文报告，在1952年底关于煤矿设计项目的谈判中，对于中国提出的设计要求，苏联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全部予以接受，即使地质资料不完备，他们也“勉强接受设计”。
在具体工作中，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例如，过去中国被认为是贫油国家，而苏联专家根据石油生成的原理并将中国地层构造与周边国家比较后指出，“中国处在油田国家的中间，中国地下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同时，苏联专家还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解决了低压油田的产油问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三年来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1952年的原油产量已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19.66%，从而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电力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在阜新发电厂安装发电机工程中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结果安装一部锅炉就节省人工25000个，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质量完全合乎苏联先进标准，受到毛泽东和高岗的嘉勉。在煤炭工业方面，中国煤炭管理总局曾认为国内现有浅部煤层已开采完，而受技术条件限制又无法开采深部煤层和扩大采掘范围，因此要在1957年以前废弃120个矿井。后经苏联专家研究，恢复和扩建了大部分矿井，使得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矿井的服务年限延长了20-40年。各矿还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实行苏联新式采煤法，使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在钢铁工业方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仅仅一年各地炼铁炉且均已突破原设计能力，其中石景山250吨炼铁炉可炼铁376吨，太原50吨炼铁炉则创造了106吨的纪录。太原马丁炉接受苏联专家建议，采用热装法和吹风熔炼法炼钢，将每炉冶炼时间由过去的10小时42分缩短到4小时54分。天津马丁炉去年采用苏联专家的热修法，修炉时间由180小时减至60小时，提高效率两倍。重庆某钢厂轧制钢轨的设备已废置不用达十余年，经苏联专家帮助，不仅重新启用，而且在国内首次轧制重型钢轨成功，使四川人民盼望了40年的成渝铁路得以动手修筑。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提出的木材流送新方案把流送损失率从10%降到1.37%，而他们的林业方格调查法将使东北森林调查所需时间由25年缩短为5年。农业部水利局修建浑河水库的设计经过苏联专家修订，蓄水量增加2.25倍，节约投资2000亿元(旧币)。在农业方面，苏联专家介绍的深耕、密植、轮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进经验对于提高中国的农作技术贡献很大。北京双桥国营农场在苏联专家卢森科的直接指导下实行棉花密植，每亩产量提高了一倍。在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因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而大为改观，对于制定生产计划、确定生产责任制度、简化统计表报、建立经济核算制等各项工作，专家们都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收到良好效果。此外，苏联专家还通过讲课等方式向中方人员传授经验和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如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3万多人，其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
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负责的。据重工业部报告，为了正确的规定设计任务书中的产品方案，吉林铁合金厂苏联设计小组收集了中国所有铁合金厂的设备能力及生产情况，并研究了钢铁工业发展远景，经过5个月时间的研究，编制了4个方案，加以反复比较，才将产品方案最后确定下来。在西北钢铁公司铺炼二号马丁炉炉底的五天五夜，苏联专家赫力浩夫除每天休息4-5个小时外，未离开现场一步。天津制钢厂修马丁炉时，苏联专家马里谢夫一连在现场工作19个小时。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察看沟砖被浸蚀的程度，证实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从而大大节省了费用，也加速了工程进度。1952年1月周恩来出席政务院召开的财经部门苏联专家工作座谈会时，对苏联专家在财政、工业、交通、银行、贸易、水利等部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十分强调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1952年2月中央财经委的总结报告说：“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1952年3月5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中财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规定，凡属举办性质重要、其产品在我国尚未生产过的新工厂，或在旧的大工厂中改建重要装备而我无改建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而且接收定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均需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若干新工厂在开工之前还需派实习组到苏联工厂中去实习。1952年12月中财委赞同并转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专家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必须采纳。以为苏联专家不了解我国情况的观点应当改变，事实上他们是不轻易发言的，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提出的。”采纳苏联专家的意见“应当是坚决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更好的办法。动摇不定又想依靠又打折扣的态度是错误的。”报告还建议必须设立由部长直接领导的专门机构，管理和协助专家工作，并支持检查执行专家意见的情况，及时总结经验。
当然，在专家问题上中苏之间也曾有过分歧和矛盾，这主要表现在支付苏联专家的待遇和报酬方面。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曾表示派往中国的专家其待遇只须与中国的优秀专家相同即可，其余部分则由苏联政府补贴。根据这一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订最高标准为2500斤小米”，另须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商店，对专家给予照顾，具体事宜与科瓦廖夫商议。
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特别是中方提出关于中长铁路等新条款后，情况有了变化。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国还应支付一笔补偿费用。在2月11日与米高扬会谈时，周恩来表示不理解第一条款的含义，即苏方提出中国政府应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2000-4000卢布的补偿费用，是用于赡养专家的家庭，还是给国家或者直接付给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明确说，这笔钱将用作对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的补偿，应交给苏联政府，这一条款适用于所有专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希望中国可以用实物支付这笔费用的要求，米高扬回答：支付协议草案所规定的支付可以是提供实物，也可以用黄金、美元和英镑。第二天，罗申受葛罗米柯委托会晤周恩来，周恩来要求罗申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转告，昨天会谈后他又仔细考虑了支付专家费用协定的第四款，并同毛泽东进行了协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规定每月支付苏联专家的补偿费用2000-4000卢布以美元结算，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这将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周恩来强调说，这笔费用相当于每月10000至18000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们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们只有2800斤小米。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如果采用提供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对于中方来说，比支付美元要轻松得多。”
然而，周恩来在莫斯科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苏方同意将补偿金降到1500-3000卢布，但坚持应以外汇(卢布)结算。在3月8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的会谈中，中方又提出：根据一些在华专家的要求，是否可以将这笔费用的一部分直接支付给在中国的多子女专家本人，其目的当然还是希望减少外汇的支出。对此葛罗米柯予以否定。此外，苏方准备把在华苏联军士的工资提高到低级专家水平，即每月应为他们支付1500卢布的补偿费用。甚至对于普通士兵，中方在提供实际生活费以外也应支付补偿金。王稼祥指出，在苏联顾问中军士占相当大的部分，而他们在苏联每月收入只有500-600卢布，因此不应该把对专家的条件扩展到军士身上，况且，从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来看这样的标准也太高了。葛罗米柯则认为苏方的立场“是以许多恰当的理由为基础提出的”。尽管王稼祥后来暗示暂时不要提出关于军士和士兵的支付问题，但苏方坚持己见。
情况汇报到北京，3月19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答复电：关于专家协定条款“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减专家，亦甚有利”。3月27日，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协定在莫斯科签字。5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了第2264-883сс号“关于在华各机关、企业和组织工作的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薪金”的决议。10月25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对技术专家报酬条件的协定，其基本原则同3月27日的协定一样：中国应向苏联专家支付相当于中国专家工资水平的工资，另外再支付专家出差的补偿金，按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计。鉴于大批设计专家来华工作，1951年4月18日中苏又签订了有关苏联设计专家来华收集设计资料的《00348号合同》，其中作为附件的“技术援助条件”仍然规定：苏联专家的“工薪按中国当地相当职务与能力之专家现行工薪标准支付，其中包括工薪外之津贴及奖金”。当然，在实际执行中，中国政府给予苏联专家的工资待遇是远远高于国内标准的。
此外，由于中方缺乏经验，派遣专家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麻烦和矛盾，主要表现在聘请专家没有计划性，管理混乱，以及不能满足专家要求的工作条件等等。由于没有统一计划和管理，造成有些专家已经来到中国，而用人单位尚未接到通知。有些单位聘请专家时没有考虑住处和翻译等相应条件，不得不一再削减人数，造成双方被动。为苏联专家进行设计而收集原始资料的工作也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不能按时交付齐备的资料，致使苏联专家的设计进度受到影响。如1951年鞍钢对收集原始资料工作没有统一领导机构，以致造成了零星分散和缺乏专责制的现象，结果使电气、土建、水道、供热、总平面图等工作互相配合不起来，导致返工延误。按中国重工业部统计，1953年以前，除由专家在华直接领导收集的项目外，所有各厂矿的资料大都延期交付，据初步计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资料约占全部原始资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于中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造成设计失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为此，中国加强了对专家工作的管理和领导。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代总顾问布拉金时，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6月1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聘有苏联专家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并将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个关于加强专家工作的决定送中央批准。9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
七、培养中国专家
从根本上解决缺乏科学技术人才问题的途径当然是培养中国自己的专家，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方面的困难也是非常突出的。本来旧中国的高等学校就不多，而在校学生的成份又令中共很不放心。如同郭沫若对苏联大使所说：“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然而，从中共党员中培养科技人员则受制于普通教育和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人员中(区委和区委以上)，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陆定一说，中共领导准备用2-3年时间在上述党的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显然，对于这些可以依靠的力量近期是无法指望的。同时，直接从科研机构中选拔和培养人才也很困难。解放前夕中国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少得可怜，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中央科学院仅有13个研究所，科研人员207人，涉及的学科也只有物理、数学、生物、地质及人文科学。北平科学院下设9个研究所，共有科研人员42名。因此，迅速培养出中国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
苏联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主要是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1951年8月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向斯大林要求，为了适应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希望苏联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并提出准备派遣375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学习和实习。中苏于1951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年9月1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在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10-20%。而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苏联政府支付50%的助学金。
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抽调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挑选学生287名，派往苏联留学。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600名实习生。另外，根据当年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和苏联技术出口公司签订的相应合同，苏联以提供科学技术援助的方式接收了144名中国专家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专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燃料工业系统，如在1952年中央各部派出的实习生中占64.4%，在1952年财经系统的留学生中占58.6%。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
八、协助编制经济计划
新中国的整个经济建设方针是以建立苏联模式为目标的，其核心就是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形成以国有经济成份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便提出了为进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做准备的设想。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组成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领导小组。到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文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铁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报告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建设的方针，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发展农业，加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学工业，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范围内，按人力、物力的可能来发展其他的经济部门。工业建设的速度每年可递增20%。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同时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冒险倾向。首先在现有工业基础上发展，并准备和开始在中国大后方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工业建设必须采取苏联先进的统一的技术标准，并依靠于苏联专家的指导和技术的援助。总之，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第一次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自然要寻求苏联的帮助。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亲自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8月23日和28日，周恩来分别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双方约定，在苏联党政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与斯大林本人进行会谈。在9月3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提出了如下意见：一、认为在计划中规定工业发展的增长率为20%过高，应留有余地。经周恩来解释，以往三年的经验证明中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斯大林便建议将总增长率定为15%，而在年度计划中定为20%。二、计划中没有列入军事工业，并且对全部供货问题缺少总体说明。经周恩来说明，斯大林接受了军事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12-13%的比例，中国可以按这个比例编制整个供货申请单。三、计划中没有需要苏联援助项目的具体数据，而苏联方面研究这些计划并给予答复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最后，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先行回国，由李富春留下商谈具体计划。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同刘少奇、李富春继续讨论一五计划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萨布罗夫认为，把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增长速度定为18%是难以实现的，建议改为11-12%。关于苏联提供工业设备的问题，萨布罗夫认为不宜要求过多，尽管苏联可以提供这些设备，但要考虑到技术更新很快，应留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新设备。关于派遣苏联专家的问题，萨布罗夫也提出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由专家包办。中国应多派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到苏联来学习和实习，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技术队伍。
经过对中方计划的充分研究，1953年2月，苏联组成以萨布罗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进行会谈，分组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中国领导人很重视这些意见。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富春电，认为苏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所提的各项意见都是很可贵而应该予以重视的。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和苏方的意见，五年计划确应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减低工业生产总值每年递增的速度是肯定的。因此，可根据来电所提原则与其进行各项磋商，进一步考虑和修改我们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2月17日、23日，周恩来召集朱德、习仲勋、曾山、贾拓夫和有关各部部长、国家计委委员及各局局长开会，讨论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方案所提的意见，一致认为苏方的意见对中国制定五年计划有很大的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13.5-15%，年度计划争取为20%左右，以保证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后，周恩来复信通报了北京讨论的情况。
1953年5月18日，周恩来和高岗收到库兹涅佐夫大使送来的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一五计划任务的正式意见书，并报告给毛泽东和各中央领导人。意见书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在肯定恢复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意见书认为，规定中国全部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4%，其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为24%，都是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提得过高会使物资和熟练干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无法完成。苏方建议自1953年至1957年工业总产量年增长速度由20.4%改为14-15%。意见书还提出，大工业的发展必须和能大量生产民用必需品的手工业的发展配合起来。中国拥有极丰富的劳动力和有经验的手艺人，手工业的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因为应该把这一点估计在五年计划之内。国家必须指导手工业的发展，供给其原料，实行手工业合作化，以保证其获得必要的发展。五年计划中还必须特别注意农业问题，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当是保证以粮食供应城市居民，以农业原料供应工业，尤其要注意扩大技术作物的生产，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工业的需要。意见书接着指出，中方的草案没有对国家财政和金融问题给以应有的说明，而要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尤其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同时又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制定有关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措施。此外，草案中对培养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干部的计划问题也没有很好地给以说明。苏联经验证明，国家工业化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大量培养熟练干部，从劳动人民中培养知识分子。应当专门做出培养熟练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计划。第二天，中共中央讨论并通过了苏方的意见书。20日中央向莫斯科回文，并以电话将中央的意见通知李富春。至此，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原则上确定下来。
在一五计划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全面工业化建设。当然，还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正像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的：“从今年起，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的计划建设的时期。为了把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我们必须努力向苏联学习，必须把虚心学习和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看作是推进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首要条件之一。”
对建国初期中苏经济关系状况进行考察的结论如下：
一、中苏已经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因而在经济上也需要密切双边关系，这一点对于中国尤其重要。因此，苏联的经济援助是及时的，且为中国所必需。
二、新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又处于战争环境中，因而其经济建设和发展必须依靠苏联。而苏联的全面援助确实对于中国的经济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斯大林很不情愿地按照中方提出的要求缔结了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因而在经济利益方面颇有计较。所以，苏联的对华援助是有条件的和要求回报的。
四、尽管苏联政府在援华专家的条件方面毫不让步，但苏联的经验和技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且苏联专家确实做到了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令中方人员感动不已。
五、中国方面全无经济建设的经验，同时，在战争的条件下，苏联也没有把经济援华作为一项特别突出的任务，因而整个对华援助工作显得缺乏计划性，出现了不少矛盾和混乱现象。
总之，从1950年至1953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经济领域也是协调和互助的。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此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至于对苏联援华政策的评估，应该指出，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既是慷慨的，又是有限的，既有效地帮助了中国的经济恢复，也遗留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斯大林的对华经济政策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未免有些牵强，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确是有条件和有保留的。这就是赫鲁晓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面对的现实。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3、4期，略有改动。）
[387 楼] | Posted:2009-06-30 21:05| 墨宁
妖娆·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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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七中苏领导人对朝鲜停战的政治考虑
1953年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共和党在阔别白宫16年后推出艾森豪威尔重登总统宝座，以及最著名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后克里姆林宫迎来了一批新主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引起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冲突的那场战争——朝鲜战争结束了。
在历史研究中，朝鲜战争的结束同它的源起一样给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令人疑惑的谜团。80年代，不少西方学者认为阻碍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的战俘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主要是因为美国新政府的核外交或核威慑发生了作用，尽管争论颇多。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的问世，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在打破停战谈判僵局中的作用开始受到注意。但是人们仍然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例如，究竟是莫斯科迫使北京去结束这场战争的，还是苏联新领导人迎合了毛泽东的停战主张？
本文试图依据最近几年披露的中俄双方的档案资料，阐释在1953年朝鲜实现停战的过程中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
[388 楼] | Posted:2009-06-30 21:05| 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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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决心与美国对抗到底
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支持毛泽东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可以说，直到斯大林去世，中苏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战略是一致的。
当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时，金日成就主张尽快结束谈判。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去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至于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拉祖瓦耶夫的报告说，他们“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者中断”，同时，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
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但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根据现在披露的档案材料，金日成主张在战俘问题上对美国让步，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除了担心人员伤亡加重、经济建设受阻以外，还有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背景，即北朝鲜当时已经暗中扣留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据后来苏联驻朝鲜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北朝鲜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当然不愿意在战俘问题上纠缠不休了。
看来问题只能在莫斯科得到解决。1952年8月周恩来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对朝鲜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第一可以打退敌人进攻，第二能够守住现有阵地，第三还可以发动进攻。总之，“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这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问题，他提醒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
然而，美国不但没有任何让步的表示，反而于10月8日宣布无限期休会。此后，战俘问题转为在联合国内展开讨论。11月3日墨西哥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应允许拒绝遣返的战俘在朝鲜问题实现政治解决之前暂时居住在其他国家，此后他们可以返回各自的家园，并对他们的生命和自由给予保证。该议案遭到苏联拒绝。维辛斯基在发言中提议先实现停火再解决战俘问题，但必须依据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11月17日印度代表团又提出了一项比较接近中国第二方案的议案，即设立一个特别遣返委员会，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的代表组成，或由任何其他四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但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不得参加。双方应在议定的非军事区的交换地点按议定的人数将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在该委员会监护下即时返回家园，在停战协定签署期满90天后，仍未遣返的全部战俘应提交给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解决。11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提出的先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建议，并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对于联大通过的经过修改的印度提案，12月15日新任联大主席皮尔逊收到了周恩来的否定答复，中国断言这是强行扣押战俘的借口，并敦请联大撤销该决议，呼吁恢复板门店谈判，而谈判必须以苏联的建议为基础。由于周恩来在声明中没有提及印度提案，致使美国和印度有人认为中苏之间在战俘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中国的拒绝是因为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从目前中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一直是反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的，至于没有提到印度的提案，毛泽东的态度是：印度的提案是“荒谬”的，且已在联合国通过，故对于印度方面一再提出再行商议的要求“无答复必要”。
此时中国领导人关注的不是解决战俘问题，而是如何应付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威胁。11月24日，总参作战部在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报告中认为，虽然目前美国因选举和季节原故“对朝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新总统上台后有可能在军事上采取某种行动，时间估计在“明年3月下旬解冻以后”。12月4日，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在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中也分析说：共和党上台后对朝鲜的政策可能要生硬、急进一些，华尔街用艾森豪威尔表明美国将更积极地准备战争，杜勒斯任国务卿则会推进美国的远东政策，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克拉克、范佛里特等人也曾请求增兵，并对侧后登陆很感兴趣。报告对志愿军的状况进行分析后断言，已经“能与敌人进行更持久的斗争了”。对此，毛泽东指示：“应肯定敌以5至7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此时，总参谋部又接到苏联方面的通报：“美军将在1953年2月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准备占领全部北朝鲜，直抵鸭绿江。”通报中还列举了驻日美军总部索要北朝鲜东西海岸地图、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调动部署和范佛里特要求美国再增派4-5个师来朝的情况。这一情报更增强了中国备战的决心，毛泽东12月9日电令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同日，彭德怀召集会议研究防敌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并将朝鲜铁路的修建与改善、国内新兵动员以及辽东、山东两半岛的设防等具体部署报告毛泽东。12月11日毛泽东批准了有关部署，指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总参谋部随即要求志愿军“提起严重注意，加紧准备打敌在我后方登陆，务必完成任务”，并应“特别注意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中国方面认为“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只要战胜“侧后冒险登陆”，美国“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做了长期化的准备。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又在政务院会议上说：“现在虽然我们已挡住敌了人，并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还没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战谈判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一直打得它不得不罢手为止。”彭德怀也向部队宣布：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面对联合国军前线部队的大量增加，中国对和谈已失去兴趣，不仅压缩了谈判代表团的人员，也不拟再与印度接触商谈战俘问题。至1953年1月下旬志愿军战场部署的调整已基本完成，除了部队调动外，还包括在国内征召新兵、向朝鲜战场增兵25万人、在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及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等等措施。为此，毛泽东要求苏联满足1953年朝鲜战场一切军需用品和军工生产材料的供应。
斯大林明白，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强调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在为苏联而战，为世界革命而战，所以，苏联有义务满足中国的要求。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与中国有所不同，他在12月27日的复电中认为，1953年春季美国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中军人的计划，而艾森豪威尔上台则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些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毛泽东应做最坏的准备。至于在1953年1-4月供应624门各式火炮和235.5万发各种炮弹的要求，斯大林说这超出了苏联的供应能力，因为按原计划苏联应在1953年向中国提供20个师的武器和弹药，其中已有1320门火炮和80万发炮弹。不过，考虑到毛泽东所说的情况，斯大林答应1953年再增加供应332门火炮和60万发炮弹。毛泽东在1月4日电报中同意按此数量供应，但要求必须在1-4月，而不是苏联所说的年内平均提供。1月15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只是把20个师装备的供应推迟到5月开始。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报告中国将派出海军部队到朝鲜作战，并要求在2月份即提供18艘鱼雷快艇，60门岸炮，103架飞机。斯大林回电赞同中国出动海军的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18艘鱼雷快艇、34门岸炮、83架飞机)，并答应补派3名海军航空兵顾问。考虑到苏联战后的经济实力，斯大林能够如此不厌其烦地满足中国的请求也算是尽力而为了。当然，究其根源还在于苏联与中国的基本利益和方针的一致性。对于斯大林来说，最有利的局势是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既不扩大战争——以免将苏联卷入冲突，也不实现停战——以便把美国长期拖在朝鲜战场。
显然，在战与和的两手准备中，毛泽东的策略是只要条件有利就把战争坚持下去，直到对方让步为止。苏联提供的大规模及时援助更坚定了中国的信心。1953年初，中国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在朝鲜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越来越感到必须休战的同时，中国志愿军部队则是“决心大、信心足、情绪高”，准备打好赢得最后胜利的“过关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至于和谈问题，曾在板门店指导中方谈判的乔冠华等人2月19日对局势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毛泽东和周恩来赞同这种方针，毛泽东还估计美国人很有可能再次去找苏联出面。对于2月22日克拉克建议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来函，志愿军谈判代表丁国钰请示是否给予答复。由于对美国的举动是有意表示让步还是因即将召开联大而采取的政治手腕一时无法做出判断，况且战场形势对中朝有利，有可能迫使美国在战俘问题有所松动，毛泽东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然而，就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以迫美国做出让步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莫斯科随即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立场。
——50年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考察和反思
朝鲜战争爆发及中国出兵朝鲜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就在十几年前，由于缺乏资料，关于中国介入战争的研究还是一个令国际学术界感到头疼的问题。然而，从1987年起，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研究著作及回忆录不断问世，特别是1994年以来俄国档案解密增添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为各国学者重新开启了研究之门。于是，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和过程立即成为国际历史学界的热门课题，有关的研究论著相继涌现。
在利用和分析档案文献和口述材料的基础上，本文试从决策学的角度对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动机、战略方针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做一番历史考察。
中国被迫出兵朝鲜的合理动机
以往对于中国出兵动机的考察，历史学家已经做过很多推断和论述，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的举动主要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并以此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应该说毛泽东对出兵朝鲜的考虑的确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出于某一方面的考虑，但也不是这两种因素的简单综合。面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复杂环境和条件，毛泽东的决策动机并非如有些国外学者认为的那样“混乱不清”，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且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而逐步臻于成熟。
第一，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
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第一反应竟是于1950年6月27日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朝鲜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人们应该注意到，对战争的突然爆发，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宣言或声明。而对于美国将在台湾海峡采取的武装行动，中国则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27日毛泽东的讲话，28日周恩来的声明，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的声明，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举动上。直到7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朝鲜问题之前。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时，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怨恨。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不干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甚至透露出美国将放弃台湾的信息。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且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稳定及其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然而，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毁灭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这不仅是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固然，正如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出兵的原因时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但美国政府更应该想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从这时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与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尽管到7月初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但是有三点是十分肯定的：第一，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第二，毛泽东已经决心应战美国；第三，按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在台湾和朝鲜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后来决定在朝鲜战场与美国人一决高低的决策，最初起源于在台湾问题上被美国激发出来的革命激情。后来刘少奇关于中国出兵对苏联大使的一番谈话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决策中的革命因素：“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为了完成革命，还需要几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国侵略者作战，那我们完成革命的日期就临近了，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念，美国侵略者必败。”打败美国，完成革命，无论是对外与帝国主义抗衡还是对内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毛泽东此时的冲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革命情结。
第二，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
随着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毛泽东的注意力也渐渐转向了北方。8月11日中央军委最后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到9月底，毛泽东甚至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
中国军事部署的调整，首先当然是出于对东北地区安全的考虑，但不仅如此，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早在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就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所以，尽管毛泽东不愿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才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1950年5月14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表示愿意给朝鲜以各种援助。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麻烦了，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7月初，周恩来对即将赴朝工作的柴成文表示，中国要尽力帮助和支持朝鲜人民。同时，中国政府还答应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集中后送回朝鲜，以便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干部素质。显然，中国领导人考虑到了自身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国介入战争的意向后，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
美国军队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该把中国拖入战场，随后又要求中国立即集中9个师于中朝边境，准备入朝作战，并答应提供空中掩护。毛泽东未必没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压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工的角度讲显然无可指责，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迅速做出决断。从7月初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8月5日毛泽东关于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的指示，充分表明此时中国已经有了出兵朝鲜的打算和准备。如果仅从守卫国土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东北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显然包含有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8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所做的解释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
分析毛泽东此时的动机，更多的成份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首先，以新中国现实的政治状况、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是否能够保证其战胜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新政权立足未稳，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将遭受严重破坏，多年战争造成的厌战情绪，中美军事实力的明显差距等等，多数中国领导人最初反对介入战争的立场正是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考虑。其次，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么中国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参与这场可能把革命新政权带进毁灭深渊的战争呢？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没有受到威胁，那么非要为了某种信念拿国家存亡进行赌博，这种决策是否明智？最后，这次出兵作战不像国共内战那样可以由中共随意选择战场，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果没有提出要中国援助的请求，毛泽东也是无所作为的。因此，仅仅出于对美国行为的革命义愤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责任感，还不足以促使毛泽东做出最后决策。
第三，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
当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一切因素都允许和迫使毛泽东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如果中国不出兵，其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就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就把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行为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周恩来7月2日与罗申谈话时已经提到中国出兵朝鲜的客观条件就是美国越过三八线。仁川登陆的第三天，中央军委决定向朝鲜派出军事先遣小组，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毛泽东还带信给高岗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9月30日周恩来又发表演说，公开对美国政府提出严正警告。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
到9月28日，当朝鲜战场的形势已经变得极其危险的时候，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向苏联要求空军支援，同时给毛泽东写信，恳请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当然不会在这种时候公开介入朝鲜战争。在10月1日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一方面指示北朝鲜迅速组织三八线防御，一方面提出“组织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当天，斯大林便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派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接着，金日成的信使也赶到了北京。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中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实际威胁，而且苏联和朝鲜也明确请求中国出兵时，10月2日，毛泽东电令邓华“随时待命出动”，并草拟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表示中国同意出动12个师赴朝作战。由于领导层意见分歧，毛泽东答应出兵的电报没有发出。面对国内极其困难的局面，10月3日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努力：通过印度向美国传递信息，再次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一方面是美国对此置若罔闻，一方面是朝鲜局势日益危急，中国领导人迫不得已做出了最后决定。彭德怀在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让美国占领朝鲜中国无法安心搞建设，不如打烂了再建设的一番慷慨陈词，无疑反映的是当日上午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表示的决心。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最坏打算。只是出于争取苏联军事援助的策略考虑，毛泽东没有立即将这一决定告诉斯大林，而是派周恩来和林彪赴苏商谈。
就在10月13日斯大林已经决定在朝鲜实施全面撤退计划后几个小时，莫斯科收到了毛泽东决定出兵的通知。在援助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而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支援，如果说这是两个盟友之间的一场暗中较量，那么其结果是斯大林占了上风。不过，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必胜把握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仍然坚决主张派兵赴朝作战，并非是慑于斯大林的压力，而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考虑。在麦克阿瑟叫嚣要打过鸭绿江和美国飞机不断中国东北边境城市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是否会推进到中国境内的担心是十分现实的。因此，除了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安全利益的担心外，毛泽东很可能还有对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更深层的忧虑。问题在于，如果朝鲜按照苏联的计划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并将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因此而将战火引致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更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很有可能，“东北王”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也是毛泽东在考虑东北命运时的心腹之患。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当然，毛泽东关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考虑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台湾问题、日本问题等等。斯大林在10月初劝说中国出兵时就谈到，其后果将迫使美国“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朝鲜就不会成为美国或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最后不仅会“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即使没有看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也会想到这些保证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附带收获。
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的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所以，尽管从总体上讲中国是被迫卷入这场它并不希望看到的战争的，但是当战局的发展明显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并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利益时，中国领导人最终下定了参与这场战争的决心。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应。同时，对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决策做出合理性判断的必然结果是把美国越过三八线看作是一次纯粹导致灾难的行动，因为，只要联合国军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并逼近鸭绿江，那么，无论是美国做出不会威胁中国的保证或提出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还是以扩大轰炸甚至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都不足以阻止毛泽东对美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
[375 楼] | Posted:2009-06-30 21:03| 墨宁 妖娆·梦境 级别: 幻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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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他第一次决定出兵时就明确地设定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而且必须速战速决。毛泽东以其与国民党作战的经验盲目地认定，中国军队一个战役即可消灭美军几万人。得知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只是调整了入朝作战的部署，即只与南朝鲜军作战，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毛泽东紧接着又指出“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即在“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毛泽东还提到下一步要“打大仗”。
当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部队阻击待援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定了以运动战消灭敌军的策略，但仍然没有改变整体战略。在列举了不应准备进攻的平壤、元山、汉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泽东紧接着便指出：“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满足之后把这些城市逐一打开。”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到了一个与后来战争命运悠关的问题，即“迫使”美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但他对这种前景似乎并没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
总之，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毛泽东在未与美国开战之前就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或驱逐美国军队，而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中国军队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标需要的客观限度。
当中国军队带有某种偶然性地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以后，不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极大鼓舞，要求毛泽东按照其既定战略走到底，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如同仁川登陆成功使美国产生了轻敌思想一样，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泽东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然而，恰恰在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看到，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他在12月8日的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来年春天再战。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
但在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金日成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向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总进军”，把“美国武装侵犯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送进坟墓”，莫斯科也建议中国应“趁热打铁”继续进攻。这时，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探询中国接受停战的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周恩来请示莫斯科，准备以书面方式递交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停战条件。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条件，同时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于是，周恩来确定对停战谈判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方针。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当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停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从毛泽东完全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全军主力就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的态度看，他下令越过三八线多少是迫于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压力，但也必须注意到，毛泽东此时并没有要改变其整体战略方针的念头。当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转入休整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避免重犯人民军所犯过的错误，必须要有两三个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显然，毛泽东只是等待机会以实现其内心的设想。正是毛泽东这种非要消灭或驱逐联合国部队的心态，使中国军队坐失了以胜利者结束战争的一次极其有利的机会。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应该指出，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为解除中国在出兵朝鲜决策时所担忧的三个问题，并不需要在整个朝鲜半岛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的答复恰恰是否定了这个联合国议案。1月17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拒绝停火的决定，其理由在于“先停火后谈判”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实际上，需要“喘息”的应该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而中国所谓先撤军再停火的主张在执行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至于说阴谋，恐怕只是中国拒绝停火的借口。因为不难推断，同拒绝赞成十三国提案的可能结果一样，美国在朝鲜停战后再卷土重来所面临的联合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讲，即使停火失败，恰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志愿军也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的地盘，并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相反，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一方面导致联合国立即通过了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动，一方面为美国军队继续进行战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中朝联军的军事处境也十分危急。
面对联合国军立即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彭德怀立即想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的问题，他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当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无疑应该力求停火以图他谋的时刻，毛泽东却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斯大林也表示支持这一主张。
事实表明，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失败了。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使毛泽东认识到“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并决定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志愿军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直到这时，毛泽东还是不愿改变初衷，还以为自己可以实现消灭美军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不过是将对手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6月，当条件已经变得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战谈判。
人们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及时罢手，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
究其原因，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如此等等。
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
[376 楼] | Posted:2009-06-30 21:03| 墨宁 妖娆·梦境 级别: 幻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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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同一目标付出的多余代价
毛泽东被迫采取的长期作战和边谈边打的持久战方针，实际上表明战争已经处于他在参战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僵持状态。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至于说到得失，中国人无疑是感到骄傲的。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由此开始的历史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人民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况且，中国为此还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当然，就中国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国际义务和国家安全)，战争的最后结局也算是达到了预期目的，不过，如前文所说，这些目标早在1951年初，即朝鲜停战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总结前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1，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这就是说，由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而付出第二次代价所达到的目标，同两年半前相比，从军事的角度看几乎是相同的，但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看就相去甚远了。
决策失误所带来的后果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员和兵力的损失，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如果说因情势紧急，中国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低息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原计划仅4000万美元)尚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1951年起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就完全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了。当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不仅拒绝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不仅如此，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大约半年之后，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比重1950年为32.4%，1952年为52.9%，1953年为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50%。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50项援华工程实现的。1950-1952年中国全部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即达41.39亿元，苏联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强国的副作用在于被认定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延伸”，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总而言之，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目的本来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为此而设定的战略目标和方针却是脱离现实条件的；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在于错过了在有利条件下及时停战的历史机会；同美国越过三八线时所犯的决策错误一样，中国失误的主要原因也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从实现决策方针的结果来看，中国虽然最后也算实现了迫使其出兵的最初目标，但付出了不必要的过量代价，而最后被迫放弃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本身则证明了其战略方针的失误。
50年后回顾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及其结局，如果从军事上讲，人们已经总结出“有限战争”的概念，那么在更广阔的政治层面，是否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第一次告诫了世人：在大国之间，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之后，战争是不会有最后赢家的！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略有改动。）
余论四朝鲜战争期间的苏联驻华军事顾问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和朝鲜战争期间，有大批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到中国，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大概是空前绝后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至今还缺少专门的研究和详细的考察。本文拟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中俄双方的史料，对1950-1953年来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及其与朝鲜战争的关系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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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华苏联军事专家知多少
如果不算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的加伦(布柳赫尔)将军，那么作为政府之间的行为，苏联军事顾问最早来援助中国应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了。1938年5月，作为苏联大使馆武官的М.И.德拉特文将军便接替德国人出任中国军队的军事总顾问了。以后依次接任在华军事总顾问的是А.И.切列潘诺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К.М.卡恰诺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В.И.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从1937年底到1942年苏联撤走在华军事人员为止，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总计超过300人，此外还有技术专家200多人，其中包括志愿飞行员、大学教师、设计师、道路和桥梁专家、运输专家、医学专家等。苏联军事顾问的级别甚高，仅元帅就有6人，还有15名将军。苏联顾问不仅帮助训练中国军队，而且为总参谋部和各战区制定了数百个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的计划，其中较大型的有：武汉战役、南昌战役、长沙战役、襄阳-南阳战役、宜昌战役等。尽管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国共双方后来对此都很少提及，但这些苏联顾问和专家对于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与此相比，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来华军事顾问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第二，苏联顾问的作用主要是帮助训练中国新建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及少数特殊兵种，几乎没有直接参与战争本身的策划和行动。
最早一批来的苏联军事专家是空军顾问和教官。根据1949年8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访苏达成的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6所航校，出售各型飞机434架，派遣专家878名。10月19日，第一批空军专家来华，即分赴各地考察和选择校址。11月中旬以后，包括从校长、教官直到地勤保障人员的大批专家陆续到达，并立即分配到各航校参加建校工作。接着是海军聘请的以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人于1949年10月25日到达沈阳，随即被送往大连海校帮助建校办学。11月，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访苏回国又带来6人。到12月，更有621名海军顾问来华。尽管这批顾问和专家在华工作期限一般是1-2年(此间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但他们只是帮助培养军事院校的教员、训练飞行人员和其他技术兵种，与朝鲜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目前有关资料记载，到朝鲜战争结束前夕，在中国陆军系统的顾问共294人，辅助人员79人，在海军系统的顾问103人，辅助人员12人，总计488人。同期苏联顾问在空军和海军系统的人数不详，但根据上述资料统计，已经达到1500人。大体说来，朝鲜战争期间在华苏联军事顾问总数至少应在2000人以上，大大超过了同期在华经济专家的人数。
此外，笔者在台湾做访问学者时看到过这样一份档案文献，即“国防部”第二厅根据所收集的情报编印的一份1950年6月至1951年9月在中国大陆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名单。据台湾的情报说，此期在华顾问和技术人员共约8万人(大概是把协助防空的苏联空军部队人数计算在内了)，其中首要者和领导者442人(“其中除因原报不甚详实者均未列入外，尚有极大多数未曾查明其姓名职务与活动状况，不能一一列入”)。按其分类，军事顾问310人，政治(包括外交、教育、法律)顾问47人，经济顾问和专家72人，专业间谍13人。这个数字当然很不准确，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建国初期来华的苏联顾问和专家绝大部分属于军事人员。
苏联在中国设有军事总顾问团，领导在中国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和军事院校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军事总顾问最初是由苏联首任驻华使馆武官科托夫中将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后，斯大林派苏军副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作为其私人代表来到中国，不久便接任了军事总顾问的职务，科托夫为副总顾问。1951年4月中旬扎哈罗夫奉命回国后，由空军上将克拉索夫斯基接任。1952年7月克拉索夫斯基回国，继续由科托夫兼任总顾问。1953年7月科托夫任职到期，原华东军区首席军事顾问彼得鲁舍夫斯基上将接任总顾问。1957年7月彼得鲁舍夫斯基回国，由杜鲁方诺夫上将接任，直至1960年7月回国。
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业务和技术上负有对中国军队全面指导的职责，其中包括：一、军委领导机关、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大军区机关的领导业务；二、各技术兵种部队有关日常训练、军事工程建设、常规和尖端武器的使用以及装备、测试场地、基地维护的技术传授和指导业务；三、军事指挥学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业务；四、军事工程技术院校的专业知识传授业务。与在中国政府部门的顾问和经济技术专家不同，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不属苏联驻华使馆和总顾问领导，而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军方。
如果说战后苏联向东欧各国派遣顾问(主要在军事和国家安全系统)是出于控制和渗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强加于人，那么，到中国来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无论是在经济、文教部门，还是在军事或行政单位，则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请来的，完全是为了满足中共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
他们直接受命于斯大林
笔者在查阅档案和其他资料时发现，在斯大林时期，有关苏联军事顾问来华的问题几乎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出面与苏联领导人联系或协商的。例如，1950年2月11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请求为空军司令部和气象部门派遣12名顾问。2月25日毛泽东再次要求派遣205名顾问，用以扩大航空学校和组织空军陆战师。3月22日，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对苏联政府准备照军事订货单给中国空海军以所需的顾问人员及器材表示感谢，同时请求提早运交所订物资和设备，还特别提出因扩充航校新生，需新增教员和指导员，并希望这批教员和指导员能在5月1日开学前到达中国。经与科托夫商定，4月13日又要求为新编成的空军团、师指挥部和技术服务队聘请43名军事顾问。6月23日周恩来得到通知，苏方答应再派炮兵顾问8人至沈阳，帮助中国办炮兵学校。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更是频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这既是为援助朝鲜对美作战，也是为改善中国军队的素质。苏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8月22日，周恩来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商议并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报告，需要为军委和各大军区及军队院校增加顾问208人。23日又致函布尔加宁，请苏联派遣10名装甲兵顾问，于9月来华工作。8月27日，针对中国要求向华东军区和东北军区派遣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的电报，斯大林告诉周恩来：38名顾问，其中10名为防空专家，28名为空军专家，即将派出。至于派遣其余26名顾问的问题，苏联的意见是，这些顾问的工作可由已派往中国的如下一些顾问来担任：防空兵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防空作战处和情报处处长的顾问工作；空军参谋长顾问可负责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顾问工作。或许是因为这些顾问尚不能满足需要，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名义写信给斯大林，再次请求扩大苏联顾问和教官的数量。1951年2月12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中国正在组建一个空军集团军，将用于参加朝鲜作战，为帮助该集团军制定计划和领导作战，希望苏联能派15名有关顾问并于2月来华。17日收到斯大林回电，同意满足中国的要求，即派遣既了解中国又同朝鲜空战有关系的顾问来华，并指定由戈卢诺夫少将担任空军司令部的顾问。10月2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再次要求加派训练飞行员的空军专家。11月13日斯大林答复：“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3个歼击机航空兵师的教练员，为期3个月；对于1个强击机航空兵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5和第11强击机航空兵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团中派遣教练员。”斯大林答应将为中国的图-2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航空兵团派遣19名顾问。直到战争接近尾声，1953年1月7日，毛泽东还要求苏联派遣海军航空兵顾问和教官12名，斯大林1月27日答复拟再补派3位海军航空兵方面的顾问，而其他专家则从目前已在中国的苏联海军顾问中派出。
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苏联对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和专家的事情非常重视和谨慎，同时也反映出中国领导人急于聘请这些顾问和专家的迫切心情。不过，从上述往来函电的内容也可以看出，中国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的目的基本是为了部队训练和掌握苏式武器，尽管这些部队和武器后来大多也用在了朝鲜战场，但与苏联顾问毕竟没有直接关系。关于苏联军事顾问帮助训练部队的具体情况，中国方面有大量的回忆史料。
[378 楼] | Posted:2009-06-30 21:03| 墨宁 妖娆·梦境 级别: 幻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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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启蒙者
苏联军事顾问最早帮助创建的是6所空军航校。根据中方尽快培训出350-400名飞行员的要求，苏联空军建议组建4所歼击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00名专家，6所轰炸航校，每所学校配备120名专家，此外还有地勤人员、理论教员、航空医生、后勤保障人员，及少量派驻空军司令部的专家，共计878名。按这个设计，就相当于两个专家培训一名飞行员。1949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正式成立时，第一批学员编有速成班110人，一期甲班677名，学制分别为6个月和1年。即使增加了学员，也差不多是1名专家培训1名飞行员。苏联专家按照学制和培养目标制订出学员航空理论教育和飞行训练的全套计划，并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从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制度到课堂授课、教学考核等都由专家负责。上课时由苏联教官带着翻译去讲课。苏联专家教学非常认真，对学员也非常热情、耐心。在飞行训练阶段，全部组织实施和机务保障也由专家负责。苏联飞行教员手把手地教授学员，尽管语言不通，学员文化程度又低，但这些苏联专家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在苏联专家的严密组织和精心教学下，经过学员的努力，首批速成班和一期甲班学员终于按计划完成了训练任务，速成班于1950年5月毕业，一期甲班于1951年1月毕业。截止1951年5月1日，航校培训毕业的飞行人员保证空军连续组建了17个航空兵师、34个航空兵团。
航空部队组建以后，作战训练同样是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进行的。1950年春天以后，有几十个苏联空军师陆续来到中国担任防空保卫，于是，新组建的中国空军部队经过短期预科教育后，便成建制地驻扎在苏联军队营地，采取了“专家包教、我们保学、突击速成”的培训方法。从空中飞行、作战指挥到地勤服务和飞机维护保养，“一级带一级，一套教一套”，兵对兵、将对将地进行培训。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突击训练，达到大队编队水平后，中国部队便接管了全部装备，只留下少数苏联顾问继续帮助训练或改装。1952年以前，大多数空军部队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战斗训练的。
海军兵种复杂，技术含量高，对苏联专家的需求最为迫切。从1949年10月就不断有苏联专家和顾问来到海军领导机关及各部门、各个部队和院校，他们对中国海军的组织建设、作战、训练、装备建设、工程建设、后勤保障、学校建设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帮助。
不过，顾问和专家最集中的地方还是在海军的院校。1950年2月创建的大连海校(后分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和海军工程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苏联专家早在1949年10月就来到了沈阳，首先沿渤海和黄海岸边进行考察，并选定了校址，以后又帮助学校制定了教学计划，编写了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制度，使学校教学工作一开始就能走上正规的道路。位于南京的华东海校1950年4月改为海军联合学校后也来了苏联顾问组。在海军学校创办初期，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从制订教育计划和教学大钢，编译教材，培养教员，研究教学方法，筹办教学设备，建设实验室，到教学的组织领导，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培养学员的正规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苏联专家热情的帮助和指导。直到1953年，由于海军各学校提高了独立办学能力，教学工作已逐步走上了轨道，苏联专家数量才逐年减少。
这一时期来华的军事顾问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帮助组建特种兵部队。例如，中国的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就是苏联顾问帮助建立的。经过与苏联军方商谈，194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空降兵部队，并于1950年2月15日与苏方谈定，聘请41名顾问，订购300具降落伞。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成立空军陆战第1旅。到7月底，以沙别里车夫上校为首的苏联顾问团先后到达北京和开封营区。一个旅配备41名顾问，可以说是面面俱到了，从旅长、政委、参谋长，到旅机关的炮兵、作战、伞降、通信、工兵和后勤、医务等部门，都安排有苏联顾问，同时还为下属7个营的营长、伞兵科科长乃至叠伞员都配备了顾问。顾问团负责帮助进行军事训练和加强行政管理，并对各项工作实施全面督促检查和提出建议。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空军陆战旅于1951年3月胜利完成了跳伞训练，并于6月28日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组织的河川进攻联合演习。
苏联培训中国军队的特殊兵种还有一种方式，即将中国部队整建制地编入苏联军队中，在专门教官的指导下与苏军官兵一起进行训练。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就是这样诞生的。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派来潜艇全套艇员，“以便有效地帮助训练，待完成任务后返回苏联”。1951年2月7日，苏联同意于1951年5月至1953年6月(后延长一年)在旅顺基地为中国培训4艘潜艇的艇员，并拨出两艘潜水艇供培训使用，训练完毕再移交给中国。1951年4月20日至5月初，由傅继泽、李克明等275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潜水艇学习队先后到达苏联红海军太平洋舰队潜水艇分队。5月14日正式开始学习和训练，苏军指派10名教官和2艘潜艇的全部艇员负责学习队教育和训练。中国的潜艇学习队是一支由4艘潜艇艇员组成的大队，作为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归中国海军直接领导，但生活在苏联潜艇部队中，学习和行政均由苏军领导。全体人员身着苏联海军服装，伙食按苏军潜艇标准，与苏军潜艇官兵一同进餐，执行的是苏军条令条例。党的关系、政治工作由旅大市委领导。1954年6月19日，旅顺潜艇学习队结业，并独立操纵着从苏联购买的两艘潜艇于6月29日驶抵青岛。7月22日，组建了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从此，中国海军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
在培训中国军队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方面，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作用的确是不可替代的。至于说到直接参与或干预在朝鲜战场作战指挥的情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379 楼] | Posted:2009-06-30 21:03| 墨宁 妖娆·梦境 级别: 幻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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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哈罗夫与聂荣臻的争论
对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莫斯科的意见的确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那只是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事情，而笔者所见的史料表明，在战争中苏联军事顾问们几乎没有直接发挥作用。
关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战略决策的事例的确有过一次，但结局令人很不愉快。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1月8日彭德怀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和苏联顾问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中国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苏联新任驻朝鲜大使拉组瓦耶夫也通过朝鲜外务相朴宪永转达了反对意见，彭德怀仍不为所动。
1月9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表示坚决反对，他来到军委作战部，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
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朝鲜人民军可以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人民军当然无力单独作战，苏联顾问和朝鲜方面不得不听从彭德怀的意见同意部队转入休整。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驻朝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这件事发生以后，在朝鲜作战问题上苏联顾问就不再多发表意见了，而将主要工作放在为志愿军干部讲课和培训方面。1951年1月13日，东北军区通知志愿军总部说，苏联军事顾问建议利用休整时间为志愿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在沈阳办短期(2个星期)集训班，由苏联顾问讲授苏德战争各大战役中的反攻和进攻经验，以及介绍现代战争的知识。彭德怀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从西线各军抽调部分师以上干部去沈阳参加集训。
[380 楼] | Posted:2009-06-30 21:03| 墨宁 妖娆·梦境 级别: 幻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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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切尔金给莫斯科的报告
从中俄双方公布的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苏联军事顾问在有关战争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双方领导人转交函电、传递信息及协助商谈武器援助和派遣专家等问题。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在华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1951年6月16日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其中特别讲到对志愿军的看法及苏联顾问与志愿军作战指挥的关系，现摘录如下：
现在我报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人民军的战斗素质
我看过的许多文件以及同有机会接触过中国人民军的中国同志和我们的同志座谈都表明，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战斗素质。广大指战员坚忍不拔，战斗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部队善于在山地作战，能广泛利用夜间和恶劣天气。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不适应在冬季条件下作战，因为棉衣不足，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御寒衣物，同时还缺少御寒的经验。
部队优秀的战斗素质和高昂的士气是由坚强的政治工作来保障的。这说明了为什么部队有时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有战斗力并准备迅速由防御转入进攻。
开始存在的“恐美症”经过几次胜仗之后基本上消除了。的确，在春季战役中“恐美症”又有所复发，这表现在回避攻击美国人所守卫的战线地段。如果必须进攻这些地段，则常表现出不坚定，战斗不是都进行到底。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坚决消灭被合围的美军部、分队，甚至有时给被合围的美军部队提供逃跑的机会，以免遭受大的伤亡和浪费不多的弹药储备。
二、对朝鲜战斗行动的评价
下面两种基本情况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战斗行动特点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与美国人相比，部队技术装备差；(2)后勤组织薄弱。
虽说粮食、弹药储备充足，但满足增长需求不超过40－50%。前线部队吃不饱，有不少时候简直挨饿，因此部队不仅没有能力把顺利开始的战役进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夺取的领土。
不能充分保障前线部队给养的原因是：(1)由于美航空兵对交通线的轰炸，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运行；(2)汽车和马车数量不足；(3)整个后勤系统组织不得力。……
三、中国人民军总参谋部(总部)的作用和地位
尽管形式上有总参谋部，但至今它没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在领导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中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参谋部有作战部(也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它是由10-12名军官编成的一个小组，为政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起草报告。
研究形势和制定提案不是作战部的职能。它只满足于被动地收取情报，并不考虑哪些应该核实或查明。可以认为，如果没接到什么情报，彭德怀司令部里也不会有这些情报。
对提出的战役计划不给予研究，也不提出自己对战役计划的看法。认为彭德怀清楚该怎么办。另外，他是副总司令，由于朱德总司令有病或者其他原因离开了部队指挥，实际上对彭德怀给予什么指示的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但毛泽东同志认为不需要干预彭德怀的计划，认为彭德怀亲临现场最清楚该怎么办。
履行总参谋长之职的聂荣臻同志在军队领导人之中是比较年轻的，由于中国墨守成规的传统，他避免了许多可能损害他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关系的行动。因此，作为总参谋长，他犹豫不决，甚至不想提出关于确定总参谋部在军队指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四、关于我军事顾问的作用
中国的同志们对我军事顾问态度很好。他们认真听取我们顾问的所有意见和考虑，但对他们非常谨慎，尤其是涉及到朝鲜战争问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国同志们害怕我们把不符合中国军队发展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战法强加给他们。当他们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客气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你们观点不同。”(聂荣臻语)一次彭德怀说，他甚至还有考虑把部队开到鸭绿江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这么短的距离，他将有更好的机会粉碎美国人。
中国的同志们担心敌人在自己背后登陆，所以把很多部队部署在沿海地区，不想深入南朝鲜。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在朝鲜打10年战争，要在这种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力量，认为在短时间里粉碎敌人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十分谨慎的方式表示，他们对不给他们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不满(100毫米高射炮，以及各种不亚于美国人的自动武器)。……
我们的顾问在帮助中国同志克服在组织部队和战术方面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遇到中国同志的推辞(等一等，不着急)，常妥协退让。
现在感觉不到中国人民军运用我们的战斗经验。这特别涉及战斗的指挥、组织问题，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种的使用问题。
在外省工作的顾问更是听其自便。在我在中国期间，军事总顾问只去外地一次(沈阳)，此外只开过一次会交流工作经验。
尽管科切尔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误写为“中国人民军”，但据笔者看到的中国材料以及与当事人的交谈，这个报告所讲的情况大体是准确的。从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在朝鲜战场的作战问题上，中国军方领导人与苏联顾问之间很少进行认真的讨论，中方在听取苏方意见时非常谨慎，而苏方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也是小心翼翼。很可能是受到科切尔金报告的影响，斯大林在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上未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381 楼] | Posted:2009-06-30 21:04| 墨宁 妖娆·梦境 级别: 幻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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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
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后，1951年8月27日和9月8日，毛泽东连续两次给斯大林发电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到志愿军总部和各部队中工作。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经过研究并与克拉索夫斯基协商后，中国方面认为必须派出83名顾问，其中包括派往志愿军司令部的顾问10人，派往5个兵团的顾问共10人，派往21个军的顾问63人。毛泽东要求“上述顾问最好于1951年9-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毛泽东对此做何考虑不甚清楚，或许是因为中国军队不善阵地战，或许是因为大量苏式武器已运抵朝鲜战场，总之，此时志愿军需要加强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
不过，斯大林的答复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9月10日斯大林回电称，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席军事顾问的一个军事专家小组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顾问。关于是否向军部或兵团司令部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将在首席军事顾问进入实地熟悉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合理地加以解决。两天以后，未等毛泽东答复，斯大林再次去电说：“我们认为，有5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斯大林不愿向朝鲜战场派遣苏联顾问固然是出于苏联在朝鲜战争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即苏联不能公开参战，特别是不能造成苏联军人有可能在战场被俘的机会，为此，斯大林曾规定派往朝鲜人民军的苏联顾问只能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出现，苏联空军参加战斗只能在中朝军队的后方上空活动。但另一方面，根据科切尔金报告的情况，苏联顾问即使呆在战场大概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又何必多此一举？
后来的事实证明，来到朝鲜战场的苏联顾问其职责主要也是了解战场敌我双方的情况。据在志愿军总部负责接待苏联顾问的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后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并未到志愿军总部，顾问团团长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炮兵中将，另外还有1名少将和2名上校，以及1名文职翻译人员。邓华副司令员向作战部交待任务时也强调：顾问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情况，可指定人专门与他们联系，只谈敌我战场情况，其他与我无关的事就不要说了。另据军委作战部参谋王亚志回忆，于1951年10月到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都是搞情报工作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定期向莫斯科传递战局发展的情况。这些顾问在司令部只听不说，从不发表不同意见。
正是由于苏联顾问在朝鲜作用不大，1953年1月17日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向斯大林请示召回在志愿军总部的顾问组，理由是彭德怀已经回国，与志愿军司令部的联系可以由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而有关朝鲜前线形势的情报则继续由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和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于是，这些苏联顾问在3月斯大林去世后全部回国。
由此可以做出结论：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驻华军事顾问虽然人数众多，但其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部队进行训练，收集和传送有关战争的情报，联系和协商对华军事援助的问题，而没有参与对战争进程的指导，更没有对中国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产生影响。
（原载《百年潮》2003年第3期。）
[382 楼] | Posted:2009-06-30 21:04| 墨宁 妖娆·梦境 级别: 幻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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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五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
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的中期，苏联给予了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提供贷款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然而，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贷款，其中有多少属于军事贷款，有多少属于经济贷款，这些贷款的具体情况如何，学术界至今没有一致认可的说法。中苏双方政府从未公布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全面情况，故而曾引起外间各种猜测和估算。1960年8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说，从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3亿美元(52亿卢布)的贷款，其中4.3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也有的美国专家估计为22亿美元(合88亿卢布)，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说法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120亿卢布)。作为历史研究的结论，中国方面和苏联方面的统计差别很大，就是中国国内不同著作中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总之，在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尚未说清楚但必须说清楚的问题。
本文拟利用中国和俄国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对苏联1950年代援华的贷款数额、用途及其条件做一点考察。
[383 楼] | Posted:2009-06-30 21:04| 墨宁 妖娆·梦境 级别: 幻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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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贷款数额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外交史》)提供了有关苏联对华贷款的比较全面的材料。为了便于考察，现将该书提供的材料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制成下表：
《外交史》关于苏联对华贷款的统计
序号
1
时间
1950年2月14日
金额(旧卢布)
12亿
用途
经济建设
2
1951年2月1日
9.86亿
购买军用物资
3
1952年9月15日
0.38亿
种植橡胶
4
1952年11月9日
10.36亿
购买60个步兵师装备
5
1953年6月4日
6.1亿
购买海军装备
6
1954年1月23日
0.035亿
有色金属公司
7
1954年6月19日
0.088亿
有色金属和石油
8
1954年10月12日
5.46亿
特种军事用途
9
1954年12月12日
2.78亿
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苏联股份
10
1955年2月28日
2.47亿
转售安东苏军物资
11
1955年10月31日
7.23亿
转售旅大军事基地苏军物资
总计
56.76亿
《外交史》提供的这个数字最早大概是周恩来说的。1960年7月14-1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托作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长篇报告，其中讲到，朝鲜战争及后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总计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15亿卢布，总共62亿卢布，预计到1965年可以还清。19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说，苏联1950-1955年向中国贷款11笔，总计金额为56.6亿旧卢布，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抗美援朝战争和偿付苏联移交物资等方面。这与《外交史》提供的材料大体相同。同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说贷款共有11笔：“除1950年贷款3亿美元外，1951-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0项贷款协议，其中一笔为无息，9笔年息2%，偿还期2-10年”。但其统计的贷款总金额略少：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
现在看一下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2)、著名经济学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以下简称《经贸史》)一书中使用的贷款数字是按照1961年1月1日苏联公布的新卢布牌价计算的，为了便于对比，现折合成旧卢布(1个新卢布折合4.45个旧卢布)，也列表于下：
《经贸史》关于苏联对华贷款的统计
序号
时间
金额(新卢布)
金额(旧卢布)
1
1950年
2.7亿
12亿
2
1951年
4.33亿
19.269亿
3
1952年
2.415亿
10.747亿
4
1953年
1.352亿
6.016亿
5
1954年
1.882亿
8.375亿
6
1955年
2.182亿
9.710亿
总计
14.861亿
66.117亿
两方材料比较，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金额比中国方面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如果除去新旧卢布换算时出现的微小差额不计，主要差别出现在对1951年贷款数额的计算上，其他各项大体相同。再对比其他材料，逐项核查以上两表所列数字，可以看出，主要问题也出在1951年的贷款数额上。1952年9月的橡胶贷款，签订协定时确定的金额为7000万卢布，但1953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基本上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压缩在华南种植橡胶的计划的主张。可以推断，此项计划的提前结束导致贷款中断，故实际使用只有3800万卢布，这与《经贸史》上的数字也是一致的。1954年10月12日的特种贷款，协定签订的金额是5.2亿卢布，很可能是在实际使用中略微超出了一些(2600万)。这些均可略去不计。至于其他项目的数额，双方的统计则完全一致。因此，关键是1951年的贷款，中苏双方的计算相差9亿多卢布。最近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中特别提到了这个差额。《杨尚昆日记》1960年10月16日记载：苏联方面提出中国共贷款66亿卢布，实际情况是贷款总额为56.76亿，不是66亿，苏联多算了9亿。抗美援朝贷款为9.86亿，而算作了19亿。
那么，这个差额是怎样出现的呢？
首先应该确定1951年2月1日贷款的数额。关于这一数额，《外交史》说是9.86亿卢布，《经贸史》说1951年2月贷款为19.161亿，不过这是将折扣的9.297亿计算在内了，减去折扣，恰好也是9.86亿卢布。但《经贸史》在另一处又称1951年的贷款是19.269亿卢布，这就使人想到，1951年的贷款可能不只是2月1日一笔。
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协定是由周恩来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亦译沙哈罗夫)签订的，当时确定的数额为12.35亿卢布。1953年12月3日，周恩来关于《苏联政府五项贷款逐步偿还初步计算》给中共中央各领导人的信函中说，我国政府将于1954年至1963年间偿还苏联五项贷款，金额总计为40.08亿卢布。这个数额基本上即前表所列1-5项的贷款数额之总和，其中橡胶贷款当时已经确定缩减，而1951年2月1日贷款仍然是按协定数额12.35亿卢布计算的。1954年1月31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要求对这笔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清算。3月下旬，中苏双方草签了关于结束使用抗美援朝军事贷款的议定书。4月13日周恩来的批示中有这样一段话：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对周恩来这段话应作如下理解：实际使用19亿多卢布，而欠款只能算9.8亿多卢布，原因是“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即减去了折扣数额9亿多。综合上述材料可以做出如下判断：2月1日协定贷款数额12.35亿，实际使用9.86亿，剩余2.4亿多由苏联收回。所以，周恩来批示中所说“19亿多卢布”和“9.8亿多卢布”，都是针对1951年2月1日这一项贷款数额而言的。
但是，苏联方面在清算时确定1951年贷款的实际使用数额为19亿多卢布，很可能是将1951年内的所有贷款计算在内了。既然中苏双方对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数额9.86亿卢布没有异议，那么问题就在于，除此之外，1951年可能还有其他的贷款。
根据查阅《周恩来年谱》和近几年俄国解密档案的结果，1951年中国的确还向苏联提出了补充贷款的要求，而且苏联方面也确实提供了这些贷款。
证据一：1951年9月5日周恩来审改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电文说，今年2月1日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4月10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6月均已用完，鉴于“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请苏联政府考虑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再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能于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同月12日斯大林复电说，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追加的军事订货最早也要在6个月内交付。这就是说，除2月1日贷款外，4月10日还有一笔补充贷款，在此之外，毛泽东又要求苏联提供新的6亿卢布军事贷款，而且已得到斯大林同意。
证据二：1951年9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这进一步说明，斯大林同意提供新的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且中方已经得到答复。
证据三：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说：“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三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这再次证明，1951年总共有三笔同等条件的军事贷款，即2月1日根据周恩来与扎哈罗夫协定的贷款，4月10日和9月12日斯大林电报追加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已经在使用过程中。
至于1951年后两次补充贷款的数额，已知9月12日追加了6亿卢布，而4月10日补充的贷款，根据苏方提出1951年贷款总计19.269亿，减去2月1日的9.86亿，再减去9月12日的6亿，应为3.4亿卢布。如此计算的结果，在整个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13笔，而不是11笔，总金额大约是66亿旧卢布，而不是56.76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并非如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说是没有将苏联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股份的贷款计算在内——没有材料证明应该把苏联转让的股份作为贷款，而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正式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
当然，如果计算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全部贷款，还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贷款。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经商议中国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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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贷款用途
那么，在这些贷款中究竟有多少是经济贷款，有多少是军事贷款，在军事贷款中又有多少属于对中国抗美援朝的贷款呢？由于统计方法不同，或核算缺项，各种材料提供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这里有必要加以详细计算和说明。
按照《外交史》提供的数字和分类计算，在贷款总额中，军事贷款占73%，经济贷款占23%，此外，仅抗美援朝贷款就占贷款总额的60%。另有著作计算的结果是：军事贷款占76.1%，经济贷款占23.9%。显然，上述计算都是根据贷款协定的条文来确定贷款用途的，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首先，《外交史》将1950年2月14日的12亿卢布贷款全部算作“经济建设贷款”是不妥当的。尽管贷款协定第二条规定其用途是“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包括电力站、金属与机器制造工厂等设备，采煤、采矿等矿坑设备，铁道及其他运输设备，钢轨及其他器材等”，但实际上这笔贷款究竟有多少用于经济建设，值得研究。
在这笔贷款的协定商谈完毕但尚未签署时，中国方面已经确定了第一年的贷款数额的用途。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在给刘少奇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说：“本年内贷款只能支付6000万美元，已购之飞机(340架)、汽车、降落伞、钢轨(43089吨)、高射炮、炮弹、汽油及空军各种器材共值4000万元美金。”这笔贷款以每年同等数目分五年支付，即一年2.4亿卢布(6000万美元)，而第一年贷款中的4000万美元，除钢轨外，大体上定购的都是军用物资。剩余的2000万美元则决定给海空军定货使用。这就是说，第一年的贷款基本上用于军事方面了。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需要苏联保证武器和装备的供应。为了得到这些军事装备，又不影响经济建设，毛泽东在1950年10月13日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要求苏联政府以租借办法保持2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同日，毛泽东又告诉苏联大使罗申，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军事装备付现款，“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联方面决定将一部分军事装备列入了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定。斯大林在1951年1月4日通知毛泽东，至1950年10月中旬(即中国出兵朝鲜)以前，苏联根据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已向中国提供了总价值为1.4亿卢布的军用物资。此外，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也向斯大林报告：经与中方商定，“在明确规定1950年实际供货数额后，按提供中国规定额度军事贷款的决定，纳入1950年2月14日贷款协定和商品流通的供货价值，总数定为2.65亿卢布(1.4亿卢布属1950年贷款，1.25亿属商品流通)。这些数目的说明书已于今年1月9日由外贸部告知扎哈罗夫同志和米库诺夫同志”。这就说明，在12亿卢布的经济贷款中，至少在1951年初已有1.4亿转为军事贷款了。至于这笔贷款最终的使用情况目前尚无文献证明，但据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回忆，原来中央军委曾计划将这3亿美元军事贷款的一半拨给海军使用，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出国作战急需空军支援，结果这笔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用于空军购置飞机了。1950年和1951年实际执行的结果，海军建设从原先确定的这笔经费中只开支了约2000万美元。肖劲光使用的“军事贷款”这个用语表明，在军方领导人的心目中这笔贷款原本就是为军事方面提供的。据以上材料估计，1950年的贷款尽管未必完全算作军事贷款(军事贷款有折扣)，但看来实际上主要用于购买军事物资了，而且似应算在抗美援朝贷款项目下。
同时，《外交史》算在抗美援朝项下的五笔贷款也不大合理。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属于抗美援朝贷款，这一项没有问题，而1953年的海军贷款、1954年的特种军事贷款、1955年的转售安东军用物资贷款都发生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或结束以后，而且其条件也不是如战争期间的半价支付，把这些都算作抗美援朝贷款未免牵强。
至于1952年11月9日签订的60个步兵师装备的贷款，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实际上，这60个步兵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在1951年就已经开始提供了，只不过当年提供的4个师装备中，3个师的装备经协商转给了朝鲜人民军。中国本来希望在1952年内完成其余装备的交货，后因斯大林提出1951年只能交货10个师的装备，其余将在两年内交齐，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电报，指示正在莫斯科谈判的徐向前，“提前于明年交完的问题不要再提”。7月31日，中央军委下达自本年8月至1954年10月60个师的换装计划。以后，交货日期再次推迟。1952年3月，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又要求，其余应提供的装备交付期限为1952年16个师，1953年20个师，1954年20个师。关于这批武器装备的贷款问题，毛泽东说，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后来协定签订了，但用这笔贷款改装的部队只有3个师在朝鲜停战前入朝作战，用这笔贷款购买的武器，也只有37高射炮炮弹及部分122榴弹炮炮弹用于朝鲜战场，其余均未用于朝鲜战争。另外，这60个师装备的贷款条件也不是像1951年2月1日军事贷款那样按照援助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条件拟定的。
这里就涉及到了所谓抗美援朝贷款的折扣问题。关于1951年2月1日的贷款条件，苏方提出的意见是：“1950年10月19日后，即中国参战以后和与此直接有关而交付的军用物资的价款，按已交付物资的半价从贷款中支付。中国军队入朝以前，即1950年10月19日以前所提供的军用物资，以及1950年10月19日以后提供的但非用于与中国赴朝参战直接有关目的的军用物资的价款，由1950年2月14日的贷款协议和按商品流通方式支付。”经中苏双方反复协商，最后确定为：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朝鲜前的军事订货以全价付款，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装备与弹药的订货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的订货则以七五折付款。显然，这种给予特殊优惠条件的贷款是专门针对中国抗美援朝的情况而定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志愿军不顾艰难困苦出兵朝鲜作战，直接是援助了朝鲜，间接则是帮助了苏联，是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战。顺便说一句，这个道理斯大林心里最清楚不过了，所以苏联方面后来在讨论偿还贷款时总把这个折扣问题挂在嘴边，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60个步兵师装备的贷款则没有按上述条件提供。由于中国急需现代武器改装部队，又只能采取贷款的方式购买这些装备，而斯大林则表示苏联提供贷款有困难，所以周恩来提出这60个师的装备贷款中国将全额支付。在1952年9月19日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莫洛托夫又特意提到这一问题，请周恩来确认支付中国60个师装备的军事贷款不属于苏联政府按1951年2月1日协定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即这60个步兵师的装备供货将用中苏特别协定的贷款全额支付。当周恩来表示肯定的态度后，斯大林立即说，在这种情况下要签一个特别协定。所以，这60个步兵师的贷款，从条件上看，苏联似乎也没有把它计入抗美援朝的贷款。
归纳一下，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应为前表所列第1、2、4、5、8、10、11项及1951年两笔补充贷款，总计62.88亿卢布，占50年代全部贷款的95%。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应为1950年贷款的基本数额和1951年贷款的数额，再加上60个步兵师装备贷款中3个师的数额，总计大约是32亿旧卢布。这个数字与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报告的1950-1953年由苏联进口的特殊订货共计31.948亿卢布(结汇数字)基本吻合。因此，抗美援朝贷款在贷款总数中所占比例也不是《外交史》计算的60%以上，而是大约48%。至于经济贷款，如果不算1961年的3.296新卢布蔗糖贷款(合14.6亿旧卢布)，那么还不到3.3亿旧卢布。
根据上述分析和考察再列表如下。鉴于苏方材料使用的是新卢布，且相应的具体数字与中方材料相差无几，故此表基本采用中方材料提供的数据：
50年代苏联给中国贷款的统计金额单位：亿（旧卢布）
序号
时间
协议金额
实际使用
军事(其中抗美援朝)
经济
1
1950.2.14
12
12
12(基本全部)
2
1951.2.1
12.35
9.86
9.86(9.86)
3
1951.4.10
3.4
3.4
3.4(3.4)
4
1951.9.12
6
6
6(6)
5
1951.9.15
0.7
0.38
0.38
6
1952.11.9
10.36
10.36
10.36(大约1)
7
1953.6.4
6.1
6.1
6.1
8
1954.1.23
0.035
0.035
0.035
9
1954.6.19
0.088
0.088
0.088
10
1954.10.12
5.2
5.46
5.46
11
1954.10.12
2.78
2.78
2.78
12
1955.2.28
2.47
2.47
2.47
13
1955.10.31
7.23
7.23
7.23
总计
68.713
66.163
62.88(约32亿)
3.283
[385 楼] | Posted:2009-06-30 21:04| 墨宁 妖娆·梦境 级别: 幻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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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贷款条件
从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角度看，抛开战争的因素，这个贷款数额，无论就借方的能力还是贷方的需求来说都不算多。根据苏联公布的材料，截至1957年7月为止，苏联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贷款数目达到280亿卢布。对于发展中国家，1954-1957年给印度贷款10亿多卢布，偿还期12年。1954-1956年给阿富汗贷款4.13亿卢布，偿还期30年。1956-1957年给印度尼西亚贷款4.264亿卢布，偿还期6-12年。1959年又增加对印度贷款共25亿卢布。此外，1953年苏联还向朝鲜提供了无偿经济援助10亿卢布，以后又增加了7.6亿卢布贷款，并经1960年10月签订协议免于偿还；1955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4亿卢布。与此相比，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总额为数应不算少，约占给社会主义国家贷款总额的2/5，但这主要是因为战争及冷战环境而需保证国家安全的原故，作为经济援助的项目，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却少的可怜，即不足给印度贷款的1/10。
这里的问题并不完全是苏联不愿提供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领导人对贷款这种经济运作方式的认识有关。除了战争期间对武器弹药的紧迫需求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似乎并不愿意对外借债。第一笔向苏联提出的3亿美元贷款数额并不大，据查，仅1948年2月苏联向波兰提供工业设备一项即贷款4.5亿美元。但当时并非苏联不愿给予，而是中国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为此对国内的解释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不过，此时中国不愿过多借债，到急需贷款时苏联又未能如愿以偿地给予援助。
情况的变化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为了解决战场的燃眉之急，中国不得不一再向苏联提出贷款的要求。如前所述，1950年10月出兵前，毛泽东要求苏联在经济贷款之外另行提供军事贷款；中国出兵以后，特别是1951年初，毛泽东又屡次要求斯大林增加军事贷款。对中国的这两次要求苏联方面立即给予了满意的答复，但关于60个步兵师装备和海军设备供应的谈判进展则十分缓慢，为此，中国方面显得非常急迫，而苏联方面似乎也确有为难之处。
1951年6月，高岗和彭德怀受命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朝鲜停战问题，会谈时提出了中国军队更换装备的事情。当时斯大林表示“关于供应60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然而，在莫斯科进行预备谈判的总参谋长徐向前报告，按苏联总参谋部的安排，在这60个师的装备中，当年只能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在6月2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因此，毛泽东提出，苏联的安排“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毛泽东的要求是在1951年下半年，即“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的一切”。
6月23日，徐向前会见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提出了与毛泽东电报中的同样要求，并提交了经过修订补充的60个师装备的最后订单。第二天，斯大林答复毛泽东说：“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已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了。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这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那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6月30日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回复：关于提供60个师装备的期限，“我们应该只依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来办，即在3年内完成60个师装备供应，而在1951年完成10个师的供应”。此后，苏联又提出1951年只能完成4个师装备的供货，其余6个师的装备推迟到1952年上半年，毛泽东也表示同意，并提出，因此“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发货的结束时间也推迟半年，即于1954年底发货完毕”。
发货的时间和数量基本确定下来以后，中方提出了供货方式的问题。毛泽东在10月4日的电报中提醒斯大林：“今年6月高岗同志在莫斯科就60个师所需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进行谈判时，曾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上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将由中国政府用军事贷款于8年内分期偿付。”所谓“军事贷款”，就意味着按照2月1日贷款协定，即以半价偿付的条件执行。毛泽东的意图是清楚的，但苏联方面迟迟没有答复。直到次年4月，斯大林才表示同意就“支付60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进行谈判，但提出的建议是“根据提供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没有看到谈判过程的历史文献，但其结果如前所述，这60个师的装备贷款没有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的条件按半价执行，而是需要按全价付款。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提出的海军装备贷款总额苏联则表示难以接受。关于海军装备的贷款，毛泽东在1952年3月28日提出的数额是18亿卢布，要求“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参谋长罗舜初和两名中国海军工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进行谈判。苏联同意来人进行谈判，但谈判实际进展极不顺利。到是年9月，周恩来只得亲自向斯大林提出要求。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安排，周恩来告诉斯大林，中国想要得到40亿卢布的贷款，大体安排是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采购橡胶1亿卢布，工业设备8亿卢布。另外18亿的飞机货款中国打算用现金支付。斯大林同意提供贷款，但明确表示不能接受40亿这个数字。斯大林强调，问题不在贷款多少，而是苏联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多的设备，至于究竟能够提供多少贷款需要计算，时间为两个月。苏联方面是如何计算的，不得而知，但众所周知的是，两个月内只确定了橡胶和60个师装备的贷款(合计11亿多卢布)，海军贷款经过9个月的“计算”，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确定下来，实际数额是6.1亿卢布，而工业贷款则没有再提起。
也许是苏联方面确有实际困难，也许是斯大林不愿提供大量的经济贷款，不过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没有强求增加经济贷款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在1950年2月的贷款谈判中提出的贷款条件令人感到不满。最初，苏联方面并没有谈到贷款的附加条件问题。例如，在1月22日莫洛托夫等人提交的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有关中苏条约的12个文件中均没有关于贷款附加条件的内容，斯大林在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正式会谈时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给予年息1%的优惠条件是非常满意的。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当1月26日斯大林收到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草案后，对其中要求苏联立即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权利的条款感到非常意外和不满。尽管后来苏方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大体上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但随之便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协定，其中就包括贷款协定的议定书。
经过一轮谈判后，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苏方要求的数量令周恩来颇感为难：“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开采和生产极为落后，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3吨，而1949年仅2766.58吨，1936-1948年平均年出口约7386.6吨；锑矿最高年产为22401吨，1949年仅1204.77吨，1937-1947年平均年出口约4512.7吨；锡年产分别为11710吨和3500吨，1939-1948年平均年出口3787.1吨；铅最高年产约10000吨，自给略有剩余。所以，苏联提出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力所不及的。
据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免除铅的供货，减少锡和锑的供货。经过反复谈判苏方最后接受了中国的请求，不过，苏联提出的这个附加条件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多少有些盛气凌人的味道。针对这种情况，中方在起草关于贷款的议定书时特意首先提到：“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当这个文件发回北京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刘少奇给毛泽东去电汇报说，政治局会议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中帮助苏联政府数句似可删去。但毛泽东坚持这种说法，他在复电中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显然，因为这种条件表明中国得到苏联贷款并非是单方面的求援，而同时也为苏联提供了帮助。
在经济贷款中还有一件事更使中国人对苏联的条件感到不满，这就是关于向苏联提供橡胶的问题。橡胶是苏联本身无法生产而在冷战环境中又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战略物资，因而希望通过中国的途径搞到。早在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时斯大林就询问中国南方是否能够种植橡胶。1950年11月斯大林要求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5000吨，周恩来为此致信毛泽东等人，告以莫斯科来电内容，并建议不管中国如何困难，都应转卖苏联5000吨。后经毛泽东同意，并与陈云商定：多给苏联3000吨，共8000吨橡胶，并可代订5-7万吨。但随后美国开始实行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中国要进口橡胶也非常困难了。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在1951年上半年利用在天津和广州的两家英国公司进口了4800吨橡胶。
斯大林对中国能够向苏联提供橡胶表示满意，但又感数量不足，希望中国大量种植橡胶，以保证这种战略物资的供应。20世纪初中国从马来亚半岛引进橡胶树，但只有海南岛地区适宜种植。解放初期，种植面积29332亩，年产橡胶约7500担，尚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1952年3月，斯大林提出以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开发橡胶生产。斯大林没有想到股份公司的方式更为中国领导人所反感。毛泽东同意在中国南方种植橡胶，但认为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建议由苏联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而中国以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答应按低于世界市场的优惠价格向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
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时双方签订了橡胶贷款协定。斯大林在会谈中直率地提出：“我们想从你方每年得到1.5-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周恩来回答：中国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如数供应，但考虑到“敌人的封锁和其他反华措施”，担心无法完成义务而被视为违反协定。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但又不客气地指出，中方应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至于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如果中国不能按商定的数量提供橡胶，苏联只好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同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1亿卢布的贷款数额斯大林也表示有困难。9月15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在中国种植橡胶的技术合作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向中国贷款7000万卢布，在出产橡胶之前，中国每年需从第三国为苏联尽可能购得1.5-2万吨橡胶，不足部分以钨、钼、锡、铝、锑等原料顶替；出产橡胶后，每年产量的70%提供给苏联，1963年以前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以后则按低于国际市场8%的价格售与苏联。显然，签订这个橡胶贷款协定使中国成为了苏联的橡胶生产基地，这是中方所不情愿的，所以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如前所述，中国就提出中止这一协定。作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
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中国人民当时的骄傲和喜悦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对于如何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借鸡下蛋”的道理，中国领导人当时尚未参悟。至于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略有修改。）
[386 楼] | Posted:2009-06-30 21:05| 墨宁 妖娆·梦境 级别: 幻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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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六1950-1953年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状况
——来自中国和俄国双方的档案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开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莫斯科进行的前后长达两个月的访问。中国领导人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同时争取得到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外交谈判，毛泽东终于迫使斯大林做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那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之间在经济关系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苏联是否对中国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必不可少的援助？从客观上讲，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进一步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性，苏联也有义务为其盟友提供全面的经济援助。然而，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及结果使得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心存芥蒂，他们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必然形成中苏经济关系发展中的心理障碍。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那么，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的程度以及中苏经济关系在战争时期的发展前景的确是难以预料的。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对苏联的依赖，以及苏联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回应，就构成了从中苏条约签订到朝鲜战争结束这一时期中苏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提，同时也决定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内容、形式及其结果。
中国对苏联的经济依赖首先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旧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2.3%，而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重又仅占5.5%，加上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1950年初，这种破坏在电力工业达50%，钢铁工业达90%，而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一般则在50-70%之间。同时，因工业设施不配套、分布不合理以及供销不畅通，即使在完好的工业企业，其设备利用率也只有45%左右。由此造成社会失业现象严重，当时全国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约150万人，尚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口。农业生产同样落后，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137斤，棉花21斤，此外，因大面积农田(12795万亩)受灾，农业总产量只有2100亿斤，为战前平均水平的75%，粮食减产150亿斤以上，灾民达4000万人。交通运输业也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的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吨公里，仅及1936年的52.7%。生产落后和衰败直接导致了新政府的财政困难，1949年财政赤字达财政总支出的46.4%。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刘少奇1951年7月5日在一次报告中承认的，中国的经济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中国当时可以指望的经济援助只能来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在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的一个多月里，中国主要领导人与苏联大使罗申频繁接触，不断反映新中国面临的困难，要求苏联给以帮助。朱德希望苏联及时提供大功率拖拉机和其他农机设备，帮助新疆地区顺利开展春播。刘少奇强调新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巩固中苏友谊，并表示愿意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以使苏联同志熟悉中国的情况。郭沫若谈到科学院大量仪器和资料被国民党运往台湾的情况。董必武则讲述了国民党特务对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破坏活动。陈云和周恩来更为详细地介绍了经济方面的严重情况：因民族资本家大量转移资金，华南地区生产严重下降，而由于海岸封锁，对外贸易也处于半停顿状态，唯一能够使用的天津港每月交易额仅300万美元左右。1949年10月战争仍在进行，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库和多印发两倍以上的钞票来补偿450万军队及150万国家机关和企业职工的费用。由于大量发行纸币，建国伊始仅一个多月物价即出现灾难性暴涨，达5-6倍，尽管政府为稳定物价而向市场投放了大批粮食，但预计1950年的粮食价格至少还得上涨一倍。此外，人民政府正在制定1950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计划，而中国的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希望苏联专家帮助进行这一复杂的工作，尤其帮助搞好以前处于隔离状态的各原料产地和工业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显然，中国领导人期望罗申将这些情况转达莫斯科，从而为毛泽东亲自访苏解决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进行铺垫。
应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长达两个多月的外交谈判是成功的，达到了缔结新盟约和争取苏联援助的预期目的。不过，苏联被迫接受中国的缔约条件也的确在斯大林心中留下了对毛泽东不信任和不满意的阴影，这对于中国期望从苏联得到大量经济援助前景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然而，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改变了一切。当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战局发生急速逆转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把挽救北朝鲜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而毛泽东在经济面临重重困难、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特别是苏联拒绝出动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毅然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做出让步，决心单独出兵朝鲜与美国较量。毛泽东在危急关头做出的决定不仅解救了金日成，也使斯大林如释重负——苏联由此摆脱了因做出朝鲜战争的轻率决策而在冷战格局中所处的尴尬境地，其结果一方面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一方面也使莫斯科转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看法。对此，中国领导人深有体会。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苏同盟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国的经济恢复和朝鲜战争几乎是同步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配合默契，协调一致，而且经济关系方面的相互合作和援助也迅速发展起来。
此期中苏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苏联对华援助，所以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也是以苏联援华的内容为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时中国经济状态正处于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过程中，中苏双方对于他们之间将要形成的经济关系既没有准备，又缺乏经验，因而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矛盾、混乱、重复、遗漏的情况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史料也是零乱庞杂的。笔者在考察中，把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方式和途径分为提供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开办合股公司、提供技术资料、派遣苏联专家、培养中国专家和协助编制经济计划等几个方面。这种划分或许不够科学，但采取这种条理化方式考察的尝试，无非是希望把复杂纷乱的经济现象看得清晰一些。
一、提供低息贷款(略)
二、援建重点项目
可以说，在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一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情况（略）
表中的3项，即能源工业项目21个，占44.7%，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占46.8%，东北建设项目36个，占76.6%，充分说明这一援建工程带有为工业化打基础和经济恢复的性质。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和朝鲜战局趋向缓和，这些项目在恢复时期内陆续开始破土动工。从成套设备进口的完成情况看，有些项目是分阶段建成投产的。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的统计报告，1950-1953年中苏共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68394万卢布，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在上述企业中，已经全部完成进口合同的有抚顺电站(一期)、阜新电站(一期)、西安电站(一期)、郑州电站、乌鲁木齐电站、丰满水电站(一、二期)、重庆电站、沈阳风动工具厂等8个项目，完成80%以上的有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铝厂(一期)、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机械一厂、富拉尔基电站(一期)、太原电站(一期)、大连化工厂等。所以，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与恢复时期全部新增固定资产金额和生产能力数量比较，以下重点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如表二所示)足以说明1950-1952年苏联援建的项目对于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未来工业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表二恢复时期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基本情况（略）
1950-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电力22.2万千瓦，煤炭开采1563.7万吨/年，生铁76.4万吨/年，钢锭55.8万吨/年，钢材33.6万吨/年。而表二所列部分重点项目完全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合计达41.39亿元，实现生产能力新增：电力87.55万千瓦，煤炭开采780万吨/年，生铁250万吨/年，钢锭320万吨/年，钢材250万吨/年。苏联援建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苏联还应中国政府要求援建了一些临时提出的项目。如1951年1月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和段子俊、沈鸿受命前往莫斯科谈判由苏联紧急援建中国航空工业的计划。苏联对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维辛斯基为首的七人委员会与中方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谈，苏联答应帮助中国迅速建造起年修理能力为3000台发动机和600架飞机的修造厂，当年即大修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而且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在中国进行设计，并尽快派专家赴华开展工作。考虑到航空工业对中国的紧迫性，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送交斯大林审批后，只用三个小时就批准了。在这个基础上，1951年4月中国政府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必须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这一点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看得十分透彻。1952年1月16日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国今后工业化的方针必须把自力更生同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援助密切结合起来。张闻天认为，对于中国今后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大型工厂和矿场的建设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详图直到成套设备订货及安装，都应全部地、彻底地采用苏联的计划、装备与专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一开始就真正建立起最新式的、最进步的、最现代化的工业工厂。这样的工厂，只要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帮助即可最迅速的建立起来，用不着走弯路，用不着摸索又摸索，而且也不会发生乱子。因为苏联同志们有充分的经验，有足够的设备，并且有最可靠的政治保证，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今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这一方面。张闻天此信引起中共中央极大重视。毛泽东于1952年2月8日批示：“关于工业问题，请陈、李注意随时提到中央会议加以讨论。”中财委党组干事会于2月18日讨论了张闻天的信和有关来电，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一、凡属开办新工厂或在旧厂中改建重要装备而我无改进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而且对于接收定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均需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二、初步设计批准后，凡我不能自制的装备必须依靠苏联供应。三、因今后贸易部进口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购买工业装备和器材，一切工业部门必须抽出一批熟悉苏联设备和器材的干部及可靠的技术人员给进口公司。四、凡属向苏订购成套装备或订购大量器材的厂矿，必须派出该厂矿的第二负责人带队常驻苏接洽定货、催货。不派重要负责人者不予定货。五、对于重要工厂的设计和定购装备工作，中央财经各部的负责人必须十分重视，必要时必须亲去苏联接洽。六、中央各部及各厂矿所开定单事前必须慎重确定，一经我方商务代表团与苏方签订了议定书之后就不能变更。七、各部门各厂矿经中贸部向苏联提出的定货单的金额及定单中的主要装备必须仍由中财委批准，未得中财委批准不得变更。八、已征得外交部同意加派四个来往于中苏的外交信使专送财经信件，如此等等。中共中央于同年3月7日致电张闻天和各中央局，表示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意见。
156项工程的第二批项目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一五计划的制定开始的。1952年8-9月，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即将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和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原则确定之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等继续留下与苏方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8个月。苏联政府对周恩来交付的一五计划重点工业项目逐一进行了极为详细周密的研究，除少数中国自己能办或因地质资源不明和一五计划期间无法上马的项目外，同意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甚至增加了一些应该开办而中方没有考虑到的企业。双方最终确定，在1953-1959年内由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企业。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其中确定的苏联援建项目为2个钢铁联合企业，各年产钢120-150万吨；8个有色金属企业，年产锡3万吨，铝1.5万吨，钼精矿1万吨，钨精矿3万吨，钒钛精矿13万吨；8个矿井、1个煤炭联合厂，年产煤1990万吨，3个洗煤厂，年产煤450万吨；1个石油炼油厂，年处理原油100万吨；32个机器制造厂，其中年产冶金、矿山、石油设备7.5万吨，金属切削机床3.6万吨，载重汽车6万辆，拖拉机1.5万辆，轴承1000万个；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年产发电机组各为36万千瓦，并能扩大到60万千瓦，以及其他无线电和电气产品；7个化学厂，其中3个化学厂年产氮肥18万吨，合成橡胶1.5万吨；10个火力发电站，年发电量共41.3万千瓦；2个医药工业企业；1个食品工业企业，共91项。同时，还要帮助中国35个国防工业企业完成设计、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各种技术援助。作为偿付，中国则要在1959年以前供应苏联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万吨锑、3.5万吨钼精矿、9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李富春报告说，包括在建的50个项目在内的这141个企业的建成，到1959年中国的工业能力将大大增长，在黑色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器制造、动力机械制造和化工方面都将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不仅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钢铁、煤炭、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将达到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1937年的水平。
当时，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已经苏共十九大通过，为了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这些企业，苏联必须重新调整计划、调度生产和安排人员。例如，除需派遣大量技术专家来华外，仅国内设计单位就要增加3万人。此外，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苏方承担70-80%)，供应设备(苏方承担50-70%)，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苏联都将给予全面的援助。
总之，正如周恩来给苏联政府备忘录的回文中所说，苏联政府对于建设和改建中国的91新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50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种种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
三、发展双边贸易
通过商品贸易换取恢复和发展经济急需的生产资料是建国初期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目的之一，在这方面新中国所能依靠的也只有苏联及东欧几个国家。建国前夕，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1946-1948年间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美国所占份额平均分别为27%和51%，即使到1949年也分别保持在13.7%和24%。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政策，1950-1951年期间中美贸易逐渐减少，直至完全停止，中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也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同苏联与东北民主政府的贸易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一样，中苏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0年1月5日，主政新疆的包尔汉和王震给中央政府的报告反映了当地要求尽快开展对苏贸易的强烈愿望。报告说，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坚决执行中苏友好合作的政策，新疆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迅速恢复和苏联的通商，来克服本省经济上的困难，和依靠苏联的帮助进行各项生产建设，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报告要求在中苏两国通商条约尚未签署之前允许新疆与苏联开展地方非正式的贸易往来。是年，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提供的货物便达2.838亿美元，其中包括冶金、矿山、运输、能源等方面的设备和材料，都是恢复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物资。
据中国有关部门当时的报告，苏联对华贸易是“带有政治性质”的，“确实是站在帮助我方经济建设的立场来进行贸易工作的”。例如，1950-1952年中国进口最多的是工业设备器材及油脂(占63.7%)、铁路设备器材及油脂(9.9%)、交通通讯器材及油脂(7%)和农业机器及种畜籽种(4.8%)，其中很多都是中国生产建设急需而西方国家不肯出卖的产品。虽然有些品种的供应对于苏联来说也具有相当难度，但还是尽量满足了中方的要求，甚至在没有议定价格和没有签订合同之前就按中方提出的日期把一些急需商品运往中国，既不需付款，也不要定金。在价格方面，苏联也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凡供应中国的商品价格都比同期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低。如矽钢片的价格为香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价格固定不变，不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对于中国临时急需的各种商品，虽然在中苏贸易合同之外，苏联也都尽量供给。如1950年秋为帮助中国稳定糖价，苏联从远东地区调拨大量食糖卖给中国。至于中国的出口商品，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恢复生产，对于他们本可自给而无须进品的许多货物都设法增加其国内的消费量，大量向中国购买，如大宗进口东北的苹果和鱼产等。即使对一些并不需要的“冷货”苏联也照收不误。到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苏贸易在新中国最初的工业化建设中更具有关键意义，因为恢复时期引进的重点项目主要是通过贷款方式，而同“一五计划”直接有关的成套设备进口则更多地要采取贸易形式。经过对1953年中苏贸易总货单的认真研究，1953年2月13日，在莫斯科的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李强等联名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认为“苏方交来之货单是经过慎重考虑研究的，进口方面绝大部分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不过也应该看到，此期中苏贸易往来并不是完全和谐的，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还在1950年2月双方进行贸易协定谈判时就在汇率问题上发生了矛盾。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伍修权认为由于中国有求于对方而做出了让步和妥协，两国货币的比值实际上是在相对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的。当时的合理汇率应如何确定现在恐怕很难考察了，不过，苏联对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视的，特别是斯大林本人对此颇有些计较。1951年2月24日苏联大使罗申报告：中国政府从1950年12月19日起连续4次降低美元汇率，即从1美元兑换30410元人民币(旧币)降到11890元。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按美元计算的，所以美元汇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即从1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500元降低到5720元。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含金量虽尚未确定，但银行是按固定的官方价格收购黄金的，罗申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黄金计算的汇率大约低20%。因此，罗申认为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自动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特别是1951年苏中之间贸易结算和非贸易结算将进一步增长，情况会更加不利。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至于苏联政府如何处理罗申提出的问题，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看不到下文，但据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外交家多勃雷宁回忆，当时苏联外交部和财政部曾联合起草了一份有关人民币与卢布汇率的文件，其决定是有利于中国的。当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一方面出于谨慎，一方面以为汇率并非重大问题，不便打扰斯大林，遂将文件搁置起来。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使馆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于是，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向政治局宣布将葛罗米柯贬为驻英国大使，佐林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
此外，在要求中国供货方面苏联也曾提出过一些强人所难的条件，橡胶问题就是其中一例。中国领导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周恩来便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紧缩华南植胶的计划。
但无论如何，中苏贸易的发展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1949年中苏贸易额仅有2630万美元，1950年即为24190万美元，增长8倍多。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苏贸易额的比重1949年占第3位，1950年则跃居第1位，为30%，1953年更上升为56.3%。
四、开办合股公司
在50年代初的中苏经济关系中，开办中苏合股公司是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有的著作认为股份公司协定表现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从后来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谈话记录看，中国领导人对股份公司也颇有不满，似乎开办合股公司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这样说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苏联对于在中国开办合营股份公司的事很有兴趣，早1939年9月苏联就与国民党政府共同组建了以哈密-阿拉木图为定期航线的中苏航空公司(有效期10年)，1949年又提出要签订新疆金属和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到1950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方已经起草了苏中航运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议定书及管理东北地区苏中合营股份公司的决议，正如周恩来所说，“苏联对经济合作颇感兴趣”。这些都是事实，说明苏联从其经济利益出发急于建立几个中苏合股公司。
但同时必须看到，新中国领导人对于合股公司的事情同样是积极的，当米高扬在西柏坡时任弼时就提到了苏中经济联合体和租让企业的问题。1950年1月2日，刘少奇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说：彭德怀带来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关于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两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签订大体相同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资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少奇认为此事可行，只是经营期限应从45年缩短为20或25年为宜，还提出不只在新疆，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企业。刘少奇与在京领导人商议后建议毛泽东亲自向苏联提出这一要求。应该说，中苏合办股份公司是双方的共同要求，也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然而，当中苏关于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属两个合股公司协定的消息发布以后，不仅西方国家的报纸纷纷指责中苏石油和金属两公司协定是“苏联吞并新疆的行动”，是最卑劣的“经济帝国主义”行为，而且在北京的学生当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他们“怀疑这两项协定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并有要求退团和向人民政府请愿者。”西方的指责自有其政治目的，而国内学生的骚动，现在看来则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流露，也是对利用外资等现代经济运行方式缺乏了解的表现。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股份公司的形式，而要看协定的内容是否公平互利。
中苏股份公司主要是指1950年3月27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以及1951年7月28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造船公司。根据协定，中苏双方股份各占50%，公司领导职务也是双方按期轮换，股份公司赢利的20%应作为税款交给中国政府，而苏联有权出口的50%产品还应向中国海关交纳关税。对比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中东铁路协定、中苏航空公司协定以及苏联提出的中苏金属和石油公司的条款，在公司实际管理权和交纳关税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尽管从现在的观点看，苏联坚持平分股权和较长的期限显然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并没有损害中国主权的意图和表现。据参加股份公司谈判并担任文字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会谈中双方都强调了真诚合作、平等互利和平权合股的原则，“我国保持独立而不依赖，苏联尽力帮助而不剥削”。
事实上，这些合股公司的建立对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带动作用。1955年2月23日苏联驻华使馆曾向国内提交了一份关于上述4个中苏股份公司的详细情况报告，反映了这些公司运营的基本状况：
中苏金属公司的业务是在中国新疆地区普查、勘探、开采和加工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协议规定公司股份资本2800万卢布，双方股份额均等。后来双方协商将公司股份资本增加到1亿卢布，每方资本5000万卢布。公司职工共8924人，其中苏方400人。公司经营正常，产量逐年增长(见表三)。
表三中苏金属公司主要产品产量（略）
由于建设初期地质勘探和其他公用设施投入较大(占3年总支出的52.3%)，且冲销成本数额增加，1953年又开缴营业税(184.2万卢布)，以及矿石中金属含量下降等因素，该公司经营成本较高，特别是自1953年9月1日起人民币对卢布比价提高了26%，而苏联购买的公司产品是以卢布支付的，从而相应地降低了以人民币计算的产品出厂价格，导致1953年公司亏损686.8万卢布。此外，苏方的亏损还要额外加上支付苏方工作人员生活补贴费用719万卢布。不过，除去汇率变动的因素，这种亏损应该说是正常的。所以，苏联使馆的结论是：金属公司目前已经具有可靠的原料基地，并且继续发展生产的前景美好。
中苏石油公司的业务是在新疆勘探、开采原油，并提炼各种工业用油。公司协定总资本4600万卢布，后经换文增加到2亿卢布。公司职工5603人，其中苏方人员357人。在苏联帮助下，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发展起来。最初只有独山子一地，仅有职工100多人，两口油井日产原油2-3吨，炼油厂每日处理原油7吨左右。到1952年中，采油点已扩展到南疆和北疆十几个地区，共有油井10口，日产原油200吨，炼油能力也提高到日处理250吨，石油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销售。1951-1953年生产情况如表所四示：
表四中苏石油公司主要产品产量（略）
表中数字显示，石油公司产量不仅逐年增加，而且涨幅较大。由于石油产品全部内销，不受汇率影响，所以公司经营是赢利的。如果不计无效钻探的费用和苏方人员的补贴，随着产量增加，公司获得总利润1951年为52万卢布，1952年为66.4万卢布，1953年为239.5万卢布。另据中国报纸当时的报道，与1951年比较，1953年的钻井生产增长6倍，勘探面积扩大10倍，原油产量增长18倍以上。公司还培养出了2000多名优秀的中国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中苏民航公司经营的航线包括北京-蒙古-伊尔库茨克，北京-沈阳-赤塔，北京-乌鲁木齐-阿拉木图，以及1953年底投入运营的乌鲁木齐至喀什新航线。公司股本确定为4200万卢布。公司职工896人，其中苏方236人。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运营期间共获利536.72万卢布，其中苏联分得利润228.5万卢布，中方获利润和税收共计308.22万卢布。航空公司对中国的最大帮助是培养了中方的场站管理和地勤技术人员，截至1953年底，公司在经营期间总共从中国公民中培训出244名专业人员，其中部分航空机械员和无线电专业人员后来被调到中国民航工作，以弥补中国民航严重缺乏干部和经验之不足。
成立中苏造船公司的目的是建造和修理船只及其他水上工具。公司协定股本1.4亿卢布，公司职工9400人，另有78名苏联专家。造船公司虽然成立较晚，但形成生产能力很快，1952年便完成了生产计划额定4960万卢布的94%，造船54艘，总排水量为11000吨，并大修、中修和小修船只18艘，完成了中方180万卢布的定货。1953年则完成了计划定额5000万卢布的105.6%，造船19艘，总排水量10000吨，修船14艘，完成了中方定货3200万卢布。
当然，在经营过程中，中苏之间确实也存在一些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例如中苏金属公司的投资和估价问题。按照协定，公司股本2800万卢布，中苏各应投资一半。苏方以机器设备作为投资，中方则以矿产、地皮、房屋及当地建筑材料作价入股。1951年公司成立时，苏方投资计算价值为2200万卢布，而对中方投入的房屋、机场、草场等依照当地价格仅作价60万卢布。作为主要投资构成的矿产，因中方毫无经验，无法估价。此时，苏方坚持要将协定附图中所指定的矿产及所需地段和现有房屋等总共作价1400万卢布。换句话说，中方不仅要将该地段30年内开采的全部矿石算作中苏共有资产，而且还要再投资现款800万卢布。苏方如此苛刻，以至自认外行的中方当事人也感到如此计算中国太吃亏，要求中央政府定夺。此外，在具体工作中也有矛盾。如在金属公司喀什矿务管理处，由于中方管理人员多系部队转业干部，既不懂技术，又不会俄语，而翻译人员也极为缺乏(全矿区只有一名)，很难与苏方专家和干部合作，甚至产生了“没有看见苏联同志先进经验”的错误想法。同时，由于同样原因，苏联专家有事也很少与中方商量，以至造成双方管理人员的不合。
此外，苏联驻华使馆党组书记瓦日诺夫在1954年2月25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也反映了股份公司苏方人员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苏方代表在公司管理工作中违反平等原则，长期占据公司及其管理机构的领导职位而不按规定进行轮换。苏方领导人常常不理睬自己的中方副手，有时还干预中方的职权，不向中方工作人员传授自己的全部工作经验或隐瞒地质勘探结果。破坏平等原则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公司的许多企业里，财务和其他方面的报表、指令都只使用俄文。苏方领导人选用干部任人唯亲，不是选用精通业务的当地干部，而常常让苏联专家的妻子顶替。还有，苏方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也给企业经营造成了损失，提供给公司的设备和材料往往不考虑实际需要，例如，给阿尔泰矿山管理局运来的T-45型传送带和电力机车在当地条件下根本不能使用，公司仓库里积存了大量布匹和皮革。如此等等。
不过，这些大多不是苏联的政府行为，更不能证明合股公司的形式不可取。总体说来，建国初期的几个合股公司在经营上是成功的，对中国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按企业资产计算，除中苏航空公司外的3家股份公司共有资产4.4亿卢布，合人民币约5.86亿元，而1950-1952年全国新增工业固定资产仅为19.3亿元，可见这几家股份公司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从经济效益上讲，中苏合营企业也是比较突出的。除4个中苏股份公司外，建国初期还有一些中苏合营企业。1949年底共有中苏合营企业109个，根据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在1950年间大部分企业已经移交给中国，到1950年底还有38个。据表五显示，在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的整个发展中，中苏合营企业的效益最好，其平均产值为413.26亿元，大大超过了国家公营(162.75亿元)和公私合营(131.60亿元)企业。
表五1950年底国营工业企业发展概况（略）
这里还应提及的是建国初期苏联向中国移交的企业和资产。虽然移交是根据中苏协定办理的，说不上是对中国的特别援助，但这些企业和资产对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1950年苏联政府将大连市苏联代管或租用的财产、苏联经济机构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移交给中国，其中包括47个工厂、11所电影院、188处宅舍、33个仓库、23处地产，共302处。移交财产总数比协定签订时苏联照会所列清单还多18处。而且，苏联在移交前还为以后照常生产作了重要准备。如中苏合营的远东电业公司，所属工厂从12个扩大到21个，工人增加了4.5倍，产品种类也由原来的十几种增加到几百种。某机械厂的设备比建厂初期增加了200%，生产总值提高了439%。大连修造厂的生产率也比战后初期提高了36倍。对中国建设尤为有益的是这些企业培养了大批中国技术人才，仅上述3个工厂就培养出技术人员4650余名。
从性质上讲，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也属股份公司，但由于历史原因，签订协定时只说是中苏共同管理，称为合办公司。苏联移交的中长铁路包括基本干线，连同服务于该路的土地、铁路建筑与设备、机车车辆、发电站、电话所与电报所、通讯器材与通讯线路、铁路辅助支线、公务技术建筑物及居住建筑物、经济组织、附属企业及其他企业与机构，以及在中苏共管期间购置、恢复和新建的财产与1950-1952年固定资产清查登记时查出的财产，总资产共达22.8亿元，其中固定资产22.4亿元。更为重要的是中长铁路为中国铁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从1950年5月开始工作到1952年12月无偿移交给中国，中长铁路货运量增长53.3%，劳动生产率提高56.8%，运输成本降低27%。公司利润则逐年增加，1951年比1950年增长110%，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97%。同时为中国培养出39138名技术和管理干部。铁道部提出了全国铁路必须学习中长路的号召，先后选派上万名干部职工去中长路参观学习。按照铁道部长滕代远的说法，在中苏合办的32个月中，中长路以其“突出的效率高、成本低、利润大的模范行动成为全国铁路”的“旗帜和榜样”。而中长铁路的全部经验贯穿了体现在1500多名苏联专家身上的“政治品质、技术修养和经验知识融合为一体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
五、提供技术资料
对于中国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资料，苏联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提供的，即图书资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
在1949年索菲亚经互会第二次会议上，确定了经互会成员国之间无偿交换科学技术资料的原则。中国虽不是经互会成员国，但苏联比照这一原则，以图书交换的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科技情报和文献。通过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与中国相应单位之间的交换，苏联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科技情报材料、图书和杂志。1950年9月2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下达指示，责成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重新审察1951年国际图书交换计划，目的是大大增加给人民民主国家科学机关的寄书量，其中要特别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交流”，指示还提出“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图书交换，不要求他们数量相等”。在1952年通过的决定中规定，从1953年起按照不对等原则向人民民主国家每年多寄25%的科学书籍。因此，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提高了给中国的寄书量(见表六)。1953年，接受苏联科学出版物的中国机关达到300个，其中有31个大型图书馆。
表六中苏图书资料交换情况（略）
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国特别要求的具体项目和设备的技术资料，是通过双方外贸进出口公司提供给中国的。对于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文件，中方实际上只需付移交材料的成本费和复印费，即使这点费用也不是每每收齐。而1953年5月15日签订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则第一次以独立条款的形式确定了无偿向中国提供技术文件的原则。对于中方提出的要求苏联总是能够及时给予满足。如为了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周恩来致信莫洛托夫，希望苏联政府继续向中国提供以下方面的技术资料：苏联现行的工业产品标准，即国家标准、全苏标准、暂行技术条件及各企业的制造规格；建设矿山、工厂、学校、医院的典型设计；工业及交通企业的技术操作规程；机器制造图纸和先进企业的原材料、电力、燃料消耗的技术经济定额等。两天以后，莫洛托夫便答复同意满足中方的要求。
从1950-1953年，苏联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2928套(件)，具体情况如表七所示：
表七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略）
六、派遣苏联专家
新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技术人才。建国之初，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便告诉苏联大使，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严重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新中国从国民党那里接收下来的工程师和专家总共只有2万人，而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是反动的，亲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钢铁企业为例，那里的70名工程师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们在心理上仇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情况确实如此，据中国有关统计资料，作为全国钢铁工业中心的东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其技术人员占该行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已经降至0.24%。1951年7月，周恩来仍然认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将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主要障碍”，尽管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组织训练班和技术大学，派大批学生到苏联留学，但是，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直到恢复时期结束，全国也仅有16.4万工程技术人员，地质专家总共不到200人。显然，派遣大量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早在1948年夏，苏联已经派遣专家技术小组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1949年8月刘少奇访苏后又带来一批帮助制定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建国前在华苏联经济技术专家已有600余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专家非常重视，当第一批苏联顾问团到达沈阳时，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告诫中国同志：要“把他们当作很好的老师”，“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问题，中国同志要负责任，“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了来京的全体苏联专家及苏联专列的服务员，周恩来则邀请苏联专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随后，毛泽东又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前往座落在铁狮子胡同的苏联顾问总部参加专家工作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周恩来亲自领导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日常工作由伍修权、杨放之主持。中国领导人对这批苏联专家的生活起居也给予特别的关照，刘少奇曾专门致电周恩来，对到京专家的住房、办公室和用车，乃至被褥、洗漱用具和纸笔，每个细节都作了认真交待。
苏联在华专家总顾问最初是科瓦廖夫，因其给斯大林写报告攻击中共领导人，很快便被调回国内。接替科瓦廖夫职务的是阿尔希波夫，在华工作一年多后也奉调回国。1952年年中来华担任总顾问的是毕考尔金，曾负责协助中国政府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一年后阿尔希波夫再次来华担任总顾问，一直在中国工作达八年之久，经常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
关于1950-1953年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和统计。有俄国学者说，到1952年3月，在中国已有苏联顾问和教师332名，各种技术专家471名。1953年7月中国政府又要求在现有277名专家的基础上再增派172名。而据1952年9月21日周恩来给莫洛托夫的信上说，当时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共有252名，除明年需辞聘31名和聘期满后回国需另聘37名外，请在明年再增派237名来。鉴于他们人数大量增加，且分散在许多城市，因此“有必要增加脱离其他工作的两名副总顾问，一名具有苏联高等学校教育工作及领导工作经验的，负责领导全体在中国的苏联教员的工作，一名负责领导在财经机关及各工业部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就专家总数而言，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其中重工业部系统159人，燃料工业部系统102人，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52人)。而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按这个统计，不算1950年，苏联来华专家(还是高级的)已达1210人。考虑到在华专家工作状况的复杂性(即有到期回国者和续聘、新聘者之交叉)，以及计算标准的差异性(即有高级顾问、技术专家、教师和一般工作人员之分)，出现上述统计上的差别是正常的，特别是由于最初派遣专家工作缺乏计划性，想要得到精确数字也未必可能。不过，大体可以确定的是，在本文考察时期，苏联来华的经济技术专家(不算教师)总数至少在1100人以上，同期在华工作的大约保持在250-480人之间，专家来华的高潮在1951年和1953年，即两次确定援建重点项目之后。
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于是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派遣了大批设计专家来华。与确定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相适应，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建设东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是1951年聘请的。这样，到1951年夏，仅设计专家苏联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为了执行一五计划，中财委决定再请求苏联政府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于1952年下半年来华进行全国性规划、配置和设计工作，其任务是全国电气化规划、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方案确定、全国机械制造工业现有工厂调整和新厂建设规划、全国船舶工业工厂及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调整、扩建和新建规划。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需请求苏联帮助。对于中方提出的设计要求苏方都是尽量予以满足的。据李富春和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局长宋邵文报告，在1952年底关于煤矿设计项目的谈判中，对于中国提出的设计要求，苏联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全部予以接受，即使地质资料不完备，他们也“勉强接受设计”。
在具体工作中，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例如，过去中国被认为是贫油国家，而苏联专家根据石油生成的原理并将中国地层构造与周边国家比较后指出，“中国处在油田国家的中间，中国地下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同时，苏联专家还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解决了低压油田的产油问题。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三年来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1952年的原油产量已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19.66%，从而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电力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在阜新发电厂安装发电机工程中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结果安装一部锅炉就节省人工25000个，透平发电机的基础工程缩短工时4/5。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质量完全合乎苏联先进标准，受到毛泽东和高岗的嘉勉。在煤炭工业方面，中国煤炭管理总局曾认为国内现有浅部煤层已开采完，而受技术条件限制又无法开采深部煤层和扩大采掘范围，因此要在1957年以前废弃120个矿井。后经苏联专家研究，恢复和扩建了大部分矿井，使得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年提高60%，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矿井的服务年限延长了20-40年。各矿还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实行苏联新式采煤法，使厚煤层的回采率提高了20-30%。在钢铁工业方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仅仅一年各地炼铁炉且均已突破原设计能力，其中石景山250吨炼铁炉可炼铁376吨，太原50吨炼铁炉则创造了106吨的纪录。太原马丁炉接受苏联专家建议，采用热装法和吹风熔炼法炼钢，将每炉冶炼时间由过去的10小时42分缩短到4小时54分。天津马丁炉去年采用苏联专家的热修法，修炉时间由180小时减至60小时，提高效率两倍。重庆某钢厂轧制钢轨的设备已废置不用达十余年，经苏联专家帮助，不仅重新启用，而且在国内首次轧制重型钢轨成功，使四川人民盼望了40年的成渝铁路得以动手修筑。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提出的木材流送新方案把流送损失率从10%降到1.37%，而他们的林业方格调查法将使东北森林调查所需时间由25年缩短为5年。农业部水利局修建浑河水库的设计经过苏联专家修订，蓄水量增加2.25倍，节约投资2000亿元(旧币)。在农业方面，苏联专家介绍的深耕、密植、轮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进经验对于提高中国的农作技术贡献很大。北京双桥国营农场在苏联专家卢森科的直接指导下实行棉花密植，每亩产量提高了一倍。在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因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而大为改观，对于制定生产计划、确定生产责任制度、简化统计表报、建立经济核算制等各项工作，专家们都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并收到良好效果。此外，苏联专家还通过讲课等方式向中方人员传授经验和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如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3万多人，其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
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负责的。据重工业部报告，为了正确的规定设计任务书中的产品方案，吉林铁合金厂苏联设计小组收集了中国所有铁合金厂的设备能力及生产情况，并研究了钢铁工业发展远景，经过5个月时间的研究，编制了4个方案，加以反复比较，才将产品方案最后确定下来。在西北钢铁公司铺炼二号马丁炉炉底的五天五夜，苏联专家赫力浩夫除每天休息4-5个小时外，未离开现场一步。天津制钢厂修马丁炉时，苏联专家马里谢夫一连在现场工作19个小时。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察看沟砖被浸蚀的程度，证实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从而大大节省了费用，也加速了工程进度。1952年1月周恩来出席政务院召开的财经部门苏联专家工作座谈会时，对苏联专家在财政、工业、交通、银行、贸易、水利等部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十分强调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1952年2月中央财经委的总结报告说：“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1952年3月5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中财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规定，凡属举办性质重要、其产品在我国尚未生产过的新工厂，或在旧的大工厂中改建重要装备而我无改建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而且接收定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均需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若干新工厂在开工之前还需派实习组到苏联工厂中去实习。1952年12月中财委赞同并转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专家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对于苏联专家的意见必须采纳。以为苏联专家不了解我国情况的观点应当改变，事实上他们是不轻易发言的，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提出的。”采纳苏联专家的意见“应当是坚决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更好的办法。动摇不定又想依靠又打折扣的态度是错误的。”报告还建议必须设立由部长直接领导的专门机构，管理和协助专家工作，并支持检查执行专家意见的情况，及时总结经验。
当然，在专家问题上中苏之间也曾有过分歧和矛盾，这主要表现在支付苏联专家的待遇和报酬方面。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曾表示派往中国的专家其待遇只须与中国的优秀专家相同即可，其余部分则由苏联政府补贴。根据这一原则，刘少奇曾指示陈云和薄一波：“苏联专家临时薪资，暂订最高标准为2500斤小米”，另须适当规定食堂饭食价格并设特别商店，对专家给予照顾，具体事宜与科瓦廖夫商议。
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访苏时，特别是中方提出关于中长铁路等新条款后，情况有了变化。苏方提出，在支付专家工资之外中国还应支付一笔补偿费用。在2月11日与米高扬会谈时，周恩来表示不理解第一条款的含义，即苏方提出中国政府应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2000-4000卢布的补偿费用，是用于赡养专家的家庭，还是给国家或者直接付给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米高扬和维辛斯基明确说，这笔钱将用作对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的补偿，应交给苏联政府，这一条款适用于所有专家。对于周恩来提出的希望中国可以用实物支付这笔费用的要求，米高扬回答：支付协议草案所规定的支付可以是提供实物，也可以用黄金、美元和英镑。第二天，罗申受葛罗米柯委托会晤周恩来，周恩来要求罗申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转告，昨天会谈后他又仔细考虑了支付专家费用协定的第四款，并同毛泽东进行了协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规定每月支付苏联专家的补偿费用2000-4000卢布以美元结算，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这将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周恩来强调说，这笔费用相当于每月10000至18000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们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们只有2800斤小米。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如果采用提供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对于中方来说，比支付美元要轻松得多。”
然而，周恩来在莫斯科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苏方同意将补偿金降到1500-3000卢布，但坚持应以外汇(卢布)结算。在3月8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的会谈中，中方又提出：根据一些在华专家的要求，是否可以将这笔费用的一部分直接支付给在中国的多子女专家本人，其目的当然还是希望减少外汇的支出。对此葛罗米柯予以否定。此外，苏方准备把在华苏联军士的工资提高到低级专家水平，即每月应为他们支付1500卢布的补偿费用。甚至对于普通士兵，中方在提供实际生活费以外也应支付补偿金。王稼祥指出，在苏联顾问中军士占相当大的部分，而他们在苏联每月收入只有500-600卢布，因此不应该把对专家的条件扩展到军士身上，况且，从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来看这样的标准也太高了。葛罗米柯则认为苏方的立场“是以许多恰当的理由为基础提出的”。尽管王稼祥后来暗示暂时不要提出关于军士和士兵的支付问题，但苏方坚持己见。
情况汇报到北京，3月19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答复电：关于专家协定条款“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减专家，亦甚有利”。3月27日，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协定在莫斯科签字。5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了第2264-883сс号“关于在华各机关、企业和组织工作的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薪金”的决议。10月25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对技术专家报酬条件的协定，其基本原则同3月27日的协定一样：中国应向苏联专家支付相当于中国专家工资水平的工资，另外再支付专家出差的补偿金，按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计。鉴于大批设计专家来华工作，1951年4月18日中苏又签订了有关苏联设计专家来华收集设计资料的《00348号合同》，其中作为附件的“技术援助条件”仍然规定：苏联专家的“工薪按中国当地相当职务与能力之专家现行工薪标准支付，其中包括工薪外之津贴及奖金”。当然，在实际执行中，中国政府给予苏联专家的工资待遇是远远高于国内标准的。
此外，由于中方缺乏经验，派遣专家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麻烦和矛盾，主要表现在聘请专家没有计划性，管理混乱，以及不能满足专家要求的工作条件等等。由于没有统一计划和管理，造成有些专家已经来到中国，而用人单位尚未接到通知。有些单位聘请专家时没有考虑住处和翻译等相应条件，不得不一再削减人数，造成双方被动。为苏联专家进行设计而收集原始资料的工作也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不能按时交付齐备的资料，致使苏联专家的设计进度受到影响。如1951年鞍钢对收集原始资料工作没有统一领导机构，以致造成了零星分散和缺乏专责制的现象，结果使电气、土建、水道、供热、总平面图等工作互相配合不起来，导致返工延误。按中国重工业部统计，1953年以前，除由专家在华直接领导收集的项目外，所有各厂矿的资料大都延期交付，据初步计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资料约占全部原始资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于中方提供的资料不准确造成设计失误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为此，中国加强了对专家工作的管理和领导。1953年6月8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和军事总顾问柯托夫、政府代总顾问布拉金时，接受了苏方提出的今后统一由苏联大使馆办理各系统增聘、延聘、辞聘专家的手续的意见，并表示今后凡带方针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门全面计划性的工作问题都吸收首席顾问或专家组长参加党委会议进行讨论。6月1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人提出：为统一管理苏联专家工作，并负责对苏联专家的聘请和分配，建议政务院下设以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小组，以及专家工作办公室和专家招待处，为专家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拟于月内召集一次聘有苏联专家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改进专家工作问题，并将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一个关于加强专家工作的决定送中央批准。9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
七、培养中国专家
从根本上解决缺乏科学技术人才问题的途径当然是培养中国自己的专家，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方面的困难也是非常突出的。本来旧中国的高等学校就不多，而在校学生的成份又令中共很不放心。如同郭沫若对苏联大使所说：“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然而，从中共党员中培养科技人员则受制于普通教育和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根据1950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陆定一接见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人员中(区委和区委以上)，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陆定一说，中共领导准备用2-3年时间在上述党的干部中扫除文盲，用5年时间在一般党员中扫除文盲。显然，对于这些可以依靠的力量近期是无法指望的。同时，直接从科研机构中选拔和培养人才也很困难。解放前夕中国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少得可怜，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中央科学院仅有13个研究所，科研人员207人，涉及的学科也只有物理、数学、生物、地质及人文科学。北平科学院下设9个研究所，共有科研人员42名。因此，迅速培养出中国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
苏联帮助培养中国专家主要是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和技术干部实习两种途径。1951年8月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向斯大林要求，为了适应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希望苏联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并提出准备派遣375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学习和实习。中苏于1951年12月6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践的条件的协定，1952年9月1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在这两个协定中苏联都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在苏联厂矿企业实习的中国技术干部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和教师的讲课费以及少量的实习费，其数额仅为实习指导者工资的10-20%。而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除教科书费和公用事业费外，中国政府仅向苏联政府支付50%的助学金。
据中国有关档案材料计算，1952年由中央和东北计委抽调在职干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经济部门所属高等院校挑选学生287名，派往苏联留学。同年到苏联实习的技术干部为中央9个部委174名，东北工业部所属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准备送往苏联的留学生1100名，其中财经系统650名。在留学生派出计划之外，中央财经委还拟选派500-600名实习生。另外，根据当年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和苏联技术出口公司签订的相应合同，苏联以提供科学技术援助的方式接收了144名中国专家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专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燃料工业系统，如在1952年中央各部派出的实习生中占64.4%，在1952年财经系统的留学生中占58.6%。此外，在苏联科学院及其科学机关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
八、协助编制经济计划
新中国的整个经济建设方针是以建立苏联模式为目标的，其核心就是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形成以国有经济成份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便提出了为进行大规模计划经济建设做准备的设想。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提议，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组成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领导小组。到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文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铁序已经安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在长期战争中被破坏的经济情况已经恢复。”报告提出了今后五年经济建设的方针，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发展农业，加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学工业，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范围内，按人力、物力的可能来发展其他的经济部门。工业建设的速度每年可递增20%。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同时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冒险倾向。首先在现有工业基础上发展，并准备和开始在中国大后方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工业建设必须采取苏联先进的统一的技术标准，并依靠于苏联专家的指导和技术的援助。总之，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第一次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自然要寻求苏联的帮助。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亲自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8月23日和28日，周恩来分别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斯大林。双方约定，在苏联党政领导人看完这些文件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与斯大林本人进行会谈。在9月3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提出了如下意见：一、认为在计划中规定工业发展的增长率为20%过高，应留有余地。经周恩来解释，以往三年的经验证明中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斯大林便建议将总增长率定为15%，而在年度计划中定为20%。二、计划中没有列入军事工业，并且对全部供货问题缺少总体说明。经周恩来说明，斯大林接受了军事工业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12-13%的比例，中国可以按这个比例编制整个供货申请单。三、计划中没有需要苏联援助项目的具体数据，而苏联方面研究这些计划并给予答复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最后，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先行回国，由李富春留下商谈具体计划。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同刘少奇、李富春继续讨论一五计划问题，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萨布罗夫认为，把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增长速度定为18%是难以实现的，建议改为11-12%。关于苏联提供工业设备的问题，萨布罗夫认为不宜要求过多，尽管苏联可以提供这些设备，但要考虑到技术更新很快，应留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新设备。关于派遣苏联专家的问题，萨布罗夫也提出苏联专家不能太多，更不要由专家包办。中国应多派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到苏联来学习和实习，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技术队伍。
经过对中方计划的充分研究，1953年2月，苏联组成以萨布罗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进行会谈，分组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中国领导人很重视这些意见。2月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李富春电，认为苏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所提的各项意见都是很可贵而应该予以重视的。根据中国的客观实际和苏方的意见，五年计划确应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减低工业生产总值每年递增的速度是肯定的。因此，可根据来电所提原则与其进行各项磋商，进一步考虑和修改我们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2月17日、23日，周恩来召集朱德、习仲勋、曾山、贾拓夫和有关各部部长、国家计委委员及各局局长开会，讨论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方案所提的意见，一致认为苏方的意见对中国制定五年计划有很大的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13.5-15%，年度计划争取为20%左右，以保证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随后，周恩来复信通报了北京讨论的情况。
1953年5月18日，周恩来和高岗收到库兹涅佐夫大使送来的苏联国家计委关于中国一五计划任务的正式意见书，并报告给毛泽东和各中央领导人。意见书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在肯定恢复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意见书认为，规定中国全部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4%，其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为24%，都是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提得过高会使物资和熟练干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无法完成。苏方建议自1953年至1957年工业总产量年增长速度由20.4%改为14-15%。意见书还提出，大工业的发展必须和能大量生产民用必需品的手工业的发展配合起来。中国拥有极丰富的劳动力和有经验的手艺人，手工业的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因为应该把这一点估计在五年计划之内。国家必须指导手工业的发展，供给其原料，实行手工业合作化，以保证其获得必要的发展。五年计划中还必须特别注意农业问题，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当是保证以粮食供应城市居民，以农业原料供应工业，尤其要注意扩大技术作物的生产，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工业的需要。意见书接着指出，中方的草案没有对国家财政和金融问题给以应有的说明，而要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尤其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同时又要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制定有关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措施。此外，草案中对培养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需干部的计划问题也没有很好地给以说明。苏联经验证明，国家工业化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大量培养熟练干部，从劳动人民中培养知识分子。应当专门做出培养熟练工人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计划。第二天，中共中央讨论并通过了苏方的意见书。20日中央向莫斯科回文，并以电话将中央的意见通知李富春。至此，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案原则上确定下来。
在一五计划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全面工业化建设。当然，还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正像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三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的：“从今年起，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的计划建设的时期。为了把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我们必须努力向苏联学习，必须把虚心学习和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看作是推进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首要条件之一。”
对建国初期中苏经济关系状况进行考察的结论如下：
一、中苏已经结成政治和军事同盟，因而在经济上也需要密切双边关系，这一点对于中国尤其重要。因此，苏联的经济援助是及时的，且为中国所必需。
二、新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又处于战争环境中，因而其经济建设和发展必须依靠苏联。而苏联的全面援助确实对于中国的经济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斯大林很不情愿地按照中方提出的要求缔结了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因而在经济利益方面颇有计较。所以，苏联的对华援助是有条件的和要求回报的。
四、尽管苏联政府在援华专家的条件方面毫不让步，但苏联的经验和技术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且苏联专家确实做到了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令中方人员感动不已。
五、中国方面全无经济建设的经验，同时，在战争的条件下，苏联也没有把经济援华作为一项特别突出的任务，因而整个对华援助工作显得缺乏计划性，出现了不少矛盾和混乱现象。
总之，从1950年至1953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经济领域也是协调和互助的。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此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至于对苏联援华政策的评估，应该指出，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既是慷慨的，又是有限的，既有效地帮助了中国的经济恢复，也遗留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斯大林的对华经济政策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未免有些牵强，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确是有条件和有保留的。这就是赫鲁晓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面对的现实。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3、4期，略有改动。）
[387 楼] | Posted:2009-06-30 21:05| 墨宁 妖娆·梦境 级别: 幻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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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七中苏领导人对朝鲜停战的政治考虑
1953年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共和党在阔别白宫16年后推出艾森豪威尔重登总统宝座，以及最著名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后克里姆林宫迎来了一批新主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引起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冲突的那场战争——朝鲜战争结束了。
在历史研究中，朝鲜战争的结束同它的源起一样给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令人疑惑的谜团。80年代，不少西方学者认为阻碍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的战俘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主要是因为美国新政府的核外交或核威慑发生了作用，尽管争论颇多。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的问世，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在打破停战谈判僵局中的作用开始受到注意。但是人们仍然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例如，究竟是莫斯科迫使北京去结束这场战争的，还是苏联新领导人迎合了毛泽东的停战主张？
本文试图依据最近几年披露的中俄双方的档案资料，阐释在1953年朝鲜实现停战的过程中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
[388 楼] | Posted:2009-06-30 21:05| 墨宁 妖娆·梦境 级别: 幻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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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决心与美国对抗到底
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支持毛泽东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可以说，直到斯大林去世，中苏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战略是一致的。
当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时，金日成就主张尽快结束谈判。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去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至于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拉祖瓦耶夫的报告说，他们“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者中断”，同时，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
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但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根据现在披露的档案材料，金日成主张在战俘问题上对美国让步，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除了担心人员伤亡加重、经济建设受阻以外，还有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背景，即北朝鲜当时已经暗中扣留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据后来苏联驻朝鲜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北朝鲜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当然不愿意在战俘问题上纠缠不休了。
看来问题只能在莫斯科得到解决。1952年8月周恩来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对朝鲜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第一可以打退敌人进攻，第二能够守住现有阵地，第三还可以发动进攻。总之，“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这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问题，他提醒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
然而，美国不但没有任何让步的表示，反而于10月8日宣布无限期休会。此后，战俘问题转为在联合国内展开讨论。11月3日墨西哥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应允许拒绝遣返的战俘在朝鲜问题实现政治解决之前暂时居住在其他国家，此后他们可以返回各自的家园，并对他们的生命和自由给予保证。该议案遭到苏联拒绝。维辛斯基在发言中提议先实现停火再解决战俘问题，但必须依据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11月17日印度代表团又提出了一项比较接近中国第二方案的议案，即设立一个特别遣返委员会，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的代表组成，或由任何其他四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但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不得参加。双方应在议定的非军事区的交换地点按议定的人数将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在该委员会监护下即时返回家园，在停战协定签署期满90天后，仍未遣返的全部战俘应提交给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解决。11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提出的先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建议，并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对于联大通过的经过修改的印度提案，12月15日新任联大主席皮尔逊收到了周恩来的否定答复，中国断言这是强行扣押战俘的借口，并敦请联大撤销该决议，呼吁恢复板门店谈判，而谈判必须以苏联的建议为基础。由于周恩来在声明中没有提及印度提案，致使美国和印度有人认为中苏之间在战俘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中国的拒绝是因为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从目前中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一直是反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的，至于没有提到印度的提案，毛泽东的态度是：印度的提案是“荒谬”的，且已在联合国通过，故对于印度方面一再提出再行商议的要求“无答复必要”。
此时中国领导人关注的不是解决战俘问题，而是如何应付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威胁。11月24日，总参作战部在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报告中认为，虽然目前美国因选举和季节原故“对朝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新总统上台后有可能在军事上采取某种行动，时间估计在“明年3月下旬解冻以后”。12月4日，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在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中也分析说：共和党上台后对朝鲜的政策可能要生硬、急进一些，华尔街用艾森豪威尔表明美国将更积极地准备战争，杜勒斯任国务卿则会推进美国的远东政策，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克拉克、范佛里特等人也曾请求增兵，并对侧后登陆很感兴趣。报告对志愿军的状况进行分析后断言，已经“能与敌人进行更持久的斗争了”。对此，毛泽东指示：“应肯定敌以5至7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此时，总参谋部又接到苏联方面的通报：“美军将在1953年2月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准备占领全部北朝鲜，直抵鸭绿江。”通报中还列举了驻日美军总部索要北朝鲜东西海岸地图、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调动部署和范佛里特要求美国再增派4-5个师来朝的情况。这一情报更增强了中国备战的决心，毛泽东12月9日电令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同日，彭德怀召集会议研究防敌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并将朝鲜铁路的修建与改善、国内新兵动员以及辽东、山东两半岛的设防等具体部署报告毛泽东。12月11日毛泽东批准了有关部署，指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总参谋部随即要求志愿军“提起严重注意，加紧准备打敌在我后方登陆，务必完成任务”，并应“特别注意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中国方面认为“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只要战胜“侧后冒险登陆”，美国“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做了长期化的准备。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又在政务院会议上说：“现在虽然我们已挡住敌了人，并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还没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战谈判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一直打得它不得不罢手为止。”彭德怀也向部队宣布：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面对联合国军前线部队的大量增加，中国对和谈已失去兴趣，不仅压缩了谈判代表团的人员，也不拟再与印度接触商谈战俘问题。至1953年1月下旬志愿军战场部署的调整已基本完成，除了部队调动外，还包括在国内征召新兵、向朝鲜战场增兵25万人、在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及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等等措施。为此，毛泽东要求苏联满足1953年朝鲜战场一切军需用品和军工生产材料的供应。
斯大林明白，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强调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在为苏联而战，为世界革命而战，所以，苏联有义务满足中国的要求。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与中国有所不同，他在12月27日的复电中认为，1953年春季美国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中军人的计划，而艾森豪威尔上台则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些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毛泽东应做最坏的准备。至于在1953年1-4月供应624门各式火炮和235.5万发各种炮弹的要求，斯大林说这超出了苏联的供应能力，因为按原计划苏联应在1953年向中国提供20个师的武器和弹药，其中已有1320门火炮和80万发炮弹。不过，考虑到毛泽东所说的情况，斯大林答应1953年再增加供应332门火炮和60万发炮弹。毛泽东在1月4日电报中同意按此数量供应，但要求必须在1-4月，而不是苏联所说的年内平均提供。1月15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只是把20个师装备的供应推迟到5月开始。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报告中国将派出海军部队到朝鲜作战，并要求在2月份即提供18艘鱼雷快艇，60门岸炮，103架飞机。斯大林回电赞同中国出动海军的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18艘鱼雷快艇、34门岸炮、83架飞机)，并答应补派3名海军航空兵顾问。考虑到苏联战后的经济实力，斯大林能够如此不厌其烦地满足中国的请求也算是尽力而为了。当然，究其根源还在于苏联与中国的基本利益和方针的一致性。对于斯大林来说，最有利的局势是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既不扩大战争——以免将苏联卷入冲突，也不实现停战——以便把美国长期拖在朝鲜战场。
显然，在战与和的两手准备中，毛泽东的策略是只要条件有利就把战争坚持下去，直到对方让步为止。苏联提供的大规模及时援助更坚定了中国的信心。1953年初，中国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在朝鲜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越来越感到必须休战的同时，中国志愿军部队则是“决心大、信心足、情绪高”，准备打好赢得最后胜利的“过关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至于和谈问题，曾在板门店指导中方谈判的乔冠华等人2月19日对局势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毛泽东和周恩来赞同这种方针，毛泽东还估计美国人很有可能再次去找苏联出面。对于2月22日克拉克建议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来函，志愿军谈判代表丁国钰请示是否给予答复。由于对美国的举动是有意表示让步还是因即将召开联大而采取的政治手腕一时无法做出判断，况且战场形势对中朝有利，有可能迫使美国在战俘问题有所松动，毛泽东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然而，就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以迫美国做出让步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莫斯科随即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