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在山西：技术强马列知识扎实 个别搞女人

核心提示：苏联专家给我的印象是，他们的政治素质高，马列主义修养好，特别是专业技术过硬。他们内部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严明。凡选派来的专家，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多数专家都是党团员，有的还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有的是生产一线的技术能手。专家组组长是总工程师，也是党支部书记。团支部、工会组织都很健全。我们平常的接待工作多与他们的工会组织发生关系。我看见过， 他们内部有一个行为准则，共20条，其中有两条涉及到“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违反了纪律要受处分。他们说，出发前集中在莫斯科学习一周后才动身的。

当然，也有层次低、品质恶劣的苏联专家，平常也发生过殴打中国学员的，搞女人的，倒卖东西的，甚至还有小偷小摸的，这毕竟是极个别的。如果不是很严重，我们是不会报告的。一旦事情被苏联当局知道了，会立即把他们召回国，进行严肃处理。太原化工厂一位苏联主任工程师在，住地与他所指导的某女技术员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服务员不慎泄露，苏联专家组长便约见我方领导赔礼道歉，表示一定要严厉处罚，虽然我们表示“以批评教育为主，处罚为辅”，但最终还是被遣送回国，严肃处理。当时，我们不知为什么处理得那么重，他们解释说：“为了中苏友谊。”

本文摘自《党史文汇》2010年第11期，作者：杨建峰，原题：《真情如歌　友谊永存——追忆苏联专家在山西》

我国资深外交家、当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的李一氓同志，“文革”后重新在中联部恢复工作，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谈及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他十分肯定地说：“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应予充分肯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回忆与总结。”的确，在那个时代，作为中、苏“两党两国”友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成千上万苏联专家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军人和学生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睦相处，结成深厚的友谊。

我是20世纪50年代，由党和国家培养的第一批俄语翻译，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后更名外国语学院，今外国语大学），走出校门后由外交部到山西省人民委员会苏联专家工作处（后合署为外事办公室），服务苏联专家多年。那时我20多岁，跟随一批久经战争洗礼的老前辈，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由于翻译工作的特殊性，我有机会接触双方高层人员，经历重大商谈，阅读内部文电，使我了解到两党两国的不少机密，并受委派参加了诸如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送别工作，处理过一批双方人员违纪的案子……

（一）

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历史源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1950年，止于1960年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全部撤走专家为止，历时10年时间。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国代表团应斯大林邀请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从随团访问的首席翻译、我的母校——北京俄语学院院长师哲先生回忆中得知，毛主席向斯大林亲口提出“希望苏联派出专家援助中国”，并要求苏联“派驻中国政府总经济顾问”。斯大林说：“我们将向你们派出合格的顾问和熟练的专家。”于是，斯大林特意为中国选派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造就，有经验，非常能干、积极，为人正派，认真负责，行政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对经济建设有经验、有思想”（师哲评语）的顾问和专家阿尔希波夫。

阿尔希波夫先后来过太原三次：第一次是由一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沈鸿陪同前来重点考察研究太原重型机器厂上马重型水压机的项目；第二次是由五机部领导陪同前来考察指导二四七厂、七六三厂、七八五厂等国防工厂的工作；第三次是飞兰州途中因气候原因迫降太原，进城休息一晚。我跟随郑林副省长到机场迎接。因为是意外停飞，当我们到机场时，阿尔希波夫已经等候两个多小时。郑林同志一再通过我向他道歉，阿老却一点不生气，还加以解释。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祥和、慈善的印象。晚上，郑林同志宴请阿老一行，特邀山西专家组长和各援建企业负责人、苏联专家负责人作陪。阿尔希波夫要求“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尊重一起共事的中国同志，平等待人，决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要认真研究和改进工作方法，尽快传授好技术，确保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学会独立工作的能力”。

（二）

苏联在山西援建的工业项目先后有20多项，厂址相对集中在太原、大同、长治、阳泉、侯马、永济这些交通较为方便的中心城市。当时，中央在山西安排的苏联援建项目在全国各省当中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军工生产体系，门类有机械、化工、仪表等，生产各种火炮、枪弹、火药、柴油机、仪表、鱼雷以及飞机、坦克、舰艇配件等。民品项目有蒸汽机车、重型机械、火力发电、水泥制造、矿山设备、地质勘探、矿山冶炼等。随着项目的陆续开工建设，大批苏联工程技术人员（统称苏联专家）抵达现场。从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直至1960年全部撤走，累计有上千人次（根据工作需要有来有往），如果加上苏联专家的家属、小孩，人数就更多了。

开始，我们的接待条件很差，大批的苏联专家加上中国的陪同技术人员前来山西踏勘现场，进行设计，首先要妥善安排食住。当时太原旅馆、正大饭店等几处最好的饭店都住满了，后来实在住不下，就到处找房子，一直到1955年专家招待所（现在的迎泽宾馆东楼）落成（大同、长治也建了小招待所），住宿紧张问题才慢慢得到缓解。建起招待所又不会做西餐，于是求助外国专家局派来了一批厨师、理发员、司机、翻译。接待条件才有了改善。

当时各项技术业务工作，统归国务院各有关部、委、院、所和国防科委总抓，地方政府则负责政治接待和生活接待。山西省人民委员会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具体接待工作委托交际处承担。后来涉外工作范围扩大，中央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撤消，新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任组长的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同时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统筹全国的专家工作。我省也作了相应调整，省委成立了外事小组，省人委组建了外国专家处，接受国务院外专局的业务指导。

山西的外国专家工作一直是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外事小组组长郑林领导。那时，省委、省人委很重视专家工作，经常听取专家工作汇报，分析情况，研究问题。郑林每周召开一次碰头会，经常深入各厂矿进行现场办公。遇有重大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保证了专家工作的顺利进行。省领导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地拜会、约见专家组长，通报和交流情况，听取意见，增进了解和友谊，共同探讨有关发挥专家作用，完成生产任务的重大问题。

每逢重大节假日，省领导还出面招待苏联专家，相机做些工作。1958年以后，对外谈话的主旋律是“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原则是“实事求是，留有余地，不能强加于人”。我们翻译人员都很熟练地掌握了每面“红旗”的内容、形式、结构、目标意义。有时，还组织苏联专家参观人民公社，在社员家里作客，他们对中国农村的民居、民俗、民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为了使苏联专家，特别是专家夫人、小孩安心，不想家，好好工作，我们专家处想了各种办法来活跃、充实专家的生活。每周举办一次电影晚会、一次舞会，有时还邀请文艺界、文化界的名流来专家住地联欢、表演，深受专家欢迎。也举办过知识讲座，如马烽、西戎谈《新儿女英雄传》，《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冠洋谈《孙中山与国民党》，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郝树侯谈《山西地理与历史》……每遇中、苏两国国庆节，双方共同举办文体活动，还要深入到学校、农村、工厂，与学生、农民、 工人举行篮球比赛、小型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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