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抵制日货的近代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2:52:39
抵制日货的近代史
雪珥 2010-11-29 《中国经营报》
拒绝并破坏两国贸易，是特殊历史年代弱国对强国的一种自戕式攻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发生在中国的抵制日货的运动正是这样的攻击。针对这种攻击，美国的研究人员曾给出如下评价：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非战手段”，抵制日货代表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崛起，它放大了中国微弱的声音，彰显了民族主义的胜利。中国使用“抵制”这一经济武器，是现代经济史最有启示的篇章。
1894年：米煤禁止出海
中日甲午战争于1894年7月爆发后，李鸿章等上书总理衙门，要求在军事、外交之外应对日本展开经济封锁。在政府禁令下，对日禁运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资料可查的首次对日经济战。这场主要由官方主导的对日经济禁运，甚至成为与时俱进的官场政争新题材，其威力之大，令权倾一时的李鸿章也深受其扰。
西方相当多的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国，抗日及仇日情绪尚不浓厚，汉人的抗日热情远低于满人，民间的则远低于官方。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曾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生对抵抗日本毫无信心也无兴趣，甚至对日本的进攻还抱有一种期望，认为可以借此推翻满清朝廷。 此时，既无足够的日货可供抵制，也缺乏足够的民意基础。各地零星发生的对日商骚扰，更像是借反日为名的敲诈。
1908年：日船为革命党走私军火引发抵制日货第一仗
第一次作为抗战武器的抵制日货，令人意外地肇始于革命党的军火走私。
1908年2月5日，日本商船“二辰丸”（Tatsu Maru）号，携带1500支步枪、4万发子弹，总重高达29吨，走私进入澳门水域以接济革命党。清政府根据线报，派遣军舰在路环附近的大沙沥海面截获二辰丸号，愤怒的中国水兵甚至将船上的日本国旗扯下。
此事迅速引发中日葡三国复杂的外交纠纷。在日、葡两国巨大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屈服，全盘接受日本方面要求。3月19日，中国军舰释放二辰丸号，并鸣礼炮21响向其“致歉”，岸上围观的国人痛哭失声。 消息传出，举国汹汹，引为大耻。粤商自治会当日即开始焚烧日货，并将3月19日定为“国耻日”，号召全国抵制日货。
西方媒体也对此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一家美国著名报纸，注意到中国官方在这次运动中保持沉默，未进行干预，而运动的领导人则十分谨慎，标榜这是一次“文明的抵制”，他们控制着抗议人群的行为，以免触犯法律。
巨大的民意压力下，日本同意取消赔款要求。该次抵制日货行动，从1908年4月到12月，共持续9个月，日本对华（包括香港）出口额与上一年同期相比，下滑1330万美元，相当于日本1907年出口总额的6%以上。
1909年：“中国第一次向世界清晰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在满洲扩张”
二辰丸号激起的抵制日货热潮，刚刚在中国南方平静下去，北方却掀起了又一轮新的抵制浪潮。 事件是由安奉铁路引发的。
安奉铁路本是一条临时军用轻便铁路，由日军在日俄战争期间擅自修建。战后，日本通过《东三省事宜条约》，迫使清政府同意该路仍由日本经营15年。日本政府希望将该路由轻便窄轨改为标准宽轨，并与朝鲜的京义铁路接轨，建立了一条贯通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军事运输线。该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政府于1909年8月6日发出最后通牒，决意强行改筑。清政府无奈，只好于8月19日签订了《安奉铁路节略》，同意其改建要求。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抵制日货运动再次从北向南席卷全国。但这次抵制，局限在破坏商家持有的日货，对日本本身没有造成任何大的损害。即使如此，美国学者多雷西?欧查德在其1930年的研究报告中表示，这是“中国第一次向世界清晰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在满洲扩张”，政治意义重大。值得重视的是，东京出现了抗日传单。
1915年：欧洲战乱破坏了抵制日货成果
1915年，为反对“二十一条”，中国再度抵制日货。但此次运动只持续了6个月，到7月份时，在日本压力下，北京政府就被迫予以取缔。
但真正令该次抵制运动流产的，并非效率低下的北京政府，而是国际形势使然。此时，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战场如火如荼地进行，欧洲经济受到极大削弱，不得不转向亚洲寻求供给，日本遂成为仅有的工业品供应基地，大发战争财。当年上半年时，日本外贸受到中国抵制运动巨大影响，仅对华出口一项的锐减幅度就达到1914年出口总额的6%（同比下降1790万美元）。
美国参议员沙斯伯雷专门出访了中日两国，他表示说，十分惊讶地看到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有着非常完善的组织。《洛杉矶时报》等则注意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抓住机会进行发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认为，1915年的抵制日货，本身已经给日本造成巨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从1915年开始，抵制日货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日本在中国将自己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
1919年：抵制日货掀起了暴力革命
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的抵制日货，在1919年重新掀起了浪潮。这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轮抵制日货，先从拒用日本银行票据，并从日本银行撤走资金开始。随后，蔓延到所有日本商品。
与此前的抵制日货不同，带有了更激进的暴力色彩。学生们在北京痛殴亲日官员，甚至放火焚烧其住宅。而在海外如新加坡等地，当地经营日货和为日方服务的华侨纷纷收到匿名恐吓信，警告他们与日本断绝关系，一些日本商人的店铺也被捣毁，激进的华侨青年甚至与当地警方发生流血冲突，造成4死8伤。日货在新加坡的销售量比往年同期减少七八成。
抵制日货在随后两年的成效更为明显。1920年，日本对华出口额比1919年下降7.2%,损失高达2915万美元。
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说明，从1919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无论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它都已经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贸易、航运和工业方面的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抵制日货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给予了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中以重大的民意支持，促成了山东的回归。
1927年：执政党引导抵制日货运动
1923年，又一场抵制日货运动因旅顺大连问题而爆发。此次抵制日货，共造成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3498万美元，相当于1922年日本出口总额的4%。虽然这一年中国进口额整体下降，但日本的下降率是其他国家的50倍。
随后的一次大规模抵制日货，发生在1925年，同时抵制英货。当年5月14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人罢工，日本厂主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名工人，激起上海各界抗议。5月30日，英国巡捕在镇压游行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1人，被捕、受伤者无数，造成“五卅惨案”，全国舆论哗然。为抗议英国的暴行，国共两党随后发动在香港、广州举行大规模、长时间的罢工，并封锁对香港的供应，令港英当局疲于应对。这次运动，矛头主要针对英国，日货倒成了抵制的陪衬，对日本影响不大。
但从此次运动开始，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开始更有组织地介入抵制洋货运动，并在1927年~1928年大显身手。1928年，日本制造了“济南惨案”（五三惨案）。日军会同在华日侨组建的“义勇团”，在济南攻击北伐军，屠杀平民，甚至残杀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16名外交人员，蔡公时被挖去舌头、眼睛。此一惨案震撼世界，但力量不敌日军的北伐军“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伐，执政党也将抗争的重点转向经济层面，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亲自统筹下，全国反日会成立，并在各地建立分会。全国反日会通过《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纲》，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经济绝交”战略。该战略对出口、进口、金融、交通等，分别做出规定，同时还规定了禁止方法。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铁矿等出口商品定为绝对禁止品目，全面禁止对日出口。国内工厂无法处理的剩余产品定为相对禁止品目，允许部分出口。进口方面，则将国内无法生产的商品，制造业和生活必需品定为相对禁止品目，除此之外的一切日本商品一律全面禁止进口。在金融部门，禁止使用日本货币，存于日本银行的储金必须全部取出，中断同日本的外汇交易。
这次组织严密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从1927年5月持续到1929年5月，历时两年，成果斐然。美国1930年的研究表明，抵制期间，一些日本商品已经无可挽回地被中国的民族商品所替代，火柴和棉纺织从中国被彻底清除。
在华的西方媒体，普遍将中国的抵制日货看作是有效的经济武器。当然，抵制运动是有成本的，尽管中国的出口额并不大，但对日出口也在抵制运动中减少；其次是运动初期收缴的多是中国商人手中的日货，受损的其实是中国商人；当然还有日资工厂里的工人，在罢工或停工期间，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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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澧：要抵制日货，必伤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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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的惨痛教训：一家人睁眼演了两宿《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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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上当了，真正的爱国者不会提倡抵制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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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 2010-11-29 《中国经营报》
拒绝并破坏两国贸易，是特殊历史年代弱国对强国的一种自戕式攻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发生在中国的抵制日货的运动正是这样的攻击。针对这种攻击，美国的研究人员曾给出如下评价：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非战手段”，抵制日货代表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崛起，它放大了中国微弱的声音，彰显了民族主义的胜利。中国使用“抵制”这一经济武器，是现代经济史最有启示的篇章。
1894年：米煤禁止出海
中日甲午战争于1894年7月爆发后，李鸿章等上书总理衙门，要求在军事、外交之外应对日本展开经济封锁。在政府禁令下，对日禁运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资料可查的首次对日经济战。这场主要由官方主导的对日经济禁运，甚至成为与时俱进的官场政争新题材，其威力之大，令权倾一时的李鸿章也深受其扰。
西方相当多的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国，抗日及仇日情绪尚不浓厚，汉人的抗日热情远低于满人，民间的则远低于官方。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曾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生对抵抗日本毫无信心也无兴趣，甚至对日本的进攻还抱有一种期望，认为可以借此推翻满清朝廷。 此时，既无足够的日货可供抵制，也缺乏足够的民意基础。各地零星发生的对日商骚扰，更像是借反日为名的敲诈。
1908年：日船为革命党走私军火引发抵制日货第一仗
第一次作为抗战武器的抵制日货，令人意外地肇始于革命党的军火走私。
1908年2月5日，日本商船“二辰丸”（Tatsu Maru）号，携带1500支步枪、4万发子弹，总重高达29吨，走私进入澳门水域以接济革命党。清政府根据线报，派遣军舰在路环附近的大沙沥海面截获二辰丸号，愤怒的中国水兵甚至将船上的日本国旗扯下。
此事迅速引发中日葡三国复杂的外交纠纷。在日、葡两国巨大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屈服，全盘接受日本方面要求。3月19日，中国军舰释放二辰丸号，并鸣礼炮21响向其“致歉”，岸上围观的国人痛哭失声。 消息传出，举国汹汹，引为大耻。粤商自治会当日即开始焚烧日货，并将3月19日定为“国耻日”，号召全国抵制日货。
西方媒体也对此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一家美国著名报纸，注意到中国官方在这次运动中保持沉默，未进行干预，而运动的领导人则十分谨慎，标榜这是一次“文明的抵制”，他们控制着抗议人群的行为，以免触犯法律。
巨大的民意压力下，日本同意取消赔款要求。该次抵制日货行动，从1908年4月到12月，共持续9个月，日本对华（包括香港）出口额与上一年同期相比，下滑1330万美元，相当于日本1907年出口总额的6%以上。
1909年：“中国第一次向世界清晰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在满洲扩张”
二辰丸号激起的抵制日货热潮，刚刚在中国南方平静下去，北方却掀起了又一轮新的抵制浪潮。 事件是由安奉铁路引发的。
安奉铁路本是一条临时军用轻便铁路，由日军在日俄战争期间擅自修建。战后，日本通过《东三省事宜条约》，迫使清政府同意该路仍由日本经营15年。日本政府希望将该路由轻便窄轨改为标准宽轨，并与朝鲜的京义铁路接轨，建立了一条贯通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军事运输线。该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政府于1909年8月6日发出最后通牒，决意强行改筑。清政府无奈，只好于8月19日签订了《安奉铁路节略》，同意其改建要求。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抵制日货运动再次从北向南席卷全国。但这次抵制，局限在破坏商家持有的日货，对日本本身没有造成任何大的损害。即使如此，美国学者多雷西?欧查德在其1930年的研究报告中表示，这是“中国第一次向世界清晰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在满洲扩张”，政治意义重大。值得重视的是，东京出现了抗日传单。
1915年：欧洲战乱破坏了抵制日货成果
1915年，为反对“二十一条”，中国再度抵制日货。但此次运动只持续了6个月，到7月份时，在日本压力下，北京政府就被迫予以取缔。
但真正令该次抵制运动流产的，并非效率低下的北京政府，而是国际形势使然。此时，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战场如火如荼地进行，欧洲经济受到极大削弱，不得不转向亚洲寻求供给，日本遂成为仅有的工业品供应基地，大发战争财。当年上半年时，日本外贸受到中国抵制运动巨大影响，仅对华出口一项的锐减幅度就达到1914年出口总额的6%（同比下降1790万美元）。
美国参议员沙斯伯雷专门出访了中日两国，他表示说，十分惊讶地看到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有着非常完善的组织。《洛杉矶时报》等则注意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抓住机会进行发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认为，1915年的抵制日货，本身已经给日本造成巨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从1915年开始，抵制日货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日本在中国将自己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
1919年：抵制日货掀起了暴力革命
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的抵制日货，在1919年重新掀起了浪潮。这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轮抵制日货，先从拒用日本银行票据，并从日本银行撤走资金开始。随后，蔓延到所有日本商品。
与此前的抵制日货不同，带有了更激进的暴力色彩。学生们在北京痛殴亲日官员，甚至放火焚烧其住宅。而在海外如新加坡等地，当地经营日货和为日方服务的华侨纷纷收到匿名恐吓信，警告他们与日本断绝关系，一些日本商人的店铺也被捣毁，激进的华侨青年甚至与当地警方发生流血冲突，造成4死8伤。日货在新加坡的销售量比往年同期减少七八成。
抵制日货在随后两年的成效更为明显。1920年，日本对华出口额比1919年下降7.2%,损失高达2915万美元。
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说明，从1919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无论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它都已经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贸易、航运和工业方面的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抵制日货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给予了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中以重大的民意支持，促成了山东的回归。
1927年：执政党引导抵制日货运动
1923年，又一场抵制日货运动因旅顺大连问题而爆发。此次抵制日货，共造成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3498万美元，相当于1922年日本出口总额的4%。虽然这一年中国进口额整体下降，但日本的下降率是其他国家的50倍。
随后的一次大规模抵制日货，发生在1925年，同时抵制英货。当年5月14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人罢工，日本厂主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名工人，激起上海各界抗议。5月30日，英国巡捕在镇压游行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1人，被捕、受伤者无数，造成“五卅惨案”，全国舆论哗然。为抗议英国的暴行，国共两党随后发动在香港、广州举行大规模、长时间的罢工，并封锁对香港的供应，令港英当局疲于应对。这次运动，矛头主要针对英国，日货倒成了抵制的陪衬，对日本影响不大。
但从此次运动开始，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开始更有组织地介入抵制洋货运动，并在1927年~1928年大显身手。1928年，日本制造了“济南惨案”（五三惨案）。日军会同在华日侨组建的“义勇团”，在济南攻击北伐军，屠杀平民，甚至残杀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16名外交人员，蔡公时被挖去舌头、眼睛。此一惨案震撼世界，但力量不敌日军的北伐军“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伐，执政党也将抗争的重点转向经济层面，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亲自统筹下，全国反日会成立，并在各地建立分会。全国反日会通过《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纲》，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经济绝交”战略。该战略对出口、进口、金融、交通等，分别做出规定，同时还规定了禁止方法。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铁矿等出口商品定为绝对禁止品目，全面禁止对日出口。国内工厂无法处理的剩余产品定为相对禁止品目，允许部分出口。进口方面，则将国内无法生产的商品，制造业和生活必需品定为相对禁止品目，除此之外的一切日本商品一律全面禁止进口。在金融部门，禁止使用日本货币，存于日本银行的储金必须全部取出，中断同日本的外汇交易。
这次组织严密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从1927年5月持续到1929年5月，历时两年，成果斐然。美国1930年的研究表明，抵制期间，一些日本商品已经无可挽回地被中国的民族商品所替代，火柴和棉纺织从中国被彻底清除。
在华的西方媒体，普遍将中国的抵制日货看作是有效的经济武器。当然，抵制运动是有成本的，尽管中国的出口额并不大，但对日出口也在抵制运动中减少；其次是运动初期收缴的多是中国商人手中的日货，受损的其实是中国商人；当然还有日资工厂里的工人，在罢工或停工期间，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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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日货的惨痛教训：一家人睁眼演了两宿《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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