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主义者的六大歧途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将于12月初召开，目前各国早已提前开始了外交斡旋，公众对环保议题的关注也日渐升温。而盛会之前的一则花絮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个“减碳亿万富翁”，他的公司投资的小网络电表安装计划将收获巨额回报。利用环保赚钱无可厚非，但媒体质疑的，却是戈尔的言行不一，以及他作为一个原教旨环保主义者的种种言行，但这些质疑声往往因为“政治正确”的需要被忽略掉了。其实，应当被质疑的，还远不仅仅是戈尔一个人。环保应当是全体人类共有的一种积极态度，但当它异化为某种“主义”，恰恰是其误入歧途之时。
他们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人类

卸任美国副总统后的戈尔，凭环境保护获得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一般来说，原教旨环保主义者与环保推崇者的最根本区别，是前者认为环境保护的终极目的是保护大自然，而后者认为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人类发展。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即属于前者，在他将全球变暖作为主要斗争对象之前，其许多言行充满着对工业文明和技术进步的仇视，他在《平衡的地球》一书中写到：“在一定的程度上，基于人的模仿和傲气的设计，文明本身就是将一个自然的世界变为更加人为、人造的世界，在我看来，这样的代价过于昂贵。”而他最经典的一个表述是：“砍掉三棵紫杉木去救一名癌症患者完全不值得。”因为许多抗癌药品的成分要从紫杉木中提取。
极端环保主义者有时也忽略了贫困落后地区对于发展的渴求。美国科学家布劳格在上世纪60年代研发出的新型小麦技术，解决了印巴两国的饥荒问题，这一技术被迅速推广到全球，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但当布劳格准备将技术进一步引入非洲各国时，却遭到了环保组织的抵制，理由是布劳格的技术过度依赖化肥和杀虫剂，并且使用非有机化肥肥料。在环保组织和舆论压力下，洛克菲勒等资方停止了对该项目的自助。布劳格愤怒地反击这些环保主义者：“他们大都是精英主义者，从没有亲身经历过饥荒。他们在华盛顿或布鲁塞尔舒适的办公室里游说。我则在发展中国家呆了整整50年。那些人哪怕就是在那呆一个月，就会哭着喊着要拖拉机，要肥料，要灌溉管道。”
 
他们高举环保旗帜，却言行不一

舒婷对环保事业颇具情怀，却在厦门PX事件中失声。
 
阿尔•戈尔依靠绿色产业已获利上亿，在商业社会这无可厚非。但这个整天把绿色挂在嘴边的政客，自己却并没有在生活中实践环保理念。前些年，当戈尔全身心投入于环保事业时，田纳西州政策研究中心抛出的一份账单显示：戈尔所居住的豪宅平均每月电费高达1200美元，比当地一般美国家庭一年的电费还多。账单显示，从2006年2月3日至2007年1月5日不足一年时间内，戈尔一家共计用掉19.1万度电。而该市一般家庭每年平均用电约为1.56万度，一般美国家庭全年平均用电约1.07万度。与此同时，戈尔家中有恒温游泳池、电动门，并在私人车道上安装有电灯。面对指控，戈尔的发言人声称：“过多把注意力放在戈尔个人的电能消耗上只会导致大众忽略戈尔纪录片中宣扬的主旨。”
2007年底，写出过《致橡树》的著名女诗人舒婷，出版了一部散文集，书中收录多篇谈环保的散文。她将自己生活的厦门鼓浪屿热情地称为“我的生命之源”、“妈妈的岛屿”，但遗憾的是，这位对环保事业颇有情怀的诗人，却对当年发生在身边的厦门px事件保持了沉默，没有为此写过一句话。还有一些环保主义者，他们对本城市的环境问题不闻不问，却热衷于跑到边远地区去拍摄纪录片、照片，获取名誉或国外基金支持。
 
他们往往将环保上升到民族主义高度

上海消费者朱燕翎与雀巢对簿公堂。
 
环保主义者，有时也与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互相利用。在国际上，环保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竖起贸易壁垒的最好借口。而在国内，环保议题一旦牵涉到民族主义，就变得非理性。
前些年炒得很厉害的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一例，“绿色和平”组织相继指控雀巢、卡夫等跨国食品企业在华销售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本来，转基因食品经过安全性检测后对人体无害，这早已是有了定论的，美国6成以上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许多发达国家根本不需贴标签便直接在超市里出售，因而直接通过安全性来质疑跨国食品巨头，显然很难达到目的。于是，一些环保主义者指出：“卡夫在欧洲承诺过不销售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意为这些跨国食品巨头对中国采取了双重标准。这种指责，一下使一个食品安全领域的技术问题，上升到对跨国公司的诚信指责，进而激起了消费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商家就只能撤货。
其实，食品巨头对中国采取双重标准，也不能仅仅怪罪于跨国企业。
 
他们忽略了环保是一项系统工程

08年4月，伦敦爆发抵制生物燃料的抗议活动。
 
环保主义者的口号，往往简单动人，但有时却把问题想象得过于简单。
譬如近年来环保主义者所鼓吹的生物燃料，表面上，生物燃料的确比石油更为环保。但把粮食用于制造生物燃料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样美好。比如，在生产粮食的过程中，耕地、播种、施肥、收割、运输等等，都要用到石油，如果把生产过程的污染加起来，生物燃料的总污染并不小于石油，而环保主义者往往看不到这些。除此之外，土地用途的改变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其量也大大超过石油。一加仑汽油的总和碳排放（包括加工和最终燃烧环节）约为20磅，而生产一加仑玉米乙醇，改变土地用途导致增加325磅碳排放。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有人倡导用手帕取代纸巾，但实际上手帕的清洗，也需要耗费水、洗衣服、电等资源。两者的污染浪费程度，并没有科学依据衡量。
 
他们对常识的缺乏令人震惊

2009年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森林大火造成84人死亡。
 
广州某媒体曾报道，该市某小区的一位女士，热心收集了20多斤一次性干电池，准备交给政府，但不知找什么部门，于是找记者求救，这位记者向广州市环保局咨询才得知：目前的一次性电池基本已经达到无汞或低汞要求，因此国家只鼓励回收手机电池、蓄电池和纽扣电池等，一次性电池已可随生活垃圾一起处理。实际上，早在1997年国家就发布了《关于限制电池汞含量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生产的一次性干电池，对环境是没有任何危害的。而像这位热心女士一样的环保主义者也不算少见。
在国外也有这样的环保主义者。2002年澳大利亚发生森林大火，居民房舍等财产损失惨重，这样的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大火之前，很多居民想除掉部门房屋四周的植被，以作为隔离带备不时之需。但在环保主义者的压力下，当时的澳大利亚规定砍伐三米以上的树需要审批，连家门外的也不例外。而事发当地政府的审批程序又十分繁琐，设置诸多人为障碍，使得很多家庭无法建立隔离带。在美国也有同样情况，克林顿下台前，国会也通过了类似法案。
 
他们普遍相信只有政府能解决环境问题

他们普遍相信只有政府能解决环境问题。图为英国某“绿党”的竞选拉票活动。
 
上世纪6、70年代，欧美国家出现了左翼运动，环保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此后，在欧洲各国先后创建了绿色环保政治组织──绿党。它们主张以“生态经济”、“生态财政”代替“市场经济”。它们否定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消费观念，希望通过政府动员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这些政党成为环保主义者们谋求执政权力的工具，几乎所有环保主义者都相信只有靠政府的介入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市场在环境问题上是失灵的。而其中有一些极端者，寄望于运用政府权力来控制私人生活，甚至否定市场。
但市场经济往往对于环保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有人认为用木材造纸是浪费资源的行为，因此积极鼓吹政府应该立法禁止或限制用木造纸，用草浆取而代之。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用木造纸，不但不会使木材减少，反而会因消费的需求而刺激人工造林业的发展。这种有具体利益的刺激，比政府号召动员植树来得更有效。目前世界造纸业木浆比例在60%以上，发达国家在90%以上，而中国仅为20%。瑞典也主要用木浆，这个国家的商人用15年时间营造了大面积人工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气碳循环出现负增长的国家。
 
环保不是喊喊道德口号，当然，它也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性问题，它需要环保主义者们的奔走动员，也要靠政府的力量来唤起社会的环保意识。然而，一旦环保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主义，和任意挥舞的道德大棒，它也就和人类历史上那些造成巨大灾难的激进主义别无二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