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的角色转换：从抗日英雄到反共先锋

阎锡山接受中共代表薄一波的“约法三章”，与中共建立了统一战线之后，的确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实实在在地进行了三年卓有成效的抗战。他为应付时局，放手让薄一波组建新军，推动了山西抗日力量的蓬勃发展。阎锡山与中共在山西抗日战场上的三年合作，可谓功勋卓著，山西战场因此成为“模范战区”，阎锡山也一度成为全国上下备受称道的“抗日英雄”。
然而，好景不长。山西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却让阎锡山绷紧了神经，他日益坐立不安。为守住这方土地，使之永远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不惜向并肩作战的战友磨刀霍霍，终于暴露出其反动的一面，由“抗日英雄”蜕变为“反共先锋”。
为图存计，阎锡山抗日态度初现倒退迹象
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从1936年11月薄一波来晋接手牺盟会到1938年2月临汾失守前，阎锡山实行积极的“联共抗日”政策。这一时期，是阎锡山在整个抗战时期表现最进步的时期，他为“存在”相继提出“守土抗战”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成就了山西抗日战场上国共合作最辉煌的时期，也使山西成为全国抗战模范省。
然而，阎锡山能够与中共合作抗战，原本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存在”，欲假手共产党人“复兴”山西。一旦图存有了问题，他的态度自然也随之发生变化。抗战屡屡受挫，阎锡山的思想悄悄起了变化。1938年2月，临汾失守前，阎锡山眼看着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山西大半沦于敌手，旧军溃不成军，节节败退；新军却越战越勇，迅猛发展。阎锡山想着自己一味继续抗战的出路，有所触动，不禁打了一个冷颤。在“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即临汾会议上，阎锡山说：“再打下去会亡国灭种”，“中日战争总有和平了结之一日，我们以后不应该说反对和平妥协。”此次会议上，阎锡山把“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民族革命领导机构”作为“最急切的需要”提上议事日程，并且在他的授意下，参加会议的军政民高级干部108人发起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同志会”于2月16日成立，阎锡山任会长，并亲自指定旧军政人员和自己的亲信等13人任高级干部委员，实际上是把牺盟会和新军的领导人排挤出掌握军政大权的领导机构之外。
转眼临汾沦陷，阎锡山仓皇逃到吉县。4月日军停止对山西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山西战局趋于稳定，先于全国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阎锡山死里逃生后，又开始认真思考起自己的“存在”：自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以来，太原失守，临汾陷落，旧军瓦解；为山西抗战，自己积极支持牺盟会的工作，扩建新军。时至今日，新军已有50多个团，主力部队达4个纵队，100多个县长中有半数以上是由牺盟会和决死队人员担任，新军人员和武器数目都超过了旧军。阎锡山意识到自己欲假手共产党人“复兴”山西的办法行不通，新军和牺盟会犹如放在自己枕边的炸弹，指不定哪天就把自己这把老骨头炸个粉碎。
阎锡山渐渐感到，新军的发展大有把自己架空的势头，自己已经很难驾驭了。虽然旧军“存在着种种弱点”，但毕竟是自己苦心经营十几年培植起来的。要维持自己在山西的存在，还得靠旧军。怎么办呢？他反复掂量，认为只有扶旧抑新，才能走出困境。扶旧抑新，阎锡山积极制造反共摩擦
1938年7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秘密召开晋绥军高级将领会议。会议一开始，阎锡山话语中就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气愤：“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看着眼前这些不争气的旧军将领，阎锡山继续为其晓以利害：“你们的作战方法，是同敌人死拼，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三个月，你们就全完了。”为了能让晋绥军有所感悟，阎锡山不惜放出狠话刺激：“你们反对薄一波他们，你们算什么？薄某人是大骡子拉马车，轻松得很，你们这些人哪个能赶得上他？哪一个够格？”他强调说：“欲抗敌成功，必须先求军队本身的存在。欲存在，须以弱变强；欲成功，须以弱胜强。”
如果说7月的这次“古贤会议”是一次秘密“扶旧”会议，那么9月的“古贤会议”就是一个公开的“抑新”会议。
9月25日，阎锡山再次在古贤村召开由军政民干部参加的“抗敌行政工作检讨会议”。阎锡山为实现其严格限制牺盟会和新军发展的目的，借助会议通过了他亲手制定的《抗敌行政机能十大纲领》《抗敌人员必戒二十条》《抗战必要条件六项》。《抗敌行政机能十大纲领》冠冕堂皇地提出“实行说服行政”“实行强民政治”“整理地方武力”“严格执行纪律”等十条原则，其核心是“走上复兴途径”，以便加强阎锡山的专制领导，重树阎锡山的个人威望。《抗战人员必戒二十条》更是体现了阎锡山“抑新”的心思，例如：“行政必受到日军和新军的夹击，哪怕不能全军覆没也必然损失惨重；如果决死二纵队不执行命令，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二纵队“叛变”，下令公开征讨。
决死二纵队识破阎锡山的阴谋，断然拒绝执行命令。阎锡山遂策动旧军向决死二纵队发动一系列偷袭和捕杀活动：扣捕大批政工人员、捣毁县政府和牺盟会组织、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等。12月7日，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义愤难忍，以个人名义致电阎锡山：
总座伯川先生：
六十一军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学生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12月12日誓师。此后半月内，恐无暇报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生对恩师报告之最后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受教学生韩钧敬扣虞印。
阎锡山接到电报，恼羞成怒，马上召开高干会议，宣读韩钧电文。阎锡山愤愤不平地说，我是司令长官，他却称我为先生；他是我的部下，却自称是学生；他还表示要在12月12日誓师。这是什么意思？明显是表示不相隶属了！韩钧反了！阎锡山遂以此为借口，宣布韩钧“叛变”，通电全国，进行讨伐。于是“十二月事变”爆发。阎锡山最终还是撕下了统一战线的面纱，转身成为“反共先锋”，策动旧军进攻新军，新旧军的冲突与摩擦完全公开化。由于这次事变首先发生在晋西，因此又被称为晋西事变。晋西事变很快就扩展到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顿时，三晋大地一片狼藉。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应对方案，薄一波发电“要求所有新军部队，必须明确表态站在二纵队一边，予以支持”。在晋西，二纵队被迫应战，迅速成立“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清洗反动旧军官，成功实现战略转移，突出重围。在晋西北，中共中央军委派滕代远参谋长前来指挥作战，经过艰苦斗争，晋西和晋西北抗日武装部队胜利会师，清除全部顽固势力，使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连在了一起。在晋东南，有决死一纵队和三纵队活动。三纵队由于中共领导人麻痹大意，损失惨重，只有部分部队坚持战斗，冲出重围；一纵队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不仅未遭到损失，还积极支援了二纵队等部的斗争，宣传和揭露反共顽固分子的狼子野心。在晋东北，由于八路军力量占绝对优势，阎锡山未敢发动进攻，因而未受到太严重的冲击。阎锡山策动的十二月事变即宣告失败。
在“十二月事变”前，阎锡山曾对局势进行过乐观的估计：决死一纵队完全为共产党所掌握，不易得手；三纵队和四纵队基本上为自己掌握和控制；二纵队新旧势力势均力敌，是需要与中共进行斗争来争取的。只要自己一声令下，“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的夙愿必将实现。十二月事变的结果却让阎锡山难以下咽：除决死三纵队有三个团、二纵队很小一部分军队脱离出来外，其余33个团全部离他而去；在晋东南自己虽然取得局部性胜利，却也让蒋介石获得插足山西的机会；短短两个月时间，自己地盘损失四分之三，只得龟缩于晋西一隅，再图发展。
 
一心图存，却作茧自缚，阎锡山懊恼异常，一股脑将怒气发泄在部下身上。于是，他将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绥、第三十三军军长郭宗汾予以撤职留任处分；将骑兵军长白濡青和第三十三军的6个师、旅长一律撤职；将梁化之以责任重大为由，送往重庆，交由蒋介石处理。阎锡山的做法，引起许多高级将领的不满与恐慌，急忙另谋出路，如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八十三军和第十九军军长等纷纷弃阎投蒋。
阎锡山在遭受军事上的重大打击之后，政治上也陷入困境，遭到爱国人士的唾弃，蒙受巨大损失：“模范战区”的美称丢了，“抗战英雄”的桂冠也丢了；进步人士纷纷脱离二战区。阎锡山举目望天，倍感孤独，脑中盘旋着那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如何才能“存在”？　审时度势，中共不计前嫌再伸“橄榄枝”
正如续范亭生动地描绘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是“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伤身”。阎锡山众叛亲离，内外交困，该向何处去？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认为阎锡山在山西抗战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重要性，其对日态度同汪精卫和蒋介石是有区别的。如果阎锡山被蒋介石吞掉或是降日，将不利于山西抗日力量的保存和抗日事业的发展，将会带来更多的摩擦和冲突。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对阎锡山进行统战。
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萧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停新旧军冲突，恢复山西团结抗战的良好局面。面对残局，阎锡山思量再三，对日作战一时难以结束，老蒋插足山西赖着不走，也许与中共合作才是为今之计，遂接受了中共和平解决晋西事变的建议，表示“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
2月11日，毛泽东以薄一波名义亲笔起草致阎锡山电文，分析利弊，指出三个月的阋墙之争，渔人得利，“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恶势力”。电文情真意切，还提出“拥阎抗日”“新军不打旧军，要求旧军停止打新军”等一系列挽回阎锡山面子的口号。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与阎锡山谈判。阎锡山对中共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经过谈判，双方初步达成协议，并表示愿继续派代表协商抗日细节问题。3月13日，薄一波等新军领导人联名致电阎锡山，一方面痛陈旧军向新军和牺盟会等进步抗日势力猖狂进攻，使“民族大气，由是大丧，山西阵地，顿呈混乱”；另一方面，表示愿意忍痛既往不咎，希望能够继续在阎锡山的领导下，“加强进步，继续抗战”，“为实现民族革命纲领而奋斗”。
 
4月初，阎锡山与中共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分界线，以汾河为晋东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旧军防区，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为八路军和决死队的活动区域。此后，双方划界而治。阎锡山结束了在抗战初期与中共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直接合作。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充当“反共先锋”的阎锡山蒙受巨大损失后，在后来蒋介石策动的多次反共活动中都保持了中立，成为国共合作之间的中间力量，山西的抗战局面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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