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只求利益不可持续发展

第一章   只求利益不可持续发展

【原文】孟子¹见梁惠王²。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³义⁴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⁵之国，弑⁶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文】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人家，您不远千里而来，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利吗？”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讲什么利与不利呢？亦有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和寻求最佳行为方式就够了。大王说，用什么才能利于我们国家，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说，用什么才能利于自身，这样上下交相征求利益，那么，国家就有危险了。在有兵车万乘的国家里，谋杀他们君王的，必然是有千乘兵车的诸侯大夫家族；在有千乘兵车的国家里，谋杀他们君王的，必然是有百乘兵车的大夫家族。万取自于千，千取自于百，这不能说不多呀。如果最后才寻求最佳行为方式而先讲利益，那么不夺取到全部是不会满足的。没有见过有与人相互亲爱的而遗弃自己亲人的人，也没有见过有最佳行为方式而怠慢国君的人。大王您就只讲与人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和寻求最佳行为方式就行了，何必讲什么利益呢？”

【说明】战国和春秋一样，全中国仍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趋势是通过兼并战争而逐步走向统一。春秋时全华夏共有一百多个国家，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只剩下十几国。大国有秦、楚、韩、赵、魏、齐、燕七国，即有名的“战国七雄”。除七雄外，越在战国初也曾称雄一时，但不久即走向衰亡。小国有周、宋、卫、中山、鲁、滕、邹、费等，后来都先后被七国所吞并。与七雄相毗邻的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北面和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匈奴、仪渠，南面有巴蜀和闽、越，至秦统一，已多与汉民族融合。

孟子即在此时接受了孔子“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并带着这些思想游历各国，希望各国能推行“仁”道、王道，寻求最佳行为方式，减少战争，使人民能安居乐业。本节是他去见梁惠王的一次谈话。作为七雄之一的魏国国君，梁惠王关心的是如何有利于他的国家，然而孟子却不是这样认为，既然有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和寻求最佳的行为方式，那为什么不去寻求最佳的行为方式与其他人、其它国家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呢？如果寻求到最佳行为方式，如果能与其他人其它国家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利益不也是就在其中了吗？！所以孟子说，有“仁、义”也就够了。

因此，孟子认为，上下交相征求利益，那么，国家就有危险了。因为利益这个问题，有短期利益，亦有长期利益，如果能寻求到最佳行为方式，与他人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就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而得到别人的帮助，也就有利益了。如果仅仅是追求短期利益，或是看得到的那一点点利益，就不会寻求最佳行为方式，就会采取强行抢、夺的手段，就会引起相互间的战争。而战争的发展和持续，只会导致国家力量的衰弱，从而导致国家的消亡。当然，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会抢夺到所需要的财富，但那只是短暂的，不可能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所以孟子认为是不可取的。如果最后才寻求最佳行为方式而先讲利益，那么不夺取到全部是不会满足的。而如果夺取到后再来寻求最佳行为方式，那也就失去相互间的信任。而失去信任之后，也就无法与他人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了。

因为，既然是能与人相互亲爱的人，那肯定对他的亲人更是相互亲爱的；既然是有最佳行为方式的人，那么他的行为方式首先就是尊敬他的国君。这是人之常情。

因此孟子认为，就只讲寻求最佳行为方式与人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就行了，何必讲什么利益呢？这句话其实都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如果我们只求有利于，或是有利益，我们就不能寻求到最佳行为方式，也不能做到与人相互亲爱。因为在与人们相处时，往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帮助和成全他人，损己利人。如果是损人利己，那也就不是最佳行为方式了。

在《论语·子罕》中有这么一个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很少谈论到利益与命运和与人相互亲爱的关系。利，用现代观念来看就是利益、利润、钱财，但古代谈利，也包含有利害关系之意。从《周易》来看，许多讲到利的词语，都是利于或不利于之意。也就是利害关系的意思。利害关系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种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面对每一个选择时，都要考虑是否与自己有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也可以称为现代的价值观。也就是《论语·里仁》篇里子游所说的“事君数”的问题。现代人动不动就拿自己的言行来与社会商品比较，看自己的言行有没有价值。也就是说在利己或是利他的情况下，用社会商品的价值来判断自己的言谈举止，以确定划得来划不来，以确定自己是否继续或停止行动。依照孔子的意见，人与人之间是存在有利害关系的，但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中的“义”，即是要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中寻求最佳的行为方式。这个最佳的行为方式就是寻求一种既利己也利他人的方式。孔子既然讲了“义”，当然也就很少去说明这种利害关系了。至于命运，孔子也没有多讲，但孔子在谈论到“天”之类的问题时，已经明确表示过，“天”是有一定规律的，人的一生也是有规律的，都有从初生、幼儿、少年、青年、中年到老年而死亡的过程。既然有这么一个过程，何必多讲它呢？人生在世，为的是寻求一个最佳的生存空间，活得快乐愉悦。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们就必须要学习，多学而且不断调节自己，以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然后通过“仁、义、礼、智、信”的施行，而达人生最终目标。所以，孔子在利害关系与人的命运和与人相互亲爱的问题上没有多加分辨，是因为你只要真正弄懂“仁、义、礼、智、信”的原则，尽力去施行“仁、义、礼、智、信”的精神，人与人之间也就很少有所谓的利害关系了。也就是说，在寻求与人相互亲爱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最佳的行为方式，也就没有利害关系了。

汉朝以后，据说有所谓“义”“利”之争，一派人执“义”，一派人执“利”，各不相让。其实他们都错了。“义”是最佳行为方式，用最佳行为方式追求利，不用最佳行为方式追求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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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孟子，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最有影响的大师，封建时代被尊为“亚圣”，又与孔子并称“孔孟”。曾游历齐、宋、滕、魏等国。孟子宣扬“仁义”，主张实行“仁政”、“王道”，与弟子著书七篇261章，即《孟子》。主张“省刑罚，薄赋敛”，使民有“恒产”，能安居乐业，并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劝告统治者要“与民同乐”，反对虐政害民。

2.梁惠王：（公元前400～319前年）即魏惠王，战国时期魏国国君，名罃（ying），惠是他死后的谥号。公元362前年，魏国将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所以叫梁惠王。

3.仁：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观念。其核心指人与人相互亲爱。孔子以之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诗·郑风·叔于田》：“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老子·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论语·学而》：“巧言令色，鲜矣仁！”《礼记·经解》：“上下相亲谓之仁。”《礼记·儒行》：“温良者，仁之本也。”《韩非子·解老》：“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礼记·丧服四制》：“仁者，可以观其爱焉。”《说文》：“仁，亲也。”《春初·元命苞》：“仁者，情志好生爱人，故立字二人为仁。”这里用为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之意。

4.义：義：从我，从羊。“我”是兵器，又表仪仗；“羊”表祭牲。因此是指合宜的道德、行为。也就是符合行为规范的行为。《书·皋陶谟》：“强而义。”《书·立政》：“兹乃三宅无义民。”《诗·大雅·文王》：“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老子·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论语·学而》：“信近於义，言可复也。”《礼记·大学》：“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孟子·尽心下》：“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荀子·劝学》：“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管子·五辅》：“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二程遗书》卷十八：“问：敬、义何别？曰：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义在古代被解释得较含糊，其主要含义有道德、行为、道理、情谊、义气等等。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义正辞严、义愤填膺、义薄云天等，至现代，义就被单纯地理解为义气之类的了，一提起义字，就想到为朋友两肋插刀之类的“义气”。通过对《论语》及对孔子思想的理解，通过对孔子“仁、义、礼、智、信”这五个相互关联词的意义，“义”应该理解为，人际之间最佳的行事方式。而这个人际之间最佳的行事方式是什么呢？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本性，只要不偏离自己的道路，就自然会出现最好的状态。高明的人既不会偏离自己内在本性所固有的道路，也不会造成他人偏离他自己内在本性的道路。义，就是要人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寻求到一种最佳的行事方式。所以“义”应该理解为，人际之间最佳的行为方式之意。

5.乘：（sheng圣）（sheng圣）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车万乘；诸侯地方百里，出兵车千乘。千乘之国即是指各诸侯国。《诗·秦风·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诗·大雅·崧高》：“王遣申伯，路车乘马。”《诗·鲁颂·有駜》：“有駜有駜，駜彼乘黄。”《诗·商颂·玄鸟》：“龙旂十乘，大糦是承。”《论语·先进》：“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荀子·王制》：“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韩非子·爱臣》：“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

6.弑：（shi式）《周礼·大司马》：“放弑其君则残之。”《左传·宣公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论语·公冶长》：“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论语·先进》：“弑父与君，亦不从也。”《礼记·明堂位》：“君臣未尝相弑也。”古代称子杀父、臣杀君为“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