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给邓小平做翻译：他从不需要外交部准备稿子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她是第一批进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之一。后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驻法使馆公使衔参赞等职。1991年后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担任外交文件笔译定稿。2000年退休。现为外交部英文专家，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等。

邓小平从来都是事先没有稿子，不需要外交部给他准备

施燕华1939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毕业以后就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了。此后直到退休，她的职业生涯便在翻译与外交官这两个角色之间交替转换。1975年她从联合国回到国内，这时中国的外事活动多了起来，在1975年到1985年的十年间，她更多地担负起为国家领导人做口译的任务。

施燕华：我那时候做口译基本都是双向的翻译，既要英译中也要中译英，因为中国当时对外交流没那么多，国外除了美国、英国之外，大部分都没有中文翻译——连美国那时都没有特别好的中文翻译，重要的会谈我也要做双向翻译。现在交流多了，国外学中文的兴趣很大，连一些小国家，像瑞典都有了中文翻译，单向翻译增多了。

外国人说的英文也是“八国英文”，有时候听起来也是很困难，比如尼泊尔人发音p和f不分， fish变成pish，那你根本不懂是什么。中国人的口音也不那么好懂——我就说比较高级别的领导人啊：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时我听不懂；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那听着很难懂；李先念是湖北人，湖北人说“日”和“二”是不分的，“日本人”湖北人说是“二本人”，开始我根本就不懂，这些都需要慢慢去熟悉、去习惯。邓小平的四川话相对来说好懂一点，但是四川话“四”和“十”不分，我就每次都给他做个手势，我大体猜，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四个指头，如果不对，他就会说：“不对，是十。”

我后来给邓小平做翻译比较多，那些年邓小平与外国政要的会见大部分都是我做翻译，包括接见美国总统福特、里根等，以及随同他出访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他从来都是事先没有稿子，不需要外交部给他准备，他脑子里都有。按惯例，中央首长会见外国客人前，接待单位和外交部要汇报一下客人的情况及可能涉及的问题。邓小平听汇报很简单的，见外宾以前会提前进来，也不是提前很多，就提前一刻钟什么的。坐在那儿，他就问：“有什么情况啊？”这是问这些外宾这几天有什么情况，我们外交部的同志说：是不是要向您汇报一下？他说：简报我已经看了，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如果没有最新的情况，他说：“那就不要说了。”然后他就不动了，坐在那儿，考虑他自己的。我们在旁边都不敢弄出声音，屋里安安静静的。有的时候他抽抽烟。等时间到了，外交部的同志说：小平同志，是不是要请外宾来啦？他说：请吧。

每次给他做翻译，他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说法。我记忆最深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的那次，讲到台湾问题，他提出来：“国共有过两次合作，为什么不能有第三次合作？”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提法，我当时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这个很重要啊，一定要翻好。还有一次，他也是在同美国谈起台湾问题时，他说，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连国号都能谈。他经常都是这样提出新的想法，是他早就有所考虑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很有战略眼光。

如果法拉奇问得太出格，领导让我翻译时措辞上稍微给缓一缓

在为邓小平做翻译那个时期，对施燕华而言挑战性最大的一次应属1980年为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担任翻译。法拉奇的那次采访，是她两次申请遭拒后，由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向邓小平引荐的。问答的主要内容后来被收入到《邓小平文选》中。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些内容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次采访的过程也被许多中国新闻从业者和高校新闻采访课奉为经典。

施燕华说，法拉奇的问题很尖锐，再加上话题都是当时国内、国外比较关注的，所以她精神上等各方面的压力很大。

施燕华：法拉奇曾采访过世界上多位知名政治家，如基辛格、甘地夫人、霍梅尼、卡扎菲、阿拉法特、瓦文萨等等。她以提尖锐问题见长，问问题不顾情面，甚至尖刻。

在那之前我是一点都不了解，以前连法拉奇这个人都没听说过，因为我是学英文的，她是意大利记者。开始的时候，外交部安排的是意大利语翻译，后来是她提出来要用英文翻译，因为在采访邓小平之前，她已与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德国《镜报》等10多家西方报纸签约，全文发表她的采访。如果把意大利文翻成英文要用很长时间，她想略过这一道，直接用英文采访写作。

所以是提前一天，我们领导才跟我说。那时候，说实话外交部对她不是太感冒，就怕她对邓小平不恭，提出一些什么不好的问题，当时跟我说采访时间不会长的。但是法拉奇要事先见见我，她很慎重的，看看这个译员能不能担当其采访的翻译。

8月20日那天我就去了，天气挺热。她住在民族饭店，民族饭店那时候正在修理，西边那一半开始装空调了，东边这一半没有。有空调的地方外国人相对多点儿，她为了避人住在东边。我敲门进去，二层楼就不是很亮，屋子里黑黑的。法拉奇穿着深颜色的衣服，牛仔裤，抽着烟。一进来她就问我很多问题，就好像求职面试一样，问：你给谁干过翻译？你给邓小平做翻译有多少次？大都是这样的问题。“面试”之后，她就提出来要保密，她说，因为记者都认识我，我来北京后现在都不出去，我怕人家认出我，会怀疑我来干什么。她要弄独家的，给人家知道不好。当时给我的感觉，这人就像巫婆一样，很神秘。最后她拍拍我的肩膀：好，我相信你。

至于第二天的采访，她也谈了一点，她说我之前看了外国人写的邓小平传记，我看了好多你们文化革命什么的书，所以我就要多问些国内的问题。具体哪些问题她没有说。

结果就是，第二天她问了那么多刁钻的问题。

正式开始提问，她一上来就说毛泽东，她说以前她到中国，到处都挂着毛主席像，这次她从饭店到人民大会堂这里，就只看到一幅。她问：“以后你们还会在天安门保留毛主席像吗？” 我听了这样的开场，就觉得来者不善，她是要讲毛泽东的事情。法拉奇连续发问：“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我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 又问，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将何种程度提及毛主席。

我当时感到这次采访很敏感，我感觉邓小平好像是有所准备似的，听她问了这些问题邓小平很愿意回答，侃侃而谈，好像很愿意通过她让外面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因为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你想想看，1980年，改革开放刚开始，国内也是有疑虑，思想也是很混乱。

1980年1月份，华国锋会见一个非洲国家总统的时候，这个总统一坐下来就说，听说你们在批判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当时争取独立，就是拿着小红宝书。哎呀他很厉害的，一坐下来就是那样说，很不客气的，他们很着急。这些都是一个信号，要让国外正确了解我们的改革开放，国内思想稳定。我感觉邓小平同意接受法拉奇的采访，他是有所考虑的。

开始翻译的时候我是有些嘀咕，而且我们领导也说，要是她有些问题问得太出格的话，让我翻译时措辞上稍微给缓一缓。后来我发现用不着，因为邓小平也挺喜欢这种针锋相对、单刀直入的提问，两人的交流，气氛还是很好的。互相你来我往，讲得很快，但是谈的都是很实质性的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就大胆地忠实翻译。谈到12点多时，邓小平提出还可以再谈一次，约她再谈，她高兴得不得了，就这么蹦了起来。

法拉奇说她特别喜欢邓小平，事后还写了封感谢信给邓小平

23日的第二次谈话还是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后来她就慢慢引到那个赫鲁晓夫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当时我看他们的谈话气氛很好，就那么照直翻译了。另外我也知道邓小平的个性，因为1978年有一次我跟邓小平出访，在两个国家搞了两次记者招待会，一个国家很友好， 记者招待会问的问题都是安排好的，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印象啊，怎么发展两国关系啊这类的，第二个国家没有经验，就开放提问。结果周边国家的西方记者一听说在这个国家邓小平要举行记者招待会，都来了，什么美联社、印度的，问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两国关系，五花八门，后来邓小平跟我说，这次记者招待会还有点意思，上次那个是一杯白开水。我就知道了，他不喜欢很平淡、没有什么棱角的问题，他希望有难度的问题来激发他思考，激发他把他要说的话说出来。他对记者一点不怵。

她要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相提并论，我们说是分开的，是不一样的。尽管后来也没有完全能说服她，但是信息都是清楚的。邓小平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所做的种种，最后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有些话这么当面问一个人，会很刺激，就像她问：你这么能干的人，为什么老是当第二把手？邓小平回答：当第二把手并没有妨碍我发挥作用。我还是能够发挥作用。后来她就跟我说她特别喜欢邓小平，事后她还写了封感谢信给邓小平。

对她的文稿中方完全没有检查，完全不检查，她要怎么发表就怎么发表。采访后她根据她的录音来整理记录，不明白的她再问我，有的再改一改。我这样一句一句跟她对，对了大约有一天的时间。她非常忠实，连最简单的词都不放过，邓小平老是说四川话的“这个这个这个”，她老听录音里有这个词，就问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没有实际意思，就是口头语，在思考时发出的声音，就像英文的well,或者yon see这类。她说你没翻？我说我没翻。她懂了，但说还是要加上，这说明他性格上的特点。

包括“这个这个”在内的5227字邓小平访谈第一部分，首发在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美国报业的规矩，由于人物访谈只呈现了单方的声音，不能算作“新闻”，而是“评论”的一种形式。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4991字，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邓小平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的文章题目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全文转载，有的转载题目改成《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认识》。有评论称“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

每个星期，使馆里的高级外交官都要研究有哪些变化

施燕华、吴建民是知名的外交伉俪。上世纪70年代驻联合国时，她是英文翻译，她的丈夫吴建民是法语翻译。1994年，施燕华出任驻卢森堡大使。1998年，她以公使衔参赞身份，与丈夫吴建民一道出使法国。在法国期间，他们成为中国申办世博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2001年5月2日，时任驻法大使吴建民正式向国展局提交申博报告。在此后的两年间，海外作战的申博团队展开了漫长的“游说”拉锯战，从起初的不利局面到最后的锁定胜局。

施燕华：国际展览局常设在法国，开会什么都是在法国，国展局89个成员国的代表将投票决定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国，其中有60个国家的代表是常驻法国的，争取他们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要做工作，重点也是要在法国，所以我们驻法使馆的使命是很重大的。

申博的那两年，我们就在前线做了点最基本的工作。我们经常分析五个候选国家的形势，比如开始的时候好多欧洲国家支持俄罗斯，当时普京的日子不是太好过，俄罗斯的经济不太好，有些欧洲国家就认为俄罗斯需要支持，你们中国已经拿到了奥运会，不需要锦上添花了，我们要雪中送炭。各种各样的因素很复杂，都要分析。分析完了就要有针对地去做工作。这些工作也是要很有策略的，过去是说“做思想工作”，是要针对人家的想法。有些国家是铁杆支持我们的，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有一个因素就是，比较接近的地区内部的国家，往往支持自己的“哥们儿”。我们的竞争对手，有的很会“公关”。

我们是一票一票都要争取，不可小看一票的。伊朗的大使是新大使，到巴黎上任没多少天，按照外交惯例，新大使上任主要是拜会驻在国的一些官员，使馆之间没有这种拜会的礼节问题。但是因为伊朗的态度不明朗，有点犹豫，好像还答应了韩国，这票一定要争取。

所以吴建民打破惯例，主动提出要去拜会他，哎哟，这是我们自己也没想到的这个效果。他很感动，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大使来拜会，中国是第一个，我们这么重视他，还从中伊关系的角度跟他讲，他觉得感动。就是说游说的过程不仅要讲世博会，还要建立友情，外交上有的时候个人的感情也是很重要的。

国际政治有很多情况，所以有的也是很“滑头”，今天跟你说我支持你了，过两天别的国家对他有什么承诺，比如给我一个什么项目，就可能又变化了。申办的过程是两年，这根弦就一直绷得很紧，老是盯得很紧。

有那么一两个国家，开始好像同意，说没有问题，我们支持你，到后来慢慢的——就是你自己心里要有感觉——在一些外交场合上，你就觉得他老躲着你，有时候远远地看见你了，他避开目光，你就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了。那么他拿了酒杯刚好往那边走，吴建民就特意上去，跟他谈，那没办法，你要摸清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后来，从话里就听得出来，他变了。他说：“我们毕竟是很好的邻居嘛。”他没说我支持不支持你，这里面就得琢磨，后来就知道没戏，反正至少第一轮他是不会支持我们的。

还有的国家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接你的茬儿，或者礼貌性地说中国申办很好，但从来不说一句他将怎么样。这样的，根本就没戏了。

我们不断地排队、分类，每个星期，使馆里的高级外交官都要研究：有哪些变化，哪些是比较有保证的，有保证的要一直盯到底。因为最后是秘密投票。你一定要很有把握才行。

2002年10月份莫斯科的大剧场人质事件后，俄罗斯基本自己就泄气了，这时，韩国上来了。韩国很会做工作，最后表决的时候，到蒙特卡洛去开会，我们几位参赞，都分配了任务，负责代表的接机，就是国展局的代表一到蒙特卡洛的机场，就能够跟他接上头，能跟他谈，能跟他喝咖啡呀、吃饭呀什么的。我跟吴建民都在联合国干过，我管柬埔寨、阿富汗的决议表决投票，也是数票，这方面已经有点经验了。但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礼让的，飞机下来，韩国派高级轿车马上就接走了，我们就接不上，我们的参赞急得要死，打电话回来说人都给他们抢走了。吴建民说，抢走就抢走，你将来再找别的机会去跟他接近。因为如果在机场发生两个国家抢一个代表的事件，那就成为丑闻了，对双方都不利。所以一定要避免。后来很多代表就给他们抢走了。

吴仪一上车就背稿子，她的司机都说了：你们别把老太太逼疯了

这两年中，一度对我们不利的就是，好多人都说：中国已经有奥运会了，不能什么好处都给它，好像大家应该好事均分，这种“利益均沾”的论调出来了。后来我们也找到些先例根据，如西班牙既举办了奥运会，还举办了世博会。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你说不让我们举办，这也说不过去啊。而且我们是经济正在发展，需要更多的对外开放，需要更多了解世界，也是需要世界了解我们的时候。

后来徐匡迪卸任上海市长时一度谣言很多，他不当市长了，到后来在北京出现，当了工程院的领导了，这是因为走一个程序吧，但时间上有个空缺，有一段时间什么消息也没有，给谣言造成了一定的空间。后来他任工程院院长的消息公布，我们马上跟他们说，他下来是因为他的年龄问题，不是别的。后来考察团到中国，就提出希望要让徐匡迪出来，要他露面之后，说明他是没有问题了。后来我方就同意了，徐匡迪陪着吴仪见了一次考察团。这个风波也平息了。

2002年12月份最后陈述时，李岚清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吴仪用英文演讲，很多人印象很深。这是使馆建议要用英文的，因为我们看到韩国代表团陈述的时候，虽然有同声传译，但是代表们有的就开始走来走去，会场气氛不好。我们还提出来，不要念稿子，要背出来，因为念的时候头是低着的，跟下面没有目光的交流，效果不好。

这两点上边都接受了。但是这样对他们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学英语专业的。这些领导人确实令人佩服，从国内到法国到摩纳哥，旅途上一直在背。吴仪在国内不是很忙吗，她也没时间去练，她从一个会到另一个会，一上车就念，就背。后来连她的司机都说了：你们别把老太太逼疯了。

为了更有把握，他们说，还是要拿着稿子上去，怕万一背不下来，愣住了怎么办。没想到一个都没看稿子哎，而且都是精神抖擞，发音什么的都是不慌不忙，很自如，像吴仪，还有手势：我们在上海等着你们。

这一下子就抓住了场面，下面很安静，也没什么人走动。其实我们陈述的时间是最不好的，抓阄抓到了最后一个，都快12点半了。代表都听了一上午了，但我们陈述是一气呵成，中间没有任何纰漏，到最后鼓掌的声音很大。

表决那个地点也很有意思。我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就是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代表团有人说感觉不好，那是我们的滑铁卢啊，心里总是不舒服。我们去订旅馆，最好的旅馆是巴黎饭店，已经全被订出去了，结果我们还是住在了北京申奥代表团住过的那个饭店，吴建民说好像层次都是差不多的。为什么我们又到这儿来了呢？好多人心里犯嘀咕。

而且天气也是一样，欧洲从秋天开始，就淅淅沥沥地经常下雨。我们头一天晚上到那儿，也是下雨，吃完饭，我跟吴建民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我叹气说怎么还在下雨，吴建民看看天说，明天可能会晴了——他总是很有信心的。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还是下雨，上午各个国家陈述的时候天气还不好，蒙蒙的细雨，天气很阴，好像不是很开心的那种样子。可是后来到中午，天就突然放晴了。等表决结果一出来，太阳很好，好像连天气都配合着我们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