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忆给邓小平做翻译:他从来不需要外交部准备稿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2:58:02
2010年10月09日 10:05:44 来源： 中国新闻网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1971年11月施燕华（右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
●名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之前，亲自面试中方英文翻译 ●申办世博会前，使馆建议国务院领导最后陈述时不要念稿子，要背出来
本版私人史主人公施燕华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她是第一批进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之一。后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驻法使馆公使衔参赞等职。1991年后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担任外交文件笔译定稿。2000年退休。现为外交部英文专家，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等。
邓小平从来都是事先没有稿子，不需要外交部给他准备
施燕华1939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毕业以后就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了。此后直到退休，她的职业生涯便在翻译与外交官这两个角色之间交替转换。1975年她从联合国回到国内，这时中国的外事活动多了起来，在1975年到1985年的十年间，她更多地担负起为国家领导人做口译的任务。
施燕华：我那时候做口译基本都是双向的翻译，既要英译中也要中译英，因为中国当时对外交流没那么多，国外除了美国、英国之外，大部分都没有中文翻译——连美国那时都没有特别好的中文翻译，重要的会谈我也要做双向翻译。现在交流多了，国外学中文的兴趣很大，连一些小国家，像瑞典都有了中文翻译，单向翻译增多了。
外国人说的英文也是“八国英文”，有时候听起来也是很困难，比如尼泊尔人发音p和f不分， fish变成pish，那你根本不懂是什么。中国人的口音也不那么好懂——我就说比较高级别的领导人啊：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时我听不懂；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那听着很难懂；李先念是湖北人，湖北人说“日”和“二”是不分的，“日本人”湖北人说是“二本人”，开始我根本就不懂，这些都需要慢慢去熟悉、去习惯。邓小平的四川话相对来说好懂一点，但是四川话“四”和“十”不分，我就每次都给他做个手势，我大体猜，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四个指头，如果不对，他就会说：“不对，是十。”
我后来给邓小平做翻译比较多，那些年邓小平与外国政要的会见大部分都是我做翻译，包括接见美国总统福特、里根等，以及随同他出访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他从来都是事先没有稿子，不需要外交部给他准备，他脑子里都有。按惯例，中央首长会见外国客人前，接待单位和外交部要汇报一下客人的情况及可能涉及的问题。邓小平听汇报很简单的，见外宾以前会提前进来，也不是提前很多，就提前一刻钟什么的。坐在那儿，他就问：“有什么情况啊？”这是问这些外宾这几天有什么情况，我们外交部的同志说：是不是要向您汇报一下？他说：简报我已经看了，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如果没有最新的情况，他说：“那就不要说了。”然后他就不动了，坐在那儿，考虑他自己的。我们在旁边都不敢弄出声音，屋里安安静静的。有的时候他抽抽烟。等时间到了，外交部的同志说：小平同志，是不是要请外宾来啦？他说：请吧。
每次给他做翻译，他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说法。我记忆最深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的那次，讲到台湾问题，他提出来：“国共有过两次合作，为什么不能有第三次合作？”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提法，我当时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这个很重要啊，一定要翻好。还有一次，他也是在同美国谈起台湾问题时，他说，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连国号都能谈。他经常都是这样提出新的想法，是他早就有所考虑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很有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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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她是第一批进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之一。后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驻法使馆公使衔参赞等职。1991年后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担任外交文件笔译定稿。2000年退休。现为外交部英文专家，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等。
邓小平从来都是事先没有稿子，不需要外交部给他准备
施燕华1939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毕业以后就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了。此后直到退休，她的职业生涯便在翻译与外交官这两个角色之间交替转换。1975年她从联合国回到国内，这时中国的外事活动多了起来，在1975年到1985年的十年间，她更多地担负起为国家领导人做口译的任务。
施燕华：我那时候做口译基本都是双向的翻译，既要英译中也要中译英，因为中国当时对外交流没那么多，国外除了美国、英国之外，大部分都没有中文翻译——连美国那时都没有特别好的中文翻译，重要的会谈我也要做双向翻译。现在交流多了，国外学中文的兴趣很大，连一些小国家，像瑞典都有了中文翻译，单向翻译增多了。
外国人说的英文也是“八国英文”，有时候听起来也是很困难，比如尼泊尔人发音p和f不分， fish变成pish，那你根本不懂是什么。中国人的口音也不那么好懂——我就说比较高级别的领导人啊：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时我听不懂；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那听着很难懂；李先念是湖北人，湖北人说“日”和“二”是不分的，“日本人”湖北人说是“二本人”，开始我根本就不懂，这些都需要慢慢去熟悉、去习惯。邓小平的四川话相对来说好懂一点，但是四川话“四”和“十”不分，我就每次都给他做个手势，我大体猜，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四个指头，如果不对，他就会说：“不对，是十。”
我后来给邓小平做翻译比较多，那些年邓小平与外国政要的会见大部分都是我做翻译，包括接见美国总统福特、里根等，以及随同他出访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他从来都是事先没有稿子，不需要外交部给他准备，他脑子里都有。按惯例，中央首长会见外国客人前，接待单位和外交部要汇报一下客人的情况及可能涉及的问题。邓小平听汇报很简单的，见外宾以前会提前进来，也不是提前很多，就提前一刻钟什么的。坐在那儿，他就问：“有什么情况啊？”这是问这些外宾这几天有什么情况，我们外交部的同志说：是不是要向您汇报一下？他说：简报我已经看了，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如果没有最新的情况，他说：“那就不要说了。”然后他就不动了，坐在那儿，考虑他自己的。我们在旁边都不敢弄出声音，屋里安安静静的。有的时候他抽抽烟。等时间到了，外交部的同志说：小平同志，是不是要请外宾来啦？他说：请吧。
每次给他做翻译，他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说法。我记忆最深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的那次，讲到台湾问题，他提出来：“国共有过两次合作，为什么不能有第三次合作？”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提法，我当时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这个很重要啊，一定要翻好。还有一次，他也是在同美国谈起台湾问题时，他说，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什么都可以谈，连国号都能谈。他经常都是这样提出新的想法，是他早就有所考虑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很有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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