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目的还是手段？=-----黎　阳_ 民主是工具

民主：目的还是手段？黎　阳

　　这年头“民主”时髦。不管什么事，沾上“民主”就行情见涨。似乎只要打出“民主”大旗，强盗作案、婊子卖炕都能神圣庄严一番。

　　不过怎么吆喝“民主”是一回事，怎么定义“民主”则是另外一回事。总起来说分为两大类：“民主是目的”与“民主是手段”。

　　如果“民主是目的”，那么“民主”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民主”。“民主”了就万事大吉，不“民主”就一切皆空。看电影、玩游戏、跳大神、嫖娼、吸毒等等是“后果不重要，过程才重要；结局不重要，参与才重要”。“民主是目的”也一样。“后果不重要，‘民主’过程才重要；结局不重要，‘民主’参与才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民主是个好东西”。只要“民主”，不管是希特勒上台还是袁世凯上台都没关系。为了“民主”，任何后果、任何代价都无所谓。前苏联瓦解了不要紧，国家破产了不要紧，国土沦丧了不要紧，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几千万人换来的一切付诸东流了不要紧，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了不要紧，伊拉克被外国军队占领了不要紧，割地赔款不要紧，丧失主权不要紧，内战动乱不要紧，人民生命涂炭、流离失所、人命危浅、朝不虑夕都不要紧，“民主”了就行。“国破‘民主’在，家亡‘民主’兴”，“民主”高于一切。哪怕核弹临头，也得先由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接招——“亡国事小，民主事大”。

　　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只承认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决不许把这“一元化”的神分成几瓣。“民主是目的”的“民主教”也一样，一个“民主”牌位就囊括一切，决不允许分什么“无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精英民主”、“平民民主”、“富人民主”、“穷人民主”等等。谁敢不遵，谁就是大逆不道，“制造阶级斗争”，亵渎“民主”神灵，“破坏社会和谐”，罪该万死。——难怪“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提法对“民主”没有任何修饰限定，其前提逻辑就是认定世界上只有唯一的一种“民主”——超越一切阶级阶层的“超阶级民主”，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没有任何偏见偏向阶级性的“民主”。

　　当然，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没有任何偏见偏向阶级性”，并不妨碍现实社会的“民主”懂得“认人”、知道“看人下菜碟”。

　　比如，从来没人说不经过“民主程序”就卖掉国企、让工人下岗是“不民主”。但如果不经过“民主程序”就卖掉北大、社会科学院之类，让“主流经济学家”们下岗呢？那就绝对“不民主”。北京、重庆半夜三更拆了老百姓的房子没被当成大案。北京西城区冰窖口胡同甚至大白天就把民房拆了。邻居录像被打，警察居然束手无策，说：“我们阻止过，但他们不听。”（听这口气，是警察还是老大妈？）但如果有人把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茅于轼之类“主流精英”的房子扒了，警察也这样袖手旁观这样说话，那“民主”舆论将会如何？山西黑砖场绑架民工当奴工，公然恢复了奴隶制，罪魁祸首居然逍遥法外，无人被逮捕，“主流精英”们对此吭过一声吗？——如果绑架“主流精英”做奴隶劳动呢？恐怕要吵翻天了吧？人家对几十年前的下放劳动还耿耿于怀喋喋不休呢，如果谁敢绑架“精英”当奴工，哪还得了？如果案件的罪魁祸首也象绑架老百姓的那样逍遥法外，“主流精英”的“民主”会象队绑架民工的事件一样无动于衷吗？中国煤矿事故死成十上百的工人从来没见哪些“精英”闹个没完。如果事故死的是成十上百的“主流精英”，那将会如何？钢水汤死了三十多工人很快就没人提了，“主流精英”们的“民主”何曾象念念不忘自己几十年前的“下放参加体力劳动”那样为他们哭哭啼啼、槌胸顿足？张维迎不是说“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吗？把这一系列事件颠倒一下，把遇难者换成“主流精英”试试看，“民主”的反应会一样吗？同样的事，发生在普通老百姓身上就不值一提，发生在“精英”身上就绝对不行。有那些事实没关系，但说出那些事实就不行——这就叫“能做不能说”，“‘民主’会认人”——但绝对不能说这叫有“阶级性”。

　　“民主是目的”说白了就是一种宗教，也可以说是吸毒：过程高于一切，参与高于一切，过瘾高于一切。如果自己一定要信教、自己一定要吸毒那也没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狗要吃屎，猫要偷腥”，要拦也难。但如果自己迷信上瘾还不算，还要强迫别人也信教吸毒，甚至逼着整个国家都如此，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承认“民主是手段”，那就意味着承认了“最高目的”与“民主”是主从关系，承认了“民主”要服从于“最高目标”，承认了要“根据最高目标的需要来使用发挥民主”等一系列逻辑关系。

　　比如，说“只有民主才能民富国强”，这一说法本身首先承认了“民富国强”是目的，是最高原则，而“民主”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至于“民主”是不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那就要做具体分析了。

　　为什么“只有民主才能民富国强”？因为“民主能防止重大决策失误”。——这些论断包含了三个逻辑关系：第一，“民富国强”是最高目标。第二，要达到“最高目标”就必须避免“重大决策失误”。第三，“只有民主”这种手段才能“防止重大决策失误”。这就清晰地承认，达到最高目标的要害是决策正确。

　　高尚全说，民主就是“人人能讲话”。但“人人能讲话”并不意味着“人人讲真话”。如果“人人讲假话”呢？算不算“民主”呢？似乎不能说不算。那么“人人讲假话”的“民主”能“防止重大决策失误”吗？

　　“假做真时真亦假”。假钞票泛滥了，真钞票也就完蛋了。假话盛行了，真话也就没人信了。当人人都说“义和团吃符念咒刀枪不入”时，说“枪子不认人”就没人听了。当印度“精英”都说“中国人不敢抵抗”时，说“中国人会自卫反击”就不受欢迎了。“太后老佛爷”根据“刀枪不入”的结论决策“向列强同时宣战”；尼赫鲁根据“中国人不敢抵抗”的结论决定“前进政策”、“把中国人赶出喜马拉雅山”，结果呢？

　　“人人说假话”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虚假“民主”只能产生荒谬的决策。荒谬的决策不但不能“强国富民”，反而必然祸国殃民，其后果比独裁更糟：独裁者的私利与国家利益无重大冲突时还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而虚假的“民主”连这样的可能都没有。

　　可见，要做到“防止重大决策失误”，至少绝对不能依靠“人人讲假话”的“民主”。

　　说“民主能防止重大决策失误”而不说“民主能防止一切决策失误”本身就已经承认：“民主”（即使是“人人讲真话”的“民主”）也不一定“事事正确”，不能保证不出现任何决策失误。如果是“人人讲假话”的“民主”呢？那就一定“决策失误”，一定与“强国富民”背道而驰。

　　既然“强国富民”是最高目标，那么目标的需要就高于手段本身。为了实现最高目标，就不得不对“民主”这一手段有所取舍：只要“人人讲真话”的真民主，不要“人人讲假话”的假“民主”。

　　如何才能实现“人人讲真话”，避免“人人讲假话”？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要有所得就必须有所舍，要有收获，就必须保护禾苗。要保护禾苗，就必须铲除杂草。要“人人讲真话”，就必须保护讲真话。要保护讲真话，就必须打击讲假话。光靠“提倡”、“表彰”不行，必须有行之有效的制约措施，使讲假话受到严厉的打击与制裁。

　　但是“打击讲假话”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分青红皂白要求每一个人、每一句话都必须真实准确无误——那样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而且还会演变成“文字狱”、“人人过关”，搞得人人自危，成为别有用心的野心家们整人的工具。

　　这也不行，那也不妥，那么如何是好？

　　铲除杂草，不能求杂草半根没有，只要做到“禾苗压倒杂草”就够了。饮食卫生，不能要求什么细菌都没有。只要做到把细菌含量限制在不危害人体健康的范围内就够了。打击讲假话的假“民主”，不能要求天下无人讲假话，只要做到对公共利益影响力最大的人在公共事物问题上不敢讲假话就够了。这样一来，需要认真考虑的也就那么几条：

　　1．“民主”是公共事物。防止“人人讲假话”的假“民主”只需防止在公共利益问题上讲假话。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言论毋须公众操心。

　　2．“假话”是人讲出来的。要真正有效地打击讲假话，就不应该“见着拆招”、每一句话讲出来后再赶紧检验是真是假、消极被动地跟着别人说的话团团转，而是着重把专讲假话的人找出来，最大限度地剥夺其撒谎诈骗的机会。

　　3．要着重制约对公众事物影响力最大的群体——公职人员和公共学者在公共利益问题上讲假话。

　　抓住这些要害，就能基本制约“人人讲假话”的情况，就把握了全局。

　　具体需要做的是：

　　1．重点针对涉及在公共利益问题上说假话的情况

　　2．重点针对对公共利益影响最大的人——公职人员及公共学者

　　3．规定“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上说假话属于刑事犯罪——公共诈骗罪”

　　4．任何人，只要以公职人员、公共学者的身份处理涉及公共利益的事物，即等于当众宣誓保证“不欺瞒公众”，承担了“不说假话”的责任。如果被证明撒谎，即属于犯了“公共诈骗罪”。

　　5．凡对国家、社会、公众说假话搞诈骗的，由检察机关提出公诉。

　　6．凡有刑事犯罪记录者永远不得担任公职人员和公共学者。

　　做到这些，就能制约讲假话，就能避免“人人讲假话”的假“民主”而不至于人人自危。如果连这也不肯做、做不到，那所谓“强国富民”的“最高目的”就有假：否则为什么不按实现最高目的的需要来调整“民主”这一手段？可见嘴上说“民主是手段”、“只有民主才能实现强国富民”是假的，用来哄人的。内心真正想的实际是“民主是目的”——只不过用“强国富民”作为钓饵，让人吞下“民主”的钓鱼钩而已。

　　不过口口声声“民主是目的”的，也未必真心把“民主”当目的。当真把“民主”当目的、相信“后果不重要，过程才重要；结局不重要，参与才重要”的，十之八九是上当受骗的傻瓜蛋。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表面上看，看电影、玩电子游戏、跳大神、嫖娼、吸毒等等都是“后果不重要，过程才重要；结局不重要，参与才重要”，实际呢？

　　——看电影的只在乎过程不在乎结果，拍电影的却不然。

　　——玩电子游戏的只在乎过程不在乎结果，卖电子游戏的却不然。

　　——迷信跳大神的只在乎过程不在乎结果，跳大神的巫婆却不然。

　　——嫖娼的只在乎过程不在乎结果，开妓院的却不然。

　　——吸毒的只在乎过程不在乎结果，贩毒的却不然。

　　在虔诚的“民主就是目的”的“民主教”教徒信徒看，也许当真认为“后果不重要，‘民主’过程才重要；结局不重要，‘民主’参与才重要”，但在推销“民主就是目的”的“民主贩子”心里就未必了——韩信四面楚歌吹散了江东八千子弟兵，“民主高于一切”、“民主高于主权”瓦解了前苏联的百万精锐之师——只要传播“民主教”，让人人相信“民主就是目的，后果是无关紧要的”，心甘情愿亡国为奴，那不比准备打核大战合算多了？（如果当年日本鬼子搞南京大屠杀时就说是为了“民主”，那如今中国的“民主教”头目们便大可以振振有辞把那死难的三十万中国人说成是“民主的代价”了，日本鬼子还用得着为掩盖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罪恶而煞费苦心吗？）只要“民主是目的，后果无关紧要”，那“为了民主，瓦解政府”岂不就顺理成章了？

　　总之，当真相信“民主是目的”的是就跟闹着吸毒的瘾君子一样，不折不扣傻瓜。而推销“民主是目的”的则跟毒品贩子一样，全指着有这样不能自拔的傻瓜才能赚钱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