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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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美国民主是暴力建立的吗???   Post By:2009-2-8 18:41:00

 

作者:王从圣   摘要:


谈到暴力与民主的关系,人们大多举出法国和美国作为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制度的例证。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必须搞清楚。我在另外的两篇关于法国的文章已经说明: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仅仅是长达86年的屠杀、政变和新版独裁统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制度。法国的民主恰恰是在镇压了巴黎公社这个暴力革命以后各派政治势力妥协的结果。


本文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在独立战争之前的一百五十年中,各个殖民地已经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民主制度,这个民主制度甚至不比英国民主制度逊色。1774年北美各殖民地联合建立了他们共同的民主机构——大陆会议。正是这个民主机构发起了独立战争。是民主机构发起了独立战争,而不是独立战争建立了民主机构。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总而言之,从法国美国的民主制度的建立过程看:暴力革命不能建立民主制度。恰恰相反,暴力革命是通向独裁暴政的捷径。本文还告诉读者,即便独立战争是由民主机构发起和节制的,但其走向独裁的倾向依然十分清晰。


正文:


1.北美早期十三个殖民地



1607年,由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组织的一百多殖民者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


1620年,一群流亡荷兰的英国清教徒在弗吉尼亚以北建立了第二个永久殖民地,即普利茅斯殖民地。1630年,约千名清教徒在波士顿建立起马萨诸塞殖民地。……1732年佐治亚殖民地建立。至此,英国在北美大陆永久性殖民地增加到13个。


2.各个殖民地建立的民主制度



1619年,弗吉尼亚殖民之建立殖民者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由居住在殖民地的公司股东组成,大会以每个城镇两名代表的比例选出22名殖民者代表,组成殖民者议会,代表殖民者与公司派往殖民地的总督和总督参事(后组成殖民地参事会)共同议事,决定殖民地开发和管理的政策,但议会必须遵守英国法律和政治习俗。


这样,早在1619年后,在弗吉尼亚的政府机构中,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的部分,总督、参事会和殖民者议会。


1620年,一百多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来到普利茅斯。登陆前41名清教徒在甲板上签署了一份文件,即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 登陆后,41名清教徒理所当然成立为普利茅斯殖民地第一批拥有选举权的自由人。但这批人的一半没能活过6个月,剩下的一半人成为殖民地政治的核心成员。他们每年举行一次大会,通过法律,选举总督和总督助理。1636年他们通过了“统一基本法”


在马萨诸塞,1629年公司得到英王颁发的特许状。特许状规定该公司每年必须举行四次投资人大会,公司殖民地内的所有自由人都可参加,并有权选举殖民地的总督和总督助理;殖民地参事会由总督助理组成,协助总督管理殖民地事务。1644年,由总督助理组成上院,殖民地居民代表组成下院,两院分开举行会议,殖民地所有的法律和决定都需要经过两院的多数通过才能有效。



尽管北美殖民地在起源方式、殖民动机以及殖民者的社会背景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但他们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发展经历却十分相似,


3.独立战争前,殖民地已有近150年的自治和民主的经验



1630年到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这期间将近150年之久。一方面,由于英国本土与北美的距离实在太过遥远;而且早期北美是一片蛮荒之地,在英国的利益构成中实在微不足道。另一方面,在这期间1642年——1649年英国爆发了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内战,又发生了共和及王室复辟,“光荣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英国根本无暇顾及北美事务。这些情况使得北美自治民主在非常宽松的环境下自然成长。


经过长期的发展,到18世纪初,殖民者议会已在殖民地政治中掌握了实权。如同英国议会一样,殖民者议会掌握了决定征税和提出议案的权利,前者使议会控制了殖民地的财政大权与经济利益,后者给议会充分的法律空间来回应总督和参事会提出的任何有损殖民地居民利益的政策。这两项权力使议会能控制和左右殖民地事务。总督虽然有行政权,但他的行政费用却要由议会批准。


4.独立战争是捍卫已经获得的民主自由,而不是争取民主自由。



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国内的政治开始稳定。殖民地的在英国的重要性也开始得到关注,英王开始加强对殖民地的管理。这就必然压缩殖民地已经习惯了的自治权。二者的冲突就这样开始发展起来了。18世纪,英国政治还很不完善,一系列腐败、党派交恶以及王室对议会的干扰等都使殖民地对英国政治产生强烈反感。


换一句话说,此时英国本土的民主发展并不比殖民地民主的发展更健全,更完善。


1756年——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使英国负债累累。为了还债,也为了保留军队保卫北美领土,英国政府决定调整其殖民地政策,将其从原来那种宽松的、仅限于商业方面的规定性政策转变为比较集中的、以行政和军事控制为主体的政策。由此决定增加殖民地税收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1764年,英国议会颁布了《糖税法》;1765年,英国颁布《印花税法》。


英国议会的决定引起殖民地强烈不满。殖民地认为,殖民地内部的征税只能由殖民者议会来决定。当时的口号是“无代表权,不纳税!”


1773年,英国议会颁布《茶税法》。波士顿市民一怒之下,将价值10万英镑的英国茶叶倒入查尔斯河。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5.独立战争是民主机构发起的;而不是独立战争建立了民主机构



很明显,单独任何一个殖民地都太过弱小,要与英国抗争必须联合起来。在后来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倡议下,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举行。除佐治亚洲以外,所有殖民地议会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55名代表中包括了后来的许多美国政治领袖: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第二任总统亚当斯;首任首席大法官杰伊和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帕特里克·亨利。此时,北美殖民地的领袖还在努力避免与英国决裂。


大陆会议的组建标志着在原来各个殖民地民主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被整个殖民地认可的(全国性的)民主机构。正是在这个民主机构的主导下,美国开始了独立战争。


1775年4月19日,英军与殖民地民兵在马萨诸塞的列克兴顿发生武装冲突。


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这是,潘恩发表了著名的《常识》,阐述了殖民地独立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公布《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是殖民地上层社会政治讨论的结果。是整个北美殖民地认可的民主机构——大陆会议公布出来的法律文件。


也就是说,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北美的自治民主已经非常完善了。独立战争是在北美民主已经相当完善的基础上爆发的。是北美民主主导了独立战争;而不是独立战争建立了北美的民主制度。




6.即便是民主机构发起的北美独立战争,其走向独裁的趋向仍清晰可辨


(1) 革命走向专制的关节点





这是决定美国是否能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最为关键的一幕:


……已被遣返回乡的军官们的困境不容置疑地预示着这么一种可怕的前景:一旦无须他们保护民众,一切许诺都将被抛到九霄云外,所有的军人都会被囊空如洗地赶回家去。


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无论开始时多么理想主义化,都以暴政统治告终。美国革命现在也面临着重大政治危机了。


独立仿佛已经有把握,各州上层人物着急的事只有一件:合众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十三个,此事迫在眉睫,务须弄个明白。但是,州自主权并不是打这场仗的基础。当初建立一个大陆会议和一支大陆军是必要的,欠美国兵债也是必要的。这些债不光是欠士兵们的,还有许多老百姓的。大陆会议印刷了纸币,尽管它的实际价值低于面值,但也还是值得赞扬的。当时存在着多种票据,其中有:债券;五花八门的借条;华盛顿在无可奈何付不起钱财给农民和车夫开的纸条;还有一个行将倒台、为生存而挣扎的政府发行的其他多种票据。穷人无法等待,大都把这些欠款单据按实际价值极小一部分的钱贱卖给投机商人,这种票据就这样源源不绝地流进了大投机商之手。金融集团就象军人们一样深深卷入了国家的债务之中。而各州却正在做手脚,对这些债务视而不见。军队和最有才干,最富有的商人都同样受了骗,这一事实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很有希望的共同行动的局面。派到费城去的军事委员会成员与金融界首脑人物,特别是罗伯特和古维诺尔·莫里斯进行了协商,一致同意部队是军方的和民间的债权人的唯一保护。即使在宣告和平之后,部队也应在各州签定偿付一切拖欠债款的协定之后才能各自国家。如果必要,可以暴力相威胁,以达到基本的要求:建立一个可以保护其债主权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假如要用军事力量来改组州议会的话,据说(人们也大都相信),也仅仅是在必要的转变实现之前采取的权宜之计,然后就将还政于民。如此等等。今天的读者们一看便知,法西斯战马已经整鞍待命了。


(2) 华盛顿在革命中的权力与专制王权仅一步之遥



前面的道路似乎已经廓清,只剩下一个严重的、潜在的障碍:乔治·华盛顿了。这位民族英雄愿意把军队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来支持一场运动吗?如果他拒绝这么干,能把他撇到一边去吗?这些阴谋家们同意要立足于摆脱华盛顿另找领导人。然而如果能说服华盛顿则更好。华盛顿的前副官、现纽约州议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宣称他有办法左右这位将军,他将承担这项使命。


华盛顿在革命中的作用从来就不仅局限于军事范围。大陆会议成员们把他选为总司令后,就以支持他作为支持他们的事业的标志。而且,他们确实极需他的帮助。作为具有行政作用的立法机关,大陆会议曾企图以议员们组成委员会来管理军队,指挥战争。于是各种委员会纷纷出笼,乃至议员们竟无暇应付。这个办法成了个大累赘。由于这些委员会往往起不了任何作用,为了养活他那支军队,华盛顿一直不得不超越纯粹军事领导的权限自行其是。好几次当英国人打了胜仗时,大陆会议便吓得正式让这位总司令连民事一块揽起来全权代办。虽然他竭力摆脱而不是追求这些权力的扩充,而且尽可能地少使用手中的权力,华盛顿仍然既是军队的总司令,又是当时合众国的首要行政长官。


人们都看出来这一点,很多有影响力的爱国者都认为,紧急关头时把华盛顿搞成个大权独揽的一人政府倒也是个靠得住的法宝。如前所述,弗吉尼亚的政治首脑们曾请求他接管该州政府。1782年5月,他收到上校刘易斯·尼古拉的一封信,劝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合众国国王的重任。


(3) 华盛顿拒绝专制王权比接受王权更艰难



在尼古拉看来,这个建议入情入理。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大国都由国王统治,而且纵观历史,王权统治几乎也是唯一公认的统治形式。但华盛顿回信说:“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没有比部队中有你讲的这种思想使我更痛苦的事情了……我憎恨并强烈谴责这种会毁灭我的祖国的极为有害的”观点。


各州不会心甘情愿建立一个强大到能向全国债权人和在华盛顿领导下作战多年的军人偿还债务的中央政府。而在这一点为人知晓前,华盛顿就已选定了他的立场。


1783年2月中旬,华盛顿正在纽约州哈得孙河畔纽堡的司令部里时,汉密尔顿的花言巧语诱劝华盛顿的信到了。作为议员,汉密尔顿先报告说已无可能继续供养军队,不出6月,部队就得靠刺刀去搞来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作为上校(他仍在军队中),他提醒华盛顿,如果和平到来,部队将用刺刀“保障自己的正当权益。”他还警告说,华盛顿自己的指挥权也岌岌可危。部队认为他谦恭忍让得过了头,已经成了他们收回正当债款的障碍。如果没有他,他们可能会干得相当好。于是,“要让一支牢骚满腹,受尽折磨的军队,再那么循规蹈矩恐怕就难了。”不过,如果华盛顿愿意带个头,就能化害为利。部队可以在华盛顿的仁慈的领导下,与“一切有良知的人合作”,对“意志薄弱者”施加影响以建立起联合税收制,“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合众国的债权人获得公正……并提供政府未来的需求。”


华盛顿最信赖的一位记者,弗吉尼亚议员约瑟夫·琼斯也来了一封信。琼斯警告说:“部队中一些危险的集团”正用“阴险的手段”破坏华盛顿的威望,以便“你的反对不足以成为实现他们野心勃勃的计划的障碍”。琼斯认为他们的阴谋很可能成功。他接着说,“是姑息纵容还是坚定不移地反对,该由你自己来权衡利弊,作出判断。”


在那些“冥思苦想、漫长难捱的时刻”,华盛顿自述道:“作为一个公民,同时作为一个军人,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中”,他该何去何从呢?在1783年那种年代,在合众国建立一个共和政府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创举,现代历史上还没有过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先例。甚至那些认为在某些特定环境中人民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学家们也都普遍认为共和制度只能在小范围内生存——而各州政府的行为不正表明了这一点吗?更有甚者,在欧洲,人们普遍认为人民治理国家最终只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天下大乱。就在华盛顿进退维谷之时,无政府主义和混乱不堪的局面似乎即将席卷整个美国。如汉密尔顿所说,就象他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常做的那样,接受这种必然趋势难道不是他爱国主义的职责吗?有点野心又怎么样?在一个国王甚多的世界上,为什么他乔治·华盛顿就不能当一国之君呢?以后,他将十分感谢万物之主——“至尊至善之神”——引导他“憎恨愚蠢而狂妄的贪得无厌的野心”。但是,当他将野心付诸脑后之时,却使整个形势变得更为“困难和棘手”。对部队的不公正日益明目张胆,而且看不到任何和平的补救办法。他自己的调查也表明部队的反叛情绪比他意识到的要强烈得多。而且他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已受到严厉的攻击。他估计,他的宿敌,那位卷土重来的盖茨将军一定深深地卷入了这个阴谋。


华盛顿答复汉密尔顿的信时已是三月初。他写道,他不能领导将会“造成国内动乱和以流血告终的”行动。尽管他自已的领导地位和威望受到威胁,“我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遵循指导我的行动准则。我完全相信,部队中明智的、有洞察力的成员不会不了解(虽然我从未费心去告诉他们),我曾不止一次地坚持按这一准则行事。”


华盛顿的信表明,那些阴谋家们,无论是把他拉进他们卷起的这场风暴还是把他撇在一边,他们都得自个儿动手干下去了。匿名信在纽堡的营房内四处传散,其中一封无视华盛顿的领导权,呼吁召集军官大会。还有一封则称作者“对国家的公正性”失去了信心。他鼓动他的战友们“别相信那位劝你们温和些,忍耐些的人”,如果宣告了和平,也“只有死亡才能将武器”与军队分开。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你们就请求你们那位杰出的领导人的庇护和指挥,撤退到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去,你们欢笑的时候就会到来,你们就能‘在他们胆战心惊的时候,嘲弄他们。’”


华盛顿本人也被这位匿名作者对战士们的苦难所作的感人肺腑的描述深深感动——他觉得“它的表达力在英语中是无以伦比的”——但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及时地抓住在可怕的悬崖边站立不稳的脚,让军官们在激情燃烧时处变不惊,挽救他们免于坠入内乱的深渊,否则可能会无退路可言”。


这位总司令表示“不赞成”诸如非法召集会议之类的“目无法纪的行为”。在下一个星期六,也就是1783年3月15日这一天,他本人召集了一次会议。这大概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独一无二的一次会议。


总司令曾暗示说,他本人将不参加这个会议,因此,当他走上讲台时,众人皆为之愕然。不过,从他召集起来的军官们的面部表情上看来,这种惊奇中没有一点高兴的成份。自从他赢得全军的爱戴以来,这是他第一次面对愤怒和怨恨。


华盛顿开始讲话时,他“情绪十分激动”。他开始讲述他自己早就献身的事业,他对士兵的爱等等。他面前的脸色并不因此而有所缓和。他又指出,那位匿名鼓动家希望他们控制或抛弃的这个国家正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就是我们自己的妻子儿女,我们自己的农场和财产啊!”而那位鼓动家所谓他们应拒绝听从要他们采取温和态度的话,也只是意味着“我们已经丧失了理智。言论自由可能被剥夺,我们可能只有忍气吞声地象绵羊似的任人宰杀。”这个时候,听众似乎有些不安了,但怒气和怨愤仍没有平息下去。而后华盛顿又说,他相信,政府“那些谨慎行事的机关虽然行动迟缓”了些,但最终还是会秉公办事的。他要求军官们不要“打开内乱的闸门,把我们欣欣向荣的国家淹没在血泊之中”,他们应该“让你们的子孙后代在谈到你们为人类作出的光辉榜样时,有理由这样说,‘倘若没有这一天,世界决不可能看到人性能达到如此至善至美的境界’”。


华盛顿准备好的演说快到头了,但是他的听众们似乎仍未真正为之动情。显然,他没有达到目的。他想起身上有一封议员写来的保证信,他想念念这封信。他从口袋里把信抽了出来,这时象是出了什么岔子,将军似乎有些惶然,无可奈何地瞪着那张纸瞧。军官们探身向前,紧张得心都缩紧了。华盛顿从口袋里拿出的是只有他最亲密的人才见他戴过的东西:一付眼镜。“先生们,”他说,“请允许我戴上眼镜。为了这个国家,我不光熬白了头发,还差点弄瞎了眼睛。”


亲切的举动,朴实的语言,收到了长篇大论所没有达到的效果。那些铮铮硬汉们都泪如雨下了。华盛顿把美国从暴政和内乱中拯救出来了。


正如杰裴逊所评论的:“一个伟人的节制与美德可能使这场革命免于象其它众多的革命那样,以这些革命所希望建立的自由被扼杀而告终。”


(4) 伟人的美德遏制了革命通向暴政的狂飙



“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无论开始时多么理想主义化,都以暴政统治告终。”为什么呢?美国的这段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为了反抗暴政,建立理想社会,人们武装起来了。也许大多数领袖和士兵当初都是满怀理想的,然而,斗争是长期和艰巨的,当浪漫的热情稍稍减退而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恍然大悟:依靠某种理想组织起来的军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倒是个绝妙的好办法。一旦想到打下天下的美好前景:皇帝、宰相、省长、县长、乡长……,有谁还把当初的理想当真呢?长期的革命势必使绝大多数政治领袖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实实在在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当革命即将成功的时候,即便他们的统帅还想继续为理想而奋斗也难乎其难了。你不当皇帝,我们这些跟你干的人就不能当宰相,当尚书,当总督……。这样一想,美国革命时期的军队将领和士兵们真是眼光短浅:仅仅为了那区区几个军饷!然而,如果军队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私利而战斗的时候,这支军队就与土匪几乎没有区别了。以争夺天下为己任的军队与土匪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将整个国家作为抢夺的赃物。“窃珠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一旦夺取了整个国家的政权,即取得了制定法律的权力,当然,也就有权力美化自己的窃贼行为。不幸的是,这样的国家距离民主宪政的目标却越来越远。


当初华盛顿拒绝当国王将面对军队的不满情绪,而选择当国王倒是个几乎水到渠成的事。这愈发让人感慨华盛顿是多么的伟大!


1789年,华盛顿被一致选举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1797年,担任两届总统的华盛顿谢绝充当第三届总统候选人,回到家乡隐居。以其高尚的品格,华盛顿引导美国非常顺利地进入了民主宪政的轨道。这样节制和不贪恋权位的政治家真是太难得了,难怪《微软百科全书》将华盛顿评为上一个千年中最伟大的政治家。[i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