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源于西方的中国现代虐恋小说——解读王小波，兼及李银河

创造源于西方的中国现代虐恋小说
——解读王小波，兼及李银河
广东肇庆学院   王福湘教授
四川外语学院   陶丽霞博士
摘要：王小波对中国文学最值得重视的贡献，是自觉地从西方文学获得资源，创造了现代意义的中国虐恋小说，其贯穿始终的男女个体间虐恋关系的描写，具有独立的性社会学和美学的价值。李银河介绍西方虐恋理论和实践的《虐恋亚文化》是解读王小波小说的一把钥匙。但理论上把社会受虐和性受虐两种倾向混为一谈的模糊，却使作家的性幻想产生了某种迷误；而把《O的故事》作为推荐给中国人的西方虐恋文学范本，也暴露出作家思想上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王小波；小说；李银河；虐恋
王小波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他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学影响，创造了现代意义的中国虐恋小说，使虐恋作为一种比较另类的性生活方式，获得亚文化现象的社会承认，从此进入了严肃文学的殿堂。但是，他的虐恋性爱主题经常和政治批判主题纠缠在一起，其独立的文化意蕴和美学价值又往往被一些评论者忽视。而他小说中对虐恋的描写以及有关虐恋的话语，实际上也还存在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
王小波的小说之所以在文学青年中大受欢迎而在评论界颇遭冷遇，有较多的性描写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在杂文随笔里放胆直言这个最为朴素而许多人却最为忌讳的人生道理：“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性可以带来种种美好的感受，是人生最重要的资源。”[1]272他呼唤中国人改善知识环境，“摆脱童稚状态”，[1]258使自己逐步长大成人。他在小说里极为坦率地写性，就是使中国人“摆脱童稚状态”的努力，也是“对假正经的反击”。虽然性并不是他写小说的主要目的，但确实在作品里占有颇大的分量，而且写得如此“直露”，如此美好，在当代中国的严肃文学中也算创造了奇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小波的性爱描写中，许多人物都带有虐恋的性倾向。他在虐恋描写方面的丰富多彩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我们把李银河的虐恋研究和王小波的虐恋描写联系起来加以对照，就不难认识后者所具有的性社会学价值，也可以了解其美中不足的理论资源。毫无疑问，李银河介绍西方虐恋理论和实践的《虐恋亚文化》是解读王小波小说的一把钥匙。
虐恋是王小波小说的最突出特征，但并非他的独创，文本中有浓厚的西方虐恋文学和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的痕迹。他的虐恋描写缺乏中国本土现实生活的基础，更多的是在现代西方社会和文化里获得生发想象的资源。李银河根据西方现代的性社会学和福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虐恋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生活的艺术，性的艺术，是人类性活动及生活方式的一个新的创造，具有为非理性赋予正面价值的意义。她对中国前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在翻译霭理士《性心理学》时为“虐恋”(sadomasochism)正名，表示“击节赞赏”，从此“虐恋”取代了旧译“虐待狂”，开始了向中国人推广的现代化进程。她的著作具有传播西方现代性文化和思想启蒙的作用，是一本“拿来”和倡导性质的学术著作。受其影响，王小波把虐恋作为他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成为王小波获取西方资源的重要途径。王小波自己也在小说和随笔里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例如，李银河的书里说：“虐恋内容的色情作品最早见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色情文学中。”[2]142“除（萨德和马索克）他们两人外，还有大量有名和无名的作家署名或匿名的文学作品，尤其在英国，这些作品使虐恋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地下色情文学中的一个明显特征。”[2]37王小波则在《文明与反讽》一文里“坦白地说，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我读了不少”。[1]353在小说《黄金时代》里王二说：“我还存了当年交待材料的副本，有一回拿给一位搞英美文学的朋友看，他说很好，有维多利亚时期地下小说的韵味。”此外，在《我的阴阳两界》里主人公自述“写有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小说”，在《红拂夜奔》里也写道，李卫公的书里“有一些段落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地下小说风格”。这些都是作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夫子自道。在美国修改完成的《黄金时代》只是开端，在以后的作品里，虐恋色彩愈来愈加重，而且这些虐恋描写几乎都能在李银河的书里找到所用的资源。王小波小说与李银河的论著明显地构成互文。
王小波的作品不但蕴含着一种受虐的基调，而且对生活场景的描写也带有浓厚的受虐色彩。除早期作品外，几乎每一篇所写的主人公和他的生存环境都含有受虐与施虐的关系。匪夷所思的是，许多人物在受虐时往往性欲高涨，获得超过平时的性欢乐。陈清扬在每回出完斗争差后必迫不及待地要求王二与她做爱，且心花怒放，快感如潮。多篇小说里与作者同名的主人公王二，常常由残酷的刺激引起性冲动，勃起乃至射精。在《似水流年》里，贺先生被打得跳楼自杀时，“那杆大枪又粗又长，完全竖起来了”，目睹此情此景的王二心想，“他一定能体会死去时那种空前绝后的快感”。在个人与社会的施受虐关系中注入如此强烈的性因素，是王小波小说的特征之一，这点与李银河所推崇的卡夫卡迥然有别。
王小波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把这种人物受虐的场面和幻想中的死之快感写得极富美感，《黄金时代》里的“斗破鞋”，《三十而立》和《似水流年》里的临刑示众，《白银时代》里的“我”被克利奥佩屈拉钉十字架，《2015》里“测智商”的电刑，《万寿寺》里的官兵打小妓女，《红拂夜奔》里的红拂上吊，《寻找无双》里的鱼玄机被绞死，《2010》里的鞭刑，无不浓墨重彩，惊心动魄，兼具虐恋的仪式化和游戏化特征，性感和美感融于一体，充分显示出他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运用语言的艺术才情。从《虐恋亚文化》一书的观点看，这类描写大多数都可归入社会施虐个人受虐的关系，但这样宽泛的界定是应该质疑的。
归纳起来，王小波笔下的施受虐关系可分两种情况，一种发生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一种发生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严格地说，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虐恋。在一定程度上，王小波被李银河误导了。李银河认为受虐倾向有两种主要形式：性受虐倾向和社会受虐倾向。她强调两种倾向的共同性，用虐恋关系和心理来分析和理解“现实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性质及其运作方式”，[2]258并在介绍西方虐恋文学时举例说，“卡夫卡的全部作品都蕴含着一种受虐的基调”[2]138。这里把所指对象范围不同的虐恋和受虐混为一谈，至少违反了概念的同一律。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施虐方是麻木不仁的社会体制，受虐方是被迫服从的个体生命，双方的关系有虐而无恋，丝毫不含性爱的因素，不是现代意义的虐恋。所以，把卡夫卡作为表现社会受虐倾向的范例，并进而证明虐恋已从亚文化进入主流文学，在逻辑上就不能成立。王小波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既要表现社会受虐倾向，又不能改变现代虐恋的概念，于是他想尽办法使社会受虐和性受虐两种倾向交织融合，或者把社会体制人格化，让具体的施虐者和受虐者发生性爱关系，或者让受虐者在遭受非人的残酷虐待时，居然性欲勃发快感强烈。前者在生活中虽不常见，但白日梦可尽情地做，且能印证福柯强调的“性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同构原则”，[3]296属于王小波虐恋描写中较为精彩的部分。后者实在不可思议地荒诞，完全是作家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这里也有福柯的影响，即把性与死连在一起，但福柯的思想是为性爱而死，死于所爱，死得其所，王小波所写的却是不论为什么而死，都能因死而起性。归根到底，乃是研究者把社会受虐倾向纳入虐恋亚文化的理论上的模糊，使作家的性幻想产生了迷误。王小波小说的社会批判主题和虐恋主题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和相互消解，就是这种模糊和迷误造成的。
二
而严格的现代意义的虐恋即个人与个人的虐恋关系，既是李银河《虐恋亚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王小波小说中虐恋描写的主要内容。正是这类虐恋描写形成了王小波小说最主要的叙事艺术、审美特色、情感魅力和思想价值。
王小波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值得重视的真正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就是这种贯穿始终的虐恋关系。成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的现代意义的虐恋，是行为双方虐和恋的统一，即以施虐与受虐为表现形式的相互的性爱，换句话说，是以性爱为实质和目的或至少含有性爱成分的施受虐行为，多发生在夫妻、情人、朋友即固定或临时的性伴侣之间。这种愿打愿挨乐在其中的虐恋，行为方式及程度的轻重均由双方约定，应以不伤害受虐方身体为限度，与性犯罪中一方对另一方强制性的虐待即施暴有本质的区别。商业性的虐恋活动，也必须遵守消费者和服务者双方自愿的契约关系，性工作者应保证服务质量，在顾客的积极配合下提供使之满意的虐恋服务。总之，现代虐恋是一种极端刺激的性爱游戏，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施受虐双方自愿选择角色，亲密友善，合作完成，以获得各自需要的享受。虐恋现象在中国虽未形成一种文化，但确实存在着，在现实生活中有带虐恋倾向的游戏和表演，文学作品中也有含虐恋意味的描写，不过在多数情况下遭到主流文化的压抑、扭曲和否定，不能自由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中自觉描写虐恋的第一人是大剧作家田汉，他于1927年创作了电影故事《湖边春梦》，交给导演卜万苍拍成影片上映。但时代的风云使这种不合时宜的唯美主义艺术尝试未能继续。此前郁达夫的小说《过去》、《茫茫夜》里虽颇似含有虐恋的成分，但仔细考究，虐则有之，恋则只是男主人公的一相情愿。两位作家都取法于日本，偶一为之，浅尝辄止。现在，斗转星移，时尚代变，王小波的小说终于真正开创了中国现代的虐恋文学。
王小波作品中的个体间虐恋关系有多种类型。其中有男性的和女性的同性虐恋，但大多数是异性虐恋，而且，除个别作品里的部分人物是男性施虐女性受虐的关系外，绝大部分是女性施虐男性受虐，当然，有少数作品存在角色互换的情况。作者安排他的同名叙述者兼主人公王二在异性虐恋中总是扮演受虐者的角色，用虚构的各种情境中的王二受虐故事成功地表达了与《虐恋亚文化》相同的性社会学性心理学主题，与李银河所引证的性社会学调查结果也是一致的。进一步分析王小波创造的异性虐恋故事，虐恋者本来的身份大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情人或夫妻，虐恋行为和过程比较简单，虐待程度也较轻，没有太多的曲折和波澜。另一类是奴隶和主人，或为后进青年和帮教干部，或为犯错误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或为劳改犯人和管教干部，其身份虽有差异，但前者服从后者统治的关系都一样。这类虐恋的行为和过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虐待程度也较重，情节曲折多变，跌宕起伏，有的故事里的女性统治者还喜欢玩玩施受虐角色互换的性游戏。总的特点是：小说中人物在社会生活中的统治服从关系与在虐恋活动中的施虐受虐关系对应重叠。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似乎体现了福柯要人们牢记的一条原则，即“性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同构原则”。[3]296
在具体的虐恋行为方式上，王小波的描写真是奇思异想，五花八门，除一般的言语施虐和手脚的动作外，还常常写到捆绑、鞭打、枪指、拴锁链、戴镣铐、关囚笼等惩罚行为，尤以鞭打最具虐恋意味。其实，这些虐恋描写几乎都能在李银河的书里找到理论依据和材料的来源。那些形形色色的施受虐行为，虐恋中的挑逗、拖延、期待、悬念和表演性、戏剧性、仪式性等因素，以至施虐者穿黑色皮革服装等外部特征，都带有《虐恋亚文化》的印迹。而有时王二与女性扮演不同角色的虐恋游戏，则显然是参照西方虐恋活动改写的中国版。至于以死为终极目标的虐恋，乃是作者把虐恋的幻想推到了极端。
纵观王小波的小说，从《黄金时代》开始，虐恋描写几乎篇篇必有，处处开花，按福柯提倡的“生活美学”和李银河介绍的“受虐美学”观点，简直美不胜收。现实生活中本来相爱的男女之虐恋自然无比美妙，原来的奴隶与主人也有可能通过虐恋结合成夫妻或情人。正如李银河所说：“实证调查一再证明，虐恋双方大多数是在相互依存的情感与喜乐之中结合的，爱情在虐恋关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193但王小波又多次引证弗洛伊德，说“受虐狂是这样形成的：假如人处于一种不能克服的痛苦之中，就会爱上这种痛苦，把它看成幸福。”[4]270所以，他认为“爱恨交集”是虐恋主人公真实的情感特征。作品对虐恋者复杂心理的分析大胆直露，又深入骨髓。总之，这些描写具有独立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构成了王小波小说中与社会批判主题并列的性社会学主题。
三
和李银河的著作一样，在虐恋主题的表现范围内，王小波的小说也存在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因而整体结构不够统一，主要是对《O的故事》评价和定位失当。这个缺点无疑来源于《虐恋亚文化》，属于最明显的一处互文。李银河把《O的故事》作为虐恋文学的经典向中国人推荐，并将她的中译本全文附在自己的书后首次在中国出版。王小波则在他的小说《我的阴阳两界》里，宣传这部作品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好东西，作者有极大的才气，还说主人公王二把《Story of O》字斟句酌地翻译了四遍，自觉译得很好，没有任何败笔。王二也是作家的小名，故王小波多次戏说小说中的王二是他的同名兄弟。看来《O的故事》乃是王小波夫妇共同翻译的，是他们从国外“拿来”送给中国人的虐恋范本。然而，正是在这里暴露出作家思想的不确定性。
李银河书中说：“这部虐恋小说写的是一位名叫O的女人被她的情人勒内带到一个叫作罗西城堡的地方。在那里她像其中所有的女人一样，沦为男人们的奴隶。她们被鞭打、被强奸，以各种和一切可能的方式为男人们提供性服务。她们在那里被训练为绝对驯服的女人。后来勒内将O转送给斯蒂芬先生，O随即成为斯蒂芬先生的奴隶，并且在身上打上了他姓名的烙印以证实其从属关系，直到斯蒂芬先生厌倦了她，允许她死去。”[2]121这个故事提要写得很好，即使没有读过《O的故事》，也不难据此对其思想倾向作出否定性评判。我反复研读了《虐恋亚文化》和《O的故事》，不得不认定这一事实：这部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与李银河所论述的现代虐恋活动十二个特征毫无共同之处。小说站在绝对男权统治的立场上，把受虐倾向作为女性天生的气质，她们不仅是奴在身者，而且是奴在心者。O和勒内、斯蒂芬等一群男人之间，都不是两相情愿的虐恋关系，男性对女性任意虐待和欺骗，先占有后抛弃，女性对男性被迫或被骗无条件服从。O被剥夺了任何权利，连当奴隶的自由也失去了，勒内和斯蒂芬后来都不再需要她。把这样一部极端反女性主义的萨德式的虐待狂小说奉为现代虐恋文学“首屈一指”的典范，表现出研究者思想上的某些混乱。虽然“虐恋（sadomasochism）”一词在词源学上是由萨德和马索克两人的名字演化组合而成的，但按照“虐恋”的本质特征来衡量，萨德只是单方面的病态的施虐狂和性犯罪，马索克表现的才是真正现代的性受虐倾向，前者只是虐待，后者才是虐恋，他们的本质区别不在施与受，而在是否双方自愿。所以，萨德式的小说是不能称为现代虐恋文学的。而王小波在自己的小说里，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为本不相干的《O的故事》唱赞歌，就好像影视剧里为赞助商作商品广告太露骨一样，造成了结构上的破绽。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是不应该认同这部小说的。
得也银河，失也银河，王小波虐恋小说的成就和不足，都与这位杰出的性社会学家联系在一起。如此妇唱夫随，倒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段史无前例的佳话。
参考文献：
[1]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2]李银河.虐恋亚文化[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3]福柯.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王小波.黄金时代 白银时代[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王福湘（1946－），男，湖南长沙人，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陶丽霞（1961－），女，重庆市人，博士，四川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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