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常有可能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

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在经过若干年的积极探索之后，中国诞生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这个趋势现在已经比较明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已经确立，但在“模式”方面，我们还很不成熟。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我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不断涌现，如村民直接选举、各种形式的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共同构成了“中国式民主”的基本民主形式。
中国的民主制度处处体现创新
人民论坛：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民主问题，强调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目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日益加快，中国的民主现状也出现了日益喜人的形势，那么，您认为目前中国民主的现状如何？
朱光磊：确实，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令人鼓舞。但是，相比较而言，我看还是把这一可喜的状态表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稳步前行，逐步推进较好。
我在国际学术交流和与一些港台学者的交往中，很多朋友流露出这样的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比较慢，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我对他们讲，不能脱离政治发展来考察中国的经济进步。事实上，没有巨大的政治变化和相应的政治发展，没有执政党和政府的有效组织，要实现在全面开放背景下近30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实现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的多样化是不可能的。贬低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可喜进步，否定它在政治生活方面的积极变化，在思维方式上无疑是有重大问题的。
要充分肯定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20世纪70年代，最早启动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改革，就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80年代，启动的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高速扩张在内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如果没有相应的、全面的社会政治变革予以支持可能吗？90年代，中国终于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难道只是经济变化吗？今年全国“两会”首次允许境外记者直接联系采访代表、提供重要法律草案说明的英文版，将全国人代会的开放透明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杨光斌：从民主政治的形式上看，目前我国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民主，一是我们熟悉的选举民主，二是协商民主。就选举民主而言，根据我国选举法，县及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间接选举。在选举民主中，我们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作为社会自治的村民选举，其中有的是“海选”。因此，我国选举民主具有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相结合的双重特征，二者相辅相成。
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中还具有浓厚的协商民主特征，协商民主早就存在，但在民主形式上是一种新的归纳。比如，在政党制度中，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原则；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各政府部门的听证会制度事实上就是一种协商制度；在社会网络中，各人民群众团体的沟通形式也是一种协商民主；在社区层面，浙江温岭地区的协商民主试验引起广泛关注。
我们看到，在新世纪，党内民主政治建设也有了很大进展，比如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制度的建立、干部选拔从常委会通过到全委会通过、一些地区的乡党委书记选举的试验，等等，都体现着执政党的制度创新精神。党内民主的形式既有选举民主，也有协商民主。
民主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
人民论坛：今年，全国“两会”的报道受到国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印度信息网”对温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作了摘要式报道，并评论指出，中国“两会”的民主气氛日渐浓厚，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日益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您如何看待国外媒体对中国式民主的评价？外界媒体和中国自身对中国式民主的看法有何区别？
朱光磊：我认为，这个分析和评价客观。在经过若干年的积极探索之后，在中国，诞生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是完全可能的。这个趋势现在已经比较明显了，但创新不可能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从1982年中国现行宪法生效到今天已经25年了。我们已有的探索、成绩和进步是在打基础。可以相信，再经过与此大体相同时间的建设，即当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政治体制、新的政府过程稳健、连续地运作达到大约半个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这样的话了。
中国目前在政治生活方面，既不同于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国家，也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所实行过的制度。我们有许多的创新成就。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经济形式早已多样化，甚至也已经出现了潜在的社会利益团体，但我们处于中国改革状态下的政治体系和政府过程，接受、容纳了这些巨大的社会变化。在西方国家，他们会以竞争性的多党制度的方式接受这样的变化；而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所实行过的制度，我们改革前的政治体系，则都不可能孕育出，更不可能包容和接受这样的变化。而我们现在做到了。
杨光斌：从印度媒体的关注我们至少看到这一点，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不仅取决于其民主形式的完善，还关系到民主的其他因素，比如制度环境的完善、言论自由的宪法保障等等。中外媒体能够比较宽松地报道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官员能够自信地面对中外媒体，人民代表能够畅所欲言，这本身就是一种民主政治的体现。这大概是国外媒体所感受到的中国式民主。
国外媒体尚没有看到的是，我们除了注重民主形式的政治建设，更关心治理结果。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已经有人开始以发展的结果即治理绩效而非民主的形式来衡量我国的政治发展状况。自国家产生那天起，它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善治”。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前苏联的解体和一系列国家的政治转型，使很多人陶醉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的论说中。但是，回报却是“两颗子弹”式的选举政治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倒退和道德衰败。相反，我国大陆却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治理绩效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自己的问题。这就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实现国家善治的路径是唯一的吗？一方面，谁也不会否认民主和自由的普世性价值，因此我们在致力于各种形式的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从自己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寻求治理资源，在制度建设中应该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中国式的民主模式在逐步确立
人民论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您如何看待我国自身的民主模式？中国式的民主模式是否已经建立？
朱光磊：这个问题，要区分几个层次。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已经确立。但是，当时民主模式和民主的运行机制还相当简单。1982年现行宪法生效，则不仅标志着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而且可喜的是，我们对民主模式和民主运行机制的探索和建设工作在新的时代基点上拉开了序幕。我们刚刚谈到的一系列巨大的政治变化都是由此展开的。
关于民主的问题，世界上有数不清的观点和学派。但是，说到底民主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由谁统治”的问题，一个是“怎么统治”的问题。从历史和发展上看，社会主义制度在“由谁统治”，也即“统治的主体”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和提升潜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已经确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怎么统治”，在“统治和管理的程序方面”，也即在您说的“模式”，还有我喜欢强调的“政府过程”等方面，我们还缺乏历史的积淀，还很不成熟，还需要继续努力，需要不断探索，也即暂时还不好说“中国式的民主模式是否已经建立”。但是，前途已经趋于明朗，我们对“中国式的民主模式”在逐步确立，可以持乐观的态度，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期待，而在于探索和努力！
杨光斌：温总理在本次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说民主是普世性价值，这是我国在民主理论和民主政治认识上的重大突破，虽然此前在学界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有国家领导人在国外有类似的说法，但是在国内由政府总理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还是第一次。承认民主是普世性价值，既回答了我们从哪儿来，又指出了我们向哪儿去这样的方向性问题。我们从哪儿来？我们的政权是在追求民主与自由、反抗压迫中诞生的；我们向哪儿去？当然不能忘记我们的初始目标，即民主和自由。我们知道，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既有自下而上的英国—美国道路，也有自上而下的由官僚体系推动的法国—德国道路，还有由政党组织主导的俄国—中国道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意味着建设民主政治的模式也是不一样的，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
就我国而言，在经济改革开放而带来的社会转型中，民主政治的制度创新不断涌现，比如从基层社会“自发”成长起来的村民选举这样的基层直接民主、新兴社会中间组织参与公共政策过程而体现的参与式民主、早就存在而新近被命名的各种形式的协商民主，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式民主”的基本民主形式。从民主的形式上看，我国的民主政治形式在理论话语上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多少区隔，但是实现民主的过程则是中国式的，比如参与式民主中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协商民主中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关系，都是中国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