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初期社会风尚的演变

范小方 童学
社会风尚是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在某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共同性，是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它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某一跃居突出地位的社会风气所产生的一种文化效应场。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种社会大变革必然会引起社会风尚发生重大演变。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是社会风尚演化的基础；中共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移风易俗的伟大实践，是社会风尚演化的直接推动力。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是激发社会新风尚的温床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变。它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变化、发展、创新。积极的、科学的、进步的制度、观念和行为方式在与消极的、愚昧的、落后的制度、形态和观念的激烈对抗中滋生、发展和壮大。整个中华大地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社会制度的革新。新中国的成立表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政治上，推翻旧的反动政权，代之以民主的原则组建人民政权；经济上，“革命胜利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思想文化方面，“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的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社会形态转变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革新，标志着中国社会在制度创新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社会结构的变动。新中国的建立使传统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激烈的震荡。在旧中国，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是帝国主义、大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沦为社会的最底层，就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只有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夹缝中求生存。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中国社会第一次实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历史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生活的震荡，不仅仅表现为某一阶层某一阶级命运的转变，它对社会制度、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关系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
社会关系的调整。社会关系的调整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人们在国家地位中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民主国家，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二是各阶级集团关系的变化。在新社会里，工人阶级上升为领导阶级，农民是天然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是新社会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只有最反动的地主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成为专政的对象。各党派之间的关系也得以调整：中国共产党因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历史功绩而被公推为社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因与共产党人长期患难与共，并承认《共同纲领》的精神而加入政权成为参政党；三是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新中国的劳动人民是一律平等的，人际关系变化的显著特点是男女平等思想的贯彻和此种观念的深入人心。
社会制度的革新、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关系的调整，这一系列的社会转型，有力地冲击了社会风气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极大地促进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转型，为新的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中国革命的巨大胜利，结束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屈辱和苦难，这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不但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事劳动生产和工作，而且以新的风尚待人处世，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准则；遵守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剥削可耻、劳动光荣，为人民服务光荣、损人利己可耻，成为社会新的风尚。这种空前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人民群众良好的精神状况的重要体现。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以人民群众的共同心理来看，是激动和兴奋的。工农群众的激动和兴奋源于他们受剥削、受压迫状况的彻底改变。一般知识分子的心态则更复杂一些，他们中一部分人和共产党早有接触，对于新中国的成立兴奋不已；一部分和共产党没有往来，但是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出发，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感到万分激动；还有一部分在海外的知识分子，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国，而后一步步加深了对新中国的认识。当然，无论哪一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国家的发展变化是普遍认同的。如冯友兰在《一年的学习总结》中说：“北京解放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间，中国有了旋乾转坤的变化。社会每天都在改造进步之中。每个人都在改造进步之中。”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过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心仅在根据地范围内的话，那么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其影响遍及全国。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许多代表在发言中都自发地喊出了“毛主席万岁”这一口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任、尊敬和拥护心态。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更是拥护和敬仰。在1949年10月1日，“数万群众，涌向天安门前的大桥，以震天的吼声狂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
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重大变化是从过去受奴役、受剥削、受压迫，而变成当家作主人。因而，主人翁的心理也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心理。工人阶级过去认为自己受苦是命中注定的，“学了历史唯物主义，知道了将来还要建立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再闹生产也有劲了，真是当家作主人了”。他们强烈要求废除歧视工人的封建把头制、搜身制等，在搜身制被废除后，“工人群众都热烈欢庆自己的解放，更加爱护工厂，更加增强了国家主人翁的意识与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农民在土地改革后成为土地的主人，他们生产热情高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工商资本家的政治心理经历了对中共及其政权由惧怕到服从再到认同的变迁，最终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初期激烈的社会转型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念的转换，一方面，旧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因政治变革、经济转型等被冲得东倒西歪；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以及共产党人信奉的价值观念还没有为全国人民完全接受，尚未形成共识。因此，在这种新旧转型时期，必然要引起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各种思想和观念在共存中斗争较量，此长彼消。在一定价值观、人生观支配下的社会风尚，在新中国这个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新时期，随着斗争较量的发展而发生了巨大的演变。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改革对社会风尚的直接影响
社会习俗是一种社会文化，带着鲜明的地区性和民族性，它既根源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但并不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很快变化。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俗，有些习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会明显成为陈规陋习，阻碍新的精神文明建设。因此，移风易俗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之后必然开展的工作。在1949年至1956年间，为扭转社会风气和倡导新的社会风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社会现象进行整饬；二是大力倡导新风尚，通过颁布政策、法规、法令和自身的身体力行，使新风尚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蓬蓬勃勃地发展、流行起来。
1．禁毒、禁娼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治理，使社会风气得以净化
新中国成立时，党和政府除了要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经济凋敝，还要面对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中国共产党积极采取措施，大力肃清这些旧社会的遗留问题，短短几年时间内使娼、毒、赌在中国大陆绝迹，治安明显好转。
（1）禁烟毒
旧中国烟毒盛行，摧残人的体质，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状态。新中国成立前后，反革命分子更是利用烟毒拼凑经费，进行反革命活动。这样，禁绝烟毒，不仅仅是关系到人的身体健康的问题，而且还成为关系肃清反革命势力的政治问题。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第二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对禁毒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部署。根据政务院的通令，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中央直辖省、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相应的法规。1951年2月6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重申禁毒命令》，指出：“个别地区仍有不遵守法令，自行买卖，或贪图小利，与外国间谍性商人进行勾搭者。这是严重错误，决不允许再继续下去。”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中，作出了关于严格查处贩毒、种毒问题的五项规定。7月，中宣部与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禁毒的宣传指示》，中共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展开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全国性的禁毒运动正式展开，标志着全国禁毒工作走向高潮。在全国确定的1202个重点禁毒区内，公安部连续组织了三期破案行动，取得了禁毒斗争的重大胜利。肃清在中国大陆泛滥几百年的烟毒，净化了社会风气，对于巩固人民政权，振奋民族精神也起了重要作用。
（2）禁娼妓
娼妓和烟毒一样，也是危害社会秩序的社会公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两种禁娼妓的方式：一是北京方式，指在解放后，人民政府在较短的时间内，摸清妓院的有关情况，集中力量，统一时间，采取果断措施，集中封闭妓院，分别处理妓女和老板。二是天津方式，指采取“寓禁于限” 的方针，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通过行政管理，限制妓院的发展和妓女人数的增加，使这一行业逐渐萎缩，在适当时间逐步封闭妓院。
全国各地城市，基本上采取北平方式或天津方式两种方法，开展了禁娼斗争。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禁娼妓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娼妓问题得到彻底清除，各种性病在中国内地绝迹。
（3）综合治理社会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还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整饬，扫清妨碍社会文明和人们精神进步的障碍。一方面，党和政府结合各项民主改革和移风易俗活动，对祸害中国社会的黑社会势力和毒、赌、娼现象，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清除和打击。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基本上肃清了黑社会势力，铲除了赌场、烟窟、妓院，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誉。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又引导人民向封建迷信、反动会道门宣战。经过斗争，那些愚弄百姓、危害社会的巫婆神汉和反动会道门头子遭到了人们的唾弃。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还开展了剿匪、治荒救灾、救助失业等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系列大规模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这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治理，推进了广大社会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如禁绝烟毒，群众普遍反映这是“百年来未解决的问题毛主席解决了”，是“古来稀事”；旧社会遭人践踏的“窑姐”，挺起胸膛站起来，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更被广大群众称为是“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2．土地改革的完成使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并冲击了民间信仰，使封建迷信衰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不仅在未解放的地区存在着地主剥削制度，而且在解放了但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也还存在着封建剥削。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法律的形式具体规定了土地改革的一系列问题。此后，在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土改不仅使农民获得土地，翻身做了主人，还有力地冲击了民间封建迷信信仰，使封建迷信思想活动开始衰落。
民间封建迷信信仰物质层面的内容首先受到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征收词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 因此，经过土地改革运动，祠堂公田不复存在，庙宇寺院日产锐减。在此情形下，僧侣道士便纷纷走出庙门，或回家务农，或参加其他生产劳动。僧尼道士数量锐减，导致了寺庙道院的衰败。
同时，民间信仰组织也受到冲击，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被政府取缔，这类民间信仰组织，旧时往往是地方精英控制基层的工具，或者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二是经历一段时间的衰败而逐渐消亡，更多的民间信仰组织经历的是这条衰亡之路。
与民间信仰组织衰败相互影响的是其活动的衰落，表现为两种情形：第一，集体的、公开的、制度化的信仰活动日趋减少，取而代之以个体的、秘密的、非制度化的信仰活动。如宗族祭祖是全宗族的集体活动，千百年来已成制度，1949年以后，集体祭祖活动已经停止，但一家一户为单位祭祖祖先的活动仍然存在；第二，原有信仰活动的形式被保存，但内容被彻底地改造了。如新中国初期对庙会的改造，着眼于剔除庙会的迷信成分，利用其娱乐和贸易形式。如舞龙、舞狮经改造已成为一种表演艺术，商业部门还利用庙会组织城乡物资交流会、商品展销会。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整体，缺少了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文化特征，意识观念层面的文化就会走向衰败、淡薄。新中国初期，长期被人们供奉祭祖的神灵，逐渐走出了人们的心灵世界。宋庆龄在东北旅行时对此深有感触，她说：“随着这个时代的前进，生活及思想方面古旧与阻碍进步的习惯就会受到尖锐的打击，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旧的迷信已经失去它对人民的控制了。在永贵村，我们看到祭拜各种神佛的习俗已经完全废除了。尤其是再也没有人花钱去买香烛及其他迷信品了，新年的时候也没有浪费时间去拜偶像了。”
除去民间信仰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衰败这一直接原因外，引发民众观念改变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剧烈的社会变革。农民本来是信命的，认为穷是“五行八字命生成”，“命里只有八合米，走尽天下不满升！” 土地改革中地主被打倒的现实，促使他们改变了看法：“土地改革一实行，每个地主的好八字都勿来事哉。”农民本来就是信神灵的，同样是社会变革使他们改变了看法：“敬了几十年神，也没有见过一颗粮，如今有了毛主席，领导大家翻了身，减了租，反了恶霸，我只跟毛主席走，敬神干什么！”
3．《婚姻法》的颁布，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促进了婚姻习俗的演变
1950年4月 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1950年5月1日起公布施行。之后党和政府又相继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1952年11月26日）、《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1953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1953年 2月 18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学习、贯彻、执行婚姻法的运动。通过这一运动，婚姻法在城市和乡村大部分地区都得到较好的实行，为旧婚姻制度的崩溃、新婚姻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婚姻习俗的变革。
首先，是婚姻形式的演变。表现为包办婚姻减少，自主婚姻日趋增多。一些落后的婚姻形式，如童养媳、租妻等，到50年代中期几乎绝迹。
其次，是婚姻礼仪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婚姻礼仪是婚姻习俗的核心，因而成为婚俗改造的重点。《婚姻法》规定领取结婚证即确立了婚姻关系，要不要礼仪，听凭自愿。由此，新中国初期的婚姻礼仪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如：婚姻礼仪中落后、迷信地内容被淘汰，婚宴仪式逐渐增多，其他婚礼仪式如茶话会、集体结婚、旅游结婚等已占主导地位。茶话会是新中国初期城市婚礼形式中较为普及的一种。结婚时亲朋同事聚在一起，买些糖果茶点，由单位领导或长辈主持，举行简单的婚礼仪式。在农村，婚姻礼仪也在发生变化。在不少乡村，坐花轿、拜天地、闹洞房等陋俗被剔除，出现了一些俭朴易行的新婚礼，如在浙江海宁白石村，就出现了以扭秧歌、击鼓传花、唱歌、舞蹈等文娱活动代替旧式婚典的新风尚。农村婚姻礼仪变化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新式婚礼淡化了婚姻的宗法意义。
再次，是离婚再嫁习俗的变革。新中国成立初期，离婚习俗大变，人们敢于通过离婚的方式解除不幸的婚姻。据内务部1950年5月至1952年6月就全国100多个县市不完全统计，这期间离婚结婚比高达42．6％，即每2．3对夫妇结婚即有二对夫妇离婚。在传统社会，离婚的主动权掌握在丈夫一方，男子有出妻之理，女子无去夫之道，而在新中国初期的离婚案件中，由女方提出的占大多数。与离婚高峰相应，新中国初期再婚也处于一个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再婚妇女在再婚者中占48．40％，妇女因离婚而再婚的比重比男子同一原因再婚所占的比重高出许多，前者为61．50％，后者为50．44％。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推动了其他社会新风的广泛传播，如进行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开展识字扫盲、加强文化教育等。
三、中国共产党身体力行，推动社会新风尚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一些解放区的生活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如重视教育、男女平等、劳动光荣等在共产党人的推广下影响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扫盲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党还领导人民进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实践，在农村以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成为集体农民，在城市个人被纳入“单位”集中管理等。同时，中国共产党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位，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也给新中国的社会风尚带来了一些变化，这些都可以从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方面体现出来。
衣。服装是社会综合信息的负载体，新中国初期的服饰，总体上看是新旧并存，中西皆有。从服饰时尚角度看，各式服饰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西服、长衫已成为明日黄花，而中山装、列宁服则成了服装时尚的主角。如中山装，不仅城市各行各业男女老少竞相穿着，而且这种风气逐渐进人农村，农民以能在节日穿上中山装为荣耀，办喜事时，则要做或借一套穿。中山装、列宁服分别源于革命根据地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们以此为美，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崇尚革命的社会心理。
食。在饮食风习方面，新中国初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主食菜肴的变化。其一，在主食中粗粮减少，细粮增多，职工和农民的细粮消费量是民国时期的7倍多；其二，肉食的消费量增加，蔬菜品种发生变化，肉类、鸡蛋和食用油的消费量增加。其次是烟酒等副食消费风习的变化。在烟类消费中，吸旱烟的少了，而较高质量的卷烟需求量不断增加。在酒类消费中，品种增多，名贵酒的需求量增加。
住。新中国初期居住风习的变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居住单位的变化。新中国初期，小家庭作为独立的居住单位在城市已非常普遍，即使在农村也出现了以小家庭为居住单位的发展趋势。第二，在城镇，住房来源发生了变化。以前城镇居民住房主要靠租房、买房和自己建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提供住房作为城镇居民住房新的来源，比重在逐步提升。到1956年，工业、政教、卫生以及国家机关、中央所属单位等部门的公房供给均超过了50％。第三，居民住房模式发生了变化。楼房增多，风格多样：有按西方“邻里单位” 样式设计的，也有按苏联样式设计的单元楼，还有按“小区建设” 理论修建的住宅小区。
行。行的风习变化，主要表现在较为新式的现代交通工具愈来愈受到人们欢迎。首先，现代交通工具日益发展，而一些传统的交通工具如轿子、人力车被逐渐淘汰。铁路、公路的通车里程，分别由1949年的21989公里、80768公里，增加到1956年的29237公里、226318公里。民用航空线长度则由1950年的11387公里增加到1956年的19082公里。在城市，电车、公共汽车迅速发展。自行车作为重要的代步工具，也在不断增多。这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份现代气息。
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成为社会新风的楷模。中共执政后，党的自身建设在思想、作风和组织上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一些党员产生了某些不良倾向。为了克服和纠正这一现象，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今年夏秋冬三季”，“在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6月，中共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再次研究全党的整风问题。经过这次整党，中共的组织更加纯洁，党员的质量和党组织的战斗力更加提高，干部作风有所改进。
结合这次整党，中国共产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对中共各级组织及社会风气进行了实际而有效的整顿。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政府机关主要进行精简机构、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提倡勤俭节约，横扫奢靡浮华之风。通过一系列措施，党和国家机关调整机构，精简人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能，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在“三反”运动后期，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从制度建设上防止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滋生贪污腐化的不良作风，有效地遏制了中共在掌握政权初期所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
四、新中国初期社会风尚演变的特点及影响
新中国初期社会风尚的演变是在社会形态、社会生活变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它本身又是这一时期巨大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形态和生活的变化。这一时期社会风尚的演变体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浓厚的政治色彩。新中国初期，国家政权不断稳固，农村基层政权实行区乡制。乡的规模较民国时期大大缩小，从区到街道办事处，其规模也小于民国时期同级政权。基层政权的发展使得民间文化自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宗法家族制度被瓦解，从多方面改变了民众的生活风习。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把自己的政治文化转化成公众能接受的文化，以保证民众对新制度的认同，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运动。通过这些运动，新的政治文化逐渐渗透到民间生活中。比如，新的政治文化崇尚节俭朴素，“勤俭建国”。“勤俭建社”、“勤俭持家” 是当时社会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现在具体的民间生活中，则是以勤俭为荣，以朴素为美，以崇尚勤俭节约、公有平等为时尚。政治力量推动社会风尚的演进，为新中国初期社会风尚的演变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第二，全民仿效，一些社会风尚固化为社会风习。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文化模式，这一生活文化模式的实践主体是共产党人及其军队，因而具有鲜明的群体性特征；其影响范围，主要是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因而又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实践活动由根据地推及全国，根据地的生活文化开始向全国其他区域、其他群体传播，逐步完成了对其他区域和其他群体生活文化因素的改造。
伴随着生活文化的普遍化、全国化、全民化，新中国初期的社会风尚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同一性，成为全民仿效的流行风气，这无疑有利于增强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对新政权的认同。由于全民仿效，有些风尚被广为流传并固化为社会风习，取得了长期存在下来的地位。
第三，现代性取向略显不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尚风习演变的大方向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但新中国初期与以前相比，至少有两点不同。
其一，新中国成立之前，上层社会有计划地推行社会风尚的改良，但就社会风尚的主要承担者广大民众来说，他们在社会风尚改良的过程中，对于上层社会的规范表现出高度的依附性，这就使得人们日常生活基本仍保持着传统的习惯。而新中国初期，由于获得了人身解放，并被赋予国家主人翁的地位，翻身做了主人的广大民众在社会风尚的演变过程中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因而以现代性为基本取向的社会风习的演化变革范围更大，进程更快。
其二，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社会风习改良，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其方向是步西方风习的后尘，或是将中西风习进行融合。新中国初期对社会风习变革现代性取向的理解，与之显然不同，表现为对西方社会风习的排斥和对传统社会风习的不妥协态度。这种社会风尚现代性取向的具体内涵大致由三种因素确定：一是共产党人的社会实践知识，其中包括：推翻族权、神权以及男权，禁绝社会恶习，如吸食鸦片、迷信、玩牌、赌博等。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如由于长期生活在生产力落后的农村而形成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如平等、互助等。新中国初期提倡的社会风尚的许多方面以苏联为榜样，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初期社会风尚是值得人们怀念的。许多那时期的风尚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行下固化为社会风习，极大地影响了人们长期的社会生活。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成为中共历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中共的威信空前提高，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共领导下，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干劲十足，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各项民主革命任务的胜利完成，保证了中国社会形态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巨变的顺利实现。虽然当时有些社会风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改革的深入逐渐消失或改变，但一些良好的风尚却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长期影响着现代人们的生活。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