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朱佳木：改革开放初期的陈云与邓小平?(2)--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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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改革开放初期的陈云与邓小平 (2) 2010年06月19日11:20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朱佳木：改革开放初期的陈云与邓小平 (2)--中国共产党新闻 
在那次会上，陈云率先提出应当尽快平反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带动与会代表向“两个凡是”的方针发起了总攻，打乱了当时那位主要领导人的阵脚，改变了会议的原定议程，把会议开成了具有开启历史新时期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同样是在那次会上，由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竭力主张以及与会代表的强烈要求，陈云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决策层中改革开放的力量。虽然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中还有汪东兴，但由于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那时的最高决策权实际已经转移到了邓小平手中。他后来谈到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时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即叶剑英———笔者注）。”［2］在这四个人中，邓小平和陈云的排名分别在叶剑英和李先念之后，但由于他们的资历、能力与威望，自然成为决策层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所谓改革，在经济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市场作用;在政治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扩大民主的范围。所谓开放，说到底是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的管理方法，从经济上同国际市场接轨，加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些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有着基本一致的主张。
对于扩大市场作用的问题，陈云20世纪50年代就很重视，并力图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加以实行。中共八大期间，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方面，国家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构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却在许多干部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3月，他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之后，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而且，在今后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的数额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3］以后，他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
那时，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观点与陈云是完全一致的。1979年11月，他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4］
1982年4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5］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写进了胡耀邦所作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目标模式。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大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率先批评过去计划工作中的弊端，“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6］他这段话指的正是这个意思。
在扩大民主方面，陈云的观点与邓小平也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两人都遭受过“左”倾错误的打击，对缺乏民主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说:“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1］（p.394）在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把“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作为自己闭幕会讲话第二部分的标题，并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4］（p.144）
【1】 【2】 【3】 【4】 【5】 【6】 【7】 【8】
在那次会上，陈云率先提出应当尽快平反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带动与会代表向“两个凡是”的方针发起了总攻，打乱了当时那位主要领导人的阵脚，改变了会议的原定议程，把会议开成了具有开启历史新时期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同样是在那次会上，由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竭力主张以及与会代表的强烈要求，陈云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决策层中改革开放的力量。虽然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中还有汪东兴，但由于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那时的最高决策权实际已经转移到了邓小平手中。他后来谈到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时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即叶剑英———笔者注）。”［2］在这四个人中，邓小平和陈云的排名分别在叶剑英和李先念之后，但由于他们的资历、能力与威望，自然成为决策层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所谓改革，在经济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市场作用;在政治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扩大民主的范围。所谓开放，说到底是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的管理方法，从经济上同国际市场接轨，加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些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有着基本一致的主张。
对于扩大市场作用的问题，陈云20世纪50年代就很重视，并力图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加以实行。中共八大期间，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方面，国家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构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却在许多干部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3月，他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之后，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而且，在今后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的数额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3］以后，他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
那时，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观点与陈云是完全一致的。1979年11月，他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4］
1982年4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5］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写进了胡耀邦所作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目标模式。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大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率先批评过去计划工作中的弊端，“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6］他这段话指的正是这个意思。
在扩大民主方面，陈云的观点与邓小平也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两人都遭受过“左”倾错误的打击，对缺乏民主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说:“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1］（p.394）在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把“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作为自己闭幕会讲话第二部分的标题，并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4］（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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