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农民：30年来城市与农民的纠葛

　　都是农民

　　农耕社会，乡土中国。

　　1949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112人生活在城镇；

　　1978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180人生活在城镇；

　　2008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456人生活在城镇。

　　今天，6.06亿中国人生活在655个城市和20000个建制镇，基本上是农民的后代，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儿。

　　今天，7.2亿中国人生活在乡村——其中，每年有2.26亿乡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和进入城市就业，成为农民工。

　　“三农”问题悬而未决，中国城市与农民已纠葛为一体，又壁垒分明——中国社会的封面是城市，封底是农民，但农民在城市缺失公平待遇。部分城市政府和市民作为城市的既得利益者，强化了以户籍为前提的“出身论”，在认同农民(工)的能力之前，就剥夺了他们的机会。他们歧视农民，却忘了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根。

　　改革开放30年最值得致敬和表彰的群体、被忽略的中国骄子，是农民工。没有他们粗糙的双手，所谓崛起的大国，所谓中国奇迹，所谓世界工厂，所谓城市化，根本不成立。

　　生活在城市的我们，要感谢和帮助农民和农民工——他们是我们的来自，也是我们亏欠多年的兄弟。

　　农民与城里人三十年的纠葛

　　农民是个什么民？

　　现代化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劈两半：一半光鲜夺目，另一半是黯然无光；一半日新月异，另一半停滞徘徊。如果你不幸生在另一半，对不起，你抽到了下签。生为农民，你得付出比城里人多一倍的力气才能过上体面生活。

　　两个世界的纠葛是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宏大主题。抛下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断难前行。

　　打破城乡二元，激发中国农民的巨大潜能，请经济学家算一算，将提升中国GDP多少个百分点？

　　文/肖锋

　　改革开放30年回顾，似乎错失了一个重要主题：感恩。今天，我们重拾这个主题，感谢农民，尤其感谢两亿多农民工。没有他们粗糙的双手，所谓崛起的大国，所谓中国奇迹，所谓世界工厂，根本不成立。

　　除了具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富于进取精神的官员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外，改革开放30年贡献最大群体首推农民工。他们是中国改革的头号功臣，理应得到善待。当下，金融危机走向纵深，他们又成为第一拨受害者。

　　如何摆平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的天平，是历届中国领导人也是每一位城里人面临的课题。回馈农民，城里人需要利益让渡；不是凭一时良心发现，而在制度设计。而从观念上解开“农民”这个称谓的死结，更需要勇气和久违了的传统道德力量。

　　“农民”何以变成一个形容词？

　　污名化农民的背后，是为建立某种身份优越感

　　据卫士李银桥回忆，进城后的毛泽东仍保留对红烧肉的嗜好，于是不免惹得江青唠叨，说这是农民习性。一次被唠叨急了，毛泽东大吼：“农民怎么啦！我就是农民！”

　　江青以健康为由的唠叨并不错，错的是将之与农民联想的小资作派。贵为红色“革命闯将”，毛夫人搔首弄姿的相片上不难发现旧上海滩的履历。

　　小资情调视农民为土气。“真农民！”是小资们常说的一句嘲讽。“农民”变成形容词。如今“小资”也是形容词，“你才小资呢！”

　　社会学称此为污名化，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获得某种优越感。污名化反映了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即便在赵本山、冯小刚式的幽默中真正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实那都是城里人的调侃。

　　在城里人的传媒中，不难发现对民工的污名化相当普遍，似乎这是农民天性。以致一旦发生刑事犯罪，城里人首先联想到的是进城的民工。

　　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门推出的“关爱”和“教育”民工的歌谣如是云：小农意识要去掉，说话粗鲁让人受不了；装修进了房主家，手脚不净就要犯事了……不许随地大小便，刮胡子剃头天天要洗脚；不看黄盘和小报，学习文化素质要提高……(《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盲流”一词早见于1953年国家政务院发出的《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最初，“盲流”是作为动词的“盲目外流”的名词化缩略，指称那些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而随着社会变迁，这一指称被添加了大量具有道德评价色彩的内涵(有学者指出，“盲流”一词的发音，倒过来就是“流氓”)，令对“盲流”的粗暴执法合理化。孙志刚的悲剧最终导致该法令取消。

　　从“盲流”到“农民工”，这些词语里面包含的污名化倾向，既是一种贬斥，农民不该拥有城市居民的权利与待遇，也为建立某种道德优越感，农民是文化低能者。

　　南京学者就民工群体媒介形象展开研究，对《扬子晚报》的统计发现：2001年该报中民工形象正面角色只占10%，负面角色占66.7%。包含骯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污名化，以及说话粗鲁、手脚不净、随地大小便、看黄盘和小报等标签。

　　传媒或互联网属于城里人，它们构成强大的话语场，贬斥、妖魔化一些人，奉承、推崇另一些人。今天，哪个城里人胆敢自称“农民怎么啦！我就是农民！”是需要勇气和道德反省能力的。

　　鄙弃农民身份就变“洋”了吗？

　　土与洋的故事，一朝进城忙“换装”

　　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比率为10%，十个里九个是农民；1980年，中国城市人口不过19%，五个里四个也是农民，这种低增长当然与“上山下乡”等逆城市化政策有关。2008年，中国城市人口比率达到了45%(国际平均水平为50%)。

　　这么说，今天的城里人多数是60年间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衣着光鲜的大都市人，他们家族前传的主角都是农民。

　　有意思的是他们多数都不承认或故意遗忘这个前传。这令人想起解放初期“换装”的故事。干部进城第一个要解决的个人问题是什么？是“换装”，将乡下妞换成城市小姐。《激情燃烧的岁月》是电视剧版，真实生活版的石光荣应该有一房乡下老婆。多数干部即使未到场，父母大人早就在乡下许下一门亲事。这位乡下妞素未谋面，文化不高，但孝敬父母能生娃。她不会像城市小姐那样动不动就对丈夫的穷亲戚冷嘲热讽。

　　“换装”的故事不断在历史中重复，只是主角和版本不同。新时期大学生有“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改革开放后的回乡知青则有《小芳》歌谣。

　　《小芳》中的她，美丽善良、辫子粗又长，但不敌另一个她，妖冶不可方物、摄人心魄的“现代化”。这位“现代化”佳人还有个艳名叫“摩登”。不只干部、知青、大学生，所有城里人都中了“摩登女郎”的招，全都六神无主。“摩登”代表先进，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并没有错，只是不能忘了自己是谁。现实的城里人，有歌手李春波式的感恩或内疚心理的不多。这不是矫情。

　　现代化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劈两半：一半光鲜夺目，另一半是黯然无光。乡村世界里的人要花一倍或数倍的努力方能过上城里人那样体面的生活。网文《我奋斗了十八年就是为了和你喝一杯咖啡》道出农家子弟的辛酸。航天精英翟志刚等农家儿一步登天的机会太少了。感叹“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农家女才是真实的写照。现代化借传媒营造了一个超强话语场，一切“洋”的可以恣意强奸一切“土”的。

　　西谚云，三代造就一个贵族。三代之前都是农民，三代之后足以造就一个城里人：袋袋裤、蛤蟆镜，杂染的毛发，乜斜的眼神，活脱脱一个新人类。但骨子里，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都是中华大地上繁衍的物种。

　　谁说世界是平的？ 

　　“狗日的户口”何以不绝，背后实质是某种利益垄断

　　世界上最不人性的社会制度就是户籍制度。

　　在中国假如60年前大家都是农民，先进城的凭什么要排斥后到的？曰：利益。

　　中国的问题，千条万条，最主要的一条是人太多，可供分配的太少。毛泽东在1973年会晤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曾建议送一千万名中国妇女给美国，“我们国家的女人太多了，……我们的孩子太多了”。这一段被写进了《尼克松回忆录》。毛给自己“人多力量大”的政策作了总结。

　　但“人太多”不能成为人口歧视的理由。去年春运，广州这座民工过境之城展现出最大的善意，将最具现代化、国际化标志意义的广交会场馆拿出来招待滞留民工。广州电视台主持人陈扬动情地说：“农民工，民工，打工仔，外来务工人员，不管怎么称呼，现在要说一声，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辛苦你们了！”当时学生义工、政府工作人员齐上阵，疏导帮助那些落难不能回家过年的人，他们是珠三角经济崛起的功臣。

　　其实，广州人民哪里知道，农民工走了，不再回头。东莞排起了退保的长龙。一项旨在偏向民工的社会福利制度何以被拒绝？因为工厂朝不保夕，他们不知未来在哪里。

　　当前，鼓励农民回乡创业成为一种口号。这并不是什么新鲜提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解决农民出路提倡大办乡镇企业。

　　上世纪80年代中，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离土不离乡”政策，农村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探索出一条非农化途径：“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昔日铁匠鲁冠球，就是那时冒起的千万个草根精英之一，鲁于1985年被美国《商业周刊》以“中国新时代的英雄”赞扬。风头正盛的还有农民老板禹作敏。无论成败，鲁与禹都是英雄。

　　“离土不离乡”避免了农民涌向城市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而批评者认为，该政策以及户籍管理限制，加剧了经济结构二元化，严重制约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

　　正当金融危机之时，有人重提“离土不离乡”，“回乡再创业”。如果大城市都没生意做，农村何来机会？

　　中国2.26亿农民工，乡镇企业解决了0.8亿。尚有同等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需要转移出来。这三四亿人如果都去美国、去欧洲，势必就成了西方人胆寒的“黄祸”。办法只有一个，自行解决。

　　关键是如何解决，和解决的诚意。民工迟早要进城，进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东莞这样的珠三角城市，他们是来了就用、用完走人的“候鸟”。长三角优于珠三角之处就在于农民工培训。当下经济萧条，最应花的钱应该是民工培训，也算是一种感恩与补偿。4万亿之中，没有民工的培训费的救市方案，只会是城里人的分肥方案。

　　北京市政协委员任志强又发“高房价控制人口素质”论，以为住房价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任大炮”总能道出权力精英的心底话。各级市政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观点虽明面不提，却暗地实施。问题是阻止农民进城就能造就“高素质”城里人吗？相反，垄断只会导致低能。

　　沿海省市“腾笼换鸟”的做法，留下精英，去掉“糟粕”也并非新鲜事。安徽保姆被需求时，美其名曰《黄山来的姑娘》。等到不被需求或过剩时，小保姆就成为《我爱我家》这类都市剧嘲讽的对象。北京人管外地进城找财路的叫“老遢儿”，可北京人吃的喝的用的都由“老遢儿”提供——为特供京城用水，周边河南河北山西各省多年来以不定期停水度日。

　　30万民工子弟就读，成了北京人的新难题。北京丰厚的教育资源，令民工进城的目的倒置：过去是因打工而找门路让子弟上学，现在是为子弟进京上学而打工。如果实行居住证制度改革，民工子弟可在京考学，那将是对北京市政府和市民的最大考验，届时，道德困境和竞争压力纠缠在一起。

　　中国的户籍制于人道原则、于生产力原则都不符。人道上，城乡两个世界的纠葛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全过程，抛下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断难成功。生产力上，打破城乡二元将极大提升生产积极性，激发中国农民巨大潜能。我们不妨请经济学家算一算，这将提升中国GDP多少个百分点？

　　农民是个什么民？城管是个什么管？

　　城管何其威，小贩何其衰

　　城市应该光鲜整洁，还是应该“乱七八糟”？权力意志喜欢前一种，哪怕是现代都市的幻觉；文化人喜欢后一种，因为那是城市魅力所在。

　　在权力意志规划下，城市最好都像北京国贸周边一带，光闪闪、亮堂堂透着现代感，高傲而冷酷。这里绝不允许农民摆卖煎饼果子、贩光碟、支瓜摊，可这些都是城市生动的细胞。没有生动细胞，就像如今的中关村，冷酷不好玩。

　　北京越来越“好看”，可越来越不好玩了。这是台湾人的评价。

　　相信城里人都见过城管“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城管是权力意志的代表，“小鸡”是下岗者和农民。城管制度当初目的是为了维护市容，管制流动摊贩，但制造了大量的社会冲突事件。城管与摊贩之间以暴易暴、酿成人命的悲剧屡见不鲜。

　　更残酷的场景出现在派出所收容“盲流”人员。广州“孙志刚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假以“打造国际大都市”这般光辉之名，诸多恶行顺理成章。

　　前北大校长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曾大义凛然地站在校门口拒绝蒋介石的军警入校。台大校门附近的空地上违章搭建了一排木制房屋，一群卖豆浆、钟表的小商贩在这里营业，有人主张拆除这些建筑时，傅校长倒认为这些人靠小本生意养家糊口，没必要为难人家。

　　中国城市管理人员，某些权力意志者，最缺傅先生的胸怀与雅量。人都得不到尊重，城市光鲜又有何用？

　　农民如果不是为了生计断不会忍辱进城讨生活。2000年，湖北省一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假如“三农”问题长期存在，农民们惟有进城讨生活。

　　在中国特有的二元世界中，如果你不幸生在另一半，对不起，你抽到下签。生为农民，你就得被人管、被人赶、被人骂，像老鼠一样四下流窜。

　　社科院陆学艺课题组“中国十大阶层”研究表明，老九农业劳动者家庭年收入6780.01元，垫底的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则为10577.69元(2001年)，再不济的城市家庭收入都高于普通农民。

　　去年3月人大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几乎将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的手机打爆，胡最后不得不关机。包括胡小燕在内的区区三个代言人显然是无法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民意诉求。

　　乡村何以衰败？

　　工农剪刀差剥夺了农民收益，人才剪刀差抽走了乡村精英

　　城市不好进，乡村也不好呆。如今的农村已非昔日田园牧歌。

　　打工者出走的乡村已是一幅破败景象。“3861部队”，除了妇女儿童，剩下就是老人了。土地勉强在种，只能维持生计。农业只是一碗饭，工业才是一桌菜。但乡镇工业已没了当初红火的景象。现代工业留给乡企的空间有限，它们只能干城里漏下来的活儿。

　　乡土文学里，“随便到田里搞一下就是一顿菜了”。今非昔比，化肥、农药滥用，导致鱼虾绝迹。顺便提一下，城里人喜食的田鸡是速成饲料催肥，乡村已无青蛙这个物种。村口的大树已被伐去盖房，村委会形同虚设，职能只剩下卖地和修路。乡土的衰败，令文人骚客备感失望。故乡沦为某种文化符号。

　　文人骚客的乡村画卷是乡绅的世界。如今乡绅阶层缺失，所谓渔樵耕读，“耕可以养生，读可以明道”只是古书上的记载了。

　　广东大埔，这个养育出政治家李光耀、企业家曾宪梓的客家地，民国时出过四位省主席，20世纪百来名将军，可谓人杰地灵，可贫穷依旧。究其原因，是人才外流。

　　工农剪刀差剥夺了农民收益，人才剪刀差则抽走了乡村精英。这种人才的“抽水机效应”表现为层层抽取，村里的能人到乡，乡里的能人到县，县里的能人走省城，省城的能人直奔京沪穗——这直接推高了京沪的房价。

　　陕北素以美女闻名，如今哪来的“米脂婆姨”，当地干部叹“孔雀东南飞”现象，“连麻雀都东南飞喽”。美女都飞到京沪穗和深圳了，最不济的也去了东莞。

　　乡村青年才俊经当兵与考学外流。他们是乡村精华中的精华。此外就数出外打工者了，他们以汇款的方式回馈家乡，但有些事是汇款解决不了的，比如参政议政。

　　农民在人种上与城里人并无差别。所谓农村人口素质低，除了精英离乡之外，主要是当地教育资源奇缺。“我看了网上那些代课教师给我的留言，那真是‘血淋淋’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向传媒感慨。这个经济发达省份乡村代课教师月薪平均不过三四百元，“一个月吃不上几斤猪肉，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子”。普九的梦想从未照进乡村的现实。农民只求国民待遇的愿望长年实现不了。           

　　2005年，中国结束了长达三四千年的农业税政策。只是农业仍然无利可图，因为无形成本并未减少。自古“皇权不下乡”，但税负仍能层层加码，致使乡村凋弊，此所谓黄宗羲定律。今天一些地方所谓乡村自治，也是“六套班子”、“七所八站”，层层盘剥农民。不少乡村恶势力横行，不是乡绅治村，是恶人治村。

　　眼下的现实是，二亿出外打工的民工都是农民中的精华。这些精华被城市使用后抛弃。回乡，他们已找不回自己的位置，打工，赶上经济危机、城市淘汰。他们沦为多余的人。

　　新生代农民还会那么听话吗？

　　农一代与农二代：父亲是父亲，我们是我们

　　老一代民工即“农一代”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城市别指望这样对待“农二代”，那些与你我同样有现代意识的80后农民工。“农二代”，才是未来中国农业剩余人口最大的危机。

　　一位工厂老板笑谈，新生代民工也追电视剧，也参加PK选秀，对自己的权利特别看重，头脑灵活不好管。农二代“放下书包进工厂/工地”，根本不懂种地，对城市街道胡同的熟悉胜于乡野田畴。乡村没有位置，他们想当然以为自己的未来在城市。

　　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6555名“90后”的调查显示，61.1%的“90后”认为，出身背景、家庭财富、父母关系、学校好坏等因素对自己的成长有重要影响，同龄群无形中已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城市/乡村皆如此，80后/90后对“起点不公”的愤懑将是未来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中国青年报就相关调查发表文章《聚焦新生代农民工：平等比生存更重要》：第一代农民工能及时拿到工钱就知足了，而农二代民工眼里，获得城市的平等待遇，比工钱更重要，“他们不想再是城市的匆匆过客”，除了关心薪水，还关心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培训机会、社会保障等，比其父母辈有着更强烈的接受继续教育和自我发展的愿望，务工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技术”和“增长见识”。

　　新生代农民工，其实远不是一个“农民工”的词所能概括。与其父辈相比，他们从小到大衣食无忧，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崇尚个性张扬，追求自身价值。在求职、工作过程中，他们敢于“挑肥拣瘦”，一旦遇到侵犯自身权益的事，决不会像父辈一样选择忍气吞声，忍辱负重。

　　农一代是以家乡为参照物，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为参照物。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对城市有着更强的认同感，对城市的融入程度却反而更低——认为与当地人关系融洽的比其父辈少。

　　清华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论“社会的断裂”时，引用了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的比喻：现代社会运行正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今天的中国同法国一样，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

　　农二代拥有超强的学习能力。衡量现代人指标特征，比如，具有现代化的价值观、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新思想、尊重权威但不盲从，他们都具有；而公民意识、热心社会活动方面，只要城市接纳他们，自然也会逐渐建立。

　　说新生代民工是中国社会最全球化的群体并非无根据，在国际新闻中经常能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甚至比“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家更具国际化生存能力。最不全球化的是垄断行业，和城里不愿干活的懒虫。

　　农二代民工与其属于农村，不如说属于城市，他们构成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假如政策性地将他们“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那将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中国的危机。城市政策制订假如忽视农二代的权益，将铸成大错。

　　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根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中国自“新文化”运动尤其跨入全球化大门之后，就一直面临这三个问题。

　　答案在中国农民。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根，是中国未来的答案。

　　进化论认为，新物种的诞生一是靠漫长演化，二是靠突变。五四、文革、改革开放，这些突变和短期演化能催生新物种吗？显然不能。三代造就“城里人”之后，中国人“生命树”的根基仍深深扎在泥土里。“中国在本质上是乡土的”，“城里人”只是变了种的“乡下人”。

　　我们向前苏联人学习工业化，向美国人学习市场经济，向法国人学习时尚。其实最应该学的是爱尔兰那样“诗人与农夫”的国度。

　　如今，苏联这个国家的概念都荡然无存了；美国没有历史，他们最好的市场制度与经验今天也需反省；法国时尚，他们工匠比中国工匠如何？法国人、意大利人的那些“玩艺儿”能与唐宋元明清的手艺相提并论吗？若说奢侈品，中国人做出的才是顶级奢侈品。若说时尚物件，出口西欧的景德镇瓷器是当时最大的时尚。

　　两千多年前，一帮中国农民研究出一套待人处世之道，后称国学。国学即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农民祖先则视为为人处世之道的法宝。

　　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案例都是TCL、联想等的不成功或尚未成功类型。可早有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和台湾王永庆的台塑集团“走出去”了，他们靠现代企业制度，但根基是传统农家的家族制。

　　爱尔兰开始在中国传媒上宣扬“创意立国”之道，但其根扎在“诗人与农夫”的土地上，那个诞生过诗人叶芝、小说家乔伊斯和歌手恩雅的土地。中国的乡村也曾是诗意的土地。

　　国学大师梁漱溟的“新农村图卷”强调精英回归。他反思说，学习西方的过程，先是学技术，再学制度，学来学去的结果是西方的优点没学来，中国自身的优势却丧失殆尽。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农村破产”，因此他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农村开始。梁认为乡村重建应建立在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这个“最后的儒家”，这个倔老头将被证明是有远见的。

　　网上流浪诗《我们都是农民》唱道：“此时，青山与绿水在等待/百鸟与虫兽在等待，座座静立的老屋在等待/父老乡亲也在等待，等待我们共同的话语/我们都是农民”。

　　奇幻、悲壮、荒诞却又合情合理，一部社会学的中国教科书封面是城市、封底是农民，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基调是改革开放，美编是655个市长，创作团体则有近6亿城里人和7亿多乡下人。他们演绎着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的纠葛。

　　文/胡赳赳

　　在中国城乡的进化史上，二元对立的矛盾呈尖锐化、扩大化、剧烈化之势，但又纠结不已，混杂共生，迅猛迁变。它们包括：城市/乡村；工业/农业；水泥/耕地；进城/留守；暂住证/祖籍；回迁房/宅基地；消费主义/谋生主义；全球化/空巢化；出国大军/进城大军；市民阶层/农民工阶层；新经济/集贸市场经济；磁悬浮/村村通公路；英语/方言；第三产业/养殖大王；国企/乡镇企业；珠三角、长三角、环勃海/西部、老边穷、欠发达；新新人类/三峡移民；引进外资/承包责任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新农村；低碳减排/退耕还林；勒紧裤腰带支持工业/城市反哺农村；小资/小武；章子怡/赵本山；比基尼/基尼系数；忧郁症/因病返贫；乐活族穷忙族御宅族/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富人生二胎/从超生到只生一个好；煤老板/矿工；充满新奇事物/只有新鲜空气；喜吃农家菜/想做城里人；成功人士养二奶/捏脚供弟弟读书.....。

　　身份纠葛：后现代的农民

　　农民是谁？务农者、进城务工人员、打工族、民工、农民工、第三产业服务者、保姆、农贸市场供应商、小商贩、劳动力市场散工、装修工、走鬼、送外卖与快递。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难以定义农民身份。户籍制度在统计学上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直接划分成两类数字，于是72750万农业人口就构成了叙事的主体：他们是农民，尽管可能生活、繁衍、奔波在城市。

　　城市对他们的接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流浪人员、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废除收容遣送、赠予城市的光荣建设者称号、造城的一份子。如果没有他们，城市将被架空，但同时又是城市人口爆炸和拥堵的填充物。

　　农民的身份，从来没有这样难以确认过。于是，在后现代的城市，他们变成后现代的农民，用农民的智慧存活、融入城市。他们花两块钱排队下载手机铃声、老乡是主要人脉关系、富裕者也炒股票供楼买车、穿戴过于求工、乐于交流或传授务工与致富经验、热情洋溢、乐于助人、嫉妒比自己混得好一个层次的人。农民的身份，从来就这样轻易为城市人辨识。

　　经典回放：孙志刚事件、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政治纠葛：乡村与公民社会

　　乡村治理是中国基层政治的着眼点与关注点。直选、海选村长的推行难度并不在于上级政府，而是在于当地利益的切割与再分配，以及村民们意识与观念的未更新。总理温家宝最近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时就表明了这种态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但是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学者于建嵘也提出了农村权力真空化的问题，演变为宗族管理且有黑社会化的问题存在。

　　教育部门鼓励大学生毕业回乡当村官。最近媒体报道，一位女大学生，在才艺表演、竞选演说和承诺发给每户村民冬季取暖费后，成功被村民们选上村长。在城市受教育，回农村搞建设。这种模式是显而易见值得提倡的。

　　早在1920年代，梁漱溟就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其理念为：“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是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村一乡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此后多少学者钟情于乡村实验，从费孝通以降，到曹锦清著《黄河边的中国》，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农村组织结构缓慢地发生变化，似乎具有自给自足、自我修复的功能，在革命、改革、运动等等时代潮流中并未饱受冲击，而是如一句偈语所言：“老牛慢吞吞地走，地球很有耐心。”

　　乡村治理图变，离公民社会或城市人希图中的公民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经典回放：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

　　经济纠葛：消费新农村

　　从无地可种到有地不种，中国农民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进城务工两大历史潮流。农业税费的改制取消，行政打白条的减少，农业科技的发展一度促使农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的兴旺和年收入的增加。

　　也就是说，农民开始变得有钱了。受经济危机影响而失业的农民工发现，回家继续务农是个不错的选择：山青水秀、空气清新、生态自然，种种菜、养养猪，一年的收入不比打工少。

　　从杭州机场通过市区的高速路沿途，一排排气派的小洋楼都是农民盖的，他们养花、养菜，是华东富裕的农民阶层。在2009年新年，某个小镇上，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在除夕夜放了半宿的烟花，还是腰包有钱。

　　中国能不能拯救资本主义说不好，但农村正在拯救中国的城市经济。一方面，两千万失业人口可以返乡务农，形成就业的蓄水池；另一方面，富裕起来的农民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决策者的想法是，只要产品对路，只要他们有钱花，消费就能持续，中国经济就不会垮。

　　因此，电视下乡、节能电器下乡、电脑下乡、银行下乡，一时间消费新农村成为一则手机短信的续句：俺们刚刚花得起钱，你们又捂住钱包了。当然，也有外电记者报道，当洗衣机被买回去时，全村人都会来参观，把它当作富有的象征。但因为没通自来水，户主需要拎水来洗衣服。

　　另外，农村土地扭转正在决策层形成共识，并有推进之势，而这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下一个30年的动能。

　　经典回放：茅于轼山西龙水头村小额信贷实验；国际小母牛组织四川支农

　　文化纠葛：精神的乡愁

　　城外的人想进城，城里的人想返乡。

　　每个城市人都有一个精神上的故乡，对于莫言，可能就是高密，对于一个要在城市驻扎下来的大学生，可能就是他出生之地。

　　一代或两代进城的人，并未完全丢失他们的根基。无论如何追逐时髦，但朴实、感恩、念亲怀旧总是随着年岁渐长心思益深。越是时代变迁，越是日新月异，越是不可追，越是成追忆。

　　当再也不回农村了，农村也都变样了，子女都不知魏晋了，这乡愁就更无可凭照，无可依托了。

　　所以说，这便产生了中国的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奇怪观照，先锋作家往往写乡土题材，刚往城里扎的作家则写都市人的欲望、冷漠与异化。

　　还有田园诗般的乡愁，将乡愁当作田园牧歌，玩高调隐居，大隐隐于城市边缘。这是城里人的精神生活。

　　经典回放：路遥《平凡的世界》

　　教育纠葛：子弟跃农门

　　上学贵，上学难。难倒的都是乡下人。

　　教育问题成为一套经典的讲述模式：全家人供一个最聪明的孩子上学，其他的兄弟姐妹养家糊口挣学费。

　　这造成另外一个负担，当孩子大学毕业后，他的肩上不仅扛着自己的前途，还有对一家人付出的回报。所以，农村的孩子进入城市勤奋、上进、敏感、自尊。还有一点，就是活得累，他不是为自己一个人活，他要为一家人而活。

　　子弟跃农门，唯读书一条，去城市上大学，拥有城市户口，从而改变下一代的命运。城市就是这样形成的。教育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一是全面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免费的政策；另一个就是大学教育实行奖学金和贷学金的政策，力保不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但贫困大学生的心理感受却很少能得到外界的帮助，他们只有通过自我的调整来完成。调整不好，在择业、求偶、与朋友相处等事件上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做城市人，是几代人正在进行的奋斗，不仅是70后、80后，还有90后。

　　经典回放：择校费、歌曲《爱拼才会赢》

　　福利纠葛：社会主义的礼遇

　　南街村、大邱庄曾经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好样本：按需分配了。

　　但这仅对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有意义，后半段，响应者无。孤立的个案和试验难以全方位推广，但福利下乡的政策，惠及农村千家万户，却是千真万确的。

　　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看病有保障。10元钱办一个本，看一年病。各级医院都设有针对农民的合作医疗保障措施。

　　在华南地区，一位刚刚结婚的打工女子，将自己的户藉从内地城镇户口转成农业户口，原因是这里的农民每年能分到几万块钱的补贴。

　　全民发红包在这两年里，已经不是什么壮举了，而是具有普遍色彩的方式。而红包又都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社会主义的福利特色体现了它的关怀性。

　　这导致了近两年农村的新变化，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使得安居乐业变得可能。更多的人从农村搬进小镇，小镇也开始有自己的房地产事业了。

　　经典回放：南街村、东莞发红包

　　城市化纠葛：CBD与城中村

　　在广州，CBD与城中村互相咬合；在北京，CBD驱走城中村；在上海，CBD避开城中村。有人说城市化就是水泥化，而城市要经济化就是要CBD化、开发区化。

　　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者说，中国的城市发展之痛、之败笔，都在于发展模式的单一。早期城市发展有工业、后来有私营经济、再后来有虚拟经济、然后就开始卖地了。中国市民的消费热潮也从家电、家居、数码产品向品牌服装、车、房转移了。

　　后来发现房地产是城市发展的经济支柱，既有GDP贡献，又有税收，兼顾修马路与绿化，还有城市形象与政绩。城市化运动中，城市规划与房地产开发是最常见的模式，于是就有了拆迁、回迁、就地上楼、钉子户。北京人曾笑言，本地土著都被赶到四环外了，拆迁获得一笔补偿金，又买不起附近的商品楼，只好到四环外买房子，后来四环外也买不起，就往五环外搬。一线城市的中心地段，住的不是老市民，而是新城市人：新富阶层、创意阶层、白领阶层。常常叫什么魏家村、史家屯的地名，其实已是城区的一部分，城郊结合部不断外移，城市包围圈扩容，城市容纳更多的混居者。

　　但城中村的风景亦屹立不倒：大杂院、小弄堂、牵手楼，城中村的村民顽强地在城市里展开拉锯战，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史上最牛钉子户在重庆，将五星红旗插在已成孤堡的屋顶，多少显得壮烈。

　　租住城中村的，以外来务工人群为主，里面多有农民兄弟，在城市里讨生活，他们的很多工作，是城市运转的一部分，也使得城市变得更加舒适、方便、成本变低。

　　经典回放：重庆钉子户

　　阶层纠葛：歧视与反哺

　　以前崔健唱“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大家读“田园诗”。愤怒没有了，生活方式变了。但对阶级兄弟的歧视仍然存在，许多专家提出，“农民工”一词即有歧视之意，而市民对农民的那份嫌恶，可以说是骨子里的，阶层形成的威力多么之大，哪怕是亲属，也会有巨大的分野，文艺家在《中国式结婚》的电视剧中多有描述：两个大学生结婚，乡下小伙子娶了城里老婆，于是处世矛盾和人生价值观就展开了冲突。而在中国曾经掀起了讨论巨浪的“河南人惹谁了”，诸多版本的出现更是将歧视推向高潮，但随着社会观念演进，这种提法终于烟消云散。

　　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城市需反哺农村的思路了，大意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是城市，而这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农民们自给自足、纳税、种粮、交最高的电费，享受最低的福利，支持工业发展、城市建设，让祖国更美好，他们被遗忘。现在，是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城市需要运用一切资源、资本，去开发农村、帮助农村，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扶持策略和优惠政策。

　　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一直是个热烈的话题，如何将财富向低收入群体转移，让社会保障能满足他们的生活。美国政府羡慕中国能将医疗、教育的包袱在家庭内解决，而不成为社会性的负担，但中国面临的巨大压力是如何让农民脱贫的问题，一个方法是就地上楼，成为城镇居民，另一个方法是提高农民收入。30年前，中国有10亿农民，占总人口的80%；现在，中国已消化成7亿农民，占总人口的65%。所以中国的治理有一句政治名言：“任何小事，乘以10亿，都会变成大事；任何大事，除以10亿，都会变成小事。”所以有两句并行不悖的口号，构成两种逻辑：“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

　　经典回放：《河南人惹谁了？》

　　就业纠葛：农民工交响曲

　　1.2亿农民工是不久前的官方统计，人们这样描述，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农民工。还可以这样描述，在城里，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农民。

　　农民工创造了中国城市的建设速度和发展奇迹，在区域中心城市，三个月一小变，半年一大变，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旧城保护者宣讲无效，城市仍然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裂变。问外国小孩喜欢北京什么，答曰：一自行车多，二楼房新。

　　一砖一瓦，一钉一铆，都是农民工创下的奇迹。打火机、玩具、服装，这些外贸生意，也是他们一针一线，一板一眼做出来的。当然，假冒伪劣山寨版，也大多出自他们之手。食品安全尤成为城市人担心的话题，农民从来不为此发愁，但别以为因此他们的生活质量就差了，相反，他们是最懂得生活的人，城里人好蒙，生意好做。早期手机流行的段子说“钱多、人傻、速来”不正是农民投奔城市的心态写照么？

　　有一个故事是说，在农村吃婚宴，如果主人招待的不是土鸡土猪，而是从超市里买的话，就会被乡亲说闲话，不受待见。他们懂得贵贱好坏健康。

　　大凡过年，农民工返乡退潮，城市里便空空荡荡，早点没处吃了，小商品没地买了，娱乐场所只剩下KTV了，休闲也无处可去，没有人送水送煤气送外卖送快递。没有农民工，城市冷清，运营不灵，御宅族也宅不起来了。在城市循环体中，他们是城市的一部分，进城、务工、得到承认、实现价值，不仅是他们和我们的关系，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构成。

　　经典回放：2600万失业大军

　　生活方式纠葛：风俗的蜕变

　　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晚睡晚起、吃快餐、缺少运动、人和人之间充满距离、工作节奏快压力大。但另一方面又让人羡慕：旅游、逛商场、看电影、享受消费的丰盛。

　　那些在城里过老乡聚居生活的农民工，还是将老家的风俗移到城里来：说方言、打牌娱乐、热情款待来客、注重每一个民间节日、使用农历，婚丧嫁娶，不比城里人隆重，但绝对更热闹。

　　有时，城里人回老家能找到那份感觉，但又想背弃它。有学者分析，乡村的风俗需要宗族亲朋好友抱成团，以扩大生产能力、形成松散的互助团体、抵御各种风险。所以，乡里人走动频繁、交往密切、注重亲缘。而城里人什么都买保险，除了老板和客户，不用看别人脸色，自然就独门独户起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干不了的活，一个电话到家政服务，修理工、搬运工就都来了。

　　起早贪黑闲不住，是农民的本性。勤劳是农民的本性，这一点，第一代第二代城里人是丢不掉的，这些具有农民本性的城里人，比别的城里人自然要收获得多一些。农民最鄙视的就是一个懒字，这是劳动人民的本色。

　　但风俗还是在发生一些显而易见的冲击，一年一度的返乡高潮，就是一大景观。返乡这种近乎仪式般的行为依然是人们最重要的年度庆典。

　　中秋节、清明节成为法定节日，也是在固化中国民间的风俗。要不然，没有时间保证，这些节日也无从过起了。城里人更讲究带薪休假和黄金周。

　　人们发现，乡村青年比城里青年穿得更时髦，发型更讲究，而这被看作另一种土气，因为城里人早已不再标新立异了，30年来，他们获得城里人的自信与气度，更懂得让自己舒适与随意。

　　J.K。罗琳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说：“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城市要回答乡村，城市人要回答农民和农民工。

　　文/山鸡哥

　　农耕社会，乡土中国。这个以农业立本、从农村起家、以农民为主要国民的国家，其社会阶层和城乡观念正在发生质变。

　　你貌似城市的主人公。

　　你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和闽三角的工厂里生产“中国制造”的一切，为之做包装，又为之做搬运；你修路建桥搭起大厦，为之装修，又为之保安；你铺好大街铺好地铁栽好行道树，为之养护，又为之清洁；你在餐馆烹饪在超市收银在发廊洗头，你送报送水送奶送外卖送煤气送快递，你做劳务做家务做业务甚至做义工。你做了城市的365行，城市产业的链条和生活的齿轮若离开了你，一天也不能运转。

　　但是，你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和二等公民。

　　你被要求“户籍”的招聘启事和征婚启事拒之门外，又被要求“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条款淘汰。你不能进人才市场，只能进劳务市场。你要随身备着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你很难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街道干部或公司经理。你被欠薪时连起诉和要求劳动仲裁都无门。你是潜在的和被高度戒备的犯罪嫌疑人。你的孩子即使交了借读费也很难在城里上学。你为城市贡献了GDP和财政收入，但政府计算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一定将你排除在外。无论你如何努力工作，你不会获得养老保险。就算你交了个人所得税买了商品房，你仍然是这个城市最熟悉的陌生人。

　　本来，你跟城里人一样。

　　受一样的传统文化滋养，被一样的东方水土哺育。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样爱国。一样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和产品，一样上网。一样的青春飞扬着一样的梦想和欲望，一样的奋斗感受着一样的发展和严冬。一样想安居乐业，一样盼心想事成。一样素质参差，一样个性不一。一样收看央视和湖南卫视，一样着迷星光大道和快男超女。

　　但是，有的城里人这样说你——你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你的生产方式为什么这么原始这么效率低下？你为什么没考上大学？你为什么这么脏还来挤公交车？你为什么总是大包小包地拎着家当进城出城？你为什么春节一定要回家，搞得跟暴动似的？你为什么这么极端，要以爬塔吊和跳楼的方式来讨薪？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话，你为什么不回家种地？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市民待遇？从幸福指数调查来看，你不是比城市市民还幸福么？

　　城里人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之中什么人都有，干着“技术含量”不等、收入不低的各种职业。其中多数人是通过大学和职业完成了身份转换，抹去了自己的来自，并换上了时尚的妆容和衣服——其实他们来自农村和小镇，或者他们的爷爷辈就是第一代进城的农民。他们热爱自己的城市新身份，乐得成为城市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强化了一种新的“出身论”，在认同你的能力之前，就剥夺了你的机会。他们甚至以“你怎么这么农民啊”之类的字眼来嘲讽人，“农民”在他们眼里俨然成了落伍的代名词。他们其实多么害怕在欧美人士和更有钱更有权更有名更时尚的人面前，显得像“农民”。

　　你肩负着家族和家庭的希望。

　　你是家里的壮劳力，最精明最聪明最有闯劲的那个。你是父母的寄托、伴侣的心爱和孩子的依靠，你是最相信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人，并不畏惧脸朝黄土背朝天。你热爱你的家乡和亲人，在城里每每忍着思念和牵挂，希望创造财富和未来。你们汇向农村的钱，占了中国农村收入的1/3。你把乡音、口味和风俗都隐藏，学习城市的规则和知识，普通话和城市方言，摸索着新的职业和饭碗。你的妻子成了留守妇女，缺乏关爱；你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还缺乏教育。

　　但是，你回不了家。

　　你的工资被克扣、亏欠。你排了几天的队也没能及时买到回家的火车票。你熟悉和赖以维生的乡土已经“沦陷”。你的耕地已被招商引资、企业建厂和开发区的名义圈没。农村变成了第三世界，变成了单向街，水利设施老化了，义务教育不停收费，农产品流通体制不顺，粮贱菜贱卖的都贱，农资贵肉贵买的都贵。你不敢生病，但生、死、嫁、娶、育儿、养老和人情交往都要花钱。你非城非农，成了被牺牲的一代人。

　　你呆在农村，失地或收入菲薄不足以养家；你呆在城里，失业或被骗被欠薪；就算打工之路顺畅，最终要被户籍和机会紧锁的城市赶回老家。你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肯干，你什么坏事恶事违心事都没干，但是，你成了这个时代的时代病，这个社会的社会问题，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缓慢人群，城市中的不速之客和弱势群体。

　　他们在看顾着你，政府、经济学者、慈善企业家和为民鼓与呼者。

　　政府年年以你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为“一号文件”，誓言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减了你的“皇粮国税”，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还给你种植补贴。经济学者设计出无数种拯救你的改革方案，慈善企业家为你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岗位，为民鼓与呼者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唤起全民对你的重视。  

　　但是，中国对你的重视远远不够。农村除了贫穷和落后，一无所有——这种把农村妖魔化的观念，也把城市化夸大成改造农村的“包青天”和必由之路。其实正是你一手一脚地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而社会把城市化的代价部分转嫁到了农村。你无缘分享到中国的发展红利，无人在乎；你背负了社会的软弱，无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