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农民：30年来城市与农民的纠葛

　　都是农民

　　农耕社会，乡土中国。

　　1949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112人生活在城镇；

　　1978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180人生活在城镇；

　　2008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456人生活在城镇。

　　今天，6.06亿中国人生活在655个城市和20000个建制镇，基本上是农民的后代，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儿。

　　今天，7.2亿中国人生活在乡村——其中，每年有2.26亿乡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和进入城市就业，成为农民工。

　　“三农”问题悬而未决，中国城市与农民已纠葛为一体，又壁垒分明——中国社会的封面是城市，封底是农民，但农民在城市缺失公平待遇。部分城市政府和市民作为城市的既得利益者，强化了以户籍为前提的“出身论”，在认同农民(工)的能力之前，就剥夺了他们的机会。他们歧视农民，却忘了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根。

　　改革开放30年最值得致敬和表彰的群体、被忽略的中国骄子，是农民工。没有他们粗糙的双手，所谓崛起的大国，所谓中国奇迹，所谓世界工厂，所谓城市化，根本不成立。

　　生活在城市的我们，要感谢和帮助农民和农民工——他们是我们的来自，也是我们亏欠多年的兄弟。

　　农民与城里人三十年的纠葛

　　农民是个什么民？

　　现代化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劈两半：一半光鲜夺目，另一半是黯然无光；一半日新月异，另一半停滞徘徊。如果你不幸生在另一半，对不起，你抽到了下签。生为农民，你得付出比城里人多一倍的力气才能过上体面生活。

　　两个世界的纠葛是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宏大主题。抛下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断难前行。

　　打破城乡二元，激发中国农民的巨大潜能，请经济学家算一算，将提升中国GDP多少个百分点？

　　文/肖锋

　　改革开放30年回顾，似乎错失了一个重要主题：感恩。今天，我们重拾这个主题，感谢农民，尤其感谢两亿多农民工。没有他们粗糙的双手，所谓崛起的大国，所谓中国奇迹，所谓世界工厂，根本不成立。

　　除了具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富于进取精神的官员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外，改革开放30年贡献最大群体首推农民工。他们是中国改革的头号功臣，理应得到善待。当下，金融危机走向纵深，他们又成为第一拨受害者。

　　如何摆平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的天平，是历届中国领导人也是每一位城里人面临的课题。回馈农民，城里人需要利益让渡；不是凭一时良心发现，而在制度设计。而从观念上解开“农民”这个称谓的死结，更需要勇气和久违了的传统道德力量。

　　“农民”何以变成一个形容词？

　　污名化农民的背后，是为建立某种身份优越感

　　据卫士李银桥回忆，进城后的毛泽东仍保留对红烧肉的嗜好，于是不免惹得江青唠叨，说这是农民习性。一次被唠叨急了，毛泽东大吼：“农民怎么啦！我就是农民！”

　　江青以健康为由的唠叨并不错，错的是将之与农民联想的小资作派。贵为红色“革命闯将”，毛夫人搔首弄姿的相片上不难发现旧上海滩的履历。

　　小资情调视农民为土气。“真农民！”是小资们常说的一句嘲讽。“农民”变成形容词。如今“小资”也是形容词，“你才小资呢！”

　　社会学称此为污名化，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获得某种优越感。污名化反映了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即便在赵本山、冯小刚式的幽默中真正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实那都是城里人的调侃。

　　在城里人的传媒中，不难发现对民工的污名化相当普遍，似乎这是农民天性。以致一旦发生刑事犯罪，城里人首先联想到的是进城的民工。

　　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门推出的“关爱”和“教育”民工的歌谣如是云：小农意识要去掉，说话粗鲁让人受不了；装修进了房主家，手脚不净就要犯事了……不许随地大小便，刮胡子剃头天天要洗脚；不看黄盘和小报，学习文化素质要提高……(《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盲流”一词早见于1953年国家政务院发出的《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最初，“盲流”是作为动词的“盲目外流”的名词化缩略，指称那些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而随着社会变迁，这一指称被添加了大量具有道德评价色彩的内涵(有学者指出，“盲流”一词的发音，倒过来就是“流氓”)，令对“盲流”的粗暴执法合理化。孙志刚的悲剧最终导致该法令取消。

　　从“盲流”到“农民工”，这些词语里面包含的污名化倾向，既是一种贬斥，农民不该拥有城市居民的权利与待遇，也为建立某种道德优越感，农民是文化低能者。

　　南京学者就民工群体媒介形象展开研究，对《扬子晚报》的统计发现：2001年该报中民工形象正面角色只占10%，负面角色占66.7%。包含骯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污名化，以及说话粗鲁、手脚不净、随地大小便、看黄盘和小报等标签。

　　传媒或互联网属于城里人，它们构成强大的话语场，贬斥、妖魔化一些人，奉承、推崇另一些人。今天，哪个城里人胆敢自称“农民怎么啦！我就是农民！”是需要勇气和道德反省能力的。

　　鄙弃农民身份就变“洋”了吗？

　　土与洋的故事，一朝进城忙“换装”

　　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比率为10%，十个里九个是农民；1980年，中国城市人口不过19%，五个里四个也是农民，这种低增长当然与“上山下乡”等逆城市化政策有关。2008年，中国城市人口比率达到了45%(国际平均水平为50%)。

　　这么说，今天的城里人多数是60年间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衣着光鲜的大都市人，他们家族前传的主角都是农民。

　　有意思的是他们多数都不承认或故意遗忘这个前传。这令人想起解放初期“换装”的故事。干部进城第一个要解决的个人问题是什么？是“换装”，将乡下妞换成城市小姐。《激情燃烧的岁月》是电视剧版，真实生活版的石光荣应该有一房乡下老婆。多数干部即使未到场，父母大人早就在乡下许下一门亲事。这位乡下妞素未谋面，文化不高，但孝敬父母能生娃。她不会像城市小姐那样动不动就对丈夫的穷亲戚冷嘲热讽。

　　“换装”的故事不断在历史中重复，只是主角和版本不同。新时期大学生有“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改革开放后的回乡知青则有《小芳》歌谣。

　　《小芳》中的她，美丽善良、辫子粗又长，但不敌另一个她，妖冶不可方物、摄人心魄的“现代化”。这位“现代化”佳人还有个艳名叫“摩登”。不只干部、知青、大学生，所有城里人都中了“摩登女郎”的招，全都六神无主。“摩登”代表先进，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并没有错，只是不能忘了自己是谁。现实的城里人，有歌手李春波式的感恩或内疚心理的不多。这不是矫情。

　　现代化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劈两半：一半光鲜夺目，另一半是黯然无光。乡村世界里的人要花一倍或数倍的努力方能过上城里人那样体面的生活。网文《我奋斗了十八年就是为了和你喝一杯咖啡》道出农家子弟的辛酸。航天精英翟志刚等农家儿一步登天的机会太少了。感叹“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农家女才是真实的写照。现代化借传媒营造了一个超强话语场，一切“洋”的可以恣意强奸一切“土”的。

　　西谚云，三代造就一个贵族。三代之前都是农民，三代之后足以造就一个城里人：袋袋裤、蛤蟆镜，杂染的毛发，乜斜的眼神，活脱脱一个新人类。但骨子里，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都是中华大地上繁衍的物种。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在土与洋交织的当下社会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扪心自省，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小聪明的农民嘛。你以为你换了马甲我就认不出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