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农民与中国农民的两重思维

关键词：中国农民的“冷思维”　韩国农民的“热思维”

拒绝“全球化抱抱”？

　　“忘掉远方是否可有出路/忘掉夜里月黑风高/踏雪过山双脚虽渐老/但靠两手一切达到”，当Beyond乐队当年演唱这首《农民》时，绝对不会想到刚刚过去的2005年年尾，韩国农民以自己“农民愤青”的方式来抗议全球化浪潮下的利益受损。韩国农民显示出他们的“热思维”：在这个PK的年代，如果你不发声，那么，只能做一只不会叫的没虫吃的鸟儿。

　　韩农好走极端的示威文化

　　近一周，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举行，相信大家都透过传媒目睹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农民“反对经济全球化、声讨富国欺压穷国”示威的场面。其中韩国农民抗议队伍的声势最大、行为最激烈、方式也颇另类，吸引了最多的眼球，从而让世人充分领略了韩民族的强悍、坚韧的示威文化。

　　作为经济全球化中弱势群体的韩国农民为保卫自己的生计多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03年9月10日，世贸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为抗议外部施压韩国开放农产品市场尤其是大米市场，1500多个韩国农民来到了墨西哥示威，他们的首领李京海在会场前切腹自杀的血淋淋一幕震惊了全球。引发了悼念李京海的“世界农民活动”，李也被法国媒体称为“怀着农民的痛苦”的“殉教者”。2005年11月中旬，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13届APEC峰会期间，照例出现了“反对全球化、呼吁消除贫富两极化”的示威活动，又有两个韩国农民服药自杀，死前留下遗言，说是如果开放大米市场，他们就没有未来。

　　在农业方面，韩国确实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三农问题——即农民人数萎缩、农业空洞化、农村破产化。

　　由于土地经营面积小，韩国农业机械化程度并不高。再加上随着工业化进程，韩国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都大幅上升，农产品价格必然水涨船高。韩国的农产品价格比国际农产品价格平均高2.85倍。笔者2004年在韩国讲学时，那里的大米价格比我国高六七倍。

　　论理说，通过工业制成品出口赚取了巨额利润的同时，韩国也应该对外开放自己的农产品市场尤其是大米市场，每次WTO部长级会议上，要求韩国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呼声总是不绝于耳。然而无论是WTO还是APEC这种多边贸易协定，抑或是FTA式的双边贸易协定，但凡事涉农产品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化时，韩国农民总是最起劲地反对。不管是世贸墨西哥坎昆会议还是这次香港会议，韩国农民都希望将韩国列为发展中国家，希冀推迟农产品市场开放的步伐。他们认为，稻米是韩国主要农产品，350万韩国农民的生计所系，应该成为开放的例外，他们一定要守护韩国的粮食主权。

　　境况迥异的中韩农民

　　应该说韩国农民生存境况比他们的中国同行好上100倍。且不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我国高十倍，也不用说，中国农民土地经营规模更小、机械化更不普及，农业劳动生产率更低，因而自然地，韩国农民收入自然比中国农民高得多。韩国农民收入尚能达到市民收入的70%以上，可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至少3：1以上，如果算上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的多种福利如公费医疗、福利分房，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还会更大。

　　还有一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农民与韩国农民相比，更难望其项背。如人为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使得农民变市民难上难。在城市化浪潮下被强征土地后，失地且失业的四五千万农民正处于痛苦的深渊。据报道近年来，美国巨额补贴的棉花能远涉重洋，对我国的出口增加了21倍，我国多少棉农因此丧失生计。但价格比韩国便宜数倍，同质的我国东北大米、花色品种繁多的山东水果蔬菜却无法输入近在咫尺的韩国。

　　问题的症结在，韩国农民组织性强，且财大气粗，就有能力博取外界对他们的同情，这次来到香港为自己的利益呼喊、游行，向世人宣示自己的诉求，将维权意识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农民无组织、无意识，故无能力去作同样的宣示。韩国的农民的痛苦与中国农民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韩热中冷”的农民思维

　　在接受闾丘露薇的采访时，韩国农业部副部长强硬表示：“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韩国的农民必须接受。”当媒体就香港警方对韩国农民的处理持赞赏态度时，那视线已经转移了，韩国农民的“头脑发热的思维”正在被一点点摊冷，他们争取到什么以及他们得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强势思维”与“强国规则”的全球化浪潮，在遭遇到“热思维”的时候，应该去反思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

　　2005年12月14日上午，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开讲的第二天，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替7.4亿中国农民说了话。他说他们2004年人均GDP只有1200美元，中国还有近两亿人处于世界银行日均1美元的标准之下。据此，他要求不含水分地予以中国这个新成员“特殊和差别待遇”。薄熙来这次作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在代言机制并不通畅的前提下，用“冷思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一方面，“冷思维”意味着对协调机制的冷静争取与考量；另一方面，“冷思维”也出现在面容冷漠的中国农民分子的脑子里，他们是更需要“特殊和差别待遇”的一个庞大群体，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应该内向，只是等待”。

　　有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和这些坐着飞机跑来香港游行示威的韩国农民相比，那些干一辈子农活也见不到飞机的贫穷国家农民不是更可怜么？”

　　作为“热思维”的代表，在这场舆论角逐中，韩国人是强势的少数，而穷国农民扮演的才是弱势而且失语的绝大多数，他们用“冷思维”来不变应万变。

　　李昌平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贸对亚洲农民的冲击是巨大的，剧烈的！”他表示，强大的农民组织和代表农民利益的基层政府可以在国家剧烈变化中维护农民利益和社会的稳定，也是国家和强国谈判的重要的民间力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教授认为，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谈判筹码不多，世贸谈判必将受到欧美等强国的牵制，所以他提出中国应该起到团结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为弱国说话。我们期待中国农民的“冷思维”能够与韩国农民的“热思维”一起，将冰火两重天的全球化语境推向一个新的平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