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离中国多远

「和平」离中国多远

（2010-11-24）

　　和许多概念一样，“和平”不是一个可以脱离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抽象理念。尤其是近150年来，经过殖民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后冷战，处在不同地缘的“世界”，被分化、瓦解、并整合进一个“全球”之中。“和平”在不同的阶段、对于不同的人群，其意味千差万别。

　　受奥地利小说家、和平活动家苏特纳的影响，1894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设立“和平奖”，宗旨是鼓励“为促进国族（nation）间友爱、取消或裁减常备军，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最大努力或有最大贡献的人”。这个对“和平”的理解，今天看起来似乎很“普世”，实际则是对那个时代欧洲政治生态的直接反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殖民帝国的势力扩张到全球，对资源、市场和战略优势的争夺日益激烈。虽然竞争在欧洲国家之间（以及后来的美国和日本），但战场却往往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此时的“和平”与亚洲或非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过是欧美列强之间的掠夺间歇——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连作为nation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和平会议。1907年韩国曾派密使赴海牙和会，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控诉日本的殖民侵略，却被海牙和会拒之门外。理由是韩国是日本“保护国”，不具国家地位。

　　今天很多人认为，诺贝尔和平奖与中国“结缘”，始于1989年的达赖喇嘛。对，也不对，取决于论者站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来看。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在1906年成为第一个获此奖的美国人，理由是他调解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起因于双方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瓜分，参战双方虽是日本和俄国，战场却完全在中国东北。此战日俄军队死亡约13万人，而作为“中立国”的中国，却至少有20万平民惨遭屠戮。老罗斯福的“贡献”是促成日俄签署《朴茨茅斯和约》，把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利益转交日本。

“和平”的荒谬和局限性

　　美国首位获和平奖的总统，当然不是和平志愿者。他首先关注的是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如何最大化，同时也考虑美国在欧洲“大棋局”中的战略选择。此前，美国以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换取了日本对美国占领菲律宾的认可；《朴茨茅斯和约》则进一步确认了中国东北的“门户开放”和美国在东北的“利益均沾”。美日在东亚的结盟关系，又反馈到欧洲的国家关系布局。日俄战争及其调停，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强一次重要的战略洗牌。

　　但这些并不属于“和平”的考察范围——“中国”一词不在罗斯福的获奖理由中。所以，尽管早在1906年，和平奖就关注过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这一关注却跟中国的和平毫不相干。对于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来说，“和平”仅仅意味着“止战”。百年前的欧洲列强分立，康德式的绝对主义的和平理想，掩盖了对战争根源的追溯，也回避了“止战”本身的非正义可能。所谓“和平”往往成为帝国间的利益再分配，意味着对被殖民地区掠夺的深化，和对当地平民的屠杀。

　　诺贝尔和平奖是源自殖民帝国时代的机制，它的“和平”理想并不存在虚幻的时空中。它的获奖者绝大多数是欧美的政治家和活动家，从来没有一个人因反抗欧洲的殖民压迫而获奖，哪怕是坚持非暴力的圣雄甘地。现在绝少有人提到这一点，是因为随着世界格局转向冷战和后冷战，地区冲突和种种问题有了新的背景和含义。尽管实质上殖民主义印记仍鲜明存在，但它被新的议题遮掩。

　　1974年，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因日本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获奖。核不扩散当然是和平奖委员会最关注的议题之一，嘉奖一位日本政治家也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但“和平”在佐藤这里是个极为窄化的概念。佐藤大概是战后最没有反省意识、也最为反华的日本首相。他任内11次参拜靖国神社（此纪录尚无人打破），并极力使正趋转好的中日关系迅速恶化。暧昧的“无核”态度，不过是争取美国对日本在东亚的扶植。当然，这些与东亚和平密切相关的事，与诺奖委员会的“和平”无关。20世纪60年代以后，和平奖委员会开始把与民权相关的议题（如种族平等）纳入“和平”的范畴。但表面上扩大了的“和平”概念，仍然是康德主义理想的延续，并未触及产生冲突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过去一样，和平奖致力于把一种局域性的和平概念推广到其他区域。只有符合这种绝对理想的行为和口号，才被承认为“和平”。至于当地社会的实质稳定与发展，绝大多数人群的实际福祉，则并不必然在和平奖的考虑范围内。冷战和后冷战时代，和平奖的目光不再聚焦于欧美了，甚至在1989年和2010年两次“眷顾”中国。但是它那种对中国自身状况毫不关注、也毫无兴趣的方式，怎么看都和1906年那次没有本质区别。

　　和平奖历史上，唯一拒绝领奖的人，是越南外交家黎德寿。1973年，因为参与越战停火谈判并签署《巴黎和平协约》，他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同时获奖。黎德寿拒绝的理由，在今天听起来别有一番意味。他认为，越南尚处战乱，离所谓的“和平”还远得很。

　　其实，和平与“和平”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拉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