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在政府垄断格局下讨论公平 无异于阿Q画圈

2010年11月24日 04:53新快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许小年：我们现在大步往回走 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许小年：国资委原负责人忠于皇上不忠于民众
许小年
眼下热议一个话题，限制垄断行业工资与福利。民众抱怨有理，你有资源、政策和市场优势，没有付出额外艰辛，亦未承担更大风险，轻松稳当赚这么多钱。讨个公平是正义之举，但纠缠于你我工资之差则像阿Q画圈。阿Q之悲剧，不在用尽平生之力画圈，而在不问判决的曲直缘由。
破坏公平者看似垄断行业，实为行业垄断。应该讨论的不是“凭啥你的工资比我高”，而是“凭啥你占的资源没我的份儿，你享有的政策我沾不上边”，在政府垄断的格局下讨论公平，无异于阿Q的完美圆圈。
成品油价涨多降少，中石化最赚钱，百姓出行成本水涨船高。此事本应好好理论，学者却去认真比较中美，以此证明国内价格过高，将批评引向官定的价格，而不是价格的官定。
赵太爷偷着乐，看秀才们怎么画圈。
市场经济中，政府根本无权管制价格，若要强行干预，必须按《价格法》进行公众听证。如今成品油价就像政府股掌上的玩物，中石化又是嫡出之首(国资委前负责人说，央企是“共和国长子”)，油价涨多降少本为题中应有之义。你去与虎谋皮，已经憨得可爱，还要计较一尺还是八寸，岂非愚不可及？
新股发行制度，记不清改了多少次，市场乐此不疲。从未有人问：新股发行需要制度吗？农民卖萝卜，从不上报发改委，卖多少、哪里卖，全看自家方便。企业卖股票也是它的经营自主权，有人愿卖有人愿买，凭什么你横插一杠，非要审查都督的板子和将军的屁股？
地方政府要收房产税，财政部说此事归我管。收钱的争吵不休，交钱的袖手旁观。只有一两个不识时务者，觉察个中蹊跷：从百姓口袋里掏钱，怎么伸手的人反而牛气冲天？拿人家的钱，好赖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人代会上走个程序吧？
集体土地征收中出现诸多问题，例如补偿标准过低，失地农民生活无保障，暴力强征等，据说有关部门正酝酿立法解决。其实根源是现行土地制度，用抽象的“集体”替换具体的个人，土地实际控制权便从农民转到官员手中，官大人想征就征，想怎么征就怎么征。
统计局发布经济数据，各路神仙评得煞有介事。你说经济强劲反弹，他讲通胀温和可控，至于数据真假则无人过问。
画圈的例子俯拾皆是，赵太爷源远流长，阿Q也未因小尼姑咒骂而“断子绝孙”。
谁之过？因为有赵太爷，阿Q一生凄惨；因为有阿Q，赵太爷坐享威权。
(转自人民网 作者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苏小和：政府像个大公司导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
2010年11月23日 12:17凤凰网财经【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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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 财经作家
近日在上海逗留，近距离倾听某高官谈及上海经济模式，提到了“上海是个大公司”的概念。他承认如此定位属于贬义，至少在政府和企业分工的层面上说不过去。越两日，我又听见一名相当知名的企业家说，上海的私人企业发展空间良好，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这些年上海的官员寻租问题并不普遍，仅仅是个别现象。
我相信这位企业家不顾最近几年上海官场腐败案件层出不穷的事实说出来的昏话，仅仅是为了迎合领导上的欢心。他要在这座城市经营企业，没有领导的支持，是绝对不可为之的事情，因此企业家必要的妥协尚在情理之中。我无意深入挖掘这家企业到底和政府存在什么关系，而是愿意越过这些既定的局面，去历史里刨材料。有人说得好，看不清当下的时候， 就去翻翻历史。是的，历史，我只是想知道今天的局面，比历史究竟进步了多少。
事实上，政府是个大公司的局面，早在清朝后期就相当醒目，尤其是洋务运动时期，清朝政府对这种公司化的运作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众所周知，洋务运动是一次失败的原始资本主义运动，但围绕着失败的原因，则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其二则是清朝政府的国家公司模式使然，朝廷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洋务运动，破坏了私人企业的发展。
我个人基本赞同第二种观点。按照费正清的史料记载，当时的清朝政府的确像一个巨大的公司，其具体手段则是运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政府利益，并反向损害社会利益。比如朝廷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等形式，直接与民争利；没有成立私人企业的自动注册制度，大量非国营企业需要有权官员的批准和保护，而大量的政府官员则利用其特权直接从官商勾结的私人企业那里索取利益。
在制度意义上，官商勾结正是清朝后期经济运行的主要态势。这种局面看上去气象宏大，热闹非凡，事实上却带来了非常糟糕的后果。最明显的特征是完全无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整个经济主要是为政府和一部分特权阶层生产，因此市场狭小，分工不能继续加深，生产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
无独有偶，我看到18世纪的法国也呈现出这种国家主义的公司结构，与之相反，当时的英国，则是一个市场化分工比较充分的国家。两个西方国家在当时的差距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法国人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官商勾结成为经济的主流，国内暴力活动频繁，革命之声此起彼伏，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坏的资本主义的典型；而英国则税法公平，收入分配公平，中产阶级具有良好的购买能力，经济为全员生产，被史学家称为好的资本主义典型。正因为如此，虽然英国的人口和面积都小于法国，但英国的市场容量却远远大于法国，人均收入高出法国30%。
这就是公司利益制度被放大到国家主义层面所带来的沉重代价。18世纪的法国政府迅速被后来的大革命推翻，清朝的洋务运动则偃旗息鼓，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财富灰飞烟灭，人民跌入深深的赤贫状态。经济在这里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中国历史出现了罕见的尴尬：既退不到单纯的农耕时代，却也不能走进市场体系之中，中国人从这个时候开始， 整整耽误了100年之久。
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应当怎么办？第一层面的工作，应该是用历史比较当下， 看看今天的经济态势比过去进步了多少；其次则是要反思， 要努力回到常识，回到市场的基本规律上来。市场分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双向的错位都会破坏发展。由国家主义主流话语衍生而来的经济格局，表面看起来宏大、崇高，但结果却可能是一堆由沙子堆积起来的摩天大楼；企业过于关注政府利益，必然丢失到更加重要的自由竞争，最后导致企业仅仅是政府的门下走狗。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避免历史再一次走到陈旧的错误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