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中国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作者：蒋铁刚
问：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从去年年底开始，一些单位和媒体就酝酿召开了各种回顾和研讨活动，从不同的角度对过去的这30年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反思，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3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
答：时光过得真快，转眼之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进行了整整30年的时间了。对于中国来说，过去的这30年可谓弥足珍贵，是含金量极高的30年。如果用简单的几个字来概括一下这30年给中国带来的变化，那就是“翻天覆地”。不论是从变化的性质，还是从变化的程度来看，用这几个字来概括都是恰如其分。如果再深究一步，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变化？或者说，过去这些年中国究竟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答案也极其简单，那就是“邓小平道路”。
问：是不是就是官方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答：大体相似，但也不完全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尤其是没有以后的时间界限的限制，而“邓小平道路”是专指过去的这30年中国所走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含义，从内政方面说，就是中共十三大所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外交方面说，就是全面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世界。
问：邓小平被人们尊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答：提到邓小平，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猫论”和“摸论”。“猫论”借用的是他的老搭档刘伯承的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摸论”借用的是陈云的话，“摸着石头过河”。由此，人们通常把邓小平看作实干家，是个搞操作的人，不是搞系统性东西的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现在如果我们回过头去观察这过去的30年，就可以发现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关于国家未来发展的原则框架方面就已经定型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有这么4件事情：
一是在1978年11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邓小平个人出面提议，修改会议的原定议题，讨论一下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当时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赞同的情况下予以认可和接受。随后，邓小平的这一提议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深入讨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定案，变成了全党的根本指导方针。
二是1979年1月邓小平应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当时邓小平已经是七十好几的老人了，但是他仍然说，访问美国我一定要自己去，去了美国我这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邓小平之所以对这次出访如此重视，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它国家开放都没有用。
三是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四是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把这4件事情放在一起通盘地看，就不难发现这就是后来中共十三大所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可见，邓小平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不管他一时口头上怎么说、表面上怎么做，他内心的方向感其实是非常强的，就是要把中国带到他所希望的道路上去。
问：他后来又特别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答：应该说，邓小平对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是认准了的，是铁了心的。因为在他的头脑中，除了自己的这条路之外，“走其它的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所以“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问：邓小平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呢？或者说，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答：邓小平最大的出发点，就是发展经济。如果完全换成邓小平自己的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经济“要尽可能搞快点”，因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因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坚持改革开放就是“不争论”，因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两个基本点”，一个针对右，一个针对“左”，目的就是要保“一个中心”。邓小平对国家的落后有着痛彻心扉的认识，有一种让国家快速发展起来的焦虑感和紧迫感。
问：后面的事情，就是邓小平利用自己的政治资历和政治经验，去在实践中贯彻自己的道路了。
答：纵观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我们大致可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为分界线，将邓小平道路的贯彻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由于在决策层内部一直存在着坚持改革的市场导向的一方与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一方的争论，所以邓小平道路的实施并不顺畅。作为最高平衡者的邓，其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利用前者搞改革开放，利用后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然而，吊诡之处在于，由于当时政治经济的联动效应，邓在利用前者搞改革开放的同时四项基本原则容易受到动摇，在利用后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改革开放又容易出现倒退。于是乎，在这一阶段就出现了“扭秧歌”的现象，进两步、退一步，或者说像有些人总结的逢单年反右、逢双年反“左”的问题。
问：“扭秧歌”的一个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关于经济体制的提法，一开始叫“计划经济”，后来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后来叫“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间绕了一个大弯。
答：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在决策层内部已经不再存在原则性的分歧，邓小平道路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时期，打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顶住了多份“万言书”施加的压力，经济维持了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各项经济改革措施继续推进，以“三个代表”的提出为标志实现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处理了体制外的挑战政府权威的事件，对外开放步伐没有因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南海撞机事件而受到干扰，还于2001年底顺利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执政之后，在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过去所走的道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将科学发展观作为执政的总方针，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又快又好的发展势头，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问题，在2004年至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毫不含糊地做出了继续改革开放的表态，还归纳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问题。
问：中国能走到今天，经济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回想一下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当时的那种状况，摆在前面的有多条道路、多种前景，没想到大浪淘沙，最后出来为中国掌舵的是邓小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幸运。
答：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大政治家，他们在个性方面，甚至在具体的做事方法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毛泽东在“***”初期横渡长江，邓小平在改革初期登临黄山，这两件事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们晚年所作所为的结果却是那样的不同。毛泽东晚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下定决心，割袍断义发动“***”，搞了10年，结果在自己去世之后被彻底否定；邓小平晚年搞改革，从1978年底算起到1989年11月退休，差不多也是10年的时间，结果在自己去世之后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贯彻。
问：和“***”的大张旗鼓相比，邓小平搞改革似乎有些春风化雨的味道，不声不响，但过上一些年头，等你再回头看时，就会惊讶地发现：中国完全变了！
答：这就是邓小平的过人之处！邓小平的功绩不仅是表现在内政方面，也同样表现在外交方面。有人曾经总结说，过去中国的外交是“十年一变，逢九必变”：1949年向苏联“一边倒”，1959年开始同苏联分道扬镳，1969年反苏压倒反美，1979年同美国建交。这种大幅摇摆的外交在邓小平主政之后就被完全定型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全面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世界。
具体地说，这句话有四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中国自己决不当头。在邓小平主政之初，还是沿袭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个理论大致的意思是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没有那么富，原子弹没有那么多，属于中间派，是第二世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这个理论应用到外交政策上，就是中国应该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这其中，就隐含着中国要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当头的意思。当然，这个外交政策事实上并没有付诸实施，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到中共十二大的时候也就不再提了。
问：第三世界的概念还是保留下来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同义语。
答：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风云变幻，这时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邓小平看到这个苗头后，直接告诫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的这一思路始终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和执行。
其次，中国不和任何国家结盟，与美国分庭抗礼。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代，中国坚决的与苏联拉开距离。在1979年邓小平主政之初，中国就针对苏联当时的盟友越南，进行了一场自卫反击战。80年代初，中国明确提出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再“以苏划线”，以通过中苏关系的改善增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回旋余地。但与此同时，中国又提出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量驻军，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武装入侵阿富汗。应该说，这“三大障碍”的门槛设置的都是非常高的，有的还和中国并不直接相关。其目的，就是要保持中苏关系的限度，使得中苏关系的改善不至于从根本上冲击到中美关系。所以，直至1989年5月，在冷战已经接近尾声、美苏已经由对抗转为对话的大背景下，中国才通过戈尔巴乔夫访华，最终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要知道，在8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恢复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内要求大幅拉近中苏关系，要求中苏关系超过中美关系的声音也是有的，但邓小平不为所动。一个明显的例子，1984年底，在50年代担任过苏联援华专家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访华，多位老一代的中央领导人都与他见了面并亲切拥抱，但邓小平没有出面。
在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之后，中国就更不可能和其它国家结盟，与美国搞对抗了。非但如此，对于这些年被美国点名列为敌人和对手的少数几个中小国家，中国在与它们发展关系时其实也非常谨慎，包括与中国关系亲近的朝鲜，大家都注意到，在2006年10月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实施核试验后，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使用了“悍然”这样的激烈措辞。
问：不与美国搞对抗只是中国的底线。
答：确实，30年来中国一直是把对美关系当作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来处理的，这就是上面那句话的第三个含义了。尽最大限度稳定中美关系，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可谓一以贯之。
我们前面提到，在1979年邓小平主政之初就亲赴美国访问，他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考虑，那就是实践证明，二战之后跟着美国跑的那些国家基本都发展起来了。中国虽然不是要跟着美国跑，但搞好中美关系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无疑至关重要。这一点，在1989年美国带头对中国实施制裁的情况下，邓小平都没有发生丝毫的动摇。他对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说：“你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他还苦口婆心地劝说：“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最后，他带着非常感性的口吻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为早日结束中美关系的不正常状态，邓小平还主动提出了一揽子的方案和建议。
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时期，中美关系风波不断，其中比较大的事件就包括了“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和台海危机、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等。在处理和解决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中国从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着想，均保持了足够的克制，做了比较大的让步。对此，作为亲历者的钱其琛在2002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在中美关系得到发展和改善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当中美关系遭遇曲折、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牢牢掌握我们在中美关系中的主动权。我们要斗智斗勇，但是不要斗气，不图一时之痛快，不争一日之短长。苏轼在《留侯论》里边有这样一番议论，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也就是说，不要碰到一点挑衅就气愤得不得了，就头脑发热要“挺身而斗”，这其实“不足为勇”。真正勇敢的人会冷静观察、仔细考虑，因为我们“所挟持者甚大”，我们的志向很高远。苏轼赞颂的是西汉的张良，而我们当然应该比两千年前的政治家有更多的智慧。
到2002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执政之后，中美关系就平稳多了，总起来看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波折，在台独问题、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等方面还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就是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虽然中国表达了反对立场，但由于分寸拿捏的比较好，两国关系并没有因此受到实质性的影响。
问：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为了保持这些年中美关系的稳定势头，中方提前向来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赖斯打预防针，赖斯表态说，布什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推进美中关系，并帮助下一届美国政府充分了解保持美中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性。
答：上面那句话的第四个含义，就是中国要与全球化的世界接轨，加入西方国家主导成立的国际组织，遵守西方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在过去，中国是有过另起炉灶的想法的，比如“踢开联合国闹革命”，要以新兴力量运动会取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等。最近这30年，虽然中国领导人不时地提及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其含义决不是要将现有的国际秩序推倒重来，而是要在保持现有的国际关系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良。比如对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谁都知道它们的制度设计不合理，连领导人都是事先分配好的，美国出一个，欧洲出一个，但中国的态度是先加入再说，加入后再寻求不断地增加所认购的股份，不断地增加投票权。对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态度也是如此，从1986年7月提出申请，到2001年底正式加入，前后经历了15年的漫长时间，用朱镕基的一句形象的话说，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了，虽然这个过程如此艰难，但中国从来没有想过要中途放弃。
问：现在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全面融入世界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答：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一句非常形象的口号，叫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口号虽然只是一个体育口号，但如果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角度借用一下，似乎又有着某种承上启下的味道。迄今为止，这个世界仍然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中国历经30年的努力，终于融入了这个世界，可谓“同一个世界”。但这仅仅是个开始，要想达到“同一个梦想”，需要中国付出比过去更长、更多的百倍、千倍的努力，对此，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这是需要我们着重关注的问题。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