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不见的小岗村

“一个小型的县委县政府”

你看不见的小岗村

文/潘滨
<<新周刊>>第312期



《小岗村的故事》说出了事实的真相，但这只是真相的十分之一。严宏昌如是说。



　　陈桂棣、春桃夫妇是连夜逃出凤阳县小岗村的。

　　他们有一个为人熟悉的身份——《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当时，他们租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奔突十五里路，从小岗村来到小溪河镇。在镇上的私人招待所，他们急忙收拾好半个月来整理的访谈资料，“万幸，这些东西还没有被劫走”。陈桂棣稍微松一口气，然后找来一辆出租车，不问价钱，直接奔向邻市蚌埠。那是陈桂棣的故乡，相比滁州市凤阳县，他感觉跑出了“别人”的地盘。

　　小岗村，一个被写进教科书的地方。几乎所有改革开放的故事，都要从这个村子说起。十八个农民趁着夜色，召开秘密会议，签下生死协定，把土地包干到户，不仅结束了本地讨饭历史，还揭开了中国土地改革的序幕。可是，外界津津乐道于那个传奇故事，却不清楚如今的小岗村早已停滞不前。在金光闪闪的名誉背后，小岗村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招商引资的“钓饵”。

“一个小型的县委县政府”

　　在陈桂棣和春桃的最近出版的新书《小岗村的故事》里，引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当年万里考察小岗村，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这里可以随便看吗？得到肯定回答后，他高兴地说，你们跟大寨不一样。去大寨，只有一个固定的进村路线，有专人引导，按指定地方去看，碰到岔路口，会有一个牌子，上写“行人止步，谢绝参观”。你想跟大人、小孩谈话，一般都是闭口不语。

　　没想到，三十多年后，时空轮回。陈桂棣、春桃在小岗村遇到和万里在大寨几乎一样的情形。在老生产队长严俊昌家门口，一位镇上的干部大声呵斥：你们是干什么的，有介绍信吗？小岗村是不可以随便采访的！在“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家里，他们接二连三地接到县委宣传部打来的电话，要求他们到办公室“沟通”，在遭到多次拒绝之后，措辞严厉地质问：中国还有自由作家吗？

　　2002年，陈桂棣和春桃在写《中国农民调查》时，曾来过小岗村。当时的印象是，房屋简简单单，与淮北一带的农村相差无几。他们采访了当时遭到检察院审查的村长严宏昌，请他针对当时农民负担问题发表了看法。

　　时隔七年，他们又来到小岗村，是为了已经准备两年的“中国农民工调查”。他们想知道，作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是不是面临着中国其他地区同样的问题。使陈氏夫妇感到惊讶的是，在那里，他们碰到最多的不是小岗人，而是各级政府的驻村干部，以及来这里“淘金”的大学生村官。

　　他们注意到，除了安徽省财政厅下派的干部沈浩，县里还派来了不下四十人的队伍。既有来自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人员，也有来自工商、税务、水务、邮电、供电、城建部门的干部，甚至还有宣传、组织、妇联、共青团方面的干部。总之，县里有什么机构，这里就会有什么人员。村民跟他们开玩笑说，这里其实已经是一个小型的县委县政府。而真正的小岗村民，许多都外出打工了。

　　“你想不想听小岗为什么发展不起来的故事？”在村中走访多日之后，有村民如此询问陈桂棣夫妇。这激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在大概了解事情缘由之后，他们暂时放下关于农民工的调查，开始深入了解小岗村背后的故事。“遇到好题材，我能感受到身体的颤动。”陈桂棣回忆说。

　　当年按手印签下“大包干”投名状的十八位农民，如今只剩十二位。陈桂棣、春桃一一走访了他们。倾听当年他们的激荡故事，还不忘询问当下发展的瓶颈何在。当调查采访进行到第十五天，他们开始感受到各种阻力，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离开小岗之后，他们又到合肥和北京，寻访了当年的省委书记王光宇、当年的地委书记王郁昭、万里的新闻秘书张广友、当时的省农委主任周曰礼、时任省农委副主任的吴昭仁等老领导。在写作期间，为了追问和核实真相，他们又电话采访了小岗村的多位村民。“光电话就打了两千多块钱。”陈桂棣说。

　　2009年10月，《小岗村的故事》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版，引起各方关注。自陈“只写是非，不论是非”的该书，还是惹来是非。该书的描写对象之一，当年大包干的参与者严俊昌向出版社发来三十三条“失实”声明，指责该书内容存在事实性错误。

　　严俊昌是严宏昌的堂哥。在两位作家的印象中，严俊昌是一个“魁伟、红颜鹤发、气度非凡的男人”，“权力可以改变一个人”，“原本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大人物、大场面见多了，陶冶得大气凛然，令人敬畏”。三十三条声明中，陈桂棣、春桃只承认三处技术性失误，如把严俊昌的三儿子写成了四儿子等。“其他的指责全部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证据和详情都能在书中找到对应。”

　　“严俊昌也有朴实的另一面，我们每天坐三轮车往返于镇上村里，有时候他就跟我们搭同一辆车去买菜，他就像一个普通老农一样。”春桃说，“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路过严俊昌家门口，他总是招呼我们到他家去吃。”

　　电话里，严俊昌自称没有文化，基本不识字。但他发来的三十三条声明，虽有重复和语焉不详之处，但总体上工整有序，暗藏锋芒。在声明发出之后，他又给采访过他的记者发去短信，称该书在凤阳已经被禁止出售。

　　“他连手机都不会用，怎么来发短信。”在北京创业的小岗村民严余山是严俊昌的堂侄。“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出主意。”陈桂棣说。而这些人，为什么不希望小岗的真实情况被传播出去呢？这就要从严宏昌的创业故事说起。

“金字招牌”的十分之一真相

　　记者在北京见到了严宏昌。在朝阳路的一家酒店，朋友们正在庆祝他六十周岁的生日。这位领导了当年“大包干”事业的“超级农民”，显然很注重自己的仪表，身上的西装整洁得体，连白衬衫最上面的一个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头发一丝不乱地抹向后面，说话含蓄，举止优雅，即使是服务员给其上茶，他都客气地欠身致意。

　　严宏昌说，《小岗村的故事》说出了事实的真相，但这只是真相的十分之一。还有更多耸人听闻的故事没有向外披露。“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包括很多记者，但没人敢说。”严宏昌说上海一家报社的记者，被赶出小岗村后，从田地里潜回村子，找到农户家采访。春桃也回忆道，《小岗村的故事》初稿里也写了一些这样的故事，但是为了出版安全，做了大幅度删节。

　　陈桂棣说，我们惊异于他的记忆力，过去很多年的事，他都还能记起细节，说起话来不愠不火，像讲述别人的故事。

　　1978年，当严宏昌带领村民突破禁区，搞包干到户时，遇到政策阻力。当地政府不但免了他队长的职务，还差点把他抓起来。这之后，严宏昌作为“大包干”的带头人，虽时常受到中央和地方领导接见并介绍情况，但一直没有恢复职务，他的入党问题也搁置下来。

　　从1984年开始，小岗村就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被削职为民的严宏昌又动起脑筋，寻思着要把工商业引进小岗村，利用小岗的社会资源，兴办企业。他跟堂兄严俊昌的矛盾，就从要办轮窑厂开始。当时，严宏昌起草了详细的工程计划书，又跑到县里争取来八十万的贷款，要在村里的荒地上烧砖，办轮窑厂。

　　但此事遭到村里很多人的反对，严俊昌认为农民的本分就是要种地，钱要从地里出。于是轮窑厂在众人的压力下不了了之。既然不能以集体的名义办厂，严宏昌就准备单干。他自费跑到郑州、上海、浙江学习当地农民的创业经验。第二次从浙江回来之后，严宏昌买回两台再生机，在村民严立华的茅屋里办起塑料制品厂，不久就赚到第一桶金。

　　好事不长，县里领导亲自来找严宏昌做工作，要求他暂停办企业。因为小岗村是农业改革的示范村，不能够出乱子，坏了典型。而就在这时，三儿子严德锦生了一场大病，夫妻俩在医院守护一个月之后，回到村子，发现自己的两台设备已经残缺不全，横遭破坏。他的第二个企业中途搁置。

　　办工厂不成，严宏昌又相继干过粮食贩运和鸭子养殖。当时粮食大幅增产，连年丰收，“卖粮难”成为当地农民的新问题，严宏昌就把粮食收上来，偷偷运到温州等地去卖。妻子段永霞也看准时机，买来鸭苗，办起副业，严宏昌陆续把上万只鸭子贩运到南京等地区销售。当时来参观的日本客人看到他们家中养鸭，提出投资帮他们兴建养殖场。日方承诺一期投资一千万日元，二期投资两亿日元。只是这些钱都没到小岗村，一期投资被县畜牧局拿去盖了种子销售中心，为了吸引二期投资，在日本客人再次来考察时，畜牧局甚至借了两万只鸭子放在池塘里。

　　1991年，严宏昌在上海舌战主政“吊销事件”的工商局长，为上海的民营经济说话，受到当地工商业者的欢迎，当时就有企业家提出帮助小岗村办厂。上海市经委也准备援助小岗村，提供一百头种猪和十五万资金，兴建一个养猪场。谁料，上海的援助还没运到，大家就为谁当厂长、谁当会计争得不可开交，最后无法达成一致，猪和钱款被县农业局拿走。

　　不甘心的严宏昌准备走出村子，在上海企业家宋富豪的帮助下，他去县上注册了“小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然后在小溪河镇相继办了三家工厂——米厂、食用菌厂和工艺被服厂。好景不长，镇领导却以“镇里还没有一家像样的企业”为由，强行收归公有，并委派了新的工厂管理者。此后，小岗村与张家港长江村结成对子，先富起来的长江村计划建设“小岗工业园”，不过，园内项目还没开工，各个企业就被凤阳县拿走，企业建在了县城里。最后，退隐之后的严宏昌和儿子在自己家办的酒瓶盖厂，又被一包炸药夺走。

　　“我们可以看出，小岗村成了一块金字招牌，用来吸引投资，但是资金和设备来了，却被其他地方拿走。”中央编译局高新军研究员说。

　　学者吴思则给出另一个“自创公式”：“办企业是要有成本的，但除了应有的创业成本，严宏昌这里又增加了很多成本。养鸭子被指污染环境，这是环保成本；吸引来投资被基层政府拿走，是为抢劫成本。不仅是乡级政府抢劫，县级政府抢劫，各个部门只要有抢劫权利的都来抢劫。于是创业成本+合作成本+环境成本+基层政府成本+中央政策成本，一系列的加号可以一直加下去……”

　　陈桂棣说：“听严宏昌讲述那段坎坷的创业故事，我们恍惚觉得，他是在讲西西弗的那个神话，一次次把石头推上山，又都滚了下来，到如今小岗村仍没有一家企业，大多数村民也没富裕起来，外出打工成为他们致富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