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世界潮流————戊戌变法百年祭感言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2008-06-11 14:16:29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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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
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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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1998年4月3日南方周末）
今年是戊戌变法１００周年。
过去的１００年，中华民族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所经历的沧桑巨变，比秦汉以来的２０００年还要重大而深刻。在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刻，回顾近１００年来的风雨征程，我们总结出什么样的历史启示，对中华民族的存亡兴衰至为重要。　　　１８９８年：甲午中日之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与“中体西用”道路的破产；在寇深祸亟的危机面前，以康梁为首的志士仁人决心以强敌为师，“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然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族贵族顽固派猜忌维新志士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满族贵族一族之天下）”，竟然将中华民族变法图存的希望浸灭于血泊之中，“百日维新”
被血腥镇压。谭嗣同在菜市口的刑场上慷慨授首时，除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一腔孤愤，支撑他不为刽子手的淫威稍慑精魂的，是他以热血唤醒国人变法图强的殷切期盼。
１９０８年：“八国联军”的炮火已无情毁灭了顽固派利用“民心”御敌而固守祖宗法度，依旧南面称尊的如意算盘，更加上庚子之变以来“排满”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强大压力，清廷不得不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议院选举法要领等，“不用其人用其政”，允诺实行比康梁当年更“激进”的变法。
１９１８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所谓“战胜国”的中国，在列强眼中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伙计……１９２８年：早已按捺不住鲸吞中国的狼子野心的日本强盗制造了“济南惨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１９３８年：日寇大举进攻中国，台儿庄血战，花园口黄河决堤，古城长沙火光冲天……千百年来妄自尊大的“天朝”子民，在先行“开港”的蕞尔岛国来的“倭奴”铁蹄下呻吟。
１９４８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三大战役，粉碎了独夫民贼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以实现“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黄粱美梦……１９５８年：揪出了５５万“右派”分子后的中国，似乎成了政治真空，可以无阻力地“超英赶美”，奔向共产主义天堂了，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大放“卫星”；接下来，是哀鸿遍野，饿殍载道……１９６８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全国山河一片红”；并没有被废黜的国家元首刘少奇，此时被关押在何处呢？当他听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式给他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恶谥时，想说些什么呢？无人知道，也鲜有人想知道……１９７８年：中华民族将永远铭记这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年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标志着“文革”十年浩劫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终于走出了百年迷途，开始踏上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大道。
１９９８年：经过近２０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提高；亿万人民坚信只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动摇、不松劲、不折腾，团结奋斗，就能实现中华民族数代人苦苦求索的民富国强梦想，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回首风云激荡的百年史，研讨成败得失，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至浅又至深的心得，即孙中山先生的总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诸君子要变的是严“夷夏之防”的祖制，让“中国”适应世界。１９９８年“两会”期间，江泽民在参加广东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顺应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潮流、大趋势，把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新华社３月９日电）。顺应世界潮流，就要变革中国的现状，“变则通”。这不仅是百余年来中国社会贤达的共识，也是一条为中华民族百余年的奋斗史所验证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闭关锁国，妄自尊大，自外于世界潮流，无异于自速其祸，自取灭亡。
与人类社会３００多万年历史相比，今日各民族、各国之间数千年数百年间拉开的发展差距与文化差别，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假如真有外星人，在他们眼中地球人类的体型、心性与智慧能有多大差异？这样讲并不是要否定“国情”对各民族国家发展的制约性，而是说，我们讲“国情”只是提醒自己别忘了从实际出发，采取务实的有效的发展方略，不能以此为口实划地为牢。
讲“中国特色”，我想，也不是说我们可以自外于世界潮流，自给自足，我行我素，而是要求我们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走出适合中国的发展路子，百川归海，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有那么些人“天朝上国”的美梦不醒，妄自尊大的心态依旧，不遗余力鼓吹中国儒教文化具有永远引领万邦的生命力，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存在中国要顺应世界潮流的问题，而是相反。这些人自然不肯正视“戊戌变法”正是儒教文化及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破产后的反应，却抬出新加坡等所谓“儒文化圈”内国家作范例来证明中国固有文化的优胜。其实，新加坡等国的成功与儒文化并不相干；恰恰相反，它们所取得的成就正是顺应世界潮流的结果。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８日，新加坡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曾向非洲１４国领导人介绍了新加坡的七条发展经验（重要的治国原则），没有一条涉及什么儒文化，倒是有３条直接谈到“自觉地继续贯彻过去（搞市场经济）的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与世界经济接轨，“当传统的智慧不符合理性的分析和本身的经验时，新加坡就会加以摒弃”。
今天看来，所谓顺应世界潮流，举其大端似乎可以归纳为：在外部关系上，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非殖民化浪潮、冷战及其结束，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潮，我们应当学会以对话代替对抗，抓住机遇办好自己的事。在国家内政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尽可能避免滥用行政权力控制经济运行，以形成良性循环的经济发展机制；真诚地相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把科教兴国的战略落到实处，永不再干敌视知识分子、践踏教育规律、搞愚民政策的蠢事，警惕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弱化民族心智的国粹主义、神秘主义、蒙昧主义；确立“人民本位”的政治原则，积极进行民主与法制建设，一切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都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必须接受公众监督，依法治国；提倡自由、宽容的精神，维护人的尊严和思维权利，容许思想文化的多样化存在与发展。
所谓顺应世界潮流，并非一厢情愿地去当什么世界公民，也不意味着对什么主义和文化的“归顺”，而是我们反思历史又审时度势作出的理性选择。当今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真正的爱国者就应当胸怀天下，以全球为舞台，参加全人类的“竞技”，为中华民族争光荣，进而为人类社会增福祉。还不知“鹿死谁手”，我们岂能没出息地不战而败，对世界潮流坚拒固斥，再作躲进土围子里成一统，关起门来称大王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