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黄昏：回到戊戌变法历史现场

余音新著《百年黄昏：回到戊戌变法历史现场》出版



余音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实说历史，提出“戊戌政变其实并未发生过”、“戊戌变法果真失败了吗”、“究竟谁是戊戌变法的领袖”等一系列颠覆性问题，让我们早已定格在固有理论中的大脑进行重洗再重洗。作者认为回到历史现场看历史，才有可能拨开尘埃，抛弃陈见，真正看清历史真相，参透历史真谛。同时作者通过翔实考证，重点揭示了中国改革家楷模孙家鼐的历史功绩，全面、具体地肯定了其历史性贡献，填补了历史空白。

附录一：《百年黄昏》内容简介
倡导一个理念：回到历史现场看历史，才有可能拨开尘埃，抛弃陈见，真正看清历史真相，参透历史真谛。
推出一个人物：宋有王安石、明有张居政、清有孙家鼐（安徽寿州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创办人孙家鼐是戊戌变法成就最大的改革家，也是中国近代师表。
说明一个道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但是这面历史之镜必须明亮、保真。如果是一面哈哈镜，我们只能被“历史”作弄。
昭示一个梦想：戊戌变法是当今改革时代的前车之鉴，有识之士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改革进程。

附录二：《百年黄昏》目录
上篇：变法新说
第一章　戊戌政变其实并未发生过
第二章　戊戌变法果真失败了吗
第三章　翁同龢何曾“冒寒留南海”
第四章　戊戌事变导火索探秘
第五章　戊戌变法夭折是必然的吗
第六章　究竟谁是戊戌变法的领袖
第七章　戊戌变法研究应走出误区
下篇：人物新论
第一章　试论孙家鼐的七大历史性贡献
第二章　近世师表
——中国晚清改革家孙家鼐小传
第三章　孙家鼐年谱
后记

附录三：《百年黄昏》 作者简介

余音：安徽寿县人，1962年出生。曾为国家三级飞行员。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辽宁作协会员、大连作协理事、《家庭》《知音》《华西都市报》《报告文学》等多家报刊的签约作家，先后就读于海军飞行学院、海军政治学院、中国文化书院、辽宁文学院等。曾在（北京）海军政治部、大连市委宣传部工作，现在《东北之窗》工作，历任首席记者、专题部主任、执行主编。2001年1月以来，3次成为央视“实话实说”、中央台“午间一小时”等栏目的特邀嘉宾，多次接受媒体专访。2008年10月，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组织召开了“纪念戊戌变法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近年来，已在《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社会科学报》和《江汉大学学报》等发表有关戊戌变法研究论文四十多篇。主要从事《史记》和戊戌变法史研究、纪实文学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已出版《传销内幕揭秘》、《维和高官传奇》、《中国维和警察》、《特稿采写宝典》、《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等著作。

　　　　　　　　　　　　既是回归，也是超越

　　　　　　　——评《百年黄昏：回到戊戌变法历史现场》

　　　　　　　　　　　　　　　　　　　　　　　　　　刘莲

　　日前，《百年黄昏：回到戊戌变法历史现场》（简称《百年黄昏》，下同）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继去年的《特稿采写宝典》、《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之后，大连作家余音推出的又一新著。在学术专著出版越来越难的形势下，《百年黄昏》顺利面世，可喜可贺。

　　《特稿采写宝典》是一部纪实文学理论著作，《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而《百年黄昏》则是一部戊戌变法史研究论著。三部作品，三种类型，三个领域，余音岂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不务正业之嫌？细读《百年黄昏》，我认为，这种担忧是可以打消的。

　　文史哲不分家，曾经是中国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优良传统。过去，作家还有另外一个称呼：文人。什么是文人？可以做不同的定义，但基本的解释是文化人的简称，而且是专门从事文化产业或文学创作的读书人，才有资格被称做文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作家，哪一个不是文史哲全面发展的文豪？鲁迅，既有小说集《呐喊》、《彷徨》，又有专著《中国小说史》；胡适，既有诗文《尝试集》、《胡适文存》，又有专著《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郭沫若更厉害，诗歌有《女神》，话剧有《屈原》，史学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甚至还有甲骨文专著《卜辞通纂》、《殷契粹编》……可是，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许多文盲、半文盲者也被戴上了“作家”桂冠，混迹文坛，其作品，要么是自身经历的故事陈述，要么是道听途说、东拼西凑的故事新编。“不识字作家”走红一时，作家矮化为故事家，文学作品降格为思想文化艺术含量较低的故事集，“作家”不好意思自称文人，人们也对作家“刮目相看”，不再把他们视为文人。以致于连只有中学学历的著名作家王蒙都坐不住了，有感而发，大声呼吁“作家的学者化”。而“作家的学者化”，实质上就是作家回归到文人定位。

　　存在就是合理的。长期以来，作家逐步矮化为故事家，有极其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但是，当社会发展到大学生多的要“零工资就业”时代，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不识字作家”实在不好再滥竽充数了，作家回归到文人行列就是时代呼唤，“两栖”、“三栖”乃至“多栖”作家也就因此应孕而生。余音对此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并敏锐地捕捉到时代跳动的脉搏，不仅心动而且行动，在文史学者型作家道路上埋头探索，不断超越自我。在一些作家为了“千字千元”而拼命写特稿、编故事赚钱的时候，他已经悄悄地研究特稿及其纪实文学理论，并出版了专著《特稿采写宝典》；在一些作家靠胡编乱造历史故事兑换银子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尝试运用自己的纪实文学理论指导创作实践，并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在一些作家为了名利而耗费心机的时候，他又将创作《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所获得的研究心得陆续撰写成文，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社会科学报》、《文史月刊》和《江汉大学学报》上，并开花结果，最终结集出版了戊戌变法史研究专著《百年黄昏》。

　　《百年黄昏》由“变法新说”、“人物新论”两大版块、共10章、28万字组成，纵观全书，我认为，特色有三：

　　其一，研究理念新。古今中外，史学研究方法林林总总，千差万别。为什么一些历史问题见仁见智，争论不已，至今也难以形成共识呢？根本原因，就是人们使用的研究方法不一样。通过深入研究，余音发现，史学研究方法归纳起来有“四说”，即“戏说”、“自说”、“纸说”和“实说”。所谓“戏说”，就是把历史演义化、庸俗化、戏剧化，只要能够吸引眼球、赚取“银子”，就可以肆意篡改、曲解，甚至是编造“历史”。从文艺创作的角度看，这种方式无可厚非，但把“戏说”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则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后患无穷；所谓“自说”，就是作者按照自己的理解、认知，打着“一家之言”的旗号，把历史当作面团团，随意解读，难免坠入主观主义的泥潭。所谓“纸说”，就是作者从故纸堆里寻章摘句，从文本到文本进行纯理性推演，形成一定的观点，得出“结论”。表面上，这些“结论”言之有据，实质上却与历史真相南辕北辙。而“实说”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实说”历史有三层含义：一是立论所依据的史料，应该是经过认真辨析的信史。二是对可信史料的综合研究，不但要注意到该史料的本身价值，而且要注意该史料在当时的社会价值（即在当时语境下所产生的实际的社会效果）。三是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还要放回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加以检验，本着学术良知，按照学术规范，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地撰写、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一见解形成文字后，以《深入历史情境理解历史》为题，在今年8月14日的《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发表。正是运用了先进的研究方法，所以，余音才能推陈出新，在老生常谈的戊戌变法研究领域内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其二，结合时代紧。改革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人文学科，研究门类众多，但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与改革主旋律关系最密切的首推戊戌变法研究。位卑未敢忘忧国。余音主动地站在时代的潮头，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戊戌变法：在改革时机上，他认为，戊戌变法前夕，虽然内忧外患不断，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变法基础，但是，由于“大太后、小皇帝”现象客观存在，积极变法的光绪皇帝只是个傀儡，并没有多大实权，变法人才匮乏，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绝对强大，所以，戊戌变法的发动时机并不成熟；在改革节奏上，光绪皇帝性情急躁，政治智慧不高，又受到缺乏实际理政经验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书生的“大变”、“快变”、“全变”理论的影响，在103天的变法时段内，他“令如流水”、“书朝上而电夕下”，连续颁布了230多道除旧布新的上谕，结果，欲速则不达，许多变法举措不但未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还弄得上下人心惶惶，朝野鸡犬不宁，给顽固派扼杀变法提供了口实，使社会发展、进步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在改革家的界定上，他抛开陈见，从七个方面翔实地论述了晚清重臣、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创办者孙家鼐的历史性贡献，并指出宋有王安石、明有张居正、清有孙家鼐，而力行实政、不尚空言的孙家鼐才是中国改革家的楷模……余音希望通过对戊戌变法成败得失的系统剖析，能给当下读者以具体的启发和借鉴。

　　其三，学术味道浓。如果说，创作属于自选动作，那么，理论研究就是规定动作。创作可以自由发挥，而理论研究的课题是否新颖，论据是否充分，论证是否严密，结论是否经得起拷问，都有严格的学术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研究比文学创作的难度更大一些。《百年黄昏》以理服人，以证据说话，充满了浓郁的思辨味道。比如，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谁是戊戌变法的领袖”问题上，他采用寻根溯源的方法，从“果”到“因”，首次反推出了“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造神路径：第一步，在戊戌变法期间，由康梁等作秀、顽固派谣传，使康有为成为“焦点人物”；第二步，戊戌变法夭折后，康梁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长达16年的反复“炒作”，将康有为塑造成了戊戌变法“政治明星”；第三步，1911年，康有为以戊戌新政举措为基本依据，抛出了改纂、伪造的《戊戌奏折》，并成为众多人研究戊戌变法的“金钥齿”；第四步，建国以后，汤志钧等人将《戊戌奏折》中的康氏变法主张和戊戌新政列表排比，从而得出了光绪皇帝对康有为言听计从的结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神话从此诞生。这一见解写成《说“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不妥》一文，发表在今年4月20日的《北京日报》上；2009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予以全文转载。

　　其四，可读性比较强。作为一名记者出生的作家，余音已发表过不少诗歌、散文、小说和纪实文学作品。在《百年黄昏》中，他将记者的“新闻眼”与作家的“文笔美”有机结合，像“讲座”那样，采用有悬念的题目、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物化研究成果，诸如：“走进中华文明的历史库，就仿佛走进了东海龙宫，金银财宝卖弄风情，珍珠玛瑙挤鼻弄眼，焦急地等待着人们去赏识、认领。但我要提醒你的则是，金银财宝里面，混杂着高仿赝品；珍珠玛瑙中间，裹挟着沙石粪土……‘尽信史则无史’。哪些粘满尘埃的‘故纸堆’，未必都是历史的化身！”“1898年12月31日，北京城内，景山脚下，马神庙中，没有鼓乐齐鸣，没有红毯铺地，也没有贵宾致辞、‘领导’剪彩、代表发言……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默默地率领中学教习和160名仕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对着万世师表孔子的灵位顶礼膜拜。当时既无摄影，更无录相，开学典礼的情形，早已尘归尘，土归土，烟消云散了。幸运的是，报纸的记载还能找到，凭借白纸黑字，后人似乎还能若隐若现地看见当年的踪影”等文采飞扬的段落，随处可见。这样的行文，将枯燥的学术文章血肉丰满，文趣横生，使读者读起来有味道，放下后有嚼头。在一次戊戌变法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专家公开评点道：余音的论文生动活泼，情理交融，不像我们这些科班出生的研究人员，写出的文章总是自然不自然的带着一些“八股腔”，长了一副“寡妇像”。（作者单位：大连海军舰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