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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出标题：圈地运动促进了英国经济和政治进步
作者：2可器
南方都市报
史照可鉴
2010.11.22
中国大陆土地上每天都在发生着的那些血拆、强迁，以及最近在20多个省市流行的城乡土地增减挂钩、农民“被高楼”等事件，被人形容为“圈地运动”。在中国的语境里，“圈地运动”这个词是个有反资本主义意义的血腥词汇，但实际上，以这个词来借喻中国大陆的那些土地事件，实在是对后者的极大抬举。
发生在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那场“圈地运动”，被托马斯·莫尔描述为“羊吃人”，这句文学式发挥后来神奇地成了政治定性。可是，长达600余年的圈地运动岂能简单地浓缩成“羊吃人”这三个字?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不仅促进了英国农牧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政治进步。
伴随着圈地运动，英国农业土地的流转使敞田制被诺福克制取代，原来零碎分割的土地被平整和集中;机械和新工具被应用到农业中;三叶草和芜菁的引进，使土地只能在粮食与畜牧间二选一的情况被改变，实现了饲料-畜牧-农肥-粮食的良性循环。所有这些使英国农业和畜牧业得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位叫塔瑟的诗人曾写道：
“走尽天涯海角，
任凭你寻找，
有哪里能比圈地更美好--
生产更多的牛羊肉，
最好的谷物、奶油和干酪?”
而我们看看大陆当下的所谓“圈地运动”，则是一场完全与农业无关的事情，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得不到任何的促进作用。恰恰相反，最近流行于20余省市的农民“被上楼”，使农家远离了庭院、田边、地头，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连农家肥的收集和使用都成了问题“连喝口水都要花钱”了。
英国圈地运动虽然造就了众多失地农民，但也催生出了人类史上第一部《济贫法》。以今天的标准看，这部法律当然远非完善，但至少它在数百年前就开始向那些因圈地失去土地又无劳动能力的流民提供救济，使王朝统治者向着责任政府的方向迈进，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而在我国，人们没有看到对失地农民和“上楼农民”的制度性救济，看到的却是无数自焚、暴力和安元鼎这样的专业截访公司。
那些当年在圈地运动中发了财的英国乡绅有产阶级，不仅将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而且担任治安法官和教区职员等地方官员，由于他们由地方推举且往往不拿薪水，所以具有难能可贵的独立性，这使他们虽为王权的代理人，但又能维护地方自治的传统，并一步一步地促进司法的独立。当1640年代条件成熟的时候，他们成为推翻王室专制的领导性力量之一。这些圈地运动的既得利益者没有白白赚取农民的财富，他们承担了历史的使命，回报了整个国家。
与英国不同，大陆这场新圈地运动最大的受益者却众所周知是各级政府。2009年中国各级政府卖地所得1.59万亿元，占G D P的5%左右;最近国土部总规划师胡存智透露，全国因成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迫使农民“被上楼”让出的宅基地大约有2700万亩，农民们得到的是一点点货不对板的补偿，或貌似公平的同等房屋面积交换，但实际上这2700万亩土地的增值部分被无偿或低偿拿去了。
如果政府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也还好，但是据中央党校吴忠民等学者的研究，中国的民生投入占G D P的比例长期居世界排名末位。不要说那些被强迁被征地的农民的福利，即使是城市居民头上教育、医疗、住房这几座大山，也并没有随着G D P猛增而减轻，反倒是越来越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说明被政府圈去的巨额财富，并没有给百姓带来什么实惠。不仅如此，如果说英国乡绅阶级从圈地得了好处后，还有着强烈的促进自由经济、法治和民主的动力的话，我国从圈地中捞得盆满钵满的利益集团却完全丧失了推动社会变革的意愿。2006年底中共中央党校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8%左右的领导干部关注社会变革（原稿是政治改革）。官员的冷漠实乃情理之中，因为这将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是“革自己的命”。
通过上述中英两种圈地运动的对比，我的结论是，中国正在发生的那些有关土地的事件完全是赤裸裸的抢劫运动，看不出它对国民幸福和制度进步有任何促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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