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对印度文化的影响 —— 中文伊斯兰学术城

伊斯兰教对印度文化的影响
王树英
《印度》,2004
[关键词]伊斯兰与印度  莫卧儿
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对印度的文化和人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相互矛盾和融合的结果。因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者的教义不同，所追求的不同，所以两个宗教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当穆斯林统治者利用处于统治者的优势地位并强迫印度教徒改信伊斯兰教时，印度教徒把此作法看成是对本教的侵犯和对社会的压迫，因此，开展了斗争。这样，在印度教社会中，“守旧性”和“狭隘性”也就严重起来。婆罗门对本种姓的规定更加严格了，为保持所谓血统的纯洁和神圣，对婚姻等规定也更严格起来，限制女子的活动，“不接触”的思想更加重了。因此，在这个时期，一方面种姓的狭隘性加重了，另一方面妇女们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由于种姓的发展和“狭隘性”加重，使低级种姓的人越半越多地改信伊斯兰教。但是，这种狭隘性产生了另一个作用：促使格比尔、纳那克等人对宗教和社会进行了改革，以缓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紧张气氛。后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气氛有所缓和，在宗教、家庭和其他领域里都呈现出“和睦”、“合作”、“宽容”精神。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所发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l）对宗教生活的影响。在穆斯林进入印度之前，印度教强调种姓区别，注重拜成千上万的神。而伊斯兰教与此不同，它既没有种姓区别，也没有多神论思想。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自然使印度教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印度教的一些改革者强调宗教平等和神的统一性，谴责种姓歧视和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在伊斯兰教一神论、宗教平等和积极进取等思想的冲击下，使大批下层印度教徒改信了伊斯兰教。这样就推动了印度教改革运动——虔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出现了像罗摩奴阇、罗摩难陀、格比尔、纳那克等这样一些著名宗教改革家。虔诚运动的目的在于保护印度教和克服社会弊病。这个运动原起源于南方，后逐渐普及到全印度，并对中世纪时代印度的精神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有力的影响，罗摩奴阇为此起了重大作用，他死于公元1137年。罗摩难陀为罗摩奴阇学派的信徒，大约生活在14世纪的最后25年和15世纪的上半期。他把“虔诚运动”从南方传到北方，“宗教仪式的简化，以及传统的种姓条规的自由主义化是罗摩难陀对当代宗教问题的解决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格比尔是中世纪印度著名的改革家，他生活在15世纪。有人说：“格比尔写下了一切教派都能接受的著作，而且，如果阅读时不怀偏见，它是有利于全人类解放的。”他认为“种姓规则以及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清规戒律都毫无价值”。在宗教领域内，他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作了不懈地努力。他抱撼地说过：“印度教徒向‘罗摩’呼吁，伊斯兰教徒向‘拉希曼’①呼吁，但双方互相残杀，谁也不理解真理。”纳那克是位改革家，又是锡克教的创始人，有人说他并不企图毁灭旧秩序，而只是想改革它，使它适合当时的需要。他得出了“没有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结论。
印度虔诚运动的出现绝非偶然，在穆斯林统治时期，那些统治者不只是想统治这个国家，而且还想宣传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同时还反对偶像崇拜，这些当然也影响到虔诚运动。
（2）对种姓制度的影响。印度教徒为了防止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对种姓制度作了更严格的规定。这样一来使种姓组织更加严格起来，婆罗门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更是不遗余力，但其努力并未完全成功，因为当时受到强烈的反对。而有些种姓，尤其是迦耶斯特、柯帝利种姓②以及刹帝利却受到穆斯林统治者的保护。因此，这些种姓的社会地位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其地位仅次于婆罗门。有些刹帝利种姓的人还在穆斯林统治机构中作事、当官，甚至与穆斯林通婚。这样，有些拉其普特人与穆斯林王朝建立了联系。结果，其社会威望仅次于统治阶级。这些重大变化使婆罗门的地位和威望受到很大冲击，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因此，种姓规定更加严格化。婆罗门对伊斯兰教的力量担忧起来，为了保持种姓制度和种种仪式的完整性，，努力限制同穆斯林发生联系。不过，这些做法，除对婆罗门和吠舍种姓的人起作外，对其他种姓作用不大。婆罗门的严格规定使低级种姓的人深受其害，结果，他们为了摆脱困境而改信了伊斯兰教。因此，低级种姓的数量有所减少，使印度教种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3）对婚姻的影响。印度教徒为了保护自己的宗教，有关种姓的规定比以前更加严格和繁琐起来，在婚姻方面尤其如此。当时的穆斯林统治者们想霸占印度教姑娘为妻，甚至想同印度教寡妇结婚，这当然遭到印度教徒的强烈反对。于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想出了四种办法：第一，实行童婚。降低女孩的结婚年龄，婚龄下降到8—9岁。不仅如此，“指腹为婚”也应运而生，甚至流行起来。第二，在高级和中级种姓中戴面罩的习俗流行起来，以便不让人看到自己的面孔，尤其避免同穆斯林发生联系，这样，就杜绝了与穆斯林结婚的可能性。这种习俗流行的结果，除富人家庭外，使印度教女子的教育受到了影响。第三，对寡妇再婚作了严格规定。为使规定更加有效，在规定中还附加了一些宗教和道德色彩。结果，限制寡妇再婚的规定对高级种姓的人起到一些作用，但对低级种姓的人效果不大，他们不理那些规定。第四，大力宣传寡妇为夫殉葬。并把这种做法视为最大的贞节和最高的美德，这种做法一度蔓延开来。
（4）对建筑艺术的影响。当伊斯兰教的影响从公元8世纪初传入印度这块国土时，那里已存在着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的艺术风格。随着伊斯兰教在印度的不断传播，印度教艺术和伊斯兰教艺术的相互影响也不断加深。在一些庞大建筑工程中，地方色彩的建筑形式和方法经过创造性改良、运用，同伊斯兰教的建筑格调结合起来。穹窿室、圆屋顶、拱门、几何图案和题铭，都为印度建筑所广泛采用。于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形式，例如带有高塔的清真寺、圆形屋顶的的陵墓。这些新型建筑与印度原有雕塑华丽的建筑安全不同，它的优点在于外形有精确的几何图形，内部开阔明亮，完美的对称形式和各种颜色的巧妙配合。
我们知道，一般所称的伊斯兰教艺术，并不是指单一的艺术风格，伊斯兰教的信奉者，如阿拉伯人、波斯人或突厥人等，还吸收了西亚和中亚，北非和西南欧各地的艺术。这些艺术根据宗教的需要与个人的喜好，同古印度艺术的不同地区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些新的“印度式”的建筑风格，这些风格在各地，如绍纳福儿、孟加拉、比贾普尔、古吉拉特等地又迥然不同。在德里，由于穆斯林人数较多，所以，伊斯兰艺术的影响也大，而在绍纳福儿和德干却以当地的风格占优势；在孟加拉，征服者却接受了用砖砌造建筑物的方法，而且在建筑物上饰以凿状和线条状的装饰，这些显然是受到印度教艺术的影响。在印度西部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的建筑物既有圆顶、高塔、拱形门等特点，也有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优美的古吉拉特风格的地方，才建成了一些印度中世纪历史上最出色的建筑物，如此等等。
这种外国和本地建筑风格如此结合，绝非偶然，其重要原因是：①穆斯林进行建筑时雇用了印度工匠和雕刻匠，这些人在工作中自然受到本国现存传统艺术的影响。②在穆斯林入侵的初期，清真寺是用印度教和耆那教寺庙的材料建成的，有时仅仅是将这些寺庙做某些修改，以适应征服者的需要。③虽然印度和伊斯兰风格在某些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但两者之间也有相似之处，使它们容易融为一体。许多印度教寺庙和穆斯林清真寺有个共同特点，即有由房间或者柱廊围成的露天庭院，所以按这种平面设计建造的寺庙自然便于改造成清真寺，征服者也确实是这样做的。④无论伊斯兰教艺术，还是印度教艺术，本来都是装璜艺术。装饰对二者都同样重要，这是两种风格之间共同纽带的基本特点，两者本身的存在都依赖于这点。
在突厥—阿富汗时期，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文化的相互影响，在社会、文化和艺术等领域内造成了和谐一致和相互了解。这种“和谐一致”在莫卧儿人阿克巴统治时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到他的继承者和后期莫卧儿统治者的时候也未完全消失。
在建筑方面，莫卧儿时期不完全是一个创新和复兴的时代，而是在突厥—阿富汗后期已经开始的过程继续发展并登峰造极的时代。“是印度封建制度末期的艺术最后高潮”，事实上，1526年以后一个时期的建筑和前一个时期一样，是穆斯林和印度教的艺术传统和成分的巧妙结合。
印度莫卧儿统治者大多是伟大的建筑师。尽管巴卑尔在印度的统治时期很短，但是他还是抽出时间在其《回忆录》中批评印度斯坦的建筑艺术，并想建造大型建筑物。据说他曾从君士坦丁堡邀请著名的阿尔巴尼亚建筑师锡南的徒弟来印度修建清真寺和其他纪念物。巴卑尔也曾雇佣印度的石匠建造他的建筑物。他本人在《回忆录》中说，“每天有六百八十人在亚格拉建造他的建筑物，每天差不多雇佣一千五百人在西克里、比亚纳、多普尔、瓜利奥尔和丘尔建造他的建筑物。”巴卑尔建造的大型建筑物大都已荡然无存，至今仅留下三个较小的建筑物，一是位于帕尼帕特的卡布利。巴格的纪念性的清真寺（1526年）；另一座是位于罗希尔坎德的桑巴尔的大清真寺（1526年）；第三座是位于亚格拉的洛迪古堡内的清真寺。胡马雍统治时期的建筑，一座是位于亚格拉的清真寺；另一座是在旁遮普的希萨尔县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大约建于公元1540年，有波斯风格的加釉砖瓦装饰。尤其后来建于1545年的德里城内的清真寺，以其鲜明的建筑特点而在北印度的建筑物中享有盛名。舍尔沙陵建在比哈尔邦的沙哈巴德县的萨萨兰的一个湖中间，其设计宏伟，是印度—穆斯林建筑的奇迹之一，显示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建筑思想的巧妙结合。这些建筑物，在政治、文化和艺术上都为莫卧儿大帝阿克巴建造庞大建筑物铺平了道路。
阿克巴统治时期（1556～1605）的建筑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位皇帝以其一贯的一丝不苟的作风，认真研究从而掌握了这种艺术；他具有开明而善于综合的智力，以来源不同的各种艺术思想充实自己，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他那个朝代最著名的纪念物是在德里的胡马雍陵墓、亚格拉和拉合尔的堡垒宫殿以及法特普尔—西克里的建筑物。他母亲出生于一个波斯的显赫家庭；虽然他仍然坚持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波斯思想，但是他对印度教徒的宽容，对其文化的同情以及争取他们拥护他的事业的政策，使他在许多建筑物中采用了印度教的风格，这一点在法特普尔—西克里的许多建筑物中和在拉哈尔城堡中都可得到证明，甚至在通常人们认为显示波斯艺术影响的著名的胡马雍陵（公元1569年初建成于旧德里）中，其底层平面图是印度的风格。这座大型建筑物的外表大量使用白色大理石也是印度的风格，而没有波斯建筑师所惯用的彩色砖装饰。
锡坎达拉的阿克巴陵墓这座庞大的建筑是阿克巴在世时设计的，于公元1605年至1613年间用白色大理石建成的。它由五层越高越小的平台构成，最高一层上有一个拱状的屋顶。这一结构图样显然是受到印度佛教寺院的影响。
查罕杰皇帝爱好艺术，其建筑风格具有高度的美学风味。查罕杰在位期间建成的建筑物不多，与其父亲的建筑记录无法相比，但是有两座建筑物特别重要，一是阿克巴陵墓，另一座是亚格拉的伊蒂马德—乌德—道拉墓，尤其是后者，完全用白色大理石建成，并饰以次等宝石的镶嵌工艺品。在乌代普尔的戈尔·曼达尔寺中已发现有这种工艺品的更早样品（从公元1600年以后）。因此，这是拉吉普特的一种风格，或者很可能是印度一种较古老的风格。
沙·贾汉皇帝是个多产的建筑家。他虽对绘画艺术兴趣不浓，但他的全部注意力却集中在建筑上。因此，他的建筑物以“优雅美丽”而著称。他的建筑术加强了装饰技巧和追求豪华奢侈的趋向。经过金饰玉镶的白色大理石已成为最惯用的材料。在亚格拉、德里、拉哈尔、喀布尔、克什米尔、坎大哈、阿季米尔、阿默达巴德、穆赫利斯普尔等地所存在的许多庄严而美丽的大厦、宫殿、城堡、花园和清真寺都要归功于他。他花在这些建筑物上的开支无法作出确切的估计，达数亿卢比则是无疑的。沙·贾汉的建筑在宏伟与新颖方面虽不及阿克巴的建筑，但在炫耀豪华与丰富和巧妙的装饰方面则更胜一筹，他在德里的建筑物，如勤政殿和枢密殿特别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统治时期的另一座值得注意的建筑是泰姬陵。建于1632～1648年，陵基连同台基和尖顶的高度共有75公尺左右。陵墓的两则是两座用红砂石修成的建筑物，正面是花园，这样，构成了这个建筑物的协调整体。沙·贾汉花了500万卢比在他宠爱的王后泰姬的墓穴上修建的这一座壮丽辉煌的陵墓，由于它的美丽而宏伟，被人们视为“艺术之花”，是世界奇观之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关于设计和建筑这座陵墓的建筑师到底是谁，对此意见不一。一个探讨印度艺术的学者在研究这座陵墓时有如下看法。第一，泰姬陵的平面图和主要特点不完全是新的，因为“从舍尔的陵墓、胡马雍墓和贾普尔的纪念物都可以很容易看出其风格上的师承关系”；甚至“大理石和其他石头的花边，以及大理石上的宝石镶嵌工艺品”在西印度和拉吉普特的艺术中也已存在；第二，“白色大理石和具有印度特点的某些装饰的大量使用”，使我们觉得没有理由像通常那样过分强调波斯的影响在沙·贾汗的建筑物中的支配作用；第三，考虑到莫卧儿时期印度与西方世界，特别是与地中海地区的往来，相信西方世界的艺术的某些因素在16和17世纪期间对印度艺术有影响，并且在当时印度的各个地区有一些欧洲建筑师，这也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奥朗则布皇帝统治时期建筑的风格已开始走下坡路。他不像前辈那样鼓励建筑。他在位期间修建的几座建筑物只是对较古老的样板不高明的模仿，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1674年建成的拉合尔清真寺。
（5）对绘画的影响。绘画艺术方面也受到土耳其、伊朗的影响，这是同古代印度艺术风格的结合的产物。穆斯林国王自己就喜欢艺术，巴卑尔本人不仅有很好的文学天才，而且还是个画家。像他贴木儿人的祖先一样，他对绘画艺术给予了大力赞助。在他的《回忆录》波斯文译本的阿尔瓦尔手稿中的图画也许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发展起来的风格。胡马雍（莫卧儿王朝一位著名皇帝）也爱好艺术，喜好画画儿，他在流亡波斯期间还对中国和波斯的音乐、诗歌和绘画进行了大量研究。他注意向波斯艺术家学习。公元1550年也从伊朗请过两位名画家，一个是米尔·赛依德·阿里·德巴里吉，另一个是夸瓦加·阿巴杜斯莫德·希拉吉。胡马雍及其儿子阿克巴向他们学习绘画艺术。后来这两位艺术家与印度的一些艺术家一道工作，构成一派，成了莫卧儿画派的核心。阿克巴大帝也喜欢绘画艺术，并且不顾伊斯兰教关于禁止描绘生物外形的禁令，而赋予绘画艺术以一种宗教色彩，他认为，“似乎画家有认识真主的十分特殊的手段。”绘画曾被阿克巴作为一种建筑装饰而广泛使用。莫卧儿时期的绘画一般都是壁画。在阿克巴大帝时期，开办了一百多个与皇宫有关的大绘画馆。在阿克巴的宫庭中有17位著名画家，其中有米尔·赛耶德·阿里、阿里杜斯莫德、佛鲁柯外格、杰姆歇德等，这些是著名伊朗画家。印度教画家有德斯温德、巴萨温、桑沃勒达斯、达拉金德尔、穆耿德、何里温希和杰耿纳特等等。这些艺术家善长人物画、动物画和图书连环画。阿克巴叫这些画家为《金改杰·纳玛》、《杰佛尔纳玛》、《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重要文献作过画。在阿克巴的奖励下，出色的印度绘画艺术复兴了，并接受了新的方向。“一个新的学派开始繁荣起来，这是一个属于肖像画和插画的学派，他们喜爱生气勃勃、人物众多的有戏剧意味的场景。这种气氛与其说使人想到伟大的罗棱斯时代的佛罗论斯，不如说使人想到帝国时代的罗马。阿克巴的奖励如果没有为印度本地各艺术学派的复兴提供榜样和机会，那这种奖励的结果不会有这样的价值。”“在阿克巴大帝时期，可以看到印度教艺术和中国—伊朗艺术成分的结合，后来这种外来成分逐渐减少，发展成为以印度的成分为主、”
到了查罕杰时期为止（1627年），莫卧儿绘画艺术达到了高峰。查罕杰是个“艺术涉猎者”，他对绘画训练有素，也是个小型绘画的爱好者，他的朝代以完成驰名莫卧儿花园的设计而令人注目，在这些花园中有台地形式的广场，有人造池塘和许多喷泉。莫卧儿艺术风格，除了具有高度的美学风味外，还标志了由阿克巴和查罕杰时代的简单的沙石建筑到沙贾汗时代的白大理石结构的转变。阿布勒哈森、门苏尔、摩诃德·纳迪尔、威欣达斯、高沃尔顿和莫瑙合尔是查罕杰王宫里的著名绘画家。查罕杰的艺术家对阿克巴时期的绘画艺术又有了很大提高，欣达斯善长人物画，门苏尔和莫瑙合尔善长鸟兽花卉画。在查罕杰（1605～1627）时期，在宗教画中，有关伊斯兰教的画很少，有关《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印度教文献的图画很多，当时的人物画、飞鸟走兽画以及植物花草画等都很形象逼真，代替了宗教男女神像画，这个时期的绘画艺术很注重画的形象美，也是当时绘画的特点之一。另一个特点是色彩的巧妙有机搭配，对于红色、金黄色、蓝色、绿色和银色等恰当运用，使画非常生动。查罕杰之后，莫卧儿艺术开始衰落。沙贾汗对绘画艺术不感兴趣，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建筑上，对建筑艺术有浓厚的兴趣。不过，在这个时期，绘画艺术的传统还是一直保持的。到奥朗则布统治时期，绘画艺术明显衰落下去，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皇帝的不支持有关。
（6）对音乐的影响。从传统上看，伊斯兰教不注重音乐，但到后来，当穆斯林同波斯的苏菲派发生联系和一些穆斯林音乐爱好者与印度教徒建立联系以后，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印度教徒在宗教节日庆祝时，往往举行音乐会，音乐吸引了一些穆斯林，所以在德皇苏丹王朝时出现了一些穆斯林音乐家，其中以诗人阿米尔·库斯洛最为著名。据说他创造了一些“拉格”，诸如斯尔巴尔达、吉勒夫，康根利等拉格。除此以外，他还将波斯的马卡姆与印度的兴都尔拉格加以结合，形成了新的拉格，即耶曼拉格，流传至今。所谓“拉格”，用中国专门研究印度音乐的陈自明先生的话说：“拉格是一种旋律的框架，它有很多种，每种拉格都有自己特有的音阶、音程以及特定的旋律片断，并且表达某一种特定的情绪。拉格好像是一种表达特定情感的固定旋律结构，或者可以说与我国戏曲音乐中的曲牌相似，但也有不同。”在拉格的发展方面库斯洛作出了杰出贡献。另外，在乐器方面，他发明了七弦琴和手鼓等，还创造了名为贾尔达勤、苏勤发格和阿腊等节拍。阿拉乌丁统治者本人就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他征服南印度之后，把那里的一些音乐家亲自带来。由于穆斯林统治者的努力，使古代印度的音乐和伊朗的音乐艺术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式。诗人劳金的《拉格·德冷吉尼》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在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印度的音乐又有迅速地发展。他统治时期，“拉格”受到外国的影响，结果使北印度的音乐发生了变化。阿克巴大帝自己就酷爱音乐。因此，他为音乐家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和种种保护。据《阿伊挨·俄格巴里》中记载，阿克巴的宫庭里有36位著名音乐大师，如纳耶格·白纠、高巴尔、瑙巴得·康、丹·德冷格·康、莫锡德·康等都是著名的。汤森也是阿克巴大帝宫庭音乐家之一。他为印度音乐开辟了新的道路，人们形容他的歌声有“呼风唤雨的神力”。瓜廖尔的国王曼辛哈也是当时音乐的主要保护者之一。以上说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共同努力，使音乐有了很大丰富和发展，而且其传统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