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献资料　　5

仪礼章句
〖仪礼章句〗十七卷。清吴廷华（１６８２－１７５５）著。廷华字中林，号东壁，初名兰劳，浙江钱塘人。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举人，历官福建海防同知。乾隆初被举荐纂修《三礼》，抗世骏《榕城诗话》称廷华去官后，寄居萧寺，研核汉贾逵、唐孔颖达于《仪礼》之说见，著《二礼疑义》数十卷。博览精研，尤精于治丧礼。主要著述有《仪礼章句》、《三礼疑义》、《曲台小录》《东壁书庄集》等。案廷华所著《周礼疑义》于今未见，此书则名“章句”，或其改《仪礼疑义》为“章句”。是书以张尔歧《仪礼章句》过于墨守郑玄之法，王文清《仪礼分解句读》以句读为主，笺注失之太略，于是折衷先儒之说，以补二书所末及。每篇之中分其节次，每节之内，析其句读。其训释多本于郑玄、贾逵之法疏，亦兼采他说，附自案以发明之。于表礼尤为详审，其间亦多有穿凿附会者，然其章句分释，笺疏明简，于经学多所裨益。是书成于乾隆初年，有《四库全书》本。
仪礼正义
〖仪礼正义〗四十卷。清胡培□（１７８１－１８４９）撰。胡氏先祖胡匡衷，曾撰《仪礼释官》，培鸩□夙承家学，精于《三礼》，以《仪礼》经文为周公所作，虽有残缺却无伪托，郑玄注后，唯唐贾公彦疏盛行，而贾疏或解而违经之义，或中郑注而失注之意，遂参稽众说，覃精研思积四十余年，撰写《正义》一书，然至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七月，尚未《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等五篇未卒业而亡，后经其门生杨大培补缀未卒之篇而成书，书中“□案”即其说余。又有“肇昕云”，乃其侄胡肇昕之说余（肇昕曾帮助校写）。培□曾自述说，其例四：一是补注，补郑玄注所未备；二是申注，申郑玄注之义；三是附注，近儒所说虽异而与郑玄注旨义旁通，附存之，广异闻避专己意；四是订注，郑玄注偶有违失，详为辨证，别是非明折衷。每篇前有解题、每句有疏有正，阐发经文郑注之义旨，旁证博引，十分洁繁。胡氏毕生心血，凡尽粹于此，其在有清一代治《仪礼》众家中，尤为精要，深为学人推重。今治《仪礼》者，多以其本。有《皇清解续编》本，《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出版新辑校点本《十三经清人注疏》，也拟收此书，尚未刊行。
仪礼郑注句读
〖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清张尔歧撰。尔歧字模若，号蒿庵，山东济阳人。明季诸生。八清隐居教授，不求闻达。其学确守程、朱之说，尤精《三礼》。著有《仪礼考注订误》《周易说略》《春秋传义》《夏小正传注》等。是书全录郑玄《注》，摘取贾公彦《仪礼注疏》而略以己意断之。因其文古奥难通，故并为之句读。至于字句异同，考证尤详。所校除监本外，有唐开成古经本，元吴澄本，及陆德明《音义》、朱熹与黄□所次《经传通解》诸家。其谬误脱落、衍羡颠倒、经注混淆之处，皆参考得实，又晓明西安王尧惠所刻《石经补字》，最为舛误，遂也逐一驳正。《仪礼》一书，韩愈已经苦于难读，故习者日少，传刻之讹愈甚。张氏是作，可为善本，于学人甚颇。故顾炎武与《汪琬书》称云：张尔歧“《仪礼郑注句读》一书，颇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时之名，而其书实可以传，使未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之称许也”，又其《广师》一篇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穆若”。有《四库全书》本，附《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十三经读本》，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各一卷。
仪礼注疏
〖仪礼注疏〗十七卷。汉郑玄（１２７－２００）注。唐贾公彦疏。郑玄之生平，详见《易纬》；公彦为唐代名儒，始末详见《周礼注疏》。《仪礼》原名礼》，又称《礼经》或《士礼》，为儒家经典之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的汇编，到晋代，始有《仪礼》之称，对其作者，一说是周公；一说孔子订定，约成书于战国初期至中时间。在《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礼类”中，《礼经》位列第一，百三十一篇《记》（即《礼记》）居次，而《周官经》（即《周礼》）则附列于后，可见两汉时，《礼经》在“三礼”中位居首位。其书有今文，古文之别，今文为汉高堂生所传，凡十七篇；古文为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所得，皆用篆书书写，凡五十六篇。今文《仪礼》自高堂生起，历传萧奋、孟卿、后仓，遂衍出戴德本、戴胜本、刘向《别录》本。三本篇次颇有不同，戴德本篇次为：冠礼第一，婚礼第二，相见第三，士丧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彻第九，乡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戴胜本篇次为：冠礼第一，婚礼第二，相见第三，乡饮第四，乡射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丧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彻第十二，士丧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礼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觐礼第十七。刘向《别录》本即郑玄所注之本，《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故郑氏用之；二戴本尊卑吉凶杂乱，故郑氏弃之。郑氏所注，参用今文及古文两家，其从今文而不从古文者，则今文大书，古文附注；从古文而不从今文者，则古文大书，今文附注。郑玄之注，博录诸家之说，精审详备，多受后人好评，清人黄丕烈评其“郑氏之学，惟三礼为最精，三礼之注，惟郑氏最善”。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序》亦称郑注“最为详□，语助多寡，靡不悉记”。郑注实际上是汉代《仪礼》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亦为经学历史上第一部《仪礼》注。郑注之后，王肃亦为《仪礼》作注，凡十七篇，十七卷；后又有沈重及无名氏之注，但都已不传。公彦此疏，乃以北齐黄庆、隋李孟□二家疏，定为今本。后宋代朱熹撰《仪礼经传通解》，具录诸儒注疏，然于贾公彦疏多有删润。迨明代，凡刻印注疏，一依朱氏《通解》，尽失贾疏之旧。因此，到清代，阮元刊《十三经注疏》，于郑注乃以唐石经与宋严州单注本为主；于贾疏则以宋单行本为主，参以别本，以正明刻之讹，是为今通行本注疏，方使后人得以尽观郑注、贾疏之原貌。全书依经文十七篇作十七卷，次第分别为：士冠礼，主叙男子二十成人，行加冠典礼之制。婚（昏）礼，解男女由纳采至婚后宙见礼之制。士相见礼，叙贵族间携礼求见及回拜诸礼制。乡饮酒礼，述乡里敬老酒会仪式。乡射礼与大射礼，分别叙乡里与宫廷赛射仪式。燕礼，说诸侯、大臣举行酒宴礼制。聘礼，叙使臣奉王命出访诸侯礼制。公食大夫礼，叙国君宴赐使臣礼仪。觐礼，叙诸侯朝见天子礼制。丧服，叙死者家属丧期、丧服之礼制。士丧礼，叙贵族由死而丧之礼制。士虞礼，叙士为父母葬后所进行之安魂礼。特牲馈食礼，叙士定期于宗庙祭祀祖祢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叙大夫于家调祭祀祖祢礼。贾疏全面总结了汉以后至唐初数百年间《仪礼》的研究情况，对其研究成果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和汇总，甚有功于《仪礼》的研究及其传播，其在儒学发展史上自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传本较多，除《四库全书》等本外，通行本为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
义门读书记
〖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清何焯（１６６１一１７７２）撰。焯初字润千，后字屺瞻，晚字茶仙，号义门，江苏苏州人。太学生。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以李光地荐入直内廷，次年御赐举人，会试下第，复赐进士，仍直南书房，入局校书。后授编修，校书武英殿。学问渊博，经学、史学、诗文等都有较深造诣，尤擅长校勘经、史书籍，成绩斐然。著有《何义门先生集》、《义门题跋》；《分类字锦》等。此书为何氏卒后门人整理而成。初由子云龙、从子堂与门人沈彤等于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整理部分校勘成果，取名《义门读书记》，仅六卷。其后，蒋维钧博搜遐访，于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完成《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本的整理工作。凡《四书》、《诗经》、《春秋》三传十二卷，《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五代史》十七卷，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四家集及萧统《文选》、陶潜、杜甫、李商隐集共二十九卷。其校勘经传，非只限于－字、一句之纠谬，旨在“发先哲之精义，究未显之微言”，故对全章、全句之义皆有发明，大致宗于程朱，而断以己意，考证精密，对于读经、研经皆有帮助。有乾隆十六年刊六卷本、乾隆三十四年刊五十八卷本、光绪六年（１８８０）重修五十八卷本、１９８７年中华书局整理本等。
易本义附录纂疏
〖易本义附录纂疏〗十五卷。元胡－桂（１２４７－？）撰一桂字庭芳，号双湖，时称双湖先生，安徽婺源人，南宋景定领乡荐，试礼部不第，退而教授乡里，远近归之，著《易学启蒙翼传》、《朱子经传附录纂疏》、《十七史纂》诸书。一桂父为期宋胡方平，，胡氏－家以《易》传家，故－桂自幼即玩味《易学》，秉承家学，多有所得。是编以朱熹《本义》为宗，取文集语录中凡有关于《易》者附之，是为附录。取诸儒《易》说合于《本义》者纂之。谓之纂疏。其去取别裁，只以朱子为断，对与朱子《本义》不或相悍之说，则半字不录．如杨万里《易传》等等。反映了宋末元初谣儒授受源流的森严，其门户之成见由此可见一斑。另外，胡氏之父曾撰《易学启蒙通释》，在此基础上，一桂又进－步推阐辨明，成《易学启蒙翼传》四卷。自序认为，去朱熹仅百余年，而承学渐失，如“图书”已厘正，但仍刘牧之说者仍有人在，卜筮之数灼如丹青，而祖尚元旨者仍有人在，故于《易本义附录纂疏》之外，复辑此书。使之互为表里，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易》学观点。凡内篇分三：举要，以发辞变象占之义。明筮，以考史传卜筮卦占之法。辨疑。以辨河图、洛书定同异。是发展朱熹之说。外篇为－，凡《易纬候》诸书以下，及京房《飞候》焦赣《易林》、杨雄《太元》、司马光《潜虚》、邵雍《皇极经世》诸法，亦附录其慨。认为这些都是《易》的支流。故别之曰外。《纂疏》与《翼传》对研究宋末元初理学流派、理学思想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均以《四库全书》本传世。
易变体义
〖易变体义〗十二卷。南宋都洁撰。洁字圣与，江苏丹阳人，绍兴进士，累官吏部郎中，太府少卿，淮西总领，知德庆府。洁父都郁。字子文，尝为惠州教官，平生留意于《易》学。洁承家学，与其父处多有所得，遂撰此书。自认土封辞义，先儒已多有详论，故在书中专就《易》的变体用法进行探讨。认为《左传》中所记载的《周易》诸占，即所谓某卦之某卦者，凡十事，似乎因为是动爻，可随机断义，不必都是《周易》的本旨。但是，如王子伯廖论郑公子曼满，称其在《周易》之“离”；游吉论楚子，称《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荀首论□之战，称《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减凶；蔡墨论龙见于绛，称《周易》有之，在“乾”之“□”，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等等，都未曾筮筑而皆称变体，由此可知，自古以来《周易》原有此一义项。只不过因古书散佚，此说便不传而已。如用义理揣摩。尚可求其大略。故书中的说解，多有与其论相合者，如“坤”之初六：履霜坚冰至，都氏认为此就是“坤”之复也。“月令”：孟冬水始冰，仲冬冰益壮，始则薄而末坚，壮则坚而难泮，故爻曰履霜，以“坤”为十月之卦也。又如“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作者认为即是说家人之“既济”也。《杂卦》曰：既济定也，彖曰正家而天下定，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反身而成，孰敢不听父子、夫妇、兄弟莫不安分循理，而天下化之，无事而定矣。故变体为“既济”，而称“有孚威如”反身之谓也。诸如此类，皆与作者所倡自然惯通。但所说解亦有牵强附会之处，如“家人”六四：富家大吉，作者便认为此说同与“乾”之同人。并解释说，自道以观。身家皆为我累，而况富呼！其有家也，姑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家为累也。其家之富，亦以同－乎人而已，不以富为累也。盖高明而道中庸，所以为中人法。总之，凡与其义不合者，则极力穿凿使之吻合。引用老、庄之辞阐释经义。《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可谓中肯“渝不掩瑕，亦瑕不掩渝”。都氏此书，开创了宋儒解《易》的又一方法，扩大了《易》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在《易》学及儒学发展史上自有其一定的地位，并且，作者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亦足资后来者借鉴《宋史·艺文志》作十六卷。王应麟《玉海》引《续书目》曰：自“乾”之至“末济”之解，以意演之，爻为一篇，凡三百八十四篇。冯椅《易学附录云都氏《易》，先以理而次以象义，每卦终又有统论。《永乐大典》所载同于《玉海》，并缺“豫”、“随”、“大畜”、“大壮”、“睽”、“蹇”、“中孚”等七卦。《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编作十二卷，故现存本已非完帙。有《四库全书》本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易传
〖易传〗四卷。北宋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撰。颐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河南洛阳人，曾与兄程颖学于周敦颐，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官至崇正殿说书，讲学达三十年之久，著《颜子所好何学论》等书。后人所编《遗书》、《文集》、《经说》等，收入《二程全书》中。是书卷首有元符二年（１０９９）自序，程氏曾于绍圣四年（１０９８）编管涪州，故此书即在这一期间撰成。王□《东都事略》记作六卷，《宋史·艺文志》作九卷，《二程全书》作四卷，杨时跋语曰，程氏撰《易传》，未及成书，将启手足，以其书授门人张绎，未已绎亡，书则散失，后于京师得之，乃始校正，玄其重复，一年后完成。故此书系杨时整理刊行。全书解经用王弼注本，所解仅限于《上经》、《下经》及彖象、文言，体例仿于李鼎祚《周易集解》，以序卦分置备卦之首，但“系辞传”、“说卦传”及“杂卦传”无注。宋儒解《易》，各有所宗，邵雍重数；程氏重理，故于书中极力阐明理义，如在《易传·恒》中，其云，天地之所以变化不已，盖有恒久之道。人若能恒于可恒之道，则合天地之理也。在《系辞》中说，有理以后方会有宇宙、人世间的一切事物，理为万物主宰。在各卦的说解中，还极力为封建的尊卑等级制度做论证，释“艮”卦时即说。夫有物必有则，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世间万物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释“归妹”卦时又言，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唱随之礼，此常理也。书中亦多具变易思想及对立统一观念，释“坎”卦时认为，物极必反，事极则变，固既极矣，理当变矣。在“革”卦中说，革乃是变革，水火相息之物，水灭火，火涸水，相变革者也。时远既终，必有革而新之者，受命于天，故有变革，世谓之革命。诸如此类，多前人解《易》所末及者。程氏《易》说，实开北宋《易》学研究的又一大流派，将《易》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理学思想在儒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对后世亦有深远的影响。研究《易》学发展、研究宋明理学，程氏《易传》皆为必读之书。有《四库全书》本，１９８１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二程全书》亦收载。
易汉学
〖易汉学〗八卷。清惠栋（１６９７－１７５８）撰。惠氏三代精于《易》学，以汉《易》为宗。栋之曾祖父曾取李鼎祚《周易集解》所载汉《易》，参以众说，而为之传，于明清之交散佚，而口授于栋之祖父周惕，周惕又授于栋之父士奇，士奇因著《易说》六卷。士奇曾欲集汉经师说《易》之源流为一书而无暇及之，栋幼承家学，根据士奇口传身授，加以阐发，采获成书。认为汉儒孟喜以下五家之《易》，异流而同源，特详加归纳介绍。卷一至二孟喜《易》，卷三虞翻《易》，卷四至五京房《易》（附干宝），卷六郑玄《易》（附《周易爻辰图》、《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图》），卷七荀爽《易》，卷八辨“河图洛书”，“先无”、“后天”。排列自有原则，虞翻所以列于孟喜之后，是因为虞翻《别传》自称五世传孟氏之学；郑玄所以列于京房之后，是据《后汉书》称郑玄通京氏《易》；以荀爽别为１卷，是因为荀爽为费氏《易》之流派。惠栋采辑遗闻，钩稽考证，可以窥见汉儒门径。惠氏在书中尚“时中”说谓“《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指出汉以来并未有“河图洛书”之象，“先天”、“后天”图均为道家所创；而后世道家，亦非汉时之旧，汉学之亡，不独经术。于各家学说多所征引，互相发明，并作案语，阐述自己的见解。此书对清代辑汉《易》之风很有影响，继此书之后，孙星衍辑有《周易集解》卢见曾辑《郑氏易注》，丁杰辑《周易郑注》，张惠言辑《周易虞氏义》等。有《四库全书》本、《经训堂丛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易经存疑
〖易经存疑〗十二卷。明林希元撰。希元字茂贞、号次崖，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进士，授大理评事。历官广东提学佥事、钦州知州等。著有《四书存疑》、《林次崖集》等。事迹附见于《明史》卷二百八十二《蔡清传》中。据此书自序，谓自束发读书，即喜穷研经理。恐所得遗亡，类皆札记。山居无事，念夙业未终，爰取所藏《易说》重加删饰，始于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冬，越一岁书成，命名《存疑入此书洪朝选序谓“存朱之疑以羽翼程朱之传义也”。卷－至卷八为八卦。卷九、卷十为《系辞》上传，卷十一为《系辞》下传。卷十二为《说卦传》。此书用注疏本，其解经以来子《本义》为主，多引用蔡清《易经蒙引》，故明杨时乔《周易古今文全书》谓此书为继《易经蒙引》而作，与《易经蒙引》微有异同。《四库全书总目》谓此书本为科举之学，故主于祧汉而宗宋。当时谈经者或簿传注而喜新说；举业者或忽义理而尚词华，林希元此书尚能研究义理，持论亦较谨严、故《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比古经师则不足，但犹逾剿窃庸肤为时文戈获之术者，在明代经学中还算笃实之作。有清初刊本、康熙刊本、乾隆，七年（１７４２）林氏裔孙廷□刊本、《四库全书》本等。
易经异文释
〖易经异文释〗六卷。清李富孙（１７６４－１８４３）撰。《易》经异文在诸经中最多，文以音异，义又以文异。且文有今古、有通假、有传写之讹等，纷纭杂揉，不易爬梳。富孙特撰此书，博引旁征，以释经之异文。又采惠栋、钱大昕、段玉裁诸家之说，为之佐证，使学《易》者知其异，而不致囿于一家之说；又经富孙之释，可以知去取，虽偶有误释，亦不失为读《易》之助。另有宋翔凤撰《周易考异》二卷，与富孙此书相表里，亦考证《易》经异文之作。不及富孙书之详备，而研究细密，则在富孙书之上。皆为读《易》之重要参考书。富孙之书有《皇清经解续编》本、读画斋刊本。翔凤之书，刊入《过庭录》中，又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易经衷论
〖易经衷论〗二卷。清张英（１６３７－１７０８）著。英字敦复，江南桐城（今属安徽）人。康熙进士，十六年设南书房，他首中入选，一时制诰多出其手。后擢工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充《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这裁官，又迁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著有《经书衷论》《六端集》等。是书专释六十四卦之旨，而不及《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诠解六十四卦大意，不列经文，每卦各为一篇。诠解大致以朱熹《本义》为宗，然于“坎封”之“贰用缶”为句，又以《本义》为不妥，而从程颐《传》，以“樽酒簋贰”为句。知其也非固执一家之说。其立说不追求艰深，意在简易明白。故解《乾彖》元享利负云：“文王系辞本与诸卦。一例”，解乾、坤《文言》云：“圣人举乾、坤两卦，亦人以读《易》之法”，如此扩充体会，以经释经，颇能排众说之纠结。《汉书·儒林传》称：费直惟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知汉代不矜繁说。《易经衷论》之作，其意颇近古人。有《四库全书》本，《张文瑞集》本。
易精蕴大义
〖易精蕴大义〗十二卷。元解蒙撰。蒙字求我，《江西通志》误作“来我”，江西吉水人，中天历己巳（１３２９）年江西乡试，与其兄子尚均以著《易》而名于世，兄书《周易义疑通释》今已全佚。此书体例，于彖爻之下，采辑先儒之说，而末乃发明已意，阐述已见，均以“蒙谓”二字标明。荟萃群言，颇能得其精要。凡所自注，亦皆简明，如说解颐六三，颐养之道，以安静为无失。二三动体，故颠拂而凶。四五静体，故颠拂说吉。震三爻凶，艮四爻吉。可见恒彖，云恒有二义，利贞者不易之恒，所以体常；利有攸往者不巳之恒，所以尽变。天地圣人所以能恒者，以其能尽变也。其义中多主前人，但诠释明晰，亦殊有裨于后学。但所引诸家之说，往往不署名氏。原刊本久已不传，今为《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但自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七卦及晋卦之后四爻外，其他都算完备。解缮《春雨堂集》称此书名为《易经精义》，朱彝尊《经义考》则著为《周易精蕴》，《永乐大典》题为《周易精蕴大义》，《四库全书》从之，是为今名。以《四库全书》本传世。
易例
〖易例〗二卷。清惠栋（１６９７－１７５８）撰。惠栋为清代汉学吴派奠基者，精于《易》学，谓《易》自王弼以后，汉代经师之义已荡然无存，乃撰《周易述》、《易汉学》等。专宗虞翻，兼采荀爽、郑玄诸家。其《周易述》目录，列有《易微言》等７种，其中只有《易微言》附刊于《周易述》卷末，其余有目无书。此书为其所列第三种。专考汉儒之《易》传，以发明《易》之本例。共九十类，其中有十三类有目无书。原跋称为未完之书，其书采摭未备，门目未分，或为作者所创之草本；采辑汉儒旧说，随手题识，笔之于册，以为日后著书之资料。其标目有当为一例列目而未列者，也有不当为一例反列为一目者，有一类为一例者，也有一类为数例者，皆其未定之证。书中对京房、荀爽、虞翻、干宝、郑玄诸家《易》多所阐发。尚中和之说，以为君道中和，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故列“中和”一例，分为《诗》尚中和、《礼》《乐》尚中和、君道尚中和、建国尚中和、《春秋》尚中和６类，后又出中和一类、君道中和一类、卷末又有中和之本一类，或其欲作《易》尚中和一例，而旁征《诗》、《礼》、《春秋》者。“古者有圣人之德然后居天子”一例，征引繁芜，与《易》理无关，而题下注曰：“即二升坤五义”，或为作者欲述乾升坤降之材。又如“初为元士”一类，即“贵贱”类中之一，皆未条贯。其所征引，则颇为完备，如“消息”一例，引《彖传》３条，《左传》正义、《系辞》上及荀爽注、《说卦》及虞翻注、九家《易》注、《易纬乾凿度》、《史记历志》及皇侃注、《汉书》京房上封事及孟康注、《后汉书》陈忠上疏等各１条，共１１条，一字一句，皆有渊源。其论纬书多周秦旧法，不可尽废；天道尚刚、儒家亦尚刚，而道家尚柔，此为儒道之所分别等，亦皆有可取之处。对陈抟、穆修、李之才、邵雍等假造、传授先天诸图进行指摘。此书虽编排零乱，然所征引足备参考，通过此书可见汉儒《易》学大概。有《四库全书》本、《借月山房汇抄》本、《贷园丛书》本、《指海》本、《皇清经解续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多种版本。
易数钩隐图
〖易数钩隐图〗三卷。北宋刘牧撰。牧字长民，墓志铭作字先民，《四库全书总目》记载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弘治《衢州府志》则谓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初举进士第，首官州军事推官，后以范仲淹为师，受仲淹举，官兖州观察推官，累官荆湖北路转远判官，太常博士，撰《易解》、《卦德通论》、《先儒遗论九事》等书。汉儒治《易》，多主象数，至北宋初，《易》学渐融入释、道之说，由象数一派又歧出图书一派，首倡者即为刘牧。刘氏《周易》之学出于种放，种放出于陈抟，与邵雍之学源流相同，但图书一派又以三说行世：刘牧主《河图》、《洛书》；邵雍主《先天图》；周敦颐主《太极图》。刘牧力主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其说盛行于宋仁宗时期。此书实际上是刘氏为《新注周易》所附的图说，《宋史·艺文志》载刘氏《新注周易》十一卷、《图》一卷，其《图》即指此书而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图》凡三卷，于今本卷数相同。《新注周易》已佚，独存此书行世。旧本前曾冠欧阳修序，后世学者认为序为伪托，故《四库全书》删而不录。正文为《河图》、《洛书》诸图。最后附《遗论九事》一书，其本为单行，后徐氏刻《九经解》，将其附于此书之末，《四库全书》仍之。所论一为太□授龙马负图，二为六十四卦推□诀，三为大衍之数五十，四为八卦变六十四卦，五为辨阴阳卦，六为复见天地之心，七为卦终末济，八为善数揲法，九为阴阳律吕图，认为先儒皆未曾论及，故曰《遗论入刘氏之学，上承汉儒，下启邵雍诸人，实为图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特别是其力主的《河图》、《洛书》说，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亦有相当大的影响，如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都本于刘氏，发明了他的思想。所以，此书对研究儒学发展史、宋初《易》学流派及其思想等都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后来，叶昌龄、李觏、蔡元定等曾著书驳难刘氏之说，朱熹从之，更由于后来的胡一桂、董楷、吴澄诸儒均师宗朱熹，遂使刘氏之说几近失传，世所罕见。宋刊本庋藏北京图书馆，《道藏》收录，在洞真部灵图类云字号中，《通志堂经解》本即从《道藏》中录出，又有《四库全书》本。
易说
〖易说〗六卷。清惠士奇（１６７１－１７４１）撰。此书杂释卦爻，专宗汉学，以象为主。其说解，多引《老子》、《庄子》思想以为证据，认为庄周精于《易》，善道阴阳，后儒说《易》者皆所不及；对于王弼《易》说；士奇多有批驳，或者指斥其为臆说；对于虞翻，土奇亦认为其说《易》过伤于工巧，故穿凿最多。说解中对纬书材料有所取用，并以为纬书不可尽废。在剖析卦例时，多引证史实，不作玄理空谈，注意阐明古字古义。如举“鹤鸣于九皋”为例，“皋”古为“泽”字，“泽”为阴，故曰“鹤鸣于阴”。《毛传》、郑《笺》皆作‘□’，后人误为“皋”，失其义，学者但知“皋”而不知“□”，“皋”，“□”二字以相似而相乱。又如释“□简”，谓心之灵，《庄子》中有“灵□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句，后来，“□”误为“□”，虽司马彪、陆德明博极群书，而皆不知其误。如此之类，颇多个人见解，并发前儒所不及，对探讨经文本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于全书征引极博，故说解时亦不免稍失于杂，如释讼卦，引荀爽说讼之言凶也，则以丹朱之“嚣讼”为“嚣凶”。又如释“弟子舆尸”，引《左传》“彘子尸之”，以“尸”为军中元帅。至于释“观国之光”，弓《聘礼》“请观”及《左传》“季札观乐”、“韩宣子观书”以证“观国”。诸如此类，则皆失之过拘。传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以及《皇清经解》本。
易通释
〖易通释〗二十卷。清焦循（１７６３－１８０２）撰。为焦氏“《易》学三书”之一。初稿成于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一再改订，数易其稿，于嘉庆十八年定稿。据自序，初学《易》，辄有所疑，遍阅诸书仍不能解。后学数理之学，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以往所疑、渐能理解，后撰成此书，以申其义。举经传之文互相引证，会而通之，字字求其贯彻，订为伏羲之卦，参互错综，文王周公之《系辞》，亦参互错综。孔子之“十翼”，亦以参互错综，赞之所谓参互错综者，即“旁通”、“时行”、“相错”之法而已。全书对《卦辞》、《彖辞》、《象辞》、《爻辞》一句一字，各为条分屡析，珠连绳贯，以观其通《易》之数。也均以“旁通”、“时行”、“相错”、“比例”等法解之。所谓以测天之法测《易》，视《易》之爻位犹天之躔度，凡山泽、雷风、水火，若七政恒星之昭布，一一可窥嚣而辨其方位。视爻位之往来，犹如躔度之交错。凡山泽、水火之变化，若七政恒星之经纬迟速，皆可布算而寻其绪。又从训诂入手，以假借字而引申其说，则或为后世学者所指摘，而皮锡瑞则谓“假借说《易》，并非穿凿”。焦氏“易学三书”，发挥精义备于此书，《图略》则表其象，章句以释其文，实为焦氏《易》学著作中最重要者，三书互相发明，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井受到清代学者好评。有《焦氏丛书》本、《焦氏遗书》本。
易图略
〖易图略〗八卷。清焦循（１７６３－１８２０）撰。为焦氏“《易》学三书”之一。初稿成于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自叙谓学《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旁通，二相错，三时行。初不知何为旁通，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升降之说出于旁通；初不知何为时行，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变化之道出于时行；初不知何为相错，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比例之义出于相错。测之既久，益觉非相错、非旁通、非时行则不可以解经文、传文，早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以十几年之力，以测天之法测《易》，而旁通、相错、时行三者乃从全《易》中自然契合，既撰为《通释》二十卷，复提其要为《图略》。前五卷为图五篇，各为之说。一《旁通图》，谓乾坤之升降，即乾坤之旁通，诸卦之旁通，就乾坤之升降，举三十例证以发明之。二《当位失道图》，由旁通而当位，先二五后初四三上；由旁通而失道，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三《时行图》，由当位失道而证以当位则变通不穷，失道则变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应。四《八卦相错图》，未行动者以相错之卦为旁通，既行动而或得或失者，以相错之卦为比例。五《比例图》，列六十四卦之相错，以明其出于比例。卷六为《原卦》、《原名》、《原序》、《原彖象》、《原辞》上下、《原翼》、《原筮》八篇，发明旁通、相错之义。卷七至八为《论连山归藏》、《论卦变》上下、《论半象》、《论两象》、《论纳甲》、《论纳音》、《论卦气六日七分》上下、《论爻辰》等十篇，破旧说之非，不遗余力。焦氏“《易》学三书”，大旨载于此书。对于了解焦氏“三义”及比例等法有重要价值。有《焦氏丛书》本、《焦氏遗书》本。
易图明辨
〖易图明辨〗十卷。清胡渭（１６３３－１７１４）撰。此书专为辨定“河图洛书”而作。宋儒所传之“河图洛书”，本为五代末道士陈抟根据《易》理、衍为诸图。其图本据《易》而造，所以用卦、爻反复研究，也无不符合。传者信其说，遂认为是伏羲所画之图，谓《易》乃据图而作。宋代著名学者邵雍、朱熹皆信其说，并采入所著《易学启蒙》《易本义》中，当时袁枢、薛继宣等皆有异论。元陈应润撰《爻变义蕴》，始指摘先天诸图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吴澄、明归有光等亦相继排击，各有论述，未成专书。清初毛奇龄撰《河图洛书原舛编》，黄宗羲撰《易学象术论》，黄宗炎撰《图书辨惑》，力辨“河图洛书”之伪。然皆各据所见，抵其缺漏，尚未能穷溯本末，明其所出。胡渭断各家之后，广征博考，相互参证，条分缕析，一一辩明。“河图洛书”之伪始成定论，其作伪之来龙去脉始昭然于学术界。此书大约成于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以前，因为是年胡氏曾向万斯同，出示此书原稿。全书卷一辨“河图洛书”，卷二辨五行、九宫卷三辨《周易参同契》、先天太极，卷四辨《龙图》、《易数钩隐图》，卷五辨《启蒙图书》，卷六至七辨“先天古易”上下，卷八辨后天之学，卷九辨卦变，卷十辨象数流弊。胡氏通过考辨，使由宋儒所传、历代相沿之“河图洛书”、“六十四卦方圆”、“先天”、“后天”、“太极”、“无极”之说皆被否定。又直指邵、朱之非，谓邵、朱不当冠伪图于书，胡氏自谓“观吾书‘者，如以为西山之戎，首紫阳之罪人，则五百年来有先我而当之矣”。指出“河图洛书”与《易》无关，“先天之图与圣人之《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此书极得清代学者推重，《四库全书总目》谓此书视渭之《禹贡锥指》尤为有功于经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谓“无极”、“太极”、“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将此等异说（阴阳五行等）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自重，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有《奥雅堂丛书》本、《守山阁丛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易图说
〖易图说〗三卷。南宋吴仁杰撰。仁杰字斗南，一字南英，自号□隐，河南洛阳人，居昆山（今属江苏），淳熙进士，历官罗田令，国子学录，师从朱熹，博览经史，曾撰《古周易》、《洪范辨图》、《汉书刊误补遗》等书。此书实际上是其所撰《古周易》的图说，吴氏此举，用以说明古《周易》卦受变化及其占法，他认为、《易》应先于文字而存在，其时优蒙画卦，有卦、有象但却无辞，后文王作家，并著变爻覆卦之画，其时有彖、有受但却无爻辞，周公于爻画覆卦之下系辞，始完成《易经》。而孔子之传卦象者当曰“彖传”，传大象者当曰“象传”，传爻辞者当曰“系辞传”，而今之《系辞》二篇应是古经之“说卦”，《文言》是孔子弟子记录的孔子之言。因吴氏自认六十四卦为伏羲所作，故书中首时八纯卦各变八卦图，又认为卦外六爻及六十四覆卦为文王所作，故又有一卦变六十四封图爻六受皆变则占对卦、皆不变则占覆卦图等。吴氏说解《周易》，于宋儒中独树一帜，既不袭先儒旧论，亦颇与时人不合，所论虽多有所据，亦不免时遭后人毁誉。此书对研究宋代《易》学流派及古《周易》图式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作者不拘前说，勇于开拓《易》学研究新领域的创新精神，颇资后世学者的借鉴。有《四库全书》本及《通志堂经解》本。
易图条辨
〖易图条辨〗一卷。清张惠言（１７６１－１８０２）撰。历来《易》图之辨，自毛奇龄撰《河图洛书原舛编》，黄宗羲撰《易学象数论》，黄宗炎撰《图书辨惑》，胡渭撰《易图明辨》，对古今有关“河图洛书”的各种说法，进行考辨，基本上澄清了“河图洛书”的来源，及传世《易》图的始末。惠言继各家之后，赓续辨之，拾遗补缺，尤无罅漏，集各家之大成，而又多所补正。首辨《河图洛书》，次辨张理所伪造陈希夷《龙图》，次辨《刘长民河图》，《刘长民洛书生数》、《成数》，《朱子发河图》，《朱子发洛书》，刘牧《太极生两仪图》、《天地数十有五图》、《四象生八卦图》、《乾坤生六子图》、《三才图》，《朱子启蒙河图》、《洛书》，《太极图》，赵□谦《天地自然之图》，赵仲全《古太极图》，《汉上易卦纳甲图》，《参同契纳甲图》等，次《皇极经世》，次《读三易备遗》，次《卦变图》，次《朱子卦变》，次《程苏卦变》，次《反对为卦变》，除引毛氏、黄氏、胡氏诸家之说外，多援据古义，悉心研究，颇多创获。如谓赵仲全《古太极图》出于元初，明人盛传之，托于宋蔡元定，亦无证据，而胡渭深信不疑，以为是陈抟所撰，邵雍所传，实属误谬。又谓《先天图》不曾离得汉人，故《皇极经世》云“太玄见天地之心”，可知邵雍之学之所本，乃源于道家，亦非讲先天之学者所知，又谓《皇极经世书》不是讲《易》之书，皆为确论。得到清代学者首肯。有《张皋文笺易诠全集》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易纬
〖易纬〗十四卷，《四库全书总目》作十二卷。佚名撰，东汉郑玄（１２７－２００年）注。玄字康成，北海郡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世称“后郑”，以别于郑兴、郑众父子。曾入太学学习今文《易》和《公羊》学，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等，最后从马融学古文经。后游学归里，聚徒讲学，至数百干人。因党锢事被禁，潜心著述。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称郑学，为我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撰《六艺论》、《驳五经异义》等。纬书乃与经书相对而言，“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班固称圣人作经，贤者纬之，实际上纬书是混合神学附会儒家经义的书，两汉末逐渐流行，东汉称为“内学”。《易纬》既为汉代流行的纬书之一，故郑氏为之作注。此书今本均为辑佚，故多有残缺，其内容包括《易纬乾坤凿度》、《易纬乾凿度》、《易纬稽览图》、《易纬辨终备》、《易纬通卦验》、《易纬乾之序制记》、《易纬是类谋》《易纬灵坤图》等。《易纬》一书，对宇宙发生多有所解释，提出太易、太极、太始、太索等哲学概念，认为“有形始于弗形，有法始于弗法”。通过卦气的征验，阐述天象与人事的相应关系，特别是自然现象同万物成长、政治兴衰、人体疾病等等关系。所述如六日七分、消‘鼠、征应等，为孟熹、京房学派继承发挥。特别是所注《易纬乾凿度》，后人征引最多，皆于《周易》之旨有所发明，较他纬独为纯正。但其中亦包含有浓重的迷信怪涎色彩，后来发展成所谓的符□瑞应之说。纬书内容“有纯有疵”，此纬亦不例外，其中所反映的“周秦旧法”，决不可“尽弃”。因此，汉唐以下研究《周易》各学派，于此书仍经常有所称引。有《古经解汇函》本及《四库全书》本传世。
易象抄
〖易象抄〗十八卷。明胡居仁（１４３４－１４８４）撰。此书前有胡居仁自序，称读《易》近二十年，稍有所得，随读随钞，积之既久，不忍弃去，手订成恢，故名《易象钞》。朱彝尊《经义考》著录胡居仁《易通解》，而不载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已散佚，疑是后人搜其绪言，重为编次，非胡居仁手著。《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四卷，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此书前所冠提要著录为１８卷，书亦分为十八卷。第一至十五卷大抵取先儒图书论说合于心得者录之。第十六卷、十七卷前半部分为书，皆与人论《易》之往复札记及自记所学，第十七卷后半部分为《古易质疑》六条、《古易题辞》一条。题于万历丙午秋季，即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胡居仁卒于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去此已逾百年，自不当有此题辞，或编者阑入。第十八卷为诗，包括《光后天图杂咏》十六首、《先天八卦吟》六十四首、《先后天卦图杂吟》等。《四库全书总目》谓胡居仁之学虽出自吴与粥，而笃实则远过其师，胡在明代与曹端、薛□俱号醇儒。所著《居业录》，被称为道学正宗。其说《易》亦简明确切，不涉支离玄渺之谈。有《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１５４４）进士，官至滦州知州。著有《易象江解》、《论语类考》、《孟子杂记》等。此书专门阐述经文取象之义。士元认为《易》以卜筮为用，卜筮以象为宗。先儒解《易》，论义理不论祸福，害怕因言卜筮而使《易》理变行俗浅，故对《彖辞》、《爻辞》大加发明，而对取象之由则略而不论。后世传注者则更往往把“互体”、“五行”、“纳甲”、“飞伏”之类归人虚玄之列，而宋代大儒朱熹、张□都说不可偏废。对此士元曾著《易象江解》二卷以阐述之，又作此书为之补充。“钩”，曲也，转取也，本无所见、引物而旁通之意。《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大旨深有合于作《易》之本旨，所论虽有穿凿处。而犁然有当者为多，远胜于虚谈名理、茺蔑古义者。指出此书《履卦》注以京氏之说主象、并引以为明象之证，颇失其真；以京氏《易》当太卜所藏，也殊为无据。有《四库全书》本、《守山阁丛书》本、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刻《归云别集》本、《湖北先生遗书》本。《四库全书》据两淮马裕家藏本著录，《四库全书总目》谓每卷标目之下皆题《归去别集》卷数，自五十八至六十－，盖当时编入全集。又谓《明史艺文志》载士元《易象钩解》四卷、《易象汇解》二卷，则《汇解》亦发明象学者，以未见其书，故不著录焉。今据《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归云别集》有明万历中刊本，收入士元著作十二种，道光刻本即据此本，《四库全书》本或据《归云别集》零本著录。
易象钩解
〖易象钩解〗四卷。明陈士元撰。士元字心叔，湖北应城人。喜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进士，官至滦州知州。著有《易象江解》、《论语类考》、《孟子杂记》等。此书专门阐述经文取象之义。士元认为《易》以卜筮为用，卜筮以象为宗。先儒解《易》，论义理不论祸福，害怕因言卜筮而使《易》理变行俗浅，故对《彖辞》、《爻辞》大加发明，而对取象之由则略而不论。后世传注者则更往往把“互体”、“五行”、“纳甲”、“飞伏”之类归人虚玄之列，而宋代大儒朱熹、张□都说不可偏废。对此士元曾著《易象江解》二卷以阐述之，又作此书为之补充。“钩”，曲也，转取也，本无所见、引物而旁通之意。《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大旨深有合于作《易》之本旨，所论虽有穿凿处。而犁然有当者为多，远胜于虚谈名理、茺蔑古义者。指出此书《履卦》注以京氏之说主象、并引以为明象之证，颇失其真；以京氏《易》当太卜所藏，也殊为无据。有《四库全书》本、《守山阁丛书》本、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刻《归云别集》本、《湖北先生遗书》本。《四库全书》据两淮马裕家藏本著录，《四库全书总目》谓每卷标目之下皆题《归去别集》卷数，自五十八至六十－，盖当时编入全集。又谓《明史艺文志》载士元《易象钩解》四卷、《易象汇解》二卷，则《汇解》亦发明象学者，以未见其书，故不著录焉。今据《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归云别集》有明万历中刊本，收入士元著作十二种，道光刻本即据此本，《四库全书》本或据《归云别集》零本著录。
易象正
〖易象正〗十六卷。明黄道周（１５８５－１６４６）撰。为以古占法解《易》之作。孟应春《序》称此书始作于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初成《二十四图》，后又续成《六十四象正》。刘履丁《序》则称道周三十年前即著《易本象》八卷、《畴象》八卷，而又云“今《象正》与旧《象正》文义具别”，所以称《易本象》等为此书之稿本尚可，而认为此书即《易本象》则不可。据道周《易象正凡例·春秋说象凡例》称：“凡《易》自《春秋》《左（传）》、《国（语）》，暨两汉名儒，皆就动爻以论之卦。至虞（翻）、王（粥）而下，始就本卦正应以观攻取，只论阴阳、刚柔，不分七八九六，虽《易》有刚柔杂居之文，而卦无不动玩占之理。《象正》专就动爻以明之。”道周初作《三易洞玑》，以卦图推休咎而未及于诸爻之变象，此书则于每卦六爻皆即其卦以观其变，即《左传》所列古占法。全书首列目次一卷，以汉人分爻直日之法，按文王之卦序以推历代之治乱。次为《凡例》，凡《春秋说象凡例》十八条、《系辞说象凡例》十九条、《本卦说象明义凡例》十九条、《本卦说象疑义凡例》三十六条。次二卷称为卷初，为《大象十二图》及《历年十二图》，前者本于《大象传》，后者本于邵雍《皇极经世图》，各图皆为序说以发明图象，做为《象正》之本始。中十二卷为《易象正》正文。末二卷则以“河图”、“洛书”之数自相乘除，为三十五图，其中《诗斗差图》、《诗斗差退限图》、《诗元命图》、《春秋元命图》则本于汉人纬书“四始五际”之说而别衍之，以为推测之术。与道所著《三易洞玑》互为表里。此书体例，每爻之下先列本爻之《彖辞》，次列卦之《象辞》，然后列本爻之《象辞》及道周之《象辞》，加“正曰”二字以别之。此书发明古占法，引申触类，亦《易》之一隅，涉于《易》之本义。然亦不免附会，且以占术为能事，由入《易》之逆流。有《黄石斋九种》本，《四库全书》本。
易学变通
〖易学变通〗六卷。元曾贯撰。贯字传道。江苏泰和人。曾举天历乡试，官绍兴府照磨。元季兵乱，弃官家居，乡人推率义军，战败而殁，著《四书类辨》、《学庸标旨》诸书。是书纯以义理说《易》，其体例每篇统论一卦爻之义，又举他卦辞义与其相近者，参互以求其异同的原因。如乾卦，乾六爻不言吉，无往而非吉也。初九处之以勿用，即初九之吉。上九处之以无悔，即上九之吉。二之见，五之飞，三四之无咎，都是如此。认为位或过于中，而圣人处之则无不中，位或失于正，而圣人处之则无不正，所谓刚建中正，纯粹以精者，吉有大于此乎？如坤卦，其云，或疑六三王事为六五之事，然乾主君道，坤主臣道，王事乃九五大人之事，故坤卦三五，圣人皆有戒辞者，其所以正人臣之体，为虑深矣。艮卦云，敦临、敦艮皆吉，何也，敦者厚道也，厚于治人，则人无不服者，临是也。厚于治己而己无不修者，民是也。凡此诸条，立义皆为纯正，其他方面亦副析精微。多出前儒训解之外。间取互体立说，兼存古义。此书继承了前代的义理之说，并使之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其说解《周易》，虽时有创新，但其本意仍是在为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寻求理论根据。有《四库全书》本传世。
易学象数论
〖易学象数论〗六卷。清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著。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父黄尊素为东林党人，被魏忠贤杀害，宗羲是长子，十九岁时入京伸冤复仇，以铁锥毙伤仇人。后入“复社”，开展反宦官斗争。南明覆亡后，埋名隐居，讲学著述。清廷诏征博学鸿儒，聘其预修《明史》，均坚辞不就。学从名儒刘宗周，天文、历算、乐律、经史百家及释道之书，无所不读，且重实际，善思考，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开创浙东学派，万斯同、万斯大皆从其学，全祖望、戴震均受其影响。所著《宗元学案》《明儒学案》为我国最早的学术史作之一。是书自序云：“《易》广大无所不备，自九流百家借借以行其说，《易》之本义反晦。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其所欺。今一一疏通之。宗羲以为：《易》至京房、焦延寿而流为方术，至陈抟而歧入道家，学者失其初旨，九流百家无不依托，遂作此以纠其失。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附以所作《原象》，为内篇，皆象也。后三卷论太玄、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数，及六壬、太乙、遁甲，为外篇，皆数也。大旨谓，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备而象义穷；然后儒为伪象者，有纳甲动爻、卦变、先天之四象。是书推崇七象而驳斥四象，于七象之中又必求其合于古，以辨后儒象学之伪。又《遁甲》《太乙》《六壬》三书，世谓之三式，皆主九宫，以参详人事。是书以郑玄《太乙》行九宫法证《太乙》，以《吴越春秋》之占法、《国语》冷州鸠之对证《六壬》，以订后世数之失，论说皆有依据。宗羲究心象数，洞晓其始末，故尽知其瑕疵，非据理空谈不得精要者比。惟本宋薛季宣之说，以《河图》即后世图经，《洛书》即后世地志，顾命之《河图》即今之黄册，则未免矫枉过直，使传陈抟之学者，得据经典而反唇，是其一失。然其宏纲巨目，辨论精详，与胡渭《易图明辨》均可谓有功《易》道。有《四库全书》本，又有《广雅书局丛书》本，题名《象数论》。
易义别录
〖易义别录〗十四卷。清张惠言（１７６１－１８０２）撰。惠言认为古代《易学》，无不依经附传，承师论法。而王弼《周易注》流行，古师之说尽废；孔颖达《周易正义》颁行，古代《易》书遂亡。唐代以前《易》学有３２家，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述２３家，但皆支言片语，多不贯穿。又以为不尽见其辞，不能论是非；不尽通各家，不能评优劣。乃辑《经典释文》、《周易集解》及五代、宋人类书、辑佚书等言古《易》者，各为别录，用以探源流同异，考是非优劣。所辑以虞氏《易》为主，兼及其他各家，共十四家，卷一至四为孟氏《易》四家，即孟喜、姚信、翟玄、蜀才；卷五至八收京氏《易》三家，即京房、陆绩、干宝；卷九至十三收费氏《易》七家，即马融、宋衷、刘表、王肃、董遇、王□、刘谳。第十四卷为子夏，别为一家。虽单词碎义，条理不完而苦心考证，往往通其家法。如据姚信注”乾坤致用“、”卦变旁通“、”九六二下“，而知为虞氏之学。据翟玄注”五虚无君“、”二上包五九“、”五遇中处正“，而知翟氏之学为虞氏之学，而非荀氏，皆研究精细，非潜心古义者不能为。又于各家之前，均撰简序一篇，述其源流，简约得当，便于领会其实旨。有道光间合河康氏刻本，收入《张皋文笺易诠全集》，又有《皇清经解》本。
易义古象通
〖易义古象通〗八卷。明魏□撰。魏□字苍水，福建松溪人。万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湖广巡抚。此书大旨谓文王、周公之《易》即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又于汉、魏、晋、唐诸家所论象，取其近于正确者，参以己意，故名《古象通》，而所以冠”易义“二字为《易义古象通》者，为即象以通《易》义之谓。首有《明象总论》八篇，一曰原古象，概括本书大旨及象学渊流。二曰理传象，叙理学家之言象者。三曰八卦正象，以父母、男女为正，以其出生之序本如此，又如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在先天方位图内者，止以阴阳性情而取，皆谓之正象。四曰六爻位，谓六爻取象大抵因其位之上下。五曰卦、爻画，羲皇之世象已渐繁，乃于众画之中独取奇偶二画，有象阴阳而交错重累，可以无所不肖，卦画象举《观》、《噬嗑》、《颐》、《鼎》四卦为例，爻画象、同体象也各举例说明，谓”此愚谓细昧繇辞，得其象之有取于画者略为诠释，亦以稍广前儒之所未竟“。六曰卦变，谓卦变起源于汉魏间，崔憬、虞翻、侯果、蜀才诸人已标此意。七曰互体，亦起始于虞、侯诸人。八曰反对、动爻，谓反对有正反、倒反，正反者阴阳相反，如《大过》、《颐》之类，倒反者全体颠倒，如《师》、《比》之类。明自万历以后经学弥荒，稍为笃实者则局于文句，很少发明；高明者追求玄虚，流于姿肆。魏氏此书独能博考旧文，兼存古义，在当时《易》学著作中属于上乘之作。朱彝尊《经义考》著录此书名为《周易古象通》，与魏氏原意不合。有《四库全书》本。
易音
〖易音〗三卷，清顾炎武（１６１３一１６８２）撰。《音学五书》之三。炎武认为古代卜筮之辞，大都有韵，以便人玩诵。《周易》亦用韵，然与《诗》有所不同，不能连比象占，牵合上下，以就其音。遂将《周易》经传协韵之字标出古音，并附解说。查考文字异同，寻求《周易》之音韵规律。指出某些字，由于方音不同，读法不能一致，认为”五方之音，虽圣人有不能改者“，指出朱熹《局易本义》改字以合韵的错误。上卷为《彖辞》、《爻辞》，中卷为《彖传》、《象传》，下卷为《系辞》、《文言》、《说卦》、《杂卦》。凡与《诗》音不同者，都认为是偶用方音，则未免穿凿。然其标音注释，多有可取，不仅于音韵学有裨，即于读《易》、解《易》，亦不可不读。有《音学五书》本（崇帧刊本、光绪刊本、１９８２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等版本。
易原
〖易原〗八卷。南宋程大昌（１１２３－１１９５）撰。大昌字泰之，安徽休宁人，绍兴进士，孝宗时累官吏部尚书，出知泉州、汀州，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卒谥文简。大昌学识广博，一生著述颇多，除此书外，尚有《禹贡论》、《待论》、《雍录》、《易老通言》、《演繁录》等。大昌感于《易》义自汉以来争讼不绝，纠纷尤甚，遂历四年而成此书，自认能溯其原委，通而贯之，并多不袭前说。首论《周易》中的五十五数，参之以图书大衍为《易》之原，凡卦变、揲法则皆有图论。如论分爻值日，本是京房、焦赣卦气，其始于中孚，本用太初法，其结论与先儒所谓乾坤之策当期之日不合；又如复□生卦说始于邵雍，但乾坤生六子说卦传有明文，不能先有六昼之卦，后有三昼之卦，郑康成用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来应合大衍五十之数，本于”乾“凿度，与马融所增北辰、荀爽所增用九、用六，不过以意抉择传会，初并无不可改变之理，张行成别立二十五数以推大衍，则是在五十五数之外，别有二十五数，并非孔子所曾言。诸如此类，大昌都极力排斥先儒，申树己见。凡其说解，都根据《大传》，于《易》之本义多有阐明。此书对研究《易》学发展史、宋代《易》学流派及《易》与算学关系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成后，传本稀见，程敏政撰《新安文献志》收录三篇，朱彝尊《经义考》将其列入已佚著作。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百余篇，首尾尚属完备，经编次厘定，始成完帙。有《四库全书》本，另又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易原就正
〖易原就正〗十二卷。清包仪著。仪字羽修，邢台（今属河北）人。顺治间拔贡生。其自序称：”早年闻有《皇极经世》，而无由求得其书。自顺治辛卯（八年）至康熙己西（八年），七经下第，贫不自存，薄游麻城，乃得其书于王可南家，至江宁，寄食僧寺，玩求其旨者一年，始有所得“。知包氏实为孤寒立志之士。其学实从邵雍入，故于陈抟《先天图》信之甚笃，故其《月例》自序称：邵雍《皇极经世》为《易》之本旨。然其书诠释简明，词意了然，乃非抛荒经义；排比黑白，徒类算经者可比。其谓《洛书》无与于《易》，则差胜他家之缠绕不通士体。每爻皆注所变之卦，尚用左氏筮法，意追古法。其学虽兼讲”先天“，而实际是以发明《易》理为多；与自序实不相应。有《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易纂言
〖易纂言〗十卷。元吴澄（１２４９－１３３３）撰。澄字幼清，号草庐，江西崇仁人，南宋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荐擢翰林应奉文字，泰定初开经庭，以澄为讲官，曾主修《英宗实录》，诏加资善大夫，广招门徒，从学者达数千百人，卒溢文正，为元著名学者，著作有《老子注》和诸经《篡言》等。此书为吴氏音注、训释、考证《周易》的著作，用吕祖谦《古周易》本经文，每卦先列卦变主爻，每爻先列变爻，次列象占，十翼亦各分章数，其训解各附句下，音释考证则经附每卦这末，传附每章之末，间有文义相因，则附辨于句下，全书体例，大略如此。吴氏对经文的校改，持之有据；解释经义，辞简理明；融贯旧说，赅洽允当。如师卦丈人吉，改大人吉，所据为崔憬所引《子夏传》。”比卦“比之匪人下增凶字，所据为王肃《本》。”小畜卦“舆说辐，改为舆说辐，所据为许慎《说文》，尚德载改为尚得载，所据为京房、虞翻，子夏《本》。”大畜卦“曰闲舆卫，改为日闲舆卫，所据为郑元、虞翻、陆希声《本》。”因卦“劓刖，改作□□，所据为荀爽、王肃、陆续《本》。”鼎卦“其形渥，改为其刑□，所据为郑元《本》。”比彖“比吉也，删也字，所据为王昭素《本》。”贲彖“补刚柔交错，据王粥注认定此四字为误文。”震彖“惊远而惧迩也，下补不丧匕□四字，所据为王昭素所引徐氏《本》。”渐彖“女归吉也，改女归吉利贞，所据为王肃《本》。”坤象“履霜坚冰，改为初六履霜，所据为《魏志》。”坎象“樽酒簋贰，删贰字，所据为陆德明《经典释文》。”系辞上传“系辞焉而明吉凶，下补悔吝二字，所据为虞翻本。”系辞下传“何以守位曰仁，改何以守位日人，所据为王肃《本》。来耨之利，改来耜之利，所据为王昭素本。以济不通以下删致远以利天下六字，所据为陆德明《释文》。”序卦传“故受之以履下补履者礼也四字，所据为韩康伯《本》。如此等等，都引前儒古义，具有源流。其余亦多依傍胡瑗、程颐、朱熹诸家。吴氏所自改正者，不过数条，如吴氏已见认为”系辞传“中说上下经十六卦十八爻之文，应为错简，可移置于《文言传》中等。自唐以来，历代说《易》者即以王粥之说为宗，象数之学久置不讲，屡遭排斥，而此书却予以复倡，所以在其说解中，又能破除传注之穿凿，对以后的治《易》者颇有影响，特别是作者对《周易》经文的深入研究，对后世治《易》者提供了多方面的参考。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在元人说《易》诸家中，”固终为巨擘焉“。有《通志堂经解》本，作十三卷，元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刻本，明成化三年（１４６７）刻本，嘉靖中顾应样刻本，万历间刻本以及《四库全书》本等。
易纂言外翼
〖易纂言外翼〗八卷。元吴澄撰。澄之生平简介，详见《易纂言》。吴氏前撰《易纂言》，其义例散见于各卦中，不相统贯，卷首所列卦图，亦仅粗具梗概，尚未及详细论述，有感于此，遂又撰是书以畅明，故称为”外翼“。前有吴氏小序，云共为十二篇，正文内容一曰卦统，以八经卦之纯体、合体者为经，六十四卦之杂体者为纬，乃上、下经篇之所由分。二曰卦对，以奇偶反易成二卦，成上、下篇相对。三曰卦变，认为奇偶复生奇偶，其用永无尽。四日卦主，用无妄传而推衍，以明一经之义。五日变卦，言刚柔交而相变，由一卦可为六十四卦。六曰互卦，言中四爻复具二卦，以为一卦。七曰象例，凡经之取象皆类聚之，以观其通。八曰占例，言元辜利贞吉凶无咎，其义皆本于天道。九日辞例，乃象例占例所未备，而可以互见者。十曰变例，言揲蓍四营十八变之法。十一日易原，明河图、洛书。先、后天图。十二曰易流，备举扬雄以下拟《易》之书。现缺卦变、变卦、互卦三篇，易流缺半篇，易原亦不完整，吴氏《易纂言》，曾于象数之学复以提倡，颇受后人所重，在此书中，作者亦类聚区分，以求其所倡之理的融会贯通，如卦统、卦对二篇，言经之所以厘为上、下，乃程颐、朱熹所不及之论。象例诸篇，简明古义。尤非元明诸儒空谈妙语者可比，此书与《易纂言》互为表里，全面反映了吴氏一生的《易》学思想，对研究宋元之际儒学的发展，《易》学的演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书成后，传本渐为罕见。朱彝尊《经义考》曾云，明代昆山叶氏《书目》载有四册，今本为《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其云”宏纲巨目，尚可推寻“故仍依原目编次，析为八卷，”俾与《纂言》相辅而行焉“。除《四库全书》本外，尚有路小州旧抄本及民国间南昌退庐图书馆所刊《豫章丛书》本。
翼教丛编
〖翼教丛编〗六卷，清苏舆辑。苏舆字厚康，一字厚庵，湖南平江人。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进士，改庶吉士，官邮传部郎中。曾学于王先谦之门，反对变法维新派的民权平等说，此书即其所辑反对变法维新的文章汇编。自序谓“邪说横溢、人心浮动，其祸实肇于南海康有为”，“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至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苏舆“以为匪发其覆，众醉不可醒也。爰倡辑诸公论说，及朝臣奏牍，有关教学者，都为丛编，命之《翼教》”，“专以明教正学为义”。所收均为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七月以前朱一新、洪良品、安维峻、许应□、文悌、孙家鼐、孙宝箴、张之洞、王仁俊、屠仁守、叶德辉、梁鼎芬、王先谦等十三人反对变法维新的文章。其中有张之洞《劝学篇》中《教忠》、《明纲》、《知类》、《正权》、《非强兵》诸篇，安维峻的《请毁＜新学伪经考＞折》，时德辉的《□轩今语评》、《＜长兴学记＞驳义》，朱一新的《答康有为书》，《湘绅公呈》等，均猛烈攻击康梁变法主张，特别是民权思想，竭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思想，以维护封建统治。《湘绅公报》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此”。《朱一新答康有为第五书》谓“理则实宰乎气，人得是理以生，苟无是理以宰是气，则人物之生，浑然一致，而人之性真同于犬牛之性矣。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此五常之全理”，以宋明理学的“理在气先”及先验人性论作为纲常名教的理论基础。《＜长兴学记＞驳议》攻击康有为“居光天之下而无父无君，与周、孔为仇敌，苟非禀禽兽之性，何以狂悖如此”。反映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与顽固派、新学与旧学在政治、学术方面的激烈斗争情况。有光绪二十四年武昌重刻本。
虞氏易候
〖虞氏易候〗一卷。清张惠言（１７６１－１８０２）撰。为惠言虞氏《易》学著作之一，专为发明虞氏占候之义而作。惠言谓《易》气必以其象应卦，乃本虞氏《易》象据消息以推时训，阐发虞氏《易》侯，故名。惠言据《汉书·五行志》，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以八月八，其卦曰《归妹》。人地则孕毓根核，收藏蛰虫，避盛阴之害；出地则长养华实，发扬隐伏，宣盛阳之德。入能除害，出能兴利，为人君之象。又据《后汉书·郎□传》：“□曰‘大壮用事，六日之内，雷当发声，发声则岁和，王道兴也’”，认为皆据“七十二候”言之，古义虽迂，实本于经师之旧说，故广为搜辑，一一为之诠释详明，以明虞氏《易》侯之旨。然其所采、所释亦间有舛误，如释“立夏之日蝼蝈鸣”，子夏《易传》《井·九二》、《井·谷射鲋》释鲋谓“井中虾蟆为鲋鱼”，虞氏《易》象以巽为鲋，即蝼蝈，惠言漏引。又训“蛰虫坯户”谓“巽为蛰虫，艮为户”，实当作坤为户，《讼·九二》、《坎·六四》、《节·初九》虞氏注，均说坤为户；巽为蛰虫，虞氏《易》象无此文。巽为虫说，《卦传》虞氏注谓“坤为藏”，《系辞》上虞氏注谓“蛰虫兼二卦之义言之，甲虫为害，离为甲，故甲虫为害。离为鳖为蟹，皆甲虫也”惠言当据此义释蛰虫才对。惠言此书，虽然偶有所误，仍不失为研究虞氏《易》学的重要参考书。有《张皋文笺易诠全集》本。
虞氏易事
〖虞氏易事〗二卷。清张惠言（１７６１－１８０２）撰。惠言虞氏《易》学著作之一。清代学者认为，《易》学不外天道与人事两个方面。孟喜说《易》本于气，而以人事明之，惠言谓虞翻论象皆气，人事虽具，却未贯穿，所以虞翻传孟喜之学，详于天道而略于人事。郑玄、荀爽说人事者文象，也往往错杂，后之学者遂难通其义，故广采众说以通之。此书虽名《虞氏易事》，实不囿于虞氏一家之言，郑玄、荀爽之外，也引别家之说。如《遁卦》引王、孔之义，以为“二居内处中”非遁之人能用遁者而留之为遁之主。《旅卦》引王弼注云：“九三以寄旅之身，而为施下之道，主之所疑也。上九以旅而处于上，极众之所嫉，以不亲之身，而当嫉害之地，必凶之道也”。《小过》引王弼注云：“愈上则愈穷，莫如飞鸟”，谓“其言以喻阴之当随阳，而不当乘阳，则得之矣”。《泰卦》引程颐《伊川易传》，谓用冯河为刚勇，改革不遐，遗为深思远虑，朋亡为□所牵徇。复引《易传》云：“先儒皆言静见天地之心，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又云：“于动上求静，是伊川见道精切处”。《遘卦》引《易传》云：“人君至诚，降屈以求天下之贤，未有不遇者，高宗感于梦寐，文王遇于渔钓，皆由是道也，与象为吻合”。《艮卦》引《易传》云：“艮其趾止于动之初也，艮其限是确乎止，而不复能进退者也”。以上所引伊川之说，至为精当，足见其实事求是，不斤斤于门户之见。惠言为学，虽主于治虞氏，然能广采众家以附翼之，举一而反三，是为善学者贵在于通，此书便是确证。有《张皋文笺易诠全集》本。
虞氏易言
〖虞氏易言〗二卷。清张惠言（１７６１－１８０２）撰。为惠言虞氏《易》学著作之一。孔子申《彖传》、《象传》之义，作《文言》以尽乾坤之蕴，朱熹《周易本义》谓余卦之说可以例推，故惠言撰此书自“屯蒙”始，亦本于《彖传》、《象传》之意推言之，惟缺自《鼎卦》以下十四卦，则此书为未成之稿。惠言虽为虞氏《易》专家，而此书则多援据古义，以相佑证，不仅取虞氏一家之言，然后加以发明，多有可取。如《离·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惠言谓“疑于子，疑于臣，失所履而咎矣。立适以贵不以长，征子长而纣贵也。履之错也。”《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惠言谓“《传》曰：‘君老无适子，去之可也’。一日鼓缶而歌，立世子之礼也”。《晋卦》：“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惠言谓“天子衰，诸侯存其政，正也；王道竭，有天命者代之，道也。古之立诸侯，盛则易与治，衰则有与立，乱则有德者易以兴。五帝之王非嬗也，未有不由诸侯者，其于天子未有不欲存之，存之而不可得，然后代之。”《萃卦·上六》：“赍咨涕涕，无咎”，惠言谓“邻国有丧相赙吊，礼也。所以萃天下之终，天子同轨至，诸侯同盟至，大夫同位至，士旅姻至，故祭相胙，宾相及，喜相庆，师相救，恶相恤，死相哀，然后萃天下而不乱也。”惠言说此三卦，义似迂远，然《离》为继明之大人，《晋》为康侯，《萃》为王假有庙，经义宏深，非墨守章句之士可比拟。其举一反三，方法亦较可取。有《张皋文笺易诠全集》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禹贡会笺
〖禹贡会笺〗十二卷。清徐文靖（１６６５一？）撰。文靖字文山，安徽当涂人。雍正举人。乾隆时举鸿博不遇，复荐经学，授检讨。考据经史，讲求实学，晚年更著书不缀。著有《管城硕记》，推原《诗》、《礼》诸经之论，旁及子史说部，语必求当，全祖望推服之。另著有《周易拾遗》、《竹书统笺》等。《禹贡》为《尚书》篇名，历来注解《禹贡》之书很多，自宋以来更是岐说纷坛，如宋程大昌《禹贡论》、《禹贡山川地理图》，傅寅《禹贡说断》等，至清人胡渭撰《禹贡链指》摧陷廓除，订正前人错误很多，堪为历来《禹贡》研究之集大成者。立靖此书，成于胡书之后，就渭书为基础，更推寻胡书所宋至者，辨胡书之讹，较胡书更为精密。首列《禹贡》山水总目，以《水经》所载为主，附己论于下。次为十八图。图各有说。书中皆先引蔡沈《书集传》，次为文靖之笺，博采诸书，断以己意。如汾水西人河，非东人河；徒骇即河之经流，非别有一经流；三江既入，终以南江、北江、中江为正；九江在浔阳，非洞庭等，皆不为蔡氏所围。至于蔡山则阙其所疑，不主《寰宇记》周公山即蔡山之说；于□物则取《金史·地理志》，谓在乾州武亭县，清代武功县之东南二百里；于三危山引《西河旧事》为□雨圆，谓《史记注》作卑羽山为误“□”为“卑”，并辨胡渭之讹。唯信《山海经》、《竹书纪年》太过，被清代学者指摘为“僻于好古，不究真伪之失”。有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赵氏刊本、《四库全书》本、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慈溪何氏刊本、光绪刊《徐位山六种》本等版本。
禹贡郑注释
〖禹贡郑注释〗二卷。清焦循（１７６３－－１８２０）撰。清阮元曾考浙江原委以证《禹贡》三江，循久为其慕僚，遂撰此书。专以弘明班固，郑玄之学为务。认为班固《地理志》沟通《禹贡》自今者，皆信而有据，无据可证者皆阴之。驳斥了以为班氏《地理志》中之古今误核，认为班氏不至妄传于后，于地理上，古今相核宜为审慎。此书实从舆地角度为班氏论见张目。有《焦氏丛书》本。
禹贡指南
〖禹贡指南〗四卷。宋毛晃撰。毛氏生平难以详知，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传说其曾作《礼部韵略》，于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３）年表进，自署曰衢州（今浙江衢县）免解进士，则为南宋高宗末年人。《禹贡》为《尚书》篇名，主载春秋战国及其以前时期的中国疆域及其物产、士风，将中国分作九州，反映了当时的大一统思想。毛氏此书，专以说解《禹贡》为主，大抵征引《尔雅》、《周礼》、《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九域志》诸书，并旁引他说，用以考证古今山川的源流，颇为简明扼要。毛晃生于南宋偏安以后，身处半壁中国，未能亲至中原及广大北方地区考察，但能援引古籍，以资考证，且不拘泥于诸儒旧说，故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且为南宋诸儒治《禹贡》第一家，所以，后来蔡沈作《书集传》，在有关篇章多用毛氏所说，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作出了贡献。此书《宋史·艺文志》缺载，焦□《经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文渊阁书目》著录，但不记著者。原书久佚，清代《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有关篇章中辑出，校理后分作四卷，是为今本，收入《四库全书》，此外，传本尚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及《榕园丛书甲集》本。
禹贡锥指
〖禹贡锥指〗二十卷。清胡渭（１６３３－１７１４）撰。本书是胡渭研究《尚书》的重要专著。成书于康熙八年（１６６９），题为二十卷，书首为图一卷，列图四十七幅，其中卷十一、卷十四皆分为上、下，卷十三则分为上、中、下，中卷又自分为上、下，故实为二十六卷，其图界画分明，条理井然，如对禹河徙图再徙图，及唐、宋、元、明河图之考究尤为精密。于体例上，集解低经文一宇，辨证又低一字，本书对历代义疏及方志、舆图广征博引、网罗宏富对于九州分域，山川脉络，乃古今异同之故，一一加以详明榷讨，引古证今，了如指掌，虽间有武断失当之处，然其精赅详赡，堪称宋代以来傅寅，程大昌，毛晃等数十家注释《尚书》者之冠冕，是宋代以来《尚书·禹贡》研究之集大成。有康熙中刊本、《四库全书》本、后被收入《皇清经解》。
郁离子
〖郁离子〗二卷，明刘基（１３１１－１３７５）撰。成书于元末。“郁离子”为作者自号，又作书名其义“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徐一夔《郁离子序》）。此书为作者传世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为作者协助朱元璋为政、建立功业的理论依据。全书分上下二卷，共一百八十二条。每条叙一事，说明一个道理，行文多用寓言形式，取譬事物，富于哲理，发人深省，包含了作者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思想。刘基认为，宇宙的来源是气或元气，谓“夫天，浑浑然气也。地包于其中，气行不息，地以之奠今而动焉，岂地之自动乎？”（《麋虎》）。又认为天地是善于生物的，而人则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以化育天下万物。人应善于利用自然规律，而不应“遏其机，逆其气，暴夭其生息，使天地无所施其功，则其出也匮，而盗斯穷矣”（《天地之道》）。刘基在书中批判了鬼神、妖祥、报应、仙人等迷信，谓“人死而皆为鬼者，罔也”（《神仙》）。但又承认有“载于气以行”的理，又不免自相矛盾。刘基认为，人的形与性是天生的，谓“天生物而赋之形与性，寿夭贵贱，司命掌之，弗可移也”（《玄豹》）。又认为性与道与理相当，是无不善的。但道不能独行，必须载于气而行；性亦不能独行，须结合情欲以行。而气与情欲又有邪有正，所以道与情欲亦有邪有正。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刘基认为人力不能改变客观的必然性，但人对客观事物也不是无能为力，“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机而运之，蔑不从矣”，（《省敌》）。“人有作为不可测者，自以为不可测，而不知其为人所测。故智不自智，而后人莫与争智”（《羹藿》）。刘基以医比喻政治，认为必须“切脉以知证，审证以为方”，“当则生，不当则死矣”（《喻治》），而治国首在爱民，如果“志利而忘民”，则“国危矣”（《云梦田》）。治国又应团结人民增强凝聚力，“民犹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抟而聚之耳”，“以漆抟沙，无时而解”，“以水抟沙，其合也若不开，犹水文冰然，一旦消释，则涣然离矣”，“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抟沙》）。特别指出“贿赂公行，必致丧失人心，室家不保”（《贿赂失人心》）。刘基为政治家，从明太祖打天下、治天下，故此书所载多为经验之谈。于学少受《春秋》，于书无所不读。曾讲性理之学，而又能超于性理学之束缚，故此书受到学者重视，版本也较多。有明初龙泉章氏刻本，又有成化六年（１４７０）刊《诚意伯刘先生文集》本，此本又有正德、嘉靖、隆庆重刊本，单行本有喜靖年刻本，清代刻本有数种，又有《四部丛刊》影印本、１９８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本等。
御纂朱子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六十六卷，清李光地（１６４２－１７１８）、熊赐履等奉救纂辑。朱熹著作的分类汇编。朱熹著作甚富，语录为南宋诸儒之冠，文集与周必大、杨万里、陆游等相增。咸淳中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文集有《朱文公文集》等。其语录由于记载杂出众手，编次不在一时，编者或以私意润色，不免有失真之处，或以己臆说托名，全然无据，即确得自朱熹传授者，由于时间不同，即朱熹本人观点也有所变化，往往前后不同，甚至自相矛盾。读者往往写信一本，不得善本，而于朱熹本旨多有混淆。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玄烨命李光地、熊赐履等在朱嘉语录、文集基础上，“汰其榛芜，存其精粹”，以类排比，成《朱子全书》。凡分十九门，卷一至六学、卷七至九《大学》、卷十至十九《论语》、卷二十至二十三《孟子》、卷二十四至二十五《中庸》、卷二十六至三十二《易》、卷三十三至三十四《书》、卷三十五《诗》、卷三十六《春秋》、卷三十七至四十《礼》、卷四十一《乐》、卷四十二至四十八性理、卷四十九至五十理气、卷五十一鬼神、卷五十二至五十七道统、卷五十八至六十诸子、卷六十一至六十二历代、卷六十三至六十四治道、卷六十五论文、论诗、字学、科举之学附医学、卷六十六赋、词、琴操、古诗、律诗、绝句、乐府、赞、箴、铭，每门又各分细目。此书所选，以《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为底本，重新编次，设立类目，又校以各本，取长补短，为清代所编朱熹全集中重要的一种，编成后曾颁行全国，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有康熙间内府刻本、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古香斋刊袖珍本；《四库全书》本及清刻本多种。
月令明义
〖月令明义〗四卷。明黄道周撰。《月令》为《礼记》篇名，又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记述每年夏历十二个月的时令及其相关事物，并把各类事物归纳于五行相生的系统内，较最早的行事月历《夏小正》内容更为丰富而系统。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黄道周官少詹事，取《礼记》中《月令》、《儒行》、《绍衣》、《坊记》、《表记》等五篇为之作注，进呈于上，此书为其中之一。其说以二至、二分，四立皆归于中央之土，为取则于《洛书》之中五，而五气于以分布。此为岁功所由成，政事所从出，故作《月令气侯生合总图》。又以《月令》载昏旦中星，放又作《十二月中星图》，每图详载中星距极远近度数，及寅泰、卯大壮等十二封家、象，以此为圣人敷治之原。每－－目分为一章，其日躔星度则名列原本于前，而别列授时历新测于后。先儒论说，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经文，至唐玄宗时始翻《月令》旧文，更附益时事，名为《御删定月令》，改置为《礼记》第一篇，故《开成石经》于昏旦中星悉改从唐历，宋景□二年（１０３５），仍复旧本《月令》，而唐《月令》别行。黄道周仿唐设《月令》旧文之例别立经文，附以己说，杂采《易》象、《夏小正》、《逸周书》、《管子》、《国语》等书，参稽考证。于经义多所发明。《四库全书，注目》谓其“改经虽谬，而其因事纳诲之忱，则固无悖于经义”，其引变传，亦皆意存规戒，非漫为推衍□祥。有《石斋全书》本、《四库全书》本等版本。
韵补
〖韵补〗五卷。宋吴□（约１１００一１１５４）撰。□字才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宣和进士，召试馆职不就，绍兴中为太常丞，忤奉桧，出为泉州通判而终，为南宋初经学家、训诂音韵学家，一生对儒学贡献颇多，有《书裨传》、《诗补音》、《论语指掌考异续解》、《楚辞释音》等著作。本书是宋明以来古音学的创始之作，作者根据音训与古韵文以说明古时韵补，认为古人用韵较宽，有古韵通转之说。上补自汉迄宋研究先秦古音之空白，下则影响有清一代之古音研究，故此编实为宋代比较有成就的小学类著作之一，在我国音韵学史上，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但此编的缺点亦存在不少，首先是材料繁杂，所引诸书达：五十余种，下逮欧阳修、苏轼、苏辙诸作；旁及张商英伪《三坟》等等莫不征引，故显其书参错冗杂，漫无体例，缺乏条理。另外作者的观点亦有失误之处，如吴氏认为唐韵不可析离，古韵只是唐韵几个韵部的合并或某几部间的相通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书的学术价值。自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提出朱熹撰《诗集传》时，即用此书之说后，后世诸儒便皆推崇而鲜有驳难。《四库全书总目》经考证后认为，陈氏之说有失误，朱子所用盖是其《诗补音》中部分观点，而不是此书；另外，朱子注《楚辞》时，亦取用了吴氏《楚辞释音》中的一些材料。对其舛误，明末颐炎武曾为其纠正，成《韵补正》一书，与原书互为表里。今存有明翻刻宋本，不易得见；另有熹靖元年（１５２２）陈风梧重刊本，分上下二卷；入清，《四库全书》亦给予收录。
杂学辨
〖杂学辨〗一卷，附《记疑》一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此编为一代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辨驳当时诸儒思想杂于佛老之学的著作。书后有乾道二年（１１６６）何镐跋，时朱子年三十七．监岳庙家居时所撰。朱子认为。自晋采以来，佛、老的异言、界学大盛于世，人们深受其影响。名士大家亦不能例外，诸如苏轼、苏辙、张九成、吕希哲本为显贵名誉之士，但其学术乃不知德性命之根源，反引老庄、浮屠不经之说，而紊乱先王之典籍，赐误后学。朱子以孟子之心为心，大惧孔孟之道不明，遂不顾流俗讥议。撰著此书，以指斥其谬误。于书中凡载苏轼《东坡易传》十九条，苏辙《老子解》—卜四条，张九成《中庸解》五十二条，吕希哲《大学解》四条，皆摘录原文，各为其驳正于下。所附《记疑》一卷，前有朱子题辞，称偶得杂书一册，不可知作者为谁、惧其流传久远，上累师门云云。据此言，可知其当为程门弟子己录，中间附以己意，因而流入二氏者，故朱子取之，一并为之辨驳，共有二十条。在驳正苏轼《东坡易传》中，朱子认为，“乾之彖辞，发明性命之理，与《诗》、《书》、《中庸》、《孟子》相表里，而大传其言，亦若符契。而苏氏不知其说，而欲以其臆度者言之”。朱子认为，吕氏之家学最为纯正，但也不免“惑于浮屠老子之说”。全书主旨在于使学者悟疑辨惑，知异端为非，圣言为正。反映了作者反对佛道的思想，是一部比较重要的正统儒学卫道著作。主要传本有《朱子遗书》、《四库全书》、《西京清麓丛书》等。
曾子
〖曾子〗一卷。宋汪□编辑。□字处微，安徽绩溪人。此编成于庆元、嘉泰（１１９５—１２０４）间，咸淳十年（１２７４），□孙汪梦斗将此书与《子思子》同献于朝廷，得赠通直郎。曾予名参，字子舆，孔子学生，以孝著称，相传曾著《大学》，并有《曾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记载《曾子》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亦有《曾子》二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二卷十篇，称为唐本；高似孙《子略》称其与《大戴礼》四十九篇、五十八篇及杂见州、戴记》者无异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并称有慈湖杨简注。据此可知，宋时尚有《曾子》一书行世，故《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大盖汪□未及见原书，放辑成是编。汪氏认为，孔子之道，曾子得其嫡传，作《大学》以表述之，而曾子言行散于诸书，未能搜集整理，刊行于世，遂荟萃群书为其编辑。共得十二篇，分别为《仲尼闲居》、《明明德》、《养老》、《周礼》、《有子问》、《丧服》、《晋楚》、《守业》、《三省》、《忠怒》，今本缺第七、第八两篇，《明明德》标为内篇，《孔子闲居》无标名，其余皆标外篇。《孔子闲居》篇本为《孝经》，汪氏削去经名而重新标名；《明明德》即《大学》，亦改其篇目而列之。至于外篇诸篇，亦皆从诸经中录出，为就门目，往往割裂经文，所以，后儒对汪降所为多有微辞，有窜乱经文之嫌。但因《曾子》一书汉本久佚，唐本今亦不存，故此编为现今研究曾子最集中的资料。书中对曾子的学术思想有比较全面的反映，如曾子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须加强自身修养，“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全书采摭较为完备，可与《大学》、《中庸》互为表里，为研究先秦儒学思想及曾子思想和师承渊源提供了参考。有明刻本，文选楼刊阮氏注释四卷本，冯云□编八卷本，《四库全书》本及《曾思二子全书》本传世。
张子抄释
〖张子抄释〗六卷，明吕□（１４７９—１５４２）辑。张载为北宋五子之一，著述很多，流传很少。此书摘录张载《正蒙》、《经学理窟》及语录、文集等，各附以释文，体例与《朱子抄释》、《二程子抄释》、《《周子抄释》略同。凡卷一至二《西铭》第一、《东铭》第二、《正蒙》各篇第三至十九，卷三至卷四《经学理窟》第一至十一，卷五为语录七十余条，卷六为书、记、戒、贺书、策问、边议、论边事状、经略司画一等若干条，最后为张载《行状》。此书所录，皆张载著述之精华，较《张子全书》为精要，发其大旨，颇便初学。故《四库全书》收入子部·儒家类，又有《惜阴轩丛书》本。
张子全书
〖张子全书〗十四卷。宋张载（１０２０—１０７７）撰。张载为北宋大儒，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此编是张载一生著述的合编，包括《西铭》一卷，《正蒙》二卷，《经学理窟》五卷，《横渠易说》三卷，《语录抄》一卷，《文集抄》一卷，《拾遗》“一卷，宋元诸儒所论及行状为《附录》一卷。编辑者为明人沈自彰。成帙万历年间。所收与《宋史·艺文志》所载《横渠易说》三卷，《正蒙》十卷，《经学理窟》十卷，《文集》十卷不合，沈氏所辑盖非完帙。并有所选录所致。《全书》中除《经学理窟》、《语录抄》、《文集抄》及《附录》世无单行本外，余皆有单刻本行世。《经学理窟》一书，主要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同北宋时期的其他学者一样，张载亦十分推重《周礼》，并企图借《周礼》所论来改良北宋时期的一些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在《理窟》中，作者提出了“并田”和“封建”两项政治主张。他认为，实行《周礼》式的“井田制”，司以解决当时的贫富不均问题，具体作法是，将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分给农民，“先以天下之地□布画定，使人受一方”，取消“分种”、“租种”的办法。关于“封建”，他说：“井田卒归于封建乃定”，作者看到了过分集权的弊病。特别是当时边防的无力，他认为一切都由中央朝廷来管，必有许多事情管理不好，所以，要实行“封建”，“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张载所讲的“井田”，主观上是解决土地不均；所讲“封建”，主观上是为调整中央与地方权限，在封建制度下，绝不可能付诸实现，仅是一些空想方案而已。但这些空想方案，却具有十分积极的进步意义。《理窟》中作者还对儒家经典《礼》、《乐》、《诗》、《书》及学校、宗法、丧祭等进行了精审的论述。在《语录》中，作者提出“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的命题，指出“人本无心，因物为心”，‘强调穷理，“万物皆有理，著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作者所言的“理”，是客观的，“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理”是事物的理，不在人的内心。这些都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总之，《全书》是研究张载儒学思想最全面、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明万历四十八年刻本为现存最早版本，清康熙七年（１６６８）新安汪氏据《古今逸史》刻《秘书二十一种》本题《张横渠先生文集》，析作十二卷，１９７８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前有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一文，正文以万历四十八年版为底本，参校□县本、朱轼本、《正谊堂丛书》本及《张子抄释》等，对原来《全书》中的卷次与篇目作了若干改动，把《西铭》归入《正蒙》中，把朱熹注删除，并增补了各书书序、书目提要等有关材料，为目前最好本，并题作《张载集》。
张子正蒙注
〖张子正蒙注〗九卷，清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撰。为王夫之注解宋张载《正蒙》之书，是王夫之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夫之为学，受张载影响最大，而尤以受张载《正蒙》影响最深。历来为《正蒙》作注者，如宋朱熹有《正蒙解》，明代则有高攀龙、陈伯达，清代李光地、冉觐祖、张伯行、王植等，均不如夫之此注能正确解释《正蒙》的精义，而且夫之借注《正蒙》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发展了张载学说，也提出了不同见解，对于《正蒙》字句的错误也多所订正。其注《乾称》篇，谓“太虚之为体，气也。气未万象，人见其虚，充周无间者，皆气也“，认为“太虚”不是无物，而是目不可见而却“充周无间”，实际存在的气。而“太虚”之气不是绝对的一体，而是一中有两，这在《参两》篇注中进行了阐发，谓“□□太和，合于一气，而阴阳之体具于中矣“而太和并非绝对之和，而是阴阳二气，相反相成，如《太和》篇注所云：“以气化言之，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乃其究也。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而解散仍返于太虚。”其论动静谓为“阴阳之动静”，见《大易》篇注。又谓“动而不离乎静之存，静而皆备其动之理”，见《诚明》篇注。关于理与气的关系，张载把气与神对立起来，夫之认为“神化者，气之聚散不测之妙，然而有迹可见；性命者，气之健颇有常之理，主持神化而寓于神化之中，无迹可见。若其实，则理在气中，气无非理；气在空中，空无非气，通一而无二者也。见《太和》篇注。以为理乃宇宙间纷坛复杂、千变万化中气之运动之条理，“条理不迷，诚倍不爽，理在其中矣”，同见《太和》篇注。关于诚，夫之认为乃“天理之实然，无人为之伪也”（《诚明》篇注）。关于有与无，夫之谓“人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太和》篇注）。谓宇宙乃一大有，气聚而物生，物有形，人谓之有，气散而物亡，气返于太虚，不可见，人谓之无，其实，只是人目所未见之形，不当谓之无，《太和》篇注所谓“无形，非无形也，人之目力穷于微，遂见为无也”。斥佛学“生灭者，释氏之陋说也”，“昧其所以生，则不知其所以死，妄欲销陨世界，以为大涅□，彼亦乌能销陨之哉？”（《神化》篇注）夫之认为人与万物一样，皆禀天地太和之气以生，然又有所区别，谓“神之有其理，有天为道，凝于人为性”，“气以成形，神以居理，性固具足于神气之中”（《太和》篇注），性不能离气离理，神即是气之理，不可象是因象而见，与张载之说有所不同。关于天理与人欲，夫之谓“人欲者，为耳目口体所蔽而窒其天理者也”（《大心》篇注），“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诚明》），以为欲可节而不可以绝，和理并非不相容。谓“王氏（守仁）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谦耻丧，盗贼兴，皆惟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故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乾称》篇注）指斥陆王之学。关于知与行，夫之认为“物之有象，理即在焉”（《大心》篇注），“诚者，天之实理；明者，性之良能。性之良能出于天之实理，故交相致而明诚合一”（《乾称》篇注），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至当》篇注又谓“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继承与发展了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思想。有《船山遗书》本、１９５６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章锡琛校点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铅印本。
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十卷。唐吴兢（６６９—７９４）撰。兢为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通晓经史著述，史学造诣较深，曾官右拾遣，升任右补阙等职，玄宗时，贬官出任荆州司马。此书为吴氏在史馆其间，“参详旧史”，根据卷册、实录、疏奏等一手资料，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与大臣魏徵、王□、房玄龄、杜如梅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政治措施内容等编纂而成。全书分君道、政体、任贤、求诵、纳谏，君臣鉴戒、择官、封建、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祟儒学等四十篇，概括有关立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严申法律、祟尚儒术、借鉴历史教训以及调整社会关系等。其中祟儒学篇分六章，载述了唐初统治者推尊儒学，并为此而采取或颁布的各项措施及政策。如记载太宗登基伊始，“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半乃罢”。贞观二年（６２８），“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贞观十四年（６４０），下诏对皇侃、诸仲都、熊安生等并前代名儒，行其疏讲，对其子孙加以优赏；贞观二十一年（６４７）又诏曰，凡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孔安国、马融、郑玄、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历代大儒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尼父庙堂”。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其他各篇，其政论、奏疏之宗旨亦均本于儒家之说，所涉及的重大政治措施内容，也无不以儒家之说为出发点，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初以儒学立国的各项方针，对研究唐代儒学的发展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主要版本有元戈直本，此本除对原书重新校订外，又加以按语，并搜集唐宋儒臣柳芳庆、欧阳修、司马光等二十二人议论，附于所属章末，刊行于至顺四年（１３３３）；１９７８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标点本，删除按语与议论。
正蒙
〖正蒙〗今本九卷十七篇。北宋张载（１０２０—１０７７）撰。载字子厚，陕西□县人，嘉□进士，历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崇文书院校书、同知太常礼院等职。张载自幼喜兵法，后求六经，曾于横渠镇讲学，学者称“横渠先生”。他与当时名人学者范仲淹、吕公著、王安石，周敦颐、司马光、李□、邵雍、程颢、程颐等都有交往。政治上主张用井田制进行改良，哲学上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是“关学”派的创始人，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易说》、《诗说》、《三家冠婚丧祭礼》、《横渠春秋说》、《经学理窟》、《信闻记》，后人辑有《横渠先生语录》、《张子全书》、《张横渠先生文集》等。此书为张载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原书洋洋数万言，死后由其弟子苏炳“辄就其编，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为十七篇”，《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十卷，《张子全书》本分作二卷，除通作九卷外，尚有八卷本，但篇数却少有差别。十七篇中包括《太和》、《参两》、《天道》、《神化》、《诚明》、《大心》、《乾称》等篇。作者认为从蒙童起，就应培养其以立志做圣贤为目的，故以“正蒙”为名。本书在解释儒家经典《简易》、《诗经》、《论语》、《孟子》的同时，系统地论述了万物皆本于“气”的一元论世界观，孕含了作者以“气一元论”为中心的全部哲学思想。作者提出了“太虚即气”、“一物两体”、“物无弧立之理”、“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聚而为万物，散而为太虚”等一系列重要的哲学命题，建构起了自己的“气化”论的思想体系。张载主张宇宙本原是物质的“气”，“气”变成万物，万物又散变成“气”。他用阴阳交感，解释自然现象的变化多端，指出物质世界不断运动，物质变化不由外因而由内力，又以“化”和“变”两个哲学范畴说明渐变和显著变化的关系；以“两端”说明阴阳两体的相反对立作用。作者宣扬客观事物可被认识，“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在《大心》、《乾称》等篇中，张载尖锐地批判了佛、道两教的荒诞无稽。张载这种“气一元论”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朴素辩证法思想和认识论思想，是同北宋当时以佛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作斗争的产物，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史已进入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后代的王廷相、王夫之和戴震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夫之于《张子正蒙注》中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书成以后，历代学者为之作注解者甚多，较著名者有朱熹《正蒙解》，明代刘玑《正蒙会稿》，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等。这些注解，既可帮助理解原书，又可视作《正蒙》的不同版本。无注本中，今存最早刻本是宋端平年间闽川黄壮猷补刊《诸儒鸣道》本，为八卷，书名作《横渠正蒙》；清光绪年间《吉林探源书舫丛书》本，作一卷；１９７８年中华书局版《张载集》中收录《正蒙》，为无注本中最佳者。有注本中，刘玑《正蒙会稿》入《惜阴轩丛书》中；王夫之注解有《船山遗书》本，《船山遗书》今版有１９５６年古籍出版社版和１９７５年中华书局版，为注解本中最善者。
正蒙初义
〖正蒙初义〗十七卷，清王植撰。植字槐三，深泽（今属河北）人。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进士，官邳州知州。著有《四书参注》、《崇德堂集》等。此书为植为张载《正蒙》作的注解。自序谓“苦《正蒙》难读，且以少注说为憾”，故为之作注，广搜博采，前后历二十余年，一再易稿而后成书。首为《臆说》十七条，总其纲要，认为“太虚”二字是读《正蒙》的入手关头，“性即指太虚之本体而盲”，与程朱“性即理”说有所不同。次为注解正文，谓此书收集诸家成言，颇踵训诂余习，聊备初学之一义，故名《正蒙初义》。所采旧说，取《性理大全》所收各家集释、补注、集解，又别取高攀龙、徐德夫、李光地、张伯行之注，列于程颢、程颐、朱熹之说后，又取张载《经学里窟》、《语录》、《性理拾遗》等与《正蒙》能相互发明者附录于后，再加“愚按”二字陈述自己的见解。大旨谓张载见道原从儒释异同处人，故其言“太虚”皆与释氏对照；又谓“太虚”有三义；程朱多不满《正蒙》“太虚”二字，然晰其本旨，与张载殊途同归，不可以程朱之言而诋张载；又谓《书笺》、《诗序》、《礼疏》旧说，张载多采用之，而后人习闻习见者，多程朱遗泽，遂咤而怪之，但当分别读之，不宜横生訾议等，议论皆平允，能破门户之见。又谓张载自注，只见于《参两》、《神化》、《正当》、《三十》、《乐器》篇者各一条、见于《王□》篇者五条、《乾称》篇者四条，各家往往误以集释为张蒙自注。又渭《正蒙》十七篇为苏□所传，张载手定。又谓李光地《注解正蒙》多所割裂，张伯行《濂洛关闽书》所注《正蒙》出于他人之手，非所自注。有乾隆中刊本、《四库全书》本。
正学隅见述
〖正学隅见述〗一卷，清王宏撰著。王宏撰字无异，一号山史，陕西华阴人。监生。通理学，好金石，曾与顾炎武共建朱熹词于华阴。著有《易象图述》、《砥斋集》等。顾炎武曾说“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极推重之。宏撰认为，周敦颐无极之说一出，陆九渊等相与辨论；朱熹格物之说出，后有王守仁等亦相究该，诸儒聚讼数百年不休。大抵尊朱者则全斥陆王为非；尊陆者则全斥朱熹为谬，故撰此书折衷之。宏撰认为，格物之说当以朱熹所注为是，无极之说当以陆九渊所辨为是，广引诸书，进行辨正。对于诸儒所称明朝之亡，是由于学术不正，首祸当为王阳明；“无极”二字出于《老子》，而为周敦颐真脏实犯者等激烈言辞，宏撰认为太过，谓“予素倍朱予惟于无极、太极之说小异，诚不敢以心之所不安者，徒剿袭雷同以蹈于自欺欺人之为”，大体持论主于平允。又谓“阳明之学以致良知为主，故别解格物。近乃有谓格物即以知格之，是致知功夫自在先，故不曰先格物，而曰在格物，此语牵强，明悖经文，果如所说，则当曰致知以格物，亦不当曰在格物矣”，指出“阳明解致知格物之谬，其病源于为知行并进之说”，“王文成公有与徐成之书论朱陆同异，虽其间有巧抑朱子处……然其为陆子申辨，则亦是公论，不可废也”，大体不守门户之见。有《四库全书》本。
正谊堂全书
〖正谊堂全书〗六十八种五百二十五卷。清张伯行（１６５１—１７２５）辑。伯行为学，一本程朱而排斥陆王，编辑整理程朱学派著作多种。在闽时，曾建鳌峰书院，名其堂曰正谊堂，本书名即源于此。此书专收程朱学派代表著作及伯行自己的著作，大致“他立德、立功、立言、气节、名儒粹语、名儒文集六类。所收为蜀诸葛亮一家、唐陆贽一家、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张□、杨时、尹□、罗从彦、李侗、黄干、陈文蔚、韩踌、司马光、文天祥、谢枋得、谢良佐、石介、高登、真德秀、熊禾、吕祖谦、范仲淹等二十三家，元许衡，程端礼、吴澄三家，明薛喧、胡居仁、方孝儒、杨继盛、邱□、陈建、朱衡、罗钦顺、魏校、陈真□、张元、杨涟、海瑞十三家，清陆世仪，张烈陆陇其、汤斌、张伯行五家。自宋以来程朱理学名著大备于此，陆世仪的《思辨录辑要》赖此书得以广泛流传。然伯行本意在表彰程朱学派，故所录不尽关经义，未免稍滥。原书仅成五十五种，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左宗棠在闽访得此书四十四种，乃设立正谊堂书局，厘订重刊，增为六十八种，于同治八年刊成。有同治五年福州正谊书院刊、八年至九年续刊本。
郑氏佚书
〖郑氏佚书〗七十九卷。清袁钧辑。钧字秉国，一字陶轩，号西庐，浙江鄞县人。乾隆拔贡，嘉庆间举孝廉方正。后主稽山书院。工诗古文辞，著有《四明文献征》、《近体乐府》等。钧邃于郑玄一家之学，认为两汉经师之学，郑玄集其大成，每发一义，无不贯穿群经。然郑玄之书多已散亡，遗文佚义，十不存一，因仿来王应麟《郑氏周易注》之例，与友人李赓芸取诸经义疏，及他书征引，参考前人辑本。辨析讹谬，补正阴失，一一注明出处。附以考证，辑为此书，共收二十三种。郑玄著作，除《天文七政论》、《乾象历注》、《论语释义》外，大多具备。其中《周易注》、《尚书注》、《尚书中候注》、《诗谱》四种为钧手自写定．由曾孙袁刻行。其它十九种，由钧族曾孙袁尧年竭数年之力始为写定，光绪四年（１８７８）浙江学政翟鸿机命浙江书局刊行。震氏将其所刻四种书板送浙江书局，以成全书。清儒治经，很重郑氏。辑郑氏遗书者很多，如黄辑《高密遗书八十四种、孔广森辑《通德堂遗书》十七种，均不如袁钧此书详备。
郑学
〖郑学〗系指郑玄经学派。郑玄，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初入太学，先拜第五元先为师，学习《京氏易》、《春秋公羊传》、《三统历》、《九章算术》。后拜张恭祖为师，学习《周官》、《礼记》、《春秋左氏传》、《韩诗》、《古文尚书》。以后又西人关中，拜马融为师，专学古文经学。党锢事件发生，郑玄在禁锢之列，于是杜门不出，收徒教学。其弟子有郗虑、王基、崔联、国渊、任嘏等。当时，今文经学派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和《谷梁废疾》，郑玄便专门针对何休的撰著进行批评，即所谓发《墨守》，缄《膏盲》，起《废疾》。自东汉初以来，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争论又起，终因马融答北地太守刘壤和郑玄答何休，从此古文经学大兴。郑玄的经学，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成一家之言，世称“郑学”。传注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计百余万字。三国时期魏国著名经学家孙炎是郑玄的门人。孙炎颇有著述。
郑志
〖郑志〗三卷，附《补遗》一卷。三国魏郑小同编次。小同为郑玄之孙，高贵乡公时曾官至侍中。按：《隋书·经籍志》载：《郑志》十一卷，题“魏待中郑小同撰”；《郑记》六卷，郑玄弟子撰。《后汉书·郑玄传》则曰“门生相与撰玄答弟子，依《沦语》作《郑志》八篇”。唐刘知己《史通》言：郑氏弟子追论师说及应答，谓之《郑志》；分授门徒，备述师言，更不问答，谓之《郑记》。《后汉书》、《隋书》、《史通》三家说法不同，比较而言，范哗去汉未远，其说当为可靠，盖追录者为郑氏诸弟子，编次成恢者则为小同。《后汉书》记其始；《隋书》载其终。又八篇分作十一卷，知已非为原本。《新唐书·艺文志》及则日唐书·经籍志》尚载《郑记》六卷，与《隋志》相同；但《郑志》却注为九卷，则当时已亡二卷。至《崇文总目》则不注录，知全书佚于北宋初。今本三卷，不知何人所辑，《四库全书总目》对其内容考证后，认为系古人所为，“非近时所新编也”。其内容大体记载郑玄与其门人赵商、张逸等问答之词，以有关经传疑义的阐释较多。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除照录此辑本外。又将前人搜采末尽者，诸经《正义》及《魏书·礼志》、《南齐书·礼志》、《后汉书·郡国志》注、《艺文类聚》诸书所引者凡三十六条，加之已亡恢的《郑记》被《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所引三条，并成《补遗》一卷，附辑本《郑志》之后，以备后人参考。虽仅剩残篇，但仍可供研究郑玄思想和郑学之用。儒皮锡瑞有《郑志疏证》八卷，《郑记考证》一卷，可供研究者一并参考。除《四库全书》本外，尚有《粤雅堂丛书》本，《后知不足斋丛书》本及《古经解汇函》本。
知言
〖知言〗六卷。宋胡宏（１１０６—１１６０）撰。宏字仁仲，号五峰，福建崇安人，胡安国之子，以荫补右承务郎，秦桧当政，欲用之乃避而不仕，桧死，被召，以疾辞，先后从杨时、侯仲良读书，而卒传其父之学，张□出其门下，著《皇王大纪》、《五峰集》诸书。是编为宏论学之语，属随笔札记，屡经改定才刊行于世。宏之学术本其父胡安国，安国之学虽然出于杨时，但又兼出于东林常总。常总为学主张“本然之性不与恶对言”，安国沿袭其说，遂以“本然者与善恶相对者”分成两性。宏撰此书，独守家传父学，提出了“性无善恶，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及“同行异情”的命题，“指名其体曰性，指名其用曰心”，认为“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以“天命”即是“性”，“性”即是“心”，强调“圣门功夫要处只在个敬”。胡宏这种“发明本心”的主观唯心主义修养方法，类似于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体系。同时，胡宏亦继承了李觏、张载诸儒的思想，认为“井田”与“封建”制度绝不可废置，企图借古制改良当时社会制度中的一些弊端，以利于富国强兵，以与外敌相对抗。此编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体系，对研究宋学流派的发展、演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行以后，吕祖谦认为其价值在《正蒙》之上；但由于作者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客观唯心主义有别，故受到了朱熹的极力排斥，朱子曾作《知言疑义》，与吕祖谦及宏之门人张□互相论辨。元代以后，传本较罕见。明代程敏政始得旧本于吴中，以后坊贾始有刊版。但明人刻书，好窜乱原书，故明刻本鲁鱼亥豕，不堪足读。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自《永乐大典》中完整地辑出，经刊正后，又将《朱子语录》中有关此书各条，仍依原本，别为《附录》一卷，系之于卷末，以备学者参证。除《四库全书》本外，还有《格致丛书》本，奥雅堂刻附《疑义》二卷本及《子书百种》本等。
直讲李先生文集
〖直讲李先生文集〗宋李觏（１００９—１０５９）撰。李觏为北宋初期著名学者，此书是其一生著述的汇编，凡三十七卷，又《外集》三卷。其中《礼论》七篇，《易论》十三篇，《删定易图序论》六篇，《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潜书》十五篇及《富国策》寸首等为有关经学著作。在《删定易图序论》、《潜书》、《富国策》中，李觏批判了有神论和唯心主义的象数学，他反对命定论，主张事变势异：在《易论》中，认为阴阳二气合而生万物，指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对当时以“易卦”推衍而成的、具有浓厚神秘主义和宿命论色彩的象数之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反映了作者虽然遵从儒学，但其思想却主要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特点。李觏虽为儒者，但对《孟子》一书及其孟子本人素抱以批判的态度。《文集》中的《常语》篇，就是作者为专门批判孟子而作；另外，在《答黄著作书》中，对当时复古摹拟之风，特别是摹拟孟子之风，亦进行了指斥，认为“今之学者，谁不为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为文之道止此而已，则但诵得古文十数篇，折南补北，染旧作新，尽可为名士矣，向工拙之辨哉？”作者有平均土地的思想，并企图借《周礼》井田制以求国家的富强，在《周礼致太平论》、《平土书》、《潜书》诸篇中，李觏依据《周礼》，阐述了自己对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提出“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的观点。作者这种欲借经典而改良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对宋儒有较大的影响。李觏思想虽较同时代诸儒有所进步，但他提倡儒家礼教，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主张却与他人毫无二致。《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全集》、《李泰伯先生全集》、《盱江集》、《盱江先生全集》等。元刻黑口本为现存最早刻本，《四库全书》本附有《年谱》一卷，《四部丛刊》本附《年谱》一卷，《门人录》一卷，流布最广，版本亦最善。
直斋书录解题
〖直斋书录解题〗今存二十二卷。宋陈振孙（？—约１２６１）撰。振孙曾名援，字伯玉。号直斋，宁宗、理宗之际，历溧水、绍兴、□县教授，台州知州，嘉兴知府等，后官至侍郎，以宝章阁待制致仕。家富藏书，达五万一千余卷，遂仿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撰成此书。原本为五十六卷，今通行本为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去伪存真，厘为二十二卷。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录，五十三类；设有总序和大序，在五十三个类目中，仅九类有小序，说明增创类目的内容范围及类目演变情况。今本中前三卷为经部，分《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语孟》（《论语》与《孟子》）类、《谶讳》类、《经解》类、《小学》类，共十大类著录。其中《易》类著录九十部；《书》类著录二十九部；《诗》类著录二十六部；《礼》类著录四十三部；《春秋》类著录六十九部；《孝经》类著录十一部；《语孟》类著录三十七部；《谶纬》类著录五部；《经解》类著录二十一部；《小学》类著录三十九部。子部《儒家》类著录七十四部。经部诸类及子部《儒家》类均无小序；在著录每部图书的同时，对一书的卷帙多少、撰著人官职名氏以及学术渊源或版本类别，都有所论述。尤其在“解题”中，作者寥寥数语，或记清古书款式和版刻；或说明所得善本书的经过；既记印本也记载抄本、拓本，此是本书的—大特色。是编改进了书目评注卷帙，略论撰人名氏及品题内容得失的固有传统，开创了书目使用解题的先例。其所著录，全面反映南宋以前的图书，超过了南宋官修目录《中兴馆阁书目》著录图书的总数，《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所以，欲研究考索南宋以前经学及儒学著述情况或者各书版本流传、内容真伪，此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目。主要版本为《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万有文库》本；１９８７年上海—占籍出版社出版徐小蛮、顾美华点校本，后附书名索引。很便于使用。
止斋文集
〖止斋文集〗五十一卷，《附录》一卷。宋陈傅良（１１３７—１２０３）撰。傅良号止斋，故以为集名。傅良师事薛季宣，与其师共同继承局行己、许景衡、刘安宗，刘安上等“永嘉九先生”思想，开永嘉学源先声，此集即其一生著作的汇编，由其门人曹叔远所编辑，前后各有叔远序一篇，正文中诗九卷，文四十二卷，杂文八篇为一卷，《附录》所载为楼钥所撰，《神道碑》、时适所撰《墓志》，蔡幼学所撰《行状》。傅良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文及杂文部分。在这部分著述中，傅良“经世致用”、“实事实理”思想有比较全面的阐述。他主张“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自古及今，“天地无不位之理，万物无不育之理，则三纲五常无绝灭之理，则孔子之道无不足遵信之理”。在尊崇儒家基本思想的前提下，他反对当时流行的性理空谈，力主师古实今，“师古而实自用”。傅良虽与诸讲学者游，但不涉于植党之私，亦不涉乎争名之见，显立异同，其思想在宋儒中可称醇正笃实，故集中多切于实用之文，决不空言性理，而密栗坚峭，自然高雅，更无宋室南渡后儒学末流冗沓腐滥之气。叔远编辑时，所取断自乾道丁亥（１１６７），讫于嘉泰癸亥（１２０３），凡乾道以前少年之作，尽削不存，故全书剪裁亦颇为精审，是研究作者学术思想及师承渊源最为详尽的参考文献；同时，对研究永嘉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及发变演变亦有重要意义，有《四库全书》本，《□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永嘉丛书》本，《四部丛刊》收录时，书名题作《止斋先生文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末梁启超撰。为梁氏继《清代学术概论》之后所著的又一部清代学术史专著。原为梁氏任教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时所编的讲义，约撰于１９２３年冬至１９２５年春之间。因叙述约自明天启三年（１６２３）至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间约三百年的中国学术史，故名。此书大旨与《清代学术概论》相同，而取材与体例有所不同。全书共十六章，每章均有标题。第一章反动与先驱，叙述明亡前二三十年的学术史，重在探讨明末王学自身的变化，做为此书的“楔子”。梁氏认为此期已开清学之先河。第二章至第四章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自清初叙至清末，以时间为序，重点探讨了清代政治与清代学术的关系。称乾嘉学者为“科学的古典学派”。第五章为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重点介绍黄宗羲、孙奇逢、李□、黄宗炎等清初学者之生平、主要学术观点、贡献、著述。第六章以后分学派进行介绍。第六章清代经学之建设，重点介绍顾亭林、阎若璩、胡渭、万斯大、姚际恒。第七章两畸儒，专门介绍王夫之、朱之瑜。第八章清初史学之建设，介绍吴炎、万斯同、万经、全祖望、顾祖禹、顾栋高等在史学方面的贡献。第九章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介绍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王懋□。第十章实践实用主义，重点介绍颜元、李□，附带介绍王源、恽鹤生、程廷祚、戴子高。第十一章科学之曙光，重点介绍王锡阐、梅文鼎，附带介绍薛风柞、揭宣（瞳）、方中通、孔兴泰、杖知耕、毛乾乾、梅文鼎。第十二章清初学海澜漾余录，重点介绍方以智（黄生附）、陈确、潘平格、费密、唐甄、胡承诺（魏伯祥、魏穆、魏礼、邱维屏、李腾蚊、彭任、曾传灿、彭士望、林时益附列于后）、刘献廷、毛奇龄（朱彝尊、何焯、钱谦益附）、吕留良、戴名世。以下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分专题介绍清代学者在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书、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物理学、工艺学、医学、乐曲学等方面的贡献。《清代学术概论》侧重介绍经学的历史，此书列专章介绍史学、科学。《清代学术概论》对清代程朱学派（宋学）的介绍一带而过，此书列专章介绍。《清代学术概论》不介绍学者生平，此书则详叙其字号、里籍、仕履等。全书重点介绍清初学者，对清中期、晚期学者不做专门介绍。又列表格附于各章中，如第四章后附《明清之际耶苏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表》，第六章后附《顾亭林学友表》、《初期经学家表》，第八章后附《初期史学家地理学家表》等。此书为《清代学术概论》的婉妹篇、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此书成后，第十三章至十六章曾先行连载于１９２４年６至９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１２、１３、１５至１８诸号，１９２９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单行本，又有《饮冰室合集》本，１９８５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维挣校注本，与《清代学术概论》合为一册。
中论
〖中论〗二卷。汉徐干（１７１—２１８）撰。干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人，东汉末哲学家、文学家，官五官中郎将文学。此编为徐氏的政论著作，《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为六卷；抵宋，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著录为二卷，是为今本，可知其部分篇章快于北宋以前，今残本共分作二十篇，上卷为《治学》、《法象》、《修本》、《虚道》、《贵验》、《贵言》、《芝纪》、《核辨》、《智行》、《爵禄》；卷下为《考伪》、《谴交》、《历数》、《论天寿》、《务本》、《审大臣》、《慎所从》、《亡国》、《赏罚》、《民数》。书中主要发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经义。在学习论方面，提出“学者所以总群道”、“圣人亦相因而学”命题，认为“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反对“鄙儒”、“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的倾向。在艺德观方面，提出艺是德之枝叶，德是人之根干。在名实论方面，提出“名系于实”的命题，认为实立而名从之，而并非名立而实从之；同时，又提出“名同而实异”、“名异而实同”的命题。书成以后，深得时人好评，《三国志·魏志·王荣传》载魏文帝称徐干曰：“独怀文抱质，恬谈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文帝所言，诚非虚语。有《四库全书》本，《百子全书》本，《双鉴楼》本，《四部丛刊队本，近又有中华书局出版校点本。
中说
中说
〖中说〗十卷。隋王通（５８４—６１８）撰。通因上隋文帝《太平策》十二篇，为朝臣疑忌，遂弃官而归，以讲学著书为业，仿照《论语》撰成此编，由其子王福郊、王福畴记述而成，其门人又自谥王氏为“文中子”，故此编亦别称《文中子》。《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文中子《中说》五卷，但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及王应麟《玉海》则并作十卷，与今传本吻合，知此编原本为十卷。经过其子的“辨类分宗”后，今本篇序为：《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关郎篇》。书末附《序文》一篇，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福□采录唐太宗与房玄龄、魏徵论《礼乐事》一篇等，最后为阮逸后序及福略后序等。因为王通崇尚儒家思想，故书中所论，多以儒家学说为宗。其主要观点为：王氏谨守“中庸”说，认为世间“千变万化，吾尚守中”，以此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以为儒家思想中的“仁义”是人类的教化之本，唯有赖于此，才能治国齐家以行天下。提倡“时异事变”，“通变之谓道”，“通其变天下无弊法”，反对墨守成规。在认识论上，主张“居近识远，处今知古”，反对“执古御今”，强调“知之者不如行之知者”的进步思想，但同时，王氏又主张“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亦反映了他的保守一面。在名与实方面，主张“名实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说明事物的相互依存关系。当时佛教大盛，王氏虽主儒学，但也深受世风影响，故在此编中，王氏又提出了儒、佛、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主张，企图从理论上调和“三教”，“三教”归一论，是此编中的一个最显著特点，王氏的这一思想，对后世的儒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旧唐书·王勃传》谓，王通“依《春秋》体例，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可见王氏诸书，较为时人所重，亦为我们研究隋唐之际的儒学发展情况，提供了参考材料。宋人阮逸为此书作注，题作《文中子说注》，对研究原书思想，提供了很大方便。传本较多，主要有《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本及《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等。
中庸辑略
〖中庸辑略〗二卷。宋石□编，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删定。□字子重。号克斋，新昌（今江西宜丰）人，绍兴进士。富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军。朱子生平详见《周易中义》。《中庸》为《礼记》中第三十一篇，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目录》云：此书在刘向《别录》中属通论。《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传》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子思之作。《中庸》的作者传为子思，全书阐述“中庸”之道，作为君子的最高道德规范，极力宣扬神密主义、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思想，为宋代唯心主义理学提供了理论根据，故其书乃大行于宋代，宋儒为其说解亦愈发详密。石氏所辑，断自周敦颐、程颢、程颐及张载，而以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之说为其羽翼。初名《集解》。乾道九年（１１７３），朱子为其作序，称其谨密详审云云。淳熙十六年（１１８９），朱子六十岁时，撰成《中庸章句》，遂重为石氏《集解》删定、并更名为《辑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经朱子删除“繁乱”以后的《辑略》，其主旨已完全与朱子的唯心主义理学思想吻合，故后世学者或直接以朱子所撰。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言，《辑略》与《中庸或问》均并附于《中庸章句》之后。以备互相表里，后来《章句》单行，而《辑略》遂晦而不显。此书是研究朱子唯心主义人性论和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对立的封建伦理道德观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有《朱子遗书》本，明嘉靖间吕信卿刻本及清《四库全书》本传世。
中庸衍义
〖中庸衍义〗十七卷，明夏良胜（１４８０一１５３８）撰。夏良胜字于中，南城（今属江西）人。正德三年（１５０８）进士，官吏部考功员外郎、南京太仆寺少卿等职。后为仇家所计，戍辽东卒。著有《东洲初稿》等。此书为嘉靖间夏良胜遣成辽东时所著。自宋以来，取古今之义括举条目而衍其说者始于叶时《礼经会元》，继叶时之后为真德秀《大学衍义》，夏氏此书即仿真德秀《大学衍义》之例推阐《中庸》，故名。卷一天命之性之义，分衍正性之原、论性之弊。卷二率性之道之义，分衍传道之统、体道之要、衍道之实、明道之功、害道之防、杂道之辨。卷三修道之教之义，分衍立教之本、敷教之则、垂教之典、章教之风、尊教之制、异教之流。卷四致中和议，分衍中和之极、协和之徵、修和之诚、戾和之咎。卷五至八达道之义，分衍君臣之常、君臣之变、君臣之戒、父子之常、父子之变、父子之戒、夫妇之法、夫妇之戒、兄弟之法、兄弟之戒、朋友之法、朋友之戒。卷九达德之义，分衍临知之法、任知之戒、施仁之法、贼仁之法、昭勇之法、矜勇之戒。卷十至二十经之义，分衍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卷十三诚明之义，分衍治己之诚、应物之诚、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卷十四至十六三重之义，分衍因革之礼、郊祀之礼、宗庙之礼、朝廷之礼、正乐礼、命官之制、审刑之制、田赋之制、兵戎之制、祟勋之制、经济之文、词翰之文。卷十七平天下之义，分衍创业之治、守成之治、中兴之治、经常之治。以上名目。为夏良胜所自创，每一名目必一一援据古今。推广演绎。其中以采邱□《大学衍义》之说为多。夏氏自己的意见则加“臣良胜曰”分述于后。其衍经常之治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故欲求尧舜之治，必先尧舜之心”，“至谓《大学》之道，惟在于‘平’一言以蔽之矣。是故论治之本，惟存于‘心’之一字；论治之效，惟在于‘平’之一字。古今言治理者，只此二字，可以集大成矣”。其议论大率如此。清修《四库全书》，此书人儒家类，即以其不专述经义之故。有清江西刊本。
中庸指归
〖中庸指归〗一卷，附《中庸分章》一卷，《大学发微》一卷，《大学本旨》一卷。宋黎立武撰。立武字以常，自号寄翁，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咸淳进士，官至国子司业，与文天样、谢枋得相友善，学者称所寄先生，宋亡不仕，闲居三十年，年六十八而卒。宋代的《中庸》之学传自程颐，程子借《中庸》阐述自己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思想。后来，程门弟子各述师说，彼此时有发挥，门径遂歧，游酢、杨时之说以继承其师“穷理”、“格物”思想为主，并间或有禅学倾向，此说被朱熹所取用；而郭忠孝之《中庸》说，则继承其师“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的理学思想，以“中”为性，以“庸”为道。认为此为其师晚年观点，是正宗，是定论。立武尊从郭氏观点，故所撰《中庸指归》，即专以阐述“性”、“道”为旨。至于其《中庸分章》，则以“天命之谓性”以下为一章；“仲尼曰”以下为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以下为三章；“道不远人”以”下为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为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远”以下为六章；“鬼神之为德”以下为七章；“哀公问政”以下为八章；“诚者天之道也”以下为九章；“唯天下至诚”以下为十章；“诚者自成”以下为十一章；“大哉圣人之道”以下为十二章；“仲尼祖述尧舜”以下为十三章；“惟天下至圣”以下为十四章；“诗曰衣锦尚□”以下为十五章。立武将《中庸》划作十五章，实为发明郭氏之旨所用，也即为其《指归》所论提供佐证；所言具有条理，堪成一家之言。其《大学发微》，则认为曾子传道在一贯，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大旨以止至善为归，而以诚意为要。其《大学本旨》，仍用古本，皆以为曾子之书，不分经传，而以所称曾子为曾皙之言。要其归宿，与程颐、朱熹之说亦不抵牾，不同与事儒，诸如王守仁等人借古本以申己说的作法。唯其认为《中庸》、《大学》皆通于《易》，列图立说，丝连绳贯而排之。则不免有务为高论，标新立异之嫌。四书合为一帙，前有元大德八年（１３０４）赵秉政序，排比从《礼记》原次，先《中庸》，后《大学》。传本有《四库全书》本，《学海类编》本等。
钟山札记
〖钟山札记〗四卷。清卢文□（１７１８一１７９６）撰。为作者归田后，掌教于南京钟山书院前后所作校书随笔，故名。卢氏精于校勘，穷日力于此，不暇自著书，文集而外，仅《龙城札记》与此书。所校经籍，颇有成绩。此书共一百四十九则，杂缀四部书籍中误字、异义以校证。其中“字义不随音区别”、“《韩诗》”磬天之妹”、“《论语》子路子贡疑管仲非仁”、“《诗考》引《韩诗》误”、“《易》序卦正文误人注”、《易》象传两用字皆害之误”、“郑康成《周礼序》”、“《三礼目录》，，、“《说文》溢非本文”诸条皆关经传校勘。或校经传误字、或释经传词义、或辨经传名物典制，皆考究始末，明其是非。如卷四“氏与是同”条谓氏与是同，古通用。《大戴礼·帝系篇》西陵氏、蜀山氏，乃姓氏之氏，下氏产之氏，与是同。读者不审，每以螺祖氏、昌濮氏连续，误也。又如卷三《三礼目录》一条，谓郑康成有《三礼目录》，唐人作疏引之，系以“郑目录云”四字，今本集为一编，去“郑目录云”，而易以“注”字，注本为注经，岂能云注目录？又《周礼》郑氏注、《仪礼》郑氏注之类亦人目录中，殊为不妥等，大致如此例，于经籍有功。其校勘文字固为卢氏专精，失校之处亦所难免。卢氏为校勘家，于说经义非其所长，故此书解训经义各条亦有可商榷之处。有《抱经堂丛书》本、《皇清经解》本。
仲氏易
〖仲氏易〗三十卷。清毛奇龄（１６２３—１６８７）撰。据载，先是奇龄之兄锡龄研治《周易》，而未著书，仅时时口授其子毛文辉。后来，奇龄乞假归里，其兄已卒，奇龄乃摭拾文辉所闻者，并以己意润饰成书。又传奇龄乞假归里后，寓居杭州，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卦成，故虽以其兄为辞，实即所自解。以情势言之，此说较为可信。奇龄为清初比较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撰写此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驳宋儒的易学观点。全书大旨，认为“易”兼有五义：一为变易，一为交易，此两义为伏羲之“易”，犹前人之所知，也即“易”之原始义；此外，奇龄认为尚有反易，谓相其顺逆、审其向背而反见之，如“屯”转为“蒙”；“咸”转为“恒”之类即是。又有对易，谓比其阴阳、□其刚柔而对观之，如《上经》“需”、“讼”与《下经》“晋”、“明夷”对；《上经》“同人”、“大有”与《下经》“□”、“□”对之类即是。还有移易，谓审其分聚、计其往来，而推移上下之，如“泰”为阴阳类聚之卦，移“三爻”为上爻，“三阳”往而“上阴”来则为损；“否”为阴阳类聚之卦，移“四爻”为初爻。“四阳”来而“初阴”往则为益之类即是。并且，奇龄认为，反易、对易、移易三义，是为文王、周公之“易”，实为汉、晋以来诸儒所不知，故以《序卦》为用反易，以《分篇》为用对易，以《演易系辞》为用移易。《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其言甚辨，虽不免牵合附会，以词求胜之失，而大致引据古人，终不同于冥心臆测者也。”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及《西河合集》本传世。
重修玉篇
〖重修玉篇〗三十卷。梁顾野王（５１９—５８１）撰。野王字希冯，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梁武帝时任太学博士，人陈，为金威将军，终官光禄卿。野王撰《玉篇》，告成于大同九年（５４３），是继许慎《说文解字》之后又一部重要字书。全书共收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个，体例亦与《说文解字》基本相同，凡分五百四十二部，排列顺序也与《说文解字》略同，但于每字下先注反切，再引群书训诂，首先为《说文解字》对该字曲解释，然后则按次罗列。解说颇详，并有例证。对字形，注重篆隶的变迁。此书除可供研究字形、训诂使用外，由于它注有反切，故还可做为音韵书来使用。特别是此书成书时间比《切韵》早四十余年，还可做为研究中古读音形成的重要材料。野王原本今只存残卷，庋藏日本。我国仅有罗振玉的影印本。据当代学者周祖谟考证，日本所藏日僧空海所撰的《万象名义》，除注解简略外，其余几乎全同原书，因此可做为《玉篇》原本来使用。今本称《重修玉篇》或《大广益会玉篇》，系唐肃宗上元元年（７６０）处士孙强为其增加字数，、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１０１３）陈彭年、吴锐、邱雍等重修、孙氏增字本又称上元本，陈氏等人重修本又称大中祥符重修本。孙氏除增加字数外，又于书后附《神琪反纽图》一篇。陈氏诸人重修本，收字增加到二万二千五百六十一个。虽字数屡增，但野王之原来注释却屡被删简，致使重修本与原本面目全非。野王原本除罗振玉有影印本外，尚被《丛书集成》收入；重修本有《丛书集成》本，１９８３年中国书店出版泽存堂版影印本，书名题《宋本玉篇》。
周官集传
〖周官集传〗十六卷。元毛应龙撰。应龙始末不得详知，唯据张萱《内阁书目》记载，应龙字介石，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大德间曾官澧州教授。此编于诸家训释，引据颇为广博，而对郑锷《解义》，徐氏之《音辨》及欧阳谦之之说，所采录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则均题“应龙曰”以相区别。如所引古义有误，而后人不及考辨者应龙亦给予驳正，如“钟师掌金奏以钟鼓奏九夏”，杜子春、郑玄等均以“九夏”为乐曲；而应龙则引欧阳谦之之说，谓《左传》襄公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诗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声，可以金奏而无诗可歌明矣。今考孔颖达《左传疏》云，作乐先击钟，故称金奏。此晋人作乐先歌肆夏，肆夏是作乐之初，故于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乐已先作，非复以金为始，故言工歌也。其说足与郑玄《注》相发明。又如“甸祝□牲”，□，马融、郑玄注其为“诛”，今侏之大字也。为牲祭求肥充，为马祭求肥健；应龙却用欧阳谦之之说，谓□，稠也，祷牲稠盛也，认为马、郑所注为非。此则显为应龙的误考，因“□”，“侏”古音本通，郑注无误。又如“□氏为□”，应龙引郑锷之说，曰晏子谓六斗四升为□，管子谓百升而成釜。康成则曰四升曰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釜，为六斗四升等等，如此，则郑玄又误。实际上乃是应龙不及细考古制，误以豆为饮器，以不误为误也。诸如此类，皆未免谬执旧文，疏于考核，疑古义过甚所致。书中对冕服车旗制度，亩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之五几五席，方弓义弓之异名，正岁正月之并用诸事，却条例引证，颇为明晰。综合而论，应龙继承了宋儒疑古惑经思想，即使参用旧说，亦以晚出，特别是宋人之说为据，这就难免陷于牵强和臆断，虽多有所得，误考误论亦不少，可谓瑕玉互见。书中博录的宋以来诸家散佚之说，最可宝贵，仅凭此书方可睹其大略，故应龙对《周礼》的保存与传播颇为有功。而且，元人研究《周礼》，所存仅此一部为最完备，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此书都有很高的参证价值，在《周礼》的研究历史上亦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各家书目均著录为二十四卷，传本已不存。清修《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但《地官》、《夏官》首尾不全，其他尚属完备。馆臣重勒为十六卷，以一官当四卷，合起仍为二十四卷之数。另外，应龙尚著《周官或问》＆127；五卷，＆127；本在此书之外，《永乐大典》割附此书之后，但所存仅《天官》十九条，《春官》十四条，《秋官》、《冬官》各一条，篇幅寥寥，已不足成帙，《四库》馆臣遂仍将其附于此书各传之下，以备互相参证，以资发明。传本有《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官集注
〖周官集注〗十二卷。清方苞（１６６８一１７４９）撰。是编集诸家之说，诠释《周礼》。文皆按《周礼》六官程式，非如《礼记》之文。汉以后之儒因汉志《周官》六篇，列于礼家，相沿设称《周礼》，故苞立意改题，归于本号，以复其初。书中注文皆仿朱熹之例：采合众家六说者，不复标目。全引一家之说者，乃注其名，凡为显然舛误之说者，皆置之不论。惟似是而非者加以略考。有推极义类，旁见侧出者，亦仿朱熹之例，以圈外区别而论，训诂简明，持论醇正。于初学《周礼》者颇有稗益，后苞别著《周官辨》十篇，以为学力既深，鉴别真伪宜顺，欲以发千古未言之说，指出《周官》之文为刘歆所窜改，用《汉书》莽传事迹以证实刘歆谗媚王莽改窜《周官》，指出《周官》某字某句为刘歆所增言，言之凿凿，如目睹刘歆笔削者。持论太高，颇难依据，于谨严持正上不及《周官集汪》。是书成于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四库全书》本。
周官记
〖周官记〗五卷。清庄存与（１７１９一１７８８）著，存与字方耕，江苏武进人。授编修，官至礼部左侍郎，通六经，尤长于《书》。著述主要有《易说》、《毛诗者说》、《周官说》、《尚书说》、《尚书既见》、《周官记》、《春秋正辞》、《乐说》、《四书说》、《味斋文稿》等，是书卷一为“冢宰记”，内列五官官属表；卷二为“司徒记”，附载师任地谱，以明均土分民之属；卷三为“司马记”，小司马军司马诸职阙文；卷四为“冬官司空记”，补司空立属阙文；卷五为“司空记”，摭拾周秦之书可资引证者，以当《冬官》之义疏。是书实为《周官》之简表或简谱，且又增补其官属阙文，有注释辑补之功。刻于嘉庆八年（１８０３），又有《味经斋遗书》本。
周官禄田考
〖周官禄田考〗三卷。清沈彤（１６８８一１７４５）撰。是书为专门考证《周礼》所涉周代官职禄田之书。周代官职爵拳之事。自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言，后人多从其说，即有辨者，不过以“摄官”为词。沈氏以为，周“官之命者必有禄，禄必称其爵而量给于公田”，遂深究周制，详为考辨，作此书。卷一为《官爵数》篇，篇首说：“周天子制官之禄，皆以爵为差，于其内外诸侯官亦如之。故欲知周官之禄数，必先考周官之爵数，而欲并知内处诸侯官之禄，亦必先考其官之爵”。故是篇乃详考周官内外之设、每官官等级、人数。卷二为《公田数》篇，篇首说：“田有工有私，私田民所爱，公田则禄所自出也。故考周官及内外诸侯官之禄者，更必尽知公田之约数”。是篇篇作详考王畿及各内外侯国，邑都所属之公田之亩数。卷三为《禄田数》篇，考证各内外官应得禄田之亩数。凡爵，田、禄所考，以经文为主，不见于经文者，或求于诸注，不见于诸古注者，则据经起例，推阐旁通，补经文所无。每卷篇先列所求之数，其“定公田之数以井数，定禄之数以其等，定爵之数以序官，而定爵之等以命数，等禄之等以爵等亦以命数”（自叙）。附以问答形式和考释解说，其说“反复委蛇，以明其定数之故”。全书精密贯通，搜采颇为谨严，为郑玄注、贾公彦疏以后之特出，王鸣盛《周礼军赋说》也不及也。对研究周代经济者也有极大参考价值。有《果堂全集》本，前有沈德潜、惠栋二家序。后入《四库全书》及《皇清经解》，沈、惠二序未收。
周官新义
〖周官新义〗十卷，附《考工记解》二卷。宋王安石（１０２１一１０８６）撰。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庆历进士，仁宗嘉□三年（１０５８）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极力推行新法，遭保守派反对，新政推行屡遭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拜相，九年再辞。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荆国公，世称荆公，卒谥文。唐宋八大家之一，为我国古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著述甚丰，计有《易解》、《洪范传》、《新经诗义》、《舒王诗义外传》、《新经书义》、《左氏解》等凡近三十部。现存《临川集》、《唐百家诗选》等，残存除此书外，尚有《老子注》、《洪范传》、《王氏日录》、《尚书新义》、《王氏杂说》、《字说》等七部。王安石为了对变法作理论上的准备，努力提倡新学，而坚决排斥传统经学中的独守章句注疏之法。熙宁中，置经义廷，撰《尚书》、《诗经》、《周礼》三经，皆本于王安石新经说，王氏遵宗刘敞解经各立家法之论，亲撰十余万字的《周官新义》，为三经之一，其他两经亦经王氏点定。书中全以己见训解《周礼》，作为推行新法的理论根据。书中对经文的训释多与六书不同，训诂多用己撰《字说》，后人指斥其有割裂经义、牵强附会之处。其余则依经诠义，如释“八则之治都鄙”，“八经之统万民”，“八统之驭万民”，“九两之系邦国”皆为旧说所未有，为王氏自己所发明，对《周礼》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后世亦有相当的影响，如王昭禹、林之奇、王与之及陈友仁等注《周礼》，多依王说，清代《钦定局官义疏》，亦对王说多有录用。书成以后，遭反对变法一派的攻击，如程颢、程颐、苏轼、苏辙、晁说之、胡安国、胡宏等等，甚致指责其人，其书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也即所谓的“《周礼》乱宋”，对此，《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论甚为公允：“安石以《周礼》乱宋，学者类能言之。然《周礼》之不可行于后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尝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迨其后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丛生，而宋以大坏，其弊亦非真缘《周礼》以致误。”书后所附《考工记解》二卷，陈振孙怀疑不出安石之手，后来钱仪吉为《周礼新义》的《经苑》本作跋时，云其书为郑宗颜辑，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亦主张安石并未解《考工记》。其实，《考工记解》在内容上多有与《字说》相类似文字，而其题款亦一直为王安石，即使真为郑宗颜所辑，则所辑之内容亦必为王安石所撰无疑。因此，后人的怀疑并无根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并著录《周官新义》为二十二卷，《明史·艺文志》则著录为《周礼新经义》，传本佚于明，今本乃修《四库全书》时自《永乐大典》中录出，厘为十六卷。传本较多，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经苑》本、《粤雅堂丛书》本、《王安石全集》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其中，清道光、咸丰间大梁书院刻同治七年（１８６８）王儒行等刊印钱仪吉辑《经苑》本为最精。
周官义疏
〖周官义疏〗四十八卷。清高宗弘历（１７１１一１７９９）钦定。弘历在位期间曾大兴文字狱。致使士人不敢谈业务，埋首于故纸之中。又曾鼓励考据之学，又称“乾嘉之学”。此书为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钦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首冠以《御制日知荟说》，《论周官十八则》，以昭千古之权衡。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一曰正义，直诂经义，定确然无疑者；二曰辨正，后儒驳正，至当不易者；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之理有所推阐；五曰存疑，备持一说，义亦可通，又或已经驳论，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废；六曰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其真，或创立一说，虽未即倔人心，而不得不存之以资考辨；七曰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大抵《周官》六典，其源确出周公，而流传既久，不免有所窜乱，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说《周官》者以郑氏为专门，而训诂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护其短，亦不可没其长。是书博征约取，持论至平，于《考工记》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行阙疑之法，多有允实之论。可为治《周官》者之参考。是书成于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有《四库全书》本。
周官总义
〖周官总义〗三十卷。宋易□撰。□字彦章，号山斋，湖南宁乡人，淳熙进士第一，诏事苏师旦，历官礼部尚书，师旦败，贬死，一生著述较多，有《周易总义》、《禹贡疆理记》、《易学举隅》、《周礼释疑》、《汉南北军制》及《山斋集》等书。此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不载，唯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称许仪为其作序而刻于衡阳，现传本已佚。仅《永乐大典》尚录其《天官》、《春官》、《秋官》及《考工记》，但，《地官》、《夏官》缺如，《四库》馆臣从《大典》中辑出，又从王与之《周礼订义》所引易氏之文，辑出《地官》、《夏官》部分内容，厘定成帙，合作三十卷，为原书内容十分之八、九。其书研索《周礼》，断以己意，与先儒颇有异同，如论大宰九赋，则援载师之任地、司市、司关、矿人、角人、职币等职，以驳正口率出泉之说。论宗亩九献，则合笾人、□人、内宰、司尊彝及行人王礼再裸之丈，以驳列裸事于九献之说。论肆师之祈珥，则引羊人，小子及山虞等条，以纠改“祈”为“□”改“珥”为“□”之说。论夫之四旗，则历辩巾军、司常、大司马、大行人与《考工记》不合，以阐明曲礼之车骑为战国之制。如此等等，都是循经释义，发明己见，堪称一家之言。至于内宰二事，则改为副贰之贰；于酒正式法，则指为九式之法。于园廛漆林诸赋，则谓以什一取民；又于一分中分十一、十二、二十而三数等而输之于王。于凌人斩冰，则谓十二月为建亥之月，先令之于亥月，而后三为凌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藏，亦都属自出新义之论。而于职方氏之地理山川，则论述尤为详悉。总之，此书从一定方面反映了宋儒研究《周礼》的水平，对后世学者有较高的参证价值。传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等。
周礼传
〖周礼传〗十卷图说二卷，翼传二卷。明王应电著。王应电字昭明，江苏昆山人。嘉靖中避倭乱于江西，卒于泰和。曾受业于魏校之门，笃好《周礼》，用力甚深。著有此书及《同文备考》、《书法指要》等。《周礼》自宋以后，历经胡宏、季本著书指摘其失，至数十万言，俞庭椿；吴澄则以为《冬官》不亡，杂见于其他五官内而更次之。至明何乔新、陈风梧、舒芬又名以己意而更定之，王应电乃“先求圣人之心，溯斯礼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设官之意，推五官离合之故，见纲维统体之极，因显以探微，因细以择大”，精研十余载，成此三书。其《周礼传》论说颇为醇正，虽略于考证，而于义理多所发明。黜《考工记》而不录，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职相统者，使区分部居，各以类从，则颇嫌窜乱。其《图说》用以稽考传义，《自序》谓旧《周礼》图冕服则类为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则类为大方隔，而沟洫仍不分，故须订正。其中如“职方氏”九州之类，有图无说，“女官”、“女莫”、“女奴”诸辨，有说无图，上卷《明堂表》一篇，亦有录无书，＆127；为原本所缺。＆127；—下卷缺“井邑”、“邱荀”诸图，因别见于《翼传》，此处从略。其《翼传》凡分七篇，上卷为《冬官补义》、《天王会通》、《学周礼法》、《治地事宜》；下卷为《握奇经传》、《非局礼辨》、《经传正讹》。《冬官补义》拟补“土司空”、“工师”＆127；、＆127；“梓人”、“器府”、“四渎”、“匠人”、“垒壁氏”、“巡方”、“考工”、“准人”、“啬夫”、“柱下史”、“左史’，、“右史”、“水泉”、“鱼政”、“盐法”、“□人”十八官，未免意为揣测。《天王会通》以’《天官》书所列诸星分配诸官，以为王者宪天而出治，多涉于附会。《学周礼法》论《周礼》有必不可复者，后人多假仿之，实属妄改，又论旧注解释多谬、随意改声改字，皆为有见，余则多录旧文。《治地事宜》理直欲复井田之制。＆127；《握奇经传》＆127；杂参以后世之法。《非周礼辨》驳正诸家。《经传正讹》则于《周礼》以外兼涉群经，不仅以篆改隶，并欲以籀改篆，则拾其师魏校《六书精蕴》之说，流于诡涎。《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王氏三书之中多参臆说，不尽可从。然《周礼》、《仪礼》至明几成绝学，此书可代表明代《礼》学之成就，故收入《四库全书》。《明史》著录的十卷，朱彝尊《经义考》著录《周礼传》十卷、《图说》二卷、《学周礼法》一卷、《非周礼辨》一卷，不载《翼传》，《四库全书总目》合三书…并著录。有明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吴风瑞刻本，《四库全书》本。
周礼订义
〖周礼订义〗八十卷。宋王与之撰。与之字次点，浙江乐清人，行在秘书省准敕访求书籍，温州赵汝腾奏进，特补一官，授宾州文学，后终于通判泅州。此书于淳□二年（１２４２）进献于朝，前有真德秀序，作于绍定五年（１２３２）；赵汝腾后序，作于嘉熙元年（１２７７）。汝腾奏称，自己素与作者相交，真德秀殁后，与之又删繁取要，由博得约，其书益粹精无疵云云，可知与之在真德秀作序后，又对内容进行了厘定，而由汝腾等人奏进。书中采录旧说五十一家，唐以前为杜子春、郑兴、郑众、郑玄、崔灵恩，贾公彦等仅六年，余四十五家俱为宋人。凡文集语录无不备采，取说以当代诸儒为主，前儒古义仅特为附存而已。作者师从程颐等人，解经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故取宋人之说为多。其注《考工记》，据《古文尚书》周官司空之职，亦主张冬官不亡，与俞庭椿《周礼复古编》观点一致，但俞氏重改五官，后人斥其窜改经文，王氏却谨持是论而不移改经文。又认为序官散附于诸官等等，都为前儒所不遵之言。全书说解，自成一家之言。特别是书中所引录的四十五家宋人之书，今佚其太半，仅赖是编得以流传，为后世学者全面认识与研究宋代《周礼》研究状况及经学发展史提供了大量的材解，弥足珍贵。宋刻本藏北京图书馆，《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流传较广。
周礼复古
〖周礼复古〗一卷。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寿翁，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乾道进士，主南安薄，历古田令，师事陆九渊，夙有大志，博通经术，后充金国礼物官，终于新淦令，著《北辕录》等书。庭椿认为，《周礼》司空之官，多散见于五官之属，遂著此书以考六官之伪误。书中所论，多为己见，如谓五官所属皆六十，不得有羡。其羡者皆取以补冬官等等，后人多不以为然，指责其所解为凿空臆断，谬妄无据之谈。书中又《天官》世妇与《春官》世妇；《夏官》环人与《秋官》环人，实际上为同一官职的重复出现，应当省而并之，《四库全书总目》驳其：“其说似巧而其谬尤甚。二世妇与二环人无论职掌各殊，即以序官考之，《天官》世妇为王之后宫，故与九嫔八十一御女皆无官属。至于《春官》世妇为王之后宫，故每宫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与《天官》世妇显异。郑注以汉之大长秋，詹事，中少府，太仆为证，其说本确。庭椿乃合而一之，是误以《春官》之世妇为妇人也。至于司马环人之属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秋官》环人之属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若二环人是一官，何所属之中下士及史胥徒乃各不同如此耶。此好立异说者之适以自蔽也。”俞氏此书，实开《周礼》研究复古一派的先河，对后世有相当的影响，及邱葵、吴澄等说解《周礼》，皆袭用俞氏观点，直至明未，仍有此派传人，故此书虽有诸多不足，但在《周礼》的研究历史上却占据着一定的地位。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等。
周礼汉读考
〖周礼汉读考〗六卷。清段玉裁（１７３５一１８０６）撰。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江苏金坛人。乾隆举人。官巫山知县，后引疾而归。拜师休宁戴震，讲求古义，尤精小学。主要著述有《说文解字法》、《六书音韵表》、《周礼汉读考》；《古文尚书撰异》、《毛诗访诂传》、《经韵楼集》等。是书摘《周礼》经文及注为纲，并为之疏通证明。玉裁本贾昌朝《群经音辨》之例，而变通之，为《周礼》汉儒注发疑正读之例有三：读如“读若”者，拟其音：读为“读曰”者，易其字；“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可谓发凡起例，不仅利于《周礼》之治而且亦实大补于汉学。阮元所作序云：“此言出，学者凡读汉儒经子汉书之注，如梦得觉，如醉得醒，不至如冥行摘埴”。极为允当，玉裁此三例，实开汉学治法之大门径。其于书中依此三例进行认字、正音，然互有得失，当分别观之。其间于字之正借，声之分合，剖析甚细，万谓不失为治《周礼》之卓异者。有《经韵楼》刊本、《皇清经解》本等。
周礼集说
〖周礼集说〗十卷。《四库全书总目》题：不著撰人名氏，后有元初陈友仁序云云；宋慈抱《两浙著述考》径题宋陈友仁撰。友仁字君复，浙江湖州人，为宋遗民。友仁序称，其友三山沈则正近得此书于□（今浙江吴兴），条理与东莱吕祖谦《诗记》、东斋《书传》相近，名氏则未闻也。因携以归，训诂未详者，益以贾氏，王氏之疏说，辨析未明者，附以前儒诸老之议论，序题丙子后九岁（１２８５年），丙子为宋亡之年，友仁此举，以示不忘宋朝，仍以宋人自称。其书卷首有《总纲领》一篇，《官制总论》一篇，《凡例》一篇，分条阐说，极为贱洽。每官之前，又名为《总论》一篇，所引注疏及诸儒之说，＆127；尽能撷其精粹，＆127；而于王安石《周官新义》采摘尤多。王安石之说虽多为宋儒所攻，而《周官新义》则王昭禹述于前，林之奇述之于后，故此书亦相承引，以不废其说。《考工记》之后附有俞庭椿《周礼复古编》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斥其“殊为疣赘，有失别裁”。原缺《地官》二卷，《春官总论》亦不存，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曾载关中刘储秀为之补注，并刊行于世，但此本今已不传，终不得全帙。因全书经数人之手乃成，故其说解多有可取，宋儒解经的通病，即时时夹杂穿凿附会之论，在此书中较为罕见，在对待经文上，亦采取实事求是态度，可称上乘之作。据莫友芝《□亭书目》载，有明代成化年间张□刊本，《四库全书》所录，即为此本，另有浙江祥符田勤甫刊本等。
周礼句解
〖周礼句解〗十二卷。宋朱申撰。朱申事迹毋得详考，里藉亦不详。考《江西通志》载有朱申，字继宣，宋太学生。又查李心传《道命录》，有淳□十一年（１２５１）新安朱申序，结衔为朝散大夫知江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四库全书总目》疑其为两人，云“不知此书谁所著也”。此书逐句解释《周礼》。大略根据《注》与、《疏》，取义比较简约。其中凡所见有与《注》、《疏》相异者，如太宰之职五曰贡赋，郑《注》曰：赋，口率出泉也；贡，功也，九职之功所税也。此书则改其曰：赋，税也；贡，献也。也有力主《注》、《疏》而曲为引证者，如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下，则极力坚守《注》＆127；中半为附庸之说，＆127；而不执《孟子·五制》以疑《周礼》。至于对《注》、《疏》之疑而不能决者，如小司徒四丘为甸以下，《注》谓旁加之数，乃治洫浍之数。大司乐圆钟为宫以下，《注》谓天宫夹钟，不用中吕等律，以其与地宫同位之类，则均缺而不载。虽循文诂义，无大发明，但较之宋儒动辄指斥前说等等，亦犹有可取之处。但序官为《周礼》之纲领，作者以无暇诠释为由，刊削而不载，颇乖体例，是其不足之处。此书几乎为《周礼》全文作诠释，其中又不强行渗入自己的主张，态度平和，言辞简约，故此编实有启蒙读物的性质，堪有普及之功；同时，亦反映了宋儒研治《周礼》的又一种方法。传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
周礼军赋说
〖周礼军赋说〗四卷。清王鸣盛（１７２２一１７９９）撰。秦惠田修《五经通考》，以鸣盛草创“军赋”。鸣盛遂以《周礼注疏》为本，参以各经注疏及诸家绪论，以成此书。凡立目卷一有总论周礼军赋、总论王畿军制、六乡、厘里以下九等田、六遂、乡遂出车、三等采地、四处公邑、余夫圭田筹九目，卷二有论沟洫之制、论井田之制、论三等授田、论税法轻重之等等四目，卷三有制军、军之卒伍、辨可任、起徒役、军将、军粮、调发临敌不同制、辨尽发之非等八目，卷四有邦国乡遂之军、邦国境内之军、邦国军将、邦国卿大夫家军制、鲁制、齐制、晋制等七目，计二十八目。于宋以后人妄驳郑玄注者辨证之，能发明郑义者采录之，其所自为案语，更多所论述，信于引证。今核之《五礼通考》所载，知王氏此书俱收入《通考》卷二百三十三至二百三十五中，而次序略有更易，加以方观承之案语，则更加详晰。王氏此书实为《通考》三卷之稿。“有清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刻本，嘉庆三年（１７９８）秦氏汗筠齐刊本，前有自序，后有秦鉴跋，又入《皇清经解》，序、跋皆未刻。
周礼全经释原
〖周礼全经释原〗十四卷。明柯尚迁撰。柯尚迁字午可，自号阳石山人，福建长乐人。嘉靖中由贡生官邢台县丞。此书自《天官》至《冬官》共十二卷，后二卷为《周礼通论》一卷、《周礼通今续论》一卷，为本书附录。首列《序》二篇、《源流序论》一篇、《六官目向》四篇、《全经纲领》十二条、《释原凡例》‘七条。书中训解，称“释”者皆辑自古注；称“原”者，皆为柯氏自注，推阐作经之本意。《周礼》本缺《冬官》，柯氏取俞庭椿之说，稍为变易，取《地官》“遂人”以—卜之各官分为《冬官》，自“遂人”至“旅下士”，正六—个人，以合六官各六十之数，故名此书为《全经》，而稍胜俞氏之纷更割裂，所以明代唐顺之、姜宝等对此颇为称道；《四库全书总目》则谓仍不出宋人错简之曲说，讥其改经文“安扰邦国”为“富邦国”，又以吴澄所补”准王建国”以下四十字冠于《冬官》之首，尤属窜乱古经。然又谓此书“训诂经义，尚条畅分明，有‘所阐发”，与王应电《周礼传》均为明代说《周礼》各家中之重要者，故采人《四库全书》。宋彝尊《经义考》著录此书亦十四卷，内《源流叙论》一卷，《通论》一卷，《四库全书》底本《通论》以外尚有《续论）），而《源流叙论》冠于卷首，不在十四卷之内，与《经义考》不合。有明隆庆四年（１５７０）刊本、《四库全书》本。
周礼释注
〖周礼释注〗二卷。清丁晏（１７９４一１８７５）撰。是书为其《三礼释注》之一。自《叙》署时“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八月”，书成也当在此时。丁氏以为，《周礼》一书乃周之古文旧典，六国变故，暴秦燔书，《周官》寝废，汉初始著于世（自《叙》），然藏之秘府，世儒罕见，后经毛公传之，刘向整理之，方得流传。又经郑玄合今左文本相互参校，发疑正读，考训摭佚，深得经义大旨，但犹有未详之处。又经晋唐宗元明清诸家研究，异歧纷争，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丁氏遂有是作，仍倡古文之说，以郑玄《周礼注》为底本，参考旧注，稽考周代制度，推宪汉代官制、礼制之渊源。释注者，或训释文字音义，或说明诸家注本之异同，或阐发经义考究典制名物，又间有校补，每释必加“案”语，于《说文》《毛诗》《尔雅》《经典释文》《文选》及史传、类书、诸家传疏考注等各有所采。其书意在即要申发郑玄之旨意，又要使后世学者“尊经益信”郑注。丁氏是清未经学一大家，于诸经均有研究，是书也颇有独到之处，是研究《周礼》者也当读之书。有《颐志斋丛书》本，《六艺堂诗礼七编》本，前有自《叙》，论述《周礼》原委等，也足资学人。
周礼述注
〖周礼述注〗二十四卷。清李光坡（１６５１一１７１９）撰。光坡字□卿，号茂夫，福建安溪人。其为大学士李光地之弟。杭世骏《榕城诗话》称其家居不仕，潜心经学，光坡性至孝，为学皆宗宋儒，专意三礼。著述主要有《三礼述注入《白轩文编》等。是书为《三礼述注》之一编。大抵取注疏之文，删繁举要，以溯训诂之源，又旁采诸家，参以己意，以阐发制作之义，虽于郑玄、贾逵等名物度数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词简要，颇足为初学者之津梁。其兄光地《榕村集》中有《周官笔记》一卷，皆标举要义，不以考证辨难为长。其侄钟伦亦有《周礼训□》问世，与光坡此书体例大旨相近，大抵受光坡影响，即所谓家学之故，宋儒喜谈三代，故讲《周礼》者颇多，又鉴于熙宁之新法，故多索引末代弊政，支离诘驳，于法疏多所攻击，议论盛大，然经义反随之淆乱仝绪。光坡此书，不及汉学之博奥，亦不至如宋学之蔓衍。平心静气，务求理明而词达，于说儒言径者，亦可谓适中之遁。即不失求真务实，又益于明理弘道。有《四库全书》本。
周礼详解
〖周礼详解〗四十卷。宋王昭禹撰。昭禹生平始末无考，据王与之撰《周礼订义》，类编姓氏世次，将其列于杨时之后，并记其字光运，其他亦不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照禹当为北宋末徽、钦时代人。是编大体宗于王安石《周官新义》之说，如解“惟王建国”，谓业格于上下谓之王，或而围之谓之国。解“匪颁之式”，则说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级之曰颁，故匪从□从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颁从分从页，言自上而颁之下。解“鲍鱼”曰，鱼之鲜者包以致之。解“□”言，鱼之乾者肃以致之。解“司徒”，谓于文反后为司，盖后从一从厂从口，则所以出命，司反之则守令而已；从一则所以一众；司反之则分众以治之而已；从厂则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则以君之爵为执事之法而已。诸如此类，都宗于王安石《字说》之说，其训释时时有牵强之虞。在阐述《周礼》的旨义方面，也有与王说不合者，如解“泉府以国服为之息”，作者即言：各以其所服国事买物为息。若农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周朝之衰，不能为民正田制地，税敛无度，又从而贷之，则凶年饥岁无以为偿矣。下无以偿，上之人又必责之，则称贷之法，岂特无补于民哉。求以国服为之息，恐收还其母而不得。所论颇为有据，不尚空言，且与当时社会有所隐喻。书中亦有足订旧注之误者，如解“教师里布屋粟”，谓国宅无征，民居有征无布；以其不毛，使之有里布。民出耕在田庐，入居在里，其屋有田以出粟。今不耕田，则计屋而敛之，谓之屋粟。而不盲从前儒以里布为二十五家之泉，屋粟为三夫之粟之说。又如解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固当时正役，后因远近剧易而制等等，都属前人未发之说。宋儒解经，多以己意立说，此书虽在字义的训诂上从王安石之说，但在对经文的诠释上却能自辟新径，不囿前人之说，故多有所得，对《周礼》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后王与之、林之奇注《周礼》，对其观点多所引用。传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周礼训纂
〖周礼训纂〗二十一卷。清孪钟伦（１６６３—１７０６）撰。钟伦为李光地之子，字世得，福建安溪人。初受三礼于叔父李光坡，又与梅文鼎等往来密切，学皆有本源。是书自《天官》至《秋官》，皆详为注疏，加以训义。惟以《考工记》为河间献王所补，非周公之古经，故弃而不注。几所诠释，颇得周官大义。虽于名物制度不甚如意，故考考往往不尽详明，但也不乏精论。如辨“□□”‘社稷”、“学校”诸篇，惧考证详核，又如《司马法》谓：“革东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钟伦据蔡氏说，考定说：“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座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也。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今考之《新书》，所记，攻东七十五人，前据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一队，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缭子》伍制、军令之制记：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自五人至百人，盖军中之制，自一乘起，此则一乘百人之明验，足证钟伦所说之精核。其又明于推步之术，训《大司徒》王圭之法说：“百六十余里，景已差一寸”，’也得之于实测，非讲学之空泛考论而无亲见者可比。有《四库全书》本，《榕村全书》附刊本。
周礼疑义举要
〖周礼疑义举要〗七卷。清江永（１６８１一１７６２）撰。江氏于乾隆六年（１８４１）入京，时方开三礼馆，方苞为《周礼》总裁，以《周礼》稿与之，请审订指摘，江氏遂随笔签出。后其门人戴震从其所写读书随笔中分出别行定名。卷一天官，卷二、卷三地官，卷四春官，卷五夏官、秋官，卷六、卷七考工记。是书融会郑玄注以立言，参以近儒新说，于经义阐发无遗，于典制名物多有考述。其《考工记》．二卷尤精核，于车制尤详，以后解说多失其义，故详为疏讲。如经文有“六尺六寸之轮，轵崇三尺三寸也，加轸与□焉，四尺也。”前人讲《考工》者，具不谙于步算。于经文、郑注皆不甚理解，说明多不正确，而于此条，郑注也未能详解。然江氏于算学尤专门，故考之极详尽，偶举义，多能超出一般，而独其精要。其于此条详为考之曰：“轸方径二寸七分有半，自轴心上至轸面，总高七寸，毂入舆下，左右□在毂上，须稍高。容毂转，故毂上必有□庋之。□之围径无正文。□人当兔之围，居□长十之一，方径三寸六分，□亦在舆下庋舆者，则兔周与当免同可知。轴半径二寸二分，加□方径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毂半径五寸一分弱，中间距离□七分强，可容毂转。以五寸八分，加后轸出□上者约一寸二分，总高七寸。舆版之厚上与轸平，亦以一寸二分为率后轸在舆下者余一寸五分半，□踵为阙曲以承之，算加轸与□之七寸，当从□算起，盖□在轴上，必当舆底相切，而两旁伏免。亦必与□齐平。故知□之当免周，必与免围等大。后不言免围者，因以见也。”江氏此考，虽与《系雅·释名》小有不合，然其精微详明，惟程瑶田、戴震可比，因程、震二家也精算法。又如历来聚讼纷续之“三农”、“九赋”、“四望”、“九献”等，至江氏此书始有确解。又如《秋官》拜“史”，一反成说，以“从又从中”训之，“凡官府簿书谓之中”，“又者，右手以持簿书也”，“故掌事者渭之史”，颇有新意。许作屏《序》称：“郑康成为《周官》功臣，贾公彦为康成功臣，而先生为郑、贾之功臣也”。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丛书集成初编》本。许《序》称作八卷。
周礼正义
〖周礼正义〗八十六卷。清孙诒让（１８１８一１９０８）撰。清代经学成就，远胜前朝历代，仅《周礼》一书之著述也不可胜计。举其要者如江永、李光坡、方苞等，皆一代大家。然众说纷经，有些问题至成千古聚讼。孙氏乃晚清最著名经学、文字学家，博学洽闻，探究深透，遂用几近三十年之工力，稿草屡易，至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自《序》成书，完书多达二百三十万字。书前有自《序》和《略论》。孙氏以《周礼》一书版本，“以《唐石经》为最左，注本以明嘉靖仿宋本为最精。今据此二本为主，间有讹税，则以《孟蜀石经》及宋椠诸本，参校补正，著其说于疏。至版本文字异同或形体讹别，既无关义训，且已详阮、黄两《记》，今并不载”（《略例》）。是书之作，对汉注唐疏审慎求实，对清儒名家之研究尤为重视，遵循“以经决注，以注决疏”的原则，凡旧注旧疏，正确者则援引详申之，误解者则纠正之。又能博及群书，凡经、史、百家书中与《周礼》内容相关的材料，皆在其视野之内，极究博采，比较论析，凡与《周礼》正文相符者，即引为参证；不甚相符者，则疏通辨别；使之不相混淆；有抵触难决而不能疏解者，则并存其异说，不强作折衷。几汉注唐疏，凡乎全部囊括其中，凡清儒数十百家之精义，也几乎甄录无遗。持论宏通，不迷信名家，不排斥一得之见，无门户之偏。如对郑玄、王肃两家，“郊社□□，则郑是而王非；庙制昏期，则王长而郑短。若斯之伦，未容偏主。今并究极群经，求撅至当，无所党伐，以示折衷”（《略例》），态度公允，治学慎严。博采众家，总括古今。如《匠人》篇训解之文达四卷之多，《太宰》、《大宗伯》２篇也各有三卷之文，《大司徒》《大司乐》《大司马》《轮人》《□人》《梓人》《车人》诸篇也各有二卷。卷帙虽浩博，但决不是呆板的资料汇辑，而是择选重要资料与精确论断相结合。如卷三十三中对“□□”的解释，基本从郑玄注说，而又列举二十一家说法，并逐一辨正其是非，最后对郑说予以中肯之补正，曾而不袒，惟以是从。每述一义，每引一说，必称举作者，注明也处源委，绝不隐人之善据为已有。《周礼》原文和郑注所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大有天文历象，小有草木鱼虫，凡上古城乡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酒饮，宫室车服，农商医卜技艺制作等无所不包。孙氏以一人之力，完成这部对《周礼》二干多年研究成果具有明显总结性的疏解著作，对文字音义训解之精确，名物制度考辨之详尽。前人诸说征引上浩博，为古今未有，毕生研究经学礼制之深刻领会尽荟于此，对一些歧异纷争的礼制问题，大都有园满论证。是书所达到的训释水平，非汉唐旧注旧疏可比，有清一代也无可比肩者，对研究中国上古社会历史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故自清末刊行八十多年来，一直倍受学人推崇，流传甚广。但是，这样一部巨著偶有疏误或纰漏也在所难免。如作者维护传统的“周公作《周礼》说，实未必可取，疏解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他可商榷者，也有之。是书版本有五：一是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孙氏家藏铅铸板初印二十册本；二是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湖北笛湖精舍木板刻印六十册本；三是民国二十二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本二十四册本；四是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二十八册本。五是１９８７年中华书局作为《十三经清人注疏》之一出版的王文锦、陈玉霞校点排印１４册本。
周礼注疏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１２７—２００）注，唐贾公彦疏。郑玄为东汉著名经学大师，其生平，详见《易纬》；公彦，河北永年人，永徽（６５０—６５５）中，官至太学博士，撰《仪礼义疏》诸书。《周礼》又名《周官》，于诸经当中，最为晚出，对其发现经过，贾公彦《序周礼兴废》引马融语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所记各有不同，综合而言，大体在文帝时代，就已发现《周礼》的部分内容，为司马迁撰《史记》及其他典籍所引用，后河间献王刘德得此书，＆127；即被藏于秘府中，＆127；迨刘歆校理秘书时，方得重新“发见”，并以《考工记》补作冬官，始成完帙。其学西汉不传；东汉时，刘歆弟子杖子春授传与郑众，贾逵，二人乃为其作注，但杜子春、郑众及贾逵注均已不传。马融学生郑玄所注此书，融通众说，简明精当，保存了许多汉代的研究成果，如根据此书，可大略考见，杖子春所注，大体以释宇为主，即把《周礼》的古字用汉代文字加以训释；郑众注则有一些有关名物制度的诠释等等。所注虽然有一些附会之处，但总体看，仍不失为精湛之作，深得后人好评，清人黄丕烈即言：“郑氏之学，惟三《礼》为最精，三《礼》之注，惟郑氏最善。”《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郑注《周礼》“所释特精”，唯“好引纬书”及“好改经字”是其两失。其实，好引纬书及好改经字，并无多少失当，纬书所引的数量不多，况且纬书也不一概是无稽之论；至于改变经字，多数地方改得正确，而且改在注中，使后人仍可见经文原貌。因此，郑注的不足并不在．此而在于作者认定《周礼》为周公之作，处处用古制或汉制给予解释，难免于牵强附会。郑注实际上是对汉代《周礼》研究的一次总结，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自此以后，《周礼》遂大行于世。入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彦以北周沈重《周礼义疏》为基础，集魏晋六朝诸家之说为郑注作疏，＆127；于、＆127；礼、乐、军，赋诸礼并能引据明赡，足以发明郑学，《四库全书总目》称之：“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但公彦在考证上过于狭隘，仅局限于九经及诸纬中，而对于诸子百家之单词精义，以及文字之假借音读异同，未能详细论述和阐释，是其主要不足。贾疏总结了魏晋至唐初数百年间的《周礼》研究情况。郑注与贾疏，分别代表了《周礼》研究的两个时代，都是当时的集大成著作，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五十卷，今本四十二卷为后人所并。宋以前，郑注与贾疏各为单行，宋以后，为阅读方便，遂将两书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局礼音释》合而刊之。郑注单行本尚存宋本，藏北京图书馆；贾疏单行本尚有宋代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亦入藏北京图书馆。合刊本除《四库全书》、《通志堂经解》诸本外，通行本为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
周易稗疏
〖周易稗疏〗四卷《考异》一卷。清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撰。此书为其读《易》札记。不解《易经》全部，故不全载经文，只择经文中有疑义者若干条，尽为之说。大旨不信陈抟之学，也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诸图、纬书、杂说等皆极力排斥。不空谈玄妙，不附合老、庄之旨，故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在明末清初说《易》各家中，为最有根柢者。如解《坤卦·六五》“黄裳”，引《礼》：“人君至，命士贡黄裳，下士杂裳”，以证黄裳之美；解《屯卦·上六》“乘马班如”，引《左传》“班马之声”证“乘”当读去声；解《师卦·六四》“师左次”，引《兵法》“前左下、后右高”证之，谓“不言前而言左者，军虽不进，前军犹必远哨，以防敌，唯左则屯聚以止耳”。又论帝乙非纣父、“王用亨于西山”非文王，以及“临之八月”、“七日来复”、《易》之逆数；河图蓍策之辨等，皆有条理。但也有穿凿处，如解《讼卦》“□带”谓“带无□名”、解《大畜·上九》“何天之衢”，解“何”为负荷之意，应引梁武帝解“何”为“荷”更准确，夫之乃引《庄子》“负云气”为证，属偶然失考。至于解“旧井无禽”，训“禽”为获，亦属附会。此书虽篇幅不大，却能看出夫之治学之征实有见。有《四库全书》本、《船山遗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周易本义
〖周易本义〗十二卷。南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江西婺源人，侨寓福建建阳，曾官秘阁修撰。主张抗金，被韩□胄派目为“伪学”，一生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及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著作颇丰，除本书外，尚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家礼》、《论孟精义》等等。朱子认为，古人观象画卦，谍蓍命爻，都是本着气数之自然形于法象，见于图书者，有以启于其心而假乎焉而已。但后世学者解，《易》专攻文义者，则说解多支离散漫并无所根据；专著于象数者，则说解又多牵强附会。力主《易》为卜筮之书，并力图将《易》分而论之。本着这一思想，撰成此书。卷首为刘世谠所辑考证，次为卦歌、易图，易图分别为《河图图》、《洛书图》，《伏盏八卦次序图》等，其说解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卷末为易赞、筮仪。自宋元以来，易宗程颐、朱熹。程传经文从王弼本，以传附经；朱子从吕祖谦所考定的古本，分为经二篇传十篇，音训亦取吕祖谦所撰者，薛□《读书录》指出，“朱子《本义》，依古易次序，自为一书，不与程传染杂，最可见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毛奇龄《河图洛书原钟篇》指出，朱熹认为关朗《易传》为伪书，但又取其说以定图书，并载其文于《周易》之首，岸然与三圣经书彼此分席。从《易》学发展过程看，朱氏易学，实际上是儒家易学与道家易说互相混合的产物，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在《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相当的地位。书成后，约在咸淳中，董楷欲合程颐《伊川易传》与朱熹《周易本义》为一，遂割裂朱书，散附于程传之下。人明，沼修《五经大全》，仍其谬而不改，然而学术界仍有专主朱义者，明奉化教渝成矩遂因《五经大全》，刊除程传，独留朱氏之义，而全书结构，一仍程书所传之王弼本。后世因之而不改，故使学者多有朱书原貌不可复得之概。《四库全书》收入此书作十二卷，附四卷本，此四卷本即是董楷、成矩所窜乱的朱子《周易本义》，其传本除《四库全书》本外，尚有明嘉靖间刊本，庋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又有《□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其十二卷本为宋咸淳间吴革所刊，次第同于宋儒所传《古周易》，也就是后世罕见的《周易本义》原貌，其版本尚有《西京清麓丛书正编》本、《刘氏传经堂丛书》本，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江南书局重刊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
周易辩录
〖周易辩录〗四卷。明杨爵（１４９３—１５４９）撰。杨爵字伯珍，一字伯修，号解山。陕西富平人。喜靖八年（１５２９）进士，授行人。历官山东道监察御史。卒谥忠介。著有《斛山遗稿》等。《明史》卷二百零九有传。据此书杨爵喜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自序，为杨爵与周怡、刘魁等在狱中讲论《周易》之作，取《易．系辞》“困德之辩”命书名。所释惟六十四卦，每卦惟载上、下经卦辞，然其训解则六爻及《彖传》、《象传》兼及之，其说多以人事为主，颇剀切著明。《明史》杨爵本传作《周易辩说》。有明刊本、《四库全书》本、清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刊二卷本。
周易补疏
〖周易补疏〗二卷。清焦循（１７６３—１８２０）撰。成于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清代汉学家对王弼《周易注》多所非议，以至屏之不论个议之列。焦氏认为王弼《易》学“虽参以己见，而以六书通借解经之法，尚未远于马、郑”，孔颖达等《周易正义》，奉王弼《周易注》为准绳，而加以诠释，实于王弼《易》学多不能申明。故撰此书，以订孔颖达之舛漏，以申王弼之义。全书体例，首列经传原文，次录王弼《周易注》，后加“循按”二字阐述己见，补孔颖达《正义》颇多。如“龙战于野”，王注“固阳之地，阳所不堪，故战于野”，焦氏谓《正义》解“固”为“占”固此阳生之地，则未实指何所。又引荀爽“消息”说，坤在亥下有伏乾；郑玄“爻辰”说，坤上爻实为乾之地，而坤爻据之，王弼用荀爽、虞翻之义而浑其辞为固阳。“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条，王弼注“茹”为“相牵引之貌”，焦氏据《汉书·刘向传》注引郑玄曰：“茹、牵引也”，以证王弼注之所本等。焦氏能不附合于汉学，力排众议，以申王弼《易》学之旨，堪称有识，亦可见其不殉于门户之见、实事求是之治学精神。有《焦氏遗书》本、《焦氏丛书》本、《皇清经解》本等。
周易程朱传义折
〖周易程朱传义折衷〗三十三卷。元末明初赵采撰。采字德亮，号隆斋，潼川（今四川三台县）人，其他不详。此书用注疏本，节录程颐《易传》、朱熹《本义》之说，再益增以语录诸书，列之于前，而名以己说附列于后，是谓“折衷”。所注仅上、下经，大盖因为程颐所传不及《系辞》以下，故采亦仍之。书前冠赵氏自序，认为有了康节邵雍推明伏羲，文王之卦画，象数之学遂得以显著；有了伊川程颐推衍孔子之意，而卦画之理遂明。武夷朱熹作《本义》，厘正上、下经十翼，才始还其旧作；邵雍发挥先天之说，虽然其本义专主卜筮，但在于门人问答中又认为《易》中先儒旧说皆不可废弃，但互体、飞伏、纳甲之类却未及深索。故赵氏认为，当时学者览读《周易》，应当由邵、程、朱三先生之说溯而上之，此即为其撰书的宗旨。所以，其书虽然以宋学为宗，但却能兼及象数变互，颇存古义，并不圃于门户之见，源流不同而排斥他说。唯其割裂《周易》本义，而附于朱子《本义》，尚显失当，但此举自胡广修《周易大全》始，赵氏仅是因袭。宋末元初，学者们对程、朱学派的纷争时有调和之意，赵氏此书，也意本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周易》之学只有广集众家之说，取长补短，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能逐渐于原旨吻合。由此而论，此书的学术价值颇高，同时，它亦代表了元人治《易》的又一种方法。有《四库全书》本。
周易传义合订
〖周易传义合订〗十二卷。清朱轼（１６６５—１７３６）撰。轼字若瞻，号可亭，高安（今属江西）人。康熙进士，授浙江巡抚。雍正朝充《圣祖实录》总裁，官累至文华殿大学士。乾隆朝，受命协同总理事务，充《世宗实录》总裁。是编于程颐《易传》、朱熹《易本义》，凡互有异同者，皆参校折衷，归于一是，使其不涉两歧，然于两义各有发明且可并行不悖者，仍两说兼存，且附以诸儒之论，而诸儒之论实有高于程《传》、朱《义》者，竞舍《传》《义》而从他说，不株守门户之见，朱氏自言间附于后。其《凡例》说：遗象言理，自王辅嗣（弼）始。然《易》者象也，有象斯有理，理从象生也。孔子《彖》《象》二传，何尝非言象，雷、风、山、泽以及乾马、坤牛、震龙、巽鸡之类，皆象也。即卦之刚柔上下应比承乘，亦何莫非象乎。舍是而言理，不知所谓理者安在矣。《易》道之取类大，精粗巨细，无所不有，即纳甲飞伏等术数之学，不可谓非《易》之一端也。况中爻互卦、倒巽倒兑、厚离厚坎之象，皆卦体之显而易明者乎”；又说：“卦有对易、反易，反易之义，先儒言之已备，来知德谓之‘卦综’，谬矣”；又说：“程子不取卦变，谓凡卦皆自乾坤来，然合之《彖传》，究未尽协。今一遵朱子一阴一阳自□、复之说”；又称：“宋元以来，《易》图不下数千，于四圣人之精义，全无干涉，今一概不录，止缕析朱子各图之义，而图仍不载”。观全书，右诸论实全书阐发撰辑之宗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较之分门别户、尊一先生之言，而先儒古义无不曲肆捂击者，其识量相去远矣。”朱氏在日，是书未及刊行，乾隆二年（１７３７）年，两广总督鄂弥达始为校刊行世。另有《四库全书》本。
周易传注
〖周易传注〗七卷。清李□（１６５９—１７３３）撰。□字刚主，号怒谷，河南蠡县人。康熙举人，曾游学南北，与万斯同交往，晚年授通政学士。师承颜元之学，时称“颜李学派”，反对宋明理学空谈性命，讲求经世致用，以改良封建制度为宗旨。有“理在气中”的唯物论认识论，也有复左、禁欲与经验主义的倾向。晚年治学，偏重考据。著有《论语传注》《大学传注》《大学辨业》等，后人辑有《颜李遗书》。是书以《易》卦必归人事为宗、斥陈抟、刘牧诸图，皆使《易》道入无用；《参同契》《三易洞玑》之类，皆以异端方技乱《易》；即汉儒五行胜负，分卦直曰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诸说，亦皆于三圣所言之外再出枝节，故其说颇为淳实，不涉支离玄空之谈。其驳“卦变”之说，发例于讼卦《彖辞》，驳“《河图》、《洛书》”之说，发例于《系辞》传，驳“先天八卦”之说，发例于《说卦》传，其余仅阐述经义，不驳正旧说。其说《易》以观象为主，也兼用“主体”，于古说，多采李鼎祚《集解》，近说多取毛奇龄《仲氏易》《河图洛书原舛编》、胡渭《易图明辨》，导引《易》说，归于人事，颇得《易》之原旨。有《四库全书》本，《颜李丛书》本。
周易大全
〖周易大全〗二十四卷。明胡广（１３７０—１４１８）等奉敕纂。胡广字光大，号晃魔，江西吉水人。建文二年（１４００）举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赐名靖。成祖继位，胡广迎降，复名广，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两次从帝北征。卒赠礼部尚书，谥文穆。洪熙初，加赠少师。著有《胡文穆集》。《明史》卷一百四十七有传。永乐十二年（１４１４）十一月，成祖朱棣命行在翰林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等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十三年九月书成，朱棣亲自作序，冠于书首，命礼部刊行颁赐天下，赐胡广等钞币有差。参与篡修者，除胡广等以外，还有翰林编修叶时中等三十九人。《周易大全》为《五经大全》第一种，是对《易经》集传性质的著作。首有《易序》一篇，次为《周易传义大全凡例》八则，首序《周易》上下经二篇及《十翼》的篇帙分合，从程颐《伊川易传》原本，而仍以朱熹《周易本义》散附《伊川易传》之下。凡经文皆平行书之，传义则低一字书以别之。其《系辞》以下《伊川易传》既阙，则一从《周易本义》所定章次，总厘为二十四卷。因《伊川易传》原本王粥《周易注》，只有六十四卦，《系辞》以后无传，乃仿董楷《周易传义附录》之例，以吕祖谦所集《古周易》补之。《伊川易传》、《周易本义》刊本间有脱误字句，以诸本合校归正，程、朱其它著作中有关《易》者，取其与传义相合而有发明者采入，以“程子曰”、“朱子曰”以别之。后列引用先儒姓氏，自孔安国至董真卿共一百三十六家，诸家之说一宗《伊川易传》和《周易本义》，胡广等“折衷并取其辞论之精醇、理象之明当者分注程、朱传义之后，而于各家之同异、得失，则详采胡一桂《周易本义附录纂疏》、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以附著。此书主要取材于董楷《周易传义附录》、董真卿《周易会通》、胡一桂《周易本义附录纂疏》、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故朱彝尊《经义考》谓此书就前儒成编，杂为钞录，而去其姓名。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胡广等“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经学之废，实自此始”。董楷、胡一桂、胡炳文笃守朱熹；董真卿则以程、朱为主，兼采众家之说以补益之，所以比较赅备。胡广等主要采以上四家之说，去其重复，汇编而成，又缀以诸儒之说百余家相参证，成《周易大全》。明初开科取士，五经皆主古注疏及宋儒，自《五经大全》、《四书大全》等颁行后，便尽弃注疏。所以，做为明代二百余年科举考试的范本之一，此书在明代影响很大。有人认为，明儒经学其初之不取放轶，其后之不免固陋，均与此书颁行有关。有明殿刊本、《五经大全》本、明刊二十卷本、《四库全书》本、高丽刊《五经四书大全》等版本。
周易观彖
〖周易观彖〗十二卷。清李光地著。光地生平见《周易折中》。是书惟解说《卦传·天地定位》一章，发明《易》理，兼证以《易》象，于数则略。其于取《系辞》“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二句训解曰：“彖辞所取，或有直用其爻义者，或有通时宜而爻义吉凶准以为决者。故以是观之，不中不远，惟其合始终以为质，故时时物不能外”，《观彖》之名取之于此。解“九四，重刚而不中”句，、不以“重”字为衍文；解说“履霜坚冰阴始凝也“句，不从魏《志》，作“初六履霜”；解“后得主而有常”句，不从程《传》，增“利”字；解“盖言顺也”句，不以“顺”为“慎”；以及“比吉也”句，“比之匪人”句、“同人曰”句，“小利有攸往天文也”句、“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句、“渐之进也”句、“上九鸿渐于陆”句、“与地之宜”句，皆不从程颐《传》、朱熹《本义》“脱误”之说惟据《汉律》《历志》；惟移“天一地二”二十字，从《程传》。“能研诸侯之虑”句，惟以“侯之”二字为衍文，从《本义》。其经义多尊古本，不肯随意改窜，犹有汉儒笃守之遗风。其说皆自抒心得，虽不甚附合程、朱之说，然“理足相明，有异同而无背触也”。有《回库全书》本，《李文贞公全集》《榕村全书》本。
周易会通
〖周易会通〗十四卷。元董真卿撰。真卿字季真，江西鄱阳人，曾受学于胡—桂。故此书实际上是本胡氏之说而广及诸家而成。初名为《周易经传集程朱解》。正文编次伏羲、文王、周公之经而羲以孔子之传，各有标目，使其相通而不繁杂。无经可附诸传，则总附于六十四卦之后，称之为经传。援取程颐经说，朱子本义夹注其下氏是为集解。其程颐经说，朱子语录附续于各传之下；渭之附录。又取其师胡一桂纂疏，并增以诸家说解，是为篆注。董氏认为。程颐之传本，严玉溯本人本义阐吕祖谦本。次第既不同，而或主义理，或主象占，本旨复殊，先儒诸说亦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明—义，□为门户之争。诸家之《易》，途虽殊而归则同，故兼搜博采，不主—家之说，务待象数、义理二家之平，故在书中，曾被朱熹极力排斥的苏轼、朱震、林栗之书，亦取而录之。所以，此书乃是广集前代，特别是宋代不同《易》学流派之说的综合之作，作者努力摒弃学派之争，门户之见的治《易》方法，颇资后世学者的借鉴。对其变易经文，则时受学者所病，如《四库全书总目》即言：“唯其变易经文，则不免失先儒谨严之意，可不必曲为之词耳”。有《四库全书》本传世，另有《通志堂经解》本及明刻本。
周易集传
〖周易集传〗八卷。元龙仁夫撰。仁夫字观复，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曾荐为江浙儒学副提举，辞而不就，后官湖广儒学提举，一生博究经史，以道自任，为文奇逸流丽，晚年侨居黄州（今湖北黄冈），学者称麟州先生。此书成于至治元年（１３２１），龙氏说《易》，立论力主本义，每卦爻下各分变象辞占，其所注解，根据程颐、朱熹之说为多，而意在于即象诂义，于卦象爻象互观析观，反复推阐，颇能发己见。龙氏认为杂卦是占筮书，并引《春秋传》屯固、比入、坤安、震杀，都以一字断卦义为证。原书十八卷，今仅存八卷，亡其大半，但上、下经及彖象传却全具，仍可睹其原貌之一斑。据董真卿《周易会通》载，书前尚冠序言一篇，但却不见于朱彝尊《经义考》，知其时序已亡佚。此书解《易》，不墨守陈见，其说既有所创造，亦有所根据，与空论无据者沮不相同。《元史》称其：所著《周易》，多发前儒之所未发，殆不诬矣。堪称元人解《易》的上品之作。传本世较罕见，《吉安府志》收载此书提要，朱彝尊《曝书亭集》载是书跋，谓《通志堂》刊刻经解时，因其残破，故末开雕。清修《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有关各韵中集而录出，重新校阅，厘为八卷，虽非完帙，但仍可资后人的研读。故现传本仅为《四库全书》本。
周易集解
〖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撰。鼎祚《唐书》无传，袁桷《清容居士集》记资州有鼎祚书台，知为资州（今四川资阳）人，又据本书序末所署，知其曾官为秘书省著作郎。唐初以来，《易学》排斥郑玄《周易注》，独尊王弼《周易注》，作者却认为，“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下者哉！致使后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辨源流”，故广辑历代《易》家之说，撰成是书。原题十八卷，内附《略例》、《索引》，现已佚，后人将其析为十七卷。书采王弼注本为底本，又取序卦冠于各卦之首。凡集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苟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于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何妥、崔憬、沈□士、虞氏、崔□、伏曼容、孔颖达、姚规、朱仰之、蔡景君等汉至唐三十五家训解及《九家易》、《乾凿度》等《易》说，中取荀爽、虞翻之说最多，凡遇前人义有未详者，鼎衽祚悉加增补消削，自序谓“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后代宗即位，鼎祚以此书进献。其所引诸家之说，而诸家原著大都亡佚，全赖此书得窥一斑，所以，这是一部唐以前汉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有很高的资料价值。清代李道平又作《周易集解纂疏》对其进行全面的疏理，于《湖北丛书》中刊出。《通义堂文集》卷一载有清刘毓崧《贸易集解跋》，对李氏生平诸事有所考稽。通行本为《丛书集成初编》本，另外，《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学津讨原》《古经解汇函》等丛书均收载。
周易集解纂疏
〖周易集解纂疏〗十卷。清李道平撰。道平字远山，湖北安陆人。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举人。其事多无考，惟知其专《易》，用工也深，著有《易筮遗占》。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援引汉唐３５家之数而成，所采惟虞氏（佚名）《易》为最多，因虞氏《易》义例邃密，不易贯通。不通虞氏《易》，不能读《集解》。自惠栋开通奥□，而张惠言继之，虞氏之学始大显于世。道平自《序》其书说：“少时尝取其书读之，隐辞奥义，深邃难窥。予不自揆，辄欲有所阐发以通□宣幽，卒以多所所滞碍而止。久之，得东吴惠氏书而向之滞者，十释四五矣；又久之，得毗陵张氏书而向之滞者，十释二三矣。又久之，广览载籍，旁及诸家之说，而向之滞者，即有未释，盖也无几矣。复不自揣，萃荟众说，句梳而字栉之，义必征诸古，倒必溯其源务，使疏通证明，关节开解，读者可一览而得其旨趣。旧注间有末应经义者，或别引一说以申其义，或旁参愚虑以备一解；亦不敢墨守疏家狐正首邱，叶归根本之习”。其发挥虞氏义。大抵据惠氏、张氏之书为之，阐发详尽，读者一览可知其门径，他家之说，也随文注释，句疏字栉，家法了然，实可为后学津逮之资。卷首载诸家说《易》凡例，自卦气至二十四方位，凡十事，详其端委，又列图于左，尤得《易》之纲领。惟虞氏之两象易及六十四卦，旁通钱大昕并演为图，而道平遗之，也其一疏漏也。至《凡例》说：“卷中征引事实之外，末及检出原书，难免舛误，其说也实言因考订之学非其所尚也。末附《易筮遗占》一卷，谓“占筮之辞，必援古法断之，又证以经师之义，其又出毛奇龄《春秋占筮》之上。李□《周易筮考》，道平未见，今□书有刊本，也不及道平之书也。是书在清人治《易》诸家中，可为佳品，然李氏不善考据，其书引征又多不列注出处，故王先谦曾有意重刻其书，请人检核征引之原文，重加厘正，但未见有刊行，仅有《序》说，载其《文集》。有《湖北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另中华书局出版新校点本《十三经清人注疏》，也拟收其书，然尚未见印行。
周易集说
〖周易集说〗四十卷。南宋末俞琰撰。琰字玉吾，吴郡（今江苏吴县）人，生于南宋宝□初，后以辞赋称名。入元。征授温州学录，隐而不赴。精研《易》学，自号林屋山人，居旁石涧，学者称为石涧先生。著《易图篡要》、《读易举要》诸书。早年，俞氏曾广搜诸家之说撰《大易会要》—百三十卷，后乃掇其精华，始成此书，凡历四年。于元初始成。俞氏治《周易》，初期曾主程颐、朱熹之说，以后乃在程、朱以外，以自己的观点说解《局易》，认为坤之六二，既中且正。是以其德直方，唯从乾阳之大，不习坤阴之小。故无不利，诸如此类，其说颇异于当时。又说《尚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河图与天球并列，则河图亦是玉名，可谓发前人所未发。俞氏一生专心《周易》积三、四十年之功，真心玩昧，故其说解多不同前人，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论，其言“固不可废也”，对研究宋儒《易》学流派、理学思想有参考价值。据其自序。此书初刻时，后附《读易举要》、《读易须知》、《易图纂要》、《易经考证》、《六十四卦图》《古占法》、《卦爻象占分类》、《易图合壁连珠》及《易外别传》诸书。现除《举要》及《纂要》外，余皆亡佚。有《四库全书》本及《通志堂经解》本。者能够饱览前人之说，并可综合比证，使其说解时见新意。尤其是说解互对之说，继承并发展了汉儒所倡导的互卦观点。进一步扩大了易卦的应用范围，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书成后。诸家注录多作十卷，唯朱睦□《授经图》做十二卷，焦□《经籍志》作十四卷，乃并其《论例》一卷及《大衍索隐》三卷而为之。传本罕见，并内容仅存全书三分之—。清修《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有关备韵中辑出，仅缺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七卦及晋卦之后四爻，遂析作十六卷、并删夫于书内曼见的大衍策数诸图，卷首仍列其《论例》—卷。有《四库全书》本。
周易集注
〖周易集注〗十六卷。明来知德（１５２５—１６０４）撰。来知德字矣鲜，号翟塘，梁山（今四川梁平）人。幼有至行，有司举为孝童。十岁通举子业。喜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举人。以养亲不仕。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总督王象乾、巡抚郭子章荐授翰林院待诏，以老疾辞不赴，诏以所授官致仕。其学以致知为本，尽伦为要。尤深于《易》。著有《理学辨疑》、《心学晦明鲜》、《省觉录》、《省事录》、《翟塘日录》、《釜山诗集》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三有传。来知德认为学莫□于《易》、故精研《易》理，闭门著书。初结庐于釜山，学之六年而无所得，即移居万县求溪山中，罩思苦研，始悟《易》象，又数年始悟文王《序卦》、孔子《杂卦》之意，又数年而悟后儒卦变之非。自隆庆四年（１５７０）至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历二十九年始成此书。注《易》取《系辞》“错综其数”为宗旨以论《易》象，而以《杂卦》治之。自序谓“伏蒙象男女之形以画卦，文王系卦之辞又序六十四卦，其中有错有综，以明阴阳变化之理。错者，交错对待之名，阳左而阴右，阴左而阳右也。综者，高低织综之名，阳上而阴下，阴上而阳下也。”故作《伏羲六十四卦圆图》，阴阳对错，六爻相反，如乾与坤对错，□与剥对错，大有与比对错，大壮与观对错，顺此周行，至复与□错而毕。上下相综，织综而成两卦，如□，正视为蒙，倒视为屯；□，正视为讼。倒视为需；□，正视为比，倒视为师。以此相综，至末济、既济而成。准此以观阴阳之变化。验理欲之消长。其论象，有卦情之象、卦画之象、大象之象、中爻之象、错卦之象、综卦之象、爻卦之象、占中之象。因此，来氏此书皆先释象义、字义及错综之义，后训本卦本爻正意。《四库全书总目》谓“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百余年来，信其说者颇多”。其上下经各十八卦本之旧说，而所说中爻之象亦即汉以来互体之法，来氏纵横推阐，专明斯义，较先儒为详尽。宋儒汉《易》，程颐准于理，邵雍主于数。朱熹《周易本义》兼言理数。来氏此书继朱熹理数之学而有所发展，其深究《易》象之旨。则为朱熹所缺略。有明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郭子章序刻本；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张惟任抗州刻本；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史念冲刻本；清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崔□宝廉堂刻本，题《易经集注》，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怀德堂刻本，题《梁山来知德先生易经集注》，卷首二卷；《四库全书》本；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宁远堂刻本，题《来翟唐先生易注》十五卷，首未各一卷，图像一卷；又有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刻本；１９８８年上海书店影印康熙宝廉堂刻本，首冠陈奇猷所撰《出版说明》，对此书内容与版本均有简介，可供参考。
周易经传集解
〖周易经传集解〗三十六卷。南宋林栗撰。栗字黄中，福建福清人，绍兴进士，累官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被召为兵部郎官，末及就职，与栗相见，论《易》不合，由此，栗职吏部以避朱熹，后熹以脚疾请告，栗遂论朱熹本无学问，妄自尊大，太常博士时适，上书辩之，侍御史胡晋臣乃劾林氏，因罢知泉州，又移明州，卒谥简肃。此书于淳熙十二年（１１８５）四月进献于朝廷，前列《进书录》，并附敕、渝各一道，又有自序—篇，称本书原名《周易爻象序杂指解》，后因未能该举《录彖》、《系辞》、《文言》、《说卦》，乃改今名。其书凡《经传》三十二卷，《系辞》上、’下二卷，《文学认、《说卦》、《序杂本文》共一卷，《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大衍》、《总会图》、《六十四卦立成图》、《大衍揲蓍解》共一卷。林氏说《易》，每卦前必兼互体，持论颇为平稳，只因其与朱子交恶，故此书一直不受学者的重视。其与朱子见解不合的原委，今已难详知，唯《朱子语类》中记载“论系辞”一条，谓林氏认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包八卦，与圣人所谓“生”者意思不合，仅此而已。此书继承了汉儒倡导的互卦（互体）之说，为研究《局易》互封说在宋代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资料。林氏卒后，书几不传”，唯其弟子黄勉斋坚守师说，始得以流布。明代有刻本，为朱彝尊家藏，入清，有《四库全书》本，另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易举正
〖周易举正〗三卷。原题唐郭京撰。郭京，里籍未详，据《崇文总目》记载，知其曾官苏州司户参军，又据其自序言，曾御注《孝经》。删定《月令》，则当为开元以后人。此书两《唐书》《艺文志》及《经籍志》均未收录，宋《崇文总目》首次注录，《书录解题》载，宋咸作《易补注》。于欧阳修处得此书，故是书流传于世当在北宋庆历年间。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学者多疑此书为后人伪托，如赵汝□、王应麟、惠栋等人皆有考证，认定其为伪作无疑，《四库全书总目》亦指出，当为宋人假托而撰，而历史上有无郭京其人亦在可疑之例。虽然如此，但书中内容却有可取之处，据其序言，作者曾得王弼、韩康伯手写真本，遂比较当时流行本及国学乡贡人所用诸本，举正其误漏，凡一百零三处（《郡斋读书志》录郭京原序，称凡改正一百三十五处，二百七十三字，为晁氏误引），所改之处，较为可取，故多为后人所引用，如朱熹之《朱子本义》，于坤象传之履霜坚冰，贲象传之刚柔交错，震彖传之不丧匕□，即颇从其说，其于儒学研究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原序称，凡改定之处，皆以朱墨别之，今本已全以墨书，知非其原本。以《四库全书》本行世。
周易口诀义
〖周易口诀义〗六卷。唐史徵撰。史徵，生平不详，据《崇文总目》载，知为河南人，《直斋书录解题》考其为唐或五代人，朱彝尊《经义考》定其为唐人，《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均从其说。另外，《宋史·艺文志》又作史文徵，徽为徵伪，之为衍文，《四库全书总目》已辩正之。本书内容，自序云“但举宏机，纂其枢要，先以王注为宗，后约孔疏为理”，故前人有认为此书是直抄注疏，以便讲习的通俗著作，其实并不尽然，如乾彖引周氏说，大象引宋衷说，屯彖引李氏说，师彖引陆绩说，六五引庄氏说，谦六五引张氏说，贲大象引王□说，颐大象引荀爽说，坎大象引庄氏说。上六引虞氏说，咸大象引何妥说，萃彖引周宏正说，升彖引褚氏说，革彖象引何妥说，革彖引宋衷说，鼎彖引何妥说，震九四引郑众说，渐彖引褚氏说，大象引侯果说，困大象引周宏正说，兑大象引郑众说，渐九五引陆绩说，多出孔颖达疏及李鼎祚集解之外；又如贲大彖引王氏说，颐大象所引荀爽说，虽然李氏《集解》亦录，而其文却不同；坎上六所引虞翻说，《集解》删其过略，此载颇详。史氏去六朝不远，故《隋书·艺文志》所载诸书。多可旁搜博引，保存了较多唐以前谱儒旧说，对研究、探讨早期儒学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为“难得之秘本”。清代惠栋作《九经古义》及余萧客辑《古经解钩沉》均未及见此书。现存本中，豫随、无妄、大壮、晋、睽、蹇、中孚八封已脱漏散佚，但所佚不多，仍可视为完帙。此书与孔颖达《周易正义》、李鼎祚《周易集解》为现存较完备的唐人释《易》之作。除《四库全书》、《岱南阁丛书》、《古经解汇函》、《丛书集成》等丛书收录外，单行本为武英殿聚珍本。
周易口义
〖周易口义〗十二卷。北宋胡瑗（９９３—１０５９）口授，弟子倪天隐记述。瑗字翼之，学者称安定先生，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受范仲淹推荐，由布衣官校书郎，历官太常博士，为北宋著明教育家，与孙宸、石介并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合称“宋初三先生”；天隐号茅冈，浙江桐庐人，博学能文，嘉□中曾主讲邑中书院。—仁宗皇□、至和间，胡氏受命主讲太学，每日为千余士子讲授《周易》，天隐遂记其师说，编成此书。胡氏讲《义》，认为变易之道，天人之理也。以天道而言，则阴阳变易而成万物，寒暑变易而成四时，日月变易而成昼夜；以人道而言，则得变易而成吉凶，情伪变易而成利害，君子小人变易而成治乱。其解唯取“易”的“变易”一义立说，重在阐明人生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以教授人们修身养性治国的方法，所说不杂释、道，仅在于倡明儒理。开宋代以来以义理说《易》的先河，尤为理学家所宗。邵伯温《闻见前录》记载程颐与谢□书，其言：读易应当先读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足见其说深受世人所重，程颐作《易传》，其说即多本于胡氏。《末史·艺文志》载胡氏著作有二：《易解》十卷及《周易口义》十卷，实为误注—书为二，朱彝尊《经义考》谓，胡氏讲授之余，欲成著述而未果，后由其门人倪天隐记述而成，因非其师亲手所著，故名之为“口义”，或称《易解》，实际上并无二书。有《四库全书》本及明、清两代单刻本行世。
周易窥余
〖周易窥余〗十五卷。宋郑刚中（１０８８—１１５４）撰。刚中字亨仲，浙江金华人。绍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依附秦桧，赞同割地求和，后出为川陕宣抚副使，谪居桂阳军，又贬至濠州团练副使，复州安置，再徒封州，卒后退复原官，谥忠愍。自序认为，《伊川易传》、《汉上易传》其说解已颇近于象数之义，但是《易》道精深宏大，仍有可窥之余，故撰成此书，并名其为《窥余》。今本“乾”；“坤”二卦及《系辞》以下不解，认为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受识卦，万一见其仿佛，则沿流录源，乾坤之微可以得探矣。是书较之于其他宋儒解《易》著作，在于其不存偏见，不独守一家之说，凡前儒，特别是汉儒之说均博采兼收，凡荀爽、虞翻、干宝、蜀才等九家之说解，都互相参稽，以求新见，故其说解，多有可取之处，如解“讼”卦九二：以不克讼归为旬，而速其邑人三百户为句，认为前哲所以必使速其邑人三百户者，只不过是恐其恃众凭险而造成动乱，因此，这仅是上下之分也；又如“比”卦初六；终来有它吉，朱子认为此句不可解，但作者却说，相比之道，以信为先，积之至久，昔之未比者皆自外而至，故曰有它吉；此外，说解“泰”卦之九二：大有之大象，议论尤其正大确审。凡此，皆都自出新义，不为成说所囿，称得上是宋儒说解《易》经的上乘之作，为探讨《易》经本义作出了贡献。书成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明初，《文渊阁书目》及《文竹堂书目》亦著录，其后“传本便不存，逮朱彝尊作《经义考》已不及见。清修《四库全书》，馆臣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过整理，编订成帙，原缺说解处但录原文，其说解散见于它书者，馆臣亦为之一一析出。有《四库全书》本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周易浅述
〖周易浅述〗八卷。清陈梦雷（１６５１—１７４１）著。梦雷字省斋。一字则震，晚号松鹤老人，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康熙初进士，官翰林院编修，缘事谪戍十余年，后释还，校正铜板，编修《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初复缘事谪戍，卒于戍所。是书成于康熙三十三年，乃其初到戍所尚阳堡时所作。大旨以朱熹《周易本义》为主，参以王弼《注》、孔颖达《疏》、苏轼《传》、胡广《大全》、来知德《注》等，凡诸家所末及，或所见与《本义》至异者，则别发己意，论说之。所据、参之书，乃行箧乏之仅有，故参据无多，故其《凡例》称：“解《易》数千家，未能广览”。梦雷以为：《易》之义蕴；不出理、数、象、占、顾数不可显，理不可穷”，故但寄之于象，知象则理、数在其中，而占亦可即象而玩。故所解，以明象为主，持论多以人事，没有诸家言心言天、玄幻之离说。其解理，虽多尊从朱熹，然又不取朱子卦变之说；取象，虽兼采来知德，然又不取来氏错综之论。故说解取论不专持一家，多有心得之说。未附三十图，乃其友杨道声所作，穿凿烦碎，实不可取。有《四库全书》本，１９８２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选辑》影印本。
周易述
〖周易述〗二十三卷。清惠栋（１６９７—１７５８）撰。惠氏为清初《易》汉学的代表人物，治经墨守汉儒成说，崇古文经学，以为“凡古必真，凡汉必好”。此书主旨，亦在发挥汉儒之学，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玄、宋咸、干宝诸家之说，融会其义。卷１至２１皆训释经文，其中缺下经１４卷、《序卦》、《杂卦》两传。卷２２、２３为《易微言》、皆杂抄经典论《易》之文，以备参考。其体例先列经文，次为惠氏自“注”，注后为惠氏自“疏”。对汉儒所谓“互体”、“卦变”、“半象”、“两象”、“纳甲”、“纳音”、“爻辰”、“卦气”、“六日七分”等说，倍加推崇，一一考究本原，推阐考证，引据古义，惧有根底。清代学者认为，自王弼《周易注》行世，汉学遂绝，宋元诸儒各以意见揣测，去古渐远。其中言象数者，又岐为图书之说，其书愈衍愈繁，渐失本旨。惠栋能从汉学入手，推究其本，征引有据，远胜于空谈说经者，为清人经传新疏中的重要著作，也是惠氏《易》学的代表作。原书目录４０卷，其第２４至４０卷为《易大义》、《易例》、《易法》、《易正讹》、《明堂大道录》、《□说》，皆有目无书。实为惠氏未竟之书，殁后由门人以未定残稿刻版行世。后丁晏有《周易述传》、李林松有《周易述补》，补其所缺。有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卢氏刻本，《四库全书》本，２３卷，末２卷为《易微言》，阮氏《后清经解》本２１卷，另有清刻本多种。去末２卷，１９８９年天津古籍书店影印《皇清经解》本。
周易述补
〖周易述补〗四卷。清江藩（１７６１—１８３０）撰。江藩为惠栋弟子，惠氏撰有《周易述》，未竟而卒，缺自《鼎》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二传，江氏为其补撰，故曰《周易述补》，体例与惠氏原书同。惠书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玄、宋咸、干宝诸家，江氏学有渊源，亦尊惠氏原意，惠氏间采王弼之说，江氏亦偶有征引。江氏又精于训诂之学，故其注《易》时有精论。如释《艮卦·六五》“艮其辅”：“辅”，从虞氏以为“颊车”，故从车。《说文》、《释名》皆以“辅”、“颊”为一物，惠栋《咸卦》疏认为《说文》以“辅”为“颊”为非，江藩指出是惠氏之失。又谓“颊”所以合物，“辅”所以持口，则又误“□”为“辅”，皆属有据。又如训《彖传》下“兑”字为“说也”，引《吕览·劝学篇》：“说者，兑之也，非说之也”，谓“今世之说者多弗能兑，而反说之，是拯溺而□之以石；《吕览》以兑为学，说为言也，虞氏亦训说为言，是说有怿言两义”等，皆援据古义，发前人所未发。为惠氏《周易述》补遗者尚有李林松，李书亦名《周易述补》五卷。曾参考江书，然不如江氏能守惠氏家法。其第五卷为《读易述札记》，订讹正误，具有心得。江书有《皇清经解续编》本、《四部备要本》，李书有自刻本。爱＿
周易述义
〖周易述义〗十卷。（清）傅恒（？—１７７０）等奉敕撰。恒号春和，满州镶黄旗人，富察氏。乾隆帝皇后之弟。自侍卫擢户部侍郎，入军机行走，乾隆十二年，任户部尚书，后援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为乾隆所倚重。颇有军功。乾隆二十年，恒以保和殿大学士职奉敕领衔撰修是书。凡卦爻４卷，彖传１卷，象传２卷，系辞传２卷，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合１卷。意在推阐康熙敕修《周易折中》之蕴，故赐名《述义》。所解皆融会群言，摘取精要，不条列姓名，不辨驳得失，而随文诠释，以实用为本。故于乾卦发例曰：“诸爻皆龙而三称君子，明《易》之立象，皆人事也”，此意为全书纲领，即《易》因人事以立象。取象也多从古义。如解乾九二曰：“九二刚中、变离、文明”；解坤初六曰：“变震、为足，有履象焉”；解屯六二曰：“变兑、为女，柔正，故贞”，凡此之类，皆取于“变爻”也。解屯六三曰：“震坎皆木，聚于艮山，故为林”，解屯九五曰；“陷阴互艮，止而不动”；解需九五曰：“坎水兑口，故为酒食”，凡此之类，皆取于“互体”也。解蒙六三曰：“三变互兑，故为女”；解讼九二曰：“坎坤体，故为邑，又互离。户象也。三百，离数也”；解讼九四曰：“乾初复体，互巽为命，变艮为渝，艮止贞也”，凡此之类，皆兼取“变”与“互”也。解《系辞传》“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曰：“物为八卦之爻，杂谓自其中四爻杂而互之，又撰成两卦之德也。是非者时物之是非，皆于中爻辨之。正德则二为内卦之中，互为外卦之中。互体则三为内卦之中，四为外之中，故皆谓之中卦”。所说，诚括先儒，以发明古义。汉《易》之不可训者，在于杂以谶纬，推衍讥样；至于象数之学，则去古未远，传习具有端绪；故能于宋《易》汉《易》酌取其平，探义文之奥蕴，以决王弼、郑玄之事非。有《四库全书》本，《□藻四库全书荟要》本，均冠有“御纂”二字。
周易通论
〖周易通论〗四卷。清李光地撰。光地生平见《周易折中》。是书综论《易》理，卷一、卷二发明上下经大旨，卷三、卷四发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之义。冠以《易本》《易教》二卷，次论卦爻象彖、时位德应、河图洛书，及占筮挂□、正变环至，无不一一条析其意，而推明其所以然。其于宋人《易》说，可谓融汇贯通，卓然成一家之言。其论复、无妄、中孚、离四卦“为圣贤之心学，亦皆以消息盈虚观天道而修人事”，与宋杨简《易传》以心言《易》者迥异。光地之学，一传为扬名时，有《周易札记》二卷；再传为夏宗澜，有《易义随纪》八卷、《易卦札记》二卷，虽承师学，然其宏深简括则不及光地。
周易外传
〖周易外传〗七卷。清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撰。夫之字而农，号□斋，湖南衡阳人。为清初最著名思想家。其在《周易内传发例跋》中称：乙末（清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于晋宁山寺始为《外传》”。知是书始撰于顺治十二年，即从广西返归湖南之后，当时只有三十八岁。为王夫之有关《周易》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发挥其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之一。卷一至卷四，论六十四卦，卷五、卷六论《系辞传》，卷七论《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每卷又分若干论，凡一百四十五论。借论述《周易》来抒发政始抱负，表述政治主张，研讨哲学理论，较系统地发挥了其哲学思想，提出许多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的命题。如在《系辞上传》中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在《大有》中提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在《无妄》卦中提出：“推故而别致其新”等命题，是研究王氏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这部书的主要贡献是对易象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批判了“道学”太极说和道器说，把朴素辨证法推向一新高度。有《船山遗书》本，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校点排印本。
周易玩辞困学记
〖周易玩辞困学记〗十五卷。明张次仲（１５８９—？）撰。次仲字元□，号侍轩，一号钝庵，浙江海宁人。天启元年（１６２１）举人。入清不仕。著有《侍轩诗纪》、《侍轩集》等。自序谓平生读《易》，以夫子《十翼》为宗，不敢侈谈象数，又雅不信□纬之说，惟从语言文字中求其谛，当有益身心者，辄便疏录，岁久成帙，总不离经生习气，谬题曰《玩辞困学记》。其卷首《读易大意》未有次仲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尾识，谓沉冥《易》学者二十余年，六七易稿而成此书。首为《读易大意》，集诸儒及次仲自己论《易》者数十条，谓八卦因重之法，自十六、三十二以至六十四卦，变某卦自某卦而来，皆夫子所不言。又谓“河图洛书”之外，别无他图，后人依托夫子之言而支离曼衍。又谓一卦六爻，如主伯亚旅，无此以为君子，彼以为小人，则有背错杂之理。其卷一至十二为六十四卦解，于《乾卦》遵用王粥本，而仍列郑康成本于简端。卷十三为《系辞》上传、卷十四为《系辞》下传，卷十五为《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大体杂取诸儒议论，各随经旨叙次，次仲自己的见解，则注“私记”二字别之。《四库全书总目》谓此书独以义理为宗，扫除□□之说，虽尽废诸家义例，未免开臆断之门，然其尽废诸图，则实有刊削榛芜之力，具有廓清之功。且大旨切于人事，于学者较为有裨，视给画连篇，徒类算经弈谱、而《易》理反置而不讲者胜之远矣。有清初刊本、《四库全书》本。
周易详解
〖周易详解〗十六卷。宋李杞撰。杞字子才，号谦斋，四川眉山人。此书焦□《经籍志》作《谦斋详解九朱彝尊《经义考》作《周易详解》，其实都与作者原意相悖，作者自序认为，经必须以史证，后世岐而为二，尊经太过，反而陷入于虚无之中，则无以现经为万世有用之学，故取文中子之言，以“用易”名编。朱氏乃误“用”为“周”也，致使后世一仍其误而不改。全书体例，于每爻解其辞义，复引历代史事以证之，其宗旨在于显明《易经》立象垂成的用意，如解“乾”初九称：舜在侧微；“乾”九二称：四岳荐舜之类，意在使《易》更切于人事，与李光第、杨万里之书颇为相近；与其相异之处，则在于李氏多引老、庄之说，如“蒙”之初六，则引老子：终日嗥而不嗄等等，以为童蒙之义。“履之彖”则引庄子：虎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云云，以为履虎尾之义。凡此等等，不免驳杂。作者原意并无不妥。唯在说解时不能贯穿始终，并时有偏颇和牵强之论。此书属宋儒中以人事解《易》一派，对研究宋代理学思想及《易》学流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成后，世所罕见，并逐渐散佚。清修《四库全书》，馆臣于《永乐大典》各韵中分别摘出，因不及原书二十卷之数，遂厘作十六卷。缺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七卦及晋封后四爻，除《四库全书本》外，尚有旧抄本传世。
周易象辞
〖周易象辞〗二十一卷。清黄宗炎著。宗炎，宗蒙之弟，字晦木，一字玄□，学称鹧鸪先生。崇祯中，以明经贡太学，其学与宗羲大略相等，而傲岸过之。秋诚不售，玄志闭关尽读天下之书，然后出而问世。清兵南下，身行抗争，两次被缚，均得幸免，遂尽丧其资，以书画刻印自给。著有《忧患学易》、《六书会通》。《优患学易》有《寻门余论》二卷。《图书辨惑》一卷，及《周易象辞》。其说《易》，力斥陈抟之学，训释爻象，惟主义理，如《释坤象》曰：“乾既大矣，坤能配乎乾而与之齐，是乾之大坤亦至焉，故曰至哉。盖乾以元施而坤受之，即为坤之元，非别有元也”，其义为前人所未发，而于“承天时行”之旨，“无成有终”之道，皆分明融洽。他如解“豫六二介于石”，谓“处”地之中，得土之坚”，取象极为精确。解“剥六五贯鱼”，引《仪礼》“鱼每鼎用十五头，礼用十四头，其数多，必须贯”，亦颇有根据，不为牵合。解“解卦初六无咎”云：“难之初解，人人喜补过之地，此非人力乃天时也，故直云无咎”，尤得文外之意，其他诠释，大都此类，可为《易》家之一解。至于“易”之字义，多引篆文以释之，亦不免王安石《周官新义》务用字说之弊。后附《寻门余论》、《图书辨惑》、《余论》兼排释氏之说，未免蔓衍于《易》外；诋斥宋儒，词气亦伤太激，然其论“四圣相传，不应文王、周公、孔子之外别有伏羲之《易》，为不传之秘。《周易》未经秦火，不应独禁其图，转为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陈抟而始书”，则为笃论也。《辨惑》谓“陈抟之图书，乃道家养生之术”，与元陈应润《爻变义蕴》中之说合；谓《周子太极图说》，图杂以仙真，说冒以《易》道”，也与朱彝尊《经义考》、毛奇龄《太极图说遣议》所考略同。然文中也间存门户之弊。有《四库全书》本，附《周易寻门余论》一卷、《易学辨惑》一卷
周易象义
〖周易象义〗十六卷。南宋丁易东撰。易东字汉臣，号石□，武陵（湖南常德），咸淳进士，官编修，入元，屡征不仕，筑石坛精，教授学生而终。撰《周易上下经解》，《大衍索引》等书。此书因易象以明义，故曰“象义”。其取象之例凡十二：本体，即乾天坤地之类；互体，即杂物撰德之旨；卦变，“彖”所谓大往小来、“传”所谓柔来文刚。刚上文柔是也；正应，即“传”所谓刚柔内外之应是也；动爻，阳老即变为阴，阴老则变为阳是也；变卦，即《左传》所载古人占筮之法。乾之□乾之同人是也；优势，乾则伏坤，震则伏巽，“说卦”所谓天地定位、雷风相薄是也；互对，即汉儒之旁通，卦义与伏，而有本体全体之异；反对，损之于益，五二之辞同，央之与□，四三辞同，可以类推者是也；比爻，初比二，二比三是也；原画，阳皆属乾，阴皆属坤是也；纳甲，蛊之先甲、后甲，巽之先庚、后庚是也。取前人之说，大抵以李鼎祚《周易集解》、朱震《汉上易集传》为宗。但又认为李氏过于拘泥，朱氏过于奇巧。故不主一家。如卦变之说则取邵雍、朱熹，变卦之说则取沈该、都杰，筮占之说则取朱熹冯椅、蔡渊等等。旁搜博引，颇具特点。此书为宋儒解《易》的最后几部著作之—，故作者能够饱览前人之说，并可综合比证，使其说解时见新意。尤其是说解互对之说，继承并发展了汉儒所倡导的互卦观点。进一步扩大了易卦的应用范围，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书成后。诸家注录多作十卷，唯朱睦□《授经图》做十二卷，焦□《经籍志》作十四卷，乃并其《论例》一卷及《大衍索隐》三卷而为之。传本罕见，并内容仅存全书三分之—。清修《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有关备韵中辑出，仅缺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七卦及晋卦之后四爻，遂析作十六卷、并删夫于书内曼见的大衍策数诸图，卷首仍列其《论例》—卷。有《四库全书》本。
周易象旨决录
〖周易象旨决录〗七卷。明熊过撰。熊过字叔仁，号南沙（或南沙子），四川富顺人。喜靖八年（１５２９）进士、累官礼部祠祭司郎中，坐事贬秩，复除名为民。与陈束、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任瀚、李开先、吕高并称“喜靖八才子”。著有《春秋明志录》、《南沙集》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陈束传》中附熊过传。史称熊氏不仅以文章名世，而且擅于研思经训。据熊过自序，此书初名《易象旨》、后加“决录”二宇为今名。“决录”有“定本”之意，意谓此书为《易》象的定本。象为《易》之本旨，汉《易》即以象为主。王粥以下变而谈理，陈抟以下变而言数，后人合并称象数。明人《易》学，言数者入道家，言理者入释氏。熊过初读宋《易》，觉有不合，又读汉《易》，知汉《易》以象为主。又读闽人蔡清《易》学著作，认为蔡书惟开陈宗义，亦末言象，于是始稍有所记。喜靖二十年（１５４１），熊过被滴人滇，得晤杨慎，劝成此书。前有熊过《私识》，概略介绍此本内容大旨。熊氏据旧说证今文，凡证字一百零一个，证音三十八个，证句二十六个，证脱字者七十九个，证衍文三十个，证当移置者三十二处，证旧以不误为误者三处，一一指明所据之本。此书引证谨严，皆据前闻，非由臆选。故《四库全书总目》称“虽未能全复汉学，而义必考古，实胜支离恍惚之谈”，“在明人《易》说之中固卓然翘楚矣”。然所据之书，如郭京之伪托旧本、吴澄之妄改古经，未加考察，一概引以为据。又如《坤卦》小象，只知《魏志》作“初六，履霜”，不知《后汉书》实作“履霜，坚冰”等，亦间有小误。有康熙中刊本、《四库全书》本。
周易像象述
〖周易像象述〗五卷。明吴桂森撰。吴桂森字叔美，江苏无锡人。曾随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于东林书院。又于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从师钱一本学《易》，尽读钱氏所著各书，日夕面授觉先生之言有“不尽于书”者，意有“不尽于言”者，施加留意，自己亦间有所述、以呈钱氏面订，未及半而钱氏卒。此书实就钱氏之说而加以记述，推阐，名为《像象述》，即述钱氏《像象管见》诸书之意，以明其师承，不掠人之美。此书经文用注疏本，而删其卦首六画。卷首列《像象金针》一篇，标举大旨，谓读《易》之法，先看阴阳，阴阳分明，再看八卦，八卦性情得，再看六十四象，六十四象卦名识，再看《彖辞》，《彖辞》明再看三百八十四爻义，爻义得然后再看小象，从源察流，始知条理。书中所注，皆一字一句寻究义理，颇有新义。故清修《四库全书》，收明人《易》学著作不多，此书为其一。《四库全书总目》据吴氏天启五年（１６２５）自序定此书成于是年，又以所据底本有高攀龙、钱一本朱批，推断此书草创于吴氏从师钱氏之后，颇见涯略。据吴氏自序，吴氏于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负笈龟山，得睹钱氏《像象续钞》，始间有所述，以呈先生面订之，又八易寒暑而书成，则正是天启五年。有《四库全书》本。
周易新讲义
〖周易新讲义〗十卷。宋耿南仲（？—１１２９）撰。南仲字希道，河南开封人。元丰进士，政和中以礼部员外郎为太子右庶士，迁宝文阁直学士、在东宫十年。钦宗即位，擢尚书左丞。金人南下，南仲力主割地求和，与主战派意见相左，又极力劝进徽、钦二帝北行，高宗对其不满，南渡后被迁谪南雄。此书即耿氏侍讲东宫，时所成，悉用象数之学拴释《易理》，作者认为，为《易》之道，要在“无咎”，而所谓“无咎”，也就是要善于补正过失。主张悖于人情是小过悖于天道是大过。这些思想，表面看来是继承了前人解《易》中的“无大过之旨”，实则不然，先儒阐述“无咎之旨”，主张知进退存亡还要不失其正，“天道”与“人道”并举，‘如孔子《系辞传》及《象传》即有这样的说解。而耿氏所讲，则过于偏激，纵观书中内容，几与黄老之学吻合矣。其极力倡导的天道不可违思想，无非是让人们仅论是非，而不论祸福，所有这些，都与耿氏为政时所奉行的投降路线密不可分，或可说，耿氏讲《易》，实际上就是他为政的理论基础，故本书中的思想并不足取，但因其以象拴理，随事议论、示戒，其中亦多有切实可用之辞，对《易》学的发展演变史有一的研究参考价值。有《四库全书》本。
周易爻变义蕴
〖周易爻变义蕴〗四卷。元陈应润撰。应润，浙江天台人，生平不得详知，《黄□集》录有此书序，记应润字泽云，延□间由黄岩文学起为郡曹椽，数年后调明椽，至正乙西（１３４５）调桐江宾幕，此书即成于是时。书中主要在于阐释义理玄妙，思想近于老、庄，先天诸图杂以参同契炉火之说。其论八卦，唯以《说卦传》帝出乎震一节，为八卦之正位；而以天地定位一节，邵雍指为先天方位者，定为八卦相错之之用，认为文王演《易》，绝不可能颠倒伏羲之文，所以才致互相矛盾。其论太极、两仪、四象，以天地为两仪，以四方为四象，并说未分八卦，不应先有揲蓍之法，分阴阳太少。指出周敦颐无极、太极、二气、五行之说，自是一家议论，而不可释《易》。文中所注，多用王粥本，唯有上、下经六十四卦所据为《春秋传》某卦之某卦例，如“乾”之“□”曰潜龙勿用，“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之类，故名为“爻变”。作者所称的一卦可变六十四卦，六爻可变三百八十四爻，所用乃是汉焦赣《易林》之例，每爻多证以史事，虽未必尽合，而因卦象以示吉凶，以决进退，与《周易》原旨，多有吻合。综合而言，此书代表了元人说解《周易》的水平，在宋元诸儒中，对陈抟始倡的图书学进行驳难，并指出其仅为一家之说，并不足以全释《周易》原旨的，就是自作者及本书开始，对研究《易》学发展史及宋元学案，有相当高的参证价值，故《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在宋元人《易》解之中，亦翘然独秀者矣。”有《四库全书》本及明刻本传世。
周易姚氏学
〖周易姚氏学〗十六卷。清姚配中（１７９２—１８４４）撰。配中字仲虞，安徽旌德人。诸生。深于《易》学。清代研究汉《易》，自张惠言撰《周易虞氏义》之后，治虞氏《易》者一时风靡。配中亦治汉《易》，独谓郑玄之学最优，竭力阐发郑《易》。初撰《周易参象》，十四卷，又撰论十篇说其通义，后重订《周易参象》又删论十篇为三篇，冠于卷首，即《通义》，全书易名为《周易姚氏学》。大旨以发明郑学为主，郑学未备者，则取荀爽、虞翻诸家以补之，与张惠言等以虞翻为主者大相径庭。荀、虞诸家所未及者，则附加案语以阐述，亦本郑学家法，由卦象以求义理，一洗附会穿凿之陋，对于郑玄间取“爻辰”征之星宿为后人所驳斥者，配中悉为删去，一字不存。其《通义》三篇为全书纲领，一为赞元，配中认为元者《易》之原，隐括郑玄注《乾凿度》之义。二为释数，郑玄注《乾凿度》谓“一与二并生，八与七并变，六与九并成”。“一与二并生”为凝乾之元为坤元；“七与八并变”为七变而为九、八变而为六之义；“六与九并成”谓六九成十五，皆为生成之数大义。三为定名，郑玄注《乾凿度》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周易》言《易》道周普之义，引申为无所不备。姚氏俱引之，谓“元藏于中，周于外。不知周者，不可以言《易》。郑君所谓《易》一名而含三义者，易简、变易、不易，实‘周普’之一义而已。”卷一至六分别释经、《彖传》、《文言》、《系辞》等，繁称博引，奥衍宏深，然不出于郑玄之外。于清代治汉《易》者，备一家之说。有《一经庐丛书》本、《湖北丛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等版本。
周易要义
〖周易要义〗十卷。宋魏了翁（１１７８—１２３７）撰。了翁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佥书枢密院事。了翁治学。反对佛老学说，认为圣贤只言“寡欲”，不言“无欲”，指出“虚无，道之害也”，推崇朱熹理学，主张与陆九渊接近，为南宋著名学者，有《鹤山全集》传世。—了翁认为，一些说经者仅知传诵成言，不能求详博，遂取诸经注疏之义，据事别类，汇成一帜，总名为《九经要义》，明代万历年间，其书尚存，故见于《内阁书目》，清初，诸经《要义》或存或佚，此书即为幸存之一部。魏氏治《易》，在大旨上赞同以象数之理说解《周易》，折中于汉学和宋学之间。他认为，辞变象占是《易》的纲领，而繇彖象爻之辞，画爻位虚之别，互反飞伏之说，秉承比应之例，一有不知，则义理缺焉。其卷一分作上、中、下，卷二至卷七则分为上、下，每篇各分别数十条，每条之前则另起一行，以一句说解总括本条所释之事理，再配以节录旧注、疏阐明之，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采掇谨严，别裁精审”，尤利于后世学者的研究和阅读。王□《杂说》认为，孔颖达作《九经正义》，往往援引《纬书》亡说，欧阳公欲删除《纬书》之说，但并无结果，迨鹤山魏氏作《要义》，始加黜削，使《纬书》之言绝矣，则魏氏有廓清之功。魏氏删除《纬书》，其实并不可评价过高。纬书作为中国古典文献的一个部类，当然有其他部类文献所不具的价值，自有其存在的意义。虽然如此，但本书仍不失为宋儒治《易》的高水平之作。除《四库全书》本外，《五经要义》及《四部丛刊》均予收载。
周易虞氏略例
〖周易虞氏略例〗一卷。清李锐（１７６８—１８１７）撰。李锐字尚之，一字四香，江苏元和（今苏州）人。诸生。精于算学。嘉庆中阮元抚浙，曾延锐至西湖校《礼记正义》。张惠言曾撰《易例》，博综群言，因为已著《虞氏消息》，故略于虞氏之义例。锐著此书，专述虞氏一家之学，明其义例。共十八例：日月为易第一，日月在天成八卦第二，《乾》第三，消息第四，《临》、《观》、《否》、《泰》、《遁》、《大壮》例第五，《乾》二五之《坤》成《坎》、《坤》二五之《乾》成《离》第六，旁通第七《震》、《巽》特变第八，仅第九，两象易第十，半象第十一，体第十二，四时象具第十三，十二月卦第十四，中第十五，正弟十六，成既济定第十七，权第十八。备载虞氏《易》注，每篇后附以己说，则皆发挥虞义。或引古训以明之，有虞氏所末言，或后人疑虞氏有误者，概不羼入，体例尤属谨严。较惠言《易例》实为精审。又正惠言“八卦消息成六十四卦”之说，对惠言书多所补益。为研究汉《易》特别是虞翻《易》学所必读之书。有《聚学轩丛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周易虞氏易
〖周易虞氏易〗九卷。清张惠言（１７６１—１８０２）撰。惠言之学出于惠栋、江永，精研《易经》。主虞翻，认为唯虞翻传孟喜《易》学，自王弼以虚空之言解《易》，汉世诸儒之说遂淹而不传。宋陈抟、刘牧、邵雍等臆造“河图”、“洛书”之说，说《易》者纷纷宗之，而《易》之义渐毁。认为欲明汉儒《易》学，非虞氏之学不行。便尽力搜求汉《易》各家古义，以羽翼虞氏《易》，有虞氏《易》学研究著作多种，学者允为绝学，此书为其一。唐李鼎祚撰《周易集解》，撰集汉魏以来诸家《易》说，惟采虞氏，几得虞氏原书十分之七八，故“纳甲”、“十二辟卦”、“旁通之卦”、“两象”之说，尚可通过《集解》寻其门径。惠栋研究古义，撰《周易述》，大抵以虞氏为宗，而未能尽通，而旁采郑玄、宋咸、干宝诸家以补之。惠言继惠栋而起，独宗虞氏，穷探力索，积三年之力而后始通虞氏之学。认为虞氏之旨，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类，贯穿比附，得虞氏之义。此书之例，经文依李氏《集解》、陆氏《经典释文》。，间从众家，亦偶依《周易正义》，不注所出。注文或分《彖》入卦辞，或分《象》入爻辞，以便省读。至于宋人《易》说所引，概置不录，专信汉唐。《系辞》分章有师说可考者，则大书之；无可考而以文义分者，则细书之。音义有“读为”、“读如”而无反切，为依经立义；注文隐奥者、句读之错脱者补之，讹谬者正之。自此书刊行，惠言之虞氏学遂大得于世；此后曾钊撰《虞氏易笺》，拾遗补缺，对惠言之书有所补正。有《张皋文笺易诠全集》本。
周易章句证异
〖周易章句证异〗十一卷。清翟均廉撰。均廉字春□，浙江仁和人。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是书取《周易》古今诸本同异之处，互相考证。如李鼎祚卦辞，前分冠《序卦》；周燔卦辞，前列大象，后列《彖传》；赵汝□封辞，前列大象卦辞，后列《彖传》，次《文言》、《爻辞》；李过、方逢辰乾卦卦辞，后列《彖传》，次《文言》释《彖》处，次大象、爻辞；蔡渊卦辞，后列大象，次《彖传》、《文言》；王洙于篇中不载卦辞，别为一篇。上列诸家说《易》，其篇章互有异同显见。又如“乾卦三爻”，孟喜作“夕惕若夤”句，“厉无咎”句；荀爽、虞翻、王弼作“夕惕若厉”句；邵雍、朱震、朱熹作“夕惕若”句，上列诸家传《易》，其句读之异同多存。均廉于是书，于逐卦，逐爻，悉为胪列诸家之异，间或附以已意辨证之，以“廉案”二字别之；于古今本异同之处，较勘颇为精。作者考究诸传本，辨篇章、字句之同异，所言皆有依据，非臆测随心者可及。有《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周易折中
〖周易折中〗二十二卷。（清）李光地（１６４２—１７１８）等奉敕撰。光地字晋卿，号厚庵，谥文贞，福建安溪人。康熙进士。郑成功子郑经进据泉州，其适在乡度假，遂以腊尺丸密极军机，以助清廷征讨。后擢侍读学士，又保举施琅，使攻入台湾。任直隶巡抚时，修治河防。晚年释文渊阁大学士，奉敕校理编辑有《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周易通论》《周易观象》等，是康熙朝颇有成就的儒学家，著述甚多。清初学者以为，自宋以来，惟说《易》者甚众，然学派交争，门户固执，遂至各倚于一偏。放数者《易》之本，主数太过，引魏伯阳、陈抟等神去之说杂窜其中，使《易》偏人于道家；理者《易》之蕴，主理太过，征王宗傅、杨策等佛法之言溢出其间，使《易》倒人于释家。明永乐官修《周易大全》，意在精取前代，然“庞杂割裂，无所取裁，由群言淆乱，无圣人以折其中”。故李氏等于康熙五十四年，奉敕撰辑《折中》，以去前人之偏倚，阐《易》之本旨。是编冠以图说，殿以启蒙，论数不以盛谈《河》《洛》而致玄晦；说理大旨以程熙《传》、朱熹《本义》为据，而诸家训解或不合于程、朱而实足发明经义者，皆兼收并采，实不偏主一家。使宋明以来学派、门户之歧异，尽得融存；汉魏以来画卦系辞之蕴，尽得彰现，惟于玄幻之说弃而不录。至于经传分编，改从古本，尤足正流传之讹。有《御纂七经》本，《四库全书》本，《□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均冠有“御纂”二字。
周易正义
〖周易正义〗十卷。三国魏王弼（２２６—２４９年）、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５７４—６４８年）疏。颖达字冲‘远，河北衡水人，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后补太学助教。入唐，首官秦王府文学馆学士，累迁国子监博士，给事中。贞观三年（６２９）与魏徵等修成《隋书》，加散骑常侍，后与颜师古、贾公彦等人奉诏主编《五经正义》，此书即于其间而成。初名《义赞》，后依诏改作《正义》，所谓“正义”，也就是依士家之经注作疏解，如同于六朝人所称的“义疏”或“疏”的著作，因为它是国家向学校颁行的讲义，故称“正义”，同时，这也是唐初为统一思想、统—。南北学风而加强政治统治所实行的一项措施。南北朝时期，王弼《周易注》与郑玄《周易注》并为当世显学王《注》为南朝所宗；郑注为北朝所本，两家此扬彼抑，互诘不休。颖达成《正义》。舍弃郑《注》而取王《注》为疏，在此以前，南朝王《注》有《义疏》十余家，颖达嫌其辞尚虚玄，义多浮涎，释义涉于释氏，背本违注，故在十余家《义疏》基础上整理删定而成。自此以后，郑《注》屡遭排斥，郑学渐微，几成绝学。颖达在书中明显偏袒王说，如在说解“于见龙在田时舍也”时，认为经文仅云“时舍”，王注云必以时之通舍者，则辅嗣以通释舍，故舍是通义也，却不疏舍字何以训通；于“天元而地皇”句，则认为恐是庄氏之言，并非是王注本义，放弃而不取，但却不说庄氏之语为何失之允当。等等。凡遇王弼等所未注者，颖达亦委曲旁引以就之，如《说卦传》之分阴分阳，韩注二、四为阴，三、五为阳，却说辅嗣以为初上无阴阳定位，此注用王说；“帝出乎震”，韩氏无注，颖达则认为，“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吉，王注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出震而齐□者也，则辅嗣之意以此帝为天地也。至于诠释文句，亦多用空言，很少援引典籍，考据原委。颖达自认为每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去取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实并不尽然。在书中，颖达又就“周易”的名义及其称“经”起自何时等《易》学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周易》本是上古卜筮之书，但颖达继承了王弼以义理解《易》的思想，在书中他却认为，《周易》是说解万物生成以及万物顺逆规律的著作，这样，就进一步肯定了《周易》为圣人通过仰观俯察而专讲哲学的典籍。为后人认其为哲学著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王弼出于玄学观点，借《易》而“自标新学”，颖达继之，并就《易传》中的“阴阳”、“生生之谓易”、“二气”、“八卦”的思想首次提出了《易经》中的“阴阳”概念，使《易经》的“—”、“－－”符号有了新的含义。综合而言，此书是对南朝义理思辨学风的继承和总结，颖达所疏，除在内容—上偏袒王《注》外，在研究方法上亦存在问题，失之予以《传》代《经》、以《传》解《经》，颠倒了《经》、《传》的关系，特别是把后于《易经》七、八百年之久的《易传》中的思想，挂到本来还没有这种思想的《易经》的名下，把代表两个不同时期、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观点混淆起来，并无助于恢复其思想的历史本来面目，但这种研究方法却对后世的《周易》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序》中记载凡十四卷，们日唐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著录并同，《新唐书·艺文志》则讹四为六，作十六卷，原为单刊本，宋人为阅读方便。乃合刻经、注、疏为一本，又依王注本合编为十卷。宋咸淳元年（１２６４）吴革刻本见藏北京图书馆，又有《四库全书》本及各种《十三经注疏》本等。
周易郑康成注
〖周易郑康成注〗通作一卷。东汉郑玄（１２７—２００年）撰，南宋王应麟（１２２３—１２９６年）辑。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一号厚斋，本籍浚仪（今河南开封），自其祖始移居今浙江鄞县，淳□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后辞官归乡，专事著述达二十余年，宋亡不出，所著凡二十余种，约六百余卷，如《困学纪闻》、《玉海》、《深宁集》等。郑玄所撰《周易注》是集两汉《易》学研究的集大成著作，魏晋以后，与王弼《周易注》并为世之显学。王《注》盛于南朝；郑《注》盛于北朝，隋唐之际，学风虽兼融南、北，面老、庄、《周易》则以南学为宗，至唐初孔颖达等奉诏取王弼《注》撰《周易正义》，并使其颁行学校，则王《注》被定为一尊，而郑《注》则遭排斥，几成绝学。《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并注录其书为九卷，知其当时尚存；至宋，《崇文总目》仅载《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余皆散佚，再到后来这四篇亦亡佚，自《中兴书目》始，诸家书目再不见载此书。应麟病于当世学风空虚固陋，乃发愤致力于典籍，为存郑氏《易》学之一线，遂采录群书所引残章断句，终成是编。凡与经文相应者，则分附经文之下，并存经文异字；凡不能确定为诠释某经文者，则总录于后；又取郑玄《易赞》一篇及《左传正义》、《礼记正义》、《周礼正义》论互卦者八条，附于卷末，用以说明郑玄《周易注》之大旨；凡所辑录皆不注明出处。因事出草创，搜采末备，时有遗漏，次序先后亦与经文时有不符之处。但应麟笃志遗经，研心古义，使后世学者赖此书才可睹见汉学之崖略，为《易》学研究作出了贡献。入清，惠栋有感于应麟所辑尚有不足，故在其基础上，又广为搜求，体例又重新厘定，成《新本郑氏周易》三卷，凡《上经》补入二十八条，《下经》补人十六条，《系辞传》补入十四条，《说卦传》补二十二条，卦传》补七条，《杂卦传》补五条，将其所附《易赞》移至卷端，删去所引诸经《正义》论互卦者八条，并据元《周礼太师注》作《十二月爻辰图》，据元《月令注》作《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图》，并附于卷末，以批驳朱震《汉上易集传》之误。考核精密，实胜原书，《四库全书总目》曾言：“应麟固郑氏之功臣，栋之是编，亦可谓王氏之功臣矣。”王本有《玉海》末附予刊本，《秘册汇函》本、《四库全书》本及《四部丛刊》三编本；惠本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等。
周易郑荀义
〖周易郑荀义〗三卷。清张惠言（１７６１—１８０２）撰。惠言认为郑玄、荀爽俱传费直之学，故撰此书，述两家学说，合为一编。谓郑氏言礼，荀氏言升降。又驳郑氏“卦爻”无变动，谓之《彖辞》，谓‘七八”者彖，“九六”者变，经称“用九”、“用六”，而辞皆“七八”，名与实不相应。驳郑氏“爻辰”，谓乾坤、六爻上系二十八宿，依气应宿，谓之“爻辰”，若此则三百八十爻，其象仅十二爻而止。又驳荀氏以乾升坤降为消息，谓阳常宜升而不降，阴常宜降而不升，是《□》《遁》、《否》之义，大于《既济》。惠言所论，皆属精当。惠言另著有《周易郑氏注》二卷，与此书相辅而行。宋王应麟曾辑《周易郑康成注》一卷，明胡震亨附刊于李鼎祚《周易集解》之后，已见于《集解》征引者不录，姚士□又为补二十五条，至清惠栋又加补正，比王应麟所辑多九十二条，分为三卷。丁杰取王、惠所辑重加订正，惠言又对丁辑本重加订正，精核之义尤多，补丁氏所末备，成于嘉庆三年（１７９８），不但参考了王、惠两家，又质之卢文□、孙志祖、臧庸，进行校择，以成定本，为研究郑学必须参考之书。惠言又撰《周易荀氏九家》三卷，谓九家为六朝人，皆述荀爽之学，遵其师惠栋之说。以上三书皆收入《张皋文笺易诠全集》，《周易郑氏注》曾刊入《湖海楼丛书》，作《周易郑注》１２卷。
周易注
〖周易注〗十卷。三国魏王弼（２２６—２４９年）、晋韩康伯撰。弼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曾任尚书郎，少年即享高名，卒时年仅二十四岁。好论儒道，辞才逸辩，与何曼、夏侯玄等同开玄学清谈风气，世称“正始之音”，为当时著名的玄学家，撰《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诸书。本书中上、下《经》注六卷及《略例》一卷为王弼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传注凡三卷为康伯补撰。唐朝以前，王注与韩注各为单行，并不混合，《隋书·经籍志》即备为著录，《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皆载王氏注为七卷，已合上、下《经》注及《略例》为一帙，迨王俭撰《七志》，其中著录王弼《易注》十卷，则并王、韩之说为一书，就在此前。魏晋之际，玄学盛行，凡玄学家共有两派，一派祖宗老、庄，鄙弃儒学；—派则援道入儒，努力使儒、道合流，为封建伦理纲常辩护，而王弼就是这一派玄学家的开创者及代表人物之一。此书即是他儒、道合流的玄学思想的产物。《周易》本来是上古时代的卜筮之书，原来只有六十四卦，每卦由卦画、卦名、卦辞、爻辞四部分组成，但在先秦时期，却由儒家变而为言哲理之书，并撰《传》十篇，或称《十翼》，用以说解六十四卦之内容，由此而与六十四卦合为一书，遂被尊崇为儒家经典之一。入西汉，说《易》诸家则多缘卜筮统遗法，又不断汇入方士术数，其说解以象数灾异为本。至东汉，加之纬书群起，诸说又多流于谶纬迷信。王弼注《易》，偏重哲理，掘弃汉儒灾异、谶纬迷信之说。书中每卷标目皆以卷首第一卦为名，凡有：乾传第一，泰传第二，噬嗑传第三，咸传第四，央传第五，丰传第六。王氏所撰《略例》之注，为唐代邢□撰。以《传》解释经文，分解说卦、爻辞内容的《彖》、《象》二传各附诸卦经文之下，析论述《乾》、《坤》两卦基本思想的《文言》传分附于《乾》、《坤》两卦经文下，恢复先秦时期儒家说《易》之本旨，之后，又援取道家之说而融入于儒家，以儒道结合的玄学思想体系，对六十四卦作了思辨哲理的精致解说，文辞隽永简约，一扫汉儒笺注繁琐之风，实开创了后世以义理说解《周易》的先河，对后世的《易》学研究有着极大的影响。由于其注对汉世灾异、谶纬之《易》学有摧毁廓清之功，又开创了儒学研究吸收他家学术的发展道路，自为新学，颇受后世推重，魏晋以后，逐渐取代了汉以来诸家《易》注，至唐孔颖达为其注作《正义》，而被定为一尊。但使《易》学逐渐与老、庄之学合流，亦自此书开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这一评论，堪称公允。传本极多，除《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本外，尚有各种《十三经注疏》本，今中华书局出版《王弼集校释》，其中亦收录此书及《周易略例》，为流传诸本中最便于阅读者。
周子抄释
〖周子抄释〗二卷，附录一卷，明吕□（１４７９—１５４２）辑。北宋五子（二程、邵雍、张载、周敦颐）惟周敦颐著书最少，而宋明两代诸儒研究周氏学术思想的著述反倒最多，辨论也最为激烈。对“无极大极之说”、“太极图说”、“通书表里之说”、“主静之说”等争论数百年，至明代诟争尤甚。吕□此书，以《周子全书》为底本，撮其精要，辑《太极图说》、《通书》一卷、遗文遗诗一卷，共二卷。附录辑《宋史道学本传》、周氏《墓碣铭》、《墓室记》、《事状》、《行录》等周氏传记资料。前二卷每条之末皆附以简短释语，标其大旨，或推求所未言之意，较诸家连篇累牍文辨论为淳实，有便于初学者领会。此书所选，多为周敦颐学术思想之精华，体例与《朱子抄释》、《二程子抄释》、《张子抄释》大略相同。或以为包括《太极图说》一卷、《通书》二卷，实则摘取《太极图说》、《通书》精华为一卷，而抄其赋、说、记、序、书、诗、杂记等为一卷，共合二卷之数，非依周氏原书分卷。有《四库全书》本、《惜阴轩丛书》本。
周子全书
〖周子全书〗十三卷。宋周敦颐（１０１７—１０７３）撰。此编又名《周濂溪先生全集》及《周濂溪集》，集内绝大部分内容不出作者之手，仅卷一《太极图说》、卷五、卷六《通书》及卷八《周子遗文并诗》为周敦颐所撰，其他部分则是朱熹等人对敦颐著述的说解以及诸儒论辨、序、跋等等，实际上是周敦颐资料汇编。《太极图说》是周敦颐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全书仅二百五十余字，内容是对《太极图》的解说。《太极图》又称《无极图》，源出于道教，为道家炼丹的秘诀。根据朱震《汉上易传》的记载，宋初道士陈抟以《太极图》授种放，放授穆修，修乃授敦颐；明黄宗炎《太极图说辨》亦载，《太极图》始于汉人何上公，传自陈抟，名为《无极图》，乃方士修炼之术，次序是由下而上，周敦颐得之，更为《太极图说》。在《图说》中，敦颐将次序改为由上而—严，并与《周易·系辞》中“易有太极”联系起来，如此，便将其划入了儒家的范畴。同时，提出了著名的“无极而太极”最高本体的宇宙生成论。敦颐认为，“太极”的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两仪，阴变阳合而生出水、火、木、金、土五行“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丽最灵”。《图说》表面上看是推衍《易经》，实际上是承袭道家的宇宙生成观点，与《老子》“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命题实质上并无二致，所以，《图说》是道家《太极图》与儒家《易经》的思想结合的产物，是以《易经》说来说明《太极图》义蕴的一部重要思想文献。它为末代新儒学提供了本体沦的依据，奠定了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朱熹作《太极图说解》，对周敦颐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发挥。因《图说》内容过于抽象。故朱蕉《说解》是—部不可或缺的辅助阅读材料、《全集》的主要版本有《正谊堂全书》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图说》与《说解》合刊本有《朱子三书》本。
朱文公文集
〖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此书又名《晦庵集》、《朱子大全文集》、《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或《朱子大全》、《朱子文集大全》及《朱子文集》等。《文集》一百卷主要由其子朱在编辑。《别集》主要出自余师鲁之手，唯《续集》不知编者为何人，正集等部分约成于南宋理宗时期。书中搜集了朱熹的诗、奏稿、书札和论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理学观点、政治思想等。在《答黄道夫》、《答玉子合》、《答陆子美》、《答陆子静》、《答陈卫道》等书信中，朱子阐述了他的有理有气，以理为本，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这一体系的表述，仍是借周敦颐“无极而太极”这一理论；他说：“太极篇首一句，最是长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为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见其下语精密微妙无穷”。认为太极也好，理也好，道也罢，实质是一个东西，所以他又说：“局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朱子肯定了太极一理生化万物，确认了“理在气先”，所以在他的宇宙观中，“理”无疑已变成了“神”。在《答姜叔权》、《答钦夫仁说》、《答郑子上》、《答蔡季通》、《答陈器之》等书札中，朱子继续阐述了他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唯心主义人性论和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对立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进一步强调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必要性，对由仁、义、礼、智所构成的“天理”，朱子又做了一番归纳，指出“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总而言之，“仁者，人也”，“仁”就是人性的“太极”，就是人性的全体。在《读大纪》、《答张敬夫》、《送张仲隆序》、《甲寅行宫便殿奏札》等著作中，朱子论及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倒退的历史观，他认为“天理”总战不胜人欲，故世道越来越坏，两汉不如三代，唐不如汉，认为唐太宗“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因此，人类的历史是退化的，“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虽然危机越来越重，但朱子认为“周孔”之道还是常存不废的，“若企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直古至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这就是朱子头脑中的“周孔”之道万古永存论。在知行关系上，朱子继续维护自己的“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命题，指出“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穷而致之，所谓格物者也”，对陆九渊的“即心明理”说进行了辩驳。在《答陈师德》、《答吕子约》及有关著作中，全面反映了朱子的理学教育思想，他提出了许多教学原则和教育方法，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莫益于学哉？”屡次强调熟读精思，潜心玩味，指出“务广而不求精”为读书大病，贪多务得，不是读书之法，并譬喻说：“所读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众医杂进，百药交下，决无见效之理”，告诫人们正确的读书方法“只且立下一个简易可常的课程，日日依此积累工夫”则可。此书收罗宏富，内容全面，正如黄仲昭于此书后序所言见其经国之谋，济民之政，出处之义，交际之道，上而天道之妙，下而物理之微明”靡不尽括于内，既可为研究朱子思想及程朱理学思想体系提供最基本的参考材料，又可为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等各方面提供丰富的参考材料。传本较多，书名与卷数亦有差别，宋刻大字本题《晦庵文集》，为朱在原本，一百卷；清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蔡方炳刻闽小字本，题《晦庵集》，正集一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四库全书》据此本著录；光绪二年（１８７６）《西京清麓丛书》、光绪中《刘氏传经堂丛书》，两本并题《朱子大全文集》，并皆附贺端麟《文集正伪》、《记疑》、《正伪记疑补遗》各一卷；宋刻明修补本，题《朱文公集》，正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四部丛刊》题《朱子大全集》；《四部备要》题《朱子大全》；清咸丰徐树铭刊本，题《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另康熙间刻《朱子全书》六十六卷本，系从《文集》中节录而成，引用时需与《文集》核对。
朱子抄释
〖朱子抄释〗二卷，明吕□（１４７９—１５４２）辑。此书为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吕□官国子监祭酒时所辑。宋儒之中，以朱熹著述最为丰富，流传最多，南宋黎靖德刊除重复，分类编辑，成《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分为二十六门，卷帙仍属浩繁，不免令初学者有茫无津涯之感慨，且各门人所录，互有不同，读者难以抉择。至明代，选录朱熹语录者甚多，几乎人手一编，意主胜负相争，区分门户，借朱熹之名，未尝真为明道。吕□所选只二卷，较《张子抄释》、《二程子抄释》更少，然皆摘取切要之词，非常简明，便于初学。每条之末，进行简释，括其大意，其释朱熹与陆子静论意见一条，谓“陆氏终近禅”，非常切中陆九渊为学本旨。可见释文虽少，其是非之辨却严。此书在明人关于朱熹语录选编诸书中，以少门户之见，精简切要为后世学者所重。有《四库全书》本、《惜阴轩丛书》本。
朱子语类
〖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黄士毅初编，黎靖德总成。朱子一生从事讲学，诸弟子对其讲话和答疑各有所记。朱子卒后，诸弟子对这些记录加以整理汇辑，并逐渐刊刻于世。致使朱子语录一时间多本并出，详略不一。其主要有嘉定八年（１２１５）。蜀人李道传取三十三家，刻之于池州，曰“池录”；嘉熙二年（１２３８）道传弟性传取四十二家语录刻之于饶州，曰“饶录”；淳□九年（１２４９），建安蔡抗取二十三家，刻于饶州，曰“饶后录”；咸淳初年，吴坚采三录未收者二十九家，又增人四家，刊于建安，曰“建录”。同时，又有诸弟子将朱子语录按类编排，名曰《语类》而刊行于世者，主要有嘉定十二年（１２１９）黄士毅取百家语录编成的一百卷“蜀本”；淳□十二年（１２５２）王□续编“徽本”等等。上述四种《语录》、两种《语类》，诸书并行，互有出入，未尽完善。有感于此，黎靖德乃以黄土毅《语类》为本，参校诸书，去取重复者一千一百五十一条，然后以类条列，名曰《类大全》，是为今本。分《理气》、《鬼神》、《性理》、《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易》、《书》、《诗》、《孝经》、《春秋》、《礼》、《乐》、《孔孟周程张邵朱子》、《吕伯恭》、《陈时》、《陆氏》、《老氏》、《释氏》、《本朝》、《历代》、《战国汉唐谱子》、《杂类》、《作文》等二十六门。书中除对儒家经典《十三经》均有解说外，还对佛、老之学及汉唐诸子进行了学术阐释；对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吕祖谦、亮、时适、陆九渊以及对自己及诸门人弟亦进行了论述。内容涉及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史学、文学等多方面。书中集中地表述了朱子“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认为“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指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强调这“理”为永恒存在，“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是在这里”；朱子所谓的“理”，实际上指封建伦理纲常，“理在气先”，也就是企图使封建伦理纲常永恒化。朱子论证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唯心主义人性论观点，以为“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性即理，无有不善，但因“气质之廪，各有清浊”，故人有善、有不善，认为孟子性善说，是论天地之性，韩愈性三品说，则是论气质之性。朱子毫无保留地继承了二程“天理人欲”的学说，他着重强调了“天理人欲之辨”，把“天理”即仁、义、礼、智的纲常伦理与“人欲”即人们的日常生活欲望完全对立起琰，强调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鼓吹二程提出的“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说教，指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教导人们放弃生活欲望，绝对遵守封建伦理的教条。朱子阐述了“格物致知”说，“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就是通过具体事物，认识事物的道理或规律；“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固其所己知，而推之以至于无所不知”；在他看来，“理便在心之中”，“致知回就是使本心的认识达到无所不知的境界，这种“即物穷理”的命题本有可取之处，但朱子却又认为“格物致知”，“不过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之类”，如此，则把认识论变成了封建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的工具。朱子阐述了许多辩证法思想，他把“一分为二”表述为一个无穷的过程；还揭示了矛盾对立的普遍性，认为天下之物，“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语便有嘿（默），有动便有静”。总之，全书内容十分丰富，几乎孕含了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全部内容，虽然并不是朱子亲手所定，但其资料的原始性非一般文献可比，是研究程朱理学思想及朱嘉本人学术思想的最重要参考资料之一。此书又名《朱子语录》或《朱子语类大全》。宋咸淳间刻本为现存最早刻本，元覆宋刻本，书名题《朱子语录》，另有明成化九年（１４７３）陈炜刻本，清《西京清麓丛书》本及《刘氏传经堂丛书》本附《正伪》、《记疑》各一卷，中华书局出版《理学丛书》，内收此书。
注解正蒙
〖注解正蒙〗二卷，清李光地（１６４２—１７１８）撰。是李光地为宋张载《正蒙》所作的注解。《正蒙》为张载代表著作，系统论述了万物皆本于“气”的一元论世界观。乃张载精思而成，义博词奥，历来注解者颇多，而不得其要领。又章句既繁，不免偶有出入，或与程、朱之说相抵牾，注者亦不知所从，不敢妄作结论。光地此书，对《正蒙》疏通证明，多阐张载末发之意，对先儒说法互异之处进行考证，分辨是非。如关于太虚之说，张载认为“太虚，无形之中而气之本体存焉，即太极也”，朱熹《正蒙解》谓此为无极，周敦颐谓之太极，光地注则谓“太极虽不杂乎阴阳，而实不离乎阴阳，安得与之对而为三哉？”认为胡氏之学“三角底太极者”，其源流于此。又如释《孟子》之“过化”为“不滞于物”；释《中庸》之“敦化”为“体厚用神”；释《易》“继善”为“不已其善”；释《论语》“上智下愚”为“习成”；释《中庸》“仁者”为“生安”，“智者”为“学利”；释《论语》“先进”、“后进”为“急行缓行”，“洋洋盈耳”为“乐失其次”；“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句以其字属下；释“好勇疾贫”章二“乱”字为“迷缪”；释《易》“险阻”为“圣德之高坚”；释《论语》“素绚”、“后素”二“素”字异义；释《诗》“勿剪勿拜”为“拜跪”之“拜”，“棠橡”为“文王之诗，而局公有所加”，“晨风”为“劳而不休”；释《诗》“筛袷”之义牵用注疏旧说，“殇祭”之义又改易旧说等，皆一一别白是非，使读者晓然不疑，为明以来注解《正蒙》各家中的善本。有《榕村全书》本、《四库全书》本。
准斋杂说
〖准斋杂说〗二卷。宋吴如愚撰。如愚字子发，钱塘（今浙江抗州）人，少以父荫补承信郎，监福州连江商税，再调常熟，解职归，嘉熙二年（１２３８），以丞相乔行简奏荐，改授承情郎，差充秘阁校勘。一生对经学颇有研究，据徐元杰撰如愚《行状》记载，“如愚孝友忠怒，安贫乐道，理明行修。凡所著述，于学问自得甚深。别有《易》、《诗》、《书》说，《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阴符经解》诸种”，今皆佚亡。此书亦久无传本，唯散见于《永乐大典》诸韵中，清修《四库全书》，馆臣自《大典》中辑出，共得四十余篇，基本上还其原貌。据《行状》记载，如愚早年曾专心于道教，凡三四年乃幡然醒悟，并尽弃之而不用。其在书中解《大学·格物》以“正”为“训”，明代王守仁《传习录》所谓“格物如孟子格君心之格”，其说实为如愚在此编中所独创，后又被王守仁继承发挥。虽然如此，但如愚的基本学术观点仍以程朱理学为宗旨，他曾指出“塞乎天地者皆实理，行乎万世者皆实用。惟尽心知性则实理融而实用贯”，故其用功致力，实以体用兼备为主，而不坠于虚无。书中剖析义理，如“天理人欲”之辨、“三畏四勿”之论，无不发挥深切，在宋末诸儒中所论较为平实。所以，今本虽稍有残缺，仍不失为研究宋末理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参考材料；而对研究阳明学派的学术渊源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除《四库全书》本外，尚有《墨海金壶》本，《珠丛别录》本等传世。
缁衣集传
〖缁衣集传〗四卷。明黄道周撰。为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黄道周官少詹事时所进《礼记》注五篇之四。《缁衣》为《礼记》篇名。黄道周将《缁衣》分为二十三章，卷一凡七章：不烦第一、咸服第二、孙心第三、民表第四、好仁第五、王言第六、禁行第七；卷二凡六章：德壹第八、壹德第九、示厚第十、不劳第十一、成教第十二、忠敬第十三；卷三凡五章：亲贤第十四、慎溺第十五、体全第十六、壹类第十七、好正第十八；卷四凡五章：坚著第十九、德惠第二十、声成第二十一、成信第二十二、恒德第二十三。每章略采经史关于好恶、刑赏、治道之大者共二百余条进行训解，大意在借以讽谏，故于君心好恶、纲领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乱盛衰之故，大略具备。有《石斋全书》本、《四库全书》本等版本。
子思子
〖子思子〗一卷。宋汪□编辑。此书成于庆元、嘉泰间（１１９５—１２０４），□孙汪梦斗于咸淳十年（１２７４）将此书与《曾子》进献于朝，赠官通直郎。于思姓孔，名□，为孔子之孙，相传受业于曾于，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汉书·艺文志》曾著录《于思》二十三篇。抵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载有《于思子》七卷，是原书宋时尚存。大盖汪氏仍末及见原本，故别作此书。书前翟思忠序称，孔子之道，曾子得之，而为《大学》；子思承曾子之学，阐圣道而为《中庸》。子思言行散见于各书之中，未能搜集整理，刊行于世，遂荟萃群书为其编辑。全书共分九篇：内篇中《天命》第一，《鸢鱼》第二，《诚明》第三。外篇中《无忧》第四，《胡母豹》第五，《丧服》第六，《鲁缪公》第七，《任贤》第八，《过齐＞第九。其中割裂经文，别列名目，与《曾子》载《孝经》、《大学》同。又汪氏辑《曾子》时，用朱熹改本《大学》；至于《孔丛子》一书，朱熹等名儒反复辨其为伪作，但汪氏在此书中采缀尤多，并且往往改窜原文，如孔丛子“子上难所习，请于子思”句，注曰：“难者，诸子百家。”故下文子思答曰：“难说不存焉。”汪氏引之，改为“子上请所习于子思”，则与子思答义全不相贯。所以，后儒对汪氏此书失于鉴别，割裂《中庸》别立名目及随意删改文字多有微辞。但因《于思子》一书原本久佚，故此书为现今研究子思最集中的资料。书中对子思的学术思想有比较全面的反映，如于思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是“不可须臾离”。在《诚明》篇中，子思阐述了诚与明的关系，“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全书采摭亦较完备，可与《中庸》、《大学》互为补充，只要使用时注意考订，仍不失为研究思孟学派及子思思想和师承渊源的重要文献。现存有明刊本，《四库全书》本及《曾思二子全书》本等。
子夏易传
〖子夏易传〗一为二卷，一为十一卷。旧本题卜子夏（前５０７一？）撰。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学生，为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观点’，李克、呈起都是其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就是由他传授下来的。学术界历来主张，此书为后人伪撰，而托附于子夏名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二卷本，其实是魏晋间大兴《易》学之风时为当时人所伪撰而流布于世。据《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当时因《子夏易传》无传习者，遂令儒官详定，刘知已认为，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至梁阮孝绪《七录》始有著录，作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而至为，可疑。司马贞认为，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其书久佚，晋荀勖《中经簿》有《子夏易传》四卷，或云丁宽，是其已怀疑非子夏所撰。因此，唐玄宗采纳了刘、司马氏的建议，而停止向学校颁行。代宗以年，此本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佚本。今所传十一卷本，始为晁说之《传易堂记》所著录，其称“今称《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据此，则今本应是张弧伪撰。弧为唐末人，曾官大理寺评事。其书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而说以义理，所说义理，大致上以儒家“王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周易》经文相附会。迨朱彝尊作《经义考》，证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及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诸条目，则于今本全无，知张弧伪撰之书又遭后人增削伪纂，并又多衍出一卷，为十一卷。因此，今本《于夏易传》不但不是子夏所撰，亦并非完全为张弧所撰，云其出自众家之手，可谓不诬。二本虽为伪造，但其内容却有—定的参考价值，孕含了较多汉唐时期的《易》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云“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故其对研究、探讨《周易》古义，二本参稽，仍为它书所不可替代。二卷本除为马国翰所辑外，《汉学堂丛书·经解·逸书考》中亦有考辑。今本则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及《学津讨原》本等。
紫岩易传
〖紫岩易传〗十卷。宋张浚（１０９７—１１６４）撰。浚字德远，号紫岩，四川绵竹人。徽宗时及进士第，建炎三年（１１２９）任知枢密院事，力主抗金，被任为川陕宣抚处置使。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再任枢密，次年为宰相。秦桧执政，遭排斥，宋金议和，浚连上五十疏反对，后完颜亮攻宋，得重新起用，封魏国公，率谥忠献。此书取其自号为名，据其曾孙张献之跋，张氏早年曾潜心于《易》学研究，并为之作《传》，前后凡两易其稿，绍兴二十八年（１１５８）始由其曾孙献之录成定稿。一至九卷为正文，末卷为《读易杂记》。凡其说解，颇为简约，天道与人事并重，《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凡说阴阳、动静皆适于义理”。《杂记》包括“乾坤说”、“论乾坤刚柔”、“论九六”等部分，说解多采刘牧，而论《河图》、《洛书》尤其如此。是书虽非出名儒之手，但对于考证两宋交替之际《易》学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四库全书》本及《通志堂经解》本。
左传补注
〖左传补注〗六卷。清惠栋（１６９７—１７５８）撰。栋自幼笃志向学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无所不通。栋治《左传》，多接受先世之遗闻，以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颇多违误，乃宗贾逵、服虞、韦昭、郑玄之异说，博采古今文之异同，为之补注。又效乐逊《序义》和刘炫《左传规过》之意，有夫误者必规正之。如注“秦穆姬属贾君”，用唐《尚书》说，以贾君为申生妃；“令尹□艾猎”，用《世本》说，为叔敖之兄；“同盟于毫城北”，用服虞之说，证“毫”为“京”之讹等等。可为读《左传》者参考。本书既纠正杜说之误，亦有疏漏之处。征引佚书，不标出处，乃本书一大缺撼。有《墨海金壶》本、《皇清经解》本、日本刊本等。
左传杜解补正
〖左传杜解补正〗三卷。清顾炎武（１６１２一１６８２）撰。是书以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时有阙文、贾逵、服虞之注，乐逊之《春秋序义》今又不传，于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为之补正。考证翔实，持论平允。参考极博，主要有：《国语》、《尔雅》、《吕览》、《楚辞》、《说文解字》、《孔子家语》、《水经注》以及郑玄、王肃之说。扫除门户之见，不愿一家之窠臼；兼采众家之长，持之有故，超越前人如孔颖达《五经正义》偏信偏取之情状，甚重《杜解》，又能弥缝其失。虽偶‘有疏略，然终对于研究《左传》有一定参考价值。有《亭林遗书》本、《皇清经解》本。
左传杜林合注
〖左传杜林合注〗五十卷。明王道□、赵如源同著。王道□字昭平，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天启元年（１６２１）举人。崇帧时历官南平知县、迁南雄同知、知光泽县事。赵如源字□之，与王道□同里。此书合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与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二书之注，纂辑而成，故名《杜林合注》。杜书号为精密，林书侧重于笺释文句，补直古注，使简奥变为浅显易明；有益于读者。杜书流传较广，而林书则赖此书以传。有崇帧中杭州书坊刊本，削去王道□与赵如源之名，《凡例》题林尧受撰，实即此书。又有《四库全书》本。
左传附注
〖左传附注〗五卷后录一卷。明陆粲（１４９４－１５５１）撰。陆粲字子余，一字浚明，号贞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嘉靖五年（１５２６）进士，选庶吉士，补工科给事中，终官永新县知县。著有《春秋胡氏传辨疑》、《左氏春秋镌》、《陆子全集》等。此书专为驳正《春秋左传正义》而作。《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陆德明音义，《十三经注疏》之一，又名《春秋左传注疏》，自唐以后，影响很大。此书前三卷驳正杜预之注，第四卷驳正孔颖达之疏，第五卷驳正陆德明音义。大体旁采诸说，断以己意。后又证得传文疑误者三十八条、传文衍脱者十六条、重出者六条，编为《后录》，都是在前五卷中没有得到辨正的。顾炎武推重此书，与邵宝《左传船》、傅逊《左传属事》并举。有明刊本、《四库全书》本、日本刊本。
〖左传贾服注辑述〗二十卷。清李贴德（１７８３—１８３２）撰。贴德字天彝，号次白。浙江嘉兴人。嘉庆举人。少工韵语，治经长于《诗》。曾侨寓金陵，以《诗百韵》投阻湖孙星衍，被沿为上客。星衍晚年所著书，多贴德为之卒业。贴德著述主要有《诗考异》、《诗经名物考》、《十七史考异》、《揽青阁诗抄》、《梦春词存》等，此书实事求是，由古训以通微言大义。凡《春秋》与《周礼》相表里，《左传》与《国语》、《公羊传》、《□梁传》异同，贾逵、服虞两家注与经、传子、史相符合者，皆一一溯其原委。搜采至博，抉择尤慎。自天文、五行、舆地、职官、名物度数，莫不援据传注，疏通证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与贾逵、服虞之说相违者，孔颖达之疏多曲从杜说，就此则必为之解惑。俾使读者知其视杜预之解为优，于义有末安者亦加以驳难，不曲为之说，必黜贬杜以伸张贾逵，服虞之说。其对贾逵，服虞之说文误文误义给以详加考订。清代以来，为《春秋左氏传》之学者，注，而于发明精博者莫有超过此书者。刘毓崧称贴德为“左氏功臣”。于其论见褒奖多有公论。有余姚朱氏刻本。
左传旧疏考证
〖左传旧疏考证〗八卷。清刘文淇（１７８９—１８５４）撰。文淇字孟瞻，江苏义征人。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优贡生。学贯群经，精于考证，尤致力于《春秋左传》之研究。主要著述有《扬州水道记》、《楚汉诸侯疆域志》、《读书随笔》等。文淇因对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不满，尝谓左氏之义，为杜注剥蚀已久。乃遍搜贾逵、服虞、郑玄诸家旧注及清人补注，疏通补证，并依唐孔颖达《五经正义》序例，细加析别，冀还《左传》旧观，草创四十年，成《左传旧疏考证》长编八卷，然后依次排比，未成书而卒。是书于搜集旧疏基础上，疏通证明，于杜氏《春秋经传集解》所排击者纠正之。所抄袭者表明之。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一一疏记。对《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所引。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左传》之注，经疏史注，《太平御览》等书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皆加以疏证。是书于恢复《左传》旧观上功而有之。可备研究《左传》及其注疏者参用。成书年代不详，《金陵丛书》本。
左传异文释
〖左传异文释〗十卷。清李富孙（１７６４—１８４３）著。总名为《春秋三传异文释》（共十二卷，左传十卷，公羊传一卷，□梁传一卷）富孙字□，号芗□，江苏嘉兴人。嘉庆辛西（１８０１）拔贡。少从祖集学，及长就正于卢文□、钱大昕、王昶、孙星衍等。质疑问难，勤于著述。精于小学，主要著述有《七经异文释》、《李氏易解□义》、《易经异文释》、《诗经异文释》、《春秋三传异文释》、《夏小正分缴笺》、《夏小正异义》、《说文辨字正俗》、《鹤徵后录》、《校经□文稿》、《汉魏六朝墓铭例》、《曝书亭词注》、《续梅里志》等。于《春秋》经三家为传发明春秋之义，左氏先著帛书，公、□先由口授，经师授受，家法各殊，其间方俗异言，音声易淆，而文字因随以变，故三传之文颇为杂错。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广采诸字之文字音切，而未尽会通其义。富孙撰是书入之以文字之校，扩之以义。凡经史传注诸子百氏所引，以及汉、唐、宋之石经、宋、元椠本，皆校其异同；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沿袭乖舛，悉据古义而疏证之，前儒论说，并为搜集。正其论谬，定其得失。具有□异订误双重功效，订误涉及文字、岁时、称谓、文义等。超出陆氏《经典释文》集校文字音切之范围，为功不少，其兼采群籍、取势折衷，立说公允。故是书为研究《春秋》及三传者必读之作，该书成书年不详，有《别下斋丛书》本。
左氏春秋考证
〖左氏春秋考证〗二卷。清刘逢禄（１７７６—１８２９）撰。逢禄少与外祖父庄存与学，专治《春秋公羊传》，复从其舅庄述租受《尚书》、《夏小正》及六书、古籀之学。与同邑张惠言共究《易》义，旁治古韵，《九章》、《星经》。说经议礼，偏信《公羊传》，专主量仲舒、何休之说，上自《左传》、《谷梁传》下至许慎、郑玄，皆致攻驳，尤好与郑玄立异，为清朝今文经学派“常州学派”的奠基人。是书分上、下两卷，系辨伪之作。逢禄以为《左氏春秋》，犹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直称《春秋》，为司马迁所据旧名；冒名《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所为，因撰此书。以正其名，上卷凡一百一十九条，皆摘引传文，各证其非左氏旧文，而为刘歆所比附，下卷凡二十四条，皆摘引《史记》、《汉书》、《后汉书》、《说文解字》、孔颖达《春秋疏》、《经典释文》诸书，各证左氏不传《春秋》，统属刘歆所纂改。自序称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不曾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者，冀对《公羊》博士之师法。此书以后，考辨伪古文经著述相继出现，甚至有人说其辨伪价值，实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相等同。有《皇清经解》本。
左氏释
〖左氏释〗二卷。明冯时可撰。冯时可字敏卿，号元成。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隆庆五年（１５７１）进士，累官至湖文参政，以著述为海内所重。主要有《易说》、《诗意》、《左氏讨》等。此书为发明《左传》训诂之作，共一百一十九条。如“庄公寤生”、“周郑交质”、“六月亲未日食”、“齐人伐郑”、“膏盲”、“一鼓铁”、“改步改玉”、“东郭书敛甲”等，凡是认为《左传》有可商榷者，均列而论之，虽然部分条目有失臆断，但以精核者居多。此书旧与冯氏《左氏讨》、《左氏论》合为一书，名为《元敏天池集》，清修《四库全书》，只收入此书，而将另二种列入《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