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献资料　　3

孟子音义考证
〖孟子音义考证〗二卷。清蒋仁荣撰。仁荣字杉亭。浙江海宁人。唐张镒撰有《孟子音义》已不传。北宋孙□也曾撰《孟子音义》二卷，广引前之说，以补陆德明《经典释文》独缺《孟子》音义之不足。是书在诸书基础土，杂取占今诸家说法，详为考订，涉及名物、典制、地理、人物、文字、音韵、年代、故事、颇有可取。然未尽精确，间有可商榷者。如卷首释《孟子题辞》：“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曰邹矣”甸中之“邾”，－百引阎若璩《四书释地》、谭贞默《孟子编年》等，以证赵歧注说之误。然是说也未确，谓：“谭贞默《盂子编年》略云：“史传本云孟子邹人，不云邹国人。如云子路弁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鲁。明乎弁、武城、邹，皆鲁下邑也。孟子书云：自齐葬于鲁，不云葬了于邹，不云葬于邹，因其邾国亦改为邹。虑邹国、邹邑盾人失考者，或疑为一。故葬亲事大书待书自齐葬丁鲁，明鲁为父母之帮也。赵歧注误云，孟户时邾改为邹，后人遂信邾、邹为一。”是说世有异辞，未可尽信。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辨之签洋。有《皇清经解续编》中。
孟子杂记
〖孟子杂记〗四卷，明陈士元撰。陈士元事迹见《易象钩解》。此书为陈士考证孟子事迹及孟子著述的专著。《孟子》自宋熙宁以前仅列于儒家，《史记》以孟子、荀子列入一传，仅以十余字书之。于孟子所历邹、滕、任、薛、鲁、宋之事，未加记载，至朱熹撰《四书集注》，对孟子适魏、之齐之事，始大书特书之。然未为专书。明薛应□撰《四书人物考》，始采辑各书记载，为孟子补传，然薛氏不长于考证，故舛漏殊多。陈氏继朱、薛之后辑为此书，较朱、薛之书尤为详尽精审。卷一叙孟子事迹，分从系源、里邑、名字、孟母、孟妻、嗣胄、受业、生卒等八个方面进行考述，然后据上述考证结果补作《孟子传》一篇，又附以《史记·孟子传》、《四书人物考·孟子考》。卷二至四皆为发明孟子之书，故《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名为传记。实则经解居多。考证《孟子》及孟子遗文，对诸书所引《孟子》异文进行校正，对其脱字、断句等处进行补校。钩稽孟子遣文。所引各书于经类仅取《韩诗外传》、《孔丛子》之类，史类除正史之外则取《资治通鉴纲目》、荀悦、衰宏《汉纪》，子类取《列子》、《杨子》、《说苑》、《新书》、《盐铁论》等，其它取《通志》、《玉海》等书所载有关资料，特别谨严有体，对一些记载不实之处概加剔除，与《论语类考》同为重要著作。有明隆重庆间浩然堂刊本、《四库全书》本、《湖海楼丛书》本等版本。
孟子赵注补正
〖孟子赵注补正〗六卷。清宋翔凤（１７７６一１８６０）撰。汉赵歧《孟子注》，是今传注《孟子》最早者，翔凤（推崇赵注，作是书补其未备，正其末确，而意在保存汉人学说。博引经史百家之说，及清儒顾炎武、阎若璩、惠栋、王念孙父子等数十家之说。翔凤认为，王肃所作《圣证论》语多臆造，《孔丛》尤出伪撰，更不足据。赵注原引两说以并存者，本书都为之详加判定，从其一说。内容或训释字义，或辨明音律，或考证赵注失误，间有地理之考证。对于赵注未涉及者，即下以己见，证以诸家之说。如“孟子见梁惠王”句，宋氏断孟子游梁在游齐前，孟子实未皓首，而以赵说不可从。然清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则认为：《孟子》书先梁后齐，此篇章之次，非游历之次，赵氏注可谓明且核，后儒不喜注，见《孟子》开篇即云“孟子见梁惠王”，遂断为历聘之始。周说与宋氏说迥异，宋说则据不足。但是书考订详明者多，足备研究《孟子》者之一存说。有《广雅书局丛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孟子正义（焦循）
〖孟子正义（焦循）〗三十卷。清焦循（１７６３一１８２０）撰。循是扬州学派之中坚，自幼好《孟子》，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者，莫如《孟子》而先儒深知《孟子》者，莫如汉人赵歧，作《孟子注》，惜宋人孙□伪作《孟子注疏》“□驳乖谬，文义鄙俚，未能发明其万一，思作《正义》一书”（焦征《识》）。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春，《易学三书》完成后，即与其子延琥博采顾炎武以下六十余家著作中有关《孟子》和赵歧《注》的论述，先编次长编十四帙，而后就长编以己意贯串推衍，乾隆二十四年七月撰成《正义》三十卷，七十余万字，又复讨论群书，删烦补缺二十五年春终成定稿，七十余万言，手写清本未半而病卒，后至道光三年（１８２３）至五年，由其弟焦征缮清付刊问世。此书是焦氏一生中最重要著作，也是清代第一部用一家之注（赵歧）的新疏，他在书末概述本书编纂过程谓为《孟子》和赵《注》作疏有十难，而取资于诸家之书则“已得其八、九”。如理、气、命、性取戴震、程瑶田说，井田、封建取顾炎武、毛奇龄说，天文、历算取梅文鼎、李光、地说，地理、水道取胡渭、阎若璩说，逸书考订取江声、王鸣盛说，六书训诂取王念孙、段玉裁说，板本、校勘取阮元、卢文绍说，每释一义，往往引两、三家之说，顺、康、乾国学大师之糟华皆为所采，对先儒见解相似而所得有深有浅、持论分歧而所证有得有失者，无不“以己意裁成损益于其间，定成善论。有关性、理诸义，焦氏结合戴震之说，并融会《易》《论语》《中庸》之中仁、怒之旨，贯串畅发，尤为是书之精要所在。此外，焦氏又能突破唐、宋旧疏“疏不破注”之成法，“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孟子篇叙》正义）也实为清学实事求是学风之体现。全书立论极坚实，疏解甚明晰，阮元称之为“斯一大家”。今综观古今治《孟子》者，无人能过其右。刻本有二：一是道光五年家刻单行本，后来《焦氏丛书》《焦氏遗书》本俱为同一雕板。二是《皇清经解》翻刻本。最佳善本是１９８７年中华书局作为《十三经清人注疏》之一出版的沈文倬新校点排印本。
孟子正义（赵岐）
〖孟子正义（赵岐）〗十四卷。汉赵岐（约１０８－２０１）注，旧题宋孙□（９６２－１０３３）疏。岐字颁卿，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人，初名嘉，字台卿，辟司空掾，迁皮氏长；与京兆尹唐□有隙，避祸而逃，乃自改名字；遇赦拜并州刺史，又遭党锢十余岁，后征拜议郎，举敦煌太守，迁太仆，终官太常。□字宗古，博平（今山东茬平）人，端拱进士，曾任国子监直讲、兵部侍郎、龙图阁学，以太子少傅致仕，尚撰《孟子音义》诸书。越峻避难北海时，撰成《孟子章句》，而史志及诸家目录通称《孟子注》。汉代经学，以训诂与章句为主，赵氏治章句之学，遂有此编。全书体例为条析《孟子》内篇七篇之章节句读而串释其义；每篇分作上下，故凡十四卷，二百六十一章。每章之末，用韵文括其义理，称为章指，书前总序称《孟子题辞》。在《题辞》中，赵氏阐述了自己对《孟子》－书作者及篇数等问题的看法，认为《孟子》就是孟轲本人所著，“故总谓之《孟子》”；关于其篇数问题，司马迁《史记·孟荀列传》说孟子“作《孟子》七篇”，后应劭在《风俗通·穷通篇》则说“作书中外十一篇”，因而《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为十一篇。但赵氏却将其分作内书七篇，外书四篇，认为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等，“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故不为此四篇作注。至于正：文所注，可谓瑕玉互见，诸如谓宰予、子贡有若缘孔子圣德高美而盛称之；孟子知其太过，故贬谓之“污下”之类，殊属谬论。而以屈原憔悴为征于色；以宁戚扣角为发于声之类，亦属比拟不伦不类。赵氏为历史上最早为《孟子》作注的学者，故其说虽没有后世学者之精密，但其开辟之功却不可泯灭；并且，其部分观点对后世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关于《孟子》作者说，后儒朱熹、焦循、阎若璩、魏源等均秉从其观点。又如赵氏认为《孟子》原只有七篇，外节四篇为伪作，并不为之注，后儒亦多从其说，遂至四篇散佚而不存。再如朱熹作《孟子集注或问》，对越氏之说即多所采录。今本《孟子正义》中赵注已非唐以前原本，《四库全书总目》已有详考。赵注以后又继有刘熙、郑玄、綦母邃、陆善经、王雩诸人为《孟子》作注。抵宋，则又有疏。其疏虽题作孙□撰，但《朱子语录》却谓邵武士人假托，有关著作如《宋史》、《涑水纪闻》谐书亦不载孙氏曾撰《孟子疏》；敌《四库全书总目》云疏不出孙□之手确然可信，这一观点包被清以后多数学者所肯定。其疏皆敷衍语气，极如乡塾讲章，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绕缠赵注。至于赵注好用古事为比，疏多不得其要领。如赵注谓“非礼之礼，若陈质娶妻而长拜之”。“非义之义，若籍交报仇”，疏则诚不得其出典。至于“单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事出《庄子》，而疏尤不能举其所出，则孤陋太甚。此外，又将赵注之章指尽散入疏中。赵注单行本有清同治八年（１８１９）浙江书局校印《十三经古注》本，民国间《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及陕西通志馆排印《关中丛书》本。合刊本《孟子正义》或题作《孟子注疏》、《孟子注疏解经》，有宋代廖平刻本，元吁郡翻刻宋廖平本，上两本均藏北京图书馆；通行本则有《四库全书》本，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故宫博物院影印《天录琳琅丛书》本，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１９５７年中华书局排印《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刊记》本为最佳。
孟子字义疏证
〖孟子字义疏证〗三卷。清戴震（１７２３－－１７７７）撰。是书成于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６）。为戴氏以疏证《孟子》字义来阐发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是其－生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部哲学著作，其目的是批判宋明理学。震氏自己对此书也很重视，在《与段玉裁书》中说：“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于民，故《疏证不得不作。”分卷上、中、下，以问答形式为书体，以考据训诂为手段，阐发“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中国古代哲学范围的根本意义，否定宋明理学“理具于心”、“心即理”、“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唯心主义观点，认为“理”只是事物的“分理”、“文理”、“条理”，不能离开事物而单独存在，充分阐发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特别对“天理”和“人欲”关系的剖析，尖锐地指出宋儒的“绝人欲”就是“绝天理”，“后儒以理杀人”同于“酷吏以法杀人”，这是有极大历史进步意义的。震氏毕生用很大精力从事考据，但他认为考据的目的在于“明道”，故同南宋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派理学进行抗争，然早期著作还引述《易》《论语》《孟子》《中庸》等书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没有直接对宋儒进行批判，在《绪言》中才正式向宋儒宣战，而是书则是其晚年的最高代表作，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有１９６１年中华书局校点排印本，附有《原善》三卷、《绪言》三卷、《孟子私淑录》三卷等，是本最为佳善。另有１９５６年北京古籍出版社与《原善》合印校点本。１９７９年中华书局选注本。
勉斋集
〖勉斋集〗四十卷。宋黄□（１１５２－１２２１）撰。黄□号勉斋，故以名集。《宋史·艺文志》著录此书，所载与今本卷数相同，知是原本。黄□少学于朱熹，后为朱熹之婿，是朱子高足，据《宋史·黄□传》记载，朱子作竹林精舍成，写信给黄□，约其“他时便可请直卿（黄□字）代即讲席。”故黄□最能坚守师说，始终不贰。此书中包括《讲义》、《经学》三卷，《杂文》三十六卷，《诗》一卷。《讲义》为黄□代替朱子讲学的讲稿，朱子的理学道统思想尽括于其中，同时，黄□在朱子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发挥，如他认为道是“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与人交之信，根于吾心之本然而形见于事为之当然者”，显然，他进一步发挥了朱子的“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的唯心主义观点，把“道”作为维护封建伦理的理论根据；黄□又认为，“天道不外乎阴阳”，“人之道不外乎仁义”，并声称此“道”之原出于“天”，只要“万物皆备于我，则与天地合”。黄□一生没有专门的经学著述，《经说》是他研究儒家诸经典的汇编。《杂文》部分以守郡公移案牍之辞为多。黄□为宋子早期弟子，此书既可为研究黄□理学思想、师承渊源提供较全的参考资料，又可为研究洛、闽之学设教之初的教育思想及手段与方法提供一定的参考。传本有清康熙年间福建刊本及《四库全书》本等。
明本排字九经直音
明本排字九经直音
〖明本排字九经直音〗二卷。宋佚名撰。按书中《春秋传》“素王”二字－下引真宗《宣圣攒》，只标“真宗”，而不称宋，又称“御制”。如此，则为宋人所撰已无疑问。卷首所题“明本”，乃是因为宋代刊版，多举其刊版地之首一字称之，如“建本”、“杭本”、“闽本”之类，“明本”即明州所刊之本，是为今浙江宁波。末题“岁次丁亥，梅隐书堂新刊”，而不题年号，《四库全书总目》考出“丁亥”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１２８７）。此书为九经注录，不用反切，而用直音。所注录字音，大体根据陆德明《经典释文》，犹为近古。《释文》中一字数音者，皆给予并存。如《金膝》“辟”字下云：孔音癖，法也；《说文》音必；郑音避。《大浩》“贲”字下注：音坟；王读为责封之贲。《礼》“内则接以太牢”，“接”宇下注云：郑音捷；王、杖并以为接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较便于后人，尤其是初学者阅读，对经学著作的普及化，多有贡献。同时，对古说及《经典释文》又每每有所考正或补充。如《周礼·醢人》“□”字下注：音治，又音代。而《经典释文》却云：又丈之反，未知所出。陆氏不及考《说文》“□：为衣。本作落。从草，治声”，水衣之□既以“治”为声，则丈之反乃是“□”之古音。此书用“丈之切”为本音，而以“代”为又音，较之《释文》以“丈之切”为无出，考核尤精。且《释文》所载均为唐以前音，而此书则兼取宋儒，如于《诗》、《中庸》、《论语》、《孟子》则多采朱子；于《易》则兼采程朱；于《礼》则多采方□；其他则引胡援、司马光音读尤多。与陆氏《经典释文》尤可互相继续，在宋儒经书音释中，最为妥善，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唐以后经文、经义的重要参考材料。元至元二十四年刻本今藏北京图书馆，通行本有《四库全书》本及《十万卷楼》本。
明道编
〖明道编〗六卷，明黄绾（１４７７－一１５５１）撰。黄氏曾撰《久庵日录》八卷、《习业录》四卷，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其子黄承德将二书合并，刻成《明道编》十二卷，今所存六卷，为黄绾晚年所手定《日录》六卷，其他已佚。此书为黄氏学术思想的代表著作。黄氏一生学术思想的观点在此书中均有反映。黄氏初受学于谢铎，信宋儒之学，后追随王守仁，晚年又背叛王学。黄氏曾对王守仁“致良知”说推崇备至，谓为“圣学”，后乃怀疑、以至批判王学，谓“予始末之信，既而信之，又久而验之，方知空虚之弊，误人非细”，以为王学流于禅。黄氏从批判王守仁《大学问》的“三纲领八条目”人手，谓王守仁及其弟子的“去欲”、“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的理论和“天性人情之真是不相容的。指出人之有喜、怒、哀、乐之“情”是自然的，因此人不能去“情”，只应使“情”的发挥“得其正”，摆脱禅化之王学。又认为“利”与“义”二者应该并重。黄氏认为为学一是“圣人之学”，探讨“义”和“利”的统一，研究人之“情”如何“得其正”；一是“禅定之学”，而后者的结果是“良知既足，而学与思皆可废”了，因此，黄氏认为王学“实失圣人之旨，必将为害，不可不辨”。黄氏强调学问和实践二者关系的重要。把农业技术知识看成是民生大计，以至学者也不可不学。认为“学”与“思应互相结合，批判陆九渊等的“不思”、“不起意”的唯心观点，沿用《孟子》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的观点，强调认识的思维作用和把握客观规律的重要性。黄氏认为“困知勉行’’的标准就是“知止”，“有思”、“有为”与“无思”、“无为”是区别“圣人之学”与“禅学”的标准。黄氏否定宋儒的“心传”的道统，而宣布“经世致用”，视禅学为“异端”，谓“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明道、横渠、象山则由于上乘；伊川、晦庵则由于下乘。虽曰圣学至宋倡，然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黄氏在本书中对禅化的王学的批判以及他借孔子之言对认识论的贡献，是此书的精华所在，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此书除明刻本外，又有１９５９年中华书局标点本，由刘厚□、张岂之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胶片进行整理，前有侯外庐《序》，对于了解此书有参考价值。
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清黄宗羲（１６０９－１６９５）撰。明代学术思想史专著。黄氏著此书之前。明代理学家周汝登曾著《圣学宗传》，明清之际理学家孙奇逢曾著《理学宗传》，对明代诸儒学说加以总结。黄氏认为周书主张禅学，孙书杂收，不得要领，闻见不广，论述不当，因此广采明代诸儒文集、语录，根据各家宗旨，分宗立派，于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著成此书。全书首冠《师说》一卷，列方孝孺等二十五人。次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学案，以特起者、后之学者、不太著名者总列为《诸儒学案》，最后为《附案》。计《崇仁学案》四卷，列吴与弼等十人。《白沙学案》二卷，列陈献章等十二人。《河东学案》二卷，列薛□等十五人。《三原学案》一卷，列王怒等六人。《姚江学案》一卷，列王守仁等三人。《浙中王门学案》五卷，列徐爱等十八人，又附记一人。《江右王门学案》九卷，列邹守益等二十七人，又附记六人。《南中王门学案》三卷，列黄省曾等十人。《楚中王门学案》一卷，列蒋信等二人。《北方王门学案》一卷，列穆孔辉等七人。《粤闽王门学案》一卷，列薛侃等二人。《止修学案》一卷，列李材一人。《泰州学案》五卷，列王昆等十八人，又附记三人。《甘泉学案》六卷，列湛若水等十一人。《诸儒学案》十五卷，列方孝孺等四十二人。《东林学案》四卷，列顾宪成等十七人。其中吴桂森有目无传，实十六人。《□山学案》一卷，列刘宗周一人。以上各学案，《诸儒学案》共六十二卷、列二百零一人，又附记十人。《附案》列应典等五人。合《师说》、各学案（包括附记）、《诸儒学案》、《附案》共列二百四十一人。每学案都冠以叙论，简介该学案概况，次分列该学案学者，介绍其生平、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说。最后节录各学者的重要著作或语录。书中所列，大体初期以崇仁（吴与强）、河东（薛殖）、白沙（陈献章）为主；中期以姚江（王守仁）为主；末期以东林（顾宪成等）、□山（刘宗周）为主。黄宗羲出自姚江学派，所以总观此书大致以王守仁为中心，除专列《姚江学案》外，还列《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以及属于王学而略有变化的《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等，居学案总数一半以上。谓“有明学术，自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返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四库全书总目》谓黄氏“欲抑王尊薛则不甘，欲抑薛尊王则不敢。故于薛之徒阳为推重而阴至微调，于王之徒外示排击而中存调护”，反映了黄宗羲尊王抑薛的学术倾向。书中未为李贽立案，对颜钧、何心隐只在《泰州日学案》叙论中提到，也不免偏见。此书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史专著，开后世“学案”体之先声。取材丰富，编纂有法，分类有序，证论切要，对后世学术思想影响深远。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谓“清代学术之祖当推宗蒙，所著《明儒学案》，中国自有学术史，自此始也”。此书初由万贞一刻于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只刻三分之一。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郑性续刻万氏未刻者，至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刻完，世称二老阁刻本。又有康熙三十二年至四十六年故城贾润、贾朴刻本，即紫筠斋本。此本改动次序，以《祟仁学案》首列“康斋”（吴与弼）改为首列“敬斋”（胡居仁），将《王门学案》改为《相传学案》。后会稽莫氏用紫箔斋抄本、校以万刻本订正紫箔斋本次序，校正错误，于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刻成。１９３６年《四部备要》本即据此本影印。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杭州群学社石印《黄黎洲遗书》本，只收入二老阁本《师说》、《叙传》、《叙论》，共八卷，其它不录。１９８５年中华书局出版沈芝盈点校本，以光绪八年冯全垓重印二者阁本为底本，校以紫筠斋本及《四部备要》本，据紫筠斋本及莫晋刻本增补部分内容。《河东学案》增人杨应诏叙传、《姚江学案》增人许半生、王司舆叙传、《浙中王门学案》增人胡瀚叙传、《南中王门学案》增人薛甲叙传、《甘泉学案》增人王道叙传。
明夷待访
〖明夷待访录〗一卷，清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撰。约撰成于康熙二年（１６６３）。书名取自《周易》，“明夷”为六十四卦之一，该卦五又有“箕子之明夷”句。宗羲自序称：“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此书分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管吏、奄宦十三目，取士二篇，田制三篇，兵制三篇，财计三篇，奄宦二篇，共二十一篇，全面阐述了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在《原君》篇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指斥封建君主把天下当作“一人一姓”的私有物，“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所以“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这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原臣篇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世之为臣者“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中之私物”，是原君篇的补充和引申。在学校篇提出学校可以议论政事的主张，使“天子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还倡议恢复井田，主张变通推广“卫所屯田”之法，使民能耕而皆有田可耕，主张合理征收实物税，统一货币，以及“工商皆本”等。宗羲为学，反对宋明理学空谈性命、不务实际的恶习，认为“儒者之学，经纬天地”，倡导“经世致用”，’此书全面反映了他的“经世”观。又继承发展了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具有民主启蒙的内容。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对后世的民主思想、民主运动都有深远的影响。清末梁启超等就曾刊购比书，作为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武器。此书乾隆时期曾被列为禁书，直到嘉庆间才有刻本印行。１９５５年北京古籍出版社以《梨洲遗著汇刊》本为底本点校出版。
木钟集
〖木钟集〗十一卷。宋陈埴撰。埴字器之，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尝举进士，授通直郎致仕。陈氏之学出自朱熹，明永乐间胡广修《五经大全》，所称潜室陈氏者，即是指陈埴所言。此书虽以“集”为名，实则为作者语录。凡《论语》一卷，《孟子》一卷，《六经总论》一卷，《周易》一卷，《尚书》一卷，《毛诗》一卷，《周礼》一卷，《礼记》一卷，《春秋》一卷，《近思杂问》一卷，《史》一卷。其说解《大学》、《中庸》列《礼记》之中，盖当时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虽然撰成，但犹为私家之书，尚未悬于国学之功令，故陈氏仍从古本之例。《史》论仅涉及汉唐，则是因为伊洛之传不以史学为重，偶然及之，并非专门论述。全书体例均先设问，而后、答之，故卷首自序，称取《礼》“善问者如攻坚木，善待间者如撞钟”义，以“木钟”为书名。此书独守朱子之说，可备研究一家之学作参考。原刊本久佚，明弘治十四年（１５０１），温州知府始得旧本重刊。自第五至第十一卷，均题作“某卷下”，疑其或各佚其上半卷，但核其所列，则《尚书》开始于二《典》，《诗》始于“比、兴、赋”，《春秋》即于“隐公元年”。《近思杂问》始于“理气”，《史》始于汉，皆不应尚有前文；唯《周礼》不始《天官》而始于《府史》，《礼记》不始《曲礼》而始于《王制》，似有所佚。如此，则今本尚可称完帙。除有明弘治十四年邓润刊本外，还有苏城汪氏元刻本，《四库全书》本及清代温州刊本等。
南轩集
〖南轩集〗四十四卷。宋张□（１１３３－１１８０）撰。□号南轩，故以为集名。张□卒后，其弟张杓搜其遗稿四巨编，托属朱熹为之论定，朱子又访得四方学者所传数十篇，益以平日往还书疏，编次缮写。未及终成，而已有刻其别本流传，朱子认为所刻之本为张□早年未定之论，而晚年谈经论事，发明道要之语，反多有佚遗，乃取前所搜辑，参互相校，断以张氏晚年之学，定为四十四卷，并于书前详记改编经过。书中包括书十卷，答问四卷等内容，反映作者学术思想的史料，主要在记、序、史论及答问等著作中；因为张□与朱熹最为友善，放书中录张氏与朱子书信凡七十三件，。张氏为学赞同朱子分辨义利“乃儒者第一义”的观点，他以“天理”为义，“人欲”为利，强调“学莫先于义利之辨”。在二程及朱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起来，警戒学者在潜心孔孟之学的同时，有彻底抛弃“利”，也即“人欲”，才能达到圣人之境，才能学有所成。他把仁、义、礼、智看作是人生所固有的道德，断言“所谓礼者，天之理”，即把封建秩序看作成永恒不变的规律。他极力提倡自己的“明理居敬”思想，认为“居敬有力，则其所穷者益精；穷理浸明，则其所居者亦有地”，他同朱子一样，强调“居敬”和“穷理”密不可分，二者互相发明。张□推崇周敦颐，认为周敦颐之学渊源精粹，实“自得于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极一图”。张□虽然出胡宏门下，但对其师及胡宏父胡安国之学，，却能不持门户之见，所评多能据实而言，他认为胡安国的《春秋传》在大旨上有功于“扶三纲，明大义，抑邪说，正人心”，但同时又指出，其书中间又多有“合商量处”；对胡安国之侄胡寅所撰《读史管见》他认为“病败不可言；其中有好处，亦无完篇”。张□为南宋著名理学家，此书对于研究他的理学思想，与朱子理学思想的关系等等方面，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宋淳熙十一年（１１８４）刻本为现存最早版本；另有元刻本，明缪氏刻本；清康熙间锡山华氏刊本最为精审；《四库全书》收载，道光间又有蜀刻本。
南轩易说
〖南轩易说〗三卷。南宋张□（１１３３－１１８０）撰。□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张浚子，四川绵竹人，迁居衡阳，累官吏部待郎，右文殿修撰。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为南宋著名学者，著述颇多，除此书外，尚有《癸巳论语解》、《癸巳孟子说》、《伊川粹言》及《南轩集》等。此书为张氏解说《周易》之书，以号为书名，现存本中，凡上、下经解及《系辞》上传解前半部分已散佚，仅存《系辞》上传“上传天一地二”章以下及《系辞》下传、《说卦》、《序卦》、《杂卦》解。张氏解《易》，唯力倡时人应明儒理，所释不涉释、道之说，除《杂卦》解以反卦者外，其余皆以圣人用“天地之数”，也即大衍之数为说立论，其解《系辞》认为，只有天地之数能开启世间万物，放圣人用之，其所孕含的深刻思想足以通达天下之志；并且，唯有天地之数能成“务”也。故圣人用之，其足以定天下之业；唯有天地之数能冒天下之道，故圣人用之，其神足以断天下之疑；而且认为，《易》者乃是无形的圣人，圣人乃是有形之《易》，故《易》乃是圣人之道，而圣人者乃尽《易》之道者也。其说解，太抵为胡瑗《阂易口义》。程颐《易传》之后继，故元人刊程氏《易传》，尝取张氏此书之《系辞》部分相匹配。书成后，曹学□《蜀中广记》载为十一卷，并误题为其父张浚撰。朱彝尊《经义考》亦作十一卷，并注明未见，其时已缺乾、坤两卦。后《四库全书》馆臣于清内府中觅得其书，遂补定整理，重新厘作三卷，使其得以重行于世。此书中心独以大衍之说立论，对研究《易》与算学关系及宋儒治《易》特点提供了参考，并且，此书亦是研究张□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既为残帙，更可宝贵。除《四库全书》本外，尚有旧钞本，或作五卷。或不分卷；今又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能改斋漫录
〖能改斋漫录〗十八卷。宋吴曾撰。曾字虎臣，江西抚州人，应试不第。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献所著书，补右迪功郎；秦桧当国，以议加九锡等相阿附，历叙令所删定官、宗正寺主簿、太常远、吏部郎官等，知严州，被劾致仕卒。此书属笔记考证性著作，书末有其子吴复跋，称所记共两干余条，厘为十八卷。但自元初以来，传本极为罕见，今传本系明人自秘阁中抄出，原缺首尾两卷，后人遂以第二、第十七卷各分作二卷，以足旧本之数；不同传本卷数不尽相同。全书分事始、辨误、事实、沿袭、地理、议论、记诗、谨正、记事、记文、方物、乐府、神仙、鬼怪共十三类。书中的许多内容，都涉及到了经学问题或与经学有关的问题，如“论《易》”条，作者指出，“盖《易》之书，其道有四：意、言、象、数是也。有数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意，有意而后有言；今舍‘象数’而以‘言意’论《易》，是犹剪其根本而求枝叶繁，可乎？”据其考论，可见作者在《周易》研究上，既不专主“象数”派，亦不赞同“义理”派，而是主张两派综合并用，不可或缺。又如“箕子、易牙名”条，作者考证“箕子名青，余见司马彪注《庄子》，于他书不见。易牙名巫，易牙其字也，见孔颖达《左传疏》”，所论既可为经学研究所资，亦可为历史研究所参。如此之类；表明作者的经学观点自成一家之说，故此书虽非为经学专著，但历代以来备受儒者所重；加之全书广征博引，考据精审，后来注家亦多所取资。主要版本有《丛书集成初编》本，《笔记小说大观》本及１９６０年中华书局标点本。
埤雅
〖埤雅〗二十卷。宋陆佃（１０４２—１１０２）撰。佃字农师，号陶山，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勤学，受学于王安石，熙宁进士，由蔡州推官至国子监直讲，擢中书舍人。哲宗初，为吏部侍郎，与修《神宗实录》，和范祖禹、黄庭坚议论不合。屡更外任，后拜尚书右丞，转左丞，以主张参用元□人材，反对继续害旧党，罢知亳州，学术上受安石影响，但不附新法，著《礼象》、《春秋后传》、《□冠子注》、《陶山集》诸书。陆氏一生对经学颇有所得，特别是于礼家名数之学所作亦多，但完整流传于今者，只有此编而已。书中凡释鱼二卷，释兽三卷，释鸟四卷，释虫二卷，释马一卷，释木二卷，释草四卷，释天二卷。今本释天之末注后缺字，故此书实际上亦稍有佚脱。书前有其子陆宰序，称其父于神宗时召对，言及物性，因进《说鱼》、《说木》二篇。后又一并加以修改，初名《物性门类》。后注《尔雅》毕，乃更修此书，易名《埤雅》，意为《尔雅》之辅。其训说诸物，大抵略于形状而详于名义。寻究偏旁，比附形声，务求其得名之所以然。又推而通贯诸经，曲证旁稽，假物理以明其义，中间多引其师王安石《字说》。其释训诸经，颇据古义；其所援引，多为今所未见之书；推阐名理，亦往往精凿，除稍显驳杂外，堪称奥博之作。由于此书专以训释动植物及天文气象名词为主，故实为一部专科性辞典，是宋代一部较有特色的训诂学著作。有《格致丛书》本，《五雅》本，嘉靖元年（１５２２）刻本，乾隆间铜活字本，萧山陆氏刻本及《四库全书》本等传世。
七经小传
〖七经小传〗三卷。宋刘敞（１０１９－１０６８）撰。敞为北宋著名经学家，其生平仕履，详见《春秋权衡》。此编为作者杂论经义之语。其所论七经者，分别为《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丰传》、《论语》等。但《公羊传》仅一条，又是校正传文衍字，于传义无所辨证。后又有《左传》一条，《国语》一条，亦不应独以《公羊》标目。先是，刘氏欲作《七经传》，惟《春秋》先成，凡所札记，已编人《春秋传》、《春秋意林》、《春秋权衡》、《春秋文权》与《春秋传说例》五书中。此三条，一为校衍宇，一为论都城百雄，一为论□郊祖宗报，于经文无所着附，故仍留在此书中，但标题应作《春秋》，而不应作《公羊传》。《论语》一书所论诸条，有与诸经一例者，又有直书经文而夹注句下如注疏体者，可见《论语》亦未成，以所注杂录其中也。其书与汉唐经学家依据古注对话经进行解释颇有不同，如谓《尚书》“愿而恭”当作“愿而荼”、“此厥不听”当作“此厥不德”；谓《毛诗》“□也无戎”当作“□也无成”；认为《周礼》“诛以驭其过”当作“诛以驭其祸”、“士田贾田”当作“工田贾田”、“巫易”当为“巫阳”；谓《礼记》“诸侯以□首为节”当作“以鹊巢为节”。诸如此类，都改易经文，以就已说。对《礼记》“若夫坐如尸”一节，刘氏则疑其有脱简；“人喜则斯陶”九句则疑其有遗文；“礼不王不己”及“庶子王亦如之”则疑其有倒句；《尚书。武成》一篇则考定先后，移其次序，实在蔡沈之前。又如解《尚书》“鸟兽跄跄”，刘氏谓古者制乐，或法于鸟，或法于兽；解《毛诗》“葛之覃兮”，谓葛之茂盛，则有人就而刈之，以为□□；如后纪在家，德美充茂。则王者就而聘之，以为后纪；解《论语》“乘桴桴于海”，谓孔夫子周流列国，如桴之在海，流转不定。凡此类说解，皆自出新意，但又不免有时时穿凿附会之病。此书是宋儒以义说经的较早之作。既行于世，即一变前儒解经务尚淳朴之风，开宋儒不信先儒章句训访、撇开传注、独研义理的先河；同时，此书亦开创了宋儒解经喜欢标新立异、另创新说、随意删经、以已意改经的一代学风。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正谊斋从书》本及《续古逸丛书》本传世。
齐诗翼氏学
〖齐诗翼氏学〗四卷。清乍鹤寿（１７７３一？）撰。鹤寿字清崖，号阑宫，江苏吴江人。道光六年（１８２６）进士。官池州府教授。长于考证之学。著述主要有《蛾术编注》、《夏殷周九州经界疏证》、《九州分土疏证》、《齐诗翼氏学》、《韵字急就篇》等。《齐诗》自辕固生传夏侯始昌，如昌明于阴阳，翼奉为始昌再传弟子，其推阴阳言灾日。《齐诗》授受，师法大抵如斯。其后，班固依经立义，但其数学早巳失传，即分配《诗》篇什之法。程易畴《通艺录》，推演其说，收获甚少。孔广森《经学□言》，虽略阐其绪而终未详之。于是，鹤寿撰是书，欲以发明翼奉一家之学，虽似较有发明，恐仍多臆测，且其辩诗纬显有未达。考证中多有疏漏，然其阐发翼氏一家之学，于考证《齐诗》授受源流及翼氏《齐诗》学旨有功。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潜夫论
〖潜夫论〗十卷。汉王符（约８５－１６３）撰。符为东汉哲学家，据《后汉书·王符传》记载，王符性情耿介，不同于俗，因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而不欲彰显其名，故名之曰《潜夫论》。今本凡三十六篇，分别为《赞学》、《务本》、《遏力》、《论荣》、《贤难》、《明暗》、《考绩》、《思贤》、《本政》、《潜叹》、《忠贵》、《浮侈》、《慎微》、《实贡》、《班录》、《述赦》、《三式》、《爱日》、《断讼》、《衰制》、《劝将》、《救边》、《边议》、《实边》、《卜列》、《巫列》、《相列》、《梦列》、《释难》、《交际》、《明忠》、《本训》、《德化》、《五德》、《志氏姓》、《叙录》。作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贯穿于全书的始终。在《本训》、《德化》等篇中，反映了作者的唯物主义天道观，提出了一个宇宙形成的唯物主义理论，指出“太素之时，元气窈冥”，“道者之根也，气所变也”，他肯定“气”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一切自然现象“莫不气之所为也”。《赞学》、《慎微》诸篇，作者论述了自己在认识论方面观点，反对圣人“生知”说，认为“虽有至圣，不生而知（不是生而知之）；虽有至材，不生而能（不是生来就能）。《本政》、《论荣》、《遏力》、《明暗》、《贤难》、《实贡》、《忠贵》、《浮侈》、《述赦》、《交际》诸篇，作者论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继承了先秦的“民本”思想，强调“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主张抑末务本，富国强民，深刻揭露了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的贪婪与残暴，对东汉后期的社会政治，采取了尖锐的批判态度。《卜列》、《巫列》、《相列》和《梦列》诸篇中，对宗教迷信思想采取批判的态度，特别是在《梦列》篇中，作者对作梦的来源阐述得既科学又具说服力，抨击了谶纬迷信的无稽之论。《五德》主述上古诸王世次；《志氏姓》考论谱牒之源流，此两篇对研究中国上古史有参考价值。王符的诸多政治主张，是丰富而珍贵的历史遗产，特别是他在书中阐述的贵民、务本、重法、考绩、反侈、求实、实边等思想，借鉴价值极高。传本极多，现存最早刻本为元大德间刻本；丛书本中较佳者主要有《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百子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诸子集成》等。今本有１９７８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铅印本，１９７９年中华书局又出版清人汪继培笺、今人彭铎校正本，为古今诸本中最佳者。
潜邱札记
〖潜邱札记〗六卷。清阎若璩（１６３６一１７０４）撰。为作者早年读书笔记的汇编，初末成书，由后人搜辑整理成编。《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传本有二，一为若璩之孙阎学林所编本，一为吴玉□所编本，均六卷。《四库全书》据吴玉□本著录，而以学林本列入《存目》，，题为《别本潜邱札记》。学林本有其识语，谓卷一至六为若璩有疑即录，自为问难之书，其中有已校订者，有止存旧说而末校订者，或谓已校订者自当付榨，末校订者乃古人旧说，应当删去，学林以为皆是若璩疑而未决订之义，未敢妄加去取，故全录旧文，漫无体例。首二卷杂记读书时考论，多案而未断，卷三为地理余论，因为对于《禹贡》山川及《四书》中地名的考证已详见于若璩所撰《古文尚书疏证》及《四书释地》中，此拾其遗，故曰《余论》。卷四上为杂录序跋、杂文，下为《丧服翼注》、《补正日知录》。卷五为据若璩手迹陆续编成，皆若璩与人答论经史书录之作。卷六为诗赋。吴玉□本据学林本重编，删并学林首二卷为第一卷，以学林本第三卷为第二卷，取学林本首二卷中有关地理者为第三卷，取学林本首二卷中涉及丧服者列于《丧服翼注》之后为第四卷，以学林本第四卷杂文、序跋及补正日知录》为第五卷，取学林本与人答论问学者为第六卷，而删其诗赋。四库馆臣又删吴玉□本重见者三条、三见者一条，收入《四库全书》。若璩学问淹博，潜心考证，不泥于古。自序谓朱熹《四书集注》“中不无未逮，不无错误处”，又谓“轻议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而使圣贤之旨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故撰此书，每考先儒之失，谓“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所以戴震说他“善读书”，“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亦足证若璩为学博通而精于考证。此书对于经学、史学、地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均有考证。其中如援据《礼》经论列丧、祭礼仪以及考证方舆等沿讹袭谬之说尤为详备。又为《补正日知录》五十余则，顾炎武《日知录》为开清代考据学风的大作，若璩首为补正，以订其讹，又开后世研究《日知录》之先声，对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谓若璩记诵之博，考核之精，国初实罕其伦匹。虽以顾炎武学有本原，《日知录》一书亦颇经其驳正，则其它可勿论也”。有乾隆十年（１７４５）阎学林眷西堂刊本、吴玉□重刊本、《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潜书
〖潜书〗四卷，清唐甄（１６３０－１７０４）撰。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甄，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今达县）人。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举人，官山西长子县知县，不久罢归。侨居苏州，著述不缀。主要有《潜书》、《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圃亭集》等。《潜书》为其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之代表作。前后历经三十年而成书。谓“不忧世之不我知，而忧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郁结于中，不可以已，发而为言”（《潜存》）。书仿《论衡》之体，初名《衡书》，意在权衡天下；以连赛不遇，改为《潜书》，意为潜而待用。全书先分上下两篇，每篇又各分上下，合四卷之数，共九十七目。上篇自《辨儒》始，至《博观》止，共五十目，多言学术；下篇自《尚治》始，至《潜存》止，共四十七目，多言政治。其言学大旨上尊孟子，下及陆九渊、王阳明，宗王阳明致良知之说，认为事功出于心性之修养，心性修养应表现为事功，主张知行合一、气在理先。反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其论治则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均等，提出革新政治、整顿吏治、重用贤才、赏罚分明、重视学兵、鼓励农桑、富民为先等措施。《尊孟》一目以孟子为圣人，《宗孟》则谓治学应以孟子为宗。孟子主张民贵君轻，唐甄则谓“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皆人也”（《抑尊》），“天子虽尊，亦人也”（《善游》）。又谓“自秦以来，凡为旁王者皆贼也”（《室语》）。“杀一人而取其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同上）。还提出“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抑尊》），“接贱士如对公卿，临鄙夫如对上帝”（《善施》），“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尚治》）等一系列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潘耒谓“皆人所不及见、不敢言者。先生独灼［潜书］四见而冒言之，资之深，故信之笃；蓄之厚，故发之果”（《潜书序》）。即谓此书“低诬烈皇”、“种种悖谬”而拒绝为唐甄撰写墓志的王源亦谓“其论学、论兵诸篇，卓识伟论，非近代所有”（《书唐铸万＜潜书＞后》）。梁启超更以此书为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徐干《中论》、颜之推《家训》之亚，多“惊心动魄大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章太炎称此书直接孟子、孙卿、王守仁，下启戴震（《章氏丛书·文录·徵信论上》）。现代学者谓此书是我国启蒙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开后世资产阶级思潮之先河。此书初刻本仅十三目，名《衡书》，后增为九十七目，更名《潜书》，唐甄婿王闻远为刻于康熙间。清修《四库全书》，馆臣以为二书，分别撰有提要，列入《存目》。又有光绪九年（１８８３）李氏刻本和三十一年邓氏翻刻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点校本、１９６３年增订本、１９８４年重印本。１９８４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注释本。
清代学术概论
〖清代学术概论〗清末梁启超撰。清代学术史专著。原是梁启超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一书所作的序言，撰成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因篇幅过大，遂独立成书。共包括３３部分，系统地概括总结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认为清代学术思潮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以时代为经，借鉴佛学的生、佐、异、灭的分期方法，把有清一代学术思潮之流转分为启蒙期（生）、全盛期（位）、蜕分期（异）、衰落期（灭）四个时期。启蒙期与全盛期为前半期，以考证学为主；蜕分期与衰落期为后半期，以今学为主，今文学是从考证学衍出而来。又以人物为纬，对各时期的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学术成就、学术观点、主要著作、继承关系等进行重点论述。启蒙期之代表人物为顾炎武、胡渭、阎若演。倔起于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力矫王学空虚的学风。顾炎武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命题，教学者脱宋明理学之疆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阎若踌著《尚书古文疏证》，专辨《古文尚书》与《孔传》之伪。胡渭著《易图明辨》，辨、“河图”、“洛书”与孔学无关，实为宋代道士陈持所传。梁启超称之为“思想之一大革命”。与此同时，颜元、李埔力主躬行实践，黄宗羲、万斯同一派，则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同时顾祖禹之学，亦大略同一迳路。其后则衍为全祖望、章学诚等，为清学之别派。而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而旧学（理学）则有孙奇逢、李□、陆世仪等，坚守残垒，而学风亦渐转于宋。全盛期代表人物为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为“正统派”。正统派与启蒙派有所不同，正统派将宋学置于不议不论之列；启蒙派则攻击与因袭参半。正统派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启蒙派则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之中坚，在皖、吴二派，吴派领袖为惠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听、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皖派领袖为戴震、戴受学于江，而衍戴氏之学者则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胡匡衷、胡培挥、胡春乔、任大椿、卢文强、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而以段五裁、王念孙、王引之最能光大戴学，世称戴、段、二王。其他如纪昀、王昶、毕沅、阮元等亦各有建树。正统派治学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则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目录等方面，均有撰述。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又称“汉学”。蜕分期之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自阎若磕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疑经之风、刘逢禄疑《左传》，魏源疑《毛诗》。康有为综诸家之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效所伪造。正统派所尊崇之许、郑，都在有为排击之列。有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无不“托古改制”。此“实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启超自称为今文学者，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后转为致力引进欧西思想。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以俞樾、孙治让为代表。俞樾弟子有章炳麟，又有绩溪诸胡之后胡适，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遣风。于晚清又举谭嗣同，谓为晚清思想界一“慧星”。梁启超综观清代二百余年学术史，以“以复古为解放”概括之。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部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由于此书本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所作的序言，所以将清代学术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进行了比较，对清代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也进行了探讨。全书“纯以超然之客观精神”对清代学术思想的源流、发展进程、特点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是一部具有科学精神的学术专著作。脱稿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出版的《改造》杂志第３卷第３至５期，误字较多。１９２１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又收入《饮冰室合集》。１９８５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锥挣校注本，与梁启超另一部清代学术史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称《梁启超论清学术史二种》，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清儒学案
〖清儒学案〗二百零八卷。清徐世昌（１８５８－１９３９）撰，实为其幕僚吴廷塑等著。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斋，水竹□人。天津人。光绪进士。清末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等。１９１４年任衰世凯政府国务卿。１９１８年由段祺瑞“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１９２３年下台，多与文人墨客往还。吴廷塑本名承荣，字向之，号次爱。江宁（今南京）人。光绪举人。历官警政司郎中、民政部右参议等职。１９１４年人清史馆为总纂，长于史学。此书前有徐世昌序，谓“吾国三百年来，名儒辈出，元绍宋明，上述诸家，班班可考。窃不自揆，谨撮举其言行著作，钩玄提要，汇为一编，以继黎洲二书之后，愿与当世学人共相参考”。仿《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体例，纂辑成书。列正案一百七十二个，计一百九十四卷，收一百七十九人。以每人之字为学案名，前冠以姓名。孙奇逢已人《明儒学案》，此仿《晋书》、《宋书》均有陶渊明传之例，列《孙奇逢夏峰学案》为卷一，以下黄宗羲第二，陆世仪第三、四，张履样第五，顾炎武第六、七，王夫之第八，汤斌第九，陆陇其第十，颜元第十一，张伯行第十二，李□第十三，高世泰、高愈第十四，刁包第十五，张尔岐第十六，应□谦第十七，谢文游第十八，魏裔介第十九，魏象枢第二十，施闰章第二十一，魏际瑞、魏穆、魏礼第二十二，张烈第二十三，黄生第二十四，毛奇龄第二十五、二十六，顾祖禹第二十七，范□第二十八，李□第二十九，张沐第三十，王锡阐第三十一，朱彝尊第三十二，徐乾学第三十三，万斯大第三十四，万斯同第三十五，胡渭第三十六，梅文鼎第三十七，熊赐履第三十八，阎若璩第三十九，李光地第四十、四十一，彭定求第四十二，惠周惕第四十三，臧琳第四十四、四十五，劳史第四十六，胡煦第四十七，扬名时第四十八，朱轼第四十九，徐文靖第五十，方苞第五十一，王懋□第五十二，任启运第五十三，李文□第五十四，李绂第五十五，顾栋高第五十六，明安图第五十七，江永第五十八、五十九，蔡世远第六十，沈彤第六十一，尹会一第六十二，汪绽第六十三，陈宏谋第六十四，杭世骏第六十五，雷□第六十六，秦□田第六十七，齐召南第六十八，全祖望第六十九、七十，王元启第七十一，卢文□第七十二，庄存与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江声第七－卜六，王鸣盛第七十七，陆耀第七十八，戴震第七十九，纪昀第八十，王昶第八十一，程瑶田第八十二，钱大昕第八十三、八十四，朱□、朱□第八十五，韩梦周第八十六，周广业第八十七，姚鼐第八十八、八十九，翁方纲第九十，段玉裁第九十一，桂馥第九十二，胡匡忠第九十三、九十四，孙志祖第九十五，章学诚第九十六，崔述第九十七，邵晋涵第九十八，李潢第九十九，王念孙第一百、一百零一，汪中第一百零二，梁玉绳第一百零三，武亿第一百零四，洪亮吉第一百零五，刘台拱第一百零六，祁韵士第一百零七，戚学标第一百零八，孔广森第一百零九，孙星衍第一百一十，马宗斑第一百一十一，凌廷堪第一百一十二，恽敬第一百一十三，郝懿行第一百一十四，姚文田第一百一十五，王绍兰第一百一十六，张惠言第一百一十七，江藩第一百一十八，严可均第一百一十九，焦循第一百二十，阮元第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三、姚学□第一百二十四，顾广折第一百二十五，李锐第一百二十六，李兆洛第－－百二十七，张作楠第一百二十八，陈寿祺第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凌曙第一百三十一，林伯桐第一百三十二、一百三十三，林春溥第一百三十四，沈钦韩第一百三十五，包世臣第一百三十六，俞正经第一百三十七，胡承洪第一百三十八，刘衡第一百三十九，唐鉴第一百四十，徐松第一百四十一，张澍第一百四十二，钱仪吉第一百四十三，冯登府第一百四十四，王筠第一百四十五，程恩泽第一百四十六，潘德舆第一百四十七，陈免第一百四十八，朱骏声第一百四十九，项名达第一百五十，罗士琳第一百五十一，刘文淇第一百五十二，黄式三第一百五十三、一百五十四，夏□第一百五十五，董□成第一百五十六，方□第一百五十七，龚自珍第一百五十八，吴廷栋第一百五十九，丁晏第一百六十，魏源第一百六十一，李棠阶第一百六十二，沈□第一百六十三，徐有壬第一百六十四，倭仁第一百六十五，张穆第一百六十六，邹汉勋第一百六十七，丁取忠第一百六十八，郑珍第一百六十九，罗泽南第一百七十，朱次琦第一百七十一，张文虎第一百七十二，冯桂芬第一百七十三，陈澧第一百七十四、一百七十五，李善兰第一百七十六，曾国藩第一百七十七、一百七十八，齐熙载第一百七十九，成孺第一百八十，钟文□第一百八十一，郭高焘第一百八十二，俞樾第一百八十三，黄彭年第于百八十四，李慈铭第一百八十五，华衡劳第一百八十六，张之洞第一百八十七、一百八十八，吴汝纶第一百八十九，王先谦第一百九十，刘光第一百九十一，孙诒让第一百九十二，皮锡瑞第一百九十三，郑杲第一百九十四。与正案不相统系的学者，则列入《诸儒学案》，凡卷一百九十五至二百零八，共收六十八人，以地域分为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陕西、四川、云南十部分。每一正案均有附案，分为家学、弟子、交游、从游、私淑五项，共列九百二十二人。凡正案、《诸儒》、附案共收一千一百六十九人。每人各有传一篇，叙其生平、学行、思想、著作、师承授受，然后选录其代表著作，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先经学专著，后文集。各家传记取材于史传、《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洛学编》、《源学编》、《清朝学案小识》、《清朝先正事略》、《碑传集》、《续碑传集》、《国朝耆献类徵》、《畴人传》、《清史列传》等，均注明出处。全书叙述，大约以颜李学派为主。后世评论此书精不及《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诸书，然此书取材丰富，绝少门户之见。反映自明末清初迄清未有清一代学术史，所收经学家之多居各学案之冠。有民国年刻本，近年重印本。
清学案小识
〖清学案小识〗（一名《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清唐鉴（１７７６－１８６１）著。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嘉庆进士，由检讨官至江宁布政使，人为太常寺卿，卒谥确慎。学宗朱熹，反对阳明学说，曾主讲于金陵书院。此书草创于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成于道光二十五年。仿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之例，把清代讲学诸儒分立《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经学学案》、《心宗学案》等五学案。《传道学案》二卷、列陆陇其、张履样、陆世仪、张伯行四人，以为正宗。此四人心程未之心，学程朱之学，上追孔、曾、思、孟，下接许、薛、胡、罗传古圣贤之遗绪于不坠。《翼道学案》五卷，列汤斌以下十九人，言足以匡迪群流，行足以羽仪四海，举偏颇而扶中正，祛迷罔而□诚明，得所翼而道不孤，道不孤，则乱道者不能夺其传。《守道学案》四卷，列于成龙以下四十四人，又附列一人，坚定以立其志，严肃以持其身，得所守而道益明。《经学学案》三卷，列黄宗羲以下一百零四人，又附列四人，由穷理而得圣人之旨，道不离于经，经不离于道，所列虽多汉学家，然以不离于道为宗旨。若但训诂其文字，考索其典章，重名物，不重心身，知猎取，不知格致，则为字里行间之经，非道德性命之经。《心宗学案》一卷，列张沐以下三人，为非学而足以乱学者。《守道学案》后列《待访录》二卷，列应□谦以下六十八人，《经学学案》后亦有《待访录》，列张惠言以下八人，《心宗学案》后《待访孙》列邵廷采以下六人，皆为未见其原著，只见于他书所称引者。全书共列清初至嘉庆间学者二百六十一人，各为之传，记其生平、学术渊源、学术思想、主要著作。每传后附同学或从游者、问答者。全书大旨在“道”字，扶持程朱理学，谓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表彰传道、翼道、守道、穷经诸儒之功，对墨守程朱理学的陆稼书等人推崇备至，辨王阳明心学“阳儒阴释”之非。全书除《经学学案》叙汉学外，其余均叙理学，即《经学学案》．所列，亦以不离于道为宗旨。此书门户之见甚深，使此书几乎成为一部理学或道学学案，所取树亦不甚完备。以其所见不广之故。但毕竟为清代第一部专为清儒立案的学案体清代学术史，为后世学者所取资。对经学者学术观点的介绍较为详细。有《四部备要》本、《万有文库》本、１９３６年世界书局《四朝学案》本。
劝学篇
〖劝学篇〗清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撰。之洞主张“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坚信中国文武制度优于西方，其办洋务，主变革，亦以“旧学为本，新学为用”，即“中体西用”，于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出版此书，阐述其基本主张。分内、外二篇，凡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等九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洱兵、非攻教等十五篇，共二十四篇。自序谓“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勇之事也”。其内篇同心，在于明保国、保教、保种；教忠在于陈述清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明纲在于明三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知类在于“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宗经谓对于周秦诸子，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孔圣人”；正权在于辨上下，定民志，以斥“民权之乱政”；循序谓光人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为不忘其祖；守约谓“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去毒谓“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其外篇益智谓“昧者来攻，迷者有凶”；游学谓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也”，鼓励出洋学习西方；设学谓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学制谓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应择善而从；广译谓“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主张引进西书；阅报谓为“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之法；变法谓专己袭常，不能自存，必须变法；变科举谓所习必为之洞所用；农工商学谓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民知工商，利乃可兴；兵学谓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故应以教将为主，发展军事；矿学在于兴地利；铁路在于通血气，为国民经济命脉；会通在于知西学之精义，以通于中学，从而知道中国之固弊；非强兵谓“恶教逸欲而自毙”；非攻教谓“恶逞小忿而败大计”。终括二十四篇之义。为五知，即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合于《中庸》。强调以中学纲常名教之本，维系世道人心，主张先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阴者用之”，提倡明时势，扩见闻，增才智，立学堂，改课程，广译书，尽地利，修铁路，采用西技西艺，以图富强。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反对维新派“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力图以办洋务来抵制和排斥维新法思潮，认为“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遗，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谓“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所以此书深得慈搞太后赏识，下令颁行天下，十日之内，三易其版。亦遭到维新派批驳，认为此书“不特无益于时。然而大累于世”。曾先后被译成英法文字，易名《中国唯一的希望》，有湖北两湖书院刻中、袁氏《渐西村舍汇刊》本、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江宁电局重刻本、石印本、《张文襄公全集》本等。
阙里文献考
〖阙里文献考〗—百卷。清孔继汾撰。继汾字止堂，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九代孙。国子监生，官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敕授承德朗。阙里即孔子故居，相传春秋时为孔子授徒之所，以城中有二石阙，故名阙里，在今山东曲阜县。此书专考阙里及孔子故实。孔氏家乘。自宋以来，以孔传《东家杂记》为早，又有金孔元措撰《孔氏祖庭广记》，明弘治间陈镐撰《阙里志》，是为旧志。清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孔聘之又纂新志，一变旧志体例，颇有增益，而芜杂传会，错误过于旧志，流传甚少。孔继汾乃在旧志、新志及各家有关撰述基础上，于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撰成此书。凡分十六门，即世系考十卷，林庙考三卷，祀典考四卷，世爵职官考一卷，礼考四卷，乐考三卷，户田考一卷，学校考二卷，城邑山川考一卷，宗谱考一卷，孔氏著述考一卷，艺文考十，圣门弟子考一卷，从祀贤儒考三十卷，子孙著闻者考二十七卷，叙考一卷。卷末附识，亦孔继汾撰。专辨旧志、新志之失。此书不仅考孔子事实，而且兼及孔门弟子及从祀诸儒，其从祀贤儒考自蘧子以下至清陆陇其，各叙事迹，相当于一部学术史。叙考一卷则专叙此书成书始末。采择丰富，去芜去精，除经史子部文献，还兼及作者所闻见之口碑资料，也利用了孔氏谱牒资料，为研究孔子及儒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有乾隆二十七年刻本、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湘阴李氏重刻本。
群经补义
〖群经补义〗五卷。清江永（１６８１－１７６２）撰。是书一名《读书随笔》，本与《周礼疑义举要》七卷在内共为十二卷，其门人戴震取《周礼》别为一书，余则改名《群书补义》。书所谓“群经”者，卷一《易经》、《尚书》、《诗经》，卷二《春秋》，卷三《仪礼》、《礼记》，卷四《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说等十部，随笔补说这释。其中《大学》仅二条，一是定说是书为子思所作，二是辨说“汤之盘铭”，《四库总目》遗之，只作九种。卷王为“杂说”。书中考证、连释多能补注疏所末及，“杂说”所涉某经有内容也称精核，补誉为“自汉经师郑康成之后，罕俦其匹”（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二）。如《尚书补义》，引《山海经》证“西海”即“青海”；《春秋补义》引《管子》语，证春秋时兵农已确然分离等，俱为可信力说。对《尚书·禹贡》地理之记载，《春秋》有关朔闰之记载等，也有详明独到之考辨，于经文注义均有发明，非空谈者所及，也非广辑杂引众家以为博者可比。然也有过矫郑玄注者。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群经大义
〖群经大义〗一卷。补一卷。清廖平（１８５２－１９３２）撰。廖平字季平，晚号六译。四川井研人。曾任教尊经书院、四川国学院。受学于王□运，治今文经学，允重《春秋》。其学多变，初持今文为孔子所创，古文为局公所创之说，寻又变其说，主张今文为孔子“真学”，古文为刘歆伪造。戊戌变法前后又著书自驳，谓今文为小统，古文为大统，后来又讲“天人”、“人学”、“王学”，牵强附会。他的古文为刘歆伪造的观点，后来被康有为继承和发展。著作收入《四益馆丛书》及《六译馆丛书》。此书为廖氏综论群经大义的简要读本。自序谓经学有微言大义，有事文，有取义。历代说经者之多、解经者之繁，难以数记。说“尧典”二宇，竞达三万字，博而寡要，令读者劳而少功，皑首难通一经，更难通群经。张之洞在《劝学篇·守约》中，曾提出编纂《群经大义》的计划，廖氏乃撰此书以应师命，教授学生。此书以《白虎通义》为蓝本，分经标目，排次删补，与《白虎通义》略有异同。分姓名篇、宗族篇、纲纪篇、教学篇、嫁娶篇、绋篇、衣裳篇、丧纪篇、爵篇、谏诤篇、乡射篇、市商篇、车□篇、田猎篇、谥篇、崩薨篇等十六篇，每篇又分若干细目，与《白虎通义》亦不尽同。先录《白虑通义》原文，篇首均小注该篇大义：篇中有夹注、释字、释词、释源、释义，释文均以浅近为主。《补遗》于《白虎通义》之外，分经立题，只存题目，没有内容，为《孝经》、《春秋三传》、《尚书》、《周礼》、《礼经丧服》、《诗经》、《乐经》、《易经》、《论语经总》十篇，列有细目。此书实将《自虑通义》略加改编而成，为清未经学教科书之一。有《六译馆丛书》本。
群经大义相通论
〖群经大义相通论〗清刘师培（１８８４－１９１９）撰。师培字申叔，号左阉、光汉。江苏仪征人。先祖均以治经名世，师培幼承家学，服膺汉学。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举人。清末曾任三江师范教习、１９１１年任四川国学院讲师，１９１７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经史。治古文经学，与章太炎齐名。精于文字训诂，主张以字音推求字义，用古语明今言，用今言通古语。著述甚富，卒后由弟子汇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凡七十余种。师培认为汉初经学初无今古文之争，只有齐学、鲁学之别。齐学详于典章，而鲁学则详于故训，故齐学多属于今文，而鲁学多属于古文。师培此书，汇齐、鲁学之大义辑为一编，辨析其异同，以为治经之一助。全书共包括《公羊孟子相通考》、《公羊齐诗相通考》、《毛诗荀子相通考》、《左传荀子相通考》、《□梁荀子相通考》、《公羊荀子相通考》、《周官左氏相通考》、《周易周礼相通考》等八篇。其《公羊孟子相通考》谓公羊得子夏之传，孟子得于思之传，公羊之微言多散见于《孟子》之中。并举七例，详加案说，以明公羊与孟子相通之义。谓战国诸子，荀子之义多近于□梁，孟子之义多近于公羊，故荀子之说为鲁学，孟子之学为齐学。孟子游齐最久，故得齐学最优，与后儒空谈大同三世不同。《公羊齐诗相通考》谓《春秋》三传，公羊为齐学，□梁为鲁学，故公羊家言多近于《齐诗》，□梁家言多近于《鲁诗》，采《齐诗》中有公羊义者九条，加以案说，所采皆散见于《前汉书》、《后汉书》者，《齐诗》之微言大义，赖此以传。《毛诗荀子相通考》乃师培推广刘恭甫之说，采《荀子》之言《诗》者二十二条，以考荀义合于《毛诗》，谓毛公受业荀卿之门，故能发明师说，与传闻不同。《左传荀子相通考》谓《春秋》左氏学固荀子所传之学，所以《荀子》一书于《左传》大义或明著其文，或隐诠其说，举《荀子》立说本于《左传》者十八例加以阐示。《□梁荀相通考》谓荀卿传□梁，举荀卿所著书中有引□梁之文者，有用□梁之说者十二条以证之。《公羊荀子相通考》谓荀子用公羊意，举十五例以证之。《周官左氏相通考》谓两汉巨儒治《周官》者兼治《左传》，二书微言大义多相符合，可以即彼通此，举三十例以证之。《周易周礼相通考》谓《周易》为周礼之一，《易经》一书，具备五礼，故先儒均本礼以说《易》。举《易经》之言礼者二十二条以证之，同意近儒以《易》为言礼之书的看法。此书旨在说明经传大义，本自相通古之经师，无不治一经而参考他经，数经并治，不似后世学者拘执一经之言，昧于旁推交通之义。师培此说，于治经颇为有稗，诸经之间，可以互相为证，以明其学之源流，推求其大义。有《刘申叔先生遗书》本。
群经宫室图
〖群经宫室图〗二卷。清焦循（１７７３－１８２０）撰。成书于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专论明堂制度，上卷分城、宫、门、屋四类。为图三十一，附图七；下卷分社稷、宗庙、明堂、坛、学五类，为图十九，附图五，全书共九类、图五十、附图十二，每图均有说一篇，广征博引，进行考证。明堂制度为儒家所重视，为读《礼》书之关要，但由于记载疏略，争论甚多。宫室聚讼，莫如明堂九五之辨；堂室之分，户牖之繁，修广之数，众说淆杂。蔡邕撰《明堂论》，误据秦汉之制以为周礼，李谧撰《明堂制度论》，谓五室外有左右个，实亦九室之制。蔡、李两家之说并同于《考工记》、《大戴礼记·盛德》篇。清代惠栋撰《明堂大道录》，宗蔡邕说，颇为学者所非议。焦氏此书，征引《周礼》等书有关记载，进行认真考证，对蔡邕、张惠言、孔广森等各家看法进行了反驳。其据《礼记·月令》五大庙之文，以解匠人五室左右个，为大庙之左右偏，非别有隅室；又谓有四荣必有四□，若惟南北有德，东西无据，两头乔起之德将何所附？而谓有东荣无东国可乎？又以礼布席于门中□西阈外，谓是门中之□西、非门西之□西，所论俱核；又关于闱门历来众说纷续，江永、戴震、张惠言并图阉门于东墙，孔广森则图在北墙，金鹗谓四周皆有闱门，皆误，焦循经过考证，认为当在庙西，独不误，足见其确有卓识。清代学者认为此书不株守旧说，无凭臆空谈之弊，实为习《礼》之津梁，为历代论宫室制度诸书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有《焦氏丛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梁溪朱氏小曝书亭重刊本等。
群经平义
〖群经平义〗三十五卷。清俞樾（１８２１－１９０６）撰。有《周易》二卷，《尚书》四卷，《周书》一卷，《毛诗》四卷，《周礼》二卷，《考工记世堂重屋明堂考》一卷，《仪礼》《大戴札记》各二卷，《小戴礼记》四卷，《春秋公羊传》《□梁传》各一卷，《春秋左传》三卷，《春秋外传国语》二卷，《论语》《孟子》各二卷，《尔雅》一卷。俞氏长于文字训诂，而是作也摘取诸书中一些难解字、句加以训释，以理解全句、全文含义。训释中往往剖析字之形声，引伸其意，并用《说文解字》等参证。如《尚书·甘誓》：“予则奴戮女”句，训“奴”读如“□”，“□”意，“□又可训为引”，故整句可作为“予则戮引而戮女”理解。李慈铭《越馒堂读书记》评其说：“其书涵泳经文，务决难词疑义，而以文从字顺术之，盖本高邮王氏家法，故不主故训，惟求达诂，亦往往失于武断，或意过其通。转涉支离。然多识古义，持论有本，证引疏通，时有创获。同时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又评说：“其中幅心者甚少，亦强立新义而仍与旧说无大异者，又有经注极明哲无疑而故求曲说者。然穿穴证徒，皆有心思，终胜无本空谈”。俞氏熟音训，善于比例，尤喜出新意；故李氏之评可谓确矣。有《春在堂全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群经识小
〖群经识小〗八卷。清李□（１７３４－１７８４）撰。李□字成裕，一字孝臣。江苏高邮人。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进士，注选知县。治经通敏，尤深于《诗》与《春秋》三传，与刘台拱、王念孙、汪中友善，力倡古学。晚号历算。精研梅文鼎书，尽通其术。著有《历代官制考》、《考工革制考》、《说文引书字异考》、《左传通释》等，多已散佚。此书为其说经之文，．由其子李培紫编辑成书。前五卷为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李□手订，卷六、卷七为《附录》，卷八为《补遗》。卷一说《易》，卷二说《书》，卷三说《诗》，卷四说《三礼》，卷五说《春秋》三传，《附录》说《论语》、《孟子》、《补遗》补前七卷之遗。其中如卷一说《易》“太极”一条，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所谓由一而生二也，两仪生四象，所谓由二面生四也，四象生八封，所谓由四而生八也，八封之上复加八封，所谓因而重之，受在其中也。《易》之太极，所谓以一画开天，而其下变动皆自此生，未尝以为浑浑沌沌、莫可名状之物也”，不同意周敦颐于太极上更添无极一说，谓为“大费解说”。王念孙序谓此书说《书》之“戛击后搏拊”条，“漆沮”条、“六卿”条，“子孙其逢”条等，其说皆确不可拔。有先儒说本不误、而后儒辄生异义者，李□必申明旧说，决其是非。于各经中饮食、衣服、宫室、器皿之制，皆考定精审。李□好学深思，不惑于晚近之说，亦不株守前人成说，为清人解经著作中重要的一种。有《皇清经解》本。
群经音辨
〖群经音辨〗七卷。宋贾昌朝（９９８一１０６５）撰。昌朝字子明，河南开封人，先世居河北获鹿，天禧元年（１０１７）献颂于真宗，赐同进士出身，历国子监说书，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累迁权御史中丞兼判园子监；庆历三年（１０４３），除参知政事，次年，改枢密使，后拜同平章事兼枢密使，一生博学善论。此编为昌朝侍讲天章阁时所上。凡群经之中，一字异训，音从而异者，汇集为四门。卷一至卷五为辨字同音异，仿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发字例，依许慎《说文解字》部目次之；卷六曰辨字音清浊、曰辨彼此异音、曰辨字音疑混，皆因《经典释文》序录所举，分立名目；卷七为附辨字训得失一门，所辨论者仅九字。全书体例谨严，所辨亦多有可取。特别是《经典释文》散见于各经之中，颇难检核，昌朝会集其音义，丝牵绳贯，同异粲然，俾学者易于寻省，不为无益，故至今仍流传不衰，是考据我国经籍古义的一部重要参考著作。受时代所限，书中错误亦在所不少，如卷一言部，“谦，慊也”下云：“郑康成说谦为慊，慊，厌也。厌谓闭藏貌，据《礼记》注曰：谦读为慊，慊，厌也。”此解正文“自谦”注。又曰：“厌读为□，□，闭藏貌也。”此解正文“厌然”，与上注厌足之厌绝不相蒙。昌朝混而一之，殊为失考。此书《宋史·艺文志》作三卷，盖为误注。有《四库全书》本及《粤雅堂丛书》本传世。
群书疑辨
〖群书疑辨〗十二卷。清万斯同（１６３８一１７０２）撰。斯同受业于黄宗羲之门，不为无用之学，于书无所不窥，治经尤详于丧、祭二礼，于史尤详于典章制度，人物。此书为其考经证史心得汇编。卷一至三皆考证经传，卷四杂论古今丧礼，卷五辨周正及《春秋》、《孟子》，卷六为□说及房室、夹室、□庙、迁庙考，卷七为周、汉、晋、唐、宋、明庙制考，卷六八辨石鼓文、古经、隶书、五经皆有古文说，卷九杂论《说文》及书法碑帖，卷十为读《禹贡》、《山海经》、《水经注》等地理书的札记，卷十一杂论宋、元、明史人物及史籍，共计一九九篇。其卷一包括《易说》、《卦变说》、《互卦说》、《诗说》、《诗序说》、《尚书古文辨》、《读仪礼》等十一篇，其论《易》，谓《易》非道阴阳之书也，以《易》道阴阳为庄周之言，为儒者所不道。朱熹解《易》专以阴阳为言，失其本义。其说“互卦”，谓先儒以《系辞》中爻当之，斯同则认为中爻未必指互卦。其说《诗》，谓自秦焚书，五经皆毁，《诗》之存于今者，非圣人删定之本，乃为众人所集，汉初诸儒习闻《诗》三百篇，故当汉定之后，各以平时所记忆一皆笔之简册，足成三百篇之数，又自以己意分为风、雅、颂，以为孔子之遗书。其论《诗序》，谓《诗》无所谓大小《序》，世所传《大序》，即《关雎》一篇之序，作者特以全经大旨，总序于首篇，《葛罩》以下，则以次序之，不同意先儒以《关雎》之序为《大序》，而分《葛罩》以下诸序为《小序》的观点，谓“甚无识也”。其辨古文《尚书》，不相信其伪，而认为伏生所传令文《尚书》非《尚书》原本。其论《春秋》，则好辟左氏，其他如辨□□之非二祭，《春秋》之用周正、庙制应从刘歆丧期应从王肃、亲始死去冠、□主不复寝、大夫士有左右房、夹室在序之两旁、慈母乳母当依《　仪礼》正文之类，皆一意立新，不苟为异同，一扫宋元儒者门户之习。其论丧礼各则，尤多可取，七卷以后考庙制、弹石鼓及古文隶书、昆仑河源，亦俱言之有据。此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万斯同的经、史思想，为万氏重要著作之－。有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６１）供石亭刻本。
仁学
〖仁学〗二卷，清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撰。成书于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是全面反映作者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嗣同少受封建正统教育，好今文经学，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于算学亦有深造。尽读西方“格致”之书。又治佛教之“唯识宗”与“华严宗”。后识梁启超等，受康有为影响颇深，自称为私淑弟子，进行变法维新活动，思想亦为之一变。此书是其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学术上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学说与西方科学、哲学，形成作者自己的哲学体系，认为世界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仁”决定的，故名《仁学》。全书分上下二卷，共五十篇，无篇题。首为自叙，是一篇对封建专制统治和旧学的宣战性文字，谓“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上卷首《界说》二十七条，为全书纲领，借用当时物理学名词“以太”的概念释“仁”，断言“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首创：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通则仁”，主张以“仁－通－平等”的公式作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普遍准则。批判封建专制和传统礼教的束缚，但并不全部抛弃传统经学，而是以之为根据，为我所用。谓“通有四义：中外通，多取自《春秋》“太平世”远近大小若一之说；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多取《易》阳下阴吉，阴下阳吝，本于《泰卦》、《否卦》之意；人我通，则多取义于佛学“无人相，无我相”。又称凡为“仁”学者，于佛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目，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敦颐、张载、陆九渊、王守仁、王夫之、黄宗羲之书，以及算学、天文学、地舆（地理）学、全体（生理）学、心灵（心理）学等，为谭嗣同“仁”学及全部哲学的理论基础，即佛学之唯心论，基督教之博爱，《易》之变化，《公羊传》之三世说。《论语》之因革损益，《礼记》之大同说，《孟子》之民贵君轻，《庄子》、之因任自然，《墨子》之兼爱，《史记》之先秦学术，陶渊明之《形影神》、《桃花园记》设计的理想社会，周敦颐、王守仁的宋明理学、王夫之、黄宗羲的民主精神，辅以西方之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学、心理学等，便构成的谭嗣同“仁”学的全部框架，亦可见其与康有为思想之渊源。下卷多论政治，批判封建专制，反对民族压迫，批判三纲，宣扬科学民主，提出以心力挽劫运之唯心空想，最后进入大同。其批判君主专制，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苟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大盗”，又谓“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唯变法可以救之”，是对黄宗羲等人的民主思想的发挥。强调君为民所共举，君要“为民办事”，为变法维新、实现君主立宪制造舆论。其内容杂糅科学与宗教、“旧学”与“新学”、唯物与唯心思想，反映了其哲学体系的自相矛盾。此书曾署“台湾人所著书”，由梁启超等在日本出版，又有１９０２年上海国民日报社排印本、１９５８年中华书局排印本、１９８１年中华出局出版周振甫《谭嗣同文选注》本、《谭嗣同全集》本等。
日知录
〖日知录〗三十二卷，清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撰。炎武为学，赞成张载“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承认“气”是宇宙的实体。主张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反对空谈心、理、性命，认为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应该结合，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命题。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有深远影响。此书为顾炎武一生思想与学术研究的代表作，取《论语·子张篇》“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之意为书名，以示好学之笃。据顾炎武此书自识：“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寸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此书大约始撰于崇帧十二年（１６３９）顾炎武绝意科举以后至死，为毕生精力之所注。以明道、救世为宗旨，自序谓意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故其书中谈论经世之务，随处可见。体裁则为读书札记，顾炎武《又与人书二十五》自将此书分为三篇，谓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今本不分篇，全书编排大致以类相从。《四库全书总目》谓前七卷多论经义，卷八至十二论政事，卷十三论世风，卷十四至十五论礼制，卷十六至十七论科举，卷十八至二十一论艺文，卷二十二至二十四杂论名义，卷二十十五论古事真妄，卷二十六论史法，卷二十七论注书，卷二十八论杂事，卷二十九论兵及外国事，卷三十论天象术数，卷三十一论地理，卷三十二为杂考，可见此书内容之丰富。其论经义的七卷，大致卷一论《易》，卷二论《书》，卷三论《诗》，卷四论《春秋》，卷五、卷六论《礼》，卷七多论《四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篇反对“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斥理学家空谈性与天道为“禅学异端”，反对明末之空谈恶习，认为清议是“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原因之一。《爱百姓故刑罚》中主张“众治”，反对“独治”。论《君》篇广征古代典籍，论“君”非帝王之专称、人臣、诸侯、卿大夫、府主、家主、父、舅等皆可称“君”，指出“君”在古代为“上下之通称”，具有民主意义。其论经义，认为诸经有疑义处，必反复参考，详其始末，参以自己的见解，援古证今，考证务求精审有据。潘耒序谓此书“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四库全书总目》谓“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此书以务实风尚一扫晚明空疏学风，其考经证史之方法，为此后学术界所继承，遂渐形成清代考据学派，对后来吴、皖两派汉学家也都有很深影响。此书成后，很多著名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阎若璩《潜邱札记》有《日知录补正》，补正此书五十余条，以后百余年间，为《日知录》作注者达９０余家之多，如李光地、惠栋、江永、顾栋高、戴震、庄存与、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邵晋涵、方苞、姚鼐等，均受此书影响而为之作注。《日知录》初刻于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即符山堂初刻本，只刻八卷，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顾炎武弟子潘耒得《日知录》全部手稿，再三校勘，经过删改，于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刻于闽中，即遂初堂刻本。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又有重刻遂初堂本，末附《日知录之余》二卷，另有乾隆年刊巾箱本、《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等。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黄汝成以遂初堂本为底本，参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断、杨宁四家校本，吸收前人对《日知录》的研究成果，成《日知录集释》刊行于世，为《日知录》最好的版本，流传很广。黄氏又得到《日知录》原写本，参以陈讦、张惟赤、蘧园孙氏、楷庵杨氏等校语，撰成《日知录刊误》二卷，后又得陆筠校本，撰《续刊误》二卷。黄氏之后，李遇孙著有《日知录续补正》，补阎若璩《日知录补正》之余，丁晏有《日知录校正》，俞樾有《日知录小笺》，近人黄侃有《日知录校记》，潘景郑有《日知录补校》、《日知录版本考略》各一卷。１９８５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黄刻《日知录集释》影印出版，并附印初刻８卷本及各家研究成果于后。１９８９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栾保群、吕宗力《日知录》整理本，均为集大成之作。
容斋随笔
〖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全书合七十四卷。宋洪迈（１１２３－１２０２）撰。迈字景卢，江西鄱阳人，绍兴进士，历端明殿学士。因洪氏号容斋，故以其为书名。作者一生博学多闻，对经、史、百家、医、卜、星、算诸学无不深究。凡有所得，则随笔记之。先成《随笔》十六卷，刻于婺州，淳熙间传人宫中，深得孝宗称赞，洪迈遂接续写《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原计划每《笔》均为十六卷，但《五笔》仅作十卷时，洪迈即卒。全书历四十余年而成，对宋以前经学、历史、政治、经济、词章、典故等考据精审，对宋代典章制度记述尤详。而其对经学的考述，亦有相当高的参证价值。如论《易·说封》“寡发”应是“宣发”之伪；《诗·□风·七月》“在野八月”之“在”字意为农民出入之时，非指蟋蟀而言；辨证子夏经学，认为“孔子弟子唯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末可尽倍”；指出孟昶所刻蜀本《石九经》避唐高祖之“渊”，唐太宗之“世民”讳；根据《春秋左氏传》所载人名，推定三代时期“书已同文”；指出图谶星纬之学”为误人，圣贤所不道”。诸如此类，皆有裨于研究经文、经义、经学历史等各方面。元明均有刻本传世，《四库全书》、《洪氏晦本斋丛书》及《四部丛刊续编》均有收录，１９７８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标点本，分上、下两册。
榕村全书
〖榕村全书〗清李光地（１６４２—１７１８）撰。李维迪辑刊。光地为清初理学家。著述颇多。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清谨轩刊《安溪李文贞公解义三种》，收光地注《离骚经》一卷附《九歌》一卷，《参同契》一卷，《阴符经》一眷。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光地孙清植刊《榕村集》四十卷，计收《观澜录》一卷，《经书笔记》、《读书笔录》—卷，《春秋大义》、《春秋随笔》一卷，《尚书句读》一卷，《周官笔记》一卷，《初夏录》二卷，《尊朱要旨》《要旨读记》一卷，《象数拾遗》、《景行摘编》又《附记》一卷，文二十五卷，诗五卷，赋一卷，光地所注各书及语录等已经刊行者不收。其中只有诗为光地自选，其余均为清植所选辑、编纂。此集后来收入《四库全书》。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又补刊，除收《榕村集》四十卷外，又增刻《诗所》八卷及《榕村别集》、《榕村制义集》、《榕村语录》、光地所注经书、诸子书等共三十八种，题为《李文贞公全集》，至是光地著述基本囊括在内。而且收入李清植著作一种、李钟伦著作三种。道光九年（１８２９）至十年李维迪在上述各书基础上重辑刊行，名《榕村全书》，较《李文贞公全集》多《春秋毁余》四卷、《历象本要》一卷、《榕村韵书》五卷、《程墨前选》二卷、《名文前选》六卷、《易义前选》五卷等，而少《通书》一卷、《西铭》一卷、《颜子所好何学论》一卷等，又将李钟伦著作四种、李清植著作四种、李清馥著作三种编刊于后，做为附录。其《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余论》一卷、《四记》一卷、《读论语札记》二卷、《读孟子札记》二卷，改题《四书解义》八卷。大体杂取旧书板并陆续新刊者编篡成书，共收光地著述三十五种，光地的经学著作及其他方面的著述基本备列齐全。
榕村四书说
〖榕村四书说〗七卷。清李光地（１６４２一１７１８）撰。，含《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余论》一卷，《读论语札记》二卷，《读孟子札记》二卷。光地在卷一《大学古本说》后说：“读朱子之书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生命筮、《诗》之雅、郑、《周子》无极之旨，《邵子》先天之传，皆能灼然不惑，老而愈坚。独与此书亦牵强应和焉，而非所谓心通默者。间考郑氏注本，寻逐经意，窃意旧贯之仍，文从理得，况知本、诚身二义，尤为《大学》之枢要所存，似不应使溷于众目中，致陆、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托于据诘传“云云，实意所不合，不应附合以自欺。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也不用郑注古本，自分为十二章。然联属其文，节次分明，说解发于心得，大旨无疑。《论语》《孟子》为读书随有所得随有所见闻，随手札记之，后整理成书，每举经文仅首句，标明某章。于章无所说解者则不存，全书征引无多，旨在阐发义理之心得，宛转发明，少直文辩驳。有《四库全书》本。另有《榕村全书》本，题名《四书解义》作八卷，多《中庸四记》一卷。
榕村语录
〖榕村语录〗三十卷，清李光地（１６４２—１７１８）撰，徐用锡、李清植辑。徐用锡（１６５７—？）字坛长，号画堂，江苏宿迁人。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进士，官侍读。为光地门人，其学以光地为宗，服膺最笃，凡闻于光地者皆笔之于书。李清植为光地从孙，字立侯，号穆亭，雍正二年（１７２４）进士，授编修，累迁山东巡抚、礼部左侍郎。此书为李光地学术言论汇编。包括经书总论与论《四书》者八卷，论《易》、《书》、《诗》、《三礼》、《春秋》、《孝经》者九卷，论宋六子、诸儒、诸子、道释者三卷，论史一卷，论历代一卷，论学二卷，论性命、理气者二卷，论治道二卷，论诗文二卷，末附韵学。每一条或为光地自记，或为清植记，或为门人记，皆标于该条之末，而以光地自记与清植记者为多。李光地之学源于朱熹，而能心知其意，得所变通，故不拘于门户之见。其访经兼取汉唐之说，其讲学亦酌采陆王之义，而明辨其是非得失，往往一语而决疑。其经书总论谓“孔子之书，如日月经天，但看尊之则天下太平，废而不用，天下便大乱”，“孔子六经，字字可信”。其论《孟子》，谓“仁、义、智、礼者性也，事亲、从兄者道也。性在内，道在外。性之理似乎虚而难见，故指其实而可循者”，“程朱分理与气说性，觉得孟子不是这样说，孟子却是说气质，而理自在其中，若分理气，倒像理自理，气自气一般，气中便有理，气有偏全，理即差矣”。其论性命谓“王阳明说万物一体处，言见赤子入井，恻然救之，是赤子一体也”，“论皆极精”。又谓“性之不明也，虚斋、整庵欲于气之曲折处见性，姚江以昭昭灵灵言之，皆难以口舌争，须知气不过运动，神不过知觉，而所发之理乃性也”，“程子称形而上下为截断分明，朱子言太极阴阳当离合观，可谓精切”，“姚江以一灵明者为性，虽少近理，然所见乃心而非性也”。其论理气谓“先有理而后有有明一代虽极纯儒，亦不明此理”，是主程朱学说，一脉相承。又谓“程子言性即理也，今当言理即性也，不知性之即理，则以习为性，而混于善恶，以空为性，而入于虚无；不知理之即性，则求高深之理，而差于日用，溺泛滥之理，而昧于本源。性即理也，是天命之无妄也；理即性也，是万物之皆备也”，亦与程朱一致。李光地为清初宋学代表，此书为其代表作，全面反映了李光地的学术思想。有《榕村全书》本。《四库全书》本、民国间博氏藏园又刊《续集》２０卷。
榕坛问业
〖榕坛问业〗十八卷，明黄道周（１５８５—１６４６）撰。为黄道周部分讲学语录的汇编。黄氏自崇祯五年（１６３２）起家居，讲学于漳浦北山，七年夏就芝山之正学堂为讲舍，八年冬以原官召用，始罢讲。此书前十六卷即其自崇祯七年至八年的讲学语录，第十七卷为黄氏崇祯八、九年间答复友人问难之书，第十八卷为答同学蒋德□所问，为黄氏命弟子代答者，并附蒋氏原问十八条于后。全书以问答的形式整理而成，多署明时间，每卷分载所编弟子姓名，每卷前后又各缀以黄氏题识，明其大旨，以“致知明善”为宗，主要宗法于朱熹。谓“万物一体”，“圣人看得世上只是一物”，“自宇宙内外，有形有声，至声臭断处，都是此物贯澈”。认为人之性初，本无上智下愚之别，“上知下愚，惧是积习所成”，只要“克己”，“只把己聪明才智一一竭尽，精神力量一一抖擞”，把先天本性充分发挥出来，“如此便是格物物格，致知知至耳”。其他关于天文、地志、经史百家方面的问题，黄道周无不随问阐发，不作性命之空谈。足见道周博学贯通。虽词意间涉深奥，而指归则大体可识。明人语录。多陈因迂腐，道周此书，可以一雪其弊，而为后世学者所重。有明刊本、清刊本、《四库全书》本。
融堂书解
〖融堂书解〗二十卷。宋钱时撰。时字子是，人称融堂先生，浙江淳安人，自幼即绝意科举，精研理学，尤通《易经》，为江东提刑袁甫延聘为象山书院主讲；丞相乔行简又荐于朝廷，授秘阁校勘、史馆检阅，助修国史，以国史宏纲未毕求去其职，一生著述颇多，有《两汉笔记》、《四书管见》、《春秋大旨》、《学诗管见》、《周易释传》等，除前两种及此书尚存外，余则全佚。此书为钱氏专解《尚书》之作，体例一仍《尚书》其旧，在每篇的前面，都要阐释融贯其大旨，凡遇逸书之序，则参考《史记》，核其肘事以论篇题。钱氏主张，说解《尚书》，首先要“表章”书序，只有将书序阐释清楚，才可涉及其他问题，故此书特点，就在于其说解书序较详。之后，再引征《经典释文》、《史记集解》、《史记正义》、《史记索引》中所引马融、郑玄等汉儒旧说，用以引申其义。如解说“羲和旷厥职”，则从苏拭之说；康叔封卫在成王时，仍本孔安国《传》，“康王之诰”，则兼采张九成之说，不专主一家之言。认为，《泰誓》是告西歧之师旅，《牧誓》则是告远方诸候，都不依傍前说，自主一言。又认为《武成》一篇并无脱简，其前半部分为武王告师之辞，后半部分则为史臣纪事之体，《康诰》首节，以“周公初基定为东都营洛邑，封康叔以抚顽民”，不应当移置于《洛诰》中。尤可见其不惑于旧说，是宋人经解中的特出一家。其说解对研究《尚书》的篇题、书序、内容等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此书《永乐大典》作今名，《四库全书总目》仍之，朱彝尊《经义考》则作《尚书演义》，题为八卷。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书名仍袭其旧，厘作二十卷，但缺《伊训》、《梓材》、《秦誓》三篇，《说命》、《吕刑》也不完备，时有缺文，其他则全在。传本为《四库全书》本。　“崇德辨惑”章，谓“诚不以富”及“亦只以异”二句乃是证明“爱欲其生，恶欲其死者之为异”；“齐景公有马干驷”节，钱氏合上文为一章，谓“其斯之谓与”句乃指夷齐便是求志达道而言；又大学“此谓之本”、“此谓知之至也”二句，仍将其附于第一章之末，谓此是圣人承上厚本薄末，反复晓人之意。此类说解，俱根据旧文而盲，不取所谓“错简”之说。按陆九渊以自己所持的“心学”，也即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与朱子的“程朱理学”，也即客观唯心主义理学相论争，故九渊与朱子之书所谓各尊其所闻，各行其所知。但金期之学，惟凭心悟，有时便难免陷入“恍惚窈冥”之中。钱氏虽出于金□学派，为学却以笃实为宗，其诠发义理，类多平正简朴，不为离析支蔓之言。所以，此书之说独成一家，为后人进一步研究《论语》、《孝经》、《大学》、《中庸》等经典，开辟了许多新的思路。书前有绍定二年（１２２９）自序，未有景定二年（１２６１）天台钱可则刊书跋。《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均失载，惟有张董《内阁书目》著录。虽以《四书》为名，所解却不及《孟子》，亦可见其学派与程朱不同。以《四库全书》本传世。
融堂四书管见
〖融堂四书管见〗十三卷。宋钱时撰。时为南宋著名经学家，奇伟不群，绝意科举，研究理学，人称融堂先生。其生平详见《融堂书解》。此编凡《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大学》一卷，《中庸》一卷。为丞相乔行简于嘉熙二年（１２３８）奏取钱氏著作之一种。全书均先列经文，略加音训，最后连释其大旨。其《孝经》用古文，《大学》只分作六章，而不分经传，钱氏之学出于杨简，简为陆九渊弟子，门户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论语》“崇德辨惑”章，谓“诚不以富”及“亦只以异”二句乃是证明“爱欲其生，恶欲其死者之为异”；“齐景公有马干驷”节，钱氏合上文为一章，谓“其斯之谓与”句乃指夷齐便是求志达道而言；又大学“此谓之本”、“此谓知之至也”二句，仍将其附于第一章之末，谓此是圣人承上厚本薄末，反复晓人之意。此类说解，俱根据旧文而盲，不取所谓“错简”之说。按陆九渊以自己所持的“心学”，也即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与朱子的“程朱理学”，也即客观唯心主义理学相论争，故九渊与朱子之书所谓各尊其所闻，各行其所知。但金期之学，惟凭心悟，有时便难免陷入“恍惚窈冥”之中。钱氏虽出于金□学派，为学却以笃实为宗，其诠发义理，类多平正简朴，不为离析支蔓之言。所以，此书之说独成一家，为后人进一步研究《论语》、《孝经》、《大学》、《中庸》等经典，开辟了许多新的思路。书前有绍定二年（１２２９）自序，未有景定二年（１２６１）天台钱可则刊书跋。《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均失载，惟有张董《内阁书目》著录。虽以《四书》为名，所解却不及《孟子》，亦可见其学派与程朱不同。以《四库全书》本传世。
〖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全书合七十四卷。宋洪迈（１１２３－１２０２）撰。迈字景卢，江西鄱阳人，绍兴进士，历端明殿学士。因洪氏号容斋，故以其为书名。作者一生博学多闻，对经、史、百家、医、卜、星、算诸学无不深究。凡有所得，则随笔记之。先成《随笔》十六卷，刻于婺州，淳熙间传人宫中，深得孝宗称赞，洪迈遂接续写《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原计划每《笔》均为十六卷，但《五笔》仅作十卷时，洪迈即卒。全书历四十余年而成，对宋以前经学、历史、政治、经济、词章、典故等考据精审，对宋代典章制度记述尤详。而其对经学的考述，亦有相当高的参证价值。如论《易·说封》“寡发”应是“宣发”之伪；《诗·□风·七月》“在野八月”之“在”字意为农民出入之时，非指蟋蟀而言；辨证子夏经学，认为“孔子弟子唯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末可尽倍”；指出孟昶所刻蜀本《石九经》避唐高祖之“渊”，唐太宗之“世民”讳；根据《春秋左氏传》所载人名，推定三代时期“书已同文”；指出图谶星纬之学“为误人，圣贤所不道”。诸如此类，皆有裨于研究经文、经义、经学历史等各方面。元明均有刻本传世，《四库全书》、《洪氏晦本斋丛书》及《四部丛刊续编》均有收录，１９７８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标点本，分上、下两册。
儒行集传
〖儒行集传〗二卷。明黄道周著。为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黄道周官少詹事时所进《礼记》注五篇之五。《儒行》为《礼记》篇名，黄道周将其分立十七章，上卷凡八章：服行第一、自立第二、容貌第三、备豫第四、近人第五、特立第六、刚毅第七、又自立第八；下卷凡九章：儒仕第九、忧思第十、宽裕第十一、举贤第十二、任举第十三、特立独行第十四、规为第十五、交友第十六、尊让第十七，其篇目与《表记》、《坊记》、《缁衣》一样，均为黄道周所自创，然后杂引历代史传中有关自立、刚毅者证之。其本旨为备后之天子循名考实，知人善任，为天下得人。黄道周《礼记》注五篇意不主于解经，在于借解经以抒其忠愤，一年之中，成此五书，成之太速，考证时或有疏。然明代《礼》学，著述甚少，黄氏此书，堪为一家之言。有《石斋全书》本、《四库全书》本，道光四年（１８３４）凝远堂刻本等版本。
儒志编
〖儒志编〗一卷。宋王开祖撰。开祖字景山，皇□五年（１０５３）进士，永嘉（今浙江温州）人，试秘书省校书郎，佐处州丽水县，既而退居郡城东山，设垫授徒，年仅三十二而卒。其著作亦多不存。此编《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云为作者讲学之语，旧无刊本。据原序乃是明代汪循官永嘉时，搜访遗佚，编辑成帙。因当时作者有儒志先生之称，故题作《儒志编》。然《宋史·艺文志》有王开祖《儒志》一卷，则此书并不是由汪循所辑，或者原本残缺，汪氏为之补订刊刻而已。当时濂洛之学未兴，诸儒为学犹家自为说，开祖以孟子以来道学不明，乃以“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为宗旨，撰成此书。首章言“复者性之宅，无妄者诚之原”，“学者离性而言情，莫情之不恶？”认为“使孔子用于当时，六经之道，不若今之著矣”。末章指出，“孟子以来道学不明，吾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表明作者欲宏扬道学的思想。当时，孙复号为名儒，尊扬雄为模范，司马光乃三朝耆宿，亦怀疑孟子而推重扬雄，开祖不随趋附势，独以阐明孔孟道学为己任，务使人明治国修身之要，在当时的诸儒中，自树一派，故此书对研究北宋时期儒学发展情况有较高参考价值；对研究永嘉学派的渊源，此编则属重要著作。有《四库全书》本，乾隆间童基刊本，冒广生《永嘉诗人词堂丛刻》本。
三家诗拾遗
〖三家诗拾遗〗十卷。清范家相撰。家相字左南，与蘅州。浙江会稽人。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进士，官至柳州知府。著述主要有《环渌轩诗钞》、《三家诗拾遗》、《诗审》等。汉代传《诗》者为四家。《隋书·经籍志》谓《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惟《韩诗》存。《太平御览》多引《韩诗》。《崇文总目》亦以著录。南宋儒者不复论及。郑樵以后说《诗》者自立新义，以掊击汉儒为能，三家诗遗文遂散亡、不可复问。王应麟始缀拾残剩，为《诗考》三卷。然创始难工，多有挂漏。又于增掇杂采之说亦罕有甄择。是以家相因王氏之书，稍变体例，撰成是编，欲以增益完善王氏之书。分三方面：首为“古文考异”，次为“古逸诗”，再次以三百篇为纲，俾使三家佚说一一并而见。较王氏所录以三家各自为篇者较易寻览。惟古文考异不尽为三家之说，致使名实相违。体例乖悖。引征搜采间有未周，然比王氏之书则甚为详赡，在严虞□《诗经质疑》、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沉》等相似或同类要著之上。有《四库全书》本。
三家诗异说考
〖三家诗异说考〗十六卷。清陈乔枞（１８０９－？）撰。在《齐诗遗说考》中，据班固《汉书·叙传》、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以及范晔《后汉书·陈纪传》；所载，证明于诗传源流上有班伯其人。于《鲁诗遗说考》中，自叙踪其父寿祺未竟之业。认为寿祺仅采辑三家遗说，而无考，便缀而成之。乔枞于是书中查寻《鲁诗》之诗传源流，认为，申公《鲁诗》传自浮丘伯，其为荀卿再传弟子，如此皆载于班固《汉书》，章章可考，至于陆玑所记《子夏传》会申之类，当为《鲁诗》授受源流，确然无异。由于书籍散佚，使授受次第失查，故后人才依此节属于《毛诗》；于《韩诗遗说考》中，对某些篇章加以辩别，后人以“言三家诗者，于《鲁诗》、《齐诗》还不免附会，《韩诗》则信而有征。然或执其误倒之文及异字，不知所属而强为之说”来讥责乔枞。《三诗遗说考》对涛之授受源流及家派以及篇章归属作以考证，实为《诗》辨章学术之要作，研《诗经》者莫可轻之，有家刻本。
三家诗异文疏证
〖三家诗异文疏证〗二卷。清冯登府撰。登府字东，号伯云，又号勺园。浙江嘉兴人，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进士。选庶吉士，改官知县。官宁波府教授。工诗，兼喜倚声，尤熟掌故。其主要著述有：《汉魏蜀唐北宋清诸代石经考异》、《三家诗异文疏证》、《十三经诂答问》、《石经阁文集》等。是书依范家柏《三家诗拾遗》而成。多有沿袭，为后人所指。然并非漫无扶择，蹈故守常，且有纠正范氏者。登府援引《韩诗外传》、《汉书》以及钱大昕段玉裁之说，对《韩诗》、《齐诗》、《鲁诗》之异文加以疏证。虽沿袭援引较多，然不故饰隐没人善，足见用心之公，为三家诗研读者参考之作，有《皇清经解》本。
三礼图
〖三礼图〗四卷。明刘绩撰。刘绩字用熙，号芦泉，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弘治三年（１４９０）进士，官至镇江府知府。《礼》图之作，始于后汉阮谌，历代作者，有郑玄、夏侯伏朗、张镒、梁正，隋文帝开皇年间亦曾敕撰礼图，宋聂祟义集以上六家成《三礼图集注》二十卷。刘绩依据宋陆佃《礼象》、陈样道《礼书》、林希逸《考工记解》、《宣和博古图》等著成此书。对富室制度、舆轮名物等进行图解，对房序堂夹之位，□较贤薮之分一一分析。其他□荼曲植之属，增旧图所未备者七十余事，可补聂崇义之阙，拾林希逸之遗。所采陆、陈诺家之说，抉择去取颇为谨严，如齐子尾送女器出于魏太和中，牺尊纯为牛形，王肃据以证风羽婆娑之误；齐景公器出于晋永康中，象尊纯为象形，刘杳据以证象骨饰尊之非；蒲壁荏敷时，谷壁如粟粒，其器出于宋时，沈括据以证蒲形乐形之谬，等等，刘绩并采其说，足备一解。然此书依《宣和博古图》者颇多，被后世学者视为颠倒。《宣和博古图》所载，多揣摩近似，强命以名，且疏漏孔多，洪迈等人已指其失，刘氏以汉儒为妄作，故依《宣和博古图》，遂沿其讹。有《四库全书》本、《湖北先正遗书》本，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刊本。
三礼图集注
〖三礼图集注〗二十卷。宋聂崇义撰。祟义为河南洛阳人，少学三礼，善长礼学，后汉乾祜中，官至国子《礼记》博士，曾校定《公羊春秋》，后周显德中，累迁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是编以唐张镒等六家所撰为底本，稽其详略是非，总成一帙，于建隆三年（９６２）完成，宋初上于朝，太祖嘉之，遂命尹拙，窦仪订正后颁行。《周礼》、《仪礼》、《礼记》中所述古制，前儒曾绘图以阐明其义，首创者大约是东汉侍中阮谌。其后乃代不乏人，如《隋书。经籍志》即载郑玄、阮谌《三礼图》九卷；《新唐书·艺文志》载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三礼图》九卷等等。崇义继承了前儒的这一作法，在书中对三《礼》所述古制，诸如宫室、宗庙、车服等等之名数法式皆予绘图说明。其中对名称相异而实际相同者，仅存其名而略其制度；对名义繁多，旧图又不详载，且仅举总目而不列细目者，则按例增益补充；对有名无实之制，则略而不论；又别序目录一篇，成正文十九卷，最末一卷为《总论》。自序言，欲籍此书以明古制，也即冠冕衣服，得见吉凶之象；宫室车旗，得观古今之制；弓矢射侯，以见尊卑之别；钟鼓管磐，得见法度之均；祭器祭玉，以观大小之数；圭璧缫藉，见君臣之序。；丧礼饰具，见上下之纪云云。因书中绘图，多与郑注之说相违悼，故时受后儒所讥。但此书为综合诸家而成，颇承旧式，所绘之图亦不尽为杜撰，对上古礼制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崇义参考六本而定为一家之学，使“礼图”学派递相祖述，自成源流，在儒学发展史上亦有其一定的地位。传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以及清人钱曾影宋钞本。〗礼书〗一百五十卷。宋陈祥道撰。详道字用之，福建福州人，治平进士，除馆阁校勘，后官太常博士，赐绯衣，止于宣义郎，有《论语全解》诸书。此编为作者研究古代礼制的专著，除《周礼》、《仪礼》及《礼记》之外，宋以前历代礼制皆在所论之列。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此书约在元佑中告成并进表于朝。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祥道为王安石弟子，其思想继承了王安石排斥诸儒旧说，说经论义务以己说为先的方法。书中内容，对郑玄所注，多有抨击，如论庙制，祥道引录《周礼》、《孔子家语》、《荀子》、《春秋谷梁传》诸书，认为古代天子都是七庙，与郑玄所谓的五庙说不同。论□□，则认为圆丘自为圆丘，□自为□，力破郑玄棉即圆丘之说。论□大于也□并祭及亲庙，攻驳郑玄□小□大，祭不及亲庙之说。辨上帝及五帝，辟郑玄上帝即五帝说等等，皆为前人所未敢发者，材料齐备，论述详密，其观点堪成一家之言。总观其书，贯通经传，缕析条分，说解之后附以图，考订详悉。陈振孙称其论辨精博，间以绘图，唐代诸儒之说，近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缺，可取之处尤多。此书是宋儒研究礼制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宋儒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于宋代礼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传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等。
三诗考证
〖三诗考证〗四卷。清庄述祖（１７４９－１８１６）撰。是书多考证《毛诗正义》、《释文》与石经异同。《毛诗正义》乃唐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之一。唐贞观十六年（６４２）孔颖达受命注疏《毛诗郑笺》，汇集魏、晋、南北朝学者研究之成果，因《郑笺》阐述发挥《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为科举考试之准则。然其中文字、音韵未免错舛。述祖以考据《释文》、石经异同之方式，以订正孔氏之误。欲复其本经而明其后之疏义。如其辩“彼美淑姬”，《释文》作“叔”，音“淑”，本亦作“淑”，是诗本作“叔”，郑读作“淑”，《释文》从之。《注疏》误作“淑”，便依通志堂本改正。至若“王季”一条，认为左氏是召文，《韩诗》是今文，古今文皆作“文王”，而《毛诗》独异。至训诂皆本之左氏、郑注，礼则从韩笺，《诗》则从毛，说明《毛经正义》纰谬。述祖以训诂、小学之功力，研□《毛诗》及义疏，功而有之，然亦有牵强穿凿者，如以为“蝗”而为“鱼”，故为丰年之征即是。又泥于文字、训诂，多无关宏旨。实谓力多功少，其辨石经《释文》异同，援引经、史、子、集之法，旁征博引，可谓显矣。有《珍艺官遗书》本。
三鱼堂剩言
〖三鱼堂剩言〗十二卷，清陆陇其（１６３０一１６９２）撰，陈济编。陈济字用舟，上海金山人。贡生。此书为陆氏治学札记，原名《日抄》，末分门类，其甥陈济为排次成编，亦不标题立目，而基本有类可寻。卷一至四为五经，卷五至六为《四书》，卷七至八为诸儒得失，卷九至十二为子史。间及杂事。其中卷五至六后附《太极图说》、《近思录》，小学数条。全书共三百五十九条，对于古今之事，必一一穷究其源委，分别其是非。所论皆有根据，不为臆断空言。陆氏传程朱之学，《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清代醇儒第一。此书在程朱之余绪，而于名物训诂、典章度数一一精核，汉注唐疏为讲学家所不道者，陆氏亦皆研思探索，兼收并蓄。于朱、陆之异同，莫不委曲详明，剖析疑似。如举《左传疏》孔颖达《序》谓贾逵、服虔之徒，杂取公羊、谷梁以释氏，方凿圆枘，杜预《左传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子之经，所谓以胶投漆，陆氏谓“因思今日讲程朱之学，而杂取象山、阳明之说，是犹贾、服之训《左传》也”。又谓“子思前言性道，后复言中和，盖言性道或疑其迂远而道不可离之意，尤未甚显言中和，则必不能不谓之大本达道而不可离也，明矣”。其论《大学》谓“在物为理，即达道也；处物为义，即达德也。达道达德俱是性，亦惧是命。《中庸》首章言道不言德者，盖道与德分言之则为二，专言之则言德可以包道，言道可以包德，为灵邑诸生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文见其多云虚能生实，予谓惟实能生虚，虚安能生实？谓虚能生实者，此佛老之见也。朱子无极而太极之辨专为此”等，其体例大率如此。有杨氏刊本、《陆子全书》本、乾隆间三蕉书屋刊本、《四库全书》本。
上蔡语录
〖上蔡语录〗三卷。宋谢良佐（１０５０－１１０３年）语录，由曾恬、胡安国记录，朱熹删定。良佐字显道，河南上蔡人，学者称上蔡先生，故此编以“上蔡”为书名。据朱子后序称，初得括苍曾天隐（恬）写本一篇，皆为天隐所记；最后得胡文定公（安国）写本二篇，凡书四篇，以相参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记文定公问答；下篇四十九章，与版本、吴氏本略同，然时有小异。辄因其旧，定著为二篇。独版本所增为多，犹百余章，或失本旨夹杂他书，其尤者五十余章，至于诋程氏以助佛学，辄放而绝之，其余亦颇刊除，而得先生遗语三十余章，别为一篇，凡所定著书三篇。良佐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为学主“敬是常惺惺法（时时警觉）”，其思想深为宋子所推祟，故于此书删削特严，初成于绍兴二十九年（１１５９），乾道四年（１１６８）又重新编次，补充进良佐与胡安国手简数条，定为今传本。良佐的理学思想，在此书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反映，如良佐认为“人之气禀不同”，学者必须“穷理”，世间万物，物物皆有理，“格物穷理，须是识得天理”，显然，良佐的这一理论得自其师。良佐主张“学须从理上学，尽人之理，斯尽天之理”，如此，又进一步发挥二程的“天理论”。良佐为学主张时时警觉，以切问近思为要，其言论宏肆，以启迪后进。全书充分发挥二程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思想，既是研究良佐理学思想及其师承渊源的重要资料，又是研究程朱理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始文献。传本较多，主要有《诸儒鸣道》本，《朱子遗书》本，《西京清麓丛书》本，《正谊堂全书》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
尚书表注
〖尚书表注〗二卷。宋金履祥（１２３２一１３０３）撰。祥字吉父，浙江兰溪人，受业于王柏、何基，遂传朱熹之学，绝意进取，抗击元兵之策被采纳，始解襄樊之围。德□初，授史馆编校，力辞不就，宋亡，家居不仕，著书讲学以终，因居仁山之下，学者遂称仁山先生，一生著述较多，凡有《大学章句疏义》、《论语孟子集注考证》、《通鉴前编》、《仁山集》等等。书前冠自序，云此作的宗旨在于：摆脱众说，独抱遗经，复读玩味，为之正句画段，提其章旨，与其义理之微，事为之概，考正文字之误，表诸四栏之外。故于每页栏框之外，上下左右都用细字标识，纵横错落，不拘行款，所以，书名为“表注”。这种注经方法，在古来经注诸家中，可谓绝无仅有。其说解在搜求援引旧说的基础上，参以自己的独立见解，融合条贯，与蔡沈《尚书集传》之说有很大不同。风征引伏生、孔安国之说，也多有同异，但都确有出处，非为妄引。所列作书年月，则与其《通鉴前编》一样，悉本于胡宏《皇王大纪》，都为有据之论。并且，作者认为，《康诰》之叙应移冠在《梓材》篇首，而《梓材》篇首之“王曰封”三字，其“王”当为“周公”，至于“封”宇，则因上篇《酒诰》之衍文。诸如此类，都与前说迥异。金氏全面承继了朱熹、何基、王柏诸师对考证《尚书》真伪的态度和研究思想，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指出，西汉孔安国并没有作训解，后人如此主张，完全是受了作伪者的迷惑，因此，他肯定了《尚书》中的《古文尚书》诸篇，应该是后人的伪托之作。此书为宋儒研究连释《尚书》的最后一部著作，在总结宋儒，特别是朱熹、蔡沈诸人的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终于彻底澄清了《尚书》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实，所以，在经学史研究领域，此书具有多方面的参证价值。传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金华丛书》本等。
尚书补疏
〖尚书补疏〗二卷。清焦循（１７６３－１８２０）撰。此书摒弃门户之见，所补材料皆有依据。其认为，奉晋晚出之《尚书孔传》属于伪托。其增多二十五篇为伪，其《尧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不伪。置其伪作之二十五篇，专论不伪之二十八篇。又置其为假托之孔安国，而以魏晋人着眼，则与何晏，杖预、郭璞、范宁等人先后同时。何晏等人的传注可存而论之，则《尚书孔传》亦可存而论之。指出孔传七个优点，又加以补疏。如此，即指出《尚书孔传》之伪。而又重视其作为魏晋人传注的时代价值。当为求实而又创新之治学方法。对以往《尚书》辨伪及其它方面研究之价值与方法是一大超越。有道光间受古书店刻本，又有《焦氏丛书》本。
尚书大传
〖尚书大传〗三卷，《四库全书总目》作四卷，补遗一卷。旧题西汉伏生撰。伏生又作伏胜，济南（今山东章丘）人，曾任秦博士，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文帝时，派晁错向他学《尚书》，因其为西汉今文《尚书》的最早传授者，故西汉的《尚书》学者，多出于他的门下，今本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即由他传授而存。此书虽题为伏氏所撰，实际上却可能出自其弟子，即张生和欧阳生诸人之手，伏生殁后，其同郡弟子张生又传千乘欧阳生，诸传弟子遂杂录所闻，加以已意，别作章句，纂辑而成。因其特撰大义，因经释文，故名为“大传”。全书除卷三《洪范五行传》首尾还算完备外，其余各卷皆仅存佚文。其于经文之外，多搜采遗文，并且还推衍旁义，不与经文相比附，《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或说《尚书》，或不说《尚书》，大抵如《诗外传》、《春秋繁录》与经义在离合之间”。有时甚至只是以经做引子，驰骋和经文毫不相干的事物，反映了汉代今文经学的空虚繁琐，并开汉代纬候之说的先河。虽然如此，但书中亦保存了较多古训旧典，对研究经学历史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书成后，《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四十一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并著录三卷，并《新唐书·艺文志》别出《畅训》一卷。到了宋代，逐渐散亡，故叶梦得以其为首尾不伦，言不雅驯，多为刘向《五行传》，夏侯氏灾异之说，而失孔子本意益远。《四库全书》收载时，又增《略说》一卷，故称四卷，其间杂有郑玄之注。陈寿祺所辑三卷本中，亦有郑玄注，并附《序录》、《辨伪》各一篇。传本较多，各本卷数、所附内容亦不一致，但正文内容却少有出入，除《四库全书》本外，尚有《皇清经解续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四部丛刊》本及清抱经堂刻本等。《十三经注疏》本。
尚书大传辑校
〖尚书大传辑校〗八卷。清陈寿祺（１７７１一１８１１）撰。以崇廉耻践礼法研经术为教。解经得两汉大义。《尚书大传》四卷，补遗一卷，优胜撰。清《四库总目》已有著录。附于经解之末，《提要》以为源出于胜，而非胜所撰。本书核查群籍，首为叙录一卷，呈示证据三卷，订误一卷，又载《汉书·五行志》及他书所引五行志传论三卷，共八卷。寿祺认为独而无偶的记述为伪。指出两处或两处以上之记述与优生所传者相符或以优生为托者为真，大抵为《尚书》之逸篇，而孤而无二者，如《皇览》所述之弧记，皆可疑。该书主要功绩在于以校辑的方式指出《尚书》之逸篇。是一部深得辑校之法价值较高的校勘之作。有陈氏家刻本。
尚书地理今曙
〖尚书地理今曙〗一卷。清蒋廷锡（１６６８一１７３２）撰。是编乃其官内阁学士时所作，首题《恭录圣训》。其中考订诸儒之说，如《尧典》“隅夷”，据《后汉书》定为今朝鲜，正薛季宣、于钦之误；“宅西”，则据黄度《尚书说》不单指一具体地方，为“朔方”，正徐广《史记注》之误；“妫”“□”，则据孔安国《传》、陆德明《经典释义》之说，在今山西平阳府蒲州界，正《水经注》妫、□二水之误。又如《禹贡》“治梁及岐”，则据曾□之说，辨其非吕梁狐岐；“九河既道”则据《经典释文》，辨简洁非一河。凡考订诸儒之说１１条，考订蔡傅之说９条。均考订精核，证往古之籍也有讹辨别后儒之惑。求古地于今地相沿，也有意义。惟以今证古之法，则不足为学者训。《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尚书古文疏证
〖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清阎若璩（１６３６一１７０４）撰。若璩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东晋梅□所献《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南宋时吴□、朱熹已疑其伪，清代郝敬亦揭露其伪。若璩于此书中广泛搜集材料，进行详细考证，共提出１３８条理由，证明梅□所献，托名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并非真古文，而是伪作。内容较稍后的惠栋《古文尚书考》为详。自若璩乃引经据古－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考证中亦有不实和疏略处。如谓“马融、郑玄注本亡于永嘉之乱”，“郑注者即为其所注之逸篇”“《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调作传之事等等”，深究之，体例亦有未善者，如繁而非要、滋蔓卷秩等。然此书反食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功劳赫在，研究《尚书》者不能舍弃是书。本书亦为考据之学的楷范。书中卷一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卷三第三十三条至第四十八条，卷七第一百零二条、一百零八至一百一十条，一百二十二条至－百二十－七条，皆快佚。有清乾隆十年（１７４５），眷西堂刻本，嘉庆间天津吴氏重刻本，《皇清经解读编》本。
尚书后案
〖尚书后案〗三十卷。清王鸣盛（１７２２－１７９７）撰。鸣盛幼从沈德潜学《诗》，后又问经义于惠栋。长于汉学，对金石、目录之学也有研究，治经以尊祟马融、郑玄之学为宗旨，治史则敢于突破前人定论。本书草创于乾隆十年（１７４５），撰成于四十四年（１７７９），为王鸣盛治经之代表作，其宗旨在于发挥郑玄一家之学。认为马融、郑玄所注之《尚书》，实孔壁之真古文《尚书》。其方法是遍观群籍搜罗郑注，对其已残缺者则取马融、王肃传疏增补之，而唐宋诸儒之说一概不取，再加案语以释正义，马、王之传疏与郑相异者，则予以辨正。名曰“后案”为最后存案。其长在于搜罗群集，其短在于意泥马、郑而罕计其余，为后来孙星衍所指出。然其终不失为一部颇具价值的辨伪著作，是书有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刊本、《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
尚书集传纂疏
〖尚书集传纂疏〗六卷。元陈栎（１２５２－１３３４）撰。栎字寿翁，安徽休宁人。宋亡之后隐居三十八年，延□初诏以科举取士，有司强命所出，乃复出应试，中浙江乡试，以病不及会试。教授于家，所居堂名定宇，学者遂称其定宇先生，年八十三而卒，一生著述较多，有《勤有堂随录》、《历朝通略》、《定宇集》诸书。此书以疏通蔡沈《尚书集传》之意，故名曰“疏”；以纂辑诸家《尚书》之说，故名曰“篡”，合而言之，即日“纂疏”。虽然如此，但陈氏说解《尚书》，却并不仅仅株守蔡说。陈氏曾撰《尚书折衷》，书已亡佚，但序却收录于《定宇集》中，序中认为，未熹说解《尚书》，通其可通者，不强通其所难通者；而蔡氏《尚书集传》中则于难通罕缺焉。其宗师说者固多，异之者亦不少，予因训子，遂掇拾朱熹大旨及诸家之得经本义者，句释于下，异同之说，低一字折衷之。由此可见，陈氏思想，本推祟朱熹，但因蔡氏既为朱子弟子，其书又被定为科举之宗，故撰此书，先以蔡氏之说为本。其书体例，固蔡氏为朱子门人，故第一卷特别标列出朱熹订正《尚书集传》之目，正文中每条下，必以朱熹之说冠于诸家之前，然后方为蔡说，并间附已意，凡属已意，则标明“愚谓”二字以别之。在内容上对于蔡氏之说有增有补，但在观点上却决不相驳正，与其作《尚书折衷》时对待蔡说的观点完全不同。反映了蔡《书》成为法定科举本后的至尊地位。传本有《四库全书》本。
尚书集注音疏
〖尚书集注音疏〗十四卷。清江声（１７２１一１７９９）撰。声三十五师事惠栋，为《尚书》之学。其说多阎、惠二氏所末及。因知《古文尚书》及《孔传》皆时人所伪作，遂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之研究基础上，搜集汉儒经说，以注《尚书》二十九篇。不取伪古文及孔传。汉儒不备的则旁考他书，研精古训，有集注和音注两部分。（附补谊九卷、识字一条，《尚书集注音疏前后述外篇》一卷，《尚书经师系表》一卷）。书中或自注自疏，或采用其师惠氏《周易述》之例，凡经文注疏皆以古篆书之。本书在刊正经文、疏明古注方面超过了阎、惠二氏，该书辨《泰誓》最详核、原刻本有篆书、真书两种。有《皇清经解》本。
尚书辑录纂注
〖尚书辑录纂注〗六卷。元董鼎撰。鼎字季亨，别号深山，江西鄱阳人，受学于黄□、董铢，□为朱熹之婿，故鼎亦自谓为朱子再传弟子。此编以蔡沈《尚书集传》为宗，《集传》之后续以《朱子语录》以及他书所见载的朱熹之语，谓之“辑录”；又博采诸家之说相发明者附列于末，谓之“纂注”。自序认为，《尚书集传》既为朱熹所订正，则与朱氏自著无异。又称荟萃朱子之一经，如此，则此书实际上仍以朱熹为主也。据蔡沈《尚书集传》序言，其书只有二《典》、三《谟》尝得先生点定，其他则为蔡氏自撰。吴澄为董氏此书作序亦称，朱字订定蔡《传》，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书中《大禹谟》“正月朔旦”条下，董氏亦并附吴澄之说。由此而言，董氏对《尚书集传》的原委亦了如指掌，之所以仍称《集传》为朱熹所订正，似未免假托。吴澄序又称，蔡氏《尚书集传》自《周书·洪范》以后，其说解逐渐有疏脱之病，师说甚明而不用者有焉，又略举《金滕》、《召诰》、《洛诰》诸条之明显舛误者，因而怀疑蔡氏撰写未竞又被别人增补，或者草稿初成未及修订。由此可见元初学者对蔡《书》之说并不完全认同，甚至怀疑此书是否尽为蔡氏原作。董鼎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才撰写了此书，之所以明主蔡《书》，暗宗朱熹，是因为蔡氏受业于朱熹，其书又曾得先生点定，然舛误亦时有所见，为免后世学者有病于朱熹，故尽行搜罗朱熹有关《尚书》之说，用以说明蔡氏撰《书》并末完全因袭来熹之说，其舛误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其师。所以，本书的重要价值正如其自序所言，乃是尽行搜录了朱熹对《尚书》一经的绝大部分说解，也即“荟萃宋子之一经”，用以补充蔡《书》之不足。同时，对其他说解亦不排斥，如解《西伯戡黎》，则从吴□说，解《多士》从陈栎说，解《金滕》则兼采郑玄、孔颖达两义等等。深得时人好评，称其“甚有功于《尚书》”。有明代内府刻本，人清，有《四库全书》本。
尚书讲义
〖尚书讲义〗二十卷。宋史浩（１１０６一１１９４）撰。浩字直翁，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绍兴进士，初官余姚尉，历温州教授、太学正、国子博士、秘书省校书郎、宗正少卿。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翰林学士、知制诰、参知政事。隆兴元年（１１６３），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曾为岳飞申冤，旋因反对张浚北伐，被御史王石朋所劾，罢知绍兴府，淳熙五年（１１７８）复为右相，拜少傅、充醴泉观使，除太保致仕。据宋《馆阁书目》记载，淳熙十六年（１１８９）正月史浩撰成此书，并进献朝廷，诏藏秘府。因系经进之本，故其说解皆顺文演绎，颇近经帏讲章之体。其说主要以注疏为主，参考诸儒旧说，间附已意，融而贯之。当张浚用兵中原时、浩为右仆射，独持异见，反对北伐，颇受时人的反对。但在说解《尚书》时，却无投降思想，如解“文侯之命”一篇，极力赞颂宣王能勤政复仇，而伤叹平王无志恢复旧土，可见其并不以用兵为非。阐释经文，亦时有创见，如“命公后”一句，前儒之说皆云命伯禽为周公之后；浩却云，成王既归，周公在后，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见得周公且在后之意。书成后，颇受学者好评，朱嘉曾在《朱子语类》中云其书甚有好处，后来蔡沈作《书经集传》。即从史浩之说，孙应时《烛湖集》云，史浩之书多所发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蕴，剖诀古今异同偏见，开悟后学心目，使人沛然饱满者，不下数十百条。《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二十二卷，《文渊阁书目》、《一斋书目》并录其名，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知其传本久佚。《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厘正后分作二十卷，是为今本。有《四库全书》本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尚书今古文集解
〖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十卷。清刘逢禄（１７７６一１８２９）撰。本书侧重研究汉朝的《今文尚书》，以收集郑玄、马融等汉儒的注解为主，并附有逢禄“案语”。附校堪记一卷。成书年代难稽。收进《皇清经解续编》是书可谓汉儒注释《尚书》的总汇，有助了解汉儒对《尚书》的研究。
尚书今古文注疏
〖尚书今古文注疏〗二十九卷。清孙星衍（１７５２－１８１８）撰。本书是一部《尚书》注释文献汇编。卷首有序并凡例。经文依孔颖达《正义》本，参用《唐开成石经》，且注明今古文文字同异。以《史记》、《尚书大传》马融、郑玄说为底本，尽收《尚书》散佚古注，又仿《诗》疏体例，遍采汉魏至隋唐诸家旧注，惟不取宋以来诸人注，以其时文籍散亡，且无师传，恐滋臆说。又多采清人王鸣盛、江声、段玉裁、王念孙父子诸儒《书》说，合其所长，削繁增简，自己作疏。使《尚书》今古文注疏趋于守善，远远超过王鸣盛、江声、段玉裁等人的今古文《尚书》注释。是清代学者《尚书》注释中比较完备的一种，然正如其所言，仍有“疏漏谬误之处”。是书创始于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迄于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竭二十余年精力编纂而成。收入《皇清经解》。有《平津馆丛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万有文库》等本。
尚书精义
〖尚书精义〗五十卷。宋黄伦撰。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作者为三山黄伦彝卿，是作者为三山（今福建福州）人，字彝卿；又据书前冠余氏万卷堂刊行小序云，释褐黄君，则黄氏又为进士出身。此书搜罗自汉讫宋历代学者诠释《尚书》之文，自认所取皆为精当之语，故名。其体例一仍《尚书》之由，在每句经文下。都附有诸说，首列张九成之说，以下凡杨绘、顾临、周范、李定，司马光、张沂、上官公裕、王日休、王当、黄君愈、颜复、胡伸、王安石、王□、张纲、孔武仲、孔文仲、陈鹏飞、孙觉、朱震、苏荀、吴孜、朱正太、苏子才等等皆在搜罗之列。书中不加作者自己的论断。如遇不同，则两说或多说并存。因为首列张九成之说，所以陈振孙怀疑此书为伪托，可能为张九成原作。张九成《尚书详说》之目仅见于《宋史·艺文志》，其书久已亡佚，如果此书确为沿袭九成之作，则正可就其内容以观九成《详说》之原貌；另外，此书所引其他诸家之书，今大多已亡，只言片语，唯赖此书尚存。因此，就资料性而言，宋儒此类著作尚无出其右者，其所存诸儒言论，对全面认识宋儒经学思想、学派源流及研究成果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宋史·艺文志》著录十六卷，《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重订为五十卷。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及民国年间补刊《经苑》本。
尚书考异
〖尚书考异〗六卷。明梅□著。第一部考证《古文尚书》之伪的专著。梅□字致斋，安徽旌德人。正德八年（１５１３）人，官至南京国子监助教，终官盐课司提举。著有《尚书谱》、《古易考原》、《春秋指要》、《仪礼翼经》、《太玄图注》等，而此书为其代表作。今传本《古文尚书》之伪，自宋吴□、朱熹已疑之，历元吴澄、赵孟□至明梅□始成专著，使这一历史疑案基本上得到解决。梅氏从七个方面加以考察，第一，《史记》没有记载优生失其本经之事，晋人创伏生失其本经之说实诞妄不足信。第二，根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证明马融、郑玄所注之《古文尚书》，与东晋梅本古文篇数不合，故东晋梅本《古文尚书》不可信。第三，所谓的东晋梅赜奏本《古文尚书序》称“安国承诏作传”，也不见《史记》与《汉书》记载。第四，汉代学者从来没有引用过所谓的梅赜本《古文尚书》，朱熹早就提出过这一问题。第五，从今传本《古文尚书》之篇名看，与《孟子》、《史记》等书记载不合。第六。所谓的《古文尚书》如《大禹谟》混典、谟、誓三体而为一，而伏生今文典、谟、誓体裁分明。第七，文义可疑，自《五子之歌》以下如出一律，间或有异，不过改易增换，略加润色，即为一篇，不像优生《今文尚书》篇篇出于事实，皆可见其作伪之痕迹。梅氏认为所谓的《孔安国序》并多出的２５篇伪书皆为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又谓□水出谷城县，两汉志记载相同，晋始省谷城人河南，而伪《尚书》孔传谓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汉昭帝始元六年（前８１年）始置金城郡，而伪《尚书孔传》又谓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国卒于汉武帝时，《史记》有传，是安国生当司马迁之前，其传《古文尚书》，离设金城郡时间尚远，不当知此地名，此皆伪《尚书孔传》作伪之佐证。梅□根据孔颖达《尚书正义》所引臧荣《续晋书·皇甫谧传》，谓伪《古文尚书》中《孔安国序》和２５篇伪书为皇甫谧所作，后人考证实为魏王肃所伪造，又倍孔壁真古文１６篇为张霸所伪造，则承孔颖达之误。另外在考证方面还未为完善。至清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条分缕析，始无疑义。而此书实开其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不见于《明史艺文志》著录，清初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四库全书》收入此书，据天一阁藏本为底本，原亦不分卷，馆臣为分为５卷。又有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兰陵孙氏校刻本六卷，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浙江书局刻本、光绪十一年《平津馆丛书》本等。
尚书孔传参正
〖尚书孔传参正〗三十六卷。清王先谦（１８４２－１９１７）撰。王氏政治反对变革维新，然为学博览群书，通识名物典制。治经循乾嘉遗风，重考证，然于小学则不深究。著纂其多，大都搜集众说而成。是书也为搜集整理汉儒马融、郑玄以来历代学者《尚书》传注疏笺而成。书成约在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尚书》今古文之议，自清阎若璩辨东晋所出古文尚书为伪，其说信于海内。乾隆时有议重写二十八篇于学官，时直上书房者庄存与以为不可，遂止。王氏是作，凡经传原文凡四十九篇之数，附请考证。于今文古文皆兼收不弃。自《史记》《汉书》《白虎通》《论衡》诸书，至《熹平石经》。凡可发挥优生、欧阳大小夏侯、张生三家经文者，采集略备，马融、郑玄古文注传也辑征不弃，只于注中明标“古文”‘今文”‘伪孔传”。又旁及古今诸家义训之可采者，仍有未能尽达经义者，间下己意。皮锡瑞《经学通论·书经》称是书“详明精确，最为善本”，其评可谓真言足信。王氏此书、在清人《尚书》诸多家疏注中，其有其突出之处，书又晚，一代治《尚书》之成果，多能得以吸收，故可与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相伯仲。惟说《禹贡》“三江”犹沿近时风气，遵阮元“《三江图考》，博引繁征，未免辞费。皮氏曾说：论《禹贡》当据经文或汉人古注解之，不得从后起之说，并认为“浙江当南江，经文邪，汉人古义邪，后起之说邪。斯抑王氏干虑之一失欤”。卷首《书序百篇异同表》。详列伪古文孔传，马融、郑玄古文，《史记》大传今文，伏生二十九篇，欧阳大小夏侯二十九篇之异同，表列－览可见，却也有意义之功。有清光绪三十年虚受堂刊本。中华书局新辑校点本《十三经清人注疏》拟收此书，尚未印行。
尚书孔氏传
〖尚书孔氏传〗即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十三卷，旧题孔安国撰。安国系孔子十二世孙，字子国，山东曲阜人，受《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相传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安国悉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遂开《古文尚书》学派，承诏作书传，世称《尚书孔氏传》（一说孔安国《古文尚书》未列于学官，不曾作传），武帝时安国为博士，官至临淮太守。安国所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既未得立于学官，其书遂在魏晋间亡佚。东晋时元帝求书，豫章内史梅赜，一作梅颐或枚赜，乃增益今文为五十八篇，并各为之传，托名孔安国，进献于朝廷，是为伪《尚书孔氏传》，群臣视其为真古文而不疑，并立于学官。至南朝齐姚方兴又上《舜典》孔《传》一篇，另加经文二十八字。书前冠孔安国《尚书序》一篇，概述《尚书》流传承继及作传缘起。五十八篇中，包括伏生所传令文二十九篇，但析为三十三篇：《尧典》下半为《舜典》、《皋陶谟》下半为《益稷》、《顾命》下半为《康王之诰》、自《盘庚》析出二篇；从百篇《书序》中采录十八个篇题，于各种典籍中搜集文句缀成二十二篇，又重新编造《泰誓》三篇，凡伪造二十五篇，以合于刘向、桓谭、郑玄所论的汉代古文五十八篇之数。五十八篇之外，原有由百篇《书序》汇集而成的一篇，此书便把各《序》分插在各篇前后，每篇经文各句下皆有称为“孔氏传”的注，书中体例，大略如此。迨唐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即以此伪本为宗。但自宋代始，吴□、朱嘉等人就疑其为伪作，历经元赵孟俯、吴澄，明梅□、归有光，清阎若璩、惠栋、崔述、段玉裁、王鸣盛、丁晏等学者的考定，证实所谓的《古文尚书》、孔传及孔序惧为伪作，并多数学者认为梅氏所献的伪孔传当为魏王肃所撰。应该肯定的是，梅氏所献的《古文尚书》虽伪，但其中却保存了三十三篇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是非常珍贵的商周史料；其余二十五篇虽真伪相混，难以断定，并时代不明，但亦保存了一些上古史料，并不可尽弃而不用。至于伪孔传，作者虽伪，资料却真，它既不同于西汉今文学家空虚繁琐的杂说，也不同于东汉初期古文学家，如卫宏等人故意与今文学家立异而造作的《古尚书》说，而是集聚了八百余年人们所引用的《尚书》文句及四百年来今、古文经师的解说，对每章每句加以梳理，条析，作到每句都有解释，是《尚书》研究史上的一个很大成就。此书总结和承袭了汉代经学的全部成果，着重把圣道王功贯串在全书经文和传注中，并视时代所需，在经文和传注中融进了这样的思想：有惩于王莽、曹丕、司马炎等人都以《尚书》记载尧、舜和周公故事夺取政权，故特别强调维持封建纲常，从《尧典》中分出《舜典》、从《皋陶谟》中分出《益稷》，另造《伊训》、《太甲》诸篇，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为了宣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道统，故在伪《大禹谟》中撰写了“三圣传授心法”，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拟厥中”四句十六字，此为后世儒家所奉的“虞廷十六字”，为圣人一贯相承的神髓。所有这些，都在以后儒家哲学理论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影响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史，无论是学术史，还是思想史，政治史等等，伪孔传都是必读的参考资料。
尚书略说
〖尚书略说〗二卷。清宋翔风（１７７５一１８６０）撰。是书颇有新意。如《尧典》四岳，谓伯夷事尧，故居八伯之首而称太岳。古今相核而又相别。见地独树，如谓“古礼巡狞封禅，以为《诗》《书》《礼》皆有封禅，唐人引今文《尚书》，皆马、郑古文，所见俱确。注意到文献在变乱过程中之错杂性，以及帝王礼仪在古典文献中之突出地位。然其亦有断于臆说者，如斥司马迁《史记》为古文家说，实属去古甚远，凭于臆决。是书不拘旧窠，独树自见，为《尚书》研究者之参启之著。有浮溪精舍本。述之弧记，皆可疑。该书主要功绩在于以校辑的方式指出《尚书》之逸篇。是一部深得辑校之法价值较高的校勘之作。有陈氏家刻本。
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
〖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一卷。清陈乔枞（１８０９一１８６９）撰。《汉书·儒林传》称：优生授儿宽，欧阳大小夏侯之学，皆出于宽。当宣帝时，欧阳大小夏侯始立于学官。同一源流，不知有伺分别。大小夏侯则夏侯胜，夏侯建且相互不同，其一家也有违异。欧阳氏自欧阳生至□，凡八世皆为博士，杨震、丁鸿也习欧阳《尚书》，其学最显，而书仍无传。是书所辑遗说，必诸书征引且明注“欧阳”“夏侯”者，方得辑入，态度极为谨慎。书中多引其父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以资发明，自加按语，也较为严谨。欧阳、夏侯之说久已亡佚，赖此得已窥其一斑，虽吉光片羽，弥可珍贵。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尚书谱
〖尚书谱〗一卷。清宋翔风（１７７５一１８６０）著。风翔有《尚书略说》已著录。本谱改题“《虞书》”为《虞夏书》，谓赞为“三科之条、五家之教”，认为虞夏同科。视“《虞书》有《尧典》，《尧典》有舜事”，为“顺古文考古道以记之，非当代之语”。欲以发挥董仲舒虞夏同科之义，为求于道术相会，沿此以查究。认为《尚书》之逸篇，并非为百家之杂说，认为时间逾古愈近于《尚书》本文。所见甚卓，非但抒之一家论见，亦披露部分研究《尚书》及其逸篇之方法。此书为研究《尚书》者不可忽略之要著。有浮溪精舍刊本。
尚书全解
〖尚书全解〗四十卷。宋林之奇（１１１２－１１７６）撰。之奇字少颖，号拙斋，世称三山先生，候官（今福建福州）人，师从吕本中，绍兴进士，累迁校书郎。当时朝廷欲令学者参用王安石《三经义》之说，之奇却认为其为邪说，后由宗正丞提举闽舶，乞祠家居，门人有吕祖谦诸人，有《拙斋文集》传世。之奇精研《尚书》，乃加以诠解，撰成此书。前冠自序，谓是书博采诸儒之说而去取之，苟合于义，虽近世学者之说，亦在所取；苟不合于义，虽先儒之说，亦所不取，并详论《尚书》源流。正文中颇多异说，能以史相佐证，如以阳鸟为地名，三俊为常伯、常任、准人等等，皆为前人所不言之说。特别是说解《洪范》篇，宋儒说《尚书》虽与汉儒不同，但在对待《洪范》的态度上却与汉儒一脉相承，尊信不疑，并且用陈抟所绘底图，把所谓《洛书》绘成《太一下行九宫图》，认其为神龟背上所刻的《洛书》原文，之奇摒弃前人的尊崇迷信态度，首先对它的真实程度提出怀疑，认为事实未必如此。此举在有宋一代，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故此书在《尚书》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堪称一家之言。而林氏本人，则为恢复《尚书》的本旨思想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其说解，至《洛诰》而终。《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及《文献通考》均著录为五十八卷，据其孙林耕后序称，本书脱稿之初，为其弟子吕祖谦持去，迨书肆锓刻，遂加增补，后林耕于友人处得一手稿，及重新厘定，作四十卷以行世。后流传既久，书有散佚。清修《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传本今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
尚书疏衍
〖尚书疏衍〗四卷。明陈第著。自序谓少读《尚书》只读经不读传注，口诵心维，得其意于深思者颇多。近因宋元诸儒疑《古文尚书》为伪作，因著文数篇以辨。又参取古今注疏，附以自己心得著成此书。卷一《尚书》考、古文辨、引《书》证、《尚书评》四篇，皆为辨论梅□所献《古文尚．书》为不伪而作，以朱熹等所疑为非，排低梅□《尚书考异》、《尚书谱》二书，纯属失考。卷二《虞书》，卷三《夏书》、《商书》，卷四《周书》，凡名举若干条，进行考述，虽不由训诂人手，而绝少臆断空言。如论《洪范》非龟文等，足破诸儒穿凿附会之说。有《陈一斋全书》刊本、《四库全书》本。
尚书通考
〖尚书通考〗十卷。元黄镇成（１２８８－１３６２）撰。镇成字元镇，福建邵武人，以荐受江南儒学提举，未及赴任而卒，著有《秋声集》等书。镇成此书，专以考证、诠释《尚书》中记载的四代的名物、典故、制度诸事。书前有自序，云求帝王之心易，考帝王之事难，可知其治学研经，重在实用，不尚作空谈。书中体例，在广泛搜求前人旧说的基础上，对见载的虞、夏、商、周诸朝名物典章进行考释，并时附已见，对旧说有分歧者，亦进行论断，颇为详备。几乎将元以前有关论释《尚书》中名物、典故、制度等的说解尽纳其中。唯在论断中，时有漫患，如论闰月而牵涉后世司天之书，论律而旁引京房之法，论乐而□列自汉至宋之乐名，所论皆与经义无关。其他如四仲、五品、五教、九畴、六府、三事之类，于经文都有明文，而书中仍然复登其图谱，说解也无新的发明，此亦为多余之举。至于《尧典》“曰若稽古”一条，其说解时又独参稽认训诂方法，特出全书体例之外。故《四库全书总目》怀疑此书“似乎随笔记录之稿，未经刊润成书者”。此书虽然在体例与内容上时有疵漏，但因作者以求实并实用为本，根据书本以道政事，所以，无论是那些比较丰富的引文，还是作者自己的论断，对研究《尚书》一经中的名物、典章及其制度，都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其实用性，非元儒同类著作可比。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传世。
尚书王氏注
〖尚书王氏注〗原十一卷，今存二卷。三国魏王肃（１９５－２５６）撰。肃字子雍，东海（今山东郯城）人，王郎之子，历任散骑黄侍郎、议郎、侍中等职，官至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师宗汉代纯古文学派贾逵、马融、一生综贯群经，除此书外，尚作《尚书驳议》五卷，今已佚。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汉代伏生仅能口授《尚书》，成《尚书》今文学派，武帝时。凡立“五经”博士十四家，今文《尚书》学三家均在其中，立为学官。郑玄等古文经学派为与今文经学对抗，遂重改今文《尚书》为古文，并将优生所授义理一并修改，只保留了部分汉代今文经学家的《尚书》之说。王氏虽为古文学派，但对郑玄兼采今文，传注《尚书》的作法极为不满，故著书立说，－与郑玄驳难，郑赞谓：“孔子撰书，乃尊而命之《尚书》。尚者上也。”王肃序则谓：“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由此造成了“王学‘与”郑学“的激烈论争。本书是”王学“一派的代表作之一，它纠正了郑注中许多谬误，是《尚书》学中影响比较深远的一家，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据史籍记载，王氏曾采摭诸家之说，成《尚书解》一书，《隋书·经籍志》著录王肃《尚书》十一卷，《尚书驳议》五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王肃《尚书注》十卷，《尚书驳议》五卷。宋代以后，传本散亡，只有残章断句散见于有关典籍中，入清，为马国翰辑出。后世学者多疑此书即为梅赜所献伪《尚书孔氏传》，认为王肃为与郑玄学派一争高低，不惜托名孔子后裔制造伪书，后为梅氏所得，经重新整理后进献朝廷，如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尚书后案》中指出：”王注之存于今者，按之皆与马融及伪孔合，伪孔之出于肃，乃情事之所有。考古者当以此辨之。“通行本为《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尚书详解（陈经）
〖尚书详解（陈经）〗五十卷。宋陈经撰。经字显之，一字正甫，江西安福人，庆元进士，官终奉议郎，泉州泊干。一生嗜书成癖，多启益后学，著作尚有《诗讲义》、《存斋语录》诸书，已佚不存。书约于宁宗时告成，正值蔡沈《尚书集传》初出之时，但陈氏却少取其说，多取古说，间参以己义，仍按《尚书》原有体例排列，其说解，以援引后世之事相互参证为主。并在序中阐述了自己对研究《尚书》所持的观点，认为研读《尚书》之法，当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书，只有吾心与是书相契而无间，然后才知《典》、《谟》、《训》、《诰》、《誓命》等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其思想与陆九渊之学颇为相似，强调唯心，推崇”《六经》注我“之说，如论述舜放四凶，陈氏即云，舜这样作的目的，是欲使其”居止“，俾其无所忧虑。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则欲明先王爱物之心，转失圣人惩恶之义，颇有未协“。对经文的疏解，句栉字比，比较详明，往往发先儒所未发，可与林之奇、夏□所撰《尚书全解》、《尚书解》诸书相表里，特别是此书不袭蔡沈之说，颇能说明作者坚持已念，不轻易苟同他家之说的治学态度。对考察宋代经学发展史有参考价值。《宋史·艺文志》即著录为五十卷，入清，传本颇为完善，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
尚书详解（夏撰）
〖尚书详解（夏撰）〗二十六卷。宋夏撰。撰字元肃，号柯山，浙江龙游人，据是书序称，其少即业是经，妙年撷其英，以掇巍第，由此，夏氏当为进士出身。是书集孔安国、孔颖达之传疏，苏轼《东坡书传》、陈鹏飞《书解》、林之奇《尚书全解》、程颐《书说》、张九成《尚书详说》等诸儒之说，虽博采诸家，而尤以林之奇说为多，几达十分之六、七。夏氏解经。反覆条畅，深究详绎，使唐虞三代之大经大法，灿然明白，不失为宋儒说《尚书》之善本。明洪武间，初定科举条式，诏习《尚书》者并用此书及蔡沈《书经集传》，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永乐中，《书经大全》成，始独用蔡《传》。刻本久佚，抵清时仅存钞本，脱误尤多。纂修《四库全书》时，浙江采进《虞书》、《尧典》至《大禹谟》全缺，《周书》中缺《泰誓》中、《泰誓》下及《牧誓》三篇，又缺《泰誓》之末简。馆臣遂以《永乐大典》参校，但《泰誓》一篇《永乐大缺载》无从校补，其余名篇，尚存全文。馆臣各据以补辑，复成完帙。书中文句则以《永乐大典》及浙江采进本互校，择善而从，原本分十六卷，经文下多附重言、重意，馆臣病其鄙浅，及全部删除，重加厘定，勒为二十六卷，是为今本及二十六卷之由来。除有旧钞本外，还以《四库全书》本传世。
尚书要义
〖尚书要义〗十七卷。宋魏了翁（１１７８－１２３７）撰。了翁生平事迹，详见《周易要义》。了翁居靖州（今湖南靖县）时，著《九经要义》，凡二百六十三卷。皆摘录注疏中精要之语，标以目次，以便简阅，此书即了翁摘录《尚书》注疏而成，为其《九经要义》之一种。《尚书》孔安国传本出于伪托，循文衍义，无大发明，亦无大瑕疵，故宋儒说解《诗经》，多排斥《小序》，说解《春秋》则排斥三《传》，但说解《尚书》，却不甚排斥孔氏。孔颖达撰《尚书正义》虽冗于稍立同异，而原原本本，考证粲然，故《朱子语录》亦说，欲明《尚书》名物典故，当看疏文。由于《尚书》之文向称佶屈聱牙，晦奥难懂，加之注疏浩瀚芜杂，颇不便于阅读，致使学者卒业为艰。了翁有感于此，乃淘汰冗文，使后人不病其芜杂，但对一切考证之实学，则精华必撷，使此书成为学者阅读注疏的指南，很有普及之功。此书原目二十卷，但今本中第七、第八、第九卷已佚，尚存十七卷，并《序说》一卷。传本颇为罕见，《四库全书》收载，所据为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凡于所明而无疑者，从蔡氏；其所有疑于心、而不敢苟从者，辄录为篇，以求是正”，知此书亦以宋蔡沈《书集传》为主，加以马明衡自己的心得，间纠蔡传之失。如谓“六宗”之说，自汉以来说者不一，当依祭法为得其义。谓“辑五瑞”为朝觐之常，非为更新立异。“治梁及歧”谓为蔡传胜孔氏。《洪范》“日月之行”取沈括之说。于《金滕》颇多异辞。明人解经，空疏冗滥者居多，明衡此书，能研究古义，参酌众说，不主一家，对于蔡沈《书集传》提出质疑，尚属醇正之作。有《四库全书》本。　“多取后世之事，纠以经义”，刘毓崧《跋》称“虽不尽与经义比附，百多于明事有关”。王夫之在书中对明代政治多所批评，如《尧典》第二篇，既论命相的重要，又在《周官》篇发挥文王不置相的流弊，讥刺明代自朱元障不设相，数传以后，大权旁移，因此亡国。《舜典》第二篇指陈明代严刑峻法之非，第四篇斥恢复肉刑之害。《吕刑》篇详论五刑、五罚之惨，讥刺明代过于重用刑罚，摧残民命。对老子、庄子、陆九渊、王守仁之学及佛家的惟心惟识论，也多有攻击。如《尧典》第一篇论“钦明”，实在批判王守仁“良知”说，《舜典》第一篇论“玄德”，则以批驳老子“玄旨”。王夫之在书中还提出“延天□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天无为”，不能解决人的吉凶祸福，强调“人有为”，“有为而求盈，盈而与天相争胜”。还强调“能”（人的主观认识）必须与“所”（客观）相结合，“能必副其所”批判佛教的“唯心唯识”及陆、王宣扬的“意之所在便是物”，举例说“越有山，我未至越，不可谓越无山，则不可谓我之至越者为越之山也”。对知与行的关系，提倡“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反对朱熹”‘先知后行”和王守仁“知行合一”说。强调“行”之重要，谓“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等。对于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有所发展，于“知行”说有所贡献。有《船山遗书》本、１９６２年北京中华书局铅印王孝鱼点校本、１９７６年重印。
十七卷。宋魏了翁（１１７８－１２３７）撰。了翁生平事迹，详见《周易要义》。了翁居靖州（今湖南靖县）时，著《九经要义》，凡二百六十三卷。皆摘录注疏中精要之语，标以目次，以便简阅，此书即了翁摘录《尚书》注疏而成，为其《九经要义》之一种。《尚书》孔安国传本出于伪托，循文衍义，无大发明，亦无大瑕疵，故宋儒说解《诗经》，多排斥《小序》，说解《春秋》则排斥三《传》，但说解《尚书》，却不甚排斥孔氏。孔颖达撰《尚书正义》虽冗于稍立同异，而原原本本，考证粲然，故《朱子语录》亦说，欲明《尚书》名物典故，当看疏文。由于《尚书》之文向称佶屈聱牙，晦奥难懂，加之注疏浩瀚芜杂，颇不便于阅读，致使学者卒业为艰。了翁有感于此，乃淘汰冗文，使后人不病其芜杂，但对一切考证之实学，则精华必撷，使此书成为学者阅读注疏的指南，很有普及之功。此书原目二十卷，但今本中第七、第八、第九卷已佚，尚存十七卷，并《序说》一卷。传本颇为罕见，《四库全书》收载，所据为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尚书疑义
〖尚书疑义〗五卷。明马明衡著。明衡字子萃，福建莆田人。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进士，嘉靖初官监察御史，以故被终身废弃不用，乃潜心学问。初受业于王守仁，故史称闽中有王氏学，自明衡始。事迹附见于明史》卷二百零七《朱□传》后。此书撰成于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是马明衡读《尚书》的札记。自序谓”凡于所明而无疑者，从蔡氏；其所有疑于心、而不敢苟从者，辄录为篇，以求是正“，知此书亦以宋蔡沈《书集传》为主，加以马明衡自己的心得，间纠蔡传之失。如谓”六宗“之说，自汉以来说者不一，当依祭法为得其义。谓”辑五瑞“为朝觐之常，非为更新立异。”治梁及歧“谓为蔡传胜孔氏。《洪范》”日月之行“取沈括之说。于《金滕》颇多异辞。明人解经，空疏冗滥者居多，明衡此书，能研究古义，参酌众说，不主一家，对于蔡沈《书集传》提出质疑，尚属醇正之作。有《四库全书》本。
尚书余论
〖尚书余论〗一卷。清丁晏（１７９４一１８７６）撰。丁晏字俭卿，号拓唐（一作拓堂），晚号石亭居士。山阳（今江苏淮安）人。道光元年（１８２１）举人。以教读、讲学及著述为事，主进文津书院、丽正书院。东晋梅□所献《古文尚书》与《孔安国尚书传》，宋朱熹、吴□、明梅□等都曾经怀疑为伪书，清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证明二书为伪作，已成定论。惠栋、王鸣盛、李□等相继辨证，认为出于三国魏王肃一手伪造，而未取额定。丁晏以为上述诸家议论尚未畅明其旨，特又著此书加以申辨，论证，故名《余论》。认为孔安国只传授古文，未尝著传，真古文《尚书》久佚不传，今所传《孔安国尚书传》及《论语注》、《考经传》皆为王肃依托伪造。主要论点共二十一条，指出《古文尚书孔传》始见于王肃《家语》后序，为伪书。《古文尚书》西晋已立博士，非东晋梅□所伪作。王肃注书多与《孔传》同。对自阎若璩以来备家之论证，详加补充完善，使之“畅明其论，确证其由”。至此所谓《孔安国尚书传》为王肃之伪始作始成定论，为《古文尚书》考证方面的又一重要著作。有《六艺堂诗礼七编》本、光绪间吴县未氏家塾刊《经学丛书》本。
尚书正义
〖尚书正义〗二十卷。旧题孔安国传，唐孔颖达（５７４－６４８）等疏。颖达生平，详见《周易正义》。东晋伪《尚书孔氏传》传布于世后，南朝经学受佛教以义疏解经方法的影响，而各依伪《尚书孔氏传》作义疏，自南朝抵唐初，《尚书》义疏已达十几家之多。唐初，为了给自汉至隋的经学做一总结性的整理，同时，也是为了统一南、北学风，加强思想上的政治统治，及为全国学校颁行教材，遂先命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既而又命孔颖达主持撰写《五经正义》。贞观间，颖达于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奉撰《尚书》义训百余篇，初名《义赞》，太宗诏改作《正义》，以伪《尚书孔氏传》为底本，搜求采辑自南北朝以来各家，如费□、蔡大宝、巢猗、顾彪、刘焯、刘炫诸《义疏》，其中，主要根据费□、刘焯、刘炫三家，取材于二刘者尤多，之后，加以综合发挥，并把受禅、玄两学影响较深的《义疏》删除，约在贞观十六年（６４２）始告完成。初稿完成后，马嘉运驳正其失，高宗永徽四年（６５３），长孙无忌又率人加以刊定，始行于世。本书体例，一仍伪《尚书孔氏传》之旧，今文《尚书》三十三篇，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凡计五十八篇。其书虽以伪作为真品，排斥了马融、郑玄、王肃诸家旧注，借助国家的力量予以颁行，使后世学者对《尚书》各种版本的真面目认识不清；但却如伪《尚书孔氏传》一样，保存了三十三篇（二十八篇）优生所传《今文尚书》，为商周文献的孑遗，又在《专》的基础上进行了疏正，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古史的珍贵资料。另外，书中对上古社会的典章文物的训诂，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无论在经学史的研究上，还是在史学史的研究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书成后单行于世，抵南宋，始把伪《尚书孔氏传》与孔颖达《正义》合刻成《尚书注疏》《阿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两代均将其汇刻在《十三经注疏》中，故通行本为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　“厥正人”引“帷厥正人”为证，“日若稽古，帝尧”引“越若来”为证，“德懋懋官”引“时乃功懋哉”为证，则前后显然矛盾，诚为蔡氏之疏略，陈泰交所指谪极是。同字异解者三百二十三条，陈氏皆直录《蔡传》语注，一一排列，不加论断。明代私人著作纠蔡沈《书集传》之失者，如马明衡《尚书疑义》、袁仁《尚书砭蔡编》等，多从典制名物的角度补正蔡传之阙，陈泰交此书从训诂学角度指谪蔡传之失，然陈氏采用以矛攻盾之法，仅就蔡传自注之间的矛盾人手，没有广征博引、援古证今，加以阐发，是此书尚未展开。朱彝尊《经义考》误陈泰交为陈泰来，《四库全书》据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收录。　存，也以此两家为断。自序称，其撰书宗旨，期望与两先生之说相合而已，不敢以私意定夺去取。其所说在名物训诂上多有缺略，甚至有不相及者；而在阐发经文义理方面却较详细，多有为他书所不及者。王氏一生以研经为主，其所撰书并不参以已意，在元儒中可谓少有。本书特点在于：其较多地保留了宋儒朱熹及真德秀说解《尚书》的观点，并将这些说解集中于一帙之中，为后世学者系统、全面的研究他们的《尚书》学术观点，提供了方便。但对其舛误之处，不加已意，不作驳正，一仍其旧而录之，堪称不类之举。这种研究《尚书》方法，说明了元儒除少数几人外，其他皆不能在思想上摆脱前代的影响。有明刻本，庋藏北京图书馆，另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　“奥若、“越若”之前后异训；“三百六旬有六日”为宋历，非古历；《晋书》所引梅□事迹不出《晋书》；“方命”当从《蜀志》；“并州”不在冀东；“医巫闾”即辽东，不得既为幽州，又为营州；《禹贡》所载“鸟鼠同穴”为实有其事；“用爽厥师”之“爽”应训为：“失”；“说筑傅岩”为版筑；“遁于荒野”取苏轼说，以甘盘为是；《西伯戡黎》为武王；“洪舒”通作“洪荼”；“虎贲”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连“耄”宇为句等，皆确有所据。也有考证有误、不足为信的，如“南讹”，蔡传注谓《史记索隐》作“南为”，袁仁谓“《史记索隐》现在皆作‘南□’，未尝作“为”也”，是袁仁只据今本《史记索隐》，旧本有作“南为”者；“不格奸”训为“不去正他奸恶”；“鲜食“训为“肉食”；“怪石”解为“资服饵”；“泊陈”训“陈”为“旧”等，被后世学者指为“有意立异”而不可为训者。此书开宗明义，专为纠蔡传而作，故名《砭蔡编》，曹溶《学海类编》收入此书，题为《尚书蔡注考误》。又有《四库全书》本。　“大司乐”郑玄注所谓六律合阳声，六吕合阴声，亦即余氏之律吕分用之说也。所以，书中虽自出新意，亦皆有所根据，并非空言杜撰之论。至于其准大衍之数以制《河图》，准太乙行九宫法以造《洛书》，则前有道士陈抟，宋氏步其后也。元儒研究乐学，多袭宋儒之遗说，如熊朋来《瑟谱》、刘理《律吕成书》等均是如此。而有元一代，著述尤稀，今所能得见者，唯此编与熊、刘二书。其较熊、刘二书，尚能多有新意，虽亦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对于考见元儒研治乐学之一斑，仍具有参考价值。此书《文渊阁书目》著录，但却久无传本，唯《永乐大典》尚录其全文，因屡经传写，故舛误甚多。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自《大典》中辑出，并给予校正，使其得复旧貌。除《四库全书》本外，又有《墨海金壶》本。
尚书注考
〖尚书注考〗一卷。明陈泰交著。陈泰交字同倩，浙江嘉兴人。万历中国子监生，著有《赍志斋集》等。此书专为考证宋蔡沈《书集传》之讹误而作。所考凡引经、注经不照应者三条，同字异解者三百二十三条。不照应者三条，如”厥正人“引”帷厥正人“为证，”日若稽古，帝尧“引”越若来“为证，”德懋懋官“引”时乃功懋哉“为证，则前后显然矛盾，诚为蔡氏之疏略，陈泰交所指谪极是。同字异解者三百二十三条，陈氏皆直录《蔡传》语注，一一排列，不加论断。明代私人著作纠蔡沈《书集传》之失者，如马明衡《尚书疑义》、袁仁《尚书砭蔡编》等，多从典制名物的角度补正蔡传之阙，陈泰交此书从训诂学角度指谪蔡传之失，然陈氏采用以矛攻盾之法，仅就蔡传自注之间的矛盾人手，没有广征博引、援古证今，加以阐发，是此书尚未展开。朱彝尊《经义考》误陈泰交为陈泰来，《四库全书》据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收录。
尚书纂传
〖尚书纂传〗四十六卷。元王天与撰。天与字立大，江西吉安人，初习举子业，后为赣州路先贤书院山长，著此书。大德年间宪使臧梦解上其书于朝，诏受临江路儒学教授。此书首先列孔安国《传》、孔颖达《疏》，而后附录前儒诸家之解说，但其大旨则仍以朱熹之说为宗，并以真德秀说相补充。其原因大概在于：朱熹考论群经，以《尚书》托属弟子蔡沈，故天与以蔡氏《尚书集传》为据；真德秀则在其撰《书说精义》以外，复有《大学衍义》一书，其所论与虞、夏、商、周之大经大法多有互相出入者，故天与亦备而采之。其注疏或删或存，也以此两家为断。自序称，其撰书宗旨，期望与两先生之说相合而已，不敢以私意定夺去取。其所说在名物训诂上多有缺略，甚至有不相及者；而在阐发经文义理方面却较详细，多有为他书所不及者。王氏一生以研经为主，其所撰书并不参以已意，在元儒中可谓少有。本书特点在于：其较多地保留了宋儒朱熹及真德秀说解《尚书》的观点，并将这些说解集中于一帙之中，为后世学者系统、全面的研究他们的《尚书》学术观点，提供了方便。但对其舛误之处，不加已意，不作驳正，一仍其旧而录之，堪称不类之举。这种研究《尚书》方法，说明了元儒除少数几人外，其他皆不能在思想上摆脱前代的影响。有明刻本，庋藏北京图书馆，另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
韶舞九成乐补
〖韶舞九成乐补〗一卷。元余载撰。载字大车，福建福州人，自称三山布衣，以养亲辞官，笃行授徒，仁宗时代人。此书首为九德之歌音图，次为九德之歌义图，次为九磬之舞缀兆图，次为九磬之舞采章图。其歌图以五声五言相配，所谓平浊平清者，与沈约、徐景安分平声为上下以配五音者相异，与司马光、刘锗诸家以喉舌唇齿牙配五音者亦不同。又以六律六吕分用，与诸家乐书以十二律相生之次为旋宫七音之次者，尤其截然不同。然考周德清《中原音韵》中所谓阴平阳平，也即余氏之平浊平清之说。《周官》”大司乐“郑玄注所谓六律合阳声，六吕合阴声，亦即余氏之律吕分用之说也。所以，书中虽自出新意，亦皆有所根据，并非空言杜撰之论。至于其准大衍之数以制《河图》，准太乙行九宫法以造《洛书》，则前有道士陈抟，宋氏步其后也。元儒研究乐学，多袭宋儒之遗说，如熊朋来《瑟谱》、刘理《律吕成书》等均是如此。而有元一代，著述尤稀，今所能得见者，唯此编与熊、刘二书。其较熊、刘二书，尚能多有新意，虽亦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对于考见元儒研治乐学之一斑，仍具有参考价值。此书《文渊阁书目》著录，但却久无传本，唯《永乐大典》尚录其全文，因屡经传写，故舛误甚多。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自《大典》中辑出，并给予校正，使其得复旧貌。除《四库全书》本外，又有《墨海金壶》本。
少室山房笔丛
〖少室山房笔丛〗三十二卷，续集十六卷。明胡应麟（１５５１一１６０２）撰。应麟字元端，后更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内。浙江兰溪人。万历四年（１５７６）举人。后屡试进士不第，遂筑窒山中，以读书著述为业。记诵淹博，与杨慎、陈耀文、焦□等齐名，被王世贞置于明末五子之列。著有《少室山房类稿》等书。此书为其考证笔记。共分《经籍会通》、《史书占毕》、《九流绪论》、《四部正讹》、《三坟补逸》、《二酉缀遗》、《华阳博议》、《庄岳委谈》、《玉壶通览》、《双树幻抄》十部分，以天干标序。《续集》则为续甲部《丹铅新录》八卷、续乙部《艺林学山》八卷。每一部前均有作者《引》一篇，概述该部大意。《经籍会通》考论图籍的撰著流传与收藏情况；《史书占毕》评论史书与史事；《九流绪论》考论诸子百家源流；《四部正讹》辨订伪书《三坛补逸》论述汲冢遗书；《二酉缀遗》采掇奇闻异事；《华阳博议》杂述古人博闻强记之事；《庄岳委谈》杂论社会杂事；《玉壶逼览》、《双树幻抄》分别谈论道教、佛教；《丹铅新录》专为驳正杨慎《丹铅总录》而作；《艺林学山》专为驳正杨慎《艺林伐山》而作。明自万历以后，心学流行，儒风大变，不复以稽古为事，应麟能研究旧籍古义，参校疑义，在明代诸儒中尚属笃实者。其《丹铅新录》，对杨慎在《丹铅总录》中考辨的问题多加驳正，如《五行》、《皋陶有后》、《朱文公》、《朱子忿□》、《周礼屦人》等篇，多关经传及儒家，引证古书极详博。其《四部正讹》为古籍辨伪学名篇，辨定经部伪书很有成绩。对后世辨伪学有深远影响，对经学研究也有一定参考价值。然其谬误也不少，明沈德符《敝帚轩剩语》、清王士祯《香祖笔记》、张文梵《螺江日记》等对其谬误多所指摘，可供参考。有明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吴勉学校刻本、光绪间广雅书局刻本、１９５８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标点本等。
少仪外传
〖少仪外传〗二卷。宋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撰。此书为训课幼学而撰。故取《礼记·少仪》以为书名。书中杂引前哲之懿行嘉言，兼及于立身行己，应世居官之道，不与《礼记》中的经义相比附，故名曰“外传”，犹如韩婴引事说《诗》，而自题作《韩诗外传》一样。书中采缀旧文，体例略同于朱子《小学》。作者认为，小学之洒扫、应对、进退，也即“精义入神之妙”，而初学者往往多有忽视。玩乎见闻，汩乎思虑，掉以轻心，故采摘前言往行所当知而易见者，汇编成书，用于训课幼学。认为后生“且须理会曲礼、少仪、礼仪等学”。主张“持心以清洁，处心以公平”，提倡“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以为后世学者若能览读此书，便会“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全书采择较精，语言明畅，作者的出发点虽为封建社会培养后继人才，但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论断，则对后学有很高的警鉴意义。同朱子的《小学》一样，对研究儒家教育思想及我国古代的启蒙教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原书久佚，世无刊本，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今本载于《永乐大典》中，清修《四库全书》馆臣自大典中辑出，有宋人胡严起跋，祖谦弟祖俭序。此书又名《辨志录》，除《四库全书》收载外，尚以《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金华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行世。
申鉴
〖申鉴〗五卷。汉荀悦（１４８－２０９）撰。悦为东汉末政论家、史学家，据《后汉书·荀悦传》记载，“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为五卷，列入儒家类。是阳书卷一为《政体》，卷二为《时事》、卷三为《俗嫌》，卷四为《杂言》上，卷五为《杂言》下。全书内容大旨以儒术谈政治。主张刑德并用，认为“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以达到“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加以小人，治其刑也”。作者反对“富人名田逾限”，提出了一种“耕而勿有”（田可耕而不占为私有）的社会空想。对谶纬符瑞等迷信思想，作者进行了驳斥，以神仙术为虚诞，认为“柱上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主张秉中和以养性。强调学习，认为“生而知之者寡矣”，“学而知之者众矣”，“人非下愚，则皆可以为尧舜”。并认为万物各有性，主张“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消”，“教扶其善，法抑其恶”。明正德中，吴县黄省曾为之撰注，凡一万四千余言，引据博洽，多得作者原旨。传本有《汉魏丛书》本，《广汉魏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及１９８４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百子全书》本。
呻吟语摘
〖呻吟语摘〗二卷。明吕坤（１５３６－１６１８）撰。吕坤一生笃于理学，每有心得，辄笔记之，历五十余年而成书。分四卷刊行。后其子吕知畏又取所遗若干条，续于四卷本各款之后重刊之，吕坤谓前四卷本选择不精，校仇不慎，乃亲自删削，又取知畏所续录者编为二卷，凡三易其稿而成，定名曰《呻吟语摘》。上卷为内篇，分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七门；下卷为外篇，分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等九门。所论多为应时治世之理。名为“呻吟”寓“病道之弗明、弗行”、“疲癃颠连而无告者”。由于是吕氏自选本，基本上代表了其理学思想的精华。《明史艺文志》著录此书四卷，即据初刻本。《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著录《呻吟语摘》二卷。有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刊本。
神灭论
〖神灭论〗一篇。南朝齐梁之际范缜（约４５０－５１５）撰。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人，出身寒微，“好危言高论”不畏权贵。先后仕齐、梁，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远等职。继魏晋玄学以后，东晋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又转为鼎盛，成为统治阶级在精神上级役劳动人民、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工具。宋、齐、梁、陈诸朝，无不以崇佛为尚，一时间大兴土木，佛刹遍地。这样，佛教就取代了儒、道两家，取得了至尊正统的地位。有鉴于此，范缜综合并发展了魏晋以来的无神论和神灭论思想，对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看到佛教的发展，使得“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土木”，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意识到尊佛与反佛斗争的焦点是神灭与神不灭，而形神的关系又是关键，．因此，开宗明义提出基本命题“形神相即”，也即“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论证了形体和精神的关系，是“质”和“用”的关系；“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形和神的关系，正好刀刃和刀刃的锋利的关系一样。肯定精神本身并非物质实体，而是人的形体的一种作用，修正了以前唯物主义者误认精神为一种特殊物质的观点。认为“浮屠害政，桑门蠹俗”，揭露了佛教从精神上奴役人民和物质上妨碍生产的毒害。范缜的神灭思想对后来无神论和反佛斗争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此文既出，朝野喧哗，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作者正确地解决了形神关系，确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形神一元论，这就从理论上摧毁了神不灭论的基础，深重地打击了流行的佛教神学，在客观上超到了维护儒家传统思想的作用。此文原为《范缜集》中的一篇，今《范集》已佚失殆尽，被清严可均辑人《全梁文》中，１９５８年中华出局出版重印本。另外，１９５７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任继愈《范缜＜神灭＞今译》，１９７５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范缜·神灭论》。
圣学宗要
〖圣学宗要〗一卷，明刘宗周（１５７８一１６４５）撰。介绍理学要义与源流的专著。为刘宗周以友人刘去非所著《宋学宗源》为蓝本增订而成。书中选录了部分宋代著明理学家的代表作，并加以诠解。所选包括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东铭》、《西铭》，程颢的《识仁说》、《定性书》，朱熹的《中和说》及明代理学家王守仁的《良知问答》等，通过对上述著作的诠解阐发宋学诸子的思想主张，提倡“诚意”、“独慎”，纠正明代理学援禅入儒之弊，具有学术史之刍形。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著录此书与刘宗周讲学语录汇编《学言》三卷为《刘子遗书》，书前提要亦同，而《四库全书总目》（如中华书局影印本）则著录《圣学宗要》一卷、《学言》三卷，分别著录。有明姜希辙刊本、《四库全书》本、《刘子全书》本。
诗本音
〖诗本音〗十卷。清顾炎武（１６１３或１６１２一１６８２）著。炎武初名绛，字忠清，自署蒋山佣。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著述甚丰，领域甚广。是书为其所著《音学五书》之二。顾氏此书遵陈第《诗》无叶韵”之说，虽对宋人吴□《韵补》没有辨争，但也全不用吴氏之说例。以三百篇所用之韵，参互考证，证以他书，处处相符，明古读之本音，不随文牵就故名《本音》。每诗皆全列经文，注其音于句下，凡与今韵相合者，则注曰：《广韵》某部，与今韵相异者，即注曰：古音某。较宋人陈第《毛诗古音考》更为周密，然较江永之古音韵研究则又疏略，故江氏在《古韵标准》中辨正此书颇多对此书辨正颇多，但江氏合于顾氏者十分之九，不合者仅十分之一。南宋以来是书之功在于使“南宋以来，随意叶读之谬论，至此始一一廓清”，不因江氏之书而废此书，当以江书辅正此书。毛奇龄逞博争胜，于此书多有诘难，乃文人相轻之举，实不足为定论。有《音学五书》本，《四库全书》本。
诗补传
〖诗补传〗三十卷。宋范处义撰。处义号逸斋，浚州（今河南浚县）人，绍兴进士，累官殿中侍御史，精于经学，尚著《解颐新语》等书。此书旧本题“逸斋撰”，不著姓名。朱彝尊《经义考》云：《宋史·艺文志》、有范处义《诗补传》三十卷，卷数与逸斋本相符。明代朱睦□《聚乐堂书目》则直题此书为范处义撰，当有证据，故自此以后，学术界均从其说，并无疑义，处义认为，当时诸儒说解《诗经》，多好废《诗序》以就已说，遂作此书以正之。自序称，书中所释皆以《诗序》为宗，兼取诸家之长，揆之性情，参之物理，以平易求古代诗人之意。说解时，如遇文义所缺者，则补充以六经史传；凡训访有缺漏者，则补以《说文》、韵篇诸书。处义笃信汉学，独守旧义，务求实证，故虽以旧说为宗，然亦时时有新意，其说解较之汉儒，又有进步。《诗序》本是经师之传，而后世学者又有润色增删，中间得失，亦夹杂其内，但处义却深信此为尼山之笔；并且，引据《孔丛子》本是伪书，又牵合《春秋》作为敷衍，尤属失当，矫枉过直故也。同时，此亦说明，残守旧说，已难能再有更大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云：“盖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郑樵；最尊《序》者则处义矣。”此论可谓不诬。此编是宋儒宗《序》一派的代表作之一，但在内容的说解方面却在吕祖谦《读诗记》之下，互相参稽，可睹宋儒宗《序》一派之大概。明刻本藏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另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
诗传旁通
〖诗传旁通〗十五卷。元梁益撰。益字友直，一作有直，号庸斋，江苏江阴人，因其先曾居福州，故自署三山，尝举江浙乡试，不及仕宦，乃教授乡里，学者不远千里从之，一生博洽经史，工于文辞，其教人以变化气质为先务，著《三山稿》、《诗绪余》、《史传姓氏纂》诸书。朱熹《诗集传》，详论于作诗之意，而对《诗经》中的名物训诂则仅举大略。梁氏此编，仿孔、贾等前儒诸疏、证明及注文之例，凡《诗集传》所引录故实，皆给予一一引据出处，辨析源委，因杜文英先撰《语孟旁通》，体例相似，故梁氏亦以“旁通”为名。其中如“圣人之耦”，则引《汉书》中刘歆论董仲舒之语；“见尧于羹”、“见舜于□”，则引《后汉书·李固传》以明出典。凡朱熹所未及详论者，梁氏亦旁引诸说以补之，如“五□”、“五总”，则引陆佃之语；“三单”引《郑笺》羡卒、《孔疏》副丁等等。其中，亦间有与朱熹之说稍异或不合者，如“顷筐□之”，《集传》云音许器切，《大雅》“民之攸□”，《集传》音许既切，此说本于陆德明《经典释文》。梁益则引《礼部韵》，认为许既切者，在未韵，音气，注云取也；许器切者在至韵，音洎，作巨至切，朱子之音与《礼部韵》不同等等，是是非非皆有主见，绝不坚持门户，在元儒中比较罕见。卷首冠类目，末一卷为序说，其中一条论述秦造父封赵，因抄录宋人罗泌《路史·国姓纪原》之文，并自谓此于《诗传》虽无所系，但宋氏有国，其姓也应该知道，故通记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举颇不类于全书，其文属冗赘之文，汗漫无理，“可已而不已者”是也。书前又冠至正年间太平路总管府推官滨州翟思忠序，明人朱睦□《授经图》遂误认为此书为思忠撰。有《四库全书》本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诗传通释
〖诗传通释〗二十卷。元刘瑾撰。瑾字公瑾，江西安福人，博贯经史，隐居不仕，撰《律吕成书》等书。刘氏治学的渊源出自朱熹，故此书大旨在于发明朱熹《诗集传》，与宋人辅广《诗童子问》及元人许谦《诗集传名物钞》相同或相类。陈启源撰《毛诗稽古编》，对辅、刘多所驳诘。但辅广《诗童子问》皆循文演义，故陈氏所驳仅在于训解之辞；刘氏此书兼辨订故实，故陈氏所驳多为考证之语，如刘瑾注“何彼□矣”以齐桓公为襄公之子；注《魏风》以魏为七国之魏，注《陟岵》谓《毛传》先出、《尔雅》后出；注《绸缪》谓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注《鹿鸣之什》谓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其《大雅》独为天子之乐；注《节南山》以家父即春秋之家父，师尹即春秋之尹氏；注《楚茨》，误读郑康成《玉藻》注，以楚茨为即采齐；注《甫田》，误读《毛传》本梁，以为即小戎之梁□；注《殷武》，杜撰殷庙之昭穆及祧庙世次。以上所述，都是一经指摘，而无可置辨之误。明人胡广修《五经大全》，其中《诗经大全》即全用此书为蓝本，其舛误亦尽录其中，故后人时病胡氏《五经大全》收书太滥，不加细择。虽然此书考证不足，但研究义理却自有渊源，议论亦颇为笃实，对汉儒的“美”、“刺”之旨尚有发明，对研究元代儒学发展，经学成果等具有一定的参证价值。因此书主旨在于发明《集传》，故对朱熹之误，作者亦一味迁就，不加匡正，如《周颂》之《丰年》篇，朱熹在《诗辨说》中已驳其误，但《集传》乃用序说，自相矛眉；又三夏见于《周礼》，吕叔玉注以《时迈》、《执竟》、《思文》三篇当之，朱熹既用其说，但又认为成、康是二王之谥，《执竟》是昭王以后之诗，则不应篇目先见于《周礼》，诸如此类，作者皆给予回护。反映了元儒抱残守旧，宗尊宋儒，盲目崇朱的不良现象。传本有明刻本，《四库全书》本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
诗地理考
〖诗地理考〗六卷，附《诗考》一卷。宋王应麟（１２２３－１２９６）撰、辑。应麟为南宋著名学者，其生平简介，详见《周易郑康成注》。《诗经》为先秦文献，其中所列载的上古地名甚多，但因历代疆域屡有变化，加之去时过久，或今昔异称，或同名异实，或名存实亡，致使后世研读《诗经》者疑似不决，有感于此，应麟乃成此编。其书全文转录郑玄所撰《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解字》、《地志》及《水经》诸书，并及先儒之言凡涉于《诗经》地名者，荟萃成帙。但在研究方法上，仍是采录遗文，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虽书名为“考”，其实并未尽考也。如《诗·小雅·六月》第四章“□狁匪姑，整居焦□，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第五章“薄伐□狁，至于太原”，其地于周为西北地区，镐方在径阳外，焦□又在镐方之外，故刘向《疏》称“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孔颖达乃引郭璞《尔雅注》池阳之瓠中以释焦□，考《汉书·地理志》，池阳属左冯翊，而泾阳属安定，不应先至焦□，再到泾阳；又以太原为晋阳，是□狁西来，周师东出，尤悖于地理之实，殊失证正。又如《诗·大雅·韩奕》首章“奕奕梁山”，第六章“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应麟即引《汉书·艺文志》夏阳之梁山、《通典》同州韩城县之古韩国以存旧说；又引王肃燕北之燕国及涿郡方城县有韩城，以备参考；却未考汉王符《潜夫论》载，周宣王时有韩，其国近燕，后迁居海中；《水经注》亦记，高梁水首受□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所以，王肃之说确有其证，应麟兼持二说，而不能考断。其他如“驺虞”，应麟引毛传云仁兽，贾谊《新书》则曰：驺者，天子之囿；“俟我于著”，引毛传云：门屏之间曰著，《汉书·地理志》则以济南著县；“□池北流”，引毛传云：□，流貌，《水经注》则有□池水，《十道志》亦名圣女泉等等，则能兼采异说，亦资考证。另如“二子乘舟”，引《左传》盗待于莘之说，“秦穆三良”，引《括地志》冢在雍县之文，都是经无明文，而因事以存其人，亦征引该洽，足备说《诗》者所考用。有《四库全书》本、《玉海》本、《学津讨原》本及《经学辑要》本。应麟《诗考》，乃专为齐、鲁、韩三家之诗而撰辑。《隋书·经籍志》记载，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却无传之者。今三家诗惟《韩诗外传》仅存，所谓《韩故》、《韩内传》、《韩说》者亦并亡佚。应麟乃检诸书所引，集以成帙，以存三家逸文。又旁搜博讨，而成《诗异字异义》、《逸诗》附缀在正文之后。凡辑诸条，皆注明出处。所辑唯韩诗最多，齐、鲁二家仅存数条。卷末为补遗，以拾缀所缺。此书搜罗勤备，为后世学者全面认识、研究汉学有一定的裨益，并且开创了为毛诗以外三家诗搜求遗文的先河，如明代董斯张、清代范家相等人都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对三家诗遗文作了进一步的辑录，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古书散佚，搜求为难，后人踵事增修，较创始易于为力，筚路□缕，终当以应麟为首庸也。有《五海》本及《四库全书》本等传世。
诗地理征
〖诗地理征〗七卷。清朱右曾著。右曾字尊鲁，一字亮甫，江苏嘉定人，道光进士。累官遵义知府，以桐梓民杨□倡乱，失守蜀邑而被罢官。复以破贼之功官复原职。覃思著述，尤精训诂。著述主要有《周书集训校释》、《诗地理征》、《春秋左传地理征》、《左氏传解义》、《汲家纪年存真》、《穆行堂随笔》等。宋王应麟《诗地理考》。全录郑玄《诗谱》所记，又旁采如《尔雅》、《说文》、《地志》、《水经》等以及先儒之言，见于《诗》中涉及地名者皆荟萃之。是书于体例上沿用王氏，然非似王氏采录遗文案而不断，而于旧说未安者，颇多辨正。此为朱王之差异。右曾博采善征，对前人及当代人顾炎武等于《诗》地理释见之谬，多有指正，所证详尽允当。足为治《诗》者借鉴。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诗古微
〖诗古微〗十七卷。清魏源（１７９４一１８５７）撰。是书与源所著《书古微》同一用意。虽主张今文。实多自立新义。欲将经世之念寓于对《诗》发微之中，深得两汉今文经学之大义。使经学研究与现实社会政治联系更为密结，实为张大了经学研究之义。是书诸多见地与前人甚合，立论有据，言之凿凿。既立地现实，又挥弘儒之经义。是书成于道光十年（１８３０），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诗故
〖诗故〗十卷。明朱谋□撰。朱谋□字郁仪，明宗室，封镇国中尉。贯串群籍，通晓朝廷典故。著有《易象通》、《春秋戴记》、《鲁论笺》等。此书为朱氏解《诗》之作，略同苏辙《诗集传》之例，以《小序》首句为主，参用旧说，进行考证。大旨宗法汉代《诗》学，故与朱熹《诗集传》往往不合。《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鲁故》二十五卷、《韩故》三十六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朱氏名此书为《诗故》，即延用汉儒旧名。明代《诗经大全》颁行后，天下莫不治朱传，朱氏独能上溯于汉学，研究遗立，发挥古义，在明代《诗》学中亦属少见之书。有《四库全书》本、《豫章丛书》本等。
诗集传（苏辙）
〖诗集传（苏辙）〗二十卷。宋苏辙（１０３９一１１１２）撰。辙字子由，一子同叔，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苏洵子，苏轼弟，嘉□进士，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力陈青苗法不可行，遂出为河南府留守推官，历陈州教授、齐州掌书记、应天府签书判官。元丰中，兄轼作诗讽新法得罪，坐谪监筠州盐酒税。哲宗立，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元□六年（１０９１）拜尚书右丞。后知汝州，徽宗时致仕，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与父、兄合称“三苏”，著有《栾城集》、《春秋集解》诸书。作者认为，《诗经》中《小序》反复繁重，决非出自一人之辞，怀疑其实际上是毛公之学，卫宏为所集录。故在书中，仅存其发端一言，以下余文则尽行删除，也即作者序中所言：独采其可者见于今《传》，其尤不可者皆明确注明其失在何处。苏辙所论，皆有史为据，如认为《小序》本为毛公之学，汉蔡邕书《石经》，悉本鲁诗，所撰《独断》，载《周颂》序三十一章，大致都与毛诗相同，但却仅有首序，是鲁诗序亦括以一语也；又刘安世《元城语录》亦说，其少年时曾读记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云云，是韩诗序亦括以一语也。因此，苏辙对《诗序》的研究，实际上摘掉了《诗序》为孔门嫡传的招牌；其对《诗序》本为圣人之言提出的质疑，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其在《诗经》研究中的至尊地位。此书与欧阳修《毛诗本义》几乎同时而出，首先向汉学发难，其思想和观点对后世，特别是宋儒有相当大的影响，王得臣、程大昌、李樗即均以苏辙之说为祖。传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
诗集传（朱熹）
〖诗集传（朱熹）〗八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朱熹之生平事迹，详见《周易本义》。朱熹说解《诗经》，凡二易其稿，始成是编。初稿全宗《小序》而阐释诗义，吕祖谦撰《吕氏家垫读诗记》中凡称“朱子曰”者，都是朱熹初稿内容。定稿乃宗郑樵之说，与初稿观点迥异，对前儒深信不疑的《诗序》，包括《大序》、《小序》作了全面的批判。书前冠自序，称书成于淳熙四年（１１７７），其中对州、序》并不指斥，大盖作于“方辑诗传”、初稿未定之时。正文杂采毛传、郑笺之说，间或引用齐、鲁、韩三家诗说，而断以己意为取舍，意在重新探讨《诗经》本义。说解方法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而尤以剖析义理为主，对理解诗义，多所发明。跳出了两汉以来“美”、“刺”论《诗经》的窠臼，正确指出，凡《诗经》中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而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实则各言其情者也。在此基础上，乃对许多诗歌作出了比较正确，比较切合诗义的解释。其说强调以诗言理，即主性情，讲义理。认为《诗经》的思想意义在于“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熹所谓的“恶者”，是指《诗经》中那些表现男女爱情之诗，这些，被其称为“淫奔之诗”，其表现出了浓厚的封建道学观点。书中主旨虽然在于批驳《书序》，但又有用《小序》说解者，如于《邶风·柏舟》，即言“夫人不得于夫，故以柏舟自比”，其观点说法与《小序》全同。后朱熹又注《孟子》，又说《柏舟》乃是仁人不遇之作，其观点前后矛盾如此，故《四库全书总目》解释为：此乃旧稿删改未尽者，兹存其说。此书是宋儒研究《诗经》的最大成果，其书一出，学者便尉然宗之，实开《诗经》研究的新途径，宋以后即成为学《诗》者必读之书，对后世的影响甚大；自此，终于使《诗经》研究突破了汉学的藩篱，形成了以宋学为主导的局面，正如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言：“汉学至郑君而集大成，于是郑学行数百年；宋学至朱子而集大成，于是宋学行数百年。”自是而后，说《诗》者遂分为攻《序》、宗《序》两家，互相争胜驳难，决难调合。不可否认的是，朱熹的说解亦远非尽善，不乏悖于《诗》之本义处，并且，全面批判《诗序》，亦失之偏颇，致使舛误时出，原因就在于《诗·小序》本不误，而其自己却误之；特别是在书中强调以义理说诗，这样就把与其封建道学思想不合的二十四篇爱情诗，主观臆断，惧指斥为“男女淫佚”之诗。于是，此书既出，《诗经》便由汉儒的“政治历史书”变成了宋儒的“理学教科书”，从这一点上看，宋学的缺陷并不次于汉学，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说解《诗经》的出发点不同，目的却都相同，并且只有一个，就是维护封建的纲常礼教。此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二十卷，今本八卷，大盖为明代坊刻所并。因辗转刊刻，书中错误，诸如脱文、衍宇等等甚多；而且朱熹初用吴□《诗补音》，其裔孙朱鉴又轻率增损，致使舛误更多，史荣遂作《风雅遗音》为之详辨。传本极多，宋刻明印本藏北京图书馆，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今本有１９５８年中华书局根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刻本，并经校正排印出版，１９８０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排印本，中华版与上海古籍版最便览读，另外１９８９年岳麓书社出版《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从书，内收《诗集传》，与《楚辞章句》合刊，其底本为《四部丛刊》本，并参校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等多本而成，是通行本中最为简明完备者，尤利于初学者所用。
诗集传名物钞
〖诗集传名物钞〗八卷。元许谦（１２６９－１３３７）撰。谦为元初学者，生平事迹，详见《读书丛说》。许谦师从宋人王柏，但在经学思想上，却与其师不尽相同。此编为许氏说解《诗经》、并补充朱熹《诗集传》之作，其中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作者搜罗前儒旧说非常齐备，说解平和醇正，对《诗经》古义多所发明，足以补《集传》之缺遗。但王柏曾作“二南相配图”，并移《甘棠》“何彼□矣”入《王风》之中，又删除《野有死麇》，使《召南》亦仅剩十一篇，以于《周南》之篇数吻合，王氏此举全凭己意为之，并无确凿的证据，这种窜乱经文的作法，一直受到后人的驳难。而许谦却独守师说，亦将其尽列之卷中，犹未免门户之见。至于曾被王柏删除的国风三十二篇，许谦却疑而未敢据信。卷末依据郑康成作《诗谱》方法，亦作谱作诗时世，其说则改从《集传》，以表明渊源授受。各尊所闻。纵观全书，虽以王柏说为主，但实际上仍然大量采用了陆德明《经典释文》及孔颖达《毛诗正义》之说，说明作者并不仅株守一家之言。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曾说：“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据此而言，此书于元儒之中堪称上乘之作。书成后，于至正间始行于世。传本有明代秦氏雁里草堂钞本，《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及日本《昌平丛书》本等。
诗解颐
〖诗解颐〗四卷。明朱善（１３１４－１３８５）撰。朱善字备万，号一斋，江西丰城人。少通经史，洪武初为南昌教授，八年（１３７５）廷对第一，授修撰，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研思典籍，俱有发明，著有《史辑》、《－斋集》等。此书不载《诗经》原文，仅以《诗经》篇题标目，对《诗》义进行解说。大抵以朱熹《诗集传》为主，而推衍其说。有阙而不说者，则并其篇目略之。其说不重训诂字句，意主借《诗》以立训，所以反复发明，务在阐兴观群怨之旨，温柔敦厚之意，而于兴衰治乱，必推求原本，剀切著明，为经解著作中的别本。于”太王翦商“一条引金履祥之说，可补朱熹《诗集传》所未备；又据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谓”节比南山“之申伯、蹶父、皇父、尹氏皆非当日之旧人，驳项安世之说，亦时有考据。朱善为明初学者，尚能上承元儒笃实之风，此书在明人解经著作中尚属醇正之作。有明刊本、通志堂本、《四库全书》本。
诗经稗疏
〖诗经稗疏〗四卷。清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著。夫之字而农，号□斋，别号一壶道人、夕堂、□杌外史等，学者称船山先生。是清初最著名的思想家、学者。著述甚丰，清长期列为禁书，至清末始刊行。是书辨正《诗经》名物训诂，以补笺注诸说之遗。如《诗谱》说：”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行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王氏则据《史记》谓“洛阳为周、召”之语，以陕州为中线而两分之，以为“周南”乃周公所治之南国也，证之以地理，也可备一家之言。又辨“雎鸠”为山禽而非之鸟；又辨雀鸟之角，“九十其□”之语，则为□，萎为□苇而非萎篙，薇为可食之菜，□实为今之柞，言柞实今之栎，榛□之榛即诗之所谓□而非榛栗之榛，及虫、鱼、器用诸类，皆确有依据，非为臆断。至于其它，也大都可通，惟以“葛履五两”之五通为行列之义，木瓜、木桃、木李为刻本之物、堇簇之荼如涂为穰草和泥等，则未免穿凿，失之偏驳。综观是书，其确据者为多。末附《考异》、《叶韵辨》二篇，《考异》虽难称赅博，然也足资考证；《叶韵辨》持论明通，足解诸家之交错。又赘以诗译数条，体近诗话，似无足之内容。有《四库全书》本，《船山遗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诗经补注
〖诗经补注〗二卷。清戴震（１７２３－１７７７）撰。是书卷一为《周南》，卷二为《召南》，仅此两篇，似未完之作。清乾隆以来，诸儒说经多尊汉学，不取宋儒之论，或偶有引征也必驳斥之，成一时风气。戴氏是书，采辑毛传、郑笺、朱熹传三家之说于经文之下，辨证也间有以朱说为是，舍毛、郑之说而以朱说，明其推重朱子《诗》也，不受时代之风影响，也为有卓识。如释《周南·兔置》“肃肃兔置”，取《集传》曰：“肃肃整□貌”，又于《召南·草虫》三章，引《集传》曰：“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感时物之变而思之”，其治学不偏，不附俗，一时也无双。每有“按”自为之说，多所发明。并于各章后自为小序，然为说也依傍原序及毛传、郑笺为之说，非全然另创。全书大旨与所作《毛郑诗考》相类同，而此书更博稽群书，以相参证。后人论戴氏治学有说，“其补正毛、郑《诗》，皮采朱氏《集传》，其文中或称为子、朱子，明其推重朱氏”。有《戴氏遗书》本，《皇清经解》本。
诗经大全
〖诗经大全〗（一名《诗传大全》或《诗集传大全》）二十卷。明胡广等奉敕撰。《五经大全》之一。成于永乐十三年（１４１５），颁行天下，成为明代科举考试的标准书之一。此书主要取材于元刘瑾《诗传通释》，去其冗蔓，改“瑾按”二字为“刘氏曰”三字。又稍变其体例，刘书以《小序》分隶于各篇，此书依朱熹《诗集传》原例将《小序》合为一篇，冠于卷首。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著《毛诗本义》、苏辙著《诗集传》，开宋学风气，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之后，争端大起。朱熹著《诗集传》，从郑樵之说，攻驳《小序》，然其训诂，犹多袭毛、郑。南宋诸儒，则以掊击毛、郑为觖事。元代说《诗》，不过依朱熹《诗集传》而为之笺疏，刘瑾之书即其一。自元延□二年（１３１５），定朱熹《诗集传》为科举考试的定本，明沿元制，百年后重定朱传为功令，于是影响有明一代。清代学者对此书颇多微词，谓为剽窃旧文以成诏。有明殿刊本、明刊《五经大全》本、《四库全书》本等。
诗经疏义
〖诗经疏义〗二十卷。元朱公迁撰。公迁字克升，江西乐平人，少承家学，曾官处州，婺州教授，后避兵转徙无定，已而以病归里，自题其室名为高明之所，学者遂称其明所先生，著《余力稿》、《四书约说》、《四书通旨》诸书。此书告成于至正七年（１３４７），主要为发明朱熹《诗集传》而作，如注有疏，故曰“疏义”。书成以后，同里王逢及王氏门人何英，又复采众说以补之，虽递相补益，其宗旨却未变。其对《史经》说解，墨守朱熹之论，不逾尺寸。但遇有具体问题，亦间或给予考辨，如《卷耳》篇内朱熹误用《毛传》旧说，认为“崔嵬”为土出戴石；公迁则引录《尔雅》、《说文解字》说明其应当是石戴士；又如《七月》一诗，朱熹《诗集传》中本于《月令》，以为流火在六月，公迁则推验岁差，认为《公刘》时当在五、六之交。凡此，足补《诗集传》之缺漏。又凡《诗集传》所引典故，公迁为其一一标列出处；凡《诗集传》所引旧说，如原本不著录其名者，如《卫风》之赵子，注为赵伯循；《小雅》之《斯干》篇之或曰，注为曾氏之类，皆予详细考证。虽与宏旨无关，但却可见其对先儒旧说绝不苟且；正统九年１４４４），何英始取其师王逢所授遗稿，为之重加厘定，并题名为《诗传义》，详释发明，并付书林叶氏刊行，而于版心又题《诗传会通》，《四库全书》收录时，仍依公迁旧名，是为《诗经疏义》。全书虽在考辨方面有所得，但在其他方面与元儒同类著作一样，并未摆脱宋学束缚，为文设论，都是在朱熹《诗集传》基础上小心而为之，反映了元代儒学以宋学为宗，盲目尊崇朱熹，空谈明心见性，不求经世致用，有求突破的状况，并进一步发展了宋学空疏迂腐的不良学风，即使明人王逢及何英的补益，亦仍未跳出此圈之外，故全书虽经两代三人之手，实际上仍无新见，典型地反映了元明时期《诗经》研究的无所作为。明刻本藏北京图书馆，有《四库全书》本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外，尚有克勤堂余氏刻本等。
诗经通义
〖诗经通义〗十二卷。清朱鹤龄（１６０５－１６８３）撰。鹤龄字长孺，江苏吴江人。明诸生，甲申后弃去，自号愚庵，与顾炎武相友善，长于笺疏之学，著述主要有《毛诗通义》、《尚书埤传》、《禹贡长笺》、《读左日抄》、《春秋集说》、《易广义略》、《愚庵小集》、《杜工部李义山诗注》等。是书是鹤龄与其同里同仁陈启源商榷而成，故又称《启源毛诗稽古编》。是书专主《小序》，力驳废序之非，引征极博。所采诸家，于汉则用毛亨、郑玄说，于唐则用孔颖达说，于宋则用欧阳修、苏辙、吕祖谦、严粲之说，当代则用陈启源之说；于释音，用明代陈第、当代顾炎武之说。其凡例九条，专崇古义，参停于今古文之间，所考定郑氏《诗谱》皆具有条理，然鹤龄学问淹洽，往往嗜博好奇，爱不能割，故引据繁富而伤于荒杂者有之。有《四库全书》本。
诗经疑问
〖诗经疑问〗十二卷。明姚舜牧（１５４３年－？）撰。姚舜牧字虞佐，号承庵，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万历元年（１５７３）举人，官新兴、广昌县令。著有《四书五经疑问》、《承庵文集》等。舜牧一生精力，弹于穷经，六十以后著成《四书五经疑问》，八十以后又对此书《礼记疑问》进行重订，故此书又名《重订诗经疑问》，为其《四书五经疑问》诸书中的经意之作。此书释《诗》，《毛传》、朱熹《诗集传》与严粲《诗缉》兼用，而时时自出新意，如辨成王未尝赐周公天子礼等。其大旨谓三经（风、雅、颂）、三纬（赋、比、兴）之说可疑，谓三纬为通融取义，“谓所赋之有比有兴耳”，“非截然谓此为赋，此为比，此为兴也；唯截然分为三，于是求之不得其说，则将谓赋而兴又比也，赋而比又兴也，而浸失其意矣”。足解□□之说。有明刊本、《四库全书》本。
诗经异文释
〖诗经异文释〗十六卷。清李富孙（１７６４一１８４３）撰。是书是《七经异文释》之一，主要比较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征引特详，大抵为文字校勘。凡此之类，富孙皆随条订正，援引《说文解宇》、《文选》、《白虎通德论》等经典之作，以及诸种诗经本及诸种注释本，可谓持之有故，具征不苟，亦间有误舛，如于《谷风篇》之“弃我如遗”，错引《韩诗》将“遗”作“□”，则殊失之。名为释，实为考校。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诗经札记
〖诗经札记〗一卷。清扬名时（１１６３－１７３７）撰。名时字宾实，一字凝斋，江苏江阴人。康熙进士；御篡《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皆出其手，康熙帝甚重之，历官吏部尚书，为云贵总督，尤有政绩。雍正时有人诬之赃私，被革职。乾隆初年被召入宫中教皇子，侍直南书房，卒后赐溢文定。著述主要有《易义随记》、《诗经札记》、《诗义记讲》。后其门人将其所撰之书辑为《杨氏全书》。是书乃其读《诗》所记。大抵以李光地《诗笺》为宗，而参核《诗》小序、朱熹《诗传》之间。其论《关雎》，沿《小序》求贤之说，最为明允。其认为《郑风》不尽为淫诗。而圣人兼存淫诗以示戒。实属持平之论。然谓郑声即郑诗，力驳郑樵之说，则为过辞。如是之类不一而足。旁征博采，所持皆有据有故，非凿空而臆说，如引《礼记》、《周礼》、《仪礼》、《月令》之所述，以证《诗经》之辞等即是。并在此基础上，于师说有说发明。有《四库全书》本。
诗毛氏传疏
〖诗毛氏传疏〗三十卷。清陈奂（１７８６一１８６３）著。奂少师事段玉裁，治《毛诗》《说文》，补县学生员，入都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游，所学益邃，后主杭州汪远孙家，潜心著述。治经学以《毛诗》为精，著作也多为有关《毛诗》，有：《毛诗传疏》、《毛诗说》、《毛诗音》、《毛诗传义类》、《郑氏笺考证》。《毛诗后笺（补）》《毛诗九谷考》等。是书之作，自《叙》说：始于嘉庆壬申（十七年，１８１２年），而成于道光庚子（二十年，１８４０年），用工长达２８年之久。陈氏以为：“三家诗虽自出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既没，微言已绝，大道多歧，异端共作，或借以讽劝时君，以正诗为刺诗，违诗人之本志。故齐、鲁、韩（诗）可废，毛（诗）不可废，齐、鲁、韩且不得与毛抗衡”。又说：郑玄先学《韩诗》，“后见《毛诗》义精好，为作笺，亦复间杂《鲁诗》并参己意，固作笺之旨实不尽同毛义。及至魏晋，郑学既行，虽以王肃不好郑氏，力极申毛难郑，究未得《毛诗》之精微。唐贞观中，孔颖达作《正义》，传、笺具疏，于是毛、郑两家合为一家之书矣”。“近代说《诗》，兼习毛、郑，不分时代，不尚专修，不审郑氏作笺之旨，而又苦《毛公义之简深，猝不得其涯际，漏辞偏解迄无巨观。二千年来，《毛》虽存而若亡，有固然已”。又以《毛诗》多记古文倍详前典，在诸旧注中，“最为近古，训诂与《尔雅》说略异同相为表里，一切礼数名物，自汉以来无人称人引，遂韬晦不彰，故博引古书，广收前说，讲明而条贯”。其主要以西汉人之说为主，凡所采皆有益于申明毛氏传义者，近人说《诗》家取而参证之，不合毛义者则弃而不论。于《诗》经文、毛传所涉皆详为解说训释，惟于三家诗说无有载释辨异。其毕生治《毛诗》之深研钻极，尽荟萃于此书，在清人《诗》学注疏著作中，最为晚出，也颇具独色，为近世治《毛诗》者所宗。有《陈氏毛诗五种》本，《皇清经解续编》本，附《毛诗音》《毛诗说》《毛诗义类》《郑氏笺考证》。
诗名物证古
〖诗名物证古〗一卷。清俞樾（１８２１－１９０６）撰。樾生平专意著述，治经以高邮王氏为宗，其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字，由经以及诸子、皆循此法，主讲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一年，为一时朴学之宗。主要著述有《春在堂全集》。五百余卷。是编为辨证朱熹《诗集传》名物而作。乃其《俞楼集纂》之一种，主要根据晋郭璞《尔雅注》及陆玑之说，以辨释和订正朱熹《诗集传》之名物诠释。朱传诠释名物固不无差谬，樾以小学、考据之功力致于此，释传纠谬乃为研读《诗经》及朱氏《诗集传》者参考。有《俞氏从书》本。
诗谱考证
〖诗谱考证〗一卷。清丁晏（１７９４一１８７５）撰。是书为《六艺堂诗证》七编之一。宋代欧阳修《诗谱补亡》对郑谱散逸者予以补充，辑补之劳有功于郑谱。然亦不无误者。晏之是书尤能匡正欧阳氏辑补之失，于《桧》郑谱系醒公于共和者则正之，魏谱统叙为一君者则正之，唐谱厕入靖侯者则删之，陈谱谓起自共和者则正之，小大雅谱以绵思、齐二诗系文王之世者，则正之秦谱谓秦为十一君至康公有诗者三则补之，欧阳谱缺《周颁》、《鲁颂》、《商颁》者则补之。晏于考证中既正又补，观澜索源，大功于诗谱。且所援引者皆确凿罕误，非好为异论者比。有《六艺堂诗礼七编》本，又有《颐志斋丛书二十二种》本。
诗声类
〖诗声类〗十二卷。清孔广森（１７５２－１７８６）撰。广森字众仲、□□，号梁轩，山东曲阜人。乾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任检讨职。曾受业于戴震及姚鼎门下。少年入仕，却不重功名，热衷学问。治学博涉经史，尤致力于《大戴礼》及《公羊》学。著有《大戴礼记补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经学□言》。是书取魏李登《声类》之名，大旨以为：书有六法，谐声居其一，偏傍谓之形，所以读之谓之声，声者从其偏傍而类之者也。其分阳、阴二声，阳声又分原（即元）、丁（即耕）、辰（即真）、阳、东、各、□（即侵）、蒸、谈九类，阴声又分歌、支、脂、鱼、幽、宵、之、合九类。主阴、阳，不分唇、舌、喉、齿、牙音；言偏傍，不言字母等韵。虽自称“幸生于陈季立、顾宁人二君子之后，既已辨去叶音之感，而识所以归，近世又有段氏《六书音韵表》出，藉得折衷诸家从其美善”，然是书实多发顾、段两家所未发，至于论人声自、缉、合等闭口音外，均应分隶自、支、至、之七部，而转为去声，尤为其发明，非前人所有。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说：“是编近时上虞朱亦栋、当涂夏燮颇讥之，今览其书，推之于后，往往见其未密，而论三代、秦、汉之古音，实多独得要领”。李氏之论评，为确论。有《皇清经解续编》本，《音韵学丛书》本。
诗书古训
〖诗书古训〗六卷清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撰。阮元曾撰《十三经经郛》，因所采之书尚未详尽，且抄录遗错，不能会刊。道光十五、六年（１８３５、１８３６）阮元在京师欲撰此书，乃将《十三经经郛》中有关《诗经》、《尚书》两部分提出，录为六卷，付门人毕光琦校定增删，遂成完书。此书采辑《论语》、《孝经》、《孟子》、《礼记》、《大戴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十经中引《诗经》、《尚书》者，各系于《诗经》、《尚书》各篇、各句之下，又采辑诸子之书、史书引《诗经》、《尚书》者，低一格书于十经之后。凡所引征，各注所出，不加己意。所引至为繁富，子、史之书如《荀子》、《孔丛子》、《汉书》、《淮南子》、《韩诗外传》、《史记》、《列女传》、《盐铁论》、《白虎通》、《墨子》、《吕氏春秋》、《中论》、《独断》、《后汉书》、《说苑》、《新书》、《新序》、《晏子春秋》等，颇便检索，然仍有所缺，黄朝桂撰有《诗书古训补遗》十卷，以补其未备。阮书原为六卷，其中卷二《小雅》、卷三《大雅》各分上下，实为八卷。《皇清经解续编》又析原本卷一《国风》为二卷、《尚书今文》为二卷，共为十卷。又有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刊本、《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均作六卷。
诗说
〖诗说〗三卷。清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龙，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进士。由庶吉士改密云县知县。少从徐枋、汪琬游。笃志群经，为文章有矩度。惠氏三世以经学著世，发创于周惕。其主要著述有《易经》、《春秋三礼问》、《诗说》、《研溪诗文集》。是书于《毛传》、《郑笺》、《朱传》皆无所主，多以自家之意考证。其大旨是谓《大雅》、《小雅》以音别，不应以政别，谓正雅变雅、美刺错陈，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上为正，民劳以下为变。又谓《二南》（《周南》《召南》）二十六篇，皆为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为何人，指出了《郑笺》之某些误见，认为天子诸侯均得有《颂》，颂兼美刺，《鲁颂》非僭。虽有过责自负之词，然引据确实，树义深切，足资参考、非枵腹言经，徒凭臆说以决是非者可比。有嘉庆刻本，《借月山房汇抄》本，《皇清经解》本。
诗说解颐
〖诗说解颐〗四十卷。明季本（１４８５－１５６３）撰。季本字明德，号彭山，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进士，建宁推官，徵授御史，累迁长沙知府。师事王守仁，能传其学，平生考索经传，著有《易学四同》、《读礼疑图》等。此书为季本解《诗》之作。首《总论》二卷，为提纲，然后知作《诗》之本义，读《诗》之要诀。次《正释》三十卷，释《诗经》正文。次《字义》八卷，专释名物典制。季本解《诗》，多出新意，不肯因袭前人。征引博洽，持之有据。书中凡有所见，必反复援据，明其所以。如谓《南山》篇中“必告父母”句为鲁桓告父母之庙；《九》篇中“公归不复”名因鸿北向，则不复为兴；《下泉》篇之“郇伯”指郇之继承者等，在明代《诗》学中可以自成一家之言，论者谓较朱善《诗解颐》为上。有明刊本、《四库全书》本。
诗童子问
〖诗童子问〗十卷。宋辅广撰。广字汉卿，号潜庵，本为北方人，后举家南迁，居秀州崇德县（今浙江桐乡），为吕祖谦、朱熹弟子，宁宗初朱熹学派被斥为“伪学”，朝廷禁严，生徒多避走，辅广却始终如一，师事朱熹，后建传购书院，教授学者，时称传赐先生，著述较多，有《四书纂疏》、《六经集解》、《通□集义》、《日新录》等书。辅广作此书，其宗旨在于进一步丰富其师所撰《诗集传》。辅氏受业于朱熹，每闻朱嘉论《诗》之说，遂将其搜罗成帙，并为其发挥阐述，故名曰“童子问”。卷首载录《诗经》之大、小《序》，采录《尚书》、《周礼》、《论语》等论《诗》之言，各为注释，又备录诸儒辨说，用以阐明读《经》的方法。书中不载经文，仅载录其篇目，分章为之训诂。最末一卷乃作者专论《诗经》中之“吐韵”。辅氏此书，继承了其师朱熹的观点，对汉儒之《诗序》，多有抨击，言辞亦激烈。书中舛误亦存，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即云，辅氏注《周颂》之《潜》篇，不知道“季春荐鲔”是月令之文，而误以为序说。朱彝尊《经义考》著录为：二十卷，并称有胡一中序，实则二十卷本前十卷为朱熹《诗集传》，一中序文亦为《诗集传》而作，两书初为合刊，迨明代毛晋汲古阁刊此书时，乃为单刻，故卷数减半，但内容并不缺如。有毛晋汲古阁刊本及《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学海类编》本等。
诗序
〖诗序〗一作《毛诗序》。不分卷，又作二卷。关于作者，古今异说甚多，纷如聚讼，郑玄《诗谱》认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王肃《家语注》认为子夏所序《诗》即此《毛诗序》；《后汉书·儒林传》认为大、小《序》都是卫宏作；《隋书·经籍志》认为《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为之润饰；入唐，韩愈又否定其为子夏所作，成伯药《毛诗指说》认为子夏仅裁初句，以下则为毛公所作；至宋代歧说更多，王安石认为乃诗人自己所作；程颐认为《大序》为孔子作，《小序》为国史旧文；郑樵、王质、朱熹又力排《诗序》，以为乃是林野妄人而为；周孚即作《非郑樵诗辨妄》，对郑、王之说极力驳正，如此等等，说不尽举。汉代传习《诗经》者，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经》属于今文经，主要采用《春秋》和“杂说”来发挥《诗经》的所谓“微言大义”，荒诞迷信为三家《诗》的共同特点；而毛《诗》一家属古文经，其说解很少神学迷信的内容。齐、鲁、韩、毛四家均有《诗经》序说，用以阐释其义，前三家序说皆已亡佚，独存《毛诗序》，是为此书。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曾引旧录说，认为《王风·关雎》序从开始至“用之邦图焉”，乃为《关雎》序，也即《小序》；自“风，讽也”迄序末，谓之《大序》，其余《诗经》各篇之序，均属《小序》。因序有大、小之分，故作者亦纷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美盛德之形容“等社会功能，并认为《诗三百》是当时王政得与失的反映，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如此等等，其论《诗》系统而完整，对古代诗歌理论及创作实践影响甚大。其”风化“、”诗教“思想与以情人礼的主张，封建思想甚浓，压抑并束缚了作家情感与文学的自由发展。其”六义“之说基本符合《诗三百》创作实际，不仅于诗歌创作有指导作用，也为后世作家所发展，对形成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与古代诗论的传统风格有重要的贡献。《诗序》中的各篇《小序》，具体指出了诗歌创作的政治背景，即某篇为”美“某人；或某篇为”刺“某人。其训访则根据《尔雅》，引史则凭《左传》，以诗证史，以史解诗，将《诗经》认作一部政治史籍，故其讨论，多有牵强附会之处。此书是中国先秦儒家诗论的全面总结，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著，不仅在经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文学史上亦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决不可如宋儒朱熹等人，废弃而不用。《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卷，《新唐书·艺文志》题作《卜商诗序》，仍作二卷，《四库全书》因之，并作了重新厘定。有明代毛晋汲古阁刊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津逮秘书》本、《唐宋丛书》本及德经堂刊本。
诗疑
〖诗疑〗二卷。宋王柏撰。王柏为何基弟子，何基师从黄□，黄□则为朱熹之婿，故柏实为朱熹三传弟子，其生平事迹，详见《书疑》。是编为作者研究《诗经》之作，主要思想观点除彻底否定毛传、郑笺之外，对《诗经》原文亦有所怀疑，故对其驳难不已。作者认为，《诗经》原文因所谓错简、脱简及后人委增之故，遂致其次序等等多有窜乱，本着这一宗旨，其对诗文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易、删除。如根据《列女传》之说，王氏认为《行露》首章为乱入之文；认为《小奔》中自”无逝我梁“以下四句，为汉儒所妄补，其辞与《谷风》相同，似乎移缀也；认为《下泉》最末一章为错简，与上三章颇为不类，如此等等，则为王氏所疑者。其书对《召南》中删除《野有死□》，《邶风》中删除《静女》，《□风》中删掉《桑中》，《卫风》中删掉《氓》、《有狐》，《王风》中删掉《大车》、《丘中有麻》，《郑风》中删除《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风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风》中删除《晨风》，《齐风》中删掉《东方之日》，《唐风》中删掉《绸缪》、《葛生》，《陈风》中删除《东门之池》、《东门之□》、《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等共三十二篇，此即为王氏所删除者。书中又主张，《小雅》中凡杂以怨诽之语者，其实并不雅，遂将其归入《王风》中，以使《小雅》粲然整洁，但为其所移篇，并未细列，此为王氏所改易者。又言《桑中》当称《采唐》，《权舆》当曰《夏屋》，《大东》当作《小东》，此即为王氏所改并篇名者。王氏上承宋学末流，其经学观点，索以新奇见称，太半观点皆为前人所不言，亦不能言者，其中不免夹杂大量凿空乱道、危言耸听之论。此书亦然，在没有确切依据的前提下，动恩辄窜改原文，删除经文，附会文义，以立自己异说之举，殊显不类，最终将宋学初兴时的自由讨论、凭事考据的风气引向了空疏狂妄、迂腐牵强的窘境。因此，凭借此书，可尽睹宋学末流之一斑。传本有明代内府刻本，□藏北京图书馆。
诗疑问
〖诗疑问〗七卷，附《诗辨说》一卷。元朱倬等撰。倬字孟章，建昌（今江西南城）人，至正进士，官遂安县尹等。此书为朱氏说解《诗经》之作，其书略举《诗经》中各篇大旨进行发问，并各以所注条列于下，亦有缺而不注者。刘锦文为之作序，称书中间或有问而不答者，”岂真以为疑哉，在乎学者深思而自得之耳。“又称旧本先后无次序，今为之论定，使语同而旨小异者，因得以互观焉，据此，则书经刘锦文重编，非朱倬所撰之旧本。其中有问而不答者，实际上乃是传写过程中的脱漏，并不如刘锦文序所说为作者故意为之。卷末所附《诗辨说》，凡一卷，作者为赵德。德为宋宗室，曾举宋末进士，入元，隐居豫章（今江西境）东湖，著书自娱。其书内容大体与《诗疑问》相类，亦为作者研究《诗经》之作，对前儒观点自己不以为然者进行辨论。后人认为朱倬为元代忠烈，赵德为高隐，其著作内容亦相近，故合两书为一帙。元儒说解《诗经》，太半宗于宋学，尊崇朱熹《诗集传》之说，给予种种繁琐的考证与阐述。唯《诗疑》与《诗辨说》不在此列，与其小有差别，虽不能代表元代研究《诗经》的又一流派，但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与考查元代《诗经》研究仍有所稗益。朱睦□《授经图》、焦□《国史经籍志》并作六卷，盖为传写之伪，或刘锦文重编时析为七卷。传本有《四库全书》本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
诗总闻
〖诗总闻〗二十卷。宋王质（１１２６－１１８９）撰。质字景文，江本盖仅此一部，故时人宝重之。《四库全书》收录的乃是内府藏本。
诗缵绪
〖诗缵绪〗十八卷。元刘玉汝撰。玉汝始末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据周霆震撰《石初集》考之，知其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字成之，尝举乡贡进士。此书宗旨在于发明朱熹《诗集传》，故名为”缵绪“。体例与宋人辅广《诗童子问》相类。凡是《诗集传》中一、二字之斟酌，则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说而遗彼说，或宗主此论而兼用彼论，无不寻绎其所以然。论及比兴之例，作者认为有有取义之兴，有无取义之兴，有一句兴通章，有数句兴一名，有兴兼比，赋兼比等等。书中亦论述了《诗经》中的用韵方法，有隔句为韵，连章为韵，叠句为韵，重韵为韵等。论《风》、《雅》之大异，如曰有腔调不同，有词义不同之类。于朱熹的”比兴“与”叶韵“之说，都能反复体究，缕析条分，虽未必尽合诗人之原旨，但对于朱熹《诗集传》一家之学，却可谓有所阐明，出元儒同类著作之右。传本久佚，自明以来研究《诗经》者罕引其书。据《石初集》记载此书于明初尚存，则亡于中明以后。清修《四库全书》时，于《永乐大典》中见其尚存，馆臣乃录出，并依经文原序排纂，正其脱伪，定为十八卷，是为今本。各家书目均不著录，是书成以后传本即罕见，今本仅有《四库全书》本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十三经诂答问
〖十三经诂答问〗六卷。清冯登府撰。登府字柳东，号云伯、勺园，浙江嘉兴（今属上海）人。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进士，任宁波府教授。工诗，熟典故。著有《汉魏蜀唐北宋清诸代石经考异》《三家诗异文疏证》等，俱人《皇清经解》。是书为讲学家言，以问答形式疏解经义。全书不列目，观其十卷，卷一为《易经》《书经》，卷二为《待经》，卷三为《春秋》、《仪礼》、《周礼》、《大戴礼》等，卷四为《大学》《中庸》《论语》等，卷五为《孟子》，卷六为《孝经》《尔雅》。书成于钱大断《潜研堂集答问》之后，较之却不及钱氏。然书中也有可取，每一解说，征引无多，证尤简明，可备一家之言。有《槐庐丛书二编》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十三经义疑
〖十三经义疑〗十二卷。清吴浩撰。浩字养斋，华亭（今上海松江县西）人。是书取十三经诸家等注疏传，标其疑义，详为考订，用力颇勤。然注疏考证未能融会贯通，疏漏者或有之。如袭用明人季本《读礼疑用》之说，以万人为一军；而《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地官·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二干五百人为军，则周天子诸侯之同制，到春秋列国时方有变制，如《齐语》”管子制国，五家为轨，放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放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为师，故万人为军”。韦昭《注》：“万人为军，齐制也”，此乃春秋列国之变制。浩以春秋列国时之变制而疑《周礼》所记两周之定制，实不可，其疏略可见。其说也颇有可采者：如释《左传》得□于橐中”，谓大夫士也有主，而引《说文》，“昏，强也”，谓昏当作昏，昏者阂，与留同，强也；又释《尔雅》“夏曰复肺”，郭凌《注《不见出处，浩引《□梁传》杨士勋《疏》云：“复□者，复前日之礼”，可补郭注之末备。也足见其研究考证，皆有根抵，并非大言臆断。有《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注疏〗四百一十六卷。宋黄唐编刊。唐字雍甫，福建福州人，福州别称三山，故又被称为三山黄唐，宁宗朝官考功郎中，韩□胃为其父韩诚乞谥，黄唐屡屡不允，乃见宰相京镗，言不能奉承，辞归被允，卒于州郡。黄氏编辑此编，并将其合为一帙刊行，约在南宋光宗绍熙年间（１１９０－１１９４）。春秋战国以前，儒家经典共有六部，即《易》、《书》、《诗》、《礼》、《乐》和《春秋》，为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整理古文献的基础上编定，但当时并未被社会承认而被定为一尊。秦火以后，六部典籍中《乐》已亡佚，只剩下五部。西汉时，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世人乃称《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故汉武帝只立五经博士。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所以入东汉，五经之外，又增加《孝经》及《论语》，合为《七经》。唐朝统一全国后，以《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梁传》合称为《九经》。唐文宗太和年间，《九经》之外，又加《论语》、《孝经》、《尔雅》成《十二经》，并将其勒石，立于国学。宋代理学家把《孟子》的地位抬高，故于北宋中叶又将《孟子》升为一经，唐代《十二经》，再加之《孟子》，足成十三经之数。因儒家思想自汉代起即居于正统地位，其典籍被定为一尊．故为其作注撰疏者可谓汗牛充栋。黄氏以前，经与注疏各为单行，经自经，注疏为注疏。有感于此，黄氏遂将十三部经典的经文与注疏合在一起，并将其刊行于世。计有：《周易正义》十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二十卷，伪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五－卜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正义》七十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曼等注，宋邢□疏；《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注，旧题宋邢□疏；《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宋邢□疏；《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宋孙□疏。此编既行，便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哲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考据学等学科的最重要参考材料之一，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自身地位的最重要精神武器；同时，对抑制新思想的萌芽，阻滞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亦起了很大作用。传本极多，今存有宋十行本，庋藏北京图书馆，明嘉靖中有闽刻本，乃据宋十行本覆刊，祟帧年间又有汲古阁毛氏本，上述各本今皆为善本，一般不易得见；入清，除武英殿聚珍本外，嘉庆时有阮元刻本，阮刻本又附有《极勘记》，被世人目为善本，为有清一代最佳版本；民国以来，世界书局曾刊行阮本缩印本小今通行本中最善者，为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排印本。并附有阮元《校勘记》。
十一经问对
〖十一经问对〗五卷。旧题何异孙撰。异孙，始末无考。此书亦不题时代，据第二卷中论《孟子》“彻法”、“助法”，称“大元官制承宋职田”，则异孙当为元人。又第一卷中论《论语》“暮春”，称王稼村先生于杭州府学讲此一章。按：稼村为王义山之号，义山宋景定中进士，人元官江西儒学提举。异孙及见其讲经，则当为宋末元初人。又论《孟子》“恒心恒产”一条，谓“老儒犹读‘恒’为‘常’，避宋真宗讳，今当读胡登反”。是故此书当成于元初。书中所说凡包括《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诗》、《书》、《周礼》、《仪礼》、《春秋》、《礼记》十一经，次序排列颇显杂乱；又以《大学》、《中庸》各为一经，亦与定制不合。全书仿朱熹《四书或问》之体，设为问答，故名曰“问对”。其中《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致用《四书章句集注》，间或小有异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异孙则以为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礼义教化与中州相同，故不可谓之为“陋”。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异孙则以为夏至。“君子不亮恶乎执”，异孙以“恶”字读去声。上说皆不为无理。至于“蓑竹猗猗”，异孙则因袭《毛传》“绿木贼”之说，遂以切磋琢磨为用此草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忧”，异孙认为孟武伯为人多忧，夫子宽以他事不必忧，惟当忧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而”，异孙谓孔子之言碍理。“人皆谓我毁明堂”，谓当时七国皆酒造明堂。诸如此类，则不免横生歧说，于经旨多不相符。他若以《汲冢纪年》为淳于髡所作；谓《孝经》十八章次序为唐玄宗所定，则尤显穿凿无据。其余说《诗》多据郑玄《诗谱》，说《书》多据蔡沈《书经集传》，说《三礼》《春秋》多撮举注疏。其间随文生义，触类旁通，用以资幼学之记诵，亦不为无益。其论赵歧注《孟子》曰：“《六经》、《论语》、《孟子》，前后凡经几乎训解，宋儒不过集众说以求一是之归。如说《易》便骂王弼，讲《周礼》便责郑康成、贾公彦，解《尚书》便驳孔安国，伤乎已甚！毕竟汉儒亦有多少好处，赵歧在夹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谅他勤苦。”显然，此论尤切中宋儒治经之弊，亦堪为后儒所警鉴。有《通志堂经解》本及《中库全书》本传世。
世纬
〖世纬〗二卷，明衰□（１５０２－１５４７）撰。袁氏字永之，号胥台，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嘉靖五年（１５２６）进士，选庶吉士，授刑部主事，改兵部，以司署火，谪戍湖州。赦归，以荐起补南兵部主事，历员外郎，出为广西提学金事。谢病归，读书横塘别业。著有《皇明献实》、《衰永之集》等。此书共二十篇，以次为官宗、遴传、简辅、降交、诱谏、广荐、崇儒、遗士、裁阉、汰异、距伪、抑躁、久任、惜爵、惩墨、节浮、革奢、正典、实塞、均赋，所论皆指陈时弊，切中要害，此书本为忧时感时而作，故立说不免过激。其距伪一篇，谓“今之伪者则不然：其所诵读者，周孔之《诗》《书》也；其所讲习者，程朱之传疏也；而其所谈者，则佛老之糟粕也；其所行者，则桀跖之所弗为也。假道学之美名，以济其饕餮穷奇之欲，剿圣贤之格言，以文其肤浅缪悠之说，党同而伐异，尊陆以毁朱，凡其所言者，不出老生之常谈，庸人孺子皆知其非，而士之好名利、趋富贵者，方以为孔盂复出也”，即斥姚江末流之极弊。其他所论，亦引经以论时事，皆有感而发。有知不足斋刊本、《四库全书》本。
释毛诗音
〖释毛诗音〗四卷。清陈奂（１７８６－１８６３）撰。奂字硕甫，号师竹，晚自号南园老人，江苏长州（今苏州）人。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先后师事江沅、段玉裁，又曾问学高邮王念孙、王引之学，与闻经学家法。毕生弹精竭虑，专攻经学，于《毛诗》用力最勤。著有《毛诗传疏》《毛诗说》、《毛诗九谷考》、《毛诗传义类》、《郑氏笺考征》及《公羊逸礼考征》，另有《三百堂文集》。奂以为：”三代同文而不同音，右韵书久亡，六书谐声，韵书之权舆也，《诗》三百篇，韵书之经纬也。大毛公生周季，去古近，作故训传，与三百篇韵甚谐也，由韵以知音，因音以求义“，故在作《毛诗传疏》的基础上，又别撰是书以求音而达义。卷一为《国风》，卷二《小雅》，卷三《大雅》，卷四《颂》，于《诗》中文字音之变异、声韵之轻重、南北之别读、古今之异音之类，皆详为注，而《诗》用古文，故多通假，也一并辨识。陈氏主张读《诗》”执古音不兼通今音，不可与言音也，泥今音而反昧古音，不可与言诗也，故其不仅求古音，也通今音，今古音之变可知。陈氏作《毛诗传疏》，以释义为主，是书以释音为本，二者可为姊妹篇。有《陈氏毛诗》五种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释名
〖释名〗八卷。汉刘熙撰。熙字成周，北海（今山东潍坊）人，汉末训诂学家。按《后汉书·刘珍传》，又载刘珍曾撰《释名》五十篇，故又有学者认为，此书始于刘珍，而终成于熙手。此书今本八卷二十篇，所收词条，按二十七种义类分列解释，体例与《尔雅》相同，但收词范围却远比《尔雅》广泛。以同声相谐，推论称名辨物之意，并试图探求语源。这种声训方法在本书中更加系统化，但事实上，汉字并非声近之词义皆相通，中间牵强附会之训解，也就在所难免。但熙去古未远，据其所训，可以考求古音；所释器物，亦可因之推求古人之制度。如屈原《楚辞·九歌》“薜荔拍兮蕙绸”，王逸注云：“拍，搏壁也。”“搏壁”二字，今人不详其为何物，但此书释□帐篇对其却有训解，考其乃知以席搏著壁上便谓之“搏壁”。孔颖达《礼记正义》，以深衣十二幅皆交裁谓之衽，此书释衣服篇云：“衽，□也，在旁□□然也。”此说与《玉藻》言衽当旁者，则可以互证。其释兵篇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饰曰□，下末之饰曰□，此说又足证《毛诗访诂传》之伪。诸如此类，有资考证者，不一而足。此书与其他小学类著作，诸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等一样，是至今仍有影响的我国早期语言学著作之一，在探求词义、辨证古义、保存古音及阅读研究整理古文献等方面，都有实用价值，为必读、必用工具书之一。此本又被题作《逸雅》，盖为明代郎奎金取此编与《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合刻，名曰《五雅》，因其他四书皆有“雅名”，遂将其改题为《逸雅》，从以类居。诸多传本中，以明天启间（１６２１一１６２７）郎氏所刊《五雅》刻本最为珍善，《四库全书》本亦可称善本，通行本有《古今逸史》本，《百名家书》本，经训堂吴氏疏证本，《小学汇函》本及《四部丛刊》本等。
书传大全
〖书传大全〗十卷。明胡广等奉敕撰。《五经大全》之一。宋蔡沈《书集传》自元延□定为科举的范本，但仍兼用古注疏，所以王充耘《书传程式》犹本孔传立义。至明太祖亲验天象，知蔡传不尽可信，因命儒臣作《书传会选》，参考古义，以纠其失，颁行天下。知明洪武中尚不以蔡传为主。专主蔡传、定为科举取士范本的，实自《书传大全》始。此书虽不似《诗经大全》全钞刘瑾《诗传通释》、《春秋大全》全钞汪克宽《胡传附录纂疏》，但实亦本于陈栎《尚书集传纂疏》、陈师凯《书蔡传旁通》，前者墨守蔡沈《书集传》，而后者于名物度数考证特详，较刘瑾《诗传通释》、汪克宽《胡传附录纂疏》为有根柢，所以《书传大全》在《五经大全》之中为“尚为差胜”之作。全书首《书说纲领》，次《书经大全图说》，画《唐虞夏商周谱系图》、《历象授时图》、《虞书十二章服之图》等数十幅，各有图说，次为正文。有明刊《五经大全》本、诗庚阁刊本、《四库全书》本。
书传会选
〖书传会选〗六卷。明刘三吾等奉敕撰。刘三吾名如孙，字三吾，自号坦翁，湖南茶陵人。元时为广西儒学副提举，明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始召为左赞善，迁翰林学士。博览善记，屡承顾问，应对详敏，御制书序，多出三吾之手。著有《坦斋文集》等。《明史》卷一百三十七有传。宋蔡沈作《书集传》，虽源于朱熹，而多参以己意。当其初行，已多异论。宋末元初，张葆舒作《尚书蔡传订误》，黄景昌作《尚书蔡氏传正误》，程直方作《蔡传辨疑》，余苞舒作《读蔡传疑》，递相诘难。至元仁宗延□二年（１３１５）议复贡举，指定《尚书》以蔡传为范本，于是上述各家之书尽佚。陈栎初作《书传折衷》，颇论蔡氏之失，及蔡传定为范本，及改书名为《纂疏》，发明蔡义而折衷，然亦佚不传。至明太祖洪武十年，始考天象，知与蔡传不合，于二十七年四月命刘三吾等修此书，同年九月完成，历时五个月。参加者除刘三吾外，还有胡季安、门克新、王俊华等三十余人。书成颁行天下。此书以蔡传为底本，而参以先儒近２０家之旧说，凡认为蔡传合者则存之，不合者则改之，计所纠正凡六十六条。如《尧典》谓“天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旋”乃主陈祥道说，《高宗□日》谓祖庚绎于高宗之庙，《西伯勘黎》谓是武王主金履祥说。《尧典》九族易以夏侯氏之说，而删蔡传之注。全书体例，于每传之后，系以《音释经》，加以注音，或《音释传》，或《传》。重新注解，辨字音、字义、字体甚详，以区别于蔡传原注。传中所引古人名、书名必注出处，兼考正典故。此书上承宋元诸儒学风，作者皆为自幼务本之学者，非由后世八股出身者，虽不及先儒，而有功于后学。有明官刊本、明味经堂刊本、《四库全书》本。
书古文训
〖书古文训〗十六卷。宋薛季宣（１１３４一１１７３）撰。季宣字士龙，号艮斋，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师从程颐弟子袁溉，官鄂州武昌令，主张抗金，乾道七年（１１７１）冬，奉命视察淮西，进大理正，后知常州，未赴而卒，治学反对空谈，主张“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重研究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世务，开永嘉事功学派先声，著《浪语集》。此书所录《尚书》，全以古文奇字书写，也即“蝌蚪”古文。晋代人伪造《古文尚书》时，为了说其真，尚伪造了一种假古文，并用其书写《尚书》。传到隋唐，一分为二，奇字不多者自南齐传来，陆德明《经典释文》及孔颖达《尚书正义》即用此本；奇字为多者，《经典释文》、《尚书正义》及额师古《匡谬正俗》亦曾引录过一些文字。而且，当时以南齐本为正统。奇字过多本遂渐罕睹。唐代又将奇字不多本改写成今字本，孔颖达《正义》即本于此，但因改写者卫包不懂文字之学，许多地方以意为之，故虽然改写，舛误仍多。宋开宝年间（９６８－９７５），又令陈鄂将《经典释文》中所录奇字不多的《尚书》中凡属奇字怪书者一律改写成今字，此后，奇字不多的《尚书》本亦被罢黜。但在民间，二本仍有保留，宋代吕大防曾于宋敏求处得奇字过多本，王钦臣家亦存，晃公武自认其为真古文，遂刻石于成都。季宣此书即以成都刻石为本，故所录经文，皆奇怪难读，加之以古文笔画改为今体，奇形怪态，不能辨识，诸如战作“□”，会作“□”、始作“□”等等。其训义唯重于地名，《尚书》中所载的地名，皆予较详细的考辨，此当于季宣注重事功思想有关。其他方面的说解，无大发明。此书虽然难于辨识，但却是中国古代唯一部流存至今的全以奇字怪文书写《尚书》的完整著作，对研究《尚书》学术史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有明代内府刻本，《通志堂经解》丛书本传世。
书经稗疏
〖书经稗疏〗四卷。清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撰。为夫之诠释《尚书》之作。大抵辞有根据，不尚空谈，多出新意。对蔡沈《书集传》苏拭《东坡书传》也有辩正。如蔡传引《尔雅》“水北曰□”，实则《尔雅》并无其文，夫之推蔡氏致误之由，认为是误记孔安国“泾属渭□”之传文。其诠释名物，亦颇多可取之处，如谓“□”非《周礼》之“□”，“类”非《周礼》之“类”，“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与明陈第论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五玉同为发古人所未发。引《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珠”“非”蚌珠“谓蔡传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礼》”王府供王食玉“证”玉食“，引《左传》证”奄“与”淮夷“为二，引《丧大记》证”狄人“，引《说文》”□“宇之训以解”□若“，驳苏、蔡之夫。然也有武断、穿凿之处，为清代学者所指摘，如谓《虞书》自”戛击鸣球“以下至”庶尹允谐“皆韶乐之谱等。有《四库全书》本、《船山遗书》本等版本。
书经集传
〖书经集传〗六卷。宋蔡沈（１１６７－１２３０）撰。沈字仲默，学者称九峰先生，福建建阳人，元定次子，少承家学，师事朱熹。庆元间，韩□胄执政，斥道学为伪学，贬逐赵汝愚、朱熹等，沈随父谪道州（今湖南道县），父殁，归隐九峰，受其师朱熹命，注《尚书》十余年，嘉定二年（１２０９）成此书。淳祜中，其子蔡杭表进于朝，称《集传》六卷，《小序》一卷，《朱熹问答》一卷，缮写成十二册。所据为卫包改写本，蔡氏继承了朱熹研究《尚书》的观点，虽然在体例上仍维持《尚书》原有篇目，但在每篇标题下都注明”今文古文皆有“及”今文无古文有“，凡”今文古文皆有“者为二十八篇，”今文无古文有“者为二十五篇，今文、古文区分清楚，即暗示了真伪观点。他又把《书序》集中起来附在书后，对其可靠性也提出了怀疑。并且，又在《孔安国序》下明确提出了怀疑意见。此书是一部宋学的代表作，它总括了宋代两百年间学者们对《尚书》的探索成果，它与唐代孔颖达所撰《尚书正义》分别代表了《尚书》学术史上的两个时代。对以后的经学研究影响深远。元皇庆二年（１３１３）规定它为科举法定本，虽亦许兼用古注疏，但从此以后，特别是明永乐中编《五经大全》独尊《蔡传》以后，直至清末，甚至民间乡塾都仅以此本为宗。今传本中，《朱熹问答》已佚。明清时期将其刻人《五经大全》、《监本五经》、《五经四书集注》等《五经》本中，尚有《四库全书》本及光绪间京师聚珍堂仿殿本刻本。
书经衷论
〖书经衷论〗四卷。清张英（１６３７一１７０８）撰。张英字敦复，号乐圃，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１６６７）进士。以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入直南书房。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著有《笃素堂文集》、《易经衷论》等。此书为张英于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官翰林学士时所进之书。不全载经文，只每篇各立标题，然后逐条系以解说，亦如其《易经衷论》之例。凡《虞书》六十三条、《夏书》三十二条、《商书》五十二条、《周书》一百六十七条。因事敷陈，颇似宋人讲义之体。其说多采录旧文而参以新义。以《益稷篇》称其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篇，乃取自林希逸之说。《甘誓篇》称启未接行阵而能素明军旅之事，足见古人学无不贯，乃采吕祖谦之说。《微子篇》称比干答微子之言，当无异于箕子，故不复著，乃采孔安国之说。《君牙篇》称古来制诰之辞，必自述祖功宗德，而因及其臣子之祖父，此立言之体，乃取《朱子语类》之说。至于说《高宗肜日》为祖已训祖庚之书、《西伯戡黎》为武王之事，皆不从蔡氏，而从金履祥《通鉴前编》，所谓不拘门户、择善而从之。其以《牧誓》所载庸、蜀、矛、羌、微、卢、彭、淄为在友邦冢君，外举小国之君连及之，而不用蔡氏”八国近周西都“、陈氏”举远概近“之说，又以《君□》为周公、召公共相勉励辅翼成王之言，而不用诸家”留之慰之“之说，则皆为张英所自创之解，核之于经义，亦较为精切。此书篇幅虽小，而平正通达，远胜支离蔓衍、空谈义理之说。有《张文端公全集》本、《四库全书》本。
书说
〖书说〗三十五卷。宋吕祖谦（１１３７－１１８１）撰。祖谦为宋代著名学者，开浙东学派先声，其生平事迹，详见《古周易》条。祖谦师为林之奇，之奇撰《尚书全解》，至《洛诰》而终。祖谦此书，即始自《洛诰》，终于《泰誓》。是书《文献通考》作十卷，赵希弁《读书附志》作六卷，都与此本不合。其所载乃是祖谦原书，未经编次，传抄者随意分卷，故二家著录互异。《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三十五卷者，后十三卷为祖谦原书，即起自《洛诰》而终于《泰誓》部分；前二十二卷则为其门人时澜所增修，澜字子澜，浙江兰溪人，淳熙进士，师从吕祖谦，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祖谦说解《尚书》，先续其师林之奇末完部分而撰，故自《尧典》至《召诰》部分末及置笔而卒，其门人乃杂记其语录续之，字句怪俗，文义繁复，时澜乃重新加以删削修润，成二十二卷，又将其师原作厘为十三卷，合成是书，此三十五卷之由来。自林之奇、吕祖谦至时澜，也即自《尚书全解》四十卷至《书说》三十五卷，堪称宋儒说解《尚书》的一家之学。林、吕诸人研究《尚书》，不苟同前说，多有创见，并皆能以史相佐证，因此，他们的著作不仅在儒学发展史占据着一定的地位，而且对研究中国学术史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书亦如是。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及《金华丛书》本。
书仪
〖书仪〗十卷。宋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撰。光字君实，山西夏县人，宝元进士，授武成军签书判官，历天章阁待制兼待讲，知谤院，进龙图阁直学士，判吏部流内铨。神宗时，擢翰林学士，除权御史中巫，复为翰林兼侍读学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退居洛阳十五年。哲宗即位，起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卒于病，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资治通鉴》、《传家集》（也即《温国文正公文集》）、《稽左录》等。研究礼学以”书仪“为名，乃前儒原有之旧式，如《隋书，经籍志》便载谢元撰《内外书仪》四卷，蔡超撰《书仪》二卷等，此亦为”书仪“作书名最早见诸于史乘者。司马氏研治礼学，以其作书名，正沿用古制而来。其书体例为：卷一记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式；卷二为冠仪；卷三至卷四为婚仪；卷五至卷十则为丧仪。作者反对王安石变法，对王氏所倡的”新学“亦绝不赞成，故在此书中，尽力尊崇郑玄注，对郑注推阐最明，如解”深衣“之制，《家礼》中绘图，不内外掩袭，则领并不相交；作者释”曲袷“之”矩以应方“句，认为孔疏及《后汉书·马融传》注所说，似于颈下别施一衿，映所交领，使之正方，如今时服上领衣，不知领之交会处自方，疑无他物等等，阐发郑注交领之义最明。由此，对郑注之误亦少有驳正，并多对其舛误进行牵合，故书中说解就不免有附会之处。除此而外，全书设释古礼甚为详明，较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及《家礼》更为全面。书成以后，多得后世好评，《朱子语录》载朱熹与人言：”二程与横渠（张载）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朱子所评，比较公允。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所称为”礼家之典型“，亦不为过。此书为宋儒研究礼学的代表作之一，它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及陈祥道《礼书》等共同代表了宋代礼学的最高研究水平，对后世学者研讨礼学发展、了解上古礼制及宋代礼制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传本较多，主要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