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的写真画唐卡

王子林
写真画唐卡[1]与传统肖像画唐卡[2]不同。写真画唐卡产生于乾隆时期，它是利用西洋透视技法，直接对描绘者写生，如同照相机一样，把人物准确地再现出来，人物形象准确逼真。而传统肖像画唐卡则强调神似，很少直接对描绘者写生，而是经过观察、体会、揣摩和感情交流，在抓住对方内在神气和本质特征后，再追忆默写，是一种背拟的创作方法。
故宫现存之《六世班禅佛像》、《三世章嘉佛像》、《乾隆皇帝佛像》等属写真画唐卡，这类唐卡融合了西洋写实技法和传统山水技法，为传统唐卡注入了新的活力元素。
一、写真画唐卡产生的历史背景
写真画唐卡的出现，与乾隆皇帝推行“兴黄教安众蒙古”政策有关。乾隆中叶，蒙古厄鲁特四部及藏部各土司虽然已臣服中央，但乾隆皇帝从康济鼐、侍清、拉布敦被杀事件中吸取教训，认识到要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不能单靠军事实慑服，必须借助宗教力量，牵制地方贵族势力，因此，扶持西藏宗教，树立宗教领袖威望，便成为清朝政府的重要政策。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是格鲁派在蒙古喀尔喀的黄教领袖，在二世哲布尊丹巴时，准噶尔判乱，喀尔喀受其煽惑，人心动摇，乾隆命三世章嘉致书二世哲布尊丹巴，请竭力镇抚喀尔喀地方人心，二世哲布尊丹巴遵乾隆勅命，召集各部王公，晓谕利害，使喀尔喀诸部仍归清政府统治。乾隆二十二年，二世哲布尊丹巴去逝后，喀尔喀贵族势力要求三世转生于蒙古：“时喀尔喀人初接诏书，虽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权，有所减削，然其觊觎之心，并没因之而稍减，仍各遣使北京西藏等处，互相贿赂，及闻清廷有以第三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出生于西藏之意，众皆大哗，尤欲力争。”[3]乾隆拒绝了喀尔喀贵族的要求，并考虑到当时喀尔喀正与俄罗斯国交往密切，故下谕曰：“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于多伦诺尔，恐失喀尔喀人信仰之心，以驻锡库伦为便。”[4]决定三世转生于西藏，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一日三世于西藏降生。乾隆二十八年三世哲布尊丹巴至库伦，途经热河，适逢乾隆驻节于此，遂晋谒三世，当时三世才五岁，勅命章嘉国师授以小戒。乾隆三十年八月下谕曰：“朕为阐扬黄教，安辑众生，特降谕旨，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由西藏接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乃喀尔喀等供养之大喇嘛。”[5]乾隆三十五年，土尔扈特率部来归，又适逢圣母皇太后八旬万寿，乾隆于是勅建普陀宗乘之庙，乾隆《御制普陀宗乘之庙碑》云：[6]
自旧隶蒙古喀尔喀、青海王公吉台等，既新附准部四城众番长，联轸偕来，胪欢祝嘏，念所以昭褒答示惠怀者。前期咨将作营构薪庙，以乾隆三十三年三月经始至三十六年讫工，……厥惟大慈之教，而热河尤我皇祖圣仁皇帝，抚绥列服，岁时四观之区，响边西陲内面景从，朕劝思缵述普宁、安远、普乐诸刹所为，嗣溥仁、溥善而作也。今也逢国大庆，延洪曼羡，而斯聿成，三乘之宗，实其统会。……而久入俄罗斯之土尔扈特，以其为外道，非黄教所概，舍久牧之喀济勒，率全部数万人，历半年余，行万有数千里，倾心归顺，适于是时，莅止瞻仰，善因福果。
乾隆三十六年于热河举行了浩大的庆祝活动，而当时三世哲布尊丹巴才十四岁，为巩固其宗教领袖地位，于这一年乾隆下旨令艾启蒙为三世哲布尊丹巴画脸像，姚文翰画衣纹，最后由喇嘛完成此幅唐卡即填充诸佛和背景。档案记载：[7]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著艾启蒙画脸像二幅，其衣纹著姚文翰起稿，完时著喇嘛画，得时裱挂二轴，钦此。
笔者查阅了乾隆时期的《造办处活计档》[8]，由艾启蒙画脸像的《三世哲布尊丹巴佛像》是最早的写真画唐卡。追溯之，西洋绘画进入宫廷，始于康熙时期，以传教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意大利传教士）为代表，运用西方的透视法则和色彩，描绘以宫廷题材为主的绘画，到乾隆时期，乾隆大胆地把西洋绘画技法运用于中国传统绘画中，创造了新体画，主要表现于人物面部的刻划上，具有透视，却无阴影。艾启蒙（Lgnatius Sickeltart 1708—1780）是波西米亚的西洋画家，与郎世宁等西洋画师服务于清宫，共同参与了许多宫廷题材的绘制，如《万树园赐宴图》、《弘历哨鹿图》等，这些画中的人物如乾隆的面部具有透视，传神写实。在郎世宁病逝前即乾隆三十一年前，以郎世宁为首的西洋画师，主要精力是放在改造中国宫廷绘画和绘制大型历史题材上，和培养一批宫廷画师上，故而档案中只记录了郎世宁、艾启蒙等画师从事的宫廷题材的绘画，而无宗教题材的绘画的记录。正是三十六年这一年，象征三乘之宗的普陀宗乘之庙的落成，和蒙古各部“联轸偕来”，以及三世哲布尊丹巴年幼地位不稳，这些因素促成了《三世哲布尊丹巴佛像》的创作，即乾隆大胆地把西洋绘画技法又运用于宗教绘画中，一种新的唐卡形式即写真画唐卡就诞生了。佛像由艾启蒙执笔，是因为郎世宁去逝后，艾启蒙就成为西洋画师的领袖，此大任非艾莫属。
乾隆下旨由艾启蒙画面部，姚文翰画衣纹，喇嘛画唐卡中的其他部分如佛、祖师、护法、供品等的《三世哲布尊丹巴佛像》唐卡，可知这是一幅新的唐卡“样式”：面部具透视写实属西洋风格，衣纹具中国画风格，强调线条的表现力，而其他部分则是西藏式的，融合了西洋、藏地、宫廷三种画风。
二、写真画唐卡的特征
十八世纪以郎世宁为代表的西洋画师，把西洋绘画技法带入宫廷绘画之中，为中国肖像画注入新的活力，创造了“新体画”，[9]传神逼真，乾隆皇帝称“写真世宁擅”、“世宁神笔传”、“写真无过其右”、“著色精细入毫末”。郎世宁所创造的新体画（图一），采用正面强光或弱光，用平涂的方法，使明暗略有差别，人物面色光亮而明朗，皮肤白析而柔润，眼瞳晶亮而有神，鼻尖高光似有若无，稍有凹凸不平而不露笔触，使人物表现出一种端庄、安祥而又威严的形象。这种把西洋透视法与中国传统绘画相结合，不强调人物面部阴影的肖像画风格，成为十八世纪乾隆画院人物肖像画的范本。采用新体画风格绘制的唐卡，称写真画唐卡，写真画唐卡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外艺术融合的产物。
写真画唐卡所描绘的对象只限于宗教领袖人物和乾隆皇帝本人，有《三世哲布尊丹巴佛像》、《六世班禅佛像》、《三世章嘉佛像》和《乾隆皇帝佛像》（图二）唐卡四种，每种又分为两大形式即俗装像和佛装像，佛装像是身穿佛衣，头戴黄帽的格鲁派大师形象，俗装像是头戴貂皮帽，身穿明黄十团龙里衬海水江崖龙袍的世俗形象，以表示他们是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写真画唐卡供奉于寺庙或佛堂之中，是具有佛一样的地位的，并作为众信徒膜拜归附的象征，以达到教化的目的。
自《三世哲布尊丹巴佛像》唐卡出现后，写真画唐卡就成为一种纪念、供奉和以教化为目的的唐卡模式。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皇帝又为自己画了一幅御容佛像，档案记载：[10]
乾隆四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太监厄鲁里交御容佛像一张，中正殿画佛喇嘛西拉画。
到乾隆四十三年，中正殿的画佛喇嘛西拉也被培养成画写真画唐卡的画师。写真画唐卡有一定的模式，即它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一定的规范，故宫现存《三世章嘉佛像》之题记告诉我们，写真画唐卡是按照一定的“样式”而绘制的。
《三世章嘉佛像》唐卡（图三）背面汉、藏、满、蒙四体文字白绫签题记之藏文题记译为：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钦命中正殿画佛喇嘛额齐吉额按照样式画，供奉利益画像章嘉胡土克图，番称章嘉胡土克图，清称章嘉胡土克图，蒙古称章嘉胡土克图。
《三世章嘉佛像》是按照“样式”即范本而绘制的。虽然由艾启蒙等人创作的第一幅写真画唐卡《三世哲布尊丹巴佛像》无存，但笔者就早于《三世章嘉佛像》的写真画唐卡与之相比较，发现《六世班禅佛像》与《三世章嘉佛像》的构图、诸神、宝座、供品、背景山水、装裱完全相同，因此可以根据《六世班禅佛像》唐卡所绘“样式”的考证，来分析乾隆时期写真画唐卡的特征。
陆灿是《六世班禅佛像》唐卡的作者，江苏吴县长洲人，工人物花卉，长于写真，被称为“吴中传真妙手”。庚子年即乾隆四十五年，陆灿奉旨为班禅画像。
清宫绘制的班禅画像共有五幅，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班禅画像为原本，由陆灿绘制，没有进行装裱直接镶在紫檀木边玻璃镜框里，供于宁寿宫无倦斋。另外四幅画像应为摹本，由中正殿画佛喇嘛绘制，进行了相同的装裱，均为洋锦大花片金镶边，玉轴头地杆，白绫签汉字、满洲、蒙古、西番说语，由董诰书写，[11]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二日装裱完成，二月初十日分别供于紫禁城中正殿西配殿，圆明园清净地法源楼，热河紫浮、须弥福寿之庙四处。
《六世班禅佛像》唐卡分两种即佛装像和俗装像：
1、《六世班禅佛装像》唐卡（图四）
画像洋锦大花片金镶边，玉轴头地杆，汉、满、蒙、藏四种文字白绫签。主尊六世班禅面部刻划写实，衣服的皱折以高光表现，是典型的乾隆时期新体画风格。画面分空界、中界和下界，空界为修行之本尊神等，中界为六世班禅，下界为护法神，此种构图源于西藏唐卡的构图方式。下界青绿平地上置卷莲花宝座，班禅右手结说法印，左手持经书，全跏趺坐于宝座上，为画面的中心。座前置供桌，上供代表五知五觉的供品，花（即嗅觉）、果（即味觉）、鼓（即听觉）。班禅座前为三朵云团里涌出的三位护法神，中为吉祥天母、左为山林财神、右为金甲护法。三位护法神前置嘎巴拉碗，里盛象征五知五觉的眼、鼻、舌、耳、心。吉祥天母为达赖喇嘛、班禅的黑护法神，进入清宫后，被乾隆尊为“福国佑民”的护法神。[12]
金甲护法，属于药叉兄妹护法的一种形象，是达赖喇嘛、班禅的红护法神，《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13]
章嘉活佛驻锡扎什伦布寺期间，在班禅大师身前聆听了“威猛药叉兄妹护法之随许法。”班禅罗桑贝丹益希（第六世班禅）在前辈班禅的传记中说：“从此以后，兄妹护法及其侍从与章嘉胡图克图形影不离，亦步亦趋。”
六世班禅把他的护法神威猛药叉兄妹护法传授给章嘉国师，而成为章嘉国师的护法神。金甲护法的形象，身为红色，头戴五骷髅冠，身穿金甲，右手持摩尼宝杖，左手持金刚绳，骑于白马上。
山林财神，白身，着战袍，右手持缚旗的长矛，左手托盛满摩尼宝的盘，骑于白马上。山林财神被莲花生降服后皈依佛法，成为佛教护法神的山神之一。
画面上方空界有三位尊神，中为无量寿佛，藏传佛教认为班禅是无量寿佛的化身。右为大威德金刚，是格鲁派修行尊崇的三大本尊神之一（大威徳、密集、上乐金刚）。左为五世班禅罗布藏伊喜巴桑布。
2、《六世班禅佛像俗装像》（图五）
唐卡装裱、画面构图及绘画风格与佛装像相同，但此张画像中的班禅享有了皇帝一样的地位，头戴貂皮帽，身穿明黄十团龙袍，里衬海水江崖龙袍，右手结说法印，左手托无量宝瓶，全跏趺坐于有三层坐垫的雕龙宝座上。班禅所穿的龙袍和坐垫，为乾隆赏赐，《军机处满文班禅议复档》记载：[14]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忠勇公臣福隆安等谨奏，由内支出十三件龙袍，臣等酌定赏班禅额德尼、章嘉呼图克图……。俟后旨下，列入二十四日宴赏。宴后颁赏，为此谨奏。
《军机处录轴奏折》记载：[15]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神人之顶饰文殊菩萨大皇帝莲足金座尊前，恭敬叩拜谨奏：天神文殊菩萨大皇帝对小佛向来格外宠渥优施，对此日益深加之鸿恩，小佛永世难报。……有幸瞻觐天颜，正值无比欣悦之际，又赏赐闪烁神力光辉之珍贵缎子垫褥。
可见班禅俗装像服饰俱为写实。
画像上方空界三位尊神与佛装像相同，下界有三位护法神，中为六臂勇保护法，右为阎摩，左为吉祥天母。六臂勇保护法是藏传佛教中地位最高的护法神。阎摩也称“阎王”、“地岳主”等，常以外修身形出现，被描绘成一身蓝色，生有公牛头，右手挥舞骷髅杖，左手持绳套，他站在一头蓝色的公牛身上，公牛膝跪在一位女人的身上，阎摩的左边通常是阎王的姐姐阎罗女，她递给阎王一只装满血的头盖骨碗。
通过对《六世班禅佛像》的分折，其写真画唐卡的“样式”主要表现于四个方面：
第一、主尊人物刻划为新体画风格。
第二、画面分空界、中界和下界三部分，空界中为化身佛、两边为格鲁派所修之本尊和主尊的上辈，中界为主尊，下界为护法神。
第三、背景为“长波状青绿山水”风格，即山峦顶部用蓝色渲染，下部为绿色，并运用娴熟的长波状笔触纹理表现重岩叠嶂的效果，山间常点缀楼阁和瀑布。
第四、分俗装像和佛装像两种形式。
写真画唐卡中的人物刻划技法源于西洋透视法则，构图源于西藏唐卡构图，“长波状青绿山水”背景风格源于乾隆时期的宫廷山水形式，写真画唐卡实际上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它是十八世纪绘画艺术大融合的产物。
三、写真画唐卡对清宫唐卡风格的影响
写真画唐卡对清宫唐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长波状青绿山水”背景的运用上。从原状佛堂看，早于乾隆三十六年的佛堂如养心殿西暖阁仙楼、雨花阁、宝相楼等，这些佛堂中的唐卡没有“长波状青绿山水”背景。乾隆时期现存原状佛堂唐卡最早可追溯至养心殿西暖阁仙楼佛堂，此佛堂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所供唐卡为从阐福寺移来的唐卡，阐福寺建于乾隆十年（1745年），其唐卡没有出现《六世班禅佛像》中的“长波状青绿山水”背景（图六）[16]。宝相楼位于慈宁宫内，建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是清宫著名的六品佛楼之一，仿梵香楼而建，而梵香楼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宝相楼唐卡仿梵香楼唐卡。乾隆四十四年，为迎接六世班禅进京朝觐，特于承徳勅建须弥福寿之庙，由于时间紧迫，宝相楼内所供佛像、塔等俱移至须弥福寿之庙[17]。
我们现在看到的宝相楼唐卡，是乾隆四十四年绘制的，皆仿照原宝相楼的唐卡，而原宝相楼唐卡又仿梵香楼唐卡，也就是说乾隆二十二年梵香楼的唐卡中没有出现《六世班禅佛像》中的“长波状青绿山水”背景。
梵香楼、宝相楼唐卡为中正殿画佛喇嘛绘制，属于典型的西藏风格。
乾隆三十六年之后的佛堂如梵华楼、养性殿西暖阁仙楼佛堂和佛日楼中发现了带有“长波状青绿山水”背景风格的唐卡。梵华楼建于乾隆三十六年，但唐卡作于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18]，唐卡计30 幅，只楼下中间供释迦佛的唐卡释迦本生图中出现了“长波状青绿山水”背景（图七），其他唐卡则无此背景，属西藏风格。
养性殿仙楼佛堂仿养心殿仙楼佛堂，建于乾隆四十一年，其唐卡仿养心殿仙楼佛堂的唐卡，档案记载如下[19]：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太监胡世杰交画像佛四十四张，传旨：照养心殿西暖阁楼上现供佛像一样镶边成做，在养性殿西暖阁楼上供，钦此。
虽然唐卡仿养心殿仙楼佛堂的唐卡，但其风格已改变，背景山水变为“长波状青绿山水”。（图八）
清宫唐卡中的“长波状青绿山水”背景风格，是从乾隆三十六年以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是在艾启蒙创作《三世哲布尊丹巴画像》之后，并影响到佛堂中的唐卡创作。
于唐卡中加入中国传统山水绘画风格，由来已久，如“大明永乐年施”的《罗汉图》（图九），其背景就融入了中国传统的金碧山水画法，永乐之后这种风格的唐卡在宫廷几乎绝迹，直到乾隆时期才又重拾其技，但“长波状青绿山水”与永乐时山水风格不同，它属典型的乾隆画院的山水样式，我们从姚文翰、金廷标、方琮、丁观鹏等的画中看得出来。
[1] 唐卡是藏语，即西藏宗教绘画。写真画唐卡：一是源于乾隆对郎世宁肖像画的评语如“写真世宁擅”，二是源于《造办处活计档》的记载：“乾隆四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太监厄鲁里交御容佛像一张，中正殿画佛喇嘛西拉画。”“御容佛像”即乾隆的写真画唐卡。故凡是人物面部具西洋透视的唐卡，统称为写真画唐卡。
[2] 传统肖像画唐卡，以西藏肖像画唐卡为代表，如大成就者唐卡、祖师像唐卡等。祖师像唐卡，人物描绘十分传神，但它还是属于传统的肖像画技法，无透视，注重线条的表现力。
[3] 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第五篇》第39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
[4] 《蒙藏佛教史•第五篇》第43页。
[5] 《蒙藏佛教史•第五篇》第43页。
[6] 《蒙藏佛教史•第五篇》第46、47页。
[7]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
[8] 乾隆时期《造办处活计档》记录了从乾隆元年至乾隆六十年的宫廷造办处各活计处承做的各项任务，宫廷绘画的创作由画作、如意馆来承担，凡是乾隆时期的宫廷绘画创作，《造协处活计档》均有记载。《造办处活计档》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
[9] 郎世宁在清宫的绘画活动以及他所创造的新体画，参见杨伯达《郎世宁在清内廷的创作活动及其艺术成就》，《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2期，紫禁城出版社。新体画成熟于乾隆时期，主要表现为人物具有西洋透视法则，但却无阴影，这种新体画风靡于乾隆时期，一度成为画院的主流。
[10]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四十三年三月二十日。
[11] 董诰是乾隆时期的宫廷内阁大臣，擅长书法，乾隆二十八年登进士，乾隆三十四年补侍讲，乾隆五十五年擢大学士。
[12] 乾隆御制诗题于《威徳吉祥天母》唐卡上，此唐卡于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御制，现藏故宫博物院宗教组。
[13]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第127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
[14] 《军机处满文班禅议复档》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5] 《军机处录轴奏折》乾隆四十五和七月二十二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6] 参见拙作《仙楼佛堂与乾隆的养心、养性》，《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4期，紫禁城出版社。
[17]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
[18]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
[19]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并参见拙作《仙楼佛堂与乾隆的养心、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