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杞：一个人的捐献史

一个人的捐献史
章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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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成为5·12汶川震灾之后的一个超级关键词。血脉相连的中国人闪现人性光辉撼动着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这场地震虽不一定“震出一个新中国”，但至少大大提升了濒于离散的社会凝聚力，也给予日渐下滑的社会道德一次革命性的洗礼。相信每一个中国人，从头到脚都感受到一种灵魂的震撼。
我同样感受到了这样的震撼，并为有这样一种震撼而感动不已——我们找到了失去甚久的国民性。于我，这种震撼还产生了一种副效应：打开了我始自小学时代的捐款史。
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捐款应该是在1988年。那年，我正上小学四年级，捐献不是因为有一方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而是因为学校一个老师得了重病——他是民办教师，家庭条件很不好。学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在班级动员会上教导我们说，报师恩，献爱心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敬爱的老师捐点儿钱。那时，老师的话在孩子眼里就是“圣旨”，“得令”之后，我立即飞奔回家向爸爸讨募爱心，最终我将爸爸的爱心转变成我的爱心之后转给了班主任老师。现在我仍然无法回想不起来有没有人向我表示感谢，不过应该没有的——能为老师贡献（爸爸转移给）自己的一份力量已经是“不胜荣幸”了。事后班主任说，我们班的捐款交给校长了，由校长代表学校交给患病的老师。我们班捐了多少，整个学校捐了多少，我自然无从知道，其实我也没有“想知道”或者“监管”这种意识。那时候我感觉，我唯一的义务和责任就是献爱心、捐款，其他可都不是我操心的事儿。
第二次捐款在我印象中非常之深，因为那一次让我油然而生一种“我把爱心献给祖国，献给党”的使命感和神圣感。1989年秋，我刚上初中一年级，正赶上亚洲运动会第一次要在祖国首都北京举行。但那时候，我们的GDP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打着个儿地翻，我们的祖国还不够强大，还不够富强——但人多力量大。记忆中老师讲的好像意义相当重大的，特别是捐款不捐款是爱国不爱国的一个表现。一听到关系自己的阶级性质和学习表现，而且老师还暗示说这也是“评选”三好学生的一个重要参考——更要命的是，我还身兼“要职”——一班之长。我立马从原先设想的捐献1元钱增至5元，代价是我一个月的没有零花钱。因为老爸让我和和大家一样捐一块钱，但我想我地位不一般，理当表率，最后的结果是我提前预支了一个月的零花钱。
其后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捐款，但多半没有像这次那么有意义，基本上都是因为同学生大病，同学家庭困难等。采取的基本模式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广泛宣传，全体动员，干部作表率。通常的结果是，没有人不捐献，即使有些人本身也属于困难群体，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背上一个没有爱心的骂名，更何况青少年时期是一个非常爱好面子的时期。现在想起来，我倒想到了两个词：道德裹挟和评价预置。
让我对捐款开始生厌是在参加工作之后。1995年，我师范毕业回到母校，在那所我呆了8年的农村学校教英语。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起，随着我的权利意识的复苏，我开始对某些捐款特别、特别的反感，但终于无可奈何，但这不是因为我没有爱心，只是因为我没有奉献或者不奉献爱心的自由选择权。当时学校时常会接到县教育主管部门的通知，或者是比如98年洪水灾害上级的上级动员大家献爱心，或者是乡里（天高皇帝远，而且适值教师工资地方财政包干，但地方经济拮据）有老教师患花费甚巨之病，甚至村里或乡里修一条爱民路，都广泛动员我们这些灵魂的工程师。第一次大家还是比较有爱心的，毕竟知识分子经不得夸，也非常要面子。但问题是，随后经常有献爱心之举，以致连我们自己的心都快献没了，以致到最后上级的动员令失效，但并没有阻止“他们的”爱心在行动。之后的捐献，校长直接告诉我们这个月我们要献爱心了，一个人50，直接从工资中扣除。更可恼的是，以后连告知义务也免除了，直到工资发放时发现工资怎么少了，才得到会计的一句话：献爱心了。如果你要是问，献爱心我怎么不知道啊，或者怎么不征求我的意见呢？会计则回答：我还不知道呢或者它还没征求我的意见呢。终于到最后，我连问也不问了。列为看官，莫要怪我愚昧没有刚性，其实当时每一个人首先想的是，我还想在那里混，所以沉默是饭碗。当然，我也毫不隐瞒当初我为什么要从那个地方来个“教师突击”的，这不能不说上一个原因。
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我终于离开了那个小地方来到首都北京。首都北京就是跟小地方不一样，首先表现在捐款上。记得入职后的第一年（好像躲得开人躲不开捐款）就赶上了向灾区献爱心，单位说希望大家捐献衣物或者捐款，一切自愿。当时我看到自愿两个字非常不适应，以致开始怀疑自愿是真是假——想当初也是要求我自愿献爱心的。但事实证明，这一次自愿竟然是真的，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竟然在自愿的情况下没有捐款——看来首都果然有首都的气魄：原来也有不捐献的自由。
我一直以为，有自由选择权的捐献应当是最幸福的。比如这一次抗震救灾的捐献就让我感到莫大的幸福感。5月12日下午，一回到家就得知四川地震了，许多地方有震感。随后报道逐步深入，我的心也越发紧张，看着那么多悲惨状，我的心更是揪紧了。随后不久看到了手机捐献的宣传，但太麻烦了，一次最多只能捐2元。第二天，我主动给单位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捐款？办公室回复说，等上级通知。我也只能等待通知——谁让我是个有单位的人。我知道像这样重大的事件，单位和单位的单位肯定要搞捐献活动的。果然，14号接到单位通知务必在16号12点之前把捐款额报给会计，从工资中扣除。虽然这次形式是一样，但我却感觉到是如此的幸福，因为这次我首先生出了自主捐献的欲望，其次我有选择捐款数额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我知道捐款的用途和目的。以前虽然也有选择捐款数额的权利，但通常并没有生出主动捐献的欲望，因为我不知道捐献的具体用途和方向。
或许，我的这种幸福感仍然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就像“恋爱中的两个人，在感觉到对方要甩掉你之前你先说分手从而失恋的是对方一样”，我的主动和捐献欲望在前，从而避免了随后而至的道德裹挟。虽然我知道那些庞大的捐献数额中有我适当的份额，但我非常希望善款善用，但不过是希望而已，因为内心一个声音告诉我：这个时候，任何的怀疑都是罪过。
这就是我的捐献短史，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你可以认为它是一段伪史，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曾献过爱心，因为我从没收到过捐献收据。有时候，我卑鄙地想，扔到水里还有个声响呢？但它没有声响，我也不知道它流向何方？是否载着我的爱到了需要爱的地方？当然我只能希望它流向我希望的地方。
我想我以后还会接着写我的捐献史，不过我希望新的篇章里有更多的我可以自由选择的捐献机构，更重要的是，我的爱心何所来何所去，我能看到她的运动迹象。希望这不是永远虚幻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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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08-5-27       本站发布时间：200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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