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产阶层：“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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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它
——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
胡联合 胡鞍钢
来源：政治学研究 2008.2
关于中产阶层的研究是社科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门课题。但是，国内对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认识并不全面，普遍简单地把中产阶层认定是社会的“稳定器”。而实质上，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是多元而可变的。在系统阐述西方学术界关于中产阶层的“稳定器”理论、“颠覆器”理论、“异化器”等理论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全面科学认识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多元性和可变性，对于引导我国中产阶层朝着“稳定器”的方向发挥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 理论流派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或 middle classes）[3]的研究历来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镇，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以中产阶级或新中产阶级为主题就可以写出“一部完整的政治社会学史”。[4]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政治社会学作为主要探讨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现代化、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科学，客观上都离不开对中产阶层的研究。不过，我国学者对中产阶层的研究起步很晚。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日趋分化特别是中产阶层的逐步发展，人们对中产阶层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在逐步升温。但是，这些研究往往都寓于一个所谓统一的共识性前提，即将中产阶层肯定地视为社会的“稳定器”，似乎中产阶层是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力量。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学家主要有李强、陆学艺、孙立平、周晓虹等人。周晓虹等人认为，“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基石”，我国的中产阶层是维护政治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普通都有一种强烈拥护既有政治体系的倾向”[5]。孙立平认为，“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共识。”[6]陆学艺等人认为，中间（中产）阶层规模大的社会是“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的”；否则，中间阶层规模小，社会就不会稳定，甚至会发生革命；我国中间阶层有促进经济发展、缓冲社会矛盾等多方面的积极功能。[7]李强是国内从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对中产阶层“稳定器”功能进行最系统阐述的学者，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在任何社会中，中产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 [8]；其原因在于，一是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上下层的缓冲层，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二是中产阶级往往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为不同群体通过温和妥协的方式协调利益冲突提供了交往基础；三是中产阶级代表一种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使得极端激进的思想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四是中产阶级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中产阶级收入的稳定性使得他们的消费非常平稳，特别是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市场就有了保证；“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9]我国经济学界也普遍对中产阶层的功能持积极肯定态度，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认为中产阶层“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好的”，“一国的兴起和强盛有赖于中产者队伍的壮大和中产者社会作用的发挥”；这个阶层“比较温和”，“最希望稳定”，“有利于稳定”[10]。
那么，中产阶层（中产阶级）是否就是国内学者众口一辞的社会“稳定器”呢？回答是不能肯定的，即中产阶层不一定是“稳定器”。总的来看，西方有关的理论研究和世界上有关国家的历史实践都表明，人们对中产阶层发挥“稳定器”功能的认识并未达成共识，相反到20 世纪前中期，人们对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多元化的认识却已比较完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产阶级在西方的迅速崛起，一批后工业社会学者和现代化学者在理论上又有了一些新的拓展或实证研究，但总体上并未突破“稳定器”、“颠覆器”、“异化器”等三种多元化功能的基本框架。本文主要是综述西方学者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相信透过这些论述，将有助于人们全面而科学地认识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多元性和可变性，这不但对深化中产阶层问题的研究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引导中产阶层的健康发展和发挥“稳定器”的积极功能更有突出的现实借鉴意义。
二、“稳定器”理论
西方关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稳定器”理论由来已久。主张该理论的学者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包括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西美尔（Georg Simmel）、科恩豪泽（William Kornhauser）、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人[11]。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为一种政治动物”，而“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体是“各政体中最为稳定的类型。” [12]实际上，他是从人的政治理性和社会结构平衡的角度来阐述中产阶级“稳定器”功能的。他认为，国家“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13]；而正义是一种“适度”，要求社会财富在各阶级之间适度均衡成比例地分配，“过多和过少”都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14]一切国家的公民都可以分为极富、极贫、中产阶级等三个部分，其中极富和极贫的人们都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他们或者狂暴放肆，或者懒散无赖；而惟有中产阶级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最能遵循正义即中庸适度的原则行事；“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既不像极富阶层“只能够专横地统治”，也不像极穷阶层“不懂得如何指挥”；他们既是一个国家中最安稳的阶层，又是最适宜担任治国理政职责的阶层（包括也是产生最好的立法家的阶层）。[15]他更特别强调，中产阶级是“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财产”的中间阶级；惟其财产“适当”，所以不致为富不仁；惟其财产“充足”，所以不会觊觎他人；更重要的是，惟其人数较多，所以能充当极富阶级与极贫阶级之间冲突的缓冲力、仲裁者和协调人。一个国家凡是中产阶级强大的，其内部就少党争无内讧。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政体是最符合正义原则的，是最稳定的，也是适宜于一般国家的。[16]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1835 年和1840先后发表的《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书中主要以美国为例对中产阶级的“稳定器”功能进行了阐述。他认为，（1）在所有阶级中，中产阶级对财产所有权所带来的激情“表现得最为坚定和执拗”，他们把损失全部家产视为“最大的灾难”，他们是最反对动乱和革命的天然力量。很富的人财产多，并有其他许多需要得到满足的激情，财产对其的魅力下降；穷人财产本来就少，往往对拥有的少量财产并不大关心，甚至寄希望于动乱或革命改变这一状况。但是，“既不豪富又不极贫的小康之家（中产阶级），却对自己的财产甚为重视，因为他们离贫穷并不太远，深知贫穷的痛苦，并害怕这种痛苦……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家产更多一些，所以对家产给予不断的关心；他们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使家产增加，所以对家产更加依恋。”[17]设法增加财产是他们永不满足的追求，因而没有心思、时间和精力去想什么造反、革命之类的极端事情。（2）中产阶级对物质享乐的爱好不但是推动消费增长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精神动力，而且也对社会安定提出了直接要求。“追求物质享乐的激情，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激情。”不但如此，这种激情，还从中产阶级向社会的上层和一般老百姓扩散。而为了满足这种爱好，就“需要秩序”。[18]（3）中产阶级对基督教的普遍信仰，既为他们对现世物质财富的追求提供了规范和慰济心灵的良药，又强化了其保守性。虽然没有哪个国家比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美国人更“爱钱如命”，“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禁止他们恣意妄为”。[19]不但如此，在美国，“利益是宗教本身用来指导人的行动的主要手段”，“美国人不仅是基于利益而信奉宗教，而且往往是把他们从信奉宗教当中的可能获得的利益放在现世。” 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中产阶级追求物质财富和享乐的激情，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强了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4）中产阶级以职业为天职、勤奋节俭、知识水平较高、理智的爱国主义、权利观念强、平等自由民主意识突出、信守法律、热心公共事务等人格特点，以及其社会分层中的中介地位和流动性，都在不同层面增强了其物质创造力和精神影响力，在社会上扩散了人们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信任。[20]（5）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美国公民建立了繁多的社团组织，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了中间地带，能够对上下两个阶层都起到缓冲和制衡作用，既可以防止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和一盘散沙，又可以防止政府专权以及对个人自由的不当干预和直接侵犯。[21]其中最大量的一般性社团的作用特别突出：“一般社团不是指导人们去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把公民的注意力从这方面拉走，使公民逐渐埋头于自己的全靠国家安全才能实现的活动，从而可以阻止公民发动革命。” [22]（6）最后，还有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原因，即“在文明国家，只有没有什么可失的人才会起来造反”[23]，而中产阶级拥有的东西甚多，害怕失去既得利益是他们的天性，因此他们是不会去造反的，是希望并维护社会稳定的天然力量。
意大利学者加塔诺·莫斯卡在1896 年出版的《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中认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种用来测量社会力量平衡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的标准，一个社会中产阶级越强大，社会就越容易保持稳定。主要原因在于：（1）中产阶级是统治阶级的人才甚至是最优秀人才的储备库和主要供应商，统治阶级可以从中产阶级中吸收其可利用的人才来加强和巩固政治统治。（2）中产阶级是相对独立其家族和政府的人力资源，其经济地位独立于掌权者，他们依靠教育和科学知识获得职业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库。（3）中产阶级的文化是相互容忍的进步文化，这使得不同宗教和政治思潮能够共存，彼此平衡和制约；同时他们也有足够的手段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文化，自尊自豪，效忠国家、为公众谋福利的精神和特点突出，有助于促进完善的政治组织之形成和发展。（4）中产阶级是对统治者行为进行公共讨论的践行者，处在各种强大利益的日常冲突之外，有公民权意识，是独立舆论和无私的公共精神的“最大储存库”。（5）中产阶级是联结上层统治阶级与下层大众的中介，上层阶级正是通过中产阶级才能实现对下层社会大众的统治和领导；否则，统治阶级上层就难以实现对茫茫社会大众的领导和指导。[24]
美国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凡勃伦在1899 年发表的《有闲阶级论》等著作中认为，中产阶级作为富裕阶级（有闲阶级）的一部分，生来就是保守阶级，其保守性天然地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主要是由于：（1）富裕阶级“反对文化结构上的变化是出于本能”，生活习惯和思想习惯的任何变化总是尤其令富人生厌。（2）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复杂性也加强了富裕阶级对改革的阻力，他们对改革的反感，大部分是出于对任何一种改革必然引起的重新调整时产生的那种骚扰和混乱的反感，其对需要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完成的改革之反感程度则更加严重。（3）由于保守性已成为中产阶级、上流社会等富裕阶级的特征，因而也就有了相当的“荣誉价值和炫耀价值”。凡是要过这样富裕生活日子的人，凡是要保持声望的人，非抱着这种保守态度不可，从而加强了富裕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内部保守性。（4）富裕阶级的示范作用，也使其保守主义的影响力向外扩散，大大加强了对其他一切阶级对任何革新的阻力。（5）中产阶级对宗教的基本教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持有一种相当愉快的同情和赞同态度”，还会为了荣誉上的理由而信仰宗教，这都加强了其保守性。[25]（6）最后最基本的方面在于，“让一切事物保持现状这一点本身对有闲阶级就是一种实际利益”，“这一利害关系格外加强了这个阶级的本能倾向，使它的保守态度更加牢不可破。” [26]总之，中产阶级等“有闲阶级”奉行的哲学是“不论什么，凡是现有的总是好的”；他们是“社会结构中保守主义或复归倾向的代表者或媒介物”，是维护现行社会制度稳定的主要力量。[27]
德国学者西美尔在《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1908 年发表）等著作里对中间等级（中产等级）的“稳定器”功能特别是矛盾缓冲功能作了最明确的阐述。他认为，一个以中间等级占多数或优势的社会是“可持续”的社会，并且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社会；在该社会中，“中间等级起作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缓冲地带和防震垫不知不觉地接受、缓和和分散在事态迅速发展时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整体的结构的种种震荡。”[28]中间等级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稳定社会的功能，主要是因为中间等级介于社会上、下两个等级之间，它天然地就是一个中间斡旋阶级；同时中间等级又是一个流动的阶级，下层阶级的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上升到中层，上层阶级的人退化不合格后也可以滑落到中层，这样表现为中间等级“不断地与其他的两个阶层进行交换，并且由于这种不间断的上下波动，就产生界线模糊和种种持续不断的过渡”。[29]这种流动性不但保持了各阶层的活力，也不断地充实了中间等级，保持了社会既有弹性又相对稳定。中间等级还是防止上层对下层阶级进行直接侵犯的平衡力量，“掩护着软弱的单一个人不受国家政府的毫无法纪的和不公正的侵犯”。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分化的现实社会中，如果有较强的中间等级作缓冲过渡，社会变迁就往往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而不会动摇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根本制度；相反，如果没有中间等级的存在或中间等级弱小，社会变迁一旦发生，其形式往往是迅猛激烈的，甚至发生急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从根本上动摇甚至摧毁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根本制度。[30]
美国学者科恩豪泽在1959 年发表的《大众社会的政治》是“大众社会理论”的权威之作。他关于中间组织在社会稳定中积极功能的阐述也被视为中产阶级（作为一种介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特殊中间组织）有着“稳定器”功能的重要论述。他认为，（1）社会中间组织，既能承担首属群体（如家庭）所不能或很难承担的许多社会任务，又能承担国家所难以或不能承担的许多社会任务，从而能够更广泛地切合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帮助国家完成难以完成的社会管理任务，有利于社会的稳定。（2）中间组织的大量存在满足着不同人群的不同利益需求，它们既能促进利益和认同感的多元化，又能防止社会不同冲突的重叠和强化，从而有助于社会在多样性基础上实现一体化。（3）中间组织是沟通意见、展开讨论的有效工具和平台。各种不同层面的中间组织的沟通与讨论不但有助于的矛盾与冲突的解决，而且更有助于在事前有效地防止矛盾与冲突的产生。（4）中间组织是产生新思想、新观点的重要源泉。正是通过自由地出入中间组织、完成中间组织的任务、展开制度化经常化的沟通讨论，人们会获得很多关于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新信息，并从中生产出更多关于认识事物和解决事件的新思想新观点。（5）中间组织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桥梁，在中间组织发达的国家，民众主要与中间组织打交道，国家则主要与中间组织打交道。这就可以约束国家或任何一个民间权力源头，避免其垄断全部政治资源，既能使民众对国家的政治精英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控制，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控，防止“政治专制”的发生；又能防止政治精英为大众压力所左右，防止“民粹主义”的产生，保障政治的程序化和制度化稳定。（6）最后，中间组织是学习政治事务的“免费大学”，训练人们的政治技巧，帮助人们提高关心政治和参与政治的能力。[31]总之，中间组织在稳定社会中作用重大。相反，如果中间组织缺乏或弱小，那么精英与大众之间很容易陷入处于面对面的紧张状态和直接冲突，最终不是导致“极权主义”，就是导致“革命”。[32]而更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不只是一般的社会中间组织，其富裕化、职业化、专业化的特点更决定了其在维护社会稳定中有着比一般的社会中间组织更大的积极作用。
美国学者李普塞特在1960 年发表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1963年再版）等书中对中产阶级“稳定器”功能作了有侧重的分析。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使越来越多的下层民众进入富裕的中产阶级行列，中产阶级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呈多数时；那么，这个强大有力的中产阶级就能发挥调节、缓和、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功能，特别是可通过支持温和的政党、反对极端主义组织、组建和参加民间组织等种种方式，阻止激进的社会变革，保持社会政治制度的稳定。[33]他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形式对中产阶级政治功能的影响，“财富的增加，会通过使社会分层结构由以巨大的下层阶级为基础的高大金字塔形，向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菱形的改变，从而影响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 [34]他还强调，财富的增加，中产阶级的稳步成长，有利于弱化社会上、下层阶级的差别特别是心理感受差距，不但会影响下层阶级的政治态度，通过对现实政治的长时间观察，有利于其逐步走上接受渐进主义的政治改良道路，增强抵抗激进主义政治影响的免疫力；而且会影响上层阶级的政治态度，使其逐步改变对下层阶级的轻视、傲慢等政治偏见，愿意与其分享一定的权力，从而消减社会上下层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促进社会的稳定。[35]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理论的首创者之一。他在《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 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等著作中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美国以至西方世界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在阶级意义上的特点是，从事体力劳动和非技术工作的蓝领工人阶级不断缩小，而以专业知识为武装的中产阶级占据优势的多数地位（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数量）；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生以及各种管理服务人才等中产阶级成员成为了各个领域的实际领导者和管理者，并与政治统治集团结成同盟。[36]他断言，“我们（美国）不仅是一个白领社会，而且完全肯定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37]随着社会进入富裕的中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虽然仍然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社会问题了，且冲突已经被控制在制度化的调节轨道上，所谓“革命”理论、“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已失去了动力，没有了市场。在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共识”已经产生，即“对福利国家的接受，对分权的期望，对混合经济体制和政治多元化体制的肯定。从这个角度讲，意识形态的年代已经终结。” [38]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更加注重成就自赋的中产阶级流动社会，社会等级的分隔线从来不是封闭的，人们更多的是寻求通过个人奋斗去谋求地位的改善，而较少诉诸成本高昂、前景未卜的集体政治斗争手段。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群体社会，其中的社会单位是团体组织而不是个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功能性经济团体、象征性地位团体、文化表意性团体、功能性政治协会等各种社会中间组织不断分化增生，使社会在利益多元化和分歧多元化的基础上，不能在某一个单独问题特别是根本的政治问题上形成统一的两极对立意见，从而有利于保持社会根本制度的稳定，防止社会被撕裂成两极。后工业社会是中产阶级“务实政治”主导的社会。政治斗争注重的是物质利益上的讨价还价和妥协容忍，而很少为了“激进”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进行殊死搏斗。“后工业社会的新型‘阶级斗争’，与其说是经济企业里劳资之间的冲突，倒不如说是各种有组织团体为了影响国家预算而进行的拔河比赛……政治问题就变成了金钱分配和税收令”。[39]正是由于中产阶级存在这些稳定社会的功能，以致于在很多西方学者眼中，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终结的一种标志和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稳定的一种保证。”[40]
概括来说，西方对所谓中产阶级（阶层）“稳定器”功能的论述虽然千差万别，对于其发挥“稳定器”功能的原因的论述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认为中产阶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是在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一支主要的社会平衡力量，他们的发展壮大将阻止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他们是劳资之间的缓冲器，是跨越阶级对立的桥梁，是缓和阶级冲突的中介；他们是协调和平衡不同阶级利益的“平衡器”，是社会的和谐剂，归结到一点是社会的“稳定器”。[41]
三、“颠覆器”理论
西方关于中产阶级的“颠覆器”[42] 理论也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是同“中产阶级”与生俱来。“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一词源自近代英国，是当时的贵族阶级用来指代和贬称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一个贬义词。其时，“中产阶级”还有一个更具讥讽意味的同义称呼，这就是“暴发户”（nouveaux riches）。在当时的贵族眼中，中产阶级是与“唯利是图”、“斤斤计较”、“市侩”、“庸俗”、“脑满肠肥”、“冷酷”等特性联系在一起的贬义词。[43]不但如此，“中产阶级”一词也是与“不安分”、“反叛性”、“颠覆性”联系在一起的。中产阶级“来自无钱、无权亦无文化教养却也乐天知命的下层社会，但因手头有了钱，就开始不安于政治上的无权。它的财产也没有使它跻身于有教养者之列，反倒使它失去了下层社会的纯朴，显得更粗俗了。” [44]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而是越来越借助于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去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不但引起了贵族阶级的不满、恐惧和仇恨，而且也引起了下层阶级的不满，对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和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了日趋严重挑战。[45]因此，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秩序而言，随意新兴的中产阶级的逐步壮大和崛起，它已经越来越成为传统社会秩序的“反叛性”力量，并逐步发展成为颠覆性的“革命”力量，最终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以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统治政权。不但如此，在现代和当代世界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将不满政府当局的社会下层群众组织起来的往往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不但是现行社会的颠覆性力量，而且更是颠覆性力量的领导者。这一点，即使是最倾向于强调秩序与稳定的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等社会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然而正如经常表明的那样，将憎恨的和反抗的人组织成一个革命群体的不是最受压迫的阶层，而是典型的新崛起(中产)阶级的成员。” [46]对中产阶级之“颠覆器”理论作出贡献的西方学者较多，其中以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古尔德纳（Alvin W. Gouldner）等人更具代表性。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 年）等著作中对法国中产阶级在推翻法国旧制度中的“革命”功能作了阐述。在这里，他并不是象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极度赞誉那样对待自己国家的中产阶级，因为在他看来，法国当时的中产阶级不是“稳定器”，而是一个“革命”的“反叛阶级”。他认为，法国封建时代的传统社会是由第一等级（王权）、第二等级（贵族）、第三等级（平民）组成的三级结构。法国贵族在传统社会中不但拥有许多特权，而且承担着大量管理地方事务的功能。但是，路易十四在法国推行了中央集权改革，把原来由贵族行使的权力大部分地集中到中央手中，同时为减少改革阻力又给予贵族免税等特权。这样，贵族就沦为了只有特权而没有社会管理功能的寄生阶层，并逐步没落腐朽，这样到“18世纪末期，法国贵族只不过徒有虚名；它既丧失了对君主的影响，也丧失了对人民的影响”；而第三等级中的中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却日益发展壮大，并由贵族的“竞争对手”，“过后就成为其（贵族）敌人，而且最终成为他们的主人”。[47]贵族制度被摧毁之后，一方面人民日益原子化，并且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崛起，且其中的文人作家占据了原由贵族占领的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他们祟尚“空谈”，热衷于以简单化、理想化、绝对化、普遍化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批判、对未来进行空想，大肆鼓吹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抽象而普遍的观念与理论，鄙视改良道路，鼓吹用简单统一的“普遍理论”和“统一方案”对法国社会进行根本彻底的改造，导致“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占有的位置”，“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赋予人民”。[48]这样，人民的政治热情被大规模地煽起，社会的不满情绪则日益直接指向中央政权，最终必然导致革命的爆发，新兴的中产阶级就自然成了法国封建政权的最有力的 “掘墓人”。托克维尔还认为，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其文人的“革命”宣传鼓动、以及贵族制度的消亡，使法国“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得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49]“人们耐心地忍受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50] 新兴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其文人作家提供的“消除苦难”的“革命”话语权在推翻法国旧制度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最后还需强调的是，托克维尔对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参与掌权的法国中产阶级也没有多少好感，他非但没有讲其具有“稳定器”功能，相反却对其功能持消极态度，认为法国中产阶级软弱无力、自私陕隘、腐败，缺乏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的关怀，因此甚至对他们“颇为鄙视”。[51]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等著作中，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期间中产阶级的“颠覆器”（“革命性”）功能进行了突出强调。亨廷顿指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中，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这是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之源泉” [52]他认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中产阶级之所以是颠覆性的“革命”阶级，主要原因在于：(1)新兴的中产阶级往往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希求从政治上保护自己的财富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愿望强烈，但愿望往往落空。(2)新兴的中产阶级无法有效地在现行社会政治制度中寻求实现参与政治的渠道和方式，他们感到自己是被现行社会政治制度排斥在外的社会集团。(3)新兴的中产阶级往往会创造和利用自己的“现代价值观”等意识形态话语权来影响和动员社会大众，除了追求 “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平”、“富足”，“清廉”，“反独裁”、“反专制”、“反贫困”、“反饥饿”、“反腐败”等意识形态话语及其理想完美的“新社会制度方案”之外，民族主义往往也是中产阶级屡加利用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4)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参与政治的愿望落空和参与政治的渠道堵塞的情况下，往往会设法谋求其他社会集团（包括农民、城市无产阶级、军队）的支持；一旦这些社会集团特别是农民的经济社会状况（如贫穷及对贫穷的主观意识、对政府的不满）达到一定的限度，中产阶级诉诸“革命”的可能性及“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53]他还指出，不仅在军人和其他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的“普力夺社会”，而且在几乎所有类型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的全面政治要求往往是激进主义的“乌托邦”，迎合城市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改革往往难以安抚他们，却会导致成为“革命的催化剂”；因此，政府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就不但不能迎合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改革要求，而是要设法削弱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数量、力量和内聚力”；否则，“改革”就可能演变成“革命”。此外，他还强调，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中产阶级中追求全面彻底改造社会的“乌托邦”目标、惯于“空谈”的“理想主义者”（如激进的知识分子）往往能提供“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常常是最活跃的“反叛者”和“革命者”，其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54]
美国学者古尔德纳在《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1979 年）等著作中，对新中产阶级颠覆现行社会结构和统治制度的“革命”功能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新中产阶级主要由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构成，它已同控制社会经济的旧阶级（商人和政党领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新中产阶级是精英主义者，以其专业知识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力，其力量正在上升和不断增长之中（而旧阶级却在衰落之中）。虽然新中产阶级有其缺点，追求个人利益，但无疑它是“一个有瑕疵的普救阶级”；从长远来看，随着新中产阶级的加速壮大，社会将发生 “革命”变革，新中产阶级终将会取代旧阶级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55]古尔德纳认为，无论是20世纪初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还是20世纪初越南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知识分子的“新中产阶级”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毫无疑问，老布尔什维克的高层中绝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中产阶级”；越南的知识精英在革命中“也扮演着领导角色”。[56]在古尔德纳看来，新中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新中产阶级正在取代旧阶级成为经济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新阶级不单对资本投资有影响力，而且在生产管理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旧阶级已由实际掌权者蜕变为只拥有‘贵族’名号，但在具体生产和管理上却没有影响力的一群人。” [57]二是新中产阶级发展出了有效保障自己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战略。其中基本战略就是“与广大工人阶级、无产者及农民结成联盟，激化群众与旧阶级之间的矛盾，然后再领导这个联盟去反抗旧阶级及其在旧的社会秩序中的霸权地位。” [58]三是新中产阶级是一个文化资本家阶级，拥有多种文化、语言和技术，特别是拥有能有效扩展自己利益的“专业主义”意识形态。这样，新中产阶级就“既有专业技术，又有为社会整体利益奉献之心。专业主义是新阶级悄然地削弱旧阶级的权威，树立自己的合法性的呼声的集中反映。” [59]四是新中产阶级是一个有着批判式言语群体的新阶级，它更进一步确立了新中产阶级的精神权威，并促进了其阶级内部的团结。“批判式言论文化反对以言者的个人权威或社会地位等来判断其说法的正确与否。所以，批判式言论文化使所有基于传统社会权威的言论失去了权威性，同时将自己树立为所有‘严肃’言论的标准。” [60]以上这些方面的特性，决定了新中产阶级将会象传统的资产阶级那样逐步崛起，他们将通过较长时期的成长壮大来不断巩固自己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加速推动旧阶级的进一步衰亡，从而最终完成新中产阶级的“革命”进程，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看得出来，古尔德纳是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新中产阶级对现行社会结构和统治秩序的“颠覆性”的“革命”功能的，他对新中产阶级这个充满瑕疵的“普救阶级”对旧阶级的“革命”充满了期待。[61]
四 、“异化器”理论
西方关于中产阶级的“异化器”理论的提出，较早时主要源于20 世纪初人们研究提出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1871—1912法国选举中支持极端主义运动的理论发现，到20世纪30年代则更多地体现在人们对中产阶级走上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道路的理论研究上。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新中产阶级“白领”迅速崛起，在一部分西方学者盛赞新中产阶级“稳定器”功能、高呼“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候，另外一部分西方学者则看到了新中产阶级的日益普遍的政治冷漠、疏离等政治异化现象。这样，关于中产阶级的政治异化，主要分为两支，一支是研究中产阶级走向政治偏执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异化现象的，一支是研究中产阶级走向政治冷漠、政治疏离等异化现象的。[62]对中产阶级之“异化器”理论作出贡献的西方学者也为数不少，其中以戴维·萨泊斯（David Saposs）、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米尔斯（C. Wright Mills）等为最具代表性的学者。
戴维·萨泊斯在1935年发表的《中产阶级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论文中明确指出，中产阶级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民粹主义，而法西斯主义是民粹主义的极端表现，或者直接称法西斯主义就是“中产阶级主义”（Middle—Classism）的极端表现。[63]他认为，中产阶级来源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那些拥有少量财产而又想成为独立阶级的商人、机械师、农场主等小资产阶级人员，他们“提倡一种承认私有财产、利润和竞争的制度，但其基础又与（大）资本主义的构想完全不同”；中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反对‘大企业’，或者说反对现在所谓的（大）资本主义”。[64]他们的经济不安全感使其希望国家保护他们免遭大资产阶级的挤压。与此同时，中产阶级也反对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的大背景下，德国中产阶级一方面面临着大资本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面临着社会主义的压力，这样中产阶级就感到了强烈的“地位恐慌”，他们很自然地就选择了民粹主义的道路，既反对（大）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发现此时的“民粹主义象它过去一样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中产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满身武断”。[65]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产阶级选择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极端主义道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级已彻底异化，沦为了法西斯主义的最肥沃的社会温床和阶级基础。
李普塞特认为，历史上的德国、意大利及奥地利的纳粹主义、法国的布热德主义（商人和手工业者保障联盟运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运动，都反映出了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极端主义运动。[66]“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又反对大工会的中产阶级运动”；“来自许多国家的数据资料证实，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有产的中产阶级运动”。[67]他强调，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中产阶级多是城乡自营职业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他们作为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作为正在没落的阶级，对现代化大工业社会所遭受的经济和社会压抑心存不满，寄希望于用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等非理性的激进意识形态方式和制度来直接接管国家以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削弱大资产阶级集团和大劳工组织的力量，恢复和提高早先中产阶级拥有的经济安全感和较高的社会地位。“随着中产阶级相对地位的下降，以及它对前进中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继续仇视，它支持个人权利反对（政府）大规模权力的‘自由’的意识形态，已经从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 [68]在他看来，呼唤和参加极端主义政治运动，是不同阶级对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一种反应。作为中产阶级的极端主义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往往最容易“在既有大规模资本主义又有强大的劳工运动这类特点的国家中出现”。 [69]
米尔斯在1951 年发表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对美国中产阶级主要是新中产阶级因政治无力感导致的政治异化作了较详细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关于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与众不同的新观点。米尔斯指出，自从新中产阶级在人数上开始超过老中产阶级之后，它的政治角色就一直是人们疑问和争论的对象；而在他看来，新中产阶级既不是能承担平衡和缓冲作用的“稳定器”阶级，又不是能接受社会主义主张的“革命”阶级，也不是能承担领导作用的统治阶级，而是普遍异化、冷漠疏离、消极无为的“政治局外人”。[70]他认为，“今天美国社会结构的有代表性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系统地形成了并维系着对社会和自我的异化。” [71]因为一方面那种以个体公民为中心、希望增加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扩大政治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正面临极大的挑战，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大下降；另一方面，那种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希望无产阶级政治觉醒、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从而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影响也在式微；人们所能感觉到的，往往是在巨大而复杂的现实世界中，个人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距离很远，并且越来越远，以致于个人的政治无力感越来越严重。“在政治希望与政治现实之间，横亘着两大政党和联邦政府的科层体制，作为政治行动的手段，它们似乎常常在割断直接的政治兴趣的神经。因此，对无权感的冷漠就不难理解了。” [72]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冷漠是美国政治的最切合实际的表现形式，有法定选举权的人只有一半多一点参加投票，而且其中参与投票的人很多只是走形式而并非真的关心政治。实际上，美国大众普遍政治冷漠，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及自己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回避政治上的失望或满足；政治符号对他们失去了有效的行动动力，也不能成为政治机构存在的合法理由。而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冷漠和疏离与其他阶层并无多少区别，他们与其他普遍冷漠的美国大众一样 “既不是激进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反动派；他们是逍遥派”，是“政治的局外人”。[73]“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其新老两翼，中产阶级都无法在忠诚、要求和希望方面形成共同的符号特征”；作为新中产阶级的白领，“政治消极就是他们的职业意识形态；除了在极为分散和零散的意义上，他们从未参加过任何经济斗争；他们甚至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缺乏最起码的意识；他们没有感到自己面临了任何尖锐的危机。不能向他们提出诸如政党、工会和阶级关系这类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同质的阶级”。 [74]在米尔斯看来，新中产阶级一方面缺乏团结，也没有机会成为独立的集团或政党登上政治舞台，明显的中产阶级运动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并不存在；另一方面，新中产阶级也没有公共地位，只是作为个人在摇摆不定和犹豫彷徨，在政治上缺乏热情、漫无目的，如果参与政治斗争，他们也只是站在大局已定的胜利者尾巴之后的“政治后卫”，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平衡器’”。[75]
五、小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西方关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众多研究表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多元的，并且是随着社会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中产阶层（中产阶级）既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器”，不断地增强社会稳定的力量，有效地缓冲和调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又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颠覆器”，影响现行社会制度的稳定，轰然或悄然地危害现行国家政权，变成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掘墓人”；也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异化器”，或政治冷漠，成为消极无为而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局外人；或政治偏执狂热，沦为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的社会温床甚至中坚力量。因此，那种简单地将中产阶层（中产阶级）认定为社会“稳定器” 的说法，在理论上是片面的以至错误的，并会对实践产生消极以至有害的影响与后果。
那么，人们自然最关心中产阶层（中产阶级）在“稳定器”、“颠覆器”、“异化器”这三种功能之间的转换机制是什么？或者说最根本的，人们最关心中产阶层在什么条件下发挥“稳定器”的积极功能而不发挥其他两种消极功能呢？
要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实则是一件很难的事。总的来看，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也很欠缺，相关的文献很少，即使涉及到的少量文献也大多相当原则，很不系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一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理论上把中产阶层预设或认定是社会的“稳定器”，根本没有去考虑还存在其他消极功能的问题，因此自然就不存在分析研究它向“颠覆器”或“异化器”等功能转换的问题；二是对于那些把中产阶层视为是“颠覆器”或“异化器”的学者而言，他们中的一部分由于只是把中产阶层看作是“颠覆器”或“异化器”，因此也没有去分析所谓中产阶层在这三种功能之间的转换机制问题；三是对于认识到中产阶层可能存在着“稳定器”、“颠覆器”、“异化器”这三种可变功能的那些学者而言，他们对于中产阶层在这三种功能之间的转换机制的论述和研究大都也语焉不详，只有塞缪尔·P·亨廷顿等极少数学者有过很明确的简单的部分论述，而托克维尔、李普塞特等人也在意识到中产阶级可能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社会政治功能时，简单提及或暗含了一些分析。
例如，亨廷顿认为，中产阶级（中产阶层）的政治功能是随着现代化的时间推移而逐步从革命走向保守的过程，强调随着时间的变迁，中产阶层会从最初的激进的“颠覆器”（“革命者”），慢慢钝化为后来的保守的“稳定器”。“事实上，追溯起来，中产阶级的进化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 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也变得较为保守。”“实际上，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却也象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极不稳定的因素。”[76]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往往在政治是激进的，后来出现的中产阶级成员则带有更多的官僚性和技术性，更注重商业，因此也就趋向保守。简而言之，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经历一个渐次保守的过程，其队伍每扩大一次，就越趋于从革命转向稳定”。 [77]此外，亨廷顿认为现行政治体制对待中产阶级的策略也非常重要，对于温和的中产阶级力量及其改革要求要有策略地善于吸收，但对于中产阶级激进主义则不但不能迎合，相反“最恰当的办法乃是镇压而非改革”。[78]在托克维尔看来，中产阶层可能成为“稳定器”，也可能成为“颠覆器”，但是他并没有论及这两种功能的转换机制。从他关于美国和法国中产阶级不同功能的论述中，人们可以认识到的是，由于国情不同，中产阶级的品质也会不同，从而导致中产阶级的功能迥异。在美国，中产阶级酷爱财产所有权，追求财富增长，同时富有职业伦理和公共精神，以职业为天职、勤奋节俭、爱国、权利观念强、平等自由民主意识浓厚、信守法律（“爱法律如同爱父母” ）、热心公共事务和民间社团活动，并有基督教这一“教条性”的普遍信仰的规范和约束，因而本能地信守社会秩序，自然地希望社会安定，是社会的“稳定器”。而在法国，中产阶级祟尚“空谈”，大肆鼓吹“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抽象而普遍的观念与理论，热衷于以简单化、理想化、绝对化、普遍化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批判、对未来进行空想，鄙视改良道路，鼓吹彻底的改造和“革命”，因此中产阶级最为激进，自然就成为社会现行制度的“颠覆器”。在李普塞特看来，中产阶级既可能是“稳定器”，也可能沦为“异化器”。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能够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而稳步地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占据多数时，即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菱形（橄榄形）社会结构，那么，这个强大有力的中产阶级就能发挥调节、缓和、化解矛盾与冲突的功能，从而发挥“稳定器”的功能；而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力量弱小时，如果它既面临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压力，又面临强大的劳工运动的社会压力，中产阶级就可能产生很强的“心理恐慌”和“地位恐慌”，这时候该国的中产阶级就很可能沦为社会的“异化器”（如支持法西斯的中坚力量）。此外，还有不少把中产阶级视为“稳定器”的学者（如亚里士多德），在高度肯定中产阶级在稳定社会中发挥的积极功能的同时，也认识到中产阶级的人数和力量的重要性，认为惟有当中产阶级强大到足以抗衡其它两个阶级（极富上层、极贫下层）而有余，或至少要比其它两个阶级中的任何单独一个更为强大时，社会政治的稳定才真正有切实保障；否则，一个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少，力量薄弱，中产阶级就会被压迫，自然难以发挥“稳定器”的功能，国家的稳定也难以政治保障。[79]
虽然人们对中产阶级（中产阶层）在“稳定器”、“颠覆器”、“异化器”这三种功能之间的转换机制的认识还是很粗浅的，但是从中产阶级存在这三种可变的功能以及可能发生功能转换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启示和借鉴。
首先要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到，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是多元的，并不一定是社会的” 稳定器”，它有可能成为现行社会制度的“颠覆器”或“异化器”。对于中产阶层可能存在的消极作用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因为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能做到在政治上清醒，也才能制订出正确科学的政策来促进中产阶层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国际上一些国家因对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政策失误（如放任自流或错误打压）而导致社会不稳或社会停滞或“改革不当从而引发革命”的历史教训必须引以为鉴。[80]
其次，要充分认识到中产阶层（中产阶级）是一个处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成份复杂的社会阶层，在它内部又有不同的层级（如中产阶级的上层、中层、下层等）和不同的群体。这些不同层级的人们在价值观上是互有差异的，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是不尽相同的。他们要形成统一的中产阶级意识，发挥统一的阶级（阶层）政治功能，虽然并非不可能，但一定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也是不尽相同的甚至是迥然相反的。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认识到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说一个成熟强大的中产阶层是稳定社会的积极的中坚力量，那么在这个成熟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却往往充满了各种变数和风险。中产阶级政治属性很可能是随着现代化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走向保守，但这种保守化的过程，也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然形成的过程。
最后，最为关键的是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对中产阶层的扶持引导对于中产阶层发挥“稳定器”的功能非常重要也极为必需。为此，第一步必须大力扶持和推动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只有中产阶层的人员数量和比例壮大到有相当力量时才有利于发挥其“稳定器”的作用，一个弱小的中产阶层很难发挥较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很难在社会上下阶层之间发挥调节和缓冲矛盾与冲突的平衡作用），尽可能地创造有利于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并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向中产阶层倾斜，尽可能地减少中产阶层成员可能产生的经济不安全感、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注意防止和减少其产生“地位恐慌”，并利用政策（如保护合法的财产所有权、打击违法犯罪）和社会舆论强化有利于公平合法创业致富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引导中产阶层通过合法手段大胆致富，将新增的财富更多地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扩大社会财富总量，促进社会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层行列。与此同时，对于这个新兴的中产阶层（中产阶级），一方面现行社会政治体制应当进行相应的改革，增加政治体制的有效弹性，以便有选择地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开通参与政治的制度化的合法渠道，拓展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的合法机会（而不能简单地将他们排除在现行政治体制之外），并依法规范参政的程序和机制；另一方面，必须对中产阶层进行整合引导，对其政治诉求要进行科学分析和合理选择，特别要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速度和改革方案的周全、稳妥，尤其要重视加强对不同类型的新兴中产阶级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用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去规范、形塑和整合他们（而不能自由放任他们去侵蚀现行社会的根本政治体制），支持其组织各种职业性、功能单一的民间组织，适当转移他们对政治的过度注意力；保障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发挥宗教自我约束行为、净化心灵、鼓励施惠从善等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努力培养中产阶层的良好的职业伦理、公共精神、法律素养和务实作风，增加他们对现行社会政治体制的认同，使新兴中产阶层真正成为现行社会政治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最大限度地引导其在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真正成为社会的“稳定器”，坚决防止其成为“颠覆器”或“异化器”，沦为危害社会的消极力量。
[1]感谢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的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FANEDD，200467）。
[2]胡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法学博士，特约研究员（北京 100084），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内刊》、《政治学研究》、《欧洲（研究）》，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光明日报》、《法制日报》和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东方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发表出版著作一百多万字；曾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授予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曾获得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胡鞍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中心博士，特聘教授，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 100084）；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管理世界》等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上百篇，出版著作48部（其中英语著作6部）。
[3]middle class或 middle classes，译为中文时，有的译为中产阶级，有的译为中产阶层。国内学者有时也将其译为“中等阶级”、“中等阶层”，“中间阶级”、“中间阶层”、 “中间等级”、“中层阶级”、“中等收入阶层”等。此外，英语中的中产阶级有时也用middle stratum（strata）、intermediate class（classes）或middle- class stratum（strata）等词语来表示。在西方这些词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不过，考虑到国内的习惯用法，在标题等处仍主要采用“中产阶层”的表述，在行文中为了尊重各个学者的意思，则经常可能混用。
[4]Carolyn Howe ， Political Ideology and Class Formation：A Study of the Middle Class. Westport：Praeger Press，1992， p.173，pp.1-24；and Arthur J. Vidch (ed.)， The New Middle Classes ： Life-Styles ， Status Claim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p.15.
[5]周晓虹主编：《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8、299—324页。
[6]孙立平：《中产阶层与社会和谐》，引自http：//www.eeo.com.cn/Politics/eeo_special/2007/05/07/60355.html。
[7]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1—75、254页。
[8]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9]同上书，第300—301页；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10]陈冠任、易扬《中国中产者调查》，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385、426页和http：//news.xinhuanet.com/stock/2006-03/06/content_4262968.htm；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1983/32191/2381176.html。
[11]Arthur J. Vidch (ed.)，op.cit.，pp.15-35、203-205.
[1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35、206、235页。
[13]同上书，第9页。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26-147页。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04-211页。
[16]同上书，第205-211、449-450页。
[17]（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00页。托克维尔认为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小康之家）已成为美国的主流，“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小康之家”。引自（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8页。
[1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60-663页。
[1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1997年，第333-349、521-678页。
[20]同上书，第61-117、237-245、263-281、349-362、659-697、799-800页。
[21]同上书，第213-221、635-650页。
[2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48-649页。
[2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76页。
[24]（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贾鹤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5-16、198-210、482-507页。
[25]（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29、138—178、261-281页。
[26]同上书，第150页。
[27]同上书，第150、151页。
[28]（德）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448、428页。
[29]同上书，第448页。
[30]同上书，第133、412-458页。
[31]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9， pp.9-22、80-237.
[32]Ibid.，pp.80-115、227-228.
[33]Seymour Martin Lipset ， 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Garden City ： Anchor Books，1963， pp.45-58.
[34]Ibid.，p.51.
[35]Ibid.，pp.45-51.
[36]Daniel Bell ，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p p.343-362.
[37]Arthur J. Vidch (ed.)， op.cit.，p.47.
[38]Daniel Bell ， The End of Ideolog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p.403.
[39]（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70页。
[40]Arthur J. Vidch (ed.)， op.cit.， p.16.
[41]Ibid.，pp.15-16.
[42]人们对于何谓“颠覆”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本文取中性的含义，即旨在推翻（颠覆）现行社会制度和政权统治的行为，主要指“革命”（包括非暴力革命）。本文所指的“革命”主要取“根本变化”之意，指社会政治制度或国家政权发生“根本变化”（尤其是诉诸暴力手段），暂不涉及政治正义性等价值判断问题。这种释义也与英语中的“revolution”（革命）的通常意思是一致的。参见《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24页中关于革命的第三种释义和《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95页中“revolution”单词的第一种和第二种解释。
[43]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37-138、267-268、461-462页。
[44]同上书，第138页。
[45]同上书，第461-462页。
[46]（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贾鹤鹏译，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96页。
[47]（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4—156、275—312、170—171页。
[48]同上书，第177—182页。
[49]同上书，第64页。
[50]同上书，第209—210页。
[51]参见（法）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周炽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思想与社会》编委会：《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5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63-264页。
[53]同上书，第241-315页。
[54]同上书，第339 -343页。需注意的是，亨廷顿以上分析的立足点是处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对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或已经成熟的中产阶级，他则认为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64-275页。在最后的小结中还将对此进行简要阐述。
[55]（美）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序言第1-7页，正文第5-9、90-102页。
[56]同上书，第56-57页。
[57]同上书，第12页。
[58]同上书，第13页。
[59]同上书，第15页。
[60]同上书，第27-28页。
[61]同上书，第97-102页。
[62]Carolyn Howe ， Political Ideology and Class Formation：A Study of the Middle Class. Westport： Praeger Press，1992， pp.25-47；Arthur J. Vidch (ed.)， op.cit.，pp.35-46.
[63]David Saposs， The Rol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Soocial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Essays in Honor of Wesley Clair Mitche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5.需指出的是，认为中产阶级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温床的学者（如Harold Lasswell，Samuel Pratt，Daniel Guerin）为数不少。在萨泊斯看来，德国整个中产阶级走上支持法西斯主义道路是中产阶级对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的一种极端主义反应。而拉斯威尔（Harold Lasswell）等学者则强调的下层中产阶级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肥沃的社会土壤，且这种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是源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即使是中产阶级经济地位改善了也仍然会存在。而与拉斯威尔的观点相异的是，普拉特(Samuel Pratt)通过对城市民众投纳粹党的选举支持票的研究发现，一方面无论是上层中产阶级还是下层中产阶级都表现了投德国纳粹党的支持态度，另一方面上层中产阶级比下层中产阶级对纳粹党的支持态度更彻底一些。顾莱尼（Daniel Guerin）则认为不但城乡小资产阶级而且白领雇员都是“法西斯部队的中坚”。See Harold Lasswell， The Psychology of Hitlerism，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No.4 (1933)；Samuel Pratt，The Social Basis of Nazism and Communism in Urban Germany，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 Political Man ，Garden City ： Doubleday ＆ Company， 1960，p.146；Daniel Guerin，Fascism and Big Business. New York：Monad Press，1973.
[64]David Saposs， op.cit.，pp.395-397.
[65]Ibid.，p.400.
[66]Seymour Martin Lipset ， 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Garden City ： Anchor Books，1963， pp.131-179.
[67]Ibid.， pp.131、177.
[68]Ibid.，pp.131-132.
[69]Ibid.，p.135.
[70]（美）C.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9-281页。
[71]同上书，第270页。
[72]同上书，第276页。
[73]同上书，第261-264页。
[74]同上书，第279-280页。
[75]同上书，第281页。
[76]（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64页。
[77][77]同上书，第275页。
[78]同上书，第343页。
[79]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06-209页。
[80]亨廷顿认为在历史上的伊朗、摩洛哥、利比亚、韩国、哥伦比亚、多米尼加、苏联、波兰以及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往往成为主张对社会进行全面彻底改造、追求“乌托邦”目标的激进的反政府力量，而政府的改革则变成了中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催化剂。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39-343页。
——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
胡联合 胡鞍钢
来源：政治学研究 2008.2
关于中产阶层的研究是社科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门课题。但是，国内对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认识并不全面，普遍简单地把中产阶层认定是社会的“稳定器”。而实质上，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是多元而可变的。在系统阐述西方学术界关于中产阶层的“稳定器”理论、“颠覆器”理论、“异化器”等理论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全面科学认识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多元性和可变性，对于引导我国中产阶层朝着“稳定器”的方向发挥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 理论流派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或 middle classes）[3]的研究历来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镇，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以中产阶级或新中产阶级为主题就可以写出“一部完整的政治社会学史”。[4]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政治社会学作为主要探讨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现代化、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科学，客观上都离不开对中产阶层的研究。不过，我国学者对中产阶层的研究起步很晚。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日趋分化特别是中产阶层的逐步发展，人们对中产阶层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在逐步升温。但是，这些研究往往都寓于一个所谓统一的共识性前提，即将中产阶层肯定地视为社会的“稳定器”，似乎中产阶层是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力量。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学家主要有李强、陆学艺、孙立平、周晓虹等人。周晓虹等人认为，“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基石”，我国的中产阶层是维护政治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普通都有一种强烈拥护既有政治体系的倾向”[5]。孙立平认为，“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上被看作是促进消费和内需的重要群体，在文化上被看作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体，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共识。”[6]陆学艺等人认为，中间（中产）阶层规模大的社会是“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的”；否则，中间阶层规模小，社会就不会稳定，甚至会发生革命；我国中间阶层有促进经济发展、缓冲社会矛盾等多方面的积极功能。[7]李强是国内从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对中产阶层“稳定器”功能进行最系统阐述的学者，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在任何社会中，中产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 [8]；其原因在于，一是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上下层的缓冲层，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二是中产阶级往往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为不同群体通过温和妥协的方式协调利益冲突提供了交往基础；三是中产阶级代表一种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使得极端激进的思想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四是中产阶级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中产阶级收入的稳定性使得他们的消费非常平稳，特别是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市场就有了保证；“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9]我国经济学界也普遍对中产阶层的功能持积极肯定态度，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认为中产阶层“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好的”，“一国的兴起和强盛有赖于中产者队伍的壮大和中产者社会作用的发挥”；这个阶层“比较温和”，“最希望稳定”，“有利于稳定”[10]。
那么，中产阶层（中产阶级）是否就是国内学者众口一辞的社会“稳定器”呢？回答是不能肯定的，即中产阶层不一定是“稳定器”。总的来看，西方有关的理论研究和世界上有关国家的历史实践都表明，人们对中产阶层发挥“稳定器”功能的认识并未达成共识，相反到20 世纪前中期，人们对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的多元化的认识却已比较完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产阶级在西方的迅速崛起，一批后工业社会学者和现代化学者在理论上又有了一些新的拓展或实证研究，但总体上并未突破“稳定器”、“颠覆器”、“异化器”等三种多元化功能的基本框架。本文主要是综述西方学者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相信透过这些论述，将有助于人们全面而科学地认识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多元性和可变性，这不但对深化中产阶层问题的研究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引导中产阶层的健康发展和发挥“稳定器”的积极功能更有突出的现实借鉴意义。
二、“稳定器”理论
西方关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稳定器”理论由来已久。主张该理论的学者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包括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西美尔（Georg Simmel）、科恩豪泽（William Kornhauser）、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人[11]。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在本性上为一种政治动物”，而“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体是“各政体中最为稳定的类型。” [12]实际上，他是从人的政治理性和社会结构平衡的角度来阐述中产阶级“稳定器”功能的。他认为，国家“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13]；而正义是一种“适度”，要求社会财富在各阶级之间适度均衡成比例地分配，“过多和过少”都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14]一切国家的公民都可以分为极富、极贫、中产阶级等三个部分，其中极富和极贫的人们都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他们或者狂暴放肆，或者懒散无赖；而惟有中产阶级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最能遵循正义即中庸适度的原则行事；“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既不像极富阶层“只能够专横地统治”，也不像极穷阶层“不懂得如何指挥”；他们既是一个国家中最安稳的阶层，又是最适宜担任治国理政职责的阶层（包括也是产生最好的立法家的阶层）。[15]他更特别强调，中产阶级是“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财产”的中间阶级；惟其财产“适当”，所以不致为富不仁；惟其财产“充足”，所以不会觊觎他人；更重要的是，惟其人数较多，所以能充当极富阶级与极贫阶级之间冲突的缓冲力、仲裁者和协调人。一个国家凡是中产阶级强大的，其内部就少党争无内讧。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政体是最符合正义原则的，是最稳定的，也是适宜于一般国家的。[16]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1835 年和1840先后发表的《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书中主要以美国为例对中产阶级的“稳定器”功能进行了阐述。他认为，（1）在所有阶级中，中产阶级对财产所有权所带来的激情“表现得最为坚定和执拗”，他们把损失全部家产视为“最大的灾难”，他们是最反对动乱和革命的天然力量。很富的人财产多，并有其他许多需要得到满足的激情，财产对其的魅力下降；穷人财产本来就少，往往对拥有的少量财产并不大关心，甚至寄希望于动乱或革命改变这一状况。但是，“既不豪富又不极贫的小康之家（中产阶级），却对自己的财产甚为重视，因为他们离贫穷并不太远，深知贫穷的痛苦，并害怕这种痛苦……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家产更多一些，所以对家产给予不断的关心；他们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使家产增加，所以对家产更加依恋。”[17]设法增加财产是他们永不满足的追求，因而没有心思、时间和精力去想什么造反、革命之类的极端事情。（2）中产阶级对物质享乐的爱好不但是推动消费增长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精神动力，而且也对社会安定提出了直接要求。“追求物质享乐的激情，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激情。”不但如此，这种激情，还从中产阶级向社会的上层和一般老百姓扩散。而为了满足这种爱好，就“需要秩序”。[18]（3）中产阶级对基督教的普遍信仰，既为他们对现世物质财富的追求提供了规范和慰济心灵的良药，又强化了其保守性。虽然没有哪个国家比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美国人更“爱钱如命”，“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禁止他们恣意妄为”。[19]不但如此，在美国，“利益是宗教本身用来指导人的行动的主要手段”，“美国人不仅是基于利益而信奉宗教，而且往往是把他们从信奉宗教当中的可能获得的利益放在现世。” 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中产阶级追求物质财富和享乐的激情，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强了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4）中产阶级以职业为天职、勤奋节俭、知识水平较高、理智的爱国主义、权利观念强、平等自由民主意识突出、信守法律、热心公共事务等人格特点，以及其社会分层中的中介地位和流动性，都在不同层面增强了其物质创造力和精神影响力，在社会上扩散了人们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信任。[20]（5）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美国公民建立了繁多的社团组织，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了中间地带，能够对上下两个阶层都起到缓冲和制衡作用，既可以防止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和一盘散沙，又可以防止政府专权以及对个人自由的不当干预和直接侵犯。[21]其中最大量的一般性社团的作用特别突出：“一般社团不是指导人们去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把公民的注意力从这方面拉走，使公民逐渐埋头于自己的全靠国家安全才能实现的活动，从而可以阻止公民发动革命。” [22]（6）最后，还有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原因，即“在文明国家，只有没有什么可失的人才会起来造反”[23]，而中产阶级拥有的东西甚多，害怕失去既得利益是他们的天性，因此他们是不会去造反的，是希望并维护社会稳定的天然力量。
意大利学者加塔诺·莫斯卡在1896 年出版的《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中认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种用来测量社会力量平衡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的标准，一个社会中产阶级越强大，社会就越容易保持稳定。主要原因在于：（1）中产阶级是统治阶级的人才甚至是最优秀人才的储备库和主要供应商，统治阶级可以从中产阶级中吸收其可利用的人才来加强和巩固政治统治。（2）中产阶级是相对独立其家族和政府的人力资源，其经济地位独立于掌权者，他们依靠教育和科学知识获得职业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库。（3）中产阶级的文化是相互容忍的进步文化，这使得不同宗教和政治思潮能够共存，彼此平衡和制约；同时他们也有足够的手段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文化，自尊自豪，效忠国家、为公众谋福利的精神和特点突出，有助于促进完善的政治组织之形成和发展。（4）中产阶级是对统治者行为进行公共讨论的践行者，处在各种强大利益的日常冲突之外，有公民权意识，是独立舆论和无私的公共精神的“最大储存库”。（5）中产阶级是联结上层统治阶级与下层大众的中介，上层阶级正是通过中产阶级才能实现对下层社会大众的统治和领导；否则，统治阶级上层就难以实现对茫茫社会大众的领导和指导。[24]
美国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凡勃伦在1899 年发表的《有闲阶级论》等著作中认为，中产阶级作为富裕阶级（有闲阶级）的一部分，生来就是保守阶级，其保守性天然地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主要是由于：（1）富裕阶级“反对文化结构上的变化是出于本能”，生活习惯和思想习惯的任何变化总是尤其令富人生厌。（2）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复杂性也加强了富裕阶级对改革的阻力，他们对改革的反感，大部分是出于对任何一种改革必然引起的重新调整时产生的那种骚扰和混乱的反感，其对需要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完成的改革之反感程度则更加严重。（3）由于保守性已成为中产阶级、上流社会等富裕阶级的特征，因而也就有了相当的“荣誉价值和炫耀价值”。凡是要过这样富裕生活日子的人，凡是要保持声望的人，非抱着这种保守态度不可，从而加强了富裕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内部保守性。（4）富裕阶级的示范作用，也使其保守主义的影响力向外扩散，大大加强了对其他一切阶级对任何革新的阻力。（5）中产阶级对宗教的基本教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持有一种相当愉快的同情和赞同态度”，还会为了荣誉上的理由而信仰宗教，这都加强了其保守性。[25]（6）最后最基本的方面在于，“让一切事物保持现状这一点本身对有闲阶级就是一种实际利益”，“这一利害关系格外加强了这个阶级的本能倾向，使它的保守态度更加牢不可破。” [26]总之，中产阶级等“有闲阶级”奉行的哲学是“不论什么，凡是现有的总是好的”；他们是“社会结构中保守主义或复归倾向的代表者或媒介物”，是维护现行社会制度稳定的主要力量。[27]
德国学者西美尔在《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1908 年发表）等著作里对中间等级（中产等级）的“稳定器”功能特别是矛盾缓冲功能作了最明确的阐述。他认为，一个以中间等级占多数或优势的社会是“可持续”的社会，并且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社会；在该社会中，“中间等级起作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缓冲地带和防震垫不知不觉地接受、缓和和分散在事态迅速发展时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整体的结构的种种震荡。”[28]中间等级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稳定社会的功能，主要是因为中间等级介于社会上、下两个等级之间，它天然地就是一个中间斡旋阶级；同时中间等级又是一个流动的阶级，下层阶级的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上升到中层，上层阶级的人退化不合格后也可以滑落到中层，这样表现为中间等级“不断地与其他的两个阶层进行交换，并且由于这种不间断的上下波动，就产生界线模糊和种种持续不断的过渡”。[29]这种流动性不但保持了各阶层的活力，也不断地充实了中间等级，保持了社会既有弹性又相对稳定。中间等级还是防止上层对下层阶级进行直接侵犯的平衡力量，“掩护着软弱的单一个人不受国家政府的毫无法纪的和不公正的侵犯”。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分化的现实社会中，如果有较强的中间等级作缓冲过渡，社会变迁就往往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而不会动摇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根本制度；相反，如果没有中间等级的存在或中间等级弱小，社会变迁一旦发生，其形式往往是迅猛激烈的，甚至发生急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从根本上动摇甚至摧毁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根本制度。[30]
美国学者科恩豪泽在1959 年发表的《大众社会的政治》是“大众社会理论”的权威之作。他关于中间组织在社会稳定中积极功能的阐述也被视为中产阶级（作为一种介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特殊中间组织）有着“稳定器”功能的重要论述。他认为，（1）社会中间组织，既能承担首属群体（如家庭）所不能或很难承担的许多社会任务，又能承担国家所难以或不能承担的许多社会任务，从而能够更广泛地切合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帮助国家完成难以完成的社会管理任务，有利于社会的稳定。（2）中间组织的大量存在满足着不同人群的不同利益需求，它们既能促进利益和认同感的多元化，又能防止社会不同冲突的重叠和强化，从而有助于社会在多样性基础上实现一体化。（3）中间组织是沟通意见、展开讨论的有效工具和平台。各种不同层面的中间组织的沟通与讨论不但有助于的矛盾与冲突的解决，而且更有助于在事前有效地防止矛盾与冲突的产生。（4）中间组织是产生新思想、新观点的重要源泉。正是通过自由地出入中间组织、完成中间组织的任务、展开制度化经常化的沟通讨论，人们会获得很多关于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新信息，并从中生产出更多关于认识事物和解决事件的新思想新观点。（5）中间组织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桥梁，在中间组织发达的国家，民众主要与中间组织打交道，国家则主要与中间组织打交道。这就可以约束国家或任何一个民间权力源头，避免其垄断全部政治资源，既能使民众对国家的政治精英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控制，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控，防止“政治专制”的发生；又能防止政治精英为大众压力所左右，防止“民粹主义”的产生，保障政治的程序化和制度化稳定。（6）最后，中间组织是学习政治事务的“免费大学”，训练人们的政治技巧，帮助人们提高关心政治和参与政治的能力。[31]总之，中间组织在稳定社会中作用重大。相反，如果中间组织缺乏或弱小，那么精英与大众之间很容易陷入处于面对面的紧张状态和直接冲突，最终不是导致“极权主义”，就是导致“革命”。[32]而更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不只是一般的社会中间组织，其富裕化、职业化、专业化的特点更决定了其在维护社会稳定中有着比一般的社会中间组织更大的积极作用。
美国学者李普塞特在1960 年发表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1963年再版）等书中对中产阶级“稳定器”功能作了有侧重的分析。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使越来越多的下层民众进入富裕的中产阶级行列，中产阶级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呈多数时；那么，这个强大有力的中产阶级就能发挥调节、缓和、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功能，特别是可通过支持温和的政党、反对极端主义组织、组建和参加民间组织等种种方式，阻止激进的社会变革，保持社会政治制度的稳定。[33]他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形式对中产阶级政治功能的影响，“财富的增加，会通过使社会分层结构由以巨大的下层阶级为基础的高大金字塔形，向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菱形的改变，从而影响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 [34]他还强调，财富的增加，中产阶级的稳步成长，有利于弱化社会上、下层阶级的差别特别是心理感受差距，不但会影响下层阶级的政治态度，通过对现实政治的长时间观察，有利于其逐步走上接受渐进主义的政治改良道路，增强抵抗激进主义政治影响的免疫力；而且会影响上层阶级的政治态度，使其逐步改变对下层阶级的轻视、傲慢等政治偏见，愿意与其分享一定的权力，从而消减社会上下层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促进社会的稳定。[35]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理论的首创者之一。他在《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 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等著作中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美国以至西方世界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在阶级意义上的特点是，从事体力劳动和非技术工作的蓝领工人阶级不断缩小，而以专业知识为武装的中产阶级占据优势的多数地位（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数量）；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生以及各种管理服务人才等中产阶级成员成为了各个领域的实际领导者和管理者，并与政治统治集团结成同盟。[36]他断言，“我们（美国）不仅是一个白领社会，而且完全肯定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37]随着社会进入富裕的中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虽然仍然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的社会问题了，且冲突已经被控制在制度化的调节轨道上，所谓“革命”理论、“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已失去了动力，没有了市场。在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共识”已经产生，即“对福利国家的接受，对分权的期望，对混合经济体制和政治多元化体制的肯定。从这个角度讲，意识形态的年代已经终结。” [38]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更加注重成就自赋的中产阶级流动社会，社会等级的分隔线从来不是封闭的，人们更多的是寻求通过个人奋斗去谋求地位的改善，而较少诉诸成本高昂、前景未卜的集体政治斗争手段。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群体社会，其中的社会单位是团体组织而不是个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功能性经济团体、象征性地位团体、文化表意性团体、功能性政治协会等各种社会中间组织不断分化增生，使社会在利益多元化和分歧多元化的基础上，不能在某一个单独问题特别是根本的政治问题上形成统一的两极对立意见，从而有利于保持社会根本制度的稳定，防止社会被撕裂成两极。后工业社会是中产阶级“务实政治”主导的社会。政治斗争注重的是物质利益上的讨价还价和妥协容忍，而很少为了“激进”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进行殊死搏斗。“后工业社会的新型‘阶级斗争’，与其说是经济企业里劳资之间的冲突，倒不如说是各种有组织团体为了影响国家预算而进行的拔河比赛……政治问题就变成了金钱分配和税收令”。[39]正是由于中产阶级存在这些稳定社会的功能，以致于在很多西方学者眼中，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终结的一种标志和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稳定的一种保证。”[40]
概括来说，西方对所谓中产阶级（阶层）“稳定器”功能的论述虽然千差万别，对于其发挥“稳定器”功能的原因的论述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认为中产阶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是在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一支主要的社会平衡力量，他们的发展壮大将阻止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他们是劳资之间的缓冲器，是跨越阶级对立的桥梁，是缓和阶级冲突的中介；他们是协调和平衡不同阶级利益的“平衡器”，是社会的和谐剂，归结到一点是社会的“稳定器”。[41]
三、“颠覆器”理论
西方关于中产阶级的“颠覆器”[42] 理论也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是同“中产阶级”与生俱来。“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一词源自近代英国，是当时的贵族阶级用来指代和贬称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一个贬义词。其时，“中产阶级”还有一个更具讥讽意味的同义称呼，这就是“暴发户”（nouveaux riches）。在当时的贵族眼中，中产阶级是与“唯利是图”、“斤斤计较”、“市侩”、“庸俗”、“脑满肠肥”、“冷酷”等特性联系在一起的贬义词。[43]不但如此，“中产阶级”一词也是与“不安分”、“反叛性”、“颠覆性”联系在一起的。中产阶级“来自无钱、无权亦无文化教养却也乐天知命的下层社会，但因手头有了钱，就开始不安于政治上的无权。它的财产也没有使它跻身于有教养者之列，反倒使它失去了下层社会的纯朴，显得更粗俗了。” [44]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而是越来越借助于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去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不但引起了贵族阶级的不满、恐惧和仇恨，而且也引起了下层阶级的不满，对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和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了日趋严重挑战。[45]因此，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秩序而言，随意新兴的中产阶级的逐步壮大和崛起，它已经越来越成为传统社会秩序的“反叛性”力量，并逐步发展成为颠覆性的“革命”力量，最终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以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统治政权。不但如此，在现代和当代世界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将不满政府当局的社会下层群众组织起来的往往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不但是现行社会的颠覆性力量，而且更是颠覆性力量的领导者。这一点，即使是最倾向于强调秩序与稳定的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等社会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然而正如经常表明的那样，将憎恨的和反抗的人组织成一个革命群体的不是最受压迫的阶层，而是典型的新崛起(中产)阶级的成员。” [46]对中产阶级之“颠覆器”理论作出贡献的西方学者较多，其中以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古尔德纳（Alvin W. Gouldner）等人更具代表性。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 年）等著作中对法国中产阶级在推翻法国旧制度中的“革命”功能作了阐述。在这里，他并不是象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极度赞誉那样对待自己国家的中产阶级，因为在他看来，法国当时的中产阶级不是“稳定器”，而是一个“革命”的“反叛阶级”。他认为，法国封建时代的传统社会是由第一等级（王权）、第二等级（贵族）、第三等级（平民）组成的三级结构。法国贵族在传统社会中不但拥有许多特权，而且承担着大量管理地方事务的功能。但是，路易十四在法国推行了中央集权改革，把原来由贵族行使的权力大部分地集中到中央手中，同时为减少改革阻力又给予贵族免税等特权。这样，贵族就沦为了只有特权而没有社会管理功能的寄生阶层，并逐步没落腐朽，这样到“18世纪末期，法国贵族只不过徒有虚名；它既丧失了对君主的影响，也丧失了对人民的影响”；而第三等级中的中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却日益发展壮大，并由贵族的“竞争对手”，“过后就成为其（贵族）敌人，而且最终成为他们的主人”。[47]贵族制度被摧毁之后，一方面人民日益原子化，并且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崛起，且其中的文人作家占据了原由贵族占领的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他们祟尚“空谈”，热衷于以简单化、理想化、绝对化、普遍化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批判、对未来进行空想，大肆鼓吹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抽象而普遍的观念与理论，鄙视改良道路，鼓吹用简单统一的“普遍理论”和“统一方案”对法国社会进行根本彻底的改造，导致“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占有的位置”，“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赋予人民”。[48]这样，人民的政治热情被大规模地煽起，社会的不满情绪则日益直接指向中央政权，最终必然导致革命的爆发，新兴的中产阶级就自然成了法国封建政权的最有力的 “掘墓人”。托克维尔还认为，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其文人的“革命”宣传鼓动、以及贵族制度的消亡，使法国“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得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49]“人们耐心地忍受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50] 新兴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其文人作家提供的“消除苦难”的“革命”话语权在推翻法国旧制度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最后还需强调的是，托克维尔对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参与掌权的法国中产阶级也没有多少好感，他非但没有讲其具有“稳定器”功能，相反却对其功能持消极态度，认为法国中产阶级软弱无力、自私陕隘、腐败，缺乏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的关怀，因此甚至对他们“颇为鄙视”。[51]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等著作中，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期间中产阶级的“颠覆器”（“革命性”）功能进行了突出强调。亨廷顿指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中，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这是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之源泉” [52]他认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中产阶级之所以是颠覆性的“革命”阶级，主要原因在于：(1)新兴的中产阶级往往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希求从政治上保护自己的财富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愿望强烈，但愿望往往落空。(2)新兴的中产阶级无法有效地在现行社会政治制度中寻求实现参与政治的渠道和方式，他们感到自己是被现行社会政治制度排斥在外的社会集团。(3)新兴的中产阶级往往会创造和利用自己的“现代价值观”等意识形态话语权来影响和动员社会大众，除了追求 “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平”、“富足”，“清廉”，“反独裁”、“反专制”、“反贫困”、“反饥饿”、“反腐败”等意识形态话语及其理想完美的“新社会制度方案”之外，民族主义往往也是中产阶级屡加利用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4)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参与政治的愿望落空和参与政治的渠道堵塞的情况下，往往会设法谋求其他社会集团（包括农民、城市无产阶级、军队）的支持；一旦这些社会集团特别是农民的经济社会状况（如贫穷及对贫穷的主观意识、对政府的不满）达到一定的限度，中产阶级诉诸“革命”的可能性及“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53]他还指出，不仅在军人和其他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的“普力夺社会”，而且在几乎所有类型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的全面政治要求往往是激进主义的“乌托邦”，迎合城市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改革往往难以安抚他们，却会导致成为“革命的催化剂”；因此，政府要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就不但不能迎合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改革要求，而是要设法削弱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数量、力量和内聚力”；否则，“改革”就可能演变成“革命”。此外，他还强调，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中产阶级中追求全面彻底改造社会的“乌托邦”目标、惯于“空谈”的“理想主义者”（如激进的知识分子）往往能提供“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常常是最活跃的“反叛者”和“革命者”，其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54]
美国学者古尔德纳在《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1979 年）等著作中，对新中产阶级颠覆现行社会结构和统治制度的“革命”功能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新中产阶级主要由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构成，它已同控制社会经济的旧阶级（商人和政党领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新中产阶级是精英主义者，以其专业知识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力，其力量正在上升和不断增长之中（而旧阶级却在衰落之中）。虽然新中产阶级有其缺点，追求个人利益，但无疑它是“一个有瑕疵的普救阶级”；从长远来看，随着新中产阶级的加速壮大，社会将发生 “革命”变革，新中产阶级终将会取代旧阶级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55]古尔德纳认为，无论是20世纪初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还是20世纪初越南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知识分子的“新中产阶级”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毫无疑问，老布尔什维克的高层中绝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中产阶级”；越南的知识精英在革命中“也扮演着领导角色”。[56]在古尔德纳看来，新中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新中产阶级正在取代旧阶级成为经济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新阶级不单对资本投资有影响力，而且在生产管理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旧阶级已由实际掌权者蜕变为只拥有‘贵族’名号，但在具体生产和管理上却没有影响力的一群人。” [57]二是新中产阶级发展出了有效保障自己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战略。其中基本战略就是“与广大工人阶级、无产者及农民结成联盟，激化群众与旧阶级之间的矛盾，然后再领导这个联盟去反抗旧阶级及其在旧的社会秩序中的霸权地位。” [58]三是新中产阶级是一个文化资本家阶级，拥有多种文化、语言和技术，特别是拥有能有效扩展自己利益的“专业主义”意识形态。这样，新中产阶级就“既有专业技术，又有为社会整体利益奉献之心。专业主义是新阶级悄然地削弱旧阶级的权威，树立自己的合法性的呼声的集中反映。” [59]四是新中产阶级是一个有着批判式言语群体的新阶级，它更进一步确立了新中产阶级的精神权威，并促进了其阶级内部的团结。“批判式言论文化反对以言者的个人权威或社会地位等来判断其说法的正确与否。所以，批判式言论文化使所有基于传统社会权威的言论失去了权威性，同时将自己树立为所有‘严肃’言论的标准。” [60]以上这些方面的特性，决定了新中产阶级将会象传统的资产阶级那样逐步崛起，他们将通过较长时期的成长壮大来不断巩固自己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加速推动旧阶级的进一步衰亡，从而最终完成新中产阶级的“革命”进程，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看得出来，古尔德纳是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新中产阶级对现行社会结构和统治秩序的“颠覆性”的“革命”功能的，他对新中产阶级这个充满瑕疵的“普救阶级”对旧阶级的“革命”充满了期待。[61]
四 、“异化器”理论
西方关于中产阶级的“异化器”理论的提出，较早时主要源于20 世纪初人们研究提出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1871—1912法国选举中支持极端主义运动的理论发现，到20世纪30年代则更多地体现在人们对中产阶级走上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道路的理论研究上。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新中产阶级“白领”迅速崛起，在一部分西方学者盛赞新中产阶级“稳定器”功能、高呼“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候，另外一部分西方学者则看到了新中产阶级的日益普遍的政治冷漠、疏离等政治异化现象。这样，关于中产阶级的政治异化，主要分为两支，一支是研究中产阶级走向政治偏执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异化现象的，一支是研究中产阶级走向政治冷漠、政治疏离等异化现象的。[62]对中产阶级之“异化器”理论作出贡献的西方学者也为数不少，其中以戴维·萨泊斯（David Saposs）、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米尔斯（C. Wright Mills）等为最具代表性的学者。
戴维·萨泊斯在1935年发表的《中产阶级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论文中明确指出，中产阶级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民粹主义，而法西斯主义是民粹主义的极端表现，或者直接称法西斯主义就是“中产阶级主义”（Middle—Classism）的极端表现。[63]他认为，中产阶级来源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那些拥有少量财产而又想成为独立阶级的商人、机械师、农场主等小资产阶级人员，他们“提倡一种承认私有财产、利润和竞争的制度，但其基础又与（大）资本主义的构想完全不同”；中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反对‘大企业’，或者说反对现在所谓的（大）资本主义”。[64]他们的经济不安全感使其希望国家保护他们免遭大资产阶级的挤压。与此同时，中产阶级也反对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运动。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的大背景下，德国中产阶级一方面面临着大资本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面临着社会主义的压力，这样中产阶级就感到了强烈的“地位恐慌”，他们很自然地就选择了民粹主义的道路，既反对（大）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发现此时的“民粹主义象它过去一样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中产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满身武断”。[65]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产阶级选择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极端主义道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级已彻底异化，沦为了法西斯主义的最肥沃的社会温床和阶级基础。
李普塞特认为，历史上的德国、意大利及奥地利的纳粹主义、法国的布热德主义（商人和手工业者保障联盟运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运动，都反映出了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极端主义运动。[66]“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又反对大工会的中产阶级运动”；“来自许多国家的数据资料证实，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有产的中产阶级运动”。[67]他强调，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中产阶级多是城乡自营职业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他们作为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作为正在没落的阶级，对现代化大工业社会所遭受的经济和社会压抑心存不满，寄希望于用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等非理性的激进意识形态方式和制度来直接接管国家以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削弱大资产阶级集团和大劳工组织的力量，恢复和提高早先中产阶级拥有的经济安全感和较高的社会地位。“随着中产阶级相对地位的下降，以及它对前进中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继续仇视，它支持个人权利反对（政府）大规模权力的‘自由’的意识形态，已经从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 [68]在他看来，呼唤和参加极端主义政治运动，是不同阶级对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一种反应。作为中产阶级的极端主义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往往最容易“在既有大规模资本主义又有强大的劳工运动这类特点的国家中出现”。 [69]
米尔斯在1951 年发表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对美国中产阶级主要是新中产阶级因政治无力感导致的政治异化作了较详细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关于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与众不同的新观点。米尔斯指出，自从新中产阶级在人数上开始超过老中产阶级之后，它的政治角色就一直是人们疑问和争论的对象；而在他看来，新中产阶级既不是能承担平衡和缓冲作用的“稳定器”阶级，又不是能接受社会主义主张的“革命”阶级，也不是能承担领导作用的统治阶级，而是普遍异化、冷漠疏离、消极无为的“政治局外人”。[70]他认为，“今天美国社会结构的有代表性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系统地形成了并维系着对社会和自我的异化。” [71]因为一方面那种以个体公民为中心、希望增加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扩大政治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正面临极大的挑战，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大下降；另一方面，那种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希望无产阶级政治觉醒、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从而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影响也在式微；人们所能感觉到的，往往是在巨大而复杂的现实世界中，个人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距离很远，并且越来越远，以致于个人的政治无力感越来越严重。“在政治希望与政治现实之间，横亘着两大政党和联邦政府的科层体制，作为政治行动的手段，它们似乎常常在割断直接的政治兴趣的神经。因此，对无权感的冷漠就不难理解了。” [72]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冷漠是美国政治的最切合实际的表现形式，有法定选举权的人只有一半多一点参加投票，而且其中参与投票的人很多只是走形式而并非真的关心政治。实际上，美国大众普遍政治冷漠，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及自己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没有什么意义，他们回避政治上的失望或满足；政治符号对他们失去了有效的行动动力，也不能成为政治机构存在的合法理由。而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冷漠和疏离与其他阶层并无多少区别，他们与其他普遍冷漠的美国大众一样 “既不是激进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反动派；他们是逍遥派”，是“政治的局外人”。[73]“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其新老两翼，中产阶级都无法在忠诚、要求和希望方面形成共同的符号特征”；作为新中产阶级的白领，“政治消极就是他们的职业意识形态；除了在极为分散和零散的意义上，他们从未参加过任何经济斗争；他们甚至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缺乏最起码的意识；他们没有感到自己面临了任何尖锐的危机。不能向他们提出诸如政党、工会和阶级关系这类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同质的阶级”。 [74]在米尔斯看来，新中产阶级一方面缺乏团结，也没有机会成为独立的集团或政党登上政治舞台，明显的中产阶级运动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并不存在；另一方面，新中产阶级也没有公共地位，只是作为个人在摇摆不定和犹豫彷徨，在政治上缺乏热情、漫无目的，如果参与政治斗争，他们也只是站在大局已定的胜利者尾巴之后的“政治后卫”，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平衡器’”。[75]
五、小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西方关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众多研究表明，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多元的，并且是随着社会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中产阶层（中产阶级）既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器”，不断地增强社会稳定的力量，有效地缓冲和调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又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颠覆器”，影响现行社会制度的稳定，轰然或悄然地危害现行国家政权，变成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掘墓人”；也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异化器”，或政治冷漠，成为消极无为而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局外人；或政治偏执狂热，沦为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极端主义的社会温床甚至中坚力量。因此，那种简单地将中产阶层（中产阶级）认定为社会“稳定器” 的说法，在理论上是片面的以至错误的，并会对实践产生消极以至有害的影响与后果。
那么，人们自然最关心中产阶层（中产阶级）在“稳定器”、“颠覆器”、“异化器”这三种功能之间的转换机制是什么？或者说最根本的，人们最关心中产阶层在什么条件下发挥“稳定器”的积极功能而不发挥其他两种消极功能呢？
要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实则是一件很难的事。总的来看，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也很欠缺，相关的文献很少，即使涉及到的少量文献也大多相当原则，很不系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一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理论上把中产阶层预设或认定是社会的“稳定器”，根本没有去考虑还存在其他消极功能的问题，因此自然就不存在分析研究它向“颠覆器”或“异化器”等功能转换的问题；二是对于那些把中产阶层视为是“颠覆器”或“异化器”的学者而言，他们中的一部分由于只是把中产阶层看作是“颠覆器”或“异化器”，因此也没有去分析所谓中产阶层在这三种功能之间的转换机制问题；三是对于认识到中产阶层可能存在着“稳定器”、“颠覆器”、“异化器”这三种可变功能的那些学者而言，他们对于中产阶层在这三种功能之间的转换机制的论述和研究大都也语焉不详，只有塞缪尔·P·亨廷顿等极少数学者有过很明确的简单的部分论述，而托克维尔、李普塞特等人也在意识到中产阶级可能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社会政治功能时，简单提及或暗含了一些分析。
例如，亨廷顿认为，中产阶级（中产阶层）的政治功能是随着现代化的时间推移而逐步从革命走向保守的过程，强调随着时间的变迁，中产阶层会从最初的激进的“颠覆器”（“革命者”），慢慢钝化为后来的保守的“稳定器”。“事实上，追溯起来，中产阶级的进化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 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也变得较为保守。”“实际上，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却也象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极不稳定的因素。”[76]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往往在政治是激进的，后来出现的中产阶级成员则带有更多的官僚性和技术性，更注重商业，因此也就趋向保守。简而言之，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经历一个渐次保守的过程，其队伍每扩大一次，就越趋于从革命转向稳定”。 [77]此外，亨廷顿认为现行政治体制对待中产阶级的策略也非常重要，对于温和的中产阶级力量及其改革要求要有策略地善于吸收，但对于中产阶级激进主义则不但不能迎合，相反“最恰当的办法乃是镇压而非改革”。[78]在托克维尔看来，中产阶层可能成为“稳定器”，也可能成为“颠覆器”，但是他并没有论及这两种功能的转换机制。从他关于美国和法国中产阶级不同功能的论述中，人们可以认识到的是，由于国情不同，中产阶级的品质也会不同，从而导致中产阶级的功能迥异。在美国，中产阶级酷爱财产所有权，追求财富增长，同时富有职业伦理和公共精神，以职业为天职、勤奋节俭、爱国、权利观念强、平等自由民主意识浓厚、信守法律（“爱法律如同爱父母” ）、热心公共事务和民间社团活动，并有基督教这一“教条性”的普遍信仰的规范和约束，因而本能地信守社会秩序，自然地希望社会安定，是社会的“稳定器”。而在法国，中产阶级祟尚“空谈”，大肆鼓吹“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抽象而普遍的观念与理论，热衷于以简单化、理想化、绝对化、普遍化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批判、对未来进行空想，鄙视改良道路，鼓吹彻底的改造和“革命”，因此中产阶级最为激进，自然就成为社会现行制度的“颠覆器”。在李普塞特看来，中产阶级既可能是“稳定器”，也可能沦为“异化器”。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能够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而稳步地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占据多数时，即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菱形（橄榄形）社会结构，那么，这个强大有力的中产阶级就能发挥调节、缓和、化解矛盾与冲突的功能，从而发挥“稳定器”的功能；而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力量弱小时，如果它既面临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压力，又面临强大的劳工运动的社会压力，中产阶级就可能产生很强的“心理恐慌”和“地位恐慌”，这时候该国的中产阶级就很可能沦为社会的“异化器”（如支持法西斯的中坚力量）。此外，还有不少把中产阶级视为“稳定器”的学者（如亚里士多德），在高度肯定中产阶级在稳定社会中发挥的积极功能的同时，也认识到中产阶级的人数和力量的重要性，认为惟有当中产阶级强大到足以抗衡其它两个阶级（极富上层、极贫下层）而有余，或至少要比其它两个阶级中的任何单独一个更为强大时，社会政治的稳定才真正有切实保障；否则，一个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少，力量薄弱，中产阶级就会被压迫，自然难以发挥“稳定器”的功能，国家的稳定也难以政治保障。[79]
虽然人们对中产阶级（中产阶层）在“稳定器”、“颠覆器”、“异化器”这三种功能之间的转换机制的认识还是很粗浅的，但是从中产阶级存在这三种可变的功能以及可能发生功能转换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启示和借鉴。
首先要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到，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是多元的，并不一定是社会的” 稳定器”，它有可能成为现行社会制度的“颠覆器”或“异化器”。对于中产阶层可能存在的消极作用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因为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能做到在政治上清醒，也才能制订出正确科学的政策来促进中产阶层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国际上一些国家因对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政策失误（如放任自流或错误打压）而导致社会不稳或社会停滞或“改革不当从而引发革命”的历史教训必须引以为鉴。[80]
其次，要充分认识到中产阶层（中产阶级）是一个处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成份复杂的社会阶层，在它内部又有不同的层级（如中产阶级的上层、中层、下层等）和不同的群体。这些不同层级的人们在价值观上是互有差异的，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是不尽相同的。他们要形成统一的中产阶级意识，发挥统一的阶级（阶层）政治功能，虽然并非不可能，但一定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也是不尽相同的甚至是迥然相反的。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认识到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说一个成熟强大的中产阶层是稳定社会的积极的中坚力量，那么在这个成熟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却往往充满了各种变数和风险。中产阶级政治属性很可能是随着现代化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走向保守，但这种保守化的过程，也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然形成的过程。
最后，最为关键的是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对中产阶层的扶持引导对于中产阶层发挥“稳定器”的功能非常重要也极为必需。为此，第一步必须大力扶持和推动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只有中产阶层的人员数量和比例壮大到有相当力量时才有利于发挥其“稳定器”的作用，一个弱小的中产阶层很难发挥较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很难在社会上下阶层之间发挥调节和缓冲矛盾与冲突的平衡作用），尽可能地创造有利于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并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向中产阶层倾斜，尽可能地减少中产阶层成员可能产生的经济不安全感、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注意防止和减少其产生“地位恐慌”，并利用政策（如保护合法的财产所有权、打击违法犯罪）和社会舆论强化有利于公平合法创业致富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引导中产阶层通过合法手段大胆致富，将新增的财富更多地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扩大社会财富总量，促进社会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层行列。与此同时，对于这个新兴的中产阶层（中产阶级），一方面现行社会政治体制应当进行相应的改革，增加政治体制的有效弹性，以便有选择地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开通参与政治的制度化的合法渠道，拓展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的合法机会（而不能简单地将他们排除在现行政治体制之外），并依法规范参政的程序和机制；另一方面，必须对中产阶层进行整合引导，对其政治诉求要进行科学分析和合理选择，特别要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速度和改革方案的周全、稳妥，尤其要重视加强对不同类型的新兴中产阶级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用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去规范、形塑和整合他们（而不能自由放任他们去侵蚀现行社会的根本政治体制），支持其组织各种职业性、功能单一的民间组织，适当转移他们对政治的过度注意力；保障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发挥宗教自我约束行为、净化心灵、鼓励施惠从善等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努力培养中产阶层的良好的职业伦理、公共精神、法律素养和务实作风，增加他们对现行社会政治体制的认同，使新兴中产阶层真正成为现行社会政治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最大限度地引导其在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真正成为社会的“稳定器”，坚决防止其成为“颠覆器”或“异化器”，沦为危害社会的消极力量。
[1]感谢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的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FANEDD，200467）。
[2]胡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法学博士，特约研究员（北京 100084），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内刊》、《政治学研究》、《欧洲（研究）》，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光明日报》、《法制日报》和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东方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发表出版著作一百多万字；曾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授予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曾获得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胡鞍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中心博士，特聘教授，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 100084）；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管理世界》等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上百篇，出版著作48部（其中英语著作6部）。
[3]middle class或 middle classes，译为中文时，有的译为中产阶级，有的译为中产阶层。国内学者有时也将其译为“中等阶级”、“中等阶层”，“中间阶级”、“中间阶层”、 “中间等级”、“中层阶级”、“中等收入阶层”等。此外，英语中的中产阶级有时也用middle stratum（strata）、intermediate class（classes）或middle- class stratum（strata）等词语来表示。在西方这些词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不过，考虑到国内的习惯用法，在标题等处仍主要采用“中产阶层”的表述，在行文中为了尊重各个学者的意思，则经常可能混用。
[4]Carolyn Howe ， Political Ideology and Class Formation：A Study of the Middle Class. Westport：Praeger Press，1992， p.173，pp.1-24；and Arthur J. Vidch (ed.)， The New Middle Classes ： Life-Styles ， Status Claim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p.15.
[5]周晓虹主编：《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8、299—324页。
[6]孙立平：《中产阶层与社会和谐》，引自http：//www.eeo.com.cn/Politics/eeo_special/2007/05/07/60355.html。
[7]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1—75、254页。
[8]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9]同上书，第300—301页；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10]陈冠任、易扬《中国中产者调查》，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385、426页和http：//news.xinhuanet.com/stock/2006-03/06/content_4262968.htm；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8198/31983/32191/2381176.html。
[11]Arthur J. Vidch (ed.)，op.cit.，pp.15-35、203-205.
[1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35、206、235页。
[13]同上书，第9页。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26-147页。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04-211页。
[16]同上书，第205-211、449-450页。
[17]（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00页。托克维尔认为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小康之家）已成为美国的主流，“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小康之家”。引自（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8页。
[1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60-663页。
[1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1997年，第333-349、521-678页。
[20]同上书，第61-117、237-245、263-281、349-362、659-697、799-800页。
[21]同上书，第213-221、635-650页。
[2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48-649页。
[2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76页。
[24]（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贾鹤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5-16、198-210、482-507页。
[25]（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29、138—178、261-281页。
[26]同上书，第150页。
[27]同上书，第150、151页。
[28]（德）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448、428页。
[29]同上书，第448页。
[30]同上书，第133、412-458页。
[31]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9， pp.9-22、80-237.
[32]Ibid.，pp.80-115、227-228.
[33]Seymour Martin Lipset ， 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Garden City ： Anchor Books，1963， pp.45-58.
[34]Ibid.，p.51.
[35]Ibid.，pp.45-51.
[36]Daniel Bell ，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1973，p p.343-362.
[37]Arthur J. Vidch (ed.)， op.cit.，p.47.
[38]Daniel Bell ， The End of Ideolog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p.403.
[39]（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70页。
[40]Arthur J. Vidch (ed.)， op.cit.， p.16.
[41]Ibid.，pp.15-16.
[42]人们对于何谓“颠覆”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本文取中性的含义，即旨在推翻（颠覆）现行社会制度和政权统治的行为，主要指“革命”（包括非暴力革命）。本文所指的“革命”主要取“根本变化”之意，指社会政治制度或国家政权发生“根本变化”（尤其是诉诸暴力手段），暂不涉及政治正义性等价值判断问题。这种释义也与英语中的“revolution”（革命）的通常意思是一致的。参见《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24页中关于革命的第三种释义和《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95页中“revolution”单词的第一种和第二种解释。
[43]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37-138、267-268、461-462页。
[44]同上书，第138页。
[45]同上书，第461-462页。
[46]（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贾鹤鹏译，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96页。
[47]（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4—156、275—312、170—171页。
[48]同上书，第177—182页。
[49]同上书，第64页。
[50]同上书，第209—210页。
[51]参见（法）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周炽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思想与社会》编委会：《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5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63-264页。
[53]同上书，第241-315页。
[54]同上书，第339 -343页。需注意的是，亨廷顿以上分析的立足点是处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对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或已经成熟的中产阶级，他则认为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64-275页。在最后的小结中还将对此进行简要阐述。
[55]（美）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序言第1-7页，正文第5-9、90-102页。
[56]同上书，第56-57页。
[57]同上书，第12页。
[58]同上书，第13页。
[59]同上书，第15页。
[60]同上书，第27-28页。
[61]同上书，第97-102页。
[62]Carolyn Howe ， Political Ideology and Class Formation：A Study of the Middle Class. Westport： Praeger Press，1992， pp.25-47；Arthur J. Vidch (ed.)， op.cit.，pp.35-46.
[63]David Saposs， The Rol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Soocial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Essays in Honor of Wesley Clair Mitche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5.需指出的是，认为中产阶级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温床的学者（如Harold Lasswell，Samuel Pratt，Daniel Guerin）为数不少。在萨泊斯看来，德国整个中产阶级走上支持法西斯主义道路是中产阶级对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的一种极端主义反应。而拉斯威尔（Harold Lasswell）等学者则强调的下层中产阶级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肥沃的社会土壤，且这种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是源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即使是中产阶级经济地位改善了也仍然会存在。而与拉斯威尔的观点相异的是，普拉特(Samuel Pratt)通过对城市民众投纳粹党的选举支持票的研究发现，一方面无论是上层中产阶级还是下层中产阶级都表现了投德国纳粹党的支持态度，另一方面上层中产阶级比下层中产阶级对纳粹党的支持态度更彻底一些。顾莱尼（Daniel Guerin）则认为不但城乡小资产阶级而且白领雇员都是“法西斯部队的中坚”。See Harold Lasswell， The Psychology of Hitlerism，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No.4 (1933)；Samuel Pratt，The Social Basis of Nazism and Communism in Urban Germany，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 Political Man ，Garden City ： Doubleday ＆ Company， 1960，p.146；Daniel Guerin，Fascism and Big Business. New York：Monad Press，1973.
[64]David Saposs， op.cit.，pp.395-397.
[65]Ibid.，p.400.
[66]Seymour Martin Lipset ， 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Garden City ： Anchor Books，1963， pp.131-179.
[67]Ibid.， pp.131、177.
[68]Ibid.，pp.131-132.
[69]Ibid.，p.135.
[70]（美）C.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9-281页。
[71]同上书，第270页。
[72]同上书，第276页。
[73]同上书，第261-264页。
[74]同上书，第279-280页。
[75]同上书，第281页。
[76]（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64页。
[77][77]同上书，第275页。
[78]同上书，第343页。
[79]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06-209页。
[80]亨廷顿认为在历史上的伊朗、摩洛哥、利比亚、韩国、哥伦比亚、多米尼加、苏联、波兰以及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往往成为主张对社会进行全面彻底改造、追求“乌托邦”目标的激进的反政府力量，而政府的改革则变成了中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催化剂。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39-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