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伪幸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4:55:41
 

中产阶层的“伪幸福”

      五岳盟主/编辑         台湾歌手郑智化曾以一首《中产阶级》将中产阶层的欲望、困顿、无奈、失落和尴尬演绎得淋漓尽致——“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遗憾的是,当我们寄望中产阶层迅速壮大而成为社会稳定器、消费主力军之时,他们已然不堪重负、气喘吁吁,传说中的“中流砥柱”连自己的生活都险些无法支撑,幸福生活几成奢望。    
         根据近日发布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但也只有不到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却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3月17日《广州日报》)。        中产阶层为了防止自己在社会流动中滑落下层,不得不用炫耀性的消费维护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和名誉地位。他们在不断努力工作中得到所需,然后再炫耀他们的优越感,接下来又为之而努力工作的循环下,很多人内心的空虚和焦虑已然吞没了他们人生出发的原点。渐渐地,失去理想的他们,白天为劳动契约而高效勤奋工作,但他们却自私冷漠,缺失社会关怀和道德激情;晚上,更多的他们则成为寻求感官刺激的城市动物。
        众多研究结果表明,起初,财富的增加的确会增强幸福感,但是当财富达到一定的程度,幸福感就未必会随财富的继续增加而增强。简单地说,钱越多不一定越幸福。英国心理学家弗思海姆和阿盖尔甚至通过研究得出:在幸福的概念值中,金钱的比值只占25%!这也就难怪经济最发达、最有钱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反而最低,看起来很幸福,其实是“伪幸福”。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伪幸福”?日本学者三浦展的研究或许可以给予我们启示。根据他在《下流社会》一书中的研究,向来稳定的日本中产阶层正两极分化,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跻身“上流”者凤毛麟角,沦入“下流”者却源源不断——日本社会正在“下流化”。著名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也基于中产阶层的沦落而有类似的判断——“M型社会”。而《下流社会》中文版责编季元则说,之所以把这本书引进中国,就是因为日本所面临的“下流化”困境在中国同样存在。而在笔者看来,中国的中产更加悲哀,尚未形成稳固中产阶层就开始“下流化”了。惯常认识中,有房有车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多么令人艳羡,孰料,光鲜的背后其实是“伪幸福”,而且时刻面临“下流化”的危险。
         缘何如此?收入分配向资本权力倾斜、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白领半生的财富、有“杀贫济富”之嫌的税负、“短腿”的社会保障体系、高强度的工作和低微的薪酬……单单“房奴”、“车奴”、“卡奴”、“孩奴”这些词汇中浸透的疲于奔命、捉襟见肘,就将白领中产们众“奴”加身的生存窘境展露无疑。就像电视剧《蜗居》中的苏淳、海萍夫妇,尽管名牌大学毕业,尽管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依然备尝艰辛。这也是为什么统计数据一出,大家惊呼“被中产”,统计出来的幸福不过是一种“伪幸福”。
         此前笔者曾看到一项数据,中国内地城市白领中有76%处于亚健康状态,接近六成处于过劳状态。幸福感为何低?身心俱疲而已。          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一个人快乐与否与一个人的物质条件并不是成正比的,70年代出生人小时候物质大多贫乏,90年代出生人小时候物质条件要优越得多。可70年代出生的人小时候并不比90年代的人小时候快乐少一些。关于快乐,我更愿意从精神层面来理解它,有时候它跟物质根本就没有关系,比如皇帝送皇后一座城堡,皇后不一定高兴;穷人送他妻子一根发夹,她可能会高兴得掉眼泪。快乐是一种心理满足感。

  从社会层面来说,我们郁闷的原因,不是我们物质匮乏,而是整个社会精神的缺失。我们的精神是漂泊、不坚定的,像浮萍一样没有根,随波逐流,像墙头上的草,随风歪倒,无法从精神上坚定自己,一件本来快乐的事也会变得令人悲伤。 

    郁闷作为一种社会病常出现在精神失落的时代里。记得二战后的西方人就很郁闷,甚至绝望,那正是西方人对二战反思时精神极为飘浮无落的时期。那么我们现在普遍的郁闷也可能说我们社会的精神出了一点问题。在笔者看来,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我们不缺少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们缺少对价值的正确判断;我们不缺少物质,但缺少对待物的达观态度。

  也就是说,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发展恐怕是中国人郁闷的根本原因。精神缺失,你就是进入中产、高产、富豪阶层,也仍然觉得自己“伪幸福”,仍然处在更年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