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中印伙伴关系：现状与前景_中国外交_中国改革网

纵论中印伙伴关系：现状与前景
作者：胡仕胜
2010年04月05日　　来源：《中国战略观察》2010年第1期　　浏览次数：665　　文字大小：【大】【中】【小】写给编辑
2010年为中印建交60周年。回顾过去，两国外交史中既有亲密如兄弟的1950年代，也有视如路人甚至敌人的1960－80年代，更有不断增信释疑的1990年代。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两国崛起势头的日益劲猛，两国经贸关系更是突飞猛进，全球合作不断深入。　　尽管如此，中印关系发展始终受困于战略互信赤字问题。尤其是两国领导人2005年4月宣布的"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直后劲不足。两国愈发展，彼此对各自战略意图的误解似乎愈加深。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时有抬头，而印度的"大国外交"也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猜忌；"中印必有一战"、"肢解印度"等极端言论甚至出现报端或网络媒体。中印关系中的这种消极因素若不加以有效化解，不仅建设"亚洲世纪"、谋求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合理化就是一种空话，而且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有夭折危险，并殃及中印崛起战略。为此，本文拟从多方面考察中印关系，并试图为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设性思路。
笔者始终坚信，构筑伙伴关系是中印两国以"非西方模式"实现战略崛起之必需；伴随着中印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两国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势将拥有一个更加牢固、更加厚实的基础。
一、 当前中印构筑伙伴关系的国际大背景
中印伙伴关系的构筑与发展正处于历史上最为独特的国际大背景之中。这种独特的国际背景正是中印伙伴关系构筑与发展的逻辑基础。
当今世界格局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日趋活跃，能量不断增大。诸如恐怖分子、非政府组织、跨国集团、网民等，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关系指导原则、世界战略格局等的不断演变构成无处不在且日益涣大的影响。而且，金融危机、能源安全、食品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目前所推行的发展模式与途径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几乎所有国家都被迫着竭尽所能，确保其社会经济发展能沿着可持续性轨道稳步、健康前行。面临这种情势发展，国际合作与协调已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必然潮流。
另方面，一批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成为国际局势中的罕见现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崛起已在改变着国际力量对比，变革着国际秩序架构，左右着国际关系发展。尤其在经贸关系领域，全球化驱动力由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明显位移，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间的力量平衡也发生了明显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巨变。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前年华尔街引发的金融风暴及随后的经济危机对国际经济格局的悄然催化作用。充满活力的世界新兴经济体已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在这场危机中，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普遍明显好于工业化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及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也与年俱增。正是为了因应这种大势发展，八国集团的风光正在被二十国集团所摄取殆尽，至少在国际经济领域，二十国集团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力。
这场尚处起步阶段的经济力量格局的演变将不可避免地在国际经济舞台引发一系列重组与调整，如全球经济力量平衡的位移、国际分工体系的转变、贸易关系的调整、国际机制的变革、发展模式的竞争，等等。如何应对这种力量格局的转变及其引发的深层次后果即是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此外，新兴国家的和平崛起方式也从根本上改写了大国兴亡交替必伴随血腥争斗的历史。金砖四国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不但可以"和平地崛起"（rise by peace），还可以为着和平而崛起（rise for peace），更可以代表着"和平力量的崛起"（rise of peace）。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也因此迈入一个崭新时代。
在国际社会"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过程中，亚洲的地缘政治环境尤呈复杂、多动，为冷战结束以来所罕见。不仅许多亚洲国家正在经历着激烈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的转型，而且，亚洲地区同时集聚着如此众多的新兴大国和现实大国或国家集团。一些重量级的域外大国也正加速融入这个充满了动感的地区。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主要国家都在提出甚至履践整合亚洲或亚太地区的战略设想或规划。美国在2009年加速重返东南亚并提出亚太八国集团的想法，日本倡议建立"东亚共同体"甚至三十年建成"亚太网络"，澳大利亚提议2020年前建成"亚太共同体"；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最终建成，世界上迄今为止拥有消费者最多和覆盖面积最大的经济一体化大市场。亚洲已成为一个大国角逐的最独特也最重要的舞台，同时还是各种新理念与新实践的最佳实验场。
当然，在面临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印两国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尤其是欧美国家变得日益焦躁。欧美国家不甘心失去其延续了数百年的政治和经济霸主地位，不甘心失去优势的生活方式。当前的这场金融－经济危机恰恰给他们及时提供了从贸易自由主义立场后撤的最大借口。更令人担忧的是，西方社会右翼保守势力正竭力鼓动、煽动冷战思想，以期自我封闭来保守往日风光。 可以相见，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印两国崛起速度越快，其所面临的来自美欧压力或打压也会越大。
二、中印构筑伙伴关系之必需
随着中印两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海外利益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拓展，中印构筑"战略伙伴关系"愈发显得迫切与紧要。实际上，中印两国日益交汇的国家利益以及中印发展战略中所具有的同质性、互补性与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将确保双方的战略互动沿着较为良性的轨道前行。 两国战略目标具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进入新世纪后，中印均将尽快跻身发达国家、成为多极世界重要一极作为势在必得的中长期战略目标。我期望在21世纪前20年里建成惠及十多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而印则期望2020年"具备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印总统卡拉姆语)，两国判定的战略机遇期不谋而合。因此，争取宽松的国际环境，尤其是营造"和谐大周边"，以集中精力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均为中印相当长时间内的战略选择。战略需求与战略选择的同质性确保了两国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出现明显的对抗性，扩大了两国在维护双边关系、地区及世界稳定与发展方面的共同利益，增加了两国在地区与国际政经游戏中争取参与权及其规则的制订权与修订权方面的共同语言。总之，对中印两国而言，尤其是考虑到两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且置身于利益格局正生变化的亚太地区，这种同质性既注定建立并充实中印战略伙伴关系乃两国崛起战略之必需，同时又为这种伙伴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生存基础。
两国战略需求存在明显的互补性。由于地理位置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差别，政治体制各异，发展优势不同，中印两国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
政治上，两国影响力的区位差异为双边政治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双方都在亚非发展中国家拥有良好的政治互信基础，但各有侧重。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偏重于亚太、中亚地区，而印度则偏重于南亚、西亚及环印度洋地区。印度还凭其"多党民主制"在西方世界拥有天然的政治亲和力与广泛接受度；而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感召力也在日益增大。两国政治影响力的错位有利于增进双方间的战略需求，发挥互补优势。考虑到两国非常相似的基本国情，在国际舞台上，中印两大新生崛起国间的相互援手远较它们与传统强国间的政治结合更能扩展各自战略利益与空间、调动大国关系、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正如印总理辛格所说"联手改变世界秩序"。此外，作为发展中大国，两国崛起面临的内外挑战颇为相似。两国间政治上的通力合作将有助于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安全上，两国威胁源的差异使双方间的安全合作拥有了互利平台。从传统安全来看，我安全重心依然在东边。台海问题、朝核问题、海权争议，以及美在亚太地区不断增强的军事部署与同盟战略，均为我崛起的严重牵制，这种"重心东倾"的局面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反观印度，它崛起的主要外部羁绊仍来自南亚次大陆本身。尽管印度在南亚的战略环境有所改善，尤其是深陷反恐战争的巴基斯坦对印度的战略抗衡能力不断弱化，但印巴间的不对等冲突仍对印战略崛起构成一定牵制。显然，增进中印相互间的安全合作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两国崛起的地区环境。对我而言，这种合作将减少印度"大国外交"中的"制华、反华"因素，尤其是避免美对华"战略遏制链"在南亚对接；对印而言，良好的印中关系不仅有利于印巴关系的正常化进程，更利于降低巴基斯坦"倚华抗印"资本，也有利于减少印方对中国"借巴制印"的担忧。 从非传统安全来看，一方面，广大藏区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稳定，广大藏区的发展也直接关系中国的国家发展，而印度(及其操控的不丹甚至包括尼泊尔)不但与中国广大藏区接壤，且收留了达赖集团及十数万流亡藏人，对中国而言，良好的中印关系有助于印在"西藏问题"上保持克制，这在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体现得淋漓尽致。另方面，印度则希望通过推进对华关系以根绝中国介入印度"内患"的可能性，尤其是避免中国插手印东北部的分离主义活动和活跃于印腹地的左派激进武装活动。
经济上，两国各自优势为双边经贸关系不断深入构筑了厚实基础。发展模式上，我主要以制造业为发展龙头，而印则以服务业尤其是高新技术服务业为提升国力主要途径。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不仅有利于开拓对方市场，更利于相互借鉴，少走弯路。尤其是两国庞大的经济规模本身也意味着双方合作潜力巨大。技术优势上，中近期内，中国难以取代印度在计算机软件、制药、金融管理等领域的强势，而中国在基础设施、电子产品领域的优势，印度也难在短期内赶超，中印各自的发展优势为不断拓展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广阔的互补空间。另外，即便在同一产业领域，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两国也能开展优势互补的合作，汽车、制药领域的互补合作即是明证。在平抑国际物价上，中印两国都迈入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即便是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也没能阻挡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头。这种情势下，两国对战略资源尤其是能源需求日益迫切、日益增多。两国有理由通过加强双边战略合作与协调，避免因恶性竞争导致"哄抬物价"并对两国崛起构成严重制约。在这方面，中印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已初见成效。实际上，中印两国间的经贸合作，得益于充沛的优质人力资源及明显的比较优势，最能为这个世界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与服务。而且，中印两大经济体的合作还具有彻底变革全球经济秩序的潜质与能量。
两国面临挑战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挑战的相似性实际上已成为两国在崛起过程中构筑"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大政治逻辑。总体上，中印面临着三大类挑战。第一类挑战就是如何化解自然资源瓶颈对发展的强力制约。为此，中印两国拥有充分理由建立某种"发展同盟"，以共同应对这一棘手问题。这种合作包括如何建立高效经济、低碳经济（也称绿色经济），如何确立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如何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等等。在这方面，中印两国不可能指望西方发达国家的垂赐或同情。两国面临的难题唯能通过两国自身努力加以解决。正如印度总理曼·辛格所言，印中两国能以"相互支持的方式"获取共同发展。
第二类挑战就是如何稳定国内社会局势。国内"稳定压倒一切"。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世界互动的不断加深给两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这种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或使原有的社会问题更加尖锐，甚至给两国的崛起战略带来严峻挑战。在中国，这种社会动荡更多地以暴力化的群体性事件为表相，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骚乱；在印度，这种社会动荡的制造者主要为"四种恶势力"，即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左派激进势力以及恐怖主义势力。尽管两国国内稳定问题以不同形式体现，但本质上均与发展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度。基于两国类似的国情，两国在"维稳"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对方尤具价值。此外，中印两国，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不得不集中精力解决内部问题，尤其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显然能服务于国内稳定这一核心任务。
第三类挑战就是如何化解国际体系对两国崛起的强力制约。由于现行国际体系是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这种国际体系自然会对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崛起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如何回击西方国家针对中印两国的敲打，这也是中印两国在全球层面构筑伙伴关系的最强大推力。而且，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社会针对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西方国家最流行的保护工具包括制订新质量管控体制、新技术壁垒、新劳工标准、新环保标准、人权、知识产权保护、补贴政策甚至安全因素、（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减排，等等。面对这种打压，中印两国更应携起手来，高举自由贸易主义大旗，共同应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消极趋向。 两国间冲突与摩擦的可控性。中印关系已日臻成熟，一切以服务两国崛起战略为重。 在边界问题上，虽然60年里没能最终解决，且近年争执不断，但在两国利益不断交汇的今天，边界问题迫使两国关系严重出轨的能量明显弱化。尽管两国媒体间的相互"激战"给边界问题的解决蒙上一层阴影，甚至一些学者认为边界问题有可能再度绑架双边关系，然而，两国领导层在这方面一直保持着清醒与理智。1967年以来，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没有发生任何"擦枪走火"或"相互枪击事件"，这无疑是国际关系中的奇迹。总之，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面对历史独特的战略机遇，两国的政治家绝不会允许边界纠纷或争端妨碍两国的战略追求（即成为全球大国）。
在地缘战略问题上，中印相互为敌的代价太大。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印度与美及其盟友结与反华的可能性很低。这不仅是由印度独立自主外交原则所决定的，也是由印度多元政治架构所决定的，更是由印度所处的地缘环境以及国际大背景所决定的。正如印度前外长纳特瓦尔·辛格2005年1月27出席第七届"香格里拉对话"开幕式时所指出的那样，"至今，仍有许多人用'均势'和'利益冲突'来解释印中关系，并视东亚为印中两国的角逐场。"然而，在一个追求和平与繁荣、充满生机且不断崛起的亚洲地区，这种理论已无甚意义。而且，中印两国都已完全认识到，和平的周边环境对于两国发展极端重要。
在经济摩擦问题上，两国都需禀持发展的眼光。中印经济摩擦的增多实为两国日益密切经济互动的一个副产品。相比几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而言，500多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显然意味着更多的互动，以及更多的摩擦。尤其是近年来，印度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与特保调查的迅速攀升，以及印对华劳工收紧商务签证、以安全为由提高市场准入门槛等，均伴随着两国经济关系的不断密切。因此，这种经济摩擦只能通过进一步增加两国经济互动以及进一步加强磋商而加以应对。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两国经贸合作的水平与程度与两国的经济实力与潜力仍存有巨大差距。在可预见的将来，双边经贸关系的主流仍将是以合作互利为主，而非相互残杀。
在地区力量格局问题上，争夺地区主导权弊大于利。事实上，在当前这种世界及地区格局之下，争取并维持地区主导地位的益处明显减少，负面作用则明显增多。就中印所在的亚洲地区而言，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以及东盟的存在更使得中印两国谋求地区主导地位难上加难。既然如此，中印两国在亚洲构筑战略伙伴关系的空间则相应明显增大。
中印伙伴关系整以生存的四大基石。首先，确保两国国内发展不出轨，尤其是确保两国经济发展健康、快速、有序。"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才能为中印两国的战略崛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发展至上"既是两国崛起战略的核心内容，更是两国"伙伴关系"理应追求的重大目标。
其次，确保双边关系长期友好、稳定。这是两国构筑良好外部环境之必需。中国是印度的最大邻国，而印度是中国第二大邻国，两国都具有破坏对方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的能量。
再次，确保周边环境，尤其是两国利益交汇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良好的周边环境是两国实现战略崛起的重要依托。随着两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两国利益在周边地区不断拓展、交汇。如若处理不当，或不能彼此适应，两国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印两国在南亚－印度洋及其周边区域日益明显的利益碰撞正对两国崛起速度与质量构成不容忽视的影响。
最后，确保国际体制与秩序朝着有利于两国崛起的方向发展。事实上，逐步建立一个中印两国均拥有重大发言权的国际体系与秩序正是两个新兴大国的终极战略诉求。放眼全球，当今世界也惟有中国和印度具有如此巨大质能，以在国际社会建立一个非西方版本的政治、经济乃至安全秩序与体系。
三、 有效推进中印伙伴关系的思考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际上面临着一种发展困惑。一方面，两国领导人乃至广大有知之士均认识到发展中印"伙伴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与全球意义，也是两国实现战略崛起的必需；但另一方面，中印"伙伴关系"却长期面临着战略互信赤字的困扰，深化乏力。如何化解这样的困顿，亟需破除迷信，突破窠臼。
对中印构筑的伙伴关系宜树立正确认知。其一，竞争不等于对抗，因此两国宜按国际惯例并结合国情，建立两国间的良性且公平的竞争机制。其二，两国在崛起过程中谁也离不开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互为对方发展与崛起的机遇。两国核心国家利益在诸多领域并不重合，两国拥有合作的辽阔空间。其三，中印两国都拥有被殖民历史及反侵略历史，拥有悠久而丰富的文化与文明，最重要的是两国都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两国的崛起道路必定异于19世纪崛起的德国和日本，也异于20世纪崛起的美国。两国都要乐见并平静地接受对方的和平崛起。其四，随着两国海外或域外利益的不断拓展，中印两国进入对方的"国家利益攸关区"或"传统势力范围"在所难免。两国理应相互适应，彼此接受。其五，伙伴关系将不避免地增大两国相互依存度。两国依存度愈高，两国间的分歧与争端愈能通过理性的方式加以解决，至少这种分歧与争端不会使两国关系严重出轨。
经济上努力构筑地区一体化生产与营销网络。中国劳动力效率高，而印度资本效率高；中国制造业相对发达，印度则是"软件大国"。两者结合可产生"经济增效"。以中印为龙头，在南亚地区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生产、市场、资源配置网络，以充分发挥各国优势，形成区域整体作战的态势，集区域人力优势、技术优势于一体，打造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合资产品。为此，中印可考虑多建立优势互补的合资企业，这样既可规避针对两国产品的很多非关税壁垒，又能增强两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加大两国间的省际与城市之间的友好合作，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推进两国全方位合作；为推进中印自贸区的早日建立，中国可先期在印周边邻国广建FTA、工业发展园以及打通各种物理联结，以期最终说服印度加快中印"区域贸易安排"的建设步伐，从而将整个地区纳入统一的生产发展网络之中；建立中印间处理贸易摩擦的专门机制；多建立一些优势互补的次区域发展网络，如中印共同开发喜马拉雅山麓的水电资源、中印共同推进伊朗－巴－印－缅－中的油气管网建设、中国－南亚－东南亚佛教文化经济圈建设等。
此外，中印两国还可将南盟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作为两国战略合作的重点项目。在南盟所有观察员国中，中国与南盟的关系最为独特，中国所处的地缘位置也无与伦比。中国不仅与3/4南盟成员国接壤，而且直接承受着南盟地区各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外溢威胁"。南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尤其攸关中国新疆和广大藏区的稳定与发展。加之，南亚地区以及印度洋区域还攸关中国的能源－贸易通道安全、战略资源进口多元化战略。可以说，环顾中国周边，南亚既是最为动荡的地区，同时也是最能对中国尤其是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构成严重冲击的地区。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中国都理应被视为事实上的南亚国家，尤其不能与其他南盟观察员国等量齐观。中国所拥有的地缘政治优势理应转化为中国在南盟内的特殊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南盟小国对强邻印度多心存担忧，对印度主导下的南盟一体化进程多有顾虑，南盟内若实行中印"双驾驶员制"必然会减少南亚邻国对印度的战略疑惧，因此更能推进南盟区域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大区域的一体化进程。这一点可从东盟+3以及后来的东亚峰会在东盟乃至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积极推进作用可见一斑。
努力打造中国与南盟的物理联通网络。物理联通网络是构成地区经贸一体化的钢铁骨架。通过构筑相互联通的公路、铁路、电网、光缆、油气管道、河道，中国与南盟必然会形成一个"发展共同体"，进而实现中国－南盟的经济一体化，并促进地区民间交往。相互依存度越高，政治与战略互信程度也就越高。正如中国与东盟业已形成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当中国决定2020年将其铁路网延伸至尼泊尔境内时，印度也出台了一个联结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不丹的铁路网计划。不管印方出于何种战略目的，这个雄心勃勃的铁路网计划如若实施，它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依据这个计划，印度铁路公司将首先兴建六条通往尼泊尔和三条通往不丹的铁路。这项计划是印度运输与铁道部部长P·N·辛格在7月召开的科伦坡南盟运输部长会上首次披露的。这次会议本身旨在宣布下一个十年（2011-2020)为"南盟区内联通十年"（"Decade of Intra-regional Connectivity in SAARC"）。这个十年规划恰好与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3-2020)在时间上有很大的重叠性。根据"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年调整方案"，到第12个五年规划（2011－2015）末，拉萨－日喀则线和拉萨－林芝线将完工并与拉萨－格尔木线（即青藏线）对接；至2020年，中国将至少有两条铁路线延伸至南亚，一条在樟木口岸进入尼泊尔，另一条经由乃堆拉山口进入印度的锡金境内。此外，2020年之后，中国进入缅甸的铁路可西进入孟并/或入印，以及南疆铁路与巴境铁路网联通。总之，至2020年，与南亚次大陆近遥呼应的中国西南和南部边疆将修建完毕贯穿东西，并联通云南、拉萨和喀什边疆重镇的铁路大动脉。这条边疆铁路又将南探南亚，西延中亚，东入东盟，形成一个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交通运输网络。
加大两国"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建立更多的沟通渠道，尤其是在两国国家利益交汇地区。鉴此，两国有必要建立诸多"中印南亚事务论坛或对话"、"中印印度洋事务论坛或对话"。这样的对话机制有助于增进两国对各自战略意图的了解与理解，减少不必要的"条件反射"。
加强两国大众文化交流与合作，推进民间往来，培植支持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民意基础。中印可进一步增进教育合作（远程教育，互认学位）、旅游产品联合开发、体育交流、农业合作、联合制作影视作品等；建立两国媒体互动机制，甚至可联手开设一两个"中印电视新闻频道"。
中印牵头共同应对区域性难题或危机。在诸如生态环境、粮食、能源、气候、毒品、水资源等区域性问题上，中印通力合作，并多做贡献。与此同时，中印两国对南亚小国单方面开放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补偿机制，并在扶贫和基建方面加大援助力度，有效提升地区小国的生产能力与应急水平。在推进地区一体化方面，"一个都不能少"。任何一个国家的动荡都有可能成为地区一体化的"短板"。
四、 结 论
无论从何种视角判断，中印崛起的战略及全球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中印两国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0%，中印两国的切实发展意味着全人类的切实发展。近年来，尤其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片暗淡的世界经济的最大亮点，中印两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国际政治也由于中印两国的崛起而日益多元化、民主化。中印两国的战略崛起也使得这个"西方化"的世界变成越来越有"东方味"。更重要的是，中印两国的共同崛起为两国正在构筑的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更多空间与更大潜力。尽管中美关系仍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但假以时日，中印关系注定会成为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除非两国或两国之一土崩瓦解，或发展停滞。
在当前及可预见的将来，中印都是大而不强，欲强仍弱的大国。尽管从国家GDP总量来看，中印都是世界经济大国，但人均GDP却相当落后。更值得强调的事实是，这种发展还失衡严重，这种失衡普遍存在于贫富之间、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环境与发展之间、效率与成本之间、有限的自然资源与粗放的工业化之间、外国市场与国内消费之间。这表明，即便从发展角度而言，中印仍相当落后，尚需两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追赶上世界平均水平，遑论发达国家水平了。更何况，世界级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其引领世界潮流、创新理论及创设议题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印两国"才上路呢"，与世界级大国存有明显差距。此外，中印两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几乎同时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两国所面临的境内外日益严峻的挑战甚至风险是任何其他传统大国所难以想像的。而且，对于似强还弱的中国两国而言，其面临的一个更大挑战还在于，如何在满足国民发展权的同时履行国际义务与职责。当前，尽管中印两国从多方面而言"发展中国家"属性相当明显，在诸多领域仍相当落后，然而，国际社会却普遍对这两个新兴大国寄予越来越多的期望，期望它们在国际社会承担日益增多的"大国国际义务与责任"，尤其是期望它们在发展问题上，如减排、劳工条件、金融开放、市场准入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大国义务与责任"。鉴此，迎接并战胜上述挑战理应是两国构筑"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
如若人口总量占据全球总人口四成的中印两国能携手共进，以异与西方强国的方式实现和平崛起，这不仅是两国人民的幸事，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