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知青之歌》遭封杀真相

“文革”中，诞生了许多知青革命歌曲，在这众多的知青歌曲中，《南京知青之歌》无疑是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首。1969年9月，它被定为反动歌曲，因为它“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1970年2月，张春桥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关于《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在“文革”中有诸多传说，歌曲作者任毅同他的歌一样，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歌曲的诞生
任毅，1947年生，南京五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参加过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他。在中学时，因为他是个活跃分子，同学们都称他“11号”。11号就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
196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在这一天，南京五中下乡知青乘坐着卡车穿过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苏省江浦县。任毅等人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生产队。
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全公社的知青经常跑到任毅的知青点来聚会。当时知青中有不少人在弹吉他。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户的小茅屋里，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在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当晚任毅抱着吉他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写了一夜。在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我的家乡》是有雏形的。在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了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传回南京，五中的学生们听了后很感动。任毅就在这首歌的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歌词也重新填写。当任毅写道“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沉重的绣地球是我的命运……”时，心情沉重，同时又觉得吐出了胸中块垒。
任毅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崔健摇滚的前奏曲，无可奈何与悲怆，正是一代早熟青年的共同特征。
作者在惶恐中度日
《我的家乡》一歌写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以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他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当初任毅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达了知青的一种思乡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
1969年8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
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峰，因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任毅班上同学只有他留在了南京，于是郑剑峰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联络点。郑剑峰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一天他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写的歌，他感到很意外，立刻赶去找任毅偷偷告诉他，并约任毅第二天在同一时间再次收听。
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躲在小屋中偷偷将半导体收音机调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的演唱。苏联把它称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采用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
任毅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
任毅万分恐惧，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烧毁。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梦见自己被抓起来。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3427号囚徒
当1970年到来时，形势更为紧张。南京市街头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
任毅已感觉到周围气氛更加严峻，他正月十一那天离开了南京，他不愿自己在外婆家被逮走，于是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回到知青点4天后，即1970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五)夜，有人来抓任毅。这是根据张春桥的一个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荷枪实弹的军人砸开了知青点的房门。茅草房四面被包围，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四处扫射。任毅的箱子被打开了，他们什么也没搜到。
在前前后后持枪军人的押送下，任毅迈出了知青点大门。
深夜，汽车在南京内桥附近拐了一个弯，忽然放慢速度，悄然驶进了一个大门。士兵们把任毅押下来，在一个铁门前站下。任毅突然醒悟了：这不是“娃娃桥”吗？
任毅被推进一个柜台，经过严格搜身，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裤带、皮带，据说为了防止自杀。
“拿去，以后不准讲你的名字，这是你的代号。”看守说着将一块1寸宽2寸长的双层白底黑字的布牌子递给任毅。上面印着正楷的阿拉伯数字：3427。
“陪绑”和10年徒刑
从2月19日任毅被捕入狱，到8月3日被宣布判刑，在这5个月时间里，他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审讯人员逐字逐句地审查歌曲的歌词，光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审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写的不是“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是此时彼时大不相同。关于“深浅”，任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的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诬蔑吗?虽然是一字之差，却关系到任毅的命运，所以审讯过程气氛十分严肃。
就在这5个月期间，他们还3次拉任毅“陪绑”。根据当时专案组对任毅的审讯，似乎任毅也足够杀头之罪。运动的恐怖气氛足以使所有被拉去参加公判大会的人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不过，随着”陪绑“次数的增加，经验告诉任毅，要被判处死刑的人，拉出去前都要用细麻绳扎住裤管，据说是为了防止他们听到判决后控制不住，大小便失禁。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去参加一次全省的公判大会，这次被宣判的人中间也有任毅。当判词读到任毅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年……“在此之前，任毅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从死刑到无期徒刑全都想到了，惟独没有想到会给自己一个10年。
从8月3日这一天起，任毅离开了整整禁锢了他165个日夜的娃娃桥监狱囚室，被押到劳改农场去服刑，在那里等待他的是漫长的3000多个日日夜夜。
1979年2月，任毅被平反出狱。出狱后，公检法赔给他一把新吉他。他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出狱后不久，他到一个老同学家去玩，这位同学的妹妹———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对他和他的经历都发生了兴趣，虽然她比任毅年轻许多，却执意要嫁给他。
任毅曾任南京市纺织工业供销公司的业务员，现退休在家，家住南京郊区一片新盖的生活小区里。
《文史博览》郜合启/文
《南京知青之歌》部分歌词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的绣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南京知青之歌》遭封杀真相
2009年10月26日 09:40文史博览【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1条
“文革”中，诞生了许多知青革命歌曲，在这众多的知青歌曲中，《南京知青之歌》无疑是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首。1969年9月，它被定为反动歌曲，因为它“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1970年2月，张春桥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关于《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在“文革”中有诸多传说，歌曲作者任毅同他的歌一样，有一段曲折的经历。
歌曲的诞生
任毅，1947年生，南京五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参加过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他。在中学时，因为他是个活跃分子，同学们都称他“11号”。11号就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
196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在这一天，南京五中下乡知青乘坐着卡车穿过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苏省江浦县。任毅等人被分配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生产队。
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全公社的知青经常跑到任毅的知青点来聚会。当时知青中有不少人在弹吉他。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户的小茅屋里，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在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当晚任毅抱着吉他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写了一夜。在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我的家乡》是有雏形的。在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了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传回南京，五中的学生们听了后很感动。任毅就在这首歌的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歌词也重新填写。当任毅写道“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沉重的绣地球是我的命运……”时，心情沉重，同时又觉得吐出了胸中块垒。
任毅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崔健摇滚的前奏曲，无可奈何与悲怆，正是一代早熟青年的共同特征。
作者在惶恐中度日
《我的家乡》一歌写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以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他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当初任毅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达了知青的一种思乡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
1969年8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
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峰，因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任毅班上同学只有他留在了南京，于是郑剑峰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联络点。郑剑峰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一天他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写的歌，他感到很意外，立刻赶去找任毅偷偷告诉他，并约任毅第二天在同一时间再次收听。
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躲在小屋中偷偷将半导体收音机调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的演唱。苏联把它称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采用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
任毅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
任毅万分恐惧，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烧毁。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梦见自己被抓起来。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3427号囚徒
当1970年到来时，形势更为紧张。南京市街头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
任毅已感觉到周围气氛更加严峻，他正月十一那天离开了南京，他不愿自己在外婆家被逮走，于是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回到知青点4天后，即1970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五)夜，有人来抓任毅。这是根据张春桥的一个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荷枪实弹的军人砸开了知青点的房门。茅草房四面被包围，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四处扫射。任毅的箱子被打开了，他们什么也没搜到。
在前前后后持枪军人的押送下，任毅迈出了知青点大门。
深夜，汽车在南京内桥附近拐了一个弯，忽然放慢速度，悄然驶进了一个大门。士兵们把任毅押下来，在一个铁门前站下。任毅突然醒悟了：这不是“娃娃桥”吗？
任毅被推进一个柜台，经过严格搜身，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裤带、皮带，据说为了防止自杀。
“拿去，以后不准讲你的名字，这是你的代号。”看守说着将一块1寸宽2寸长的双层白底黑字的布牌子递给任毅。上面印着正楷的阿拉伯数字：3427。
“陪绑”和10年徒刑
从2月19日任毅被捕入狱，到8月3日被宣布判刑，在这5个月时间里，他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审讯人员逐字逐句地审查歌曲的歌词，光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审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写的不是“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是此时彼时大不相同。关于“深浅”，任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的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诬蔑吗?虽然是一字之差，却关系到任毅的命运，所以审讯过程气氛十分严肃。
就在这5个月期间，他们还3次拉任毅“陪绑”。根据当时专案组对任毅的审讯，似乎任毅也足够杀头之罪。运动的恐怖气氛足以使所有被拉去参加公判大会的人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不过，随着”陪绑“次数的增加，经验告诉任毅，要被判处死刑的人，拉出去前都要用细麻绳扎住裤管，据说是为了防止他们听到判决后控制不住，大小便失禁。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去参加一次全省的公判大会，这次被宣判的人中间也有任毅。当判词读到任毅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年……“在此之前，任毅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从死刑到无期徒刑全都想到了，惟独没有想到会给自己一个10年。
从8月3日这一天起，任毅离开了整整禁锢了他165个日夜的娃娃桥监狱囚室，被押到劳改农场去服刑，在那里等待他的是漫长的3000多个日日夜夜。
1979年2月，任毅被平反出狱。出狱后，公检法赔给他一把新吉他。他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出狱后不久，他到一个老同学家去玩，这位同学的妹妹———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对他和他的经历都发生了兴趣，虽然她比任毅年轻许多，却执意要嫁给他。
任毅曾任南京市纺织工业供销公司的业务员，现退休在家，家住南京郊区一片新盖的生活小区里。
《文史博览》郜合启/文
《南京知青之歌》部分歌词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的绣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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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收听敌台被判重刑 《知青之歌》作者的冤狱九年
2009年10月15日 12:41生活时报【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17条
由于我们的知青小屋就在永宁公社以及相邻的永和公社的知青回城返乡必经的集镇上，因此南来北往的知青经过时，歇歇脚，喝口水，吹上一顿牛，发泄一下牢骚，自然很快学会了《知青之歌》，其喜悦和兴奋，溢于言表。
麦收终于接近尾声，麦场上的夜晚静寂无声，队长安排我值夜看麦场。许许多多的本公社的知青来到我们生产队，我们坐在堆麦子的院场内，四周高高的麦垛，凄白的月光映照着大地，也映照在我们知青身上。我弹起了吉它，如泣如诉的《知青之歌》在夜色中响起，委婉动情的歌声诉说着我们的遭遇我心中的无奈，一曲歌罢，听的人，唱的人都已泪水滚滚，几个女知青竟然放声大哭。
1969年下半年，我回南京探亲。短暂几天，不经意地听到《知青之歌》的消息:学校的学生在唱，军校的营房里军人在唱，工厂里青工在唱，就连我的妹妹也在唱，当我问她这是什么歌时，妹妹一句:
“连这个歌都不会唱，你真成‘二哥’了！”她不会想到，创作这首歌的正是她的哥哥，我没有告诉她，假如告诉她，也许舌头要伸出去一尺长。
两个月的时间，仅仅才过两个月，这支歌像长了翅膀飞向长江南北，飞向黄浦江畔，也飞到了遥远的北大荒。这是当初创作时万万想不到的结果。我的心里感到紧张，担心接着升上心头，那几天的南京生活不知是一个什么滋味。
小船鸣着汽笛，继续向前开着，江水有节奏地拍打着船舷，空气中弥漫着一阵一阵柴油的气味，直呛喉咙。突然，“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的《知青之歌》在船上响起，那不是我们五中的同学，是南京知青。
回城后的情景促使我上去询问:
“喂，同学，刚刚唱的是什么歌？”
“你是不是知青？”一女生诧异地抬起头问。
“我当然是知青了！”我回答。
“是知青，怎么不知道《知青之歌》？”
“我们村庄太闭塞，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噢，原来如此，你真快成了‘二哥’了！”说完几个女知青一阵大笑。
几个月后的一天，隔壁邻居小耿送来一封信，那是我们班上有限的几个身有残疾留城的同学中郑剑峰的来信。拆开一看，我像挨了一闷棍，一下子坐在床边，痴痴地呆住了。
郑剑峰在信中告诉我:《知青之歌》已在当时我们称之为苏联修正主义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了，被改成男声小合唱，歌名被改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
当天下午，我关上门一人静坐家中，焦急地等待着四点钟的到来。
我打开收音机，尽量把声音调到最小，找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大概波长等着。此时我的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膛，拨收音机的手直发抖。莫名的大汗浸湿我的全身……“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中国知青朋友们，下面请听《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随着悦耳的悠扬的音乐响起，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那经过配器，增加了和声的男声小合唱，把这支歌唱得十分完美，十分动听。我学了三年俄语，历来欣赏苏联歌曲，欣赏苏联歌曲的小合唱，这歌竟比我听过的所有苏联歌曲还要好听。
歌曲停止了，余音还在耳边回响，可脑中突发出来的各种想法搅和在一起，乱得令人心烦。此刻的我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眼泪不禁也掉了下来。那时毛主席有一段著名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是我们人为地树立的两大敌人，而且是不共戴天，誓不两立的死敌。既然敌人支持了，我们当然就要反对。我突然感到我的小命已经系在一根十分脆弱的丝线上，不知哪一天丝线断了……
我决定自首，当我背着军用书包——那里面放着替换的衣服和日常的生活用品——一个人走进南京娃娃桥看守所时，一个年长的老公安接待了我。在问清了我“来坐牢，来吃大锅饭”的事由后，不禁沉思起来，许久许久才说话:“大锅饭就那么好吃吗？丁玲你知道吗？
写了那么多反动的东西也不是没坐牢吗？你写了这么一点东西就要坐牢，这坐牢也太容易了。”他让我回去，叫我不要想那么多，直把我送到内桥附近的车站，目送我上了汽车。透过车窗的玻璃，我看见他鬓脚花白的头发和慈祥的面容。
因收听敌台被判重刑 《知青之歌》作者的冤狱九年
2009年10月15日 12:41生活时报
也许当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也许有关单位的人还没有出动。但这事只过了半年的时间，半年以后我是二进娃娃桥看守所，却是用汽车押送到劳改队的。
我连夜回到生产队，当天晚上写了检查，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第二天呈交给了新任的永宁公社书记，随后乘车到江浦县城，通过县接待室将检查呈了上去。
我以为这事过去了，我以为有关部门看了我的检查就算了，可我太天真了，也太年轻了……
一切都早已在暗中进行，一切都不以我善良的意志为转移……
1969年底，一夜之间新街口、鼓楼地区的《大批判专栏》贴满了“批判反动歌曲《知青之歌》”的专栏，其更改板面速度之快，批判的火力之猛都是空前的。但不知为什么，大批判的文章都没有涉及我本人。我所在的公社也对《知青之歌》进行了小范围的批判，可笑的是会议开始，公社书记叫大家唱一支歌，知青们唱的还是《知青之歌》。
我所在的母校五中也秉承上级的指示，开始在校内批判，并把我和《知青之歌》的情况向当时的《新华日报》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全面的汇报，批判运动正向深度广度发展。
这时一些插队内蒙古的五中同学感到事态严重，好心地劝我到内蒙古草原他们插队的地方避一避，我婉言谢绝了。我不想连累人，那年头躲到哪里都一样，我坚信“是福跑不掉，是祸躲不掉”的老语，十分不安地看着事态的发展。
事情的起因是在上海，《知青之歌》被上海回城的知青广为流传。
一批“阶级觉悟高的人”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立即向当时的上海市委进行了汇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立即向中央进行了汇报，引起了“四人帮”中的江青、姚文元的重视。江青、姚文元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连夜下达。“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对这个问题抓得也很紧，“指示”要“上海革命委员会有专门小组在抓这件事。”1970年2月12日，当时的上海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拿着张春桥的“令箭”派人来到南京五中，了解《知青之歌》的全部情况，并要求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配合他们收集有关《知青之歌》的资料，向上海方面提供。
公元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中国人传统的节日———元霄节。在我下乡的村子里夜已深，我还没有睡。我下意识地收拾自己的东西，把牙刷、牙膏、毛巾以及换洗的衣服塞进军用挎包，又轻轻地挂在墙上，把我和同学们来往的信件，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接着点起大火烧了起来，酸楚的泪水潸然而下。
突然，有人重重地拍打房门。“开门！开门！”好几支手电筒的光照射在门上。我轻轻地开了门，一伙人像洪水般涌进屋里。“你叫任毅？”一个解放军问道。“是的”，我胆怯地回答，浑身颤抖着。“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我被戴上手铐，手铐发出“咔咔”的声音。手铐的齿深深地嵌在我瘦瘦的手腕上，双手一下子麻木了，我被推上车，汽车发动了，车前雪亮的光柱直刺远方。
1970年8月3日，一纸判决书呈现在我的眼前:
任犯思想反动，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污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九六九年五月编写反动歌词《我的家乡》，流传甚广，毒害很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行严重。在拘留审理期间，尚能认罪。
从此拉开了“一曲知青歌，九年冤狱罪”的监狱生活。
1970年2月19日入狱，1979年1月5日出狱，我坐牢的总共时间是:差45天九年！
一切总算过去了，我诅咒那个时代！
摘自《生死悲歌——〈知青之歌〉冤狱始末》任毅
刘延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