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一千八百万知青下乡真相

知青

知青运动远去，知青研究渐热。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译本），乃“知青学”集大成专着。知青研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 国外）──知青运动在中国，知青学在国外。《失》着所引参考文献，外文也比中文热闹。
知青运动距今已四十周年，按说应该出现“知青学”专家与集大成专着。然而，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栓系文革，而且钩挂红色意识形态，牵扯着赤左学说的价值大 方向，因此只要马列之旗还是中国上空的唯一之旗，只要这场运动肇始者还享有“三七开”的政治豁免权，“知青学”就无法在寰内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展开，就必须 “宜粗不宜细”与“淡化处理”。这场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的运动，居然从未跻身国家课题，白白“让”与人家老外。《失落的一代》可谓生逢其辰，觑着 其时。
周恩来早已策划三千万知青下乡
大陆“知青学”也出现一些台阶性成果，但均属初级阶段的资料性归扫，由于民间行为，所录资料大多局限于下层个体亲历，即便涉及宏观整体，亦受 “必须克制” 的局限，尤其面对出版严审雄关，作者本人就“自觉”过滤掉不少资料。失去资料等于失去准确判断的前提，谁都明白此间“厉害关系”。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在于它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归纳梳耙，整体考察，取精用宏，立桩深固。就资料而言，一册在手，“知青”可知。为全面概要了解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合适的综述性读本。
笔者也是知青（乡龄八年），一直关注“知青学”，但《失》书中一些资料仍闻所未闻，三十多年前的旧闻对我仍是新闻，一路发叹“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若非读到此着，将终身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全局性资讯。如从一九五六年起上山下乡就和解决失业“结合”起来了；一九六三年周恩来计划十八年内动员三千五百万知 青下乡。上山下乡乃是中共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
我从《失》书中得知：
中央之所以迅速对云南知青作出让步，与一九七九年初已决定的“对越自卫反击”有关，“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 斗。” 上山下乡在一九八○年被终结，并非中央主动认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一九七九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 动。”包括农民的消极抵制。
黑龙江全省百余农场，每个农场都上报过好几起女知青遭强奸，有时几十起。《南京之歌》作者任毅差点被枪毙，后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一位老媒婆因介绍城里女知青给郊区小伙子，获罪“破坏上山下乡”，吃了枪毙！
为维持“安定团结”，政府必须在上山下乡问题上言行二元化。一九七八年李先念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 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邓小平也认可。对上山下乡的荒谬性一清二楚，但决不能承认政策错误，在宣传上还得让知青认为在广阔天地得到“宝贵的再教育”。副总 理纪登奎明确表述高层共识：“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不能安定，就要乱套。”
 
尚有八十万知青永留农村
《失》书提供了一系列资料：八十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一九八○年年仍有十五点五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四十三万。得到下乡豁免权 中，干部子弟百分之四十二，工人出身百分之三十一，普通家庭百分之四，出身不佳百分之一。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一百多万，技校生减少二百多万，整个中学教 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
为安置知青，国家投资每人五百，农村插队每人一百七十八到三百零三，农场每人六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一十九。内蒙昭盟送知青下乡人均每年一千元，相当中级 干部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一千九百元，而安置在社队工厂一千三百元，进乡镇企业仅需五百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开工厂还 昂贵的事儿。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引发对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据港府统计，仅 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万大陆青年逃港。 真是何苦来哉？！
《失》书分析深刻，言大陆学人所不敢言：毛泽东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假如中国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 一部分。（页25 ）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 来。（页223 ） （此段有删节修改——编者）
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为你提供平台。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命运犹如一飘飞叶。一千八百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知青成傻青。
文革后只有四十三万九千知青进入大学，进入“上层建筑”的知青总数不超过百万。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一千八百万知青的个人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灾 难。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 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暴君彻底坐压。走向民主的五四回到原点。从五四走来的中共，竟托起毛泽东这位红色大帝，实在是全体中国士林（尤其延 安士子）的集体耻辱。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知识份子的集体理性哪去了？文化的过滤功能哪去了？怎么会让封建专制如此整体还魂？难道一句“历史造成的”，能够避 开文化追责吗？为甚么会由我们东方人（包括东欧）为一项西方学说集体埋单？为甚么我们对赤左谬说只能“实践而后知”？
至今还有老知青愚呼青春无悔
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浑然不知上山下乡运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仍在自娱自慰地高呼“青春无悔”，竭力为当年的苦难寻找浪漫价值，仍在将 “白白浪费”说成“无悔牺牲”。作家张承志甚至宣称：“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稍感遗憾，《失落的一代》未对这一“老知青现象”展开深 入论析。
不过，有始必有终。知青下乡乃是标准的饮鸠止渴，上山下乡是赤左学说在红卫兵一代身上崩溃的起点。上山下乡使他们走近现实，也就同时使他们认清什么是 反现实。知青成为结束文革的主力军。一九七八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请愿成为最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迫使政府“认清”不发展经济必然带来的政治后果，从而推 动“工作重心的转移”。
千万知青如今“人还在，心未死”，成为思想最解放、追求自由最坚定的群体。各地知青不断出新闻，如香港知青协会于二○○八年成立，协会任务之一即“传 承中国知青记忆，独立表达自己的历史”，六月六日该会在北角举办“知青史研讨会”，潘鸣啸、欧阳因（译者）、寒山碧先生到会。老知青、儿童文学家周蜜蜜 “爆料”：当年粤北农场一些知青晚上关灯集体性爱，她的工作就是陪怀孕女知青去做人工流产；一对知青因恋爱被抓，军代表召开批斗大会，逼他们“表演”性爱 经过，这对苦命鸳鸯连夜逃上山，告别生命，以死抗争。在内地，政府至今仍需为这场运动埋单，如两万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为“同等待遇”请愿，“知青现象”还 在延续。“知青学”必将持续走热。对国内老知青来说，总不能再自我“淡化”、自我“冷处理”。再不抓紧抢救第一手资料，再不深化认识这场“带着体温”的运 动，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
一个隔着千山万水的法国人（尽管是中国女婿），比我们还“热爱”知青，还了解知青运动，走在我们前面，终究让我们有点撑不住。毕竟，知青学是我们的“门前雪”呵！
1.知青最大的使命是把知识传到中国最底层最深层，老少边远以及广大的农村，让那些几千年来从未提高认识的亊物中解脱出来。
2.是宣传队，播种机，也可以说是肩负历史重任给整个农民思想做一次的深耕，完成历史使命。
3.最主要是缓解当时的城镇就业压力，以及减轻城市里的社会各种矛盾，当了一回远征，大有作为。也只能这样。
我小时候赶上点文革，个人感觉上山下乡应该是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无奈之举，我小时候周围高中毕业后的年轻人几乎都没任何机会，社会上工作机会非常少，啥也不让搞，只有国有企业，只能等国有企业招人。跟现在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场景非常像。
等我高中的时候，大批40多岁的人提前退休，给子女接班。
想想1800万的年轻人，当时的社会有多少机会能给这些人，现在一年毕业400万大学生社会都无法消化，现在就业多灵活呀。那个时候这些人在城市里，除了当小流氓，几乎无事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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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没有思想，所以才借用人家的思想。欧洲比我们清醒的早，得益于人家的思想根底。我们正是拥有深厚文化而没什么思想的国度，现在依然。
为甚么会由我们东方人（包括东欧）为一项西方学说集体埋单？为甚么我们对赤左谬说只能“实践而后知”？----------------------------------------因为我们没有思想，所以才借用人家的思想。欧洲比我们清醒的早，得益于人家的思想根底。我们正是拥有深厚文化而没什么思想的国度，现在依然。
我们只有思想，没有体系结构，再好的思想也无法又后人发展成好的理论。结果都是一个人的产品，无法和西方成体系思想相比，一个人再优秀也不能跟一群优秀的人相比。跟盖房子一样，一个人再有能力也盖不起来金字塔。
这有点像中医西医，一个是死抱着几千年前的一个人写的书不放，一个是不断的发展，结果当然不同。
 
人类发展史上最为突出贡献的两个人：
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他给世界开辟了民主宪政先河，人都拥有自己的一张合法选票和选择权。
另一个是中国的毛泽东，他给那些长期处在封建迷信而且身居低下层的大多数贫穷落后的人们，传达了一种理念，那就是造反有理与人生平等。（彻底的消灭贵族式的统治思想模式。）

谁都没有他们两人这么深爱他自己的国民。只有采用这种方式，才能唤醒沉睡的大地，人们不至于晕晕噩噩。

毛时代，知识青年改变了农民以往的生活模式。（牺牲一代城里人去解救大多数的另一代农村人。）
邓改革，农民工潮帮助了大多数城市建设和加快了国家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