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四军的伪历史不能谬种流传

一篇文章四处写项英，四处都与史实不符。
●周恩来没有到过苏北，饶漱石怎能当面向他打刘少奇的小报告?
●叛徒刘厚总下场狼狈，有的文章却说他处境“光荣”、“惬意”。
近几年，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各种媒体上，关于新四军的宣传多起来了。宣传新四军，就是宣传中国人民神圣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宝贵经验，就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关于新四军的宣传多起来了，这是令人鼓舞的事情，值得欢迎的趋势。
在高兴的同时也有忧虑。我所读到的关于新四军的文章中，有的叙述与历史事实明显不符。如果只是个别的细枝末节的史实略有出入，尚可容忍。事情不仅仅如此。有的文章，离开历史的本来面目实在太远。听任这种文章传播，历史就会真伪难辨。必须指陈谬误，以正视听。
关于皖南事变中的项英
在新四军领导人中，项英是一位争议颇多的人物。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复杂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看法，是难免的。重要的是，不论持何种看法，都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史实不能掺假，更不能捏造。
某杂志2002年第10期刊登的《叛徒刘厚总杀害项英前后》，四处提及项英，四处都与史实不符，歪曲了项英的形象。
这篇文章说：“刘厚总不习惯于抗大的正规军训及纪律约束”，擅自离开延安，回到了新四军皖南军部。项英亲自与刘厚总谈话。因为“刘厚总毕竟是从游击战争中滚过来的，他对这样的同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于是就将刘厚总留在身边任“正营级随从副官”，不久又升任“副团级随从副官”。“由于项英在新四军中的特殊地位”，刘厚总成了“除项英没人管得着的”、“军中的一个特殊人物”。
这一段叙述，严重歪曲了新四军的干部任用制度，把项英描画成了不讲原则、滥用亲信的领导人。史实完全不是这样。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事变前有个副官处，是行政管理部门，相当于后来的管理处。刘厚总回到皖南后，先到教导总队学习，后来分配到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管木工班和饲养班。项英是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才与刘厚总偶然相遇，时间是1941年1月16日，地点在泾县大康王附近。当时，项英甚至不认识刘厚总。从1935年起就任项英警卫员的李德和在《回忆皖南事变中项英、周子昆同志被害经过》(载《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一文中说：“在大康王，有一天晚上，碰到了副官处副官刘厚总，从此他随我们一起行动。”项英的另一位警卫员郑德胜在《回忆皖南事变突围经过》(载《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2期)一文中说：“1月16日傍晚，敌人回大康王去吃晚饭了。刘厚总突然从山对面爬出来，出现在我们面前。项副军长问：他是谁y我们告诉他是副官处的副官刘厚总。项副军长说：好吧!那就跟着我们一块走吧!”这两位亲历者的回忆，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这篇文章又说：“1941年1月9日清晨，项英带着副参谋长周子昆等16人，在没有向任何部门打招呼的情形下，于高坦附近的大王坑离开正在与敌人全面激战的部队，朝高岭方向的密林行动。”他们“昼伏夜行”，于1月13日到达濂坑，在这里遇见军部机关和教导总队的一些官兵，“从他们那儿得悉了部队已被敌击溃、剩余人员四处离散的情形，也极为震惊地获知叶挺下山被扣的消息。”
这个说法与史实也有重要出入，把项英擅自离队的错误扩大了。历史的真相是：项英于1月9日凌晨擅离职守，试图突围，10日就返回军部，并致电中共中央作了检讨，称自己“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此后，项英还与叶挺、饶漱石一起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战斗的情况。13日部队被打散。14日叶挺下山与国民党军第一O八师谈判被扣。所以，项英在13日是不可能得悉叶挺被扣的。
这篇文章还说：项英在1月13日就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令项英为之惊喜的是，逃出来的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也随地下党的同志一道来了。众人相见，其激动感慨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1月21日，他们到达赤坑山。项英带刘厚总，周子昆带警卫员，“加上黄诚，共五个人住在小洞”。
此文作者竟然不知道周子昆的警卫员名叫黄诚，于是在蜜蜂洞里增加了一位秘书长黄诚。两人虽然同名同姓，一同经历了皖南事变，并未在突围中遇见。秘书长黄诚1941年1月13日即不幸被俘，被囚禁于上饶集中营，1942年4月23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警卫员黄诚在刘厚总行凶时被打中三枪，受了重伤，当天就被战友们救出。伤愈后他参加了皖南的抗日游击战争。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江西工作，写过《项英、周子昆同志被害纪实》(载《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2期)。
这篇文章将项英住进蜜蜂洞的时间错为1月21日，到项英被害的3月13日还有五十余天，于是充分想象，加了一大段描述：“项英在住进蜜峰洞后，颇有一种龙归大海虎进深山的感觉。这种心情的产生，又撩拨起当年在油山打游击时对那种艰苦卓绝生活的回忆。从不信神、自命超脱凡尘的'新四军之父’，竟在心灵深处把蜜蜂洞看成摆脱厄运的福地，庆幸能有这么一个天造地设的藏身之处。……在这远离尘嚣的大山深处，项英时常与周子昆站在洞口那块大过几张桌面的平坦磐石上，领受从巨崖下吹来的飒飒天风，眺望群峰如簇、沟壑纵横的大山峡谷，谈论游击战争的艰辛和甘甜，讨论在历经这次危难之后，怎样收集旧部重新开创斗争的局面。”
与项英一起突围的新四军老战士大多有回忆文章：1月13日以后，他们先后隐蔽在泾县的西坑、螺丝坑、里潭仓、濂坑等处，2月底(有的说3月初)才转移到赤坑山，到项英被害，时间并不长。在那几天里，项英谈到的是自己犯了错误，对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负有主要责任，并且认真地商量着向江北突围的各种准备。说他隐蔽在一个小小的山洞里就“有一种龙归大海虎进深山的感觉”，“自命超脱凡尘”，对着没有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周子昆大谈打游击的体会，纯系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同样有损项英的形象。
前面说过，对项英的是非功过存有争议。我读过许多这类文章，感到争议双方或争议各方的看法其实大同小异：都认为项英是一位对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承认项英在新四军工作期间有错误。争议之处，只在于错误的程度、错误的性质和错误的原因。我想，将莫须有的事情强加给项英，扩大他的错误，甚至对他抹黑，是大家都反对的。
关于饶漱石的种种编造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项英，我们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对于后来成为野心家阴谋家的饶漱石，我们同样要实事求是，不能歪曲史实。
某杂志2003年第6期刊登的《饶漱石：从小姚到野心家》，有这样一段叙述：“饶漱石取代项英后却不满足，1月14日，当他得知项英、袁国平已经遇害的噩耗后，执意要求叶挺下山同国民党第二战区(原文如此)司令长官顾祝同谈判。他后来承认，这是借国民党之手再搞掉叶挺，自己就可以成为新四军惟一的领导者。结果，事情的发展正中饶漱石下怀，因项英、袁国平遇害，叶挺被扣，他一下子身兼数职——中共中央东南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按这段叙述，早在皖南事变中，饶漱石已经是野心家阴谋家，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首先，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建议叶挺下山谈判，是在突围已无可能的危急关头，期望叶挺在国民党军中的威望尚能发挥作用，从而挽救部队。而且，他的这个建议，是以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依据的。两天前，即1941年1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叶挺、饶漱石的电报中就说：“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第二，项英是1941年3月13日被叛徒杀害的，饶漱石不可能在两个月前的1月14日就知道。袁国平并非与项英一同遇害，而是在1月19日突围中牺牲的。饶漱石也不可能在1月14日知道。
第三，皖南事变前的1940年11月17日，已经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并代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这是饶漱石知道的，因此他必定知道，项英遇害，叶挺被扣，并不能使他“成为新四军惟一的领导者”。说他有此想法，显系强加于他。
第四，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这是见之于《毛泽东选集》因而众所周知的。1941年7月11日，邓子恢改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委员，饶漱石才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赴延安，饶漱石才成了中共中央华中局代书记和新四军代政治委员。饶漱石的这两次任职，与叶挺被扣、项英遇害、袁国平牺牲都没有直接关系。
这篇文章又说，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后，“饶漱石极为不快，曾在一些干部中散布不满说：'我这一辈子算倒了血霉了，总也摆脱不了刘少奇的阴影。’后来，当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前往华中地区检查工作时，饶漱石又向周打小报告”，说日军来犯时，“刘少奇吓得丢下军队，逃到安徽去了”，又说“刘少奇的地主资产阶级腐朽化生活早已引起了同志们的极大不满”，“不管谁给他送礼他都敢要”，还说“刘少奇是小人!小人!”许多不成体统的话，为节省篇幅，我没有全部照引。
可以肯定，从新四军重建军部到抗日战争胜利，周恩来从未到过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也从未与饶漱石见过面。“打小报告”之说，杜撰得太出格了。在日军对苏北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后，新四军军部于1943年1月10日迁至安徽省盱眙县(今属江苏省)的黄花塘。但那时刘少奇已经离开新四军赴延安，并未“逃到安徽去”。这一段攻击诬蔑刘少奇的话，似曾相识，在“文化大革命”中见过，居然被移到抗日战争时期来了。
这篇文章还说：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任山东野战军政委的饶漱石，和司令员陈毅一道率部御敌。”在这里，又把不属于饶漱石的功劳加给了他。饶漱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军调处工作，直到1947年1月才返回山东，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他从未任过山东野战军政治委员。1946年1月7日津浦前线野战军改称山东野战军，仍由黎玉任政治委员。同年8月，改由司令员陈毅兼任政治委员。此后的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都是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个史实，即使不了解，也很容易查明。但遗憾的是，作者宁肯想当然。
值得注意的是，显然杜撰的饶漱石向周恩来打小报告，不久就有人抄去，在别的杂志和报纸上传播。一篇题为《饶漱石终被野心误》的文章，原载某党史杂志，又由某报于2004年2月4日转载，也说：刘少奇出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以后，“饶对此极为不快，私下对人埋怨”，“心有不快，自然要发泄。当周恩来代表中央到华中视察工作时，饶向周打小报告，列举刘的许多错误”。这篇东抄西摘，以讹传讹的文章还说：“皖南事变后，饶漱石一下子身兼中共东南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等重要职务”。又说：“1947年1月，华中局机关与新四军军部转移到了盱眙县的黄花塘”；“1947年4月，中央决定成立华东军区”。这都是属于常识性的错误了。看来作者只顾照抄，未经查考。
关于叛徒刘厚总的下场
关于叛徒刘厚总，已经有好多篇文章发表。有的符合或大体符合历史真相，也有的与史实相去甚远。编造得最为离奇的，是某杂志2001年第6期的《刘厚总杀害项英之后》。这文章同年6月19日由一家发行百万份的晚报转载，在更大的范围造成了恶劣影响。
我用了“恶劣影响”这样的字眼，不仅因为这篇文章胡编乱造，更是因为它极力渲染国民党高层十分重视刘厚总，把刘厚总叛变以后的境遇说得颇为“光荣”和“惬意”，似乎他这个叛徒当得挺值!这篇文章说，刘厚总下山以后，首先到了泾县县城，向县长讲述了杀害项英、周子昆的经过。县长立即报告上官云相：上官云相又报告顾祝同。顾祝同电示派兵上山验看。“于是上官云相命令一个团搜山查看，果然，在蜜蜂洞中发现项英等人的尸体。顾祝同闻讯大喜，忙命令把刘厚总送到司令部来”。刘厚总到了上饶，顾祝同两次接见，告诉他：“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蒋总裁要见你!”刘厚总又到了重庆，“同戴笠手下一帮喽哕混在一起搓麻将，吃了睡，睡了吃，等着蒋介石接见”。不久，戴笠告诉刘厚总：“总裁本想抽时间接见，可他事情太忙了，不过他很重视你，把你安排在我的第三情报组任中校副组长。”
当了中校军官的刘厚总，从此过着“吃喝玩乐，沉于酒色”的日子，甚至敢于拔出手枪与组长争吵。1946年春，国民党当局发给刘厚总一笔路费，让他回家乡。刘厚总在重庆、武汉的“青楼、酒馆、游乐场吃喝玩乐了一段时间”……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而且完全相反。刘厚总下山以后，起初是东奔西走，到处碰壁，又怕被抗日军民镇压，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后来在皖南和重庆关押多年，终致病残。释放以后，也是穷困潦倒。这才是一个叛徒的真正下场!
刘厚总叛变以后的经历，本来有据可查，不需推测，更不必编造。主要的依据有四：一是国民党旌德县县长李协昆1941年5月12日给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的呈文；二是黄绍耿1941年10月28日给所属各县县长的电报；三是由刘厚总署名发表在1942年7月10日《宣报》副刊《皖南绥声》上的文章：《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以上三件，均存于安徽省档案馆。第四件，是刘厚总于1948年5月10日写给蒋介石的信。此信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从黄绍耿的电报中可以知道，刘厚总下山后先到了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讲了杀害项英、周子昆的经过。保长并不相信，却搜走了他带去的手枪、黄金、金表、钢笔。刘厚总无奈，又到了泾县的茂林，向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第一担架连连长王惠九“投效”。王惠九对刘厚总的要求“都未能替伊办到，仅着人到隔河里去拿东西”。刘厚总只得另找门路。
据李协昆的呈文所述，刘厚总于1941年4月间到了旌德县玉屏乡，自称名叫李玉华，冒充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将他送往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部。乡公所将他押解到县里。经李协昆审问，刘厚总才说了实情。这就是说，刘厚总见到的县长，并不是泾县县长，而是旌德县县长。这位县长对刘厚总的话也不相信，认为“前后供述不同，行动亦属奇异”，似是“历受惊吓，以致神经错乱者”。也不是上官云相派出一个团搜山，而是李协昆于4月28日“派本县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率领队兵押同刘厚总”到了赤坑山。他们在蜜蜂洞中只找到洋烛小半支，棋子四枚，梳子一把。在蜜峰洞附近“发现身着黑色短衣三人”，刘厚总十分惊慌，趁机“潜逃无迹”。
这里需要给李协昆作点补充：在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当天，他们的遗体即由隐蔽在山上的其他同志转移掩埋。1955年6月19日，项英、周子昆和袁国平的遗骸迁葬于南京雨花台附近，称为三烈士墓。至于“身着黑色短衣三人”，是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中心县委军事部部长尹德元，游击队长刘奎。他们听说刘厚总来了，埋伏在山上想击毙这个叛徒。洪林有回忆文章专门记述此事。
由刘厚总署名发表的文章，说明直到1942年7月他还由国民党皖南行署关押着。押送重庆，应在此之后，不可能是1941年。
刘厚总给蒋介石的信，则证明他在重庆也是被关押的，并未当上中校军官。信中一再说到“不幸被关数年”，“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这封信还证明国民党当局释放刘厚总是在1948年，不是1946年。当时，确实给刘厚总发了路费2500万元。不要误以为这是一笔巨款，于是想象出他在一路上吃喝玩乐。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物价暴涨，法币急剧贬值。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1948年8月23日发行所谓“金元券”，规定法币300万元兑换一元。这就是说，1948年5月发给刘厚总的2500万元，3个月以后就只是8元了。因而刘厚总在信中说，这笔钱“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置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
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把这个叛徒的狼狈下场如实地写出来，不是对人更有启迪吗!为什么偏要另行编造呢?
关于童子南报道的质疑
关于新四军的文章，有不少是新四军老战士的回忆。这类文章，写的是亲见亲闻亲历，是生动感人的传统教材，也为新四军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少数回忆文章，或是由于年久记忆失误，或是想给老部队老首长锦上添花，或是为了炫耀自己，所述与历史的本来面目颇有出入。
某报2003年11月13日刊登了《一位活着的董存瑞式战斗英雄》一文，副题是《访新四军老战士童子南》。这位被称为'董存瑞式战斗英雄”的新四军老战士，不以功臣自居，从1951年以来五十多年一直在苏北务农。这样的事迹，本来很有教育意义，很值得宣传，但访问记中矛盾不少，破绽甚多，使人不能不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
这篇访问记开头说：“童子南出生在浙东山区的一个小乡村”，“1940年，童子南的家乡来了新四军，童子南毅然参加了新四军”，后面又说明，童子南的家乡是浙江嵊县。嵊县即今嵊州市，也是我的祖籍，是比较了解的。从1941年5月10日起，共产党、新四军领导的浦东游击武装分批南渡钱塘江，到达浙东的三北地区，即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地区。1942年6月6日，从三北派出200余人组成的南进支队挺进会稽山，才到了嵊县县境。这支浙东抗日武装，正式打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旗号，是在1943年12月22日。因此，1940年在嵊县参加新四军是不可能的。
访问记说，童子南的英雄事迹发生在1948年3月18日解放青阳县城的战斗，当时他在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七十七团。大家知道，1947年1月21日，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山东地方武装合编为华东野战军，新四军的番号从此撤销。这就是说，1948年早已没有新四军了。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是由活动在淮北的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一旅、第十二旅及骑兵团改编的。在浙东参加新四军的童子南，在什么情况下到了淮北?访问记缺少必要的交代。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访问记说，童子南在解放青阳县城的战斗中负了重伤，立即被抬到洪泽湖边的医院。青阳县在安徽省南部，离洪泽湖很远。如果前线医院在洪泽湖畔，战斗应该发生在江苏省泗洪县的青阳镇，即今泗洪县治。
访问记说，童子南负重伤后未能归队。部队以为他牺牲了，开了追悼会，给他的家乡寄去了烈士证。又说：“童子南先后参加了济南、泰安、莱芜、孟良崮等著名战役战斗上百次”。1948年嵊县尚未解放，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并不通邮，寄去烈士证是不可能的。济南战役是1948年9月进行的。刚负重伤并未归队的童子南不可能参加。
访问记最后说：“1974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童子南见到了失散多年的老排长刘振严。那时刘已是泗洪县纪委书记了。”在当地遇见老排长，本是这个英雄故事的一个旁证。可惜的是，仍有破绽。文革中，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都被取消了。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决定重新建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因此，文革尚未结束的1974年，是没有纪委书记的。
我愿意相信童子南确实在新四军工作过，确实有过英勇的战斗经历。我希望访问中的这些破绽和矛盾，责任不在童子南，而是三位作者缺少军史知识和采访写作粗疏所造成。
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
200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
从学习历史知识、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出发，不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作者，以新四军作为写作题材，都是应该热诚欢迎的。如果对新四军的历史不够了解，不很熟悉，那也不要紧，可以通过阅读、访问、查询、考证，做到有所了解，比较熟悉。写历史题材的文章，这些功夫是一定要花的，偷不得懒的。切不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切不可捕风捉影，主观臆断。切不可信口开河，胡编乱造。
由于不少历史真相已经被时间老人湮没，我们在研究和写作历史时，往往不得不采用推理的方法。但推理必须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历史学，说到底是史料的科学。如果离开史料，凭空猜想，任意编造，那就不成其为历史了。如果让这种伪历史泛滥，我们就将没有历史了。
古人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写这篇文章，并非和谁过不去，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实乃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