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关于《蒙古秘史》的研究状况-史地辅导-成人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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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龙网核心提示： 《蒙古秘史》是13世纪时，以畏吾儿体蒙古文书写的，记载蒙古族古代历史的珍贵文献史料，原名为《忙豁仑纽察脱察安》中，探索了《元朝秘史》
《蒙古秘史》是13世纪时，以畏吾儿体蒙古文书写的，记载蒙古族古代历史的珍贵文献史料，原名为《忙豁仑纽察脱察安》中，探索了《元朝秘史》译音用字规律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谢再善以叶德辉观古阁刻本汉字音写原文为底本，出版了最早的《蒙古秘史》，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属于有关《蒙古秘史》、音译者、意译者而撰写的学术；第二部分是根据《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原文和旁译、总译，而对其所进行的罗马字转写和畏吾儿体蒙文还原文等；第三部分是附录的《注音字典》，共收入了《蒙古秘史》音译过程中所用的五百多个汉字。
这将对《蒙古秘史》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蒙古秘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专著，有甄金的《蒙古秘史学概论》一文中，考证了上海复旦大学善本书目中所见《元秘史地理今释》抄本为阮惟和书。
他在《我和蒙元史研究》中，讲到对《蒙古秘史》的研究时，也提到了当时对此抄本的考证情况。
俞宏标《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一文，对施世杰及其著作进行了介绍。
关于《蒙古秘史》版本问题，国内学者也有深入研究。
《蒙古秘史》有两种不同版本。
十二卷本抄本和十五卷本抄本。
这两种版本在内容方面，没有差别。
前者，将《蒙古秘史》的内容分为十二部分，后者，将《蒙古秘史》的内容分为十五部分。
十二卷本为明洪武十五年所译《元朝秘史》，称为明洪武刻本，由正文十卷和续集二卷组成。
学术界研究、译注《蒙古秘史》，通常是以十二卷本为底本，这一版本错误少一些。
《蒙古秘史》十二卷本，普遍以《四部丛刊》本和叶德辉本为底本。
陈彬和在《元朝秘史》新序中对诸种版本进行了介绍。
共列举了三十二种版本，属于中国的有二十四种版本《元朝秘史》。
1951年，洪业撰《〈蒙古秘史〉源流考》一文，就《元朝秘史》永乐大典原文本和明刻原文本诸抄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甄金在《蒙古秘史学概论》中专设一章，介绍了《蒙古秘史》版本流传情况。
制表分别介绍了明洪武刻本和永乐大典本的流传、派生出的复抄本情况。
又有《〈蒙古秘史〉源流研究概述》一文。
白特木尔巴根《清代藏书家著录〈元朝秘史〉考略》为原书名。
这一观点，已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公认的观点。
顾广圻误将“忙豁仑纽察脱察安”为撰书者名字。
这一观点，又被李文田、丁谦等学者沿用。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书第二行的“成吉思合汗纳忽札兀儿”.一文中，反驳德国学者海涅士早已提出的《蒙古秘史》为“失吉忽秃忽”的观点，指出《蒙古秘史》的为右丞相镇海、必阇赤长怯烈哥、必阇赤薛彻兀儿等人。
关于《蒙古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争议最大。
根据《蒙古秘史》书末所记载的“召开大忽里勒台，在鼠儿年七月，在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勒的朵罗安勃勒答黑、失勒斤扯克两地之间驻扎行宫时修撰完了”，根据这鼠儿年七月，提出了几种观点。
首先，1240年说，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
最早认为《蒙古秘史》成书于1240年的，是清代学者徐松、李文田等人，屠寄和陈彬和也持这一观点。
李文田在其《元朝秘史注》中指出，“按《秘史》末条，明大聚会著，鼠儿年写毕。
鼠儿年，戌子也。
元太祖殁于丁亥，次年大会诸王公，议立新君，书即成于是年”。
这里所谓的“元太祖殁于丁亥”是指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次年大会诸王公，议立新君，书即成于是年”即指1228年。
1927年，陈彬和在其选注的《元朝秘书》新序中，对于丁谦的1228年说，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1228年，太宗窝哥台还没有即位，《蒙古秘史》1228年成书的话，怎能记载太宗当国之事呢？并对《蒙古秘史》成书于1240年说进行辩护。
内蒙古学者甄金在《试析〈蒙古秘史〉成书年代》一文中，指出《蒙古秘史》是由序文、正文、续文、结束语四部分组成，《蒙古秘史》序文、正文、和结束语三个部分，成书于1228年的说法。
再者，有1252年说，这一观点，首先是由法国学者格鲁塞提出。
过了四十年以后，国内学者余大钧极力支持这一观点，他在《〈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一文中，反驳1228年说和1240年说的观点，认为此说缺少理论依据，指出《蒙古秘史》成书于壬子年七月，即1252年8月。
亦邻真则持《蒙古秘史》不是一次成书的观点。
他在《蒙古秘史》还原本序文中指出，“《蒙古秘史》成书年代问题是个没有结果的问题，因为这部书不是一次修成的。
鼠儿年，即1228年甲子，只是写成第1—268节的初稿时间”。
此外，洪业在《〈蒙古秘史〉源流考》一文中，提出了《蒙古秘史》的著书年代为1264年的说法。
.关于《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问题，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是对《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原本问题的研究，二是对《蒙古秘史》汉字音译者、汉字音译年代的研究。
《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原本问题，学术界存在着四种不同观点。
一种为《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原本为八思巴字原本说；一种为畏吾儿体蒙文原本说；另一种为1941年，由前苏联学者科津提出的《蒙古秘史》原本是以汉字标写蒙古语的观点。
国内学者满昌在《论〈蒙古秘史〉的原文是用汉字写成的》第1期）一文中，支持科津的这一观点。
第四种观点则是陈彬和的三原说，他在《元朝秘史》新序中指出最早的蒙古语本子、灭了乃蛮之后修订过的畏吾儿体蒙古文本、以及最晚的八思巴文本，都可以说是原本。
一直以来，《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底本为畏吾儿体蒙文原本说，是学术界公认的。
持八思巴字原本说的学者认为，《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底本为八思巴字本，认为汉字音译《蒙古秘史》是，先将《蒙古秘史》畏吾儿体蒙文原本转写为八思巴字本，再从八思巴字本进行汉字音译。
这种观点肯定《蒙古秘史》的原本为畏吾儿体蒙文本，在这一方面，八思巴字原本说与科津的观点是有本质区别的。
巴雅尔在《〈蒙古秘史〉原文续考》一文中，提出《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原本为畏吾儿体蒙文本的观点，并反对科津的观点。
甄金在《试论〈蒙古秘史〉原文》一文中，反对陈彬和的三原说，认为其说是不足取的。
并表示不赞同科津的汉文原文说和服部四郎的八思巴字原文说，主张畏吾儿体蒙古文原文说。
关于《蒙古秘史》汉字音译者和汉字音译年代问题，国内学者主要是根据《明实录》第一卷，第四十一条中所记载的“命翰林院侍讲火源洁等编类华夷译语。
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之书、制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
至是乃命火源洁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以华言译其语。
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物靡不具载。
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
既成。
诏刊行之。
自是使臣往复朔漠、皆能通达其情”。
关于《蒙古秘史》的汉译者问题，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者，为明代翰林院侍讲火源洁、马沙亦黑等人。
关于这一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巴雅尔教授提出不同观点。
他在《关于〈蒙古秘史〉的和译者》一文中，指出《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者和意译者，是翻译《圣武开天记》的察罕。
关于《蒙古秘史》的音译年代问题，国内学者主要从《蒙古秘史》音译年代和《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的先后问题着手进行研究的，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在先，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在先。
解决《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和《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问题，是确定《元朝秘史》汉字音译年代的关键所在。
《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大体上，认为是明朝洪武初年，由太祖编修史书之臣所译。
这里提到的《华夷译语》是指成书于明朝洪武15年。
第二次汉译是自明朝洪武元年到永乐初年之前。
关于这一问题，陈垣则认为《元朝秘史》的汉译年代在《华夷译语》成书年代之后。
他在《〈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文中指出《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要早于《蒙古秘史》的汉译年代。
总之，国内学者对《蒙古秘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大多局限于对《蒙古秘史》、成书年代、汉译等问题的研究方面。
就《蒙古秘史》旁译、元代白话硬译文体与《蒙古秘史》汉译关系、《蒙古秘史》汉译与《华夷译语》的比较研究等问题，是研究《蒙古秘史》学者值得关注的问题，并有待于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