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

作者：陈东林    发布时间：2008/04/14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
一、一般研究状况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下简称“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1981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在经济领域制造的错误理论，拨乱反正，揭露“四人帮”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般由专门机构组织撰写，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策性，不完全等同于学术研究，有些政治性评论语言如“‘四人帮’代表党内资产阶级”等，以后不再延用。
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一时期，主要是在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和彻底否定“文革”宣传教育运动的推动，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983）》首次公布“文革”时期经济数据的带动下，发表了一批研究“文革”时期经济的学术论著。
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十年内乱时期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时期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资料丰富翔实，分析全面，具有专业深度，是本课题研究中至今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针对有人提出为什么十年内乱时期破坏那么严重，而从统计数字来看国民经济还有相当增长速度的问题，文章回答说：“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比“文革”前14年和其后6年的速度要低，之所以还有增长，是因为能源工业上得快。文章认为，“文革”时期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是：1、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2、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3、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国家财政发生赤字。文章最后还总结了“文革”时期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陈雪薇关于1966年的工交座谈会[1]，阎放鸣关于第三、四个五年计划[2]，程中原关于邓小平1975年整顿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等[3]。
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较少，只有柳随年、吴群敢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出版）一部。该书实际是他们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年出版）中的一部分，虽然篇幅不多，但史实清晰，叙述中肯，资料比较丰富准确，利用了刚刚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首次公布的“文革”时期经济数据，填补了这一时期没有总括性研究的空白。针对“文革”时期经济的主要问题和教训，该书指出：1、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2、经济管理体制趋于僵化。3、经济效益全面下降。4、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同时，该书也指出了“文革”时期取得的进展：1、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2、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3、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4、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这个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的结论，与此前许多论著相比更为实事求是，为以后研究“文革”经济的学者们所普遍接受。
其他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在相关的经济行业史中，尤其是《当代中国》丛书的相关卷，如经济、财政、工业、农业、商业、外贸、金融等专题卷和各地方卷中，专章分析了该行业、地区“文革”时期的状况，虽然根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一般都比较抽象概括，但毕竟使“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化了。比较有深度的卷是《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卷，该书对1969-1972年以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进行了评述，认为后果是：1、盲目下放，加剧了生产经营管理的混乱状况；2、实行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包干，没有取得预期效果；3、简化税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削弱了经济杠杆作用。结论是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变动，不仅没有克服原有弊病，反而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状态。
这一时期通史体裁的党史、国史、“文革”史中，也相应介绍了“文革”的经济状况，如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4]、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5]等。但这些书主要是从政治史角度审视“文革”，经济只附带涉及。
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以“文革”发动30周年与结束20周年的1996年为起点，以迎接建国50年的1999年为高潮，对“文革”经济状况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开始了观点争鸣。
在这一时期，出版了较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但相当一部分属于高校教材性质。它们对“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或者沿袭成说，或者抽象论述，互相雷同，没有多少创新。也有一部分著作建立在较扎实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独到性的见解。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刘仲藜编著《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年出版）等。
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研究“文革”经济的专题性著作较少，仅有马泉山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出版）、陈东林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出版）等几部。其中，马泉山的著作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精品，在多年研究基础上形成了严谨结论。书中对贯穿“文革”时期的三线建设的评价是：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其效率与效益的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得到补偿。[6]
关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目前学术界大体接受“三落两起”的说法：1、1967年到1968年国民经济受到“全面内战”破坏而急剧恶化，出现倒退；2、1969年至1973年国民经济在战备需要和高速度、高投入的支持下，有所恢复和发展；3、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严重冲击，国民经济再度出现困难局面；4、1975 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使“四五”计划得到完成；5、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等的影响下，经济再次陷入低谷。也有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前5年从急剧恶化到缓慢恢复，后5年从畸形发展和调整到起伏动荡[7]。
对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损失，各方面论著都有共识。有论者指出，“文革”十年经济上的每一次起伏，都同政治上的干扰和反干扰、破坏和反破坏密切相关。这表明，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没有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陈雪薇《经济建设的停滞、倒退以及历史教训——评“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济建设》，《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陈东林从四个方面对这些损失进行了具体分析：1、武斗、造反、打砸抢、停工停产等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有形的巨大物质损失，虽然无法计算总量，却是有目共睹的。2、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同“文革”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年至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都是比较缓慢的。“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然得以完成，但“三五”计划本来可以提前两年完成，“四五”计划的较高指标则被大大压缩。3、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4、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人均年消费粮食1976年低于1952年水平；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只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造成了严重欠账；配给票证比“文革”前又有增加。[8]
但对这种损失达到的程度，即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整体状况的评价，各方面论著的看法存在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文革”时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以下简称“崩溃边缘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仍然有所发展（以下简称“有所发展论”）。除此之外，还有境内外一些舆论，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不是“濒临崩溃边缘”，而是“已经崩溃”。另外网络上也有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成就伟大，没有什么损失。后两种观点在国内学术界得不到认同，本文不予评述。
二、分歧与讨论
“崩溃边缘论”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四人帮”的支持、包庇和纵容，坏人当权，工厂停工停产，农村分田单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阶级敌人活动猖獗，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局面。
报告为什么要把“崩溃的边缘”界定为1974到1976年？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提出“四人帮”是在1974年。1978年在“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下，对整个“文革”还是肯定的，能否定的只是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以后的那段历史。这个说法显然不合乎实际，因为不仅“分田单干”、“资本主义复辟”等被作为“崩溃边缘”的内容，就连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而取得重要经济成就时期也被包括在“崩溃边缘”了。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9]1979年1月6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大会上做报告说：“到了1976年又受到‘四人帮’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下进行的一次更加疯狂的破坏。这次破坏越过了历史上历次的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10]这些说法，明显地是前面华国锋说法的延续。
以后，“崩溃边缘论”开始发展为对整个“文革”时期10年的评价。有论者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49、3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此后，学术界也开始出现了“有所发展论”。
1993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11]
1990年，胡绳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第11页），从而为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提出了一个新的基本准则。按照这一评价的准则，“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
学术界的争论始于199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举办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出版座谈会。会上，陈东林在高度评价该书的前提下，针对该书说“文革”十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从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无论以当时的工农业总产值计算还是换算为现在的社会生产总值（GDP），都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总量上与1965年相比也有较大提高，因而“濒临崩溃边缘”这一评价是不准确的。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但由于时间所限，会上未能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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