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余秋雨散文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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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家自述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有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
摘自《文化苦旅·自序》,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想从中国历史非常沉重、枯涩的故纸堆里，寻找到一种能够被现代人所接受、足以在海外广泛普及的历史亮点，用我们的生命和文笔，去把它们一星一点地捕捉过来，然后再以写文章的方式将它们发扬开来。
摘自解晓：《余秋雨：行者的闲谈》，《中国妇女报》1999年5月12日。
我自认为写的较好的几篇并没有太多的学术气息，而过于知识化的篇目或段落则常常文气滞塞。
摘自《文明的碎片》，第273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何谓“文化大散文”？散文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哪一篇散文是非文化的？……如果对中国文化作宏观的、历史的评价的文章才叫文化大散文的话，《文化苦旅》显然就不是，因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我对早年的故乡的回忆，这完全没有什么文化思考。……自从我看了从古希腊、古印度以来的所有人类文明史后，我觉得应该从更高的方位来看待中华文明的尊严和它的失落。中华文明遇到了两难，这两难就是“历史意志”和“文化伦理”。
摘自余秋雨、王尧：《文化苦旅：从“书斋”到“遗址”》，《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
我很赞成把大散文这个概念或者把美文这个概念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美文不再停留在唯美主义的层面上，不再停留在外部文笔上的过于诗化、过于离开生活的滥情溢美的东西。不要这样，大散文也不是非谈历史不可，或者非要达到五千字的篇幅不可，大和美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大和美如果从精神实质上去理解它也许更好一些。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在宣扬着一种所追求的精神高度。不是文章的外部形态，是我们写作人必须具备的精神高度。我个人对散文写作的体会是，哪篇散文能够写得比较长一些，自己也容忍读者有的时候也容忍的长，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就是需要有一种内在的困惑。内在的困惑越大，文章内在的张力就可能越大，那么容忍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摘自《面对历史的困惑》，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第171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二、重要评价观点
在当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梯级上，能够算得上散文新潮的第一个成果并且作为里程碑出现的散文作品集是文化科学史家和艺术史家余秋雨教授的《文化苦旅》。这个拥有双重内含象征意义的书名，一方面指整个中国文化史的悲壮历程，民族文化精英们差不多都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去创造的，它的衰落和遗忘更是悲剧性的；另一方面是指作家心路历程的举步维艰，作家太热爱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辉煌业绩了，他对它们兴衰存亡历史规律的探寻，同样地也是背负着时代沉重的十字架的，牢愁郁勃，浩然尔哀。……《文化苦旅》的出现，是我国当代散文创作中一次货真价实的理性精神的回归，是我们民族文化诗学多彩多姿的一次集粹。……一则他的思维方式已突破包括五四现代散文奠基者在内的“直感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局限，他以20世纪人文科学和艺术哲学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观察工具，从而避免了先贤们的偏颇，这个思维的立足点使他的文化批判鞭辟入里，攀登上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和深度。其次，在对民族文化性格的分析、批判，在比较文化学的探索研究中重铸作家的自我人格。……余秋雨的人格艺术智慧把我们的散文提高到了放之当代世界的散文杰作之林也毫无愧色的境界上来了。再次，余氏反复在自己笔下提到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他是向往酒神精神狂欢节迷醉般的艺术创造力的，不过，在他自己的人格结构中日神精神多于或压倒了酒神精神的酣畅淋漓的发挥。在最后一个层次上，余秋雨留下的空缺，则为另外几位散文探索者如周涛、张承志、史铁生等人所填补了。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纪之交的散文航船上，余秋雨在艺术修养的广闻博识上，第一次直追本世纪那几位学贯中西的现代散文奠基者们，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
摘自楼肇明：《文化接轨的航程》，《王朝的背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最能牵动余秋雨敏感神经的还是那些同类，那些文化的真正载体，那些留有生前孤傲与死后空名的文人，那些戚戚惨惨凄凄四处飘零的文化孤魂。余秋雨说他们是“朝廷棋盘上一枚无生命的棋子，任随拨弄。”……《风雨天一阁》则是叙述了文化人为了驮载文化的重荷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摘自田崇雪：《大中华的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
〈山居笔记〉印象》，《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 期。
余秋雨散文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对传统文人的品格进行了深入的检索，对复杂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清醒的汰选,从“可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可信”的因素；余秋雨散文在文化传统的深处立定，以其冷峻的理性和充沛的人文意识关注民族文化品格的重建，从而完成了对当代散文的一次重要超越。……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出现，可谓为当代散文提供了一种范例。
摘自冷成金：《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 期。
“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显然是一条有效的流水生产线。利用它余秋雨先生生产了一篇又一篇散文。当我们初读《风雨天一阁》我们会感到顶别致，但是倘若再去读他的《青云谱随想》、《柳侯祠》、《西湖梦》、《狼山脚下》，我们可能就会感到淡而寡味了，尽管每一篇单独地看，都可说是精妙绝伦的。这是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这一事实让我们不能不怀疑作者是不是像当年的杨朔那样，在顽强地重复自己了。当我们听到作者以悲剧主角的口吻和略带沙哑的低沉嗓音向我们叙说一个伤感的故事时，我们诚然会被这种智者的忧郁所深深打动，然而，当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重弹这类老调子时，我们的阅读本能必然会抗拒这一套缺乏内在变化的话语模式，而希望作者能向我们展现更多的阅读可能性。
摘自朱国华：《别一种媚俗》，《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
余秋雨的散文很走红，真可说是到了谈散文不谈余秋雨就是不识货的地步。他最初的散文集子叫《文化苦旅》，说的大都是他趁讲学之便，去各地作文化古迹考察，以及考察中生发的种种感慨。或许正是因了这书名和这内容，人们给他的散文起了个高贵的名目，叫“文化散文”。似乎先前的散文都是没文化的，独有这一家的是有文化的。实际上，过去这类散文另有个名字，叫学者散文。譬如“文化大革命”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就是一边写自己的游踪，一边对眼前所见到的古迹作历史考察或考证。只能说余秋雨的散文，更偏重于文化意义上的考察与阐述，因而也更能激起对这种文体感到新鲜，对古代文化知之甚少的年轻读者的兴趣。
摘自韩石山：《散文的热与冷——兼及余秋雨散文的缺失》，
《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
《文化苦旅》证实了余秋雨强烈的元讲述自觉意识和比较自如的元讲述能力。这种能力在《山居笔记》中得到了存续。……余秋雨散文的元讲述策略可概括为如下三条：1、利用时间、空间、认知水准三维坐标把“自我”投影于历史、地域、文化三个平面，得到三个位格；2、以此三个位格分别讲述文化—地域、历史—文化、地域—历史三种关系；3、借助情、知、意三种方式，使上述三种讲述互相包嵌并不断转换。
摘自李林荣：《作为文体的散文：灵魂的彰显与照亮——兼
论史铁生、余秋雨的散文》，《文艺争鸣》1998年第4期。
余秋雨反复声明过，他写的不是学术散文……神圣的文化知识、历史资料，为什么会使“文气滞塞”呢？就是因为，情感和理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超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情感和遵循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理性不但属于两个范畴，而且属于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确定性很强的文献和历史资料和作家假定性很强的想象发生冲突是正常的现象。散文艺术作为作家的不可重复的精神人格的艺术创造不能完全用学术理性来衡量，它有它自身的一套价值体系，那就是个人的生存状态、全部生命的感觉、情感和自由。……他的话语特点是文化诗性的，同时也是哲理诗性的。……话语的表层是文化的阐释，而在其深层，则是生命哲理的崭新概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余秋雨创造了一系列他自己的话语。而这一切，正是情感和智性在文化历史的沉思的结晶。在余秋雨心目中有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诗学，文化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哲理的诗学。他的一切独创的话语实际上是以文化、个体生命为本体的话语。
摘自孙绍振：《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论余秋雨
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 期。
三、作品简析
《风雨天一阁》是余秋雨散文的长篇力作。开头，作者在高屋建瓴阐述文化传承需要的人格特征之后，用较强的现场说故事的方式让范钦出场。紧接着，用“现代进行时态”来描述“过去完成时态”的历史，使人物和事件极具现场戏剧感。这是作者的第一种笔法。其后，作者笔锋一转，自然地将自己近年关注的“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命题纳入文中给予阐述，然后再用范钦的“顶撞皇亲”、“严嵩不敢加害”等轶事作为佐证。适时介入所描写的事件之中进行评述，这是作者的第二种笔法。博引及联想式的评述，是作者的第三种笔法。将范钦与当时也很有名的书法家、收藏家丰坊作了比较，和范钦的侄子范大澈作了比较。这样的结果，从艺术角度讲，使文章具有丰满厚实之美。从主旨角度来说，突出了“范钦身上所支撑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范钦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作者的叙述也移到了天一阁传人的身上。一个戏剧化的遗产分割场景出现了。这是用“现代进行时态”描述的古代故事。接着的是“钱绣芸出嫁看书”的传奇上演了。作者用“再现”、“点评”、“博引”等多种笔法，生动深刻地传达了文化承继的悲怆与神圣。第五部分描述藏书楼的厄运。作者描述的景象还是那么感性，联想博引却异常的沉郁。沉郁之极便转为沉思。尾声部分，通过作者的议论，天一阁具象提升为“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而它建造、传承的过程中所遭逢到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也就是“古老文化”产生、承继过程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了。这样说来，文章的主旨就不仅是一座文化遗迹和与之相关的人了，文章所采用的种种手法，其实也可看成作者本人对历史文化的说法。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余秋雨访谈录》，《解放日报》1989年5月5日。
2、朱国华：《别一种媚俗》，《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
3、冷成金：《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 期。
4、古耜：《走出肯定或否定一切的批评误区——再谈余秋雨散文的瑜与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5、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2月号。
6、李林荣：《作为文体的散文：灵魂的彰显与照亮——兼论史铁生、余秋雨的散文》，《文艺争鸣》1998年第4期。
7、王尧：《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余秋雨散文》，《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1期。
8、孙绍振：《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论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 期。
9、敬文东：《圆形叙述的黄昏——余秋雨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0、周冰心、余杰编：《文化口红：解读余秋雨文化散文》，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
11、栾梅健：《雨前沉思：余秋雨评传》，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12、愚士选编：《余秋雨现象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愚士选编：《余秋雨现象再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谢雪花）
五、名师导评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有代表性的散文集。余秋雨说：“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的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的感受越来越强烈”。在《文化苦旅•自序》中，余秋雨就有一个明确的告白：“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就有了写文章的冲动”。余秋雨择取在他以为有意味的历史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事件等，如莫高窟、都江堰、天一阁、承德避暑山庄、苏东坡、魏晋名士等，作出一个当代人文学者的观照、探询与悟省。
余秋雨以自己特有的精神姿势进入了中国当代散文史，或者可以说他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90年代散文格局的建构。他的作品或可谓之游记散文的一种，但是与旧式的游记有不同。在余秋雨，古物风景、过往人物，并不是一种渐行渐远的历史存在，而是一种存活于当代人思想中的兼具主体性的审美化的活物。他以主体的深深投入将历史对象写活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是作者所作的历史之旅成果，他借助于叙写对象，或以叙写对象作为载体，对中国文化进行访问、探询。余秋雨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有感悟和研究的学者，他的不少散文是有着显见的历史意味的。《莫高窟》、《道士塔》等篇叙写中国文化的景象与命运，所写的对象成为凸现、观照中国文化的典型意象。作者为中华文化的灿烂而自傲，也为曾经辉煌过的文化的式微而愁思。《遥远的绝响》、《苏东坡突围》等篇在还原中国文化主体结构的同时，展示人文知识分子独特的心态和精神品格。《遥远的绝响》仿佛是一曲深沉而真挚的颂歌，礼赞魏晋时代阮籍、嵇康等名士的气派和风度， “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苏东坡突围》可谓是一篇蕴涵丰富耐人寻味的杂文。苏东坡突围，“突围”的是中国文化的一处暗角，“突围”的是他自身曾经有过的精神藩篱。余秋雨花费很多笔墨讲述“文化群小”围攻苏东坡的故事与伎俩。终于，苏东坡被“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据于这样的情由，作者生发论议：“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而苏东坡一旦被放逐，沉入生活的底层，“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正是在这样的寻找中，苏轼找回了一个“成熟”的自我：“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般而言，余秋雨的散文不注重对叙写对象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具体过程的再现，不重视史料的引证和历史细节的考订（因此存有一些不应有的历史知识的失误，也受到过严正的批评），他注重面对客体时主体的感悟、想象和思想性的穿透。这些主体性的存在明显地带有余秋雨自身的独特性，由此，他的文本构思、意蕴乃至语言的运用都有一些新意。《一个王朝的背影》是余秋雨散文的重要代表作。作品所涉及的是有清一代的历史，但作者没有整体地铺写过程性的清史的流变，而是将承德避暑山庄作为梳理清朝历史的切入点。以背影命题，突出了视角的独特、营构的巧妙。作者由避暑山庄的形胜，生发感悟联想：山庄“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由山庄的营造，推想营造者的意念：“山庄的营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康熙是被作者主写的人物，但余秋雨并没有更多地展示他作为一代君王的文功武德，而是重写“木兰围场”诸类可以洞见康熙生命活力体魄性情的有意味的历史碎片：康熙“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和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口站”。这样的表述，滋润着的正是文化散文不可或缺的主体郁然的情怀。
余秋雨的散文广有读者。他的多部散文集，在90年代甚为畅销。这在同时期的散文作家中是没有的。这种景况的出现与围绕余秋雨及其散文喧闹的争议不无关联。余秋雨散文的轰动、媒体的频频追踪报导、学术界对余秋雨散文的称赞与严厉批评的冲撞，形成了众人注目的“余秋雨现象”。文坛和学界对于余秋雨散文有各种不同的声音。肯定者从文本内蕴与形态、文体史或文学史的意义诸方面，对其作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有的认为“余氏散文承载了同时代散文无法承担的重大心灵情节”，有的认为“余秋雨散文出现之后，散文作为文学形式正在揭开历史的新篇章”，有的则以有些极端的话语指认其价值。而批评者则从作者历史常识的失误、散文的写法、作品的主题构成以及余秋雨的学问、媒体的炒作等作了某种程度上的否定。有的认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设计的是“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表达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的指认《文化苦旅》为“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有的认为余秋雨的写作是“别一种媚俗”，等等。也有人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余秋雨的散文，对作家作品正确的研究态度，应该是回到作家和作品的本身及其所处的特定的时代，回到文学史的客观叙事之中。
（丁晓原 执笔）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有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
摘自《文化苦旅·自序》,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想从中国历史非常沉重、枯涩的故纸堆里，寻找到一种能够被现代人所接受、足以在海外广泛普及的历史亮点，用我们的生命和文笔，去把它们一星一点地捕捉过来，然后再以写文章的方式将它们发扬开来。
摘自解晓：《余秋雨：行者的闲谈》，《中国妇女报》1999年5月12日。
我自认为写的较好的几篇并没有太多的学术气息，而过于知识化的篇目或段落则常常文气滞塞。
摘自《文明的碎片》，第273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何谓“文化大散文”？散文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哪一篇散文是非文化的？……如果对中国文化作宏观的、历史的评价的文章才叫文化大散文的话，《文化苦旅》显然就不是，因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我对早年的故乡的回忆，这完全没有什么文化思考。……自从我看了从古希腊、古印度以来的所有人类文明史后，我觉得应该从更高的方位来看待中华文明的尊严和它的失落。中华文明遇到了两难，这两难就是“历史意志”和“文化伦理”。
摘自余秋雨、王尧：《文化苦旅：从“书斋”到“遗址”》，《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
我很赞成把大散文这个概念或者把美文这个概念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美文不再停留在唯美主义的层面上，不再停留在外部文笔上的过于诗化、过于离开生活的滥情溢美的东西。不要这样，大散文也不是非谈历史不可，或者非要达到五千字的篇幅不可，大和美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大和美如果从精神实质上去理解它也许更好一些。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在宣扬着一种所追求的精神高度。不是文章的外部形态，是我们写作人必须具备的精神高度。我个人对散文写作的体会是，哪篇散文能够写得比较长一些，自己也容忍读者有的时候也容忍的长，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就是需要有一种内在的困惑。内在的困惑越大，文章内在的张力就可能越大，那么容忍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摘自《面对历史的困惑》，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第171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二、重要评价观点
在当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梯级上，能够算得上散文新潮的第一个成果并且作为里程碑出现的散文作品集是文化科学史家和艺术史家余秋雨教授的《文化苦旅》。这个拥有双重内含象征意义的书名，一方面指整个中国文化史的悲壮历程，民族文化精英们差不多都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去创造的，它的衰落和遗忘更是悲剧性的；另一方面是指作家心路历程的举步维艰，作家太热爱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辉煌业绩了，他对它们兴衰存亡历史规律的探寻，同样地也是背负着时代沉重的十字架的，牢愁郁勃，浩然尔哀。……《文化苦旅》的出现，是我国当代散文创作中一次货真价实的理性精神的回归，是我们民族文化诗学多彩多姿的一次集粹。……一则他的思维方式已突破包括五四现代散文奠基者在内的“直感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局限，他以20世纪人文科学和艺术哲学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观察工具，从而避免了先贤们的偏颇，这个思维的立足点使他的文化批判鞭辟入里，攀登上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和深度。其次，在对民族文化性格的分析、批判，在比较文化学的探索研究中重铸作家的自我人格。……余秋雨的人格艺术智慧把我们的散文提高到了放之当代世界的散文杰作之林也毫无愧色的境界上来了。再次，余氏反复在自己笔下提到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他是向往酒神精神狂欢节迷醉般的艺术创造力的，不过，在他自己的人格结构中日神精神多于或压倒了酒神精神的酣畅淋漓的发挥。在最后一个层次上，余秋雨留下的空缺，则为另外几位散文探索者如周涛、张承志、史铁生等人所填补了。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纪之交的散文航船上，余秋雨在艺术修养的广闻博识上，第一次直追本世纪那几位学贯中西的现代散文奠基者们，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
摘自楼肇明：《文化接轨的航程》，《王朝的背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最能牵动余秋雨敏感神经的还是那些同类，那些文化的真正载体，那些留有生前孤傲与死后空名的文人，那些戚戚惨惨凄凄四处飘零的文化孤魂。余秋雨说他们是“朝廷棋盘上一枚无生命的棋子，任随拨弄。”……《风雨天一阁》则是叙述了文化人为了驮载文化的重荷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摘自田崇雪：《大中华的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
〈山居笔记〉印象》，《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 期。
余秋雨散文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对传统文人的品格进行了深入的检索，对复杂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清醒的汰选,从“可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可信”的因素；余秋雨散文在文化传统的深处立定，以其冷峻的理性和充沛的人文意识关注民族文化品格的重建，从而完成了对当代散文的一次重要超越。……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出现，可谓为当代散文提供了一种范例。
摘自冷成金：《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 期。
“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显然是一条有效的流水生产线。利用它余秋雨先生生产了一篇又一篇散文。当我们初读《风雨天一阁》我们会感到顶别致，但是倘若再去读他的《青云谱随想》、《柳侯祠》、《西湖梦》、《狼山脚下》，我们可能就会感到淡而寡味了，尽管每一篇单独地看，都可说是精妙绝伦的。这是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这一事实让我们不能不怀疑作者是不是像当年的杨朔那样，在顽强地重复自己了。当我们听到作者以悲剧主角的口吻和略带沙哑的低沉嗓音向我们叙说一个伤感的故事时，我们诚然会被这种智者的忧郁所深深打动，然而，当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重弹这类老调子时，我们的阅读本能必然会抗拒这一套缺乏内在变化的话语模式，而希望作者能向我们展现更多的阅读可能性。
摘自朱国华：《别一种媚俗》，《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
余秋雨的散文很走红，真可说是到了谈散文不谈余秋雨就是不识货的地步。他最初的散文集子叫《文化苦旅》，说的大都是他趁讲学之便，去各地作文化古迹考察，以及考察中生发的种种感慨。或许正是因了这书名和这内容，人们给他的散文起了个高贵的名目，叫“文化散文”。似乎先前的散文都是没文化的，独有这一家的是有文化的。实际上，过去这类散文另有个名字，叫学者散文。譬如“文化大革命”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就是一边写自己的游踪，一边对眼前所见到的古迹作历史考察或考证。只能说余秋雨的散文，更偏重于文化意义上的考察与阐述，因而也更能激起对这种文体感到新鲜，对古代文化知之甚少的年轻读者的兴趣。
摘自韩石山：《散文的热与冷——兼及余秋雨散文的缺失》，
《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
《文化苦旅》证实了余秋雨强烈的元讲述自觉意识和比较自如的元讲述能力。这种能力在《山居笔记》中得到了存续。……余秋雨散文的元讲述策略可概括为如下三条：1、利用时间、空间、认知水准三维坐标把“自我”投影于历史、地域、文化三个平面，得到三个位格；2、以此三个位格分别讲述文化—地域、历史—文化、地域—历史三种关系；3、借助情、知、意三种方式，使上述三种讲述互相包嵌并不断转换。
摘自李林荣：《作为文体的散文：灵魂的彰显与照亮——兼
论史铁生、余秋雨的散文》，《文艺争鸣》1998年第4期。
余秋雨反复声明过，他写的不是学术散文……神圣的文化知识、历史资料，为什么会使“文气滞塞”呢？就是因为，情感和理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超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情感和遵循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理性不但属于两个范畴，而且属于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确定性很强的文献和历史资料和作家假定性很强的想象发生冲突是正常的现象。散文艺术作为作家的不可重复的精神人格的艺术创造不能完全用学术理性来衡量，它有它自身的一套价值体系，那就是个人的生存状态、全部生命的感觉、情感和自由。……他的话语特点是文化诗性的，同时也是哲理诗性的。……话语的表层是文化的阐释，而在其深层，则是生命哲理的崭新概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余秋雨创造了一系列他自己的话语。而这一切，正是情感和智性在文化历史的沉思的结晶。在余秋雨心目中有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诗学，文化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哲理的诗学。他的一切独创的话语实际上是以文化、个体生命为本体的话语。
摘自孙绍振：《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论余秋雨
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 期。
三、作品简析
《风雨天一阁》是余秋雨散文的长篇力作。开头，作者在高屋建瓴阐述文化传承需要的人格特征之后，用较强的现场说故事的方式让范钦出场。紧接着，用“现代进行时态”来描述“过去完成时态”的历史，使人物和事件极具现场戏剧感。这是作者的第一种笔法。其后，作者笔锋一转，自然地将自己近年关注的“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命题纳入文中给予阐述，然后再用范钦的“顶撞皇亲”、“严嵩不敢加害”等轶事作为佐证。适时介入所描写的事件之中进行评述，这是作者的第二种笔法。博引及联想式的评述，是作者的第三种笔法。将范钦与当时也很有名的书法家、收藏家丰坊作了比较，和范钦的侄子范大澈作了比较。这样的结果，从艺术角度讲，使文章具有丰满厚实之美。从主旨角度来说，突出了“范钦身上所支撑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范钦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作者的叙述也移到了天一阁传人的身上。一个戏剧化的遗产分割场景出现了。这是用“现代进行时态”描述的古代故事。接着的是“钱绣芸出嫁看书”的传奇上演了。作者用“再现”、“点评”、“博引”等多种笔法，生动深刻地传达了文化承继的悲怆与神圣。第五部分描述藏书楼的厄运。作者描述的景象还是那么感性，联想博引却异常的沉郁。沉郁之极便转为沉思。尾声部分，通过作者的议论，天一阁具象提升为“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而它建造、传承的过程中所遭逢到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也就是“古老文化”产生、承继过程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了。这样说来，文章的主旨就不仅是一座文化遗迹和与之相关的人了，文章所采用的种种手法，其实也可看成作者本人对历史文化的说法。
四、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1、《余秋雨访谈录》，《解放日报》1989年5月5日。
2、朱国华：《别一种媚俗》，《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
3、冷成金：《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 期。
4、古耜：《走出肯定或否定一切的批评误区——再谈余秋雨散文的瑜与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5、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2月号。
6、李林荣：《作为文体的散文：灵魂的彰显与照亮——兼论史铁生、余秋雨的散文》，《文艺争鸣》1998年第4期。
7、王尧：《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余秋雨散文》，《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1期。
8、孙绍振：《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论余秋雨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 期。
9、敬文东：《圆形叙述的黄昏——余秋雨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0、周冰心、余杰编：《文化口红：解读余秋雨文化散文》，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
11、栾梅健：《雨前沉思：余秋雨评传》，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12、愚士选编：《余秋雨现象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愚士选编：《余秋雨现象再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谢雪花）
五、名师导评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有代表性的散文集。余秋雨说：“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的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的感受越来越强烈”。在《文化苦旅•自序》中，余秋雨就有一个明确的告白：“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就有了写文章的冲动”。余秋雨择取在他以为有意味的历史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事件等，如莫高窟、都江堰、天一阁、承德避暑山庄、苏东坡、魏晋名士等，作出一个当代人文学者的观照、探询与悟省。
余秋雨以自己特有的精神姿势进入了中国当代散文史，或者可以说他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90年代散文格局的建构。他的作品或可谓之游记散文的一种，但是与旧式的游记有不同。在余秋雨，古物风景、过往人物，并不是一种渐行渐远的历史存在，而是一种存活于当代人思想中的兼具主体性的审美化的活物。他以主体的深深投入将历史对象写活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是作者所作的历史之旅成果，他借助于叙写对象，或以叙写对象作为载体，对中国文化进行访问、探询。余秋雨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有感悟和研究的学者，他的不少散文是有着显见的历史意味的。《莫高窟》、《道士塔》等篇叙写中国文化的景象与命运，所写的对象成为凸现、观照中国文化的典型意象。作者为中华文化的灿烂而自傲，也为曾经辉煌过的文化的式微而愁思。《遥远的绝响》、《苏东坡突围》等篇在还原中国文化主体结构的同时，展示人文知识分子独特的心态和精神品格。《遥远的绝响》仿佛是一曲深沉而真挚的颂歌，礼赞魏晋时代阮籍、嵇康等名士的气派和风度， “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苏东坡突围》可谓是一篇蕴涵丰富耐人寻味的杂文。苏东坡突围，“突围”的是中国文化的一处暗角，“突围”的是他自身曾经有过的精神藩篱。余秋雨花费很多笔墨讲述“文化群小”围攻苏东坡的故事与伎俩。终于，苏东坡被“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据于这样的情由，作者生发论议：“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而苏东坡一旦被放逐，沉入生活的底层，“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正是在这样的寻找中，苏轼找回了一个“成熟”的自我：“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般而言，余秋雨的散文不注重对叙写对象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具体过程的再现，不重视史料的引证和历史细节的考订（因此存有一些不应有的历史知识的失误，也受到过严正的批评），他注重面对客体时主体的感悟、想象和思想性的穿透。这些主体性的存在明显地带有余秋雨自身的独特性，由此，他的文本构思、意蕴乃至语言的运用都有一些新意。《一个王朝的背影》是余秋雨散文的重要代表作。作品所涉及的是有清一代的历史，但作者没有整体地铺写过程性的清史的流变，而是将承德避暑山庄作为梳理清朝历史的切入点。以背影命题，突出了视角的独特、营构的巧妙。作者由避暑山庄的形胜，生发感悟联想：山庄“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由山庄的营造，推想营造者的意念：“山庄的营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康熙是被作者主写的人物，但余秋雨并没有更多地展示他作为一代君王的文功武德，而是重写“木兰围场”诸类可以洞见康熙生命活力体魄性情的有意味的历史碎片：康熙“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和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口站”。这样的表述，滋润着的正是文化散文不可或缺的主体郁然的情怀。
余秋雨的散文广有读者。他的多部散文集，在90年代甚为畅销。这在同时期的散文作家中是没有的。这种景况的出现与围绕余秋雨及其散文喧闹的争议不无关联。余秋雨散文的轰动、媒体的频频追踪报导、学术界对余秋雨散文的称赞与严厉批评的冲撞，形成了众人注目的“余秋雨现象”。文坛和学界对于余秋雨散文有各种不同的声音。肯定者从文本内蕴与形态、文体史或文学史的意义诸方面，对其作出了相当高的评价。有的认为“余氏散文承载了同时代散文无法承担的重大心灵情节”，有的认为“余秋雨散文出现之后，散文作为文学形式正在揭开历史的新篇章”，有的则以有些极端的话语指认其价值。而批评者则从作者历史常识的失误、散文的写法、作品的主题构成以及余秋雨的学问、媒体的炒作等作了某种程度上的否定。有的认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设计的是“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表达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的指认《文化苦旅》为“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有的认为余秋雨的写作是“别一种媚俗”，等等。也有人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余秋雨的散文，对作家作品正确的研究态度，应该是回到作家和作品的本身及其所处的特定的时代，回到文学史的客观叙事之中。
（丁晓原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