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教育作为一项播撒知识火种、传播精神文明、进行科技创新、培养创新人才、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最广泛、最受关注的事业，对于人们理想的实现有着重要的作用，教育理想对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远大理想意义非凡。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确立过很多教育理想，描绘过很多教育蓝图，提出过很多奋斗目标。如建国之初毛泽东曾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57年，毛泽东在他的著名论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提出了充满理想色彩和导向性质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规定了新时期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以及素质教育等理念，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为教育勾画了理想境界，设置了一个个前进的“航标”，对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很强的导向作用。
但是，每一个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都不能不面对和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这就是：教育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
伟大理想与艰难实践。我们的教育理想是科教兴国，是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培养“四有”新人，是大力进行教育创新。但很多教育理想难以付诸实践，或在实践中步履维艰。我们切不说义务教育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开始倡导算起，直至新中国前进到20世纪末，整整经历了100年，才总算在中国这个国度里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也不说自80年代末在我国大力倡导的“农、科、教”、“经、科、教”结合，到现在反而没了声息；也不说毛泽东当年大力倡导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现在反结合得越来越差；也不说我们讲了几十年的教育要超前发展到现在基本上仍是滞后；也不说我们反对了几十年的“经院式”学校至今仍遍布于中国大地。就说我们已经倡导和实施了十多年的素质教育，上至中央高层领导，下至地方各级党政的领导以及有关专家，意义讲得很重大，必要性讲得很迫切，原则定得很具体，领导讲话和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红头文件一个接着一个。但只要你深入基层，看看实际情况，你就会发现素质教育在实践中阻力重重，没有根本性突破。素质教育只是在舆论上轰轰烈烈、成绩巨大。应试教育却在实践中“埋头苦干”、“扎扎实实”。
百年大计与短期行为。教育是“内功”，不易显现于外表。教育是“慢功”， 不易在短时间内看出效果。但惟其“内功”和“慢功”，才使国家发展有后劲，从对待“内功”和“慢功”的态度上，可看出人们是否有远见卓识和奉献精神。现实生活中不乏抓“慢功”、“练内功”、立足眼前“植树”、着眼未来成才的默默奉献者而又是深谋远虑者。但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者，大有人在。有些领导干部在任期内热衷于那些容易显示“政绩”、有助于个人升迁的“面子工程”。对教育这项不易显示政绩的“奠基工程”，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口头上；更有些人把教育当作“面子工程”，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为个人升迁捞取资本。此种行径，违背教育规律，扭曲教育本质，误人子弟，对教育的危害，比搞其他“面子工程”更大。
教育本质与功能异化。我们的一切教育活动应当是生命之间的情感交流、知识交流和心灵撞击，是生命之间的相互融合、延伸和再生。这就是教育的本质。马克思关于教育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从根本是说，就是教育要保护人的天性，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促进人的创造力的发展，促进人格的全面发展，促进生命的全面升华。而我们现行教育中的一些指导思想和作法，恰恰背离了教育的本质，使教育功能产生了严重的异化。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在很多时候又充当了“经济工具”。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本无可厚非。这种服务主要是通过发展人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看看现实，教育却被越来越多的人当成了实现物质利益的一种手段。学习为升学，学习为职位，学习为出国，学习为升官。而教育在很多时候迎合、助长这种倾向，成了它本身的对立物。许多学校把学生当成“知识容器”、“分数奴隶”、“考试工具”，进行残酷的应试训练，拿人不当人，这些行径从根本上背离了教育的本质。
依法治教与行政运作。两者应是教育管理中兼而有之、密不可分的两种手段。世界先进国家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表明，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实际出发，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做到有法必依，既能保证教育有序运行，又省去了大量繁杂的行政管理环节，其效果明显优于单纯的行政微观管理。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治教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远未形成依法治教的氛围和管理模式，以频繁开会和忙于大量行政事务为主要特征的经验型管理和行政型管理模式，没有根本改变。我并非一味反对开会，而是主张尽量少开会，开高质量的会，应当有布置、有检查。现在的问题是，会议太多太滥，“会散了”、“事完了”，会议精神落不到实处。还有各级教育部门的管理状况也令人担忧。我们倡导转变职能，坚持以宏观管理为主已经多年，但实际情况基本还是行政微观管理。许多人对送往迎来、达标检查、文山会海之类的事情乐此不疲。主观臆断、长官意志、行政命令之类的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充斥于教育管理之中，使许多本应具有最高权威的教育法律法规成了一纸空文。
二
呜乎，教育！你到底怎么了？好端端的教育理想为何同现实之间存在如此尖锐的冲突？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是审视我们的教育理想、目标和蓝图，提得过多、过滥，有些提法过于理想化，同现实之间的反差太大。我敢断言，中国教育是世界上提口号最多的国家，而且随政府换届、领导易人，不断变幻口号。打开新中国教育史，你只要稍加留神，就会发现一连串的口号。50至60年代，教育时兴的口号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80年代时兴的口号是“教育应主要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90年代时兴的口号是“大力推进教育现代化”。教学领域内的各种提法，更是接踵而至，让人目不暇接。比如“××教育”，我大体统计了一下，竟有30多种。
在各种口号、提法中，确有精辟概括的经典之作。如教育方针、“三个面向”、科教兴国等，教育理念、教育理想、教育目标、教育途径等精华浓缩其中，具有导向作用。但有许多口号和提法，不成其为口号和提法，有些则纯属乱弹琴，有些则过于理想化，严重脱离实际。诸如“愉快教育”、“情感教育”、“求真教育”之类，牵强附会，生编硬造，不成其为提法，容易引起混乱。“农、科、教结合”、“经、科、教结合”等口号，之所以时兴于一时，难以长久，就因为这些口号离现实太远。中国现行体制，部门阻隔，行业壁垒，自成系统，连“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这三个分属三个部门而又关系密切的具体计划，结合起来都相当困难，农、科、教，经、科、教这三个大而无边的领域，相结合、搞统筹，谈何容易？此类犹如把陶渊明笔下的“桃花园”变成现实的口号，很快销声匿迹，实属必然。
各种口号，真金掩于沙土，良种混于莠草，未来混同于现实，让人们真假难辨，无所适从。有些具有导向性的教育方针、蓝图又往往因措施不力而难以付诸实施，严重损害了其权威性。
二是中国的教育难以从种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思维定势的运作轨道中摆脱出来，传统同新的教育理想之间时常发生碰撞。中国有许多好的教育传统，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苦学乐学”、“三人行必有吾师”等，都值得我们很好的继承，并发扬光大。但也有不少属于糟粕和思想羁绊的东西。其中，对教育影响最深的有三：其一是“学而优则仕”，把世代无数学子的学习动机都束缚在“学习为做官”的偏执思维之中，加上延续了1000多年的高淘汰率的科举“取仕”制度，耗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无谓的精力，以绝大多数人的失败托起极少数人的成功。无数人为选拔而学，无数人为选拔而教，大家都被捆绑在选拔机器上，很难进行教育变革。其二是“劳、教”脱离，使教育远离经济和社会生活，培养不健全的人。很多人把学习当成了脱离农耕、跳出“农门”的一块跳板。其三是“两年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经院式办学模式，加上唐朝韩愈关于“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权威说法，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以教师传授知识为主要教学形式，以编班授课制为主要组织形式，以讲台、黑板、教科书为主要载体，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为“两大阵营”的日益僵化的教学模式。很多人习惯于按照这种传统套路运作，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要让他们按照新的教育理念重新转轨却很难。加上许多教育工作者精神境界不高，在利益关系有些失衡的社会背景下，教师应有的价值得不到认可，有的人便患上了职业疲倦症，按老套路运作，轻车熟路，相对省劲，又无风险，因而对需要艰难探索而又充满风险的教育改革缺乏热情。
三是教育患了“综合症”，左右为难，举步维艰，陷入“怪圈”。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教育怪圈何其多》，概括了当今教育中的“八大怪圈”：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向教育提出的巨大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使教育陷入想发展而又难以发展、想提高而又难以提高的怪圈；二是受教育人口日益增多与教育资源短缺的矛盾，使教育陷入扩大规模而又无力扩大的怪圈；三是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家庭支付能力有限的矛盾，使教育陷入了满足群众教育需求而又不能加重群众教育负担的怪圈；四是教育追求国家功利、民族功利与大量学习群体追求个人功利、眼前功利的矛盾，使教育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相碰撞的怪圈；五是素质教育日益成为主流化教育理念，而应试教育又顽固地盘踞教学阵地，使教育陷入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碰撞下艰难取舍的怪圈；七是教育日益走向社会的中心位置，而又不得不面对社会对教育的议论纷纷，使教育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怪圈；八是社会对教育日益膨胀的期望值与教育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使教育陷入了荣耀与尴尬碰撞的怪圈。诸多教育怪圈，使教育经常处于“进亦忧，退亦忧”，“左也难，右也难”的矛盾之中。进耶？退耶？是耶？非耶？利耶？弊耶？时常如坠云里雾里，难以心明眼亮地推进教育改革。
四是教育在宏观决策领域与微观管理和教学领域存在厚厚的隔离带，难以把教育理想有效地变为现实。中国教育中有一些怪现象，那就是思想家太多，革命家太少；说空话的人太多，办实事的人太少；浮在上面的人太多，深入基层的人太少；赶时髦的人太多，求真务实的人太少。有人说：当今中国的经济领域更多的是务实主义，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当今教育领域则更多盛行理想主义，“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会叫，就是好猫”。比如知识经济，江泽民同志讲得明明白白：此种经济形态仅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初见端倪。教育系统以超前意识和思维研究教育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是必要的。但许多人将知识经济当成了一种时髦话题，讲话或写文章言必称知识经济，给人的感觉是知识经济已经逼近到我们的眼前，必须按知识经济的要求改革教育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有专家预测，大约在21世纪中叶，世界有可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从社会发展阶段看，知识经济只在世界上的少数国家占有较大成份。对中国来说，仅是一种发展趋势，代表一种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经济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还要花较长的时间走完后工业经济阶段。世界公认，任何国家要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完成工业化；二是有比较高的教育普及程度；三是有比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的基本教育国情是，受教育人口众多，教育资源严重短缺，教育基础薄弱。所以，我们办教育必须在现实与未来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做到既着眼于未来，又立足于现实。如果超越阶段，提一些不着边际的激进的口号，势必在教育理想与现实之间设置一层厚厚的隔离带，教育理想成了“雾里看花”。还有许多决策者指导教育的方式也成问题。每到一地，前呼后拥，在宾馆会议室听听汇报，接着作“指示”，到学校转一转，挥笔题词。很多真实情况听不到、看不到。笔者下去调研，一位乡镇教委负责人向我咨询有关教育的一些最基本的政策问题。我提醒他：省教育部门下发的文件中不都写得很明确吗？他略有所悟地打开上锁的抽屉，一摞红头文件立刻被我瞧见。原来，省教育部门下发的文件及有关会议精神，都被这位负责人“贪污”了。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与“隔离带”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典型例子，是对教育工作有布置、无检查的一种绝妙的讽刺。
三
如何解决教育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问题？笔者不避浅陋，大胆直言，提供如下思路。
其一，以新时期法定的教育方针和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为教育理想和教育的总方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贯彻落实。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已通过立法形式予以规定下来，是教育工作的最高行动准则。这个方针是在继承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方针精华的基础上，根据新时期教育工作的新任务、新特点，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经验，集各方人士的智慧，逐步完善起来的一个经典之作。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三个面向”，虽不是方针，但极具前瞻性、现实性和针对性，凝聚着一代伟人对教育的战略思考，是对教育方针诸多内涵的进一步拓展。两者“双峰并峙”，相互补充，是相当完美的统一，是我们理想的教育追求和方向。只可惜，我们有这么好的教育方针和“三个面向”，未能坚持不懈地加以宣传和贯彻，而是不断出新口号、新提法，并伴之以鼓噪的热浪，大有取代教育方针的势头。如席卷全国的素质教育，是不是教育理想？是不是教育方针？回答是否定的。素质教育就是一种教育理念。但很多人把素质教育误解为教育方针，写进法律的教育方针反被当作过时的东西搁置一边。依笔者之见，教育系统的口号已经够多了，以后再不要轻易提什么口号了。思想家们少唱些空洞抽象的调门，多研究些实际问题吧！我还建议：今后凡带有重大导向性的口号或提法，不能由少数思想家信口说出，必须经过专家充分论证，以提案形式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则执行，不通过，不能执行。
其二，加强教育的科学化、民族化决策，规范权力介入教育的渠道与程序，使教育在科学决策下得以可持续发展。在我国长期的教育行政管理中存在着非民主化、非程序化、非科学化的倾向。惟书惟上、跟“风”追“热”、主观臆断、独断专行、形式主义、浮夸虚报、强迫命令等现象，是导致职权滥用、决策失误、人在政举、人走政息、政策波动等严重弊端的重要原因。为此，笔者建议：我国教育决策应借鉴西方一些先进国家通行的做法，出台重大政策，都必须预先组织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企业家、教育家参与的专家小组以及群众团体、中介组织对教育发展状况、利弊得失、教育走向、价值取向、发展战略、改革措施等重大问题进行各种形式的调查，以科学方法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取得第一手资料并提出改革计划或方案，然后由政府统一制订切实可行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履行一定的法律程序后才能付诸实施。这样做，可以使教育决策者拓宽信息渠道，把握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使各项教育决策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谈得上贯彻落实。
其三，要大力抓好教育教学改革，通过这个环节填补“隔离带”，把教育理想转化为育人的有效劳作。教育工作的最大特点是聚集各种受教育群体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人的再生产活动，课程是基本框架，教材是基本依托，课堂教学是基本形式。我们的各种教育理想，归根结底，要通过这些环节加以实现。离开了人的培养谈教育理想，犹如企业家离开生产谈效益、营销家离开营销谈经营、军事家离开部队谈作战，即使谈得天花乱坠，无疑于阿拉伯传说中的天方夜谭，是“伟大的废话”。近年来，倒是一大批致力于教育教学改革的专家，认认真真研究课程和教材，深入学校搞教改实验，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具体化为教学模式和具体步骤，变成教师手中可操作的东西，在沟通宏观决策领域与微观教学领域的隔离带方面，在解决教育理想与现实冲突方面，起到了一种桥梁和纽带作用，这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提倡的。但我们也看到，一些教育管理者缺少深入学校、深入课堂、深入教材抓教育教学改革的扎实作风，若明若暗地了解一点情况，似懂非懂地知道一点业务，若即若离地同基层保持一点联系，便大而化之的指导工作。教育是育人的前沿领域，是直接与亿万学子打交道的工作，需要处理的矛盾和问题很多，积重难返。各级教育决策和管理者，如果献身于科教兴国的大业，如果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那就请迈开你的双脚，到学校去吧，到课堂去吧，为陷入困境的教师指点迷津吧，排忧解难吧，雪中送炭吧，加油助威吧，那里的教师和学生会张开双臂欢迎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