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内忧外患的局势迫使袁世凯寻找解决办法（转）

民国内忧外患的局势迫使袁世凯寻找解决办法（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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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 22:04
袁世凯获得国人支持
2009年06月22日 17:48凤凰网历史专稿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瓜分压榨最凶残的莫过于俄日两国，若是英美德法，还仅仅是争夺利权，而俄日二国则动辄要割裂我国疆土，置中华民族于亡国亡种之凶险境地，不可不万分警惕。早在1904年，这两个强盗还为了争夺我国东北而大打出手，不料数年后却又握手言和，密谋共同瓜分我满蒙之地。
1907年7月，日俄签订密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日本则承认俄国在外蒙的利益；另外，又将我国东北划分为南满、北满（将吉林拦腰一刀，吉林以南归入日本势力范围，吉林以北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倘若有其他列强想染指东北，则俄日持同一立场，彼此相助。1910年，俄日两国再度签订密约，反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在维持满洲现状上相互协助，最终使得美国的铁路大王知难而退。辛亥革命后，俄日于1912年7月第三次签订密约，密谋瓜分东蒙（呼和浩特以东，归日本）和西蒙（呼和浩特以西，归俄国）。
说起蒙古问题，事实上，早在明朝中期以来，蒙古便已经分裂为三个部分，其一是漠南蒙古，即如今的内蒙古；其二是漠北蒙古，即现在的外蒙古，也称喀尔喀蒙古；其三为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清军入关的时候，塞北的蒙族也被编成“蒙古八旗”，为清廷打下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当然，蒙族入关之后也和满人一样享有特权，譬如汉人的功臣曾国藩、李鸿章等，最高也只能封侯；而蒙古人则和满人一样，可以封王、封公，如僧格林沁就受封亲王。
在康熙年间，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在噶尔丹率领下，非但控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三部（和硕特、杜尔伯特及土尔扈特），而且还试图吞并喀尔喀蒙古三部（即札萨克图、车臣和土谢图），颇有称霸蒙古、问鼎中原的企图，一时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所幸当时康熙皇帝年富力强，在数次亲率清军西征后，将噶尔丹部彻底击败，喀尔喀蒙古也由此内附，行内蒙古制度（早已归附清廷）。
当时的外蒙因为分为土谢图、车臣及札萨克图三部，清廷在行政上也分为三个中心，即库伦、科布多及乌里雅苏台，分别设置了两位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进行管辖。由于蒙古部与清皇室世代通婚，因此蒙族上层大多居住在京城，在嘉庆道光年后，沙俄便开始勾结蒙古部的活佛，试图将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
庚子年后，清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当时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此人乃蒙古正白旗人，汉姓张，字六桥，非演员许三多也）也在蒙古大力推行教育普及、移民实边、开放屯垦、编练新军等新政，由于行事过于操切，结果引发了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等僧俗封建领主的矛盾，并促使他们产生投靠沙俄的念头。
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之所以试图投靠沙俄，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认为清廷当时风雨飘摇，衰落至极，便想另找一个强有力的靠山（惟有沙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为出逃印度并投奔英国人而被清廷革去封号，而哲布尊丹巴八世是十二世达赖喇嘛的侄子，他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十三世达赖喇嘛被革去封号后，哲布尊丹巴也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这里稍微插一句。清朝的喇嘛教有四大活佛，即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前两者是藏区的最高精神领袖，后两者即为外蒙古和内蒙古的最高活佛。最开始的时候，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都在蒙古王公家族中寻找，后来清廷为了防止蒙古王公集僧俗大权于一身，乾隆年后便改在藏区中寻找，乾隆后来还定制了两个金奔巴瓶，一个存放在拉萨大昭寺，专门决定达赖、班禅和藏区寺庙活佛的灵童身份；另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专门决定蒙古和内地大小活佛转世灵童的身份，由理藩院直接管理。
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立刻插手外蒙事务，策动喇嘛王公们“独立”。1911年11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帮助下，称他们要建立“大蒙古国”，随后便将三多及其他文武官员驱逐出库伦。当时三多只有二百多士兵，而俄国当时在边境上驻有重兵并已派兵千余名进入外蒙，在这种情况下，三多等人也只能撤离。
由于辛亥战事正在进行当中，清廷当时既无心也无力去对付哲布尊丹巴的“独立”，只能派遣蒙古郡王和科布多办事大臣前去库伦宣抚，但哲布尊丹巴对此丝毫没有理会，而是随后自行宣布建立“大蒙古国”，并自立为皇帝，年号“共戴”。在俄国的支持下，哲布尊丹巴的势力又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清廷官员及士兵驱逐。
俄国人对哲布尊丹巴的“独立”表示大力支持，当时的“蒙军”便是由俄国提供武器并由俄国教官训练，俄国人还给哲布尊丹巴贷款两百万卢布，与之签订《俄蒙协定》、《俄蒙商务条约》，可谓不遗余力。但是，俄国人的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将外蒙古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譬如在以上协定中就规定，中国军队不准进入蒙古、汉人不准移民蒙境，俄国人在蒙古享有特权、不经俄国同意，蒙古不得与他国签订协约等等。总而言之，中国在外蒙古被扫地出门，原有的统治权全由沙俄取代，狼子野心，一目了然。当然，对于哲布尊丹巴的独立和俄蒙之间的这些协定，清廷宣布概不承认。
1912年1月，在外蒙“独立”后，陈巴尔虎旗总管福胜在俄国的策动和俄军的帮助下，也悍然攻占了海拉尔和满洲里并宣布“独立”，成立所谓的“呼伦贝尔自治政府”。后来，在俄国的唆使下，“大蒙古国”授予福胜参赞大臣和海拉尔总督之职，将呼伦贝尔并入“大蒙古国”。
民国成立后，俄国人对中国边疆的趁火打劫并未停止脚步，譬如策动蒙军开进唐努乌梁海地区并宣布“独立”，1914年6月沙俄就干脆派军队加以占领；1912年6月又策动于田冲突，并借机派兵一千五百多名侵入喀什噶尔，直到次年获赔七万两白银才退出。俄军退出后又心有不甘，随后有策动回部将领马福兴组织“独立回教国”，好在新疆都督杨增新处置得当并设计除掉了马福兴，这才稳定了喀什的局势。在“大蒙古国”占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后，蒙军又在俄国的支持下试图侵入阿尔泰地区，1913年8月，俄国借口一名领事被击伤，直接派兵一千三百多名强行进驻承化寺一带。
对于俄国的步步紧逼下，袁世凯在民国未定的情况下只能沿袭前清的老办法，那就是“忍辱负重，暂行拖延”，事关主权问题的一概不予承认，在经济利益上可以做出适当的让步。但是，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既没有钱，又无法出兵，当时外交总长梁如浩知道交涉困难，竟然弃职而去，最后由陆征祥继续与俄国艰苦交涉（由于谈判的草约未获得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后来也因此辞职）。
1913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声明文件》，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并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中国则承认外蒙古享有自治权，同意只派出办事大臣、属员及卫队进驻库伦，军队不进入外蒙。作为条件，俄国在《俄蒙商务专约》中攫取的特权得到承认。1915年6月，经过近一年的谈判，中、蒙、俄三方签订《中蒙俄协约》，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称号和年号，俄国确认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而俄国在蒙古的各项特权也再次被确认。
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库伦当局见沙皇政权已经倒台，便也自行宣布取消独立，民国政府随后派兵进驻库伦，收回全部主权。至于前面所提到的承化寺，俄军也在十月革命后被驱逐出镜，而呼伦贝尔的主权也被收回。可惜的是，后来的民国政府一直陷于内战和革命当中，未能及时巩固在蒙古的主权，以至于外蒙后来又在苏联的支持下再次宣布独立，这是后话，先按下不提。
最令人气愤的是，前文所述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在1914年被俄军强行占领后，至今都为俄国所据有。唐努乌梁海地区位于蒙古西北部，约17万平方公里，那里虽然地广人稀，但资源丰富，金矿、森林都很多，而且也比较适合畜牧和渔猎。1915年中俄蒙恰克图会谈时，中国代表曾经提出过唐努乌梁海问题，但被俄方代表拒绝讨论，问题就此搁置。苏联成立后，在唐努乌梁海地区成立所谓的“唐努图瓦共和国”，后来又改为“唐努图瓦省”并于1944年正式并入苏联版图。令人疑惑的是，苏联在该地区的所作所为一直未曾对外公布过，抑或是做贼心虚的缘故。对于这块被侵占近100年的领土，不仅当时袁世凯政府未予承认，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声明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此事尚未结束，还待公论。
在俄国对中国边疆进行蚕食的时候，英国也加紧了对西藏地区的侵略。早在十九世纪，英国便开始以考察商务和矿产等借口，从印度、锡金、不丹等孔道向西藏不断渗透，试图将这片雪域高原纳入到其利益范围。1888年，英军向设卡防守隆吐山的藏军发然进攻，迫使清廷在1890年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在条约中清廷不但承认了锡金受英国保护，而且失去了热纳宗一带的大片土地和牧场。
1903年11月，在麦克唐纳少将指挥下，英军三千多人以护送政务司荣赫鹏上校去和驻藏大臣谈判的名义，偷偷翻越则列拉山，一举占领亚东。由于藏军的武器非常落后，英军很快便击溃藏军并攻占了江孜宗，随后又向拉萨进军。在这紧急关头，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少数随从逃离拉萨，翻越唐古拉山后经柴达木盆地到达外蒙古。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将达赖喇嘛的名号“暂行革去”，直至1908年达赖进京觐见时才赐还。
在英军两次侵入西藏后，清廷决定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并派遣川军人藏，这激发了与西藏僧俗上层人物的矛盾，也使得达赖喇嘛转而依靠英国来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1910年2月，钟颖所率的川军到达拉萨后便与藏军发生冲突，达赖喇嘛率少数官员再次逃走，并经亚东到达印度大吉岭。由此，清廷再次革去达赖的名号，而英国却尽力拉拢，为进一步侵略西藏做准备。
在此之前，英国在与清廷的谈判中便存心积虑的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所幸一直未能得逞。辛亥革命后，英国人以为时机已到，随后便在1912年6月武装护送达赖返回拉萨，并乘机驱逐驻藏大臣。随后，英国又利用民国初建、国内政局混乱之机，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封闭了由印度进入西藏的一切道路。1913年，英国煽动西藏当局宣布独立，还向藏军援助军火并提供保护，当然，条件就是西藏执行开放主义，准许英人自由行动等。
在英国的支持下，一些藏族上层分裂分子派出叛军侵扰川边，并先后攻陷江卡(今西藏芒康)、盐井、乡城、稻城和理塘等地，还包围了巴塘、昌都等重镇，进而东图河口(今四川雅江)，一时间烽烟四起，川藏交通因之断绝，举国大哗。
在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袁世凯任命四川都督尹昌衡为西征军总司令，率川军入藏平叛，随后又令云南都督蔡锷率军驰援。西征军当时拥有8个团的兵力，随后便兵分两路，沿着从成都进藏的驿道开赴前线，并陆续攻解除了巴塘和昌都之围。与此同时，云南蔡锷派出的滇军也收复了盐井等地，与川军会师于澜沧江畔。正当西征军与滇军打算进军拉萨的时候，英国大加干涉，中、英、藏三方随后展开谈判，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西姆拉会议”。
1913年10月13日，中、英、藏三方在印度的西北小镇西姆拉召开会议，民国政府派出的首席代表是西藏宣抚使陈贻范，英国代表是英国印度总督外务秘书麦克马洪。在会议上，英方代表的态度极为强蛮，他们甚至早在会议之前便已经设计好议题并拟好条文，中方（含西藏当局）所做之事，竟然只是全部承诺而已。这等谈判，如何谈法？
1914年3月，麦克马洪抛出“内外藏”的论调，将他们心目中的西藏做了如此划分:所谓“外藏”，即今日的西藏全境，实行完全“自治”；“内藏”则深入川边，包括青海、四川、云南的藏族居住区，并称中国可以在“内藏”驻扎少量军队，但不得干涉“内藏”内政。
由于英国方面毫无诚意，袁世凯政府当时严令陈贻范不得在条约上签字。由此，西姆拉会议从1913年10月开始，谈判进行了9月后无疾而终。但在这场流产的会议后，麦克马洪竟然背着袁世凯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德里偷偷地私下换文，并在中印边界东段沿习惯线往北100公里划出了一条印藏东段边界线，这就是所谓的 “麦克马洪线”（ 麦克马洪的英文名为 McMahon ，其发音其实并非“麦克马洪”， 而是“密克曼”，类似于Mik-Man，这应该算是一个被沿用多年的不当翻译）。
这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是在地图上将藏印边界以喜马拉雅山之分水岭为界线，把喜马拉雅山南麓超过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边疆划入印度版图。这条想象中的分界线，从来未经过双方实地勘测，也没有被任何一届中国政府所承认，实际上毫无任何的法律意义和价值。
一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在战争中疲于应付，战后则实力大减，而印度的独立运动也在一战后蓬勃发展，英国已经没有精力再干涉西藏问题。在此期间，西藏局势相对稳定，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也一直接受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并向拉萨缴纳税收，在之后的40余年里，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事实上仅仅存在于地图上，就连英国政府也都不再提及此事。
二战结束后，印度获得独立并分为印巴两国，分治后的印度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通商特权、关税协定权、领事裁判权等侵略权益，但当时也未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西藏土地提出领土要求。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趁着新中国在西藏立足未稳，重新从泛黄的文件夹中找出那条“莫须有”的麦克马洪线，并在1951年至1954年间对西藏南部进行大肆侵吞（即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
当时由于中国驻藏部队的兵力有限，大部分又是内地人，一时难以适应西藏的气候条件，加上西藏地域广大，因此边境防卫主要还是依赖当地藏军，直到1959年西藏平叛时人民解放军才控制全部边境。也就是从这年开始，中印开始出现边界摩擦，1962年扩大为边界战争。这个边界争端，事实上都是历史上的麦克马洪线所引发的。
袁世凯之所以后来走上称帝的道路，也是看到了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中央权威衰弱。加上“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声望如日中天，部分知识精英对民主政治的失望都促成了袁世凯开始走上用称帝来重树中央权威的道路。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 ... 961_121412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