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廣東反腐路線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2 22:51:39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10-20 13:34:52
廣東紀委全國率先“開門反腐”，圖為特邀代表在參觀紀委開放日圖片展。
中評社北京10月20日訊／腐敗大案頻出，腐敗高官紛紛落馬。廣東是越反越腐，還是反腐敗越抓越緊？廣東《南風窗》日前刊載專題文章“廣東反腐路線圖”，內容如下：
創新反腐機制制度，吸納民意開門反腐，媒體輿論監督反腐敗……
“反腐書記”汪洋主政下的廣東，使出了反腐敗的十八般武器。不光要做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廣東還要做反腐敗的排頭兵。
南粵反腐風急
■文/本刊記者 王春
反腐中的低調與高調
去年以來，重慶與廣東，分別是中國反腐敗兩大新聞發酵地。外界有評：重慶高調反黑，打保護傘；廣東低調反腐，捉貪官。
廣東反腐大案震驚全國。今年5月，中山市原市長李啟紅因涉嫌經濟犯罪被“兩規”。此前，2009年6月，原深圳市市長許宗衡涉嫌貪污受賄被捕。時間再往前推移，2008年，曾在廣東擔任省政協主席、省委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的陳紹基和原廣東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王華元等部級高官也因腐敗而落馬。
除了這幾起配合中央直接查辦的反腐敗大案外，廣東自身的反腐敗努力也頗受世人關注。2010年6月25日，廣東省紀委在全國首開“黨內開放日”活動中告之外界，僅今年1至5月，廣東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立案2206件2347人，處分1340人，其中廳級幹部15人、處級幹部71人。
南粵反腐風急！
2010年9月2日，廣東紀檢監察機關辦案工作現場會在茂名市召開，廣東的各大媒體皆高調報道。
媒體通報了2007年以來廣東省紀委評選出的12件“精品案件”。其中震驚全國的韶關市委原常委、公安局長葉樹養案排在第一名，葉個人贓款5500萬元已經被收繳；傳說中光收“紅包”禮金就達數千萬元的茂名市委原常委、原常務副市長楊光亮現已被追回贓款現金7500萬元，被移送檢察院立案偵查。12件“精品案件”中還包括新廣國際重大經濟損失案、廣東省法院系列腐敗案、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邵志和嚴重違紀違法案等。
廣州一名出租車司機對記者說：“之前報紙上報道的一些貪官被逮了，但不知道這些貪官腐敗的具體情況，後來怎麼處理他們的。現在通報出來了，老百姓也就不會亂猜測了。”
不是越反越腐，而是反腐越抓越緊
“去年查處的陳紹基案、許宗衡案以及韶關係列腐敗案、省法院系列腐敗案等都說明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不會改變。腐敗不是越反越多，而是我們反腐敗工作越抓越緊。”2010年初，被外界稱為“反腐書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表示，隨著廣東轉型速度加快，新舊體制碰撞造成的制度空隙、不同群體的利益博弈、分配不均導致的心態失衡等社會矛盾集中顯現，反腐工作面臨的形勢也更加緊迫。
廣東省紀委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從近年來查辦案件的情況來看，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和趨勢：一是腐敗官員“高位化”，特別是一些職務較高的領導幹部成為發生腐敗的“高危人群”，2007年以來廣東省被查處的地廳級以上幹部超過百人；二是腐敗案件“集成化”，查處的大案要案中，窩案、串案、案中案等群體性和地域性腐敗案件明顯增多；三是腐敗區域“集中化”，工程建設、房地產開發、環境保護等領域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僅2007年，全省被查處市、縣兩級國土局局長就有28人。
“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經濟發達地區的廣東，其腐敗的形態特點既有一般共性，又有因介入市場經濟活動程度更深，腐敗手法更加隱蔽，腐敗的烈度也更大的特點。如中山市原市長李啟紅涉案就達20億元。”一名反腐敗研究專家說，“從另一個方面則說明，廣東近年來反腐敗深入的程度越來越深，查處腐敗案件的力度和廣度都在不斷加大。”
在2009年6月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剛落馬不久，汪洋就發表措辭嚴厲的表態：“我們從中獲得的首要教訓是，必須嚴厲懲罰腐敗分子。”
“廣東對於查辦腐敗案件從來就沒有放鬆過，今年廣東省紀委開的6個現場會，第一個就是案件查辦現場會。”日前，廣東省紀委副書記丘海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
但民眾也有質疑，有的貪官“潛伏期”為何長達10年？查案是否存在“抓一漏萬”？對此，廣東省紀委一名官員回答：“查辦腐敗案件有一個時機和過程，既要懲處腐敗分子，還要不影響經濟社會發展，但只要是腐敗分子，就一定會得到懲處。”
反腐的立體布局
2007年12月2日，汪洋從重慶來到廣東，就任廣東省委書記。17天後的12月19日，他來到廣東省紀委調研時提出，“廣東在改革開放方面一直走在前面，遇到的問題比其它地區要早，如果能在制度創新上多下工夫、多出成果，就會為全國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提供借鑒，做出貢獻。”
制度反腐、民意反腐、媒體反腐……經過這幾年的探索，廣東反腐日益呈現出多層面、立體化的趨勢。
最讓廣東自豪的是幾個“率先”。
廣東省紀委相關部門負責人向記者如數家珍：廣東率先進行行政審批事項清理，4輪清理下來，行政審批事項減少到了原來的1/5；率先推行網上審批，最大限度簡化審批流程，率先推行行政電子監察；廣東財政廳率先在網上公開“權力運行流程圖”，率先建立人大和審計對財政實時在線財政預算監督……
在反腐敗的常規工作中，廣東也“於無聲處響驚雷”。200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汪洋、黃華華等省級現職領導親自帶隊，對全省21個地級以上市和部分省直單位領導班子及成員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情況進行考核檢查。
“這次考核檢查，規格之高、規模之大在廣東前所未有，走在全國前列。”廣東省紀委一名官員表示。其中最大亮點是把民意調查結果納入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考核序列，幹部的廉政成績讓幹部群眾來“判卷”。根據民意進行排名，公開宣讀排名順序。當廣東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朱明國當場宣布了排名前十的地市名單時，在場的沒有進入前十的市委書記、市長有些坐不住了。
一名姓何的廣州市民則對此表示滿意：“這種方式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些官員廉潔，哪些官員腐敗，他的手下，他周圍的人，心里最清楚。”
據廣東省紀委相關人士透露，2003年至2009年的7年間，廣東省紀委、省監察廳查處的3萬餘件腐敗案件，大約80%來自人民群眾的舉報和揭發。
廣東省紀委常委薑斌說，“讓群眾‘打分’，黨風廉政建設的考核檢查成績也會更具有公信力。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項系統工作，單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還要社會力量的加入，這是大勢所趨。”
為了讓民間反腐力量能成長壯大，朱明國甚至主張：“探索建立對社會團體機構提供反腐咨詢指導服務的補貼資助制度，發展民間反腐咨詢服務機構。”
對此，中山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張緊跟副教授表示讚賞。他認為，由於特殊的地理和歷史文化傳統原因，廣東的公民社會發育相對比較成熟，公民參與公共政治管理的意識比較強，廣東省應該採取措施讓社會、公民對政府、官員的監督發揮作用。廣東的政務公開走在全國前列，這就有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用新聞的手段把反腐倡廉宣傳做出高度，也是廣東近年來引導輿論反腐敗的一大亮點。
廣東省紀委與南方日報聯合打造的新聞欄目——“防腐前沿”，這是全國省級黨報中第一個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一個集納式報道反腐倡廉工作的輿論陣地。開辦4年來，已經成為廣東紀檢監察工作一個響當當的品牌。
2010年6月，朱明國在參加“防腐前沿”出版4周年座談會時提出要求：“紀檢監察機關要向媒體早喂料、多喂料、喂好料，擦亮反腐倡廉宣傳報道的‘廣東品牌’。”他專門提出 “五個度”：“重視黨報監督要有高度，歡迎黨報監督要有風度，關心黨報監督要有溫度，支持黨報監督要有力度，落實黨報監督要有亮度。”（來源:廉政瞭望）
廣東反腐新思維
■文/本刊記者 邱祥吉 綜合報道
從全國第一個經濟罪案舉報中心、第一個反貪局，到首先治理“裸官”、在一定範圍內公布一把手財產、限制一把手權力，到從多方面學習香港經驗“開門反腐”，以及開展一系列的制度創新與探索，其中有曲折，有爭議，但廣東前進的步子沒有停歇。
開門反腐學香港
2010年6月25日，來自各界的50名黨內代表走進廣東省紀委大樓，參加省紀委成立以來的首次開放日活動，對外人眼中神秘的紀委工作進行深入了解。此舉被外界解讀為“開門反腐”。
“這是最近廣東反腐工作的一大突出亮點，”廣東省紀委幹部王學建(化名)介紹道，此次開放日的主題是“互動溝通共保廉潔”，對於代表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說，“來紀委參觀是個新鮮事。”而自稱帶著“看看省紀委的網上舉報技術和制度到底完善不完善”疑問而去的華南師範大學法學院學生林偉宇，笑著說自己得到了答案，“當天參觀後覺得很驚訝，因為我沒想過，網絡舉報可以實現了。”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所謂“開門反腐”指的就是反腐的政策操作程序化，以及反腐的結果都要經過程序化的保障和公布。“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陽光化以後，基本能夠保證百姓對反腐的知情權，也能保證反腐公正、公平地進行。”
據悉，這只是廣東省紀委“開門反腐”的第一步。嘗試面向社會的“監察開放日”已在議事日程之中。
“廣東的公民社會發展比較成熟，民眾參與反腐的熱情很高。”中山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張緊跟副教授向記者表示。有感於民眾支持反腐的熱情和“開放日”所帶來的廉政文化的影響，廣東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朱明國後來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發表《香港廉政建設的成功做法及思考》中指出，廣東要向香港學習，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的透明度，公開反腐敗工作的信息，定期舉行“紀委開放日”活動。而此次全國省級紀委首次進行的“開放日”活動，就是朱明國去年赴香港考察廉政公署後的大膽設想。
一名反腐專家評論：“從此次省級紀委‘黨內開放日’來看，顯然廣東已不滿足於小打小鬧，在面向黨員的同時，今後更是把目標鎖定了向社會公眾開放，並在省級層面作出了制度性安排，以實現更大突破。”不少幹部也對此次活動寄予期望，“開放的內容將會升級，不會止步於通報成績等感官層面，開門納諫，建立讓公眾向紀委表達意見建議及評價、為紀委工作獻計獻策的平台也將為期不遠。”
有分析認為，廣東的“開門反腐”有可能成為紀委改革的風向標。“更為值得關注的是，廣東省紀委這次‘黨內開放日’只是探路的‘引子’，人們清晰地看到，紀委審理案件公開制度、黨內重大案件聽證制、建立獨立的反貪機構，一條借鑒香港而並非簡單複制的廣東‘開門反腐’路徑的清晰脈絡已經出現。”
也有專家表示，“開放日”活動，只學到了香港經驗的一些皮毛，要真正深入下去，還須從監督、選人用人等方面進行機制改革，任重而道遠。“不過這樣的起步是值得肯定的。”
快半拍的反腐思路
1988年，深圳成立全國第一個經濟罪案舉報中心；1989年，廣東成立新中國第一個反貪局。從30年歷程來看，在反腐敗的前瞻性和敏銳度上，廣東似乎是要領先一步，快人半拍。
2010年7月，中央印發了《關於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和《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而早在半年前，深圳就已規定，配偶或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裸體官員”，今後將不能夠擔任一把手及黨政重要領導職務。同時，廣東省也率先建立了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從業情況信息數據庫。
王學建認為，在社會關注“裸官”之初，廣東就率先出台規定，是一種順應民眾期待、積極回應社會關切的重要舉措。
今年1月，廣東又宣布，將逐步實行黨政一把手家庭財產在一定範圍內申報制度。近年來，新疆阿勒泰地區、浙江慈溪市、四川高縣、上海浦東新區等地探索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紛紛破冰。而廣東最吸引人眼球的，是直奔一把手而去。一名在四川從事多年紀檢工作的廳級幹部稱讚道，“之前財產申報的試點地區，申報人群多集中在科級幹部和縣處級幹部，而一把手不參與財產申報。這與發達國家的做法恰恰相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廣東此舉，更顯誠意，一針見血。”
今年6月1日，廣東佛山市紀委的30名幹部在當地官網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起眾多媒體聚焦，該文建議將反腐機構進行“橫向整合”，即將監察局與反貪局合署辦公，以此提高反腐效率。一些媒體以“內地第一廉署”即將出現為題對此事進行了報道。
記者此行也專門向廣東省紀委有關人員詢問此事的進展，但對方卻表現得諱莫如深，“現在實在不好說，涉及到很多層面的問題，也有法律上的阻礙，非常敏感。佛山的設想要施行要等省領導拍板，即使通過了，還要報中央高層討論。等進展明朗才好說。”
不過多名從外省到廣東從政的官員表示，合署辦公在具體操作上遇到一些體制上的障礙，能否成行是未知數，但卻體現了廣東先試先行、敢想敢闖的銳氣。“比其它地區顯然更大膽。”
特區擔當探路重任
目前，深圳是全國唯一 一家紀委未與監察局合署辦公的地方，特區之特，可見一斑。
“尤其在反腐倡廉機制體制創新上，深圳當仁不讓地擔當起改革試點的擔子，為廣東的反腐改革創新提供了範本。”南方日報一名曾報道反腐工作的記者如此評價。
許宗衡案發，在特區引起震蕩。
2009年11月25日，深圳市出台《關於加強黨政正職監督的暫行規定》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暫行規定》，以規範對各級領導幹部用權、用錢、用人的監督為重點，最大限度地減少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制度漏洞。
“這兩項規定對一把手的權限做出明確界定，明確要求一把手不得插手部門具體的人事、財務、審批、執法等‘實務’性的工作，以避免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等。”有媒體評論指出。
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認為，此舉不僅僅看到了一把手腐敗的嚴重性，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有效的切入點。不僅劃定了制度紅線，而且在操作層面上切實解決了監管難的問題，實現了剛性約束。此後，重慶南川、四川武勝等地也紛紛進行了類似創新。
為避免借集體研究之名規避責任，深圳還實施“四不上會”制度：明確規定各部門不得將四類具體個案提交市(區)政府常務會或市長(區長、主任)辦公會討論決定，由各職能部門依據相關法律法規自行辦理。這四類個案主要涉及工程發包和土地規劃徵地補償領域。 王學建指出，這形式上是對市(區)黨政一把手削權，實則出於保護幹部少犯錯誤的目的，以減少領導幹部插手工程項目出現的廉政風險。
作為一河相隔的近鄰，深圳積極向香港取經，2002年成立國內第一個建築工務署，對除公路、水務以外的所有政府工程，實行統一設計、統一招投標、統一施工監管、統一竣工驗收。這大大降低了政府投資工程建設中的腐敗率。此後，全國多地出現了類似於工務署的代建機構。
“深圳一系列改革創新給了全國各地區以啟示，即使有的改革還不成熟。”四川一名紀檢幹部表示。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作為經濟特區最為成功的代表，深圳不僅在經濟上，而且也毫無疑問成為中國各項改革的先鋒和試驗田之一。
前不久，胡錦濤總書記在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慶祝大會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提出，深圳要“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幹擾所惑”，今後的改革發展要“順應人民新期待”。
有評論指出，這無疑是對深圳特區未來的改革的信心宣示和明確方向，改革尖兵，應該更向深處行。“深水區的改革必須解決的兩個關鍵問題，一是權力的高度集中，一是制度監督，而這正是中國反腐敗鬥爭的最終取勝之道。”
改革就是對既得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剝離，一帆風順只存在於理想狀態。某種意義上，遇到的阻力越大，可能越能凸顯改革的價值。
反腐步入深水區
■文/本刊記者 王春 邱祥吉
砍審批，越到後面骨頭越難啃
“有的腐敗是在審批過程‘審出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經尖銳地指出。
2009年初，廣東啟動了第4輪行政審批事項削減。此前進行了3輪行政審批削減後廣東省級行政審批事項仍有1064項，之後又增加了114項。
“相對於前3輪，第4輪削減的難度大大增加，越往後，可削減的項目越少，無關痛癢的、涉及利益小的事項已經削減，剩下的往往是‘難啃的骨頭’。”廣東省紀委監察綜合室相關負責人說。
記者提出一個問題，“廣東是經濟發達地區，不缺錢，改革是不是要比別的地方容易得多？”
“其實不然。清理的過程很艱苦。有時為了一個項目的清理，省審改辦與有關部門的來往函件多達6個回合，而個別部門甚至‘掘地三尺’找來多年前的部門規章依據，作為種種不能砍的理由。”參與這場政府“自我革命”的相關人士說。
一內部人士告訴記者，“錢沒有嫌多的。”並且，除了審批權與利益直接聯繫外，行政審批的收費並不都納入財政，有的還成了單位“小金庫”的重要來源。最近的一則新聞是去年至今廣東檢查發現小金庫399個，涉及金額1.75億元，這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改革阻力之所在。
2009年底，廣東省政府決定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目錄為595項，這是1999年前廣東省行政審批事項的1/5。
“大幅度削減行政審批事項，可以為經濟發展掃清障礙，從源頭防止‘審出來的腐敗’。”一名反腐敗研究學者說。
審批事項少了，沒有利益了，行政效能又如何保證？
2004年，深圳市在全國率先建成了行政審批電子監察系統，用“電子眼”監察工作人員的舉動。2007年，廣東省直機關和全省21個地市完成了行政審批電子監察系統。
“機器是最可信的。” 廣東省紀委效能監察室副主任賴曉華介紹，某市工商局辦證大廳窗口一辦事人員企圖越權跳過必經審核程序快速為朋友辦理營業執照的行為，就在第一時間被電子監察系統識別並受到“黃牌”警告。
來深圳創辦公司已經19年的張先生告訴記者，“現在我只需要每年及時交稅，平時幾乎不會應付政府職能部門來搞所謂的檢查，我的精力全部放在企業的發展上。企業的年檢都通過網上進行，和政府部門的人不見面。就是向政府申請企業創新基金也通過網上申報，如果有人想私下‘勾兌’政府工作人員是很難的，因為你打電話去約人，接電話的人只負責接收資料，沒有決定權。”
當然，這樣的改革並非一凡風順，阻力隨之而來。有的部門認為電子監察系統“侵犯”了自己的權力而不把行政審批的數據錄入網上系統，這樣電子監察系統就無法對其進行準確監察。
陽光財政的尷尬
財政資金如何分配？納稅人的錢用到哪里去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在外人的眼里顯得那麼諱莫如深。處於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曾經也不例外。
2008年5月，政府信息條例公開後，深圳市率先向市民公開財政預算；2009年，廣州市率先把114個市級部門的賬本掛到網上，從而在全國引起轟動。但透明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尷尬。廣州財政局在“曬賬本”之後，其中9個機關幼兒園年補貼高達6000萬元，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廣州財政局被迫對此進行回應，結果仍未平息議論。於是到了今年，“曬賬本”再無下文。
同樣的難題也出在深圳。
吳君亮是推動財政預算公開的志願者團體中的成員之一，他曾在2008年5月與另外兩人一起率先到深圳市財政局查詢財政預算。
“第一次去比較順利，因為當時正值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出台，但沒上網公開，只能拍照，不能複印；可第二年去深圳市財政局查詢財政預算就沒那麼順利了，他們就顯得不那麼痛快。”祖籍重慶的吳君亮告訴記者。
“按照傳統思維的慣性，要讓財政部門痛快地公開財政預算，不會那麼容易的。”廣東省內一名熟悉內情的政府工作人員說。
這樣的說法似乎並非空穴來風。某省一名政府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他們曾經向廣東省有關部門咨詢廣東公務員的津補貼數額，但卻得不到書面的準確數字。而記者曾通過有關方面試圖採訪廣東財政廳，但對方有關人士均以“忙，沒時間”為由婉拒。
雖然向社會全公開的步伐受阻，但透明財政、“陽光”政務的理念已不可遏止。這次，廣東轉戰“權力場”。2010年6月，廣東省財政廳內各部門對本部門所有權力事項和現有的各項工作規則進行全面梳理後，在其門戶網站上掛出“權力運行流程圖”。這樣的舉措再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讓民眾來監督政府，是對行政權力最大程度的制約，也符合現代政治的理念。只有程序透明，並嚴格按此執行，民眾才能認可你的工作。”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劉昆說。
公開“權力運行流程圖”，這是廣東從體制機制上有效消除財政分配中的“暗箱操作”、“權力尋租”和“灰色地帶”，遏止“花出來的腐敗”的舉措之一。
僅2009年廣東財政收入就達到9052億元，占全國財政收入的近1/7，地方一般預算收入高達3649億元，巨額資金也伴隨著監管難度大分配不公平的問題。
2009年，廣東省首創“競爭性財政分配政策”：哪個地方項目好，資金使用規劃得合理，就把這筆錢批給他。競爭的“遊戲規則”全部公開， 並從專家庫中隨機抽選專家對項目進行評分。通過實施競爭機制，2009年，廣東分配重點產業園區建設、農業、水利、勞動力轉移扶持資金近85億元。廣東某市一名官員說：“這樣的財政資金分配方式透明，科學，讓人服氣。”
廣東還建立了“實時在線財政預算監督系統”。該系統實現了省財政與省人大、審計部門之間的信息網絡聯通。人大和審計可以隨時盯住財政資金的流向，約束部門花錢的隨意性。
中山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張緊跟副教授認為，廣東的政務公開走在全國的前列，只有實行了陽光政治，社會監督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但他同時也指出，廣東目前做的大多還只是技術性的，需要在反腐制度上進行根本性突破，才能徹底解決讓人感到困惑的腐敗問題。
工程建設反腐的“廣東模式”
工程建設領域腐敗是當前各地反腐敗的重點和難點。從已經查處的案件來看，廣東也不例外。痛定思痛之下，廣東著力探索一條“異體監督、分權制約”之路，代表作就是代建制。
2007年，廣東在全國率先成立首個專業的管理機構——代建局，直屬於省政府。
從此，廣東各廳局不再擁有對非經營性工程的建設權，而是交給代建局統一向社會公開招標代建單位，由代建單位實施建設。這將過去工程的“投資、建設、管理、使用”一體化模式逐漸分離，隔離了工程建設中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關聯。該模式被稱為“廣東模式”。
為何要成立代建局？按廣東人的說法就是，原有模式“跑冒滴漏”，迫不得已。
廣東省紀委一名幹部透露，某廳局建設演藝中心，先用政府撥付的資金給職工建起了宿舍，而演藝中心十幾年來還未動工；廣東省某醫院在建設辦公大樓時，立項金額為兩億元，但到結算時，耗資4億元。
據悉，對於這些項目，業界有個人人皆知的“辦事流程”：先以小報大去立項，按照規劃明明是1億元的支出，在申請報賬的時候只報5千萬元，項目確定後，再按1億元的支出去設計。相關人士分析，建設單位、管理單位和使用單位是同一家， 這直接造成工程的“三超”現象：超標準、超規模、超投資。“這樣一來，建設的所謂‘可行性報告’就變成了‘可批性報告’。”廣東省代建局項目管理局局長段海金指出。
廣東省紀委監察廳派駐省代建局監察專員、紀檢組長王廣見表示，修建工程的廳局有一個觀念：政府批的錢就是我們的錢，錢不夠了政府肯定會填窟窿。資金超標，政府不給施工方錢不行。資金鏈斷裂，形成爛尾樓，更加難堪，政府又只能“被迫”支付。
而代建制模式則是，代建單位和使用單位沒有任何利益關係，因為工程款是由財政機關撥付，完全不受使用單位幹涉。對代建單位的要求也很明確，誰代建誰負責，如果出現“三超”現象，代建單位將負責全部責任風險。
“代建制隔開了使用單位與包工頭的距離，形成了‘隔離牆’。代建局沒有立項、審批、撥付資金的權力，也就減少了權力尋租的機會。這不光是投資體制的改革，更是防腐體制的改革。”王廣見表示。
本刊記者在採訪中，不少廳局領導也表示，把工程建設交出去，再也沒有上面批的條子、包工頭的電話，“代建制是對幹部有力的保護”。
現在，廣東省21個地級以上市中有18個市已開展代建制或相關試點工作，14個市已成立代建管理機構。
不過廣東一些官員指出，代建制並不能完全解決工程建設中的腐敗問題，還需要更多相關政策措施和配套制度才行。
“我們在欣喜時有隱憂。”多名代建局幹部表示，代建制改變了政府投資中的利益格局，阻斷了一些人發財的機會，因此制度在實施時受到了部分地區和部門的阻撓；同時上位法改進滯後，代建局不具備法人資格，與代建局簽訂合同的代建單位有時得不到相關部門認可，在辦理財政撥款、工程建設的多項手續時遇阻，影響了項目報建和工程工期。“這一制度仍在完善中，仍需探索。”
廣東紀委全國率先“開門反腐”，圖為特邀代表在參觀紀委開放日圖片展。
中評社北京10月20日訊／腐敗大案頻出，腐敗高官紛紛落馬。廣東是越反越腐，還是反腐敗越抓越緊？廣東《南風窗》日前刊載專題文章“廣東反腐路線圖”，內容如下：
創新反腐機制制度，吸納民意開門反腐，媒體輿論監督反腐敗……
“反腐書記”汪洋主政下的廣東，使出了反腐敗的十八般武器。不光要做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廣東還要做反腐敗的排頭兵。
南粵反腐風急
■文/本刊記者 王春
反腐中的低調與高調
去年以來，重慶與廣東，分別是中國反腐敗兩大新聞發酵地。外界有評：重慶高調反黑，打保護傘；廣東低調反腐，捉貪官。
廣東反腐大案震驚全國。今年5月，中山市原市長李啟紅因涉嫌經濟犯罪被“兩規”。此前，2009年6月，原深圳市市長許宗衡涉嫌貪污受賄被捕。時間再往前推移，2008年，曾在廣東擔任省政協主席、省委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的陳紹基和原廣東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王華元等部級高官也因腐敗而落馬。
除了這幾起配合中央直接查辦的反腐敗大案外，廣東自身的反腐敗努力也頗受世人關注。2010年6月25日，廣東省紀委在全國首開“黨內開放日”活動中告之外界，僅今年1至5月，廣東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立案2206件2347人，處分1340人，其中廳級幹部15人、處級幹部71人。
南粵反腐風急！
2010年9月2日，廣東紀檢監察機關辦案工作現場會在茂名市召開，廣東的各大媒體皆高調報道。
媒體通報了2007年以來廣東省紀委評選出的12件“精品案件”。其中震驚全國的韶關市委原常委、公安局長葉樹養案排在第一名，葉個人贓款5500萬元已經被收繳；傳說中光收“紅包”禮金就達數千萬元的茂名市委原常委、原常務副市長楊光亮現已被追回贓款現金7500萬元，被移送檢察院立案偵查。12件“精品案件”中還包括新廣國際重大經濟損失案、廣東省法院系列腐敗案、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邵志和嚴重違紀違法案等。
廣州一名出租車司機對記者說：“之前報紙上報道的一些貪官被逮了，但不知道這些貪官腐敗的具體情況，後來怎麼處理他們的。現在通報出來了，老百姓也就不會亂猜測了。”
不是越反越腐，而是反腐越抓越緊
“去年查處的陳紹基案、許宗衡案以及韶關係列腐敗案、省法院系列腐敗案等都說明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不會改變。腐敗不是越反越多，而是我們反腐敗工作越抓越緊。”2010年初，被外界稱為“反腐書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表示，隨著廣東轉型速度加快，新舊體制碰撞造成的制度空隙、不同群體的利益博弈、分配不均導致的心態失衡等社會矛盾集中顯現，反腐工作面臨的形勢也更加緊迫。
廣東省紀委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從近年來查辦案件的情況來看，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和趨勢：一是腐敗官員“高位化”，特別是一些職務較高的領導幹部成為發生腐敗的“高危人群”，2007年以來廣東省被查處的地廳級以上幹部超過百人；二是腐敗案件“集成化”，查處的大案要案中，窩案、串案、案中案等群體性和地域性腐敗案件明顯增多；三是腐敗區域“集中化”，工程建設、房地產開發、環境保護等領域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僅2007年，全省被查處市、縣兩級國土局局長就有28人。
“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經濟發達地區的廣東，其腐敗的形態特點既有一般共性，又有因介入市場經濟活動程度更深，腐敗手法更加隱蔽，腐敗的烈度也更大的特點。如中山市原市長李啟紅涉案就達20億元。”一名反腐敗研究專家說，“從另一個方面則說明，廣東近年來反腐敗深入的程度越來越深，查處腐敗案件的力度和廣度都在不斷加大。”
在2009年6月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剛落馬不久，汪洋就發表措辭嚴厲的表態：“我們從中獲得的首要教訓是，必須嚴厲懲罰腐敗分子。”
“廣東對於查辦腐敗案件從來就沒有放鬆過，今年廣東省紀委開的6個現場會，第一個就是案件查辦現場會。”日前，廣東省紀委副書記丘海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
但民眾也有質疑，有的貪官“潛伏期”為何長達10年？查案是否存在“抓一漏萬”？對此，廣東省紀委一名官員回答：“查辦腐敗案件有一個時機和過程，既要懲處腐敗分子，還要不影響經濟社會發展，但只要是腐敗分子，就一定會得到懲處。”
反腐的立體布局
2007年12月2日，汪洋從重慶來到廣東，就任廣東省委書記。17天後的12月19日，他來到廣東省紀委調研時提出，“廣東在改革開放方面一直走在前面，遇到的問題比其它地區要早，如果能在制度創新上多下工夫、多出成果，就會為全國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提供借鑒，做出貢獻。”
制度反腐、民意反腐、媒體反腐……經過這幾年的探索，廣東反腐日益呈現出多層面、立體化的趨勢。
最讓廣東自豪的是幾個“率先”。
廣東省紀委相關部門負責人向記者如數家珍：廣東率先進行行政審批事項清理，4輪清理下來，行政審批事項減少到了原來的1/5；率先推行網上審批，最大限度簡化審批流程，率先推行行政電子監察；廣東財政廳率先在網上公開“權力運行流程圖”，率先建立人大和審計對財政實時在線財政預算監督……
在反腐敗的常規工作中，廣東也“於無聲處響驚雷”。200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汪洋、黃華華等省級現職領導親自帶隊，對全省21個地級以上市和部分省直單位領導班子及成員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情況進行考核檢查。
“這次考核檢查，規格之高、規模之大在廣東前所未有，走在全國前列。”廣東省紀委一名官員表示。其中最大亮點是把民意調查結果納入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考核序列，幹部的廉政成績讓幹部群眾來“判卷”。根據民意進行排名，公開宣讀排名順序。當廣東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朱明國當場宣布了排名前十的地市名單時，在場的沒有進入前十的市委書記、市長有些坐不住了。
一名姓何的廣州市民則對此表示滿意：“這種方式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些官員廉潔，哪些官員腐敗，他的手下，他周圍的人，心里最清楚。”
據廣東省紀委相關人士透露，2003年至2009年的7年間，廣東省紀委、省監察廳查處的3萬餘件腐敗案件，大約80%來自人民群眾的舉報和揭發。
廣東省紀委常委薑斌說，“讓群眾‘打分’，黨風廉政建設的考核檢查成績也會更具有公信力。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項系統工作，單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還要社會力量的加入，這是大勢所趨。”
為了讓民間反腐力量能成長壯大，朱明國甚至主張：“探索建立對社會團體機構提供反腐咨詢指導服務的補貼資助制度，發展民間反腐咨詢服務機構。”
對此，中山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張緊跟副教授表示讚賞。他認為，由於特殊的地理和歷史文化傳統原因，廣東的公民社會發育相對比較成熟，公民參與公共政治管理的意識比較強，廣東省應該採取措施讓社會、公民對政府、官員的監督發揮作用。廣東的政務公開走在全國前列，這就有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用新聞的手段把反腐倡廉宣傳做出高度，也是廣東近年來引導輿論反腐敗的一大亮點。
廣東省紀委與南方日報聯合打造的新聞欄目——“防腐前沿”，這是全國省級黨報中第一個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一個集納式報道反腐倡廉工作的輿論陣地。開辦4年來，已經成為廣東紀檢監察工作一個響當當的品牌。
2010年6月，朱明國在參加“防腐前沿”出版4周年座談會時提出要求：“紀檢監察機關要向媒體早喂料、多喂料、喂好料，擦亮反腐倡廉宣傳報道的‘廣東品牌’。”他專門提出 “五個度”：“重視黨報監督要有高度，歡迎黨報監督要有風度，關心黨報監督要有溫度，支持黨報監督要有力度，落實黨報監督要有亮度。”（來源:廉政瞭望）
廣東反腐新思維
■文/本刊記者 邱祥吉 綜合報道
從全國第一個經濟罪案舉報中心、第一個反貪局，到首先治理“裸官”、在一定範圍內公布一把手財產、限制一把手權力，到從多方面學習香港經驗“開門反腐”，以及開展一系列的制度創新與探索，其中有曲折，有爭議，但廣東前進的步子沒有停歇。
開門反腐學香港
2010年6月25日，來自各界的50名黨內代表走進廣東省紀委大樓，參加省紀委成立以來的首次開放日活動，對外人眼中神秘的紀委工作進行深入了解。此舉被外界解讀為“開門反腐”。
“這是最近廣東反腐工作的一大突出亮點，”廣東省紀委幹部王學建(化名)介紹道，此次開放日的主題是“互動溝通共保廉潔”，對於代表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說，“來紀委參觀是個新鮮事。”而自稱帶著“看看省紀委的網上舉報技術和制度到底完善不完善”疑問而去的華南師範大學法學院學生林偉宇，笑著說自己得到了答案，“當天參觀後覺得很驚訝，因為我沒想過，網絡舉報可以實現了。”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所謂“開門反腐”指的就是反腐的政策操作程序化，以及反腐的結果都要經過程序化的保障和公布。“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陽光化以後，基本能夠保證百姓對反腐的知情權，也能保證反腐公正、公平地進行。”
據悉，這只是廣東省紀委“開門反腐”的第一步。嘗試面向社會的“監察開放日”已在議事日程之中。
“廣東的公民社會發展比較成熟，民眾參與反腐的熱情很高。”中山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張緊跟副教授向記者表示。有感於民眾支持反腐的熱情和“開放日”所帶來的廉政文化的影響，廣東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朱明國後來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發表《香港廉政建設的成功做法及思考》中指出，廣東要向香港學習，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的透明度，公開反腐敗工作的信息，定期舉行“紀委開放日”活動。而此次全國省級紀委首次進行的“開放日”活動，就是朱明國去年赴香港考察廉政公署後的大膽設想。
一名反腐專家評論：“從此次省級紀委‘黨內開放日’來看，顯然廣東已不滿足於小打小鬧，在面向黨員的同時，今後更是把目標鎖定了向社會公眾開放，並在省級層面作出了制度性安排，以實現更大突破。”不少幹部也對此次活動寄予期望，“開放的內容將會升級，不會止步於通報成績等感官層面，開門納諫，建立讓公眾向紀委表達意見建議及評價、為紀委工作獻計獻策的平台也將為期不遠。”
有分析認為，廣東的“開門反腐”有可能成為紀委改革的風向標。“更為值得關注的是，廣東省紀委這次‘黨內開放日’只是探路的‘引子’，人們清晰地看到，紀委審理案件公開制度、黨內重大案件聽證制、建立獨立的反貪機構，一條借鑒香港而並非簡單複制的廣東‘開門反腐’路徑的清晰脈絡已經出現。”
也有專家表示，“開放日”活動，只學到了香港經驗的一些皮毛，要真正深入下去，還須從監督、選人用人等方面進行機制改革，任重而道遠。“不過這樣的起步是值得肯定的。”
快半拍的反腐思路
1988年，深圳成立全國第一個經濟罪案舉報中心；1989年，廣東成立新中國第一個反貪局。從30年歷程來看，在反腐敗的前瞻性和敏銳度上，廣東似乎是要領先一步，快人半拍。
2010年7月，中央印發了《關於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和《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而早在半年前，深圳就已規定，配偶或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裸體官員”，今後將不能夠擔任一把手及黨政重要領導職務。同時，廣東省也率先建立了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從業情況信息數據庫。
王學建認為，在社會關注“裸官”之初，廣東就率先出台規定，是一種順應民眾期待、積極回應社會關切的重要舉措。
今年1月，廣東又宣布，將逐步實行黨政一把手家庭財產在一定範圍內申報制度。近年來，新疆阿勒泰地區、浙江慈溪市、四川高縣、上海浦東新區等地探索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紛紛破冰。而廣東最吸引人眼球的，是直奔一把手而去。一名在四川從事多年紀檢工作的廳級幹部稱讚道，“之前財產申報的試點地區，申報人群多集中在科級幹部和縣處級幹部，而一把手不參與財產申報。這與發達國家的做法恰恰相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廣東此舉，更顯誠意，一針見血。”
今年6月1日，廣東佛山市紀委的30名幹部在當地官網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起眾多媒體聚焦，該文建議將反腐機構進行“橫向整合”，即將監察局與反貪局合署辦公，以此提高反腐效率。一些媒體以“內地第一廉署”即將出現為題對此事進行了報道。
記者此行也專門向廣東省紀委有關人員詢問此事的進展，但對方卻表現得諱莫如深，“現在實在不好說，涉及到很多層面的問題，也有法律上的阻礙，非常敏感。佛山的設想要施行要等省領導拍板，即使通過了，還要報中央高層討論。等進展明朗才好說。”
不過多名從外省到廣東從政的官員表示，合署辦公在具體操作上遇到一些體制上的障礙，能否成行是未知數，但卻體現了廣東先試先行、敢想敢闖的銳氣。“比其它地區顯然更大膽。”
特區擔當探路重任
目前，深圳是全國唯一 一家紀委未與監察局合署辦公的地方，特區之特，可見一斑。
“尤其在反腐倡廉機制體制創新上，深圳當仁不讓地擔當起改革試點的擔子，為廣東的反腐改革創新提供了範本。”南方日報一名曾報道反腐工作的記者如此評價。
許宗衡案發，在特區引起震蕩。
2009年11月25日，深圳市出台《關於加強黨政正職監督的暫行規定》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暫行規定》，以規範對各級領導幹部用權、用錢、用人的監督為重點，最大限度地減少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制度漏洞。
“這兩項規定對一把手的權限做出明確界定，明確要求一把手不得插手部門具體的人事、財務、審批、執法等‘實務’性的工作，以避免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等。”有媒體評論指出。
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認為，此舉不僅僅看到了一把手腐敗的嚴重性，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有效的切入點。不僅劃定了制度紅線，而且在操作層面上切實解決了監管難的問題，實現了剛性約束。此後，重慶南川、四川武勝等地也紛紛進行了類似創新。
為避免借集體研究之名規避責任，深圳還實施“四不上會”制度：明確規定各部門不得將四類具體個案提交市(區)政府常務會或市長(區長、主任)辦公會討論決定，由各職能部門依據相關法律法規自行辦理。這四類個案主要涉及工程發包和土地規劃徵地補償領域。 王學建指出，這形式上是對市(區)黨政一把手削權，實則出於保護幹部少犯錯誤的目的，以減少領導幹部插手工程項目出現的廉政風險。
作為一河相隔的近鄰，深圳積極向香港取經，2002年成立國內第一個建築工務署，對除公路、水務以外的所有政府工程，實行統一設計、統一招投標、統一施工監管、統一竣工驗收。這大大降低了政府投資工程建設中的腐敗率。此後，全國多地出現了類似於工務署的代建機構。
“深圳一系列改革創新給了全國各地區以啟示，即使有的改革還不成熟。”四川一名紀檢幹部表示。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作為經濟特區最為成功的代表，深圳不僅在經濟上，而且也毫無疑問成為中國各項改革的先鋒和試驗田之一。
前不久，胡錦濤總書記在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慶祝大會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提出，深圳要“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幹擾所惑”，今後的改革發展要“順應人民新期待”。
有評論指出，這無疑是對深圳特區未來的改革的信心宣示和明確方向，改革尖兵，應該更向深處行。“深水區的改革必須解決的兩個關鍵問題，一是權力的高度集中，一是制度監督，而這正是中國反腐敗鬥爭的最終取勝之道。”
改革就是對既得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剝離，一帆風順只存在於理想狀態。某種意義上，遇到的阻力越大，可能越能凸顯改革的價值。
反腐步入深水區
■文/本刊記者 王春 邱祥吉
砍審批，越到後面骨頭越難啃
“有的腐敗是在審批過程‘審出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經尖銳地指出。
2009年初，廣東啟動了第4輪行政審批事項削減。此前進行了3輪行政審批削減後廣東省級行政審批事項仍有1064項，之後又增加了114項。
“相對於前3輪，第4輪削減的難度大大增加，越往後，可削減的項目越少，無關痛癢的、涉及利益小的事項已經削減，剩下的往往是‘難啃的骨頭’。”廣東省紀委監察綜合室相關負責人說。
記者提出一個問題，“廣東是經濟發達地區，不缺錢，改革是不是要比別的地方容易得多？”
“其實不然。清理的過程很艱苦。有時為了一個項目的清理，省審改辦與有關部門的來往函件多達6個回合，而個別部門甚至‘掘地三尺’找來多年前的部門規章依據，作為種種不能砍的理由。”參與這場政府“自我革命”的相關人士說。
一內部人士告訴記者，“錢沒有嫌多的。”並且，除了審批權與利益直接聯繫外，行政審批的收費並不都納入財政，有的還成了單位“小金庫”的重要來源。最近的一則新聞是去年至今廣東檢查發現小金庫399個，涉及金額1.75億元，這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改革阻力之所在。
2009年底，廣東省政府決定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目錄為595項，這是1999年前廣東省行政審批事項的1/5。
“大幅度削減行政審批事項，可以為經濟發展掃清障礙，從源頭防止‘審出來的腐敗’。”一名反腐敗研究學者說。
審批事項少了，沒有利益了，行政效能又如何保證？
2004年，深圳市在全國率先建成了行政審批電子監察系統，用“電子眼”監察工作人員的舉動。2007年，廣東省直機關和全省21個地市完成了行政審批電子監察系統。
“機器是最可信的。” 廣東省紀委效能監察室副主任賴曉華介紹，某市工商局辦證大廳窗口一辦事人員企圖越權跳過必經審核程序快速為朋友辦理營業執照的行為，就在第一時間被電子監察系統識別並受到“黃牌”警告。
來深圳創辦公司已經19年的張先生告訴記者，“現在我只需要每年及時交稅，平時幾乎不會應付政府職能部門來搞所謂的檢查，我的精力全部放在企業的發展上。企業的年檢都通過網上進行，和政府部門的人不見面。就是向政府申請企業創新基金也通過網上申報，如果有人想私下‘勾兌’政府工作人員是很難的，因為你打電話去約人，接電話的人只負責接收資料，沒有決定權。”
當然，這樣的改革並非一凡風順，阻力隨之而來。有的部門認為電子監察系統“侵犯”了自己的權力而不把行政審批的數據錄入網上系統，這樣電子監察系統就無法對其進行準確監察。
陽光財政的尷尬
財政資金如何分配？納稅人的錢用到哪里去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在外人的眼里顯得那麼諱莫如深。處於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曾經也不例外。
2008年5月，政府信息條例公開後，深圳市率先向市民公開財政預算；2009年，廣州市率先把114個市級部門的賬本掛到網上，從而在全國引起轟動。但透明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尷尬。廣州財政局在“曬賬本”之後，其中9個機關幼兒園年補貼高達6000萬元，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廣州財政局被迫對此進行回應，結果仍未平息議論。於是到了今年，“曬賬本”再無下文。
同樣的難題也出在深圳。
吳君亮是推動財政預算公開的志願者團體中的成員之一，他曾在2008年5月與另外兩人一起率先到深圳市財政局查詢財政預算。
“第一次去比較順利，因為當時正值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出台，但沒上網公開，只能拍照，不能複印；可第二年去深圳市財政局查詢財政預算就沒那麼順利了，他們就顯得不那麼痛快。”祖籍重慶的吳君亮告訴記者。
“按照傳統思維的慣性，要讓財政部門痛快地公開財政預算，不會那麼容易的。”廣東省內一名熟悉內情的政府工作人員說。
這樣的說法似乎並非空穴來風。某省一名政府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他們曾經向廣東省有關部門咨詢廣東公務員的津補貼數額，但卻得不到書面的準確數字。而記者曾通過有關方面試圖採訪廣東財政廳，但對方有關人士均以“忙，沒時間”為由婉拒。
雖然向社會全公開的步伐受阻，但透明財政、“陽光”政務的理念已不可遏止。這次，廣東轉戰“權力場”。2010年6月，廣東省財政廳內各部門對本部門所有權力事項和現有的各項工作規則進行全面梳理後，在其門戶網站上掛出“權力運行流程圖”。這樣的舉措再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讓民眾來監督政府，是對行政權力最大程度的制約，也符合現代政治的理念。只有程序透明，並嚴格按此執行，民眾才能認可你的工作。”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劉昆說。
公開“權力運行流程圖”，這是廣東從體制機制上有效消除財政分配中的“暗箱操作”、“權力尋租”和“灰色地帶”，遏止“花出來的腐敗”的舉措之一。
僅2009年廣東財政收入就達到9052億元，占全國財政收入的近1/7，地方一般預算收入高達3649億元，巨額資金也伴隨著監管難度大分配不公平的問題。
2009年，廣東省首創“競爭性財政分配政策”：哪個地方項目好，資金使用規劃得合理，就把這筆錢批給他。競爭的“遊戲規則”全部公開， 並從專家庫中隨機抽選專家對項目進行評分。通過實施競爭機制，2009年，廣東分配重點產業園區建設、農業、水利、勞動力轉移扶持資金近85億元。廣東某市一名官員說：“這樣的財政資金分配方式透明，科學，讓人服氣。”
廣東還建立了“實時在線財政預算監督系統”。該系統實現了省財政與省人大、審計部門之間的信息網絡聯通。人大和審計可以隨時盯住財政資金的流向，約束部門花錢的隨意性。
中山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張緊跟副教授認為，廣東的政務公開走在全國的前列，只有實行了陽光政治，社會監督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但他同時也指出，廣東目前做的大多還只是技術性的，需要在反腐制度上進行根本性突破，才能徹底解決讓人感到困惑的腐敗問題。
工程建設反腐的“廣東模式”
工程建設領域腐敗是當前各地反腐敗的重點和難點。從已經查處的案件來看，廣東也不例外。痛定思痛之下，廣東著力探索一條“異體監督、分權制約”之路，代表作就是代建制。
2007年，廣東在全國率先成立首個專業的管理機構——代建局，直屬於省政府。
從此，廣東各廳局不再擁有對非經營性工程的建設權，而是交給代建局統一向社會公開招標代建單位，由代建單位實施建設。這將過去工程的“投資、建設、管理、使用”一體化模式逐漸分離，隔離了工程建設中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關聯。該模式被稱為“廣東模式”。
為何要成立代建局？按廣東人的說法就是，原有模式“跑冒滴漏”，迫不得已。
廣東省紀委一名幹部透露，某廳局建設演藝中心，先用政府撥付的資金給職工建起了宿舍，而演藝中心十幾年來還未動工；廣東省某醫院在建設辦公大樓時，立項金額為兩億元，但到結算時，耗資4億元。
據悉，對於這些項目，業界有個人人皆知的“辦事流程”：先以小報大去立項，按照規劃明明是1億元的支出，在申請報賬的時候只報5千萬元，項目確定後，再按1億元的支出去設計。相關人士分析，建設單位、管理單位和使用單位是同一家， 這直接造成工程的“三超”現象：超標準、超規模、超投資。“這樣一來，建設的所謂‘可行性報告’就變成了‘可批性報告’。”廣東省代建局項目管理局局長段海金指出。
廣東省紀委監察廳派駐省代建局監察專員、紀檢組長王廣見表示，修建工程的廳局有一個觀念：政府批的錢就是我們的錢，錢不夠了政府肯定會填窟窿。資金超標，政府不給施工方錢不行。資金鏈斷裂，形成爛尾樓，更加難堪，政府又只能“被迫”支付。
而代建制模式則是，代建單位和使用單位沒有任何利益關係，因為工程款是由財政機關撥付，完全不受使用單位幹涉。對代建單位的要求也很明確，誰代建誰負責，如果出現“三超”現象，代建單位將負責全部責任風險。
“代建制隔開了使用單位與包工頭的距離，形成了‘隔離牆’。代建局沒有立項、審批、撥付資金的權力，也就減少了權力尋租的機會。這不光是投資體制的改革，更是防腐體制的改革。”王廣見表示。
本刊記者在採訪中，不少廳局領導也表示，把工程建設交出去，再也沒有上面批的條子、包工頭的電話，“代建制是對幹部有力的保護”。
現在，廣東省21個地級以上市中有18個市已開展代建制或相關試點工作，14個市已成立代建管理機構。
不過廣東一些官員指出，代建制並不能完全解決工程建設中的腐敗問題，還需要更多相關政策措施和配套制度才行。
“我們在欣喜時有隱憂。”多名代建局幹部表示，代建制改變了政府投資中的利益格局，阻斷了一些人發財的機會，因此制度在實施時受到了部分地區和部門的阻撓；同時上位法改進滯後，代建局不具備法人資格，與代建局簽訂合同的代建單位有時得不到相關部門認可，在辦理財政撥款、工程建設的多項手續時遇阻，影響了項目報建和工程工期。“這一制度仍在完善中，仍需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