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遥远：期待巨富们穿过天堂的针眼之门

期待巨富们穿过天堂的针眼之门
郎遥远
“你捐了么？”已成汶川震灾后国人一句最流行的话语，心系灾民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爱国主义。灾区民众的危难，就是国家的危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民众爱心总动员，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竭尽所能。港澳台三地情系巴蜀，踊跃捐助。危难之际的相濡以沫，见证两岸四地同胞的骨肉真情。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让仁慈爱心成为世界一片美好绿洲。
震灾发生后，大陆企业纷纷解囊，更有不少企业捐出数千万巨资，成为感动国人的一幕。但通过媒体发布的捐款名单不难发现，大陆富豪的“爱心”与港台企业家们相比，差距太大。台湾企业家们纷纷向地震灾区大笔捐款，台塑集团捐赠了1亿元人民币，长荣集团紧随其后捐助1000万美元，富士康科技集团捐赠6000万元人民币。台湾企业和个人总共捐款总额已超6亿元人民币，而大陆富豪榜十强的赈灾捐款总数只有3250万人民币。香港同胞为震灾捐善款近10亿元， 邵逸夫先生捐款1亿属最多，著名爱国人士郑家纯先生为灾区捐5000万元。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所有富豪中，捐助超过2000万元的一个也没有。
大陆民众心目中的财富偶像，在特大震灾面前出手小气，令人失望。身价逾千亿的大陆女首富杨惠妍及其所有的碧桂园合计捐助1300万元；去年销售收入超过523亿元的万科地产，捐款220万元；房地产大亨潘石屹其名下SOHO中国捐款200万元；缔造中国新经济神话的阿里巴巴主席马云捐款200万元；创造“星河湾神话”的广东地产大鳄黄文仔捐款 200万元；地产界与IT界双料明星、今典集团总裁张宝全捐款230万元；屡屡出语惊人的“地产教父”任志强尚不见动静；在地产界咤叱风云的“地产革命家”冯仑尚不见踪影。
在这次赈灾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工业企业家比房地产商更慷慨。海尔联想等国内几十家著名制造企业捐助都在千万元以上，而房地产企业捐助千万的屈指可数。以我老家浙江为例，截止今天，总捐助额已破6亿元人民币，献血满库，每天仍在不断递增中。捐款超千万元的工业企业有10家，房地产企业2家；超百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87家；房地产企业3家。大部分房地产企业捐助在一二十万元。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今天天涯社区发帖照片中，竟有一家广东惠州房产公司拿着一块硕大的牌子，上面写着该公司“抗震救灾捐款一千元”。真不知是在做房产广告，还是在抗震救灾。
台湾《联合报》称，大陆富豪和地产商们因为赈灾不积极，已经受到大陆舆论批评和指责，形象跌至谷底。很多大陆网民在看到地产商的捐款数目后，痛骂赚取暴利的房地产商是“为富不仁”、“冷血”、“奸商”、“吸血鬼”、“丑陋的地产商”。
房地产商赈灾之所以受到国人关注，是因为他们一直是中国富豪阶层的代名词，并且他们比任何工业企业都暴利，也都更容易谋利。在很多有识之士看来，房地产是中国官僚腐败的温床，房地产大亨们也往往容易与权贵资本主义沆瀣一气。不管哪个城市房地产项目的前期圈地，都让外界充满钱权交易的联想。而很多中国贪官的落马，正是一头栽在地产猫腻上。不论是出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拷问，还是出于普罗大众痛恨财富谋取的不公，抑或是不健康的仇富心理，房地产商赈灾自然成为被大众放在阳光下检视其企业道德的第一群体。大众对地产商赈灾有期待，有质疑，必属当然。
工业企业赈灾比房地产商慷慨，发人深思。我认为，是中国两种不同企业生存形态生发了两种企业家的不同人文精神。工业企业的产品品牌与市场占领，是长期努力的结果，需要企业家更前瞻的战略和更踏实的作风，更多体现对市场的拓展和对产品的技术创新；而房地产商根据中国国情把政府公关放在第一，产品品牌大都靠策划包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更多致力于把权力的物化和对楼盘的精巧推销。正因如此，工业企业家更务实，深知企业财富积累凝聚无数工人的智慧与汗水，因此推崇务实的社会责任；地产商更作秀，其滚雪球一样的财富折射着权贵资本主义的阴影，因此更热衷表面形式的哗众取宠。
此次赈灾，正是例证。在灾难面前，那些所谓“地产思想家”，一语不发，一事无为；那些平时出手大方的地产大亨，变得异常吝啬。究其根源，那些地产商平时的慈善行为，只是一种高超的企业形象公关和个人作秀宣传罢了。因为平时捐一千万元是大新闻；而在震灾之中，一千万仅仅是一个普通数字。与其普通，不如更普通，正好省点钱，换另一个场合风风光光地再捐。那些地产商们做慈善，要的不是人间大爱，而只是这种风风光光。他们的慈善本身就是一种自私的愉悦，不是善行，他们捐出所攫取财富的一点点，目的都是一个，就是体验那种高高在上的恩赐感，而不是真正的大悲大爱。
也许有人反驳或批判我的观点，认为慈善是一种自愿行为，不可苛求，捐一分与捐千万都是一样功德；或如万科王石董事长所言：“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
王石先生的博客在网上已经遭到网友的普遍炮轰，我不再质疑；万科集团捐款两百万是否寒酸、抠门，我也无权评判。王石先生是中国地产界有思想、有个性、有作为的旗帜人物，我只想与王石先生探讨三个问题。
问题一、公益是万科的核心价值观吗？
打开万科网站，“和谐社区文化”、“万科质量文化”、“万科阳光照亮文化”、“万科青春文化”，扑面而来，目不暇接。这些文化代表了什么呢？王石先生写了一本书：《道路与梦想》，在很多城市签售得不亦乐乎。这本书高屋建瓴地给这些文化做了提炼：“做企业如同做人” ！企业家是企业的人格化。可万科在特大灾难前，只捐区区两百万，王石先生以什么人格感召员工呢？
王石先生说：“万科捐出200万是合适的。”这一想法，我想潘石屹、任志强、黄文仔等响当当的地产大爷们也肯定赞同，因为他们赈灾金额基本一样。我不知道王石的“合适”是怎样感觉出来的。网民的强烈批评与台湾媒体的负面报道，已经让有良知的国人深感“不合适”了。
在这场国难面前，上到政府，下到乞丐，无不表现出了几十年未见的坚强和团结。可以说，这场灾难把国人的爱国热情唤醒，把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再次凝聚。然而，在这样一个万众齐心时刻，王石先生抛出的“灾难常态论”、“慈善负担论”和“员工十元论”，实在让人心寒到了极点。 捐款多少，无可厚非。毕竟，都是对灾区人民的一片心。只是，王石兄啊，如果一个人丑，他没有罪，谁让基因遗传不好呢；长得丑出来吓人也不是罪，世界是矛盾存在的，没有丑哪来的美；但是如果长得丑出来吓人，还要参加选美妄图称冠就是有点不知羞耻为何物了。万科捐了200万在大企业捐款中确实丑了点，但毕竟是董事会决议，不是一个人所能左右的；200万拿出来引出了少数网民的质疑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是极个别的企业集团捐的太漂亮而已，没人会比较这些太久的，毕竟大多数灾民还是怀着感恩的心对待每一笔捐赠的；但是，如果一个堂堂年利润几十个亿的地产魁首，在捐赠了一笔不太拿得出手的钱之后，还要贬低讽刺那些大额捐款的企业滥用股民的钱，还要把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天灾说成常态，还要限制自己的员工捐款数额以减少负担的话，除了冷漠、无情、羞耻外，我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字眼来形容！
我更想说的是，万科作为中国地产界的一面旗帜，在国难面前，所展示的不仅仅是企业的慈善责任，还要树立起行业领袖的道德榜样。常态下的慈善是一种品德；国难下的慈善是一种责任。网民们谴责王石，不只是挑剔其捐款金额，而是谴责其200万捐款背后的万科对国家与社会不尽责任！国难当前，万科应该振臂一呼，做出榜样，“向我看齐”，发挥地产领袖的影响力。王石有勇气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为何没有勇气去攀登抗震救灾的道义高峰？我可以告诉王石的是，在人民心中，攀登一万次珠穆朗玛，不如登临一次道义的泰山。
问题二、爱心可以限额吗？
王石先生对万科普通员工慈善捐款限额十元，中国首创，世界无双。我不知道王石先生此举是对员工合法收入的保护呢？还是万科员工的工资不高，一捐就没钱吃饭？员工捐款不仅仅是公司行为，更是一个公民行为。作为公民捐助自己的合法收入，应该完全自由。不知王石先生有何权力剥夺或限制员工的慈善权？
我做独立董事的地产公司实力不及万科的百分之一，但我们员工在震灾发生后第二天就自愿捐款，最少的捐五十元，更多的捐几百元，甚至有把整个月工资捐了的，120个员工捐了13.6万元。员工们都认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宁可省吃节用也要尽份爱心。公司董事长、著名浙商陈学军先生对员工义举极为赞赏，并捐助了一笔超过王石先生的赈灾款。陈学军认为，慈善是一种责任，在赈灾面前，任何一丝商业企图都是丑陋的。我不知道，同为房企，员工心态就差别那么大吗？不是的，乃是王石先生一直把慈善作为形式和手段的必然，觉得员工捐了十元，表了心意即可。王石先生可曾想过，万科员工中不乏很多充满大爱的人，慈善限额是对万科员工道德境界的蔑视。
问题三、亿万家产要留给谁？
个人发财致富后捐赠一部分财产于公益事业，古已有之，中外皆然。“为富而仁”，“乐善好施”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万科也一直重视慈善事业，王石先生曾把广告代言的几百万收入捐赠给希望工程，值得钦敬。但应当指出，王石捐助社会的，只是其获取社会财富的极小极小部分。虽然万科资产不等于王石个人财富，但王石的财富观一定决定万科如何履行社会责任。不知中国地产风云人物王石，在爬山冲浪之余，有否想过亿万家产要留给谁？
著名学者资中筠在《财富的归宿》中说：“花钱和赚钱一样，需要高超的智慧与技术。个人财富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归根结底应用于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 西谚有云：富人进天堂犹如骆驼穿针眼，难道财富只能是一种罪恶，而不能成为升往天堂的台阶吗？
当今中国像20世纪的美国那样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亿万富翁。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化迈开大步，私人财富急遽增长而且高度集中，出现了著名工业巨子和许多地产大亨。这些人财源滚滚，其个人名下的财富如雪球般加速膨胀。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就产生了大财团。他们与官僚结合就滋生了权贵资本主义。顺其自然发展下去，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就会非常严重。
雄厚的剩余资产对于形成一种影响全社会的、有独特意义的事物是必要的物质基础。一个自尊自爱、过健康生活的人，只要不吸毒，不狂赌，个人花费总是有限的。亿万富翁们即使盛行消费主义，购置多处豪宅，比起他们名下的几十亿乃至几百亿资产，仍是九牛一毛。为什么中国富豪如此守财，国难当前也如此“葛朗台”呢？我想，原因不外乎五个方面：
一是信仰使然：中国人大多不信宗教，不象美国一样有基督教教义给予的根深蒂固的信仰。美国富人们大多相信，他之所以能成功致富，是上帝给了他智慧、本事和机遇，所以他对上帝要有一个交待，他应帮助那些不那么幸运的穷兄弟，并对社会有所贡献来报答上帝。上帝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所以必须回报社会。而中国人大多认为自己成功致富是凭运气靠本事，所以发财后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捐建庙宇，烧香还愿，祈求吉祥好运。
二是文化使然：美国人把慈善作为核心价值观之一，崇尚志愿精神和社区观念。从传统上对政府较少信任，同时也较少依赖心。这样形成一种观念，志愿服务于社团，包括公益捐赠，是一种公民义务，而不是恩赐。美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参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义务工作不计其数。这已是寻常事，不需要“学雷锋”的口号。而中国东方社会的传统是遇到困难或老弱病残依靠家族和亲友照顾，挣钱是为子孙后代积累家产，买房置业。所以地产大亨一直“春风得意”的根源，其实在此。
三是环境使然：中国市场经济有待完善，经济环境不很稳定，富豪对坐拥的亿万家产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安全感，生怕犹如牟其中一夜富翁一夜穷；
四是制度使然：中国公益事业体制和机制有待健全，平时各类募捐踩破门槛，让著名企业苦不堪言，造成企业家对慈善事业产生应付心态；募捐财物在中间环节被侵吞的丑事时有发生，也挫伤企业家的慈善热情；
五是品格使然：中国的富豪们由于大都是“土生土长”，并且具有浓厚的“乡土味”，因此他们往往将一夜暴富所得到的巨资，随意投资或者大肆消费，反过来，社会急需的公益基金业却处于“嗷嗷待哺”状态。这种明显的反差，表明当今日益膨胀的私人财富，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社会和谐发展的“归宿”。每次举办慈善捐助活动而许多巨富“缺席”，乃因为他们的慈善意识和捐助意愿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发自内心的公益理念和精神。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过去的精英理想。21世纪的今天，“公益”这个极具普世价值的词汇，应当与财富、社会风气、公众观念、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自助互帮等融合在一起，成为了社会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的象征，成为中国当代的精英思想。所以公益事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捐款济贫、发展教育或者是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能树立慈善公益的社会价值观，引领公平正义、互助友爱的社会风气，提高我们全民的道德水平，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散财”不仅是一种慷慨助人的举动，更重要的是彰显自身的荣耀感。这也正是我讨教于王石先生及巨富们的用心所在。
“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华人慈善魁首、百龄巨擘邵逸夫的这句名言，应成为当下中国地产大亨们的道德座右铭。在中国大陆，随处都可以看到一幢幢雄伟挺拔的“逸夫中学”、“逸夫教学楼”、“逸夫游泳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向中国内地慈善捐资，光捐资办学一项总额已达二十五亿元人民币，如果加上历年来扶贫救灾等各项捐款，总共向内地捐款将近四十亿元人民币，香港邵逸夫先生堪称华人慈善家第一人。今天看到网上公布四川地震慈善捐款风云榜，邵逸夫先生位列榜首。邵逸夫慈善事业堪称是华人楷模，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成为全人类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地产大亨们都很有个性，很能搏媒体头条，但媒体头条一翻即过。我想如果他们能象邵逸夫先生一样热爱慈善，那一定会永远成为国人心目中的头条。
地产大亨们都很有思想，常发惊人言论以搏国人喝彩，但哗众之言，倏尔而逝。我想如果他们能够记住美国的“公益之父”安德鲁·卡内基临死赠言，给四川震灾更多的捐助，长此以往，站在巨富应尽的道义高地，就一定能赢得人民和历史的喝彩。
那就是：“在巨富中死者，是一种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