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艾滋”更弱势的群体：变性无“法”

美国老牌奥斯卡影星、歌手雪儿(Cher)的女儿切丝提蒂·波诺(Chastity Bono)，去年宣布成功接受变性手术成为“真男人”并改名为查兹·波诺(Chaz Bono)
一位大一男生公开坦言心声：“不爱男装爱女装”
变性人权 谁能说清楚？
■记者调查：一个比“艾滋”更弱势的群体
■专家呼吁：家人同意应成“变性”铁律
■业内人士：该用法律审视“变性”市场
几天前，各大媒体披露了东北大一男生孙某求助社会、欲做“变性”手术的消息；一时间，从学院到其父母、再到社会各界，人们对其怪异的行为给予很多的非议。
据统计，我国约有5万左右的人想使自己“变性”。
在他们出演一幕幕“蝶蛹蜕变”的背后，很多人忘记了反思这是否与其幼时家教不当有关，也不懂得该以科学的视角而非道德的眼光去审视，更忽视了我国的相关立法空缺，让他们在自然性别改变后社会性别迷失。
更现实的问题是，国内有多少具有资质的医院实体可以操持着神圣的手术刀？又有多少操刀的医生具有合格资质？
一个大一男生的心声
■”不爱男装爱女装”
11月1日，各大媒体先后披露了东北某高校大一男生孙某，因患“易性癖”疾病欲做变性手术的消息。
当地记者在校园看到他如此打扮：身高1.74米的他身着一身黑色女士运动装，扎着红色围巾，脚穿一双灰白色长靴，脸上打了粉底，涂着眼影、口红。“我从心底里排斥男性身份，不喜欢男人偏爱的东西，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个女人。”孙如是说。他不喜欢用父母起的很男性化的名字，又重新给自己另起了个名。对于自己的行为，孙某咨询过心理医生，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易性癖。对于自己患上异性癖的原因，孙某说，可能与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1987年，孙某出生在长春某县级市，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四五岁的时候，他住在姥姥家，与他一起玩耍的孩子有很多，但除了一个比他还小的男孩外，都是女孩。应该是从那时起，他就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女孩，往脸上擦胭脂，还让姥姥给他穿女孩的花衣服。
父母发现了这个苗头，想要纠正，但孙某很固执。姥姥说不碍事，大一点儿就改过来了。上小学后，虽然他不穿女孩子的衣服，但只喜欢玩跳皮筋这类的女生游戏，不喜欢和男同学一起玩。同学们给他起外号，他天天哭。老师也接受不了他的想法，就让父母劝，可一直没有用。随着孙某越大，想当女生的想法越强烈。
上初三的时候，孙某对初二的男生小宇(化名)有了好感，他自己明白，这种好感不是朋友之间的友情，而是一种恋人般的好感。为了和小宇在一起，孙某留了级，两个人在一起处了两年——孙某后来一直觉得，这是他的初恋。伴随这场初恋的，是近两年的风言风语，孙某咬牙挺过。
初中毕业后，小宇考上了高中，孙某的成绩不好，父母希望他读职业中专。有美术特长的孙某为了小宇，考上了这所高中的艺术特长班。
上高中以后，孙某又开始了女性化的打扮，可是他与小宇的感情并未因越来越像女孩子而升温。那时候，孙某的身体偏胖(85公斤)，两个人的见面次数少了，感情也淡了。
高三的时候，孙某又认识了一个从四川来的很会跳舞的男孩。与孙某处了一段时间后，对方提出了分手。2007年，孙某第一次参加高考，考入了长春市一家专科学校。
■向40名同学坦言：向往女性
“我到底是什么状况，是同性恋吗？”孙某迷惘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咨询了多家心理医院后，他终于知道，自己患上了易性癖。虽然知道这是一种病态，但孙某仍然无法克制自己想成为女性的想法，也听不得父母的劝阻。为了让自己更漂亮，已经瘦到65公斤的他，在三个月里又饿瘦到了48公斤。
在长春上了一年学之后，孙某认识了在另一所高校即将毕业的一名男生。两个人感情很好，那名男生毕业后去了北京，孙某为了“爱情”，也追到了北京，进入一所民营传媒类学校学习播音与编导。为了避免父母反对，他说到北京学习是为了有更好的发展。2008年年底，那名男生提出了分手，他说可以保持感情，但毕竟孙某不是真正的女人，两人不可能结婚。孙某回家告诉父母，自己想做变性手术。
这种想法把父母吓了一跳，气头上的母亲说，如果孙某真敢去做变性手术，她就要和他同归于尽。母亲的话让孙某害怕了，他违心地答应母亲重新考大学。今年夏天，孙某参加了高考，考入四平某高校的传媒专业。入校后，孙某心中想变成女性的想法又抑制不住了。在班级迎新生活动自我介绍时，孙某站到讲台上，坦白了自己的内心。他告诉自己的40名同学，自己虽然是男生，但他内心向往成为女性，如果今后他穿着女装并且化妆，希望同学们理解他，不要感到诧异。
随后，孙某真的开始穿起了女装，很快成为学校里的一道“风景”。他穿着高跟鞋进出男生宿舍，宿舍管理员以为他是女生，拦了他好几次。孙某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有一家整形医院为他免费做变性手术。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不了，他也希望学校、老师能够最大限度地理解他的行为，让他顺利完成学业。他更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理解自己、支持自己。
孙某的一名同学说，孙的行为在学校内虽然有些另类，但为人坦诚，大家愿意与他交往，并不把他当怪物。孙某愿意当女人是他的自由，他有权利选择，很多同学都支持他，希望其他人也能支持他。与孙某同寝室的几名男生，对于孙某不肯过多评价，他们的想法是不支持也不反对，但希望他别穿高跟鞋、别戴假发。
不过，这样的行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孙某说，学院的领导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以后尽量不要穿女性的服装，因为这已经影响到了系里甚至院里的形象。
38岁男子无奈病扰“自残”
据《重庆晚报》报道，不久前的一天晚上11时30分左右，一名外地男子裤子上满是血迹地走进市急救中心，值班医生吓了一大跳，一问才发现，此人刚在医院大门外自残——剪掉了自己的阴囊和阴茎。
此人名叫郭希康，河北省青县人，今年38岁，已婚，有一个14岁的女儿。晚11点10分左右，他来到市急救中心旁街心花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术剪、酒精放在树下的石头上，趁四下无人，脱掉裤子，嘴里咬着毛巾，拿着手术剪自残。自残后的郭希康忍着疼痛，自行走进了急救中心急诊室求医。
医生立即将他送进手术室，进行清创和伤口愈合手术。郭剪下来的部分已经无法找到，医生称，即使找到，再植也很困难。现在，医生最担心的是郭希康的伤口感染，会有生命危险。
郭希康告诉记者，自己16岁那年发现，同龄男孩都开始有了明显的男性特征——喉结，而自己却没有，更让他感到恐怖的是，自己的前胸开始“发育”微微突起。家人也发现了郭希康身体上的异常，但碍于面子，父母没带郭希康去看医生。渐渐地，他有了变性的念头，虽然他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女儿，但变性的念头越来越强。由于种种原因，他没去医院，而是自己动手，并选在医院附近，以便到医院求医。
“我受了点伤，在医院。”郭希康鼓足了勇气，拨通了家中的电话。电话中，郭希康将自己的事对女儿很含蓄地说了，电话那头，已经懂事的女儿泣不成声。最后，郭希康将事实向父母和女儿全盘托出。沉默良久，女儿对父亲说：“过年的时候回家吧，我们很想你。”父母虽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也希望在外漂泊多年的儿子回家。
打完电话，郭希康说，等伤养好了就尽快回去。医生分析，郭的身体呈两性特征，可能是先天染色体异常或者是患了某种疾病。在急救中心看到郭希康时，他躺在病床上，忧郁的表情显得十分孤独。38岁的他留着齐耳短发，皮肤非常白皙，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
郭希康称，他初中毕业后没有再读书，到县里的造纸厂当了一名工人。1990年，郭希康的表哥娶了到河北省青县打工的重庆忠县姑娘为妻，表嫂又将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郭希康。1992年结婚一年后，郭希康有了自己的女儿，但变性的想法在他脑中根深蒂固。1996年，妻子提出离婚，并回到了重庆。婚姻的打击让郭希康变性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即使不能变性，也要过像女人一样的生活。”带着这样的憧憬，郭希康离开老家来到广州，并开始留长发。
2004年2月郭希康来到重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南纪门药材市场买了一把手术剪。郭希康在重庆居无定所，到处打工。这几年他十分节约，存下了三万余元的手术费。变性手术需家人同意签字，他又不愿意告诉家人，在几家医院都遭拒绝后，郭有了自残的想法。
郭希康接受《新闻面对面》采访时这样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你想变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郭：女性有一些特权。在家，姐姐不需要干重活，而我要。每次父母都以“姐姐是女孩，早晚要嫁人，你是男孩该干”的理由来回答我，我很生气。
记者：四年前就买好了手术剪，为什么现在才自残？
郭：以前有很多顾虑，现在我38岁了，活了大半辈子，不怕了。
记者：今后有什么打算？
郭：目前就想回家。我很想我的女儿，她马上读初三了，成绩非常好。
记者：动手前，你想的是什么？
郭：想我的女儿，想我的父母，想他们能不能接受我的举动。
16年前北京名医的一对“试验品”
那还是记者初涉新闻行当不久的事情，16年过去了，记者脑海中的那一幕至今仍没有褪去……
1994年，记者所在的“青年周末”与海淀区卫生局联手，共同策划对当时猖獗一时的假医假药现象明察暗访，以期在摸清脉络后将这些误人性命的江湖骗子“一网打尽”。
在走访海淀卫生局时，医务科的一位女同志正在为一起医疗事故投诉案件头疼。事件涉及两个20岁上下的“男”女青年。两位主人公的悲情命运引起了科长的高度重视。比对着案件卷宗材料，记者在工作人员的诉说中得知了她们令人扼腕的遭遇。
原来这本是一对女孩。其中一个有“易性”倾向，在二人关系中担当“男朋友”角色。随着两人感情日益升温，那个“男朋友”突然越来越不能容忍自己的女性身体。她决绝地想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不光有男性的心理，还要有男性的身体。
一对恋人在反复商量之后上路了。她们得知在北京某家医院，一位医生在变性手术上负有盛名、享誉业界。为了早日如愿，她们每天去求那个医生，据说在奉上了一条金项链后，她们终于住进了医院。医生告知她们，手术要分几个步骤，术后她们就可以过上幸福的两性生活了。
变性手术终于如期进行了。令她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伴随她们的将是一生挥之不去的身心具焚的双重痛苦。
术后，不知何故在原有的女性生殖区造成了高度腐烂，久不愈合的伤口无论怎样消炎抗感染就是不奏效，越溃烂越厉害的创面终于无法再做任何修补手术。男人做不成了。更为严重的是：再想回复女儿身也不行了。手术已经把原有女性生殖器官完全清除了。
医生的解释是人与人的个体差异使然，她的身体机制可能有问题；术后感染也是不可避免的并发症；当然也就不构成医疗事故。如是，损害赔偿不可能了，更不要说有精神损害赔偿了。
她们向该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局投诉。该局工作人员向有关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是：当时，这种女变男手术还未进入成熟期(据说就是16年后的今天，医疗界还远未解决此类手术的低成功率问题)，一句话，她们当时被当作了“试验品”。她们不停地“上访”，卫生局成了她们唯一能倾诉的地方。倾听也成了卫生局工作人员唯一能给予她们的。她们这起医疗事故的肇事者，是一位业界高手、正宗名医。变性手术在当时完全无法可依，术后感染完全是正常的逃避责任的“借口”。既然法律是空白，你就无法证明医生在该项医术尚不成熟时，仓促地、不负责任地把病人“过早”地推向手术台。
在反反复复地调解协商后，医院和医生给了她们一笔少得可怜的补偿。“小伴侣”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不久就分手了。那个深爱女孩子的“男孩子”说，她不想在自己被毁了后再毁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