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领袖——陈独秀

中国历史人物：最有风骨的领袖——陈独秀
历史思辨 2010-07-27 09:24:14 阅读515 评论3   字号：大中小
陈独秀（1879~1942年），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在中国近代史上，陈独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然而，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而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帽子。在很长的时期里，无论是中共党史教科书还是大、中、小学的历史课本，陈独秀都是一个反面人物。
我们暂且不论革命战争年代复杂斗争的是是非非，但作为一个书生革命家，陈独秀的身上更多体现了学者、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的崇高和伟大。燃烧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来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这是思想家对社会的奉献。马克思曾经说过，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陈独秀的一生正是一个传统历史上的思想家经受的苦难一生。斯人已逝，我们如果再让思想家的灵魂受苦受难，就不止是对陈独秀个人的不尊重，而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陈独秀最值得称道的应该是他一贯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1897年，18岁的陈独秀就以饱蘸爱国热情的笔墨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目前发掘到《扬子江形势论略》，这是迄今所见陈独秀最早的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7000余字，从国防战略的高度，阐述了他对加强长江沿线防务重要性的观点。这是一篇充满了爱国热忱的论文。文章指出：“近时敌酣卧榻，谋堕神洲，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要求清政府能够意识到危机四伏的现状，加强长江海防，“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长江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亚之铁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一个18岁的书生能够就国防战略这样的大政方针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文中对长江水文及两岸的地情风貌，叙述详细，资料翔实，论证观点鲜明，条理清楚。由此可见，陈独秀从小就不是那种只会死背《四书》《五经》的书呆子，而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热血青年!
1903年5月17日，陈独秀从日本回到安庆，即发起成立了安徽爱国会。并召集安徽爱国人士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拒俄大会。陈独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愤于中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为了开启民智，启发国人的爱国心和自觉心，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据汪原放回忆，陈独秀当时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到位于芜湖中长街的科学图书社，汪孟邹对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陈独秀听后很平淡地说：“就吃两顿稀粥好。”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陈独秀却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在客厅里书写了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陈独秀的爱国可以说是他一生贯穿始终的情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独秀一走出了国民党监狱，即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为了同仇敌忾，陈独秀毅然表示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他深明大义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本来陈独秀出狱后，有人邀请他去美国或香港，可以远离抗日的炮火，避免逃难之苦，但陈独秀却拒绝了这种好意，他说：“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区。”他还对记者说：“现在的抗战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从南京到武汉，又从武汉到重庆，陈独秀一路上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到大学去演讲，给各家报纸写抗日文章。1937年8月23日《大公报》发表《短评》说：“我们欢迎这位老战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陈独秀没有辜负这种期望，以年老体弱之躯，积极为抗战当吹鼓手，赢得了社会各界对他的尊敬。更为可贵的是，陈独秀摆脱了党派利益的约束，站到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来；他严厉批判托派的“教派精神”和关门主义，要求“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
陈独秀还是一个有风骨的知识分子，“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既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气魄，也体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高尚风格。陈独秀的个性耿直率真，胸无城府，许多朋友把陈独秀视为“畏友仲子”。陈独秀是个襟怀坦白的人，最讨厌搞阴谋诡计，他虽然跟人争论问题不留情面，但决不会在后面捅刀子，对于这点，瞿秋白和邓小平都做了肯定。鲁迅曾这样形象生动地描述了陈独秀的耿介品质：“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的体现，陈独秀还有其独特的对后代教育的方式。本来在陈延年、陈乔年上学时，陈独秀已经是很有社会声望的人物了，他完全可以让延年兄弟不仅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也可以在物质生活方面过的比较好。但是陈独秀没有优容他们，而是让他们自立。据潘赞化回忆，那时延年兄弟俩刚到上海，寄宿于《新青年》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夹，夏不张盖，日与工人同作工。当高君曼哭着求情要让延年、乔年回家吃住时，陈独秀却认为这是“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正是因为陈独秀这种注重砥砺意志、培养情操的教育，使延年、乔年无论体魄还是思想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很快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领导人。党的五大上，兄弟俩凭着自己的革命才能和优秀品质，都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
在对待世俗的荣华富贵上，陈独秀也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体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安于清贫的精神。比如在对待继承家产上，陈独秀作为叔父的嗣子，理当可以继承大笔家产，但是陈独秀却视之如蔽屣。陈独秀成为职业革命家后，仅靠中央机关的几十元补助生活，家庭经济十分紧张，但陈独秀从不轻易开口向人借钱。因为亚东图书馆有《独秀文存》的版税，加上经理汪孟邹是多年的挚交，所以每次家里实在困难时，陈独秀就到亚东来坐一坐，却不主动开口要钱。汪孟邹深知陈独秀的秉性，就主动问他：“拿一点钱罢?”陈独秀点一点头，拿走一元或二元。陈独秀不要家里那么大的产业，坚持过着贫寒的日子，亚东职员们深表敬佩，他们说：“他家里有钱哩!但是，他不管怎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1937年8月23日从南京监狱释放后，面对种种高官厚禄的拉拢诱惑，陈独秀均予以拒绝。甘心于过那种偏居陋巷，自己扫地自己烧饭的清苦生活。入川后，定居在江津，陈独秀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自己平时写文章的稿酬，以及北京大学同学会的捐助，常常入不敷出，生活十分拮据。即使这样，陈独秀也坚拒嗟来之食，尤其对一些来路不明的赠款，他都退回去。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无论是在思想的传播上，还是在组织的发起上，都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重大作用。在理论方面，陈独秀虽然没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对青年产生了灯塔的作用。当时还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说：“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这是陈独秀的自诩，也是历史对他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