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7:15:26
有惊无险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王进忠从副师长的位置上告别了为之奋斗一生的飞行事业,无可奈何地搬进了干休所。  他一辈子以飞机为伴,以白云为友,以蓝天作施展才干的舞台,曾经有过怎样的流金溢彩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生经历呀。  想当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是他王进忠驾驶伊尔-18飞机,冲出"战火纷飞"的武汉重镇,把毛泽东主席送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到南京、杭州、济南……历时60余天的专机飞行。虽然后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只是驾机从空中遥望载着毛泽东主席的专列在各地奔驰,然而,这也是多少同伴可望而不可及的呀。  飞行一辈子的王进忠,当然不仅仅只为毛泽东主席开过专机,他还执行过"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大元帅、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专机任务。不然,他在向我们讲述过去的那一幕幕时,也许因为经历带有传奇色彩的缘故,所以与平时稳健、沉静、朴实的形象判若两人。  有惊无险  刘亚楼如坐针毡。当飞机冲破云层,降落在跑道上时,他还心有余悸,从塔台飞跑向飞机,冲着刚下飞机的机长直喊:你怎么不颠他几下,吓唬吓唬他,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坐飞机。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飞行这一行本来就是冒险的事业,受着大自然的制约,意外的事情总是难免发生。如发动机停车,机上其他部件突然损坏、结冰、颠簸、遭遇雷电风暴等等突发情况,实不足为奇。  1956年初夏,毛泽东主席从广州经长沙、武汉回北京途中,不幸被雷雨云拦截,飞机改道绕行,延长空中续航时间30余分钟。这一突然变故可把中央、尤其是空军首长急坏了。亲临机场塔台坐镇指挥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如坐针毡。当飞机冲破云层,降落在跑道上时,他还心有余悸,从塔台飞跑向飞机,冲着刚下飞机的机长直喊:你怎么不颠他(指毛主席)几下,吓唬吓唬他,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坐飞机。  刘司令员话出有因。  乘飞机同飞行一样是需要冒险精神的,因为谁也不能排除事故的可能性。刘亚楼深知这种可能对于毛泽东主席也不例外。万一有个闪失,一架飞机的价值是有限的,可这个责任是空军司令承担得起的么!  这次有惊无险的航行,由于它的特殊性,引发了刘亚楼的"怪论",便很快传遍了飞行师上上下下的所有人员。到如今,仍有人绘声绘色地讲给下一代。事情的经过有些细枝末节的出入变化可以不予计较,但有人把这次飞行错记为毛泽东主席最后一次乘飞机,并有人以此写成文章发表在报刊杂志,就很有更正的必要了。这回,非但不是毛泽东主席最后一次乘飞机,相反,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坐飞机。以后他又多次坐飞机,航行时间达一百多个小时。
紧急命令(1)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待我们飞到王家墩机场上空时,下面的人急得恨不能把飞机拽下去。他们不间断地大声呼叫:"你们应该服从指挥,按原计划降落!"  毛泽东主席最后一次坐飞机是1967年7月21日,也就是震惊武汉、轰动全国的被故意制造的"7·20"事件的第二天。  这天凌晨,毛泽东主席秘密从汉口起飞,降落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也许正是这次特殊飞行背后的众多因素,促使毛主席紧接着进行了闻名全国的大视察,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遥想当年,各地红卫兵已是"四面出击"。军队还是相对稳定地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撼泰山易,撼解放军难"的著名论断,是在以后有人企图搞乱军队时才发表的。  1967年7月20日下午4时左右,我们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必须在30分钟内起飞!降落点--汉口王家墩机场。  在正常情况下,仅准备飞行航线、飞行资料、机组协同、了解天气等项工作,时间就不得少于两个小时。而这次从下达命令到起飞,只给了我们30分钟,大家都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和紧急。  经过简单的准备,我和副驾驶李万福带一个机组,李克修和副驾驶张学连带一个机组,拎着飞行图囊和简单的常备日用品,匆匆赶到机场。  停机坪上,5辆解放牌军用卡车静静地停靠在飞机前。车斗后面用国防绿帆布封闭得严严实实。我们打开机门,按分工对飞机进行各项检查。此时,车后的帆布被掀开一角,从上面走下一个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两个、三个……他们由一名分不清什么职务的指挥员率领,秩序井然地迅速蹬梯上了飞机。  伊尔-18飞机的满载人数是110名。我们按照命令的要求,在半小时内,满负荷起飞,运送中央警卫团的武装战士,直飞紧急中的汉口。  与我们隔城相望的东郊首都机场,18日刚刚从汉口返回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在战士们鱼贯登上机舱的时候,他的座机已经离地而去。周恩来总理不得不火速重赴汉口,去解燃眉之急。  3架伊尔-18成纵队前后跟着飞行。总理的座机为前锋,我为中路,李克修断后。  飞临河南信阳上空,我们接到北京的命令,令我们改降离汉口60多公里外的山坡机场。与此同时,我们与汉口的王家墩机场也沟通了联系,随即将改飞山坡机场的命令转告了王家墩机场。  毫无理由地突然改变计划,王家墩机场不能接受,他们仍旧命令我们降落在王家墩机场。我们如实告诉王家墩:"这是军委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  他们直接与北京挂通电话,要求明示改变计划的理由。北京方面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结果,北京坚持叫我们去山坡机场,王家墩则坚持执行原计划。  汉口的形势,犹如箭在弦上。  两派组织,"百万雄师"和"工总",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出面调停,为解决两派分歧,做了很大努力,但收效甚微。陈再道在北京向文革领导小组汇报武汉情况时,有意无意地指责江青到处煽风点火,才导致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结局,因此成为江青眼中必须拔掉的钉子。  当周恩来前往解围的座机飞临信阳时,江青、林彪一伙又谎报军情,编造了陈再道在汉口发动兵变,王家墩机场已被陈再道叛军占领的谎言。  当时,我们对这些内幕一无所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叫我们飞到哪里我们就飞到哪里,不折不扣。可两个命令同时要求我们去执行,到底执行哪一个?王家墩机场的态度如此坚决,又不无道理,而北京则是最高权力机关。最后,机组成员凑在一起集体研究,决定采取折中的办法:先飞到汉口王家墩机场上空,然后再改道去山坡机场降落。  待我们飞到王家墩机场上空时,下面的人急得恨不能把飞机拽下去。他们不间断地大声呼叫:"你们应该服从指挥,按原计划降落!"直到我们飞出汉口老远,王家墩机场还在不解地一遍遍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执行计划?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只好闷闷地同他们道声"再见",关上了通话机。  在山坡机场降落后,我们见到了在停机坪等候我们的周恩来总理。他紧绷的嘴角,替代了我所熟悉的微笑。见到我后,总理冲我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他举手向机组其他同志招了招,示意大家围在他身边。我们在他左右前后靠拢,没有通常的问候、询问、握手,气氛很紧张,使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再回身望望飞机上那些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士兵,我们意识到汉口发生了重大事件。  "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待命,随时准备起飞。"  周恩来总理的话简短明确,说完转身就要离去。"怎么,周总理等我们那么长功夫,就为了说这么两句话?"我正暗自奇怪,总理又回过头来补充道:"晚饭已经通知送到飞机上来。"话音未落,他那急匆匆的脚步已经快速挪动。卫士打开车门,停在飞机一侧等候的小汽车便载了周恩来总理急驰而去,迅速消失在暮色中。  本来,这么简单的两句话,总理交待民航的同志转告我们就行了,可是以细致见长的周恩来总理却非要自己亲口对我们讲。当然,总理有他的考虑:亲口讲一则与机组见了面,二则说明事态严重,让我们不可大意,三则他本人也可放心去做别的事,万一有武力冲突,他知道警卫部队随时可以赶到。
紧急命令(2)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为了稳妥起见,周恩来总理从山坡机场到汉口的短短路途中,几易车船。先坐汽车,后转换小船,由长江进入汉江,然后上岸,又换乘汽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东湖宾馆花园1号。  夜色渐渐笼罩大地,周围的景物开始模糊不清。大约是周恩来总理安全到达东湖宾馆的时候,我们接到了起飞的命令,令我们返回汉口王家墩机场。十几分钟后,3架飞机在王家墩机场顺序着陆。此时,武汉三镇万家灯火,武汉长江大桥像一条巨龙横卧江面。白天的骚动和紧张都被这静谧的夜色所掩盖。  带着心灵的疲乏,我从飞机上慢慢踱下来,在宽阔的停机坪上茫然地徘徊。我意外地发现,除我们这3架伊尔-18飞机,还停着另一架伊尔-18飞机,仔细辨认机号,才知道是从云南蒙自机场回来的潘景寅。  云南蒙自机场,打下了蒋帮一架U-2美式高空侦察机,这可是轰动全国的大事。空军政委余立金亲自从北京千里迢迢前去参加庆功表彰大会。潘景寅就是送余立金到蒙自的机长,从云南返回后刚好停留在汉口。  很快,潘景演和余立金的秘书到了机场,秘书向我们传达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  大家身不解甲,和衣而卧,似睡非睡地迷糊了几个小时。  凌晨4点,房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大家都警觉地一跃而起。  "准备马上起飞!"  一声令下,仅用了二十来分钟,3架飞机就全部准备就绪。  我独自在机翼下漫步。  这时,一个模糊的人影脚步匆匆向我走来,借着微弱的晨光,我判断出是潘景寅。  潘景寅停在我面前,大口地喘着粗气,胸口也剧烈地一起一伏,好似刚刚从百米赛跑线上下来。我望着他的这副样子好生奇怪。  "主……主席……毛主席来了!"  待潘景寅结结巴巴地说完这几个字,我也怔住了。并非是第一次见毛主席所产生的那种难以抑制的激动,而是消息太突然,又是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在这纷乱的多事之时。  次日凌晨2点钟,即1967年7月21日凌晨2点,毛泽东主席从东湖宾馆梅岭1号楼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  王家墩机场工作人员对毛泽东主席的这次行动一无所知。他们可能正在梦里分析白天发生的莫名其妙的一连串事情,但他们万万料不到白天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晚上这次行动的前奏,是为这次行动而做的虚张声势的准备工作。  事情出乎王家墩机场工作人员的预料,当然更出乎我们的预料。我极力镇定自己的情绪,让头脑恢复平静。但有一条我却非常地清楚,那就是毛主席的安全,强烈地意识到保证主席的安全,是我们这次特殊飞行的关键,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闪失。来不及请示报告,也来不及与机组同志商量,我马上将机组成员进行了调整。  我的副驾驶李万福,潘景寅的副驾驶罗来喜,他们俩人都只有在大本营单飞过机长课目的经验,按条令规定,不能在外场委以机长的任务。面对这特殊的情况,我只好打破常规,毅然决定由他们二人同飞一架飞机。而让潘景寅做我的副驾驶,同飞毛泽东主席的座机。  在我做这番工作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由政委余立金陪同,已经登上原由潘景寅驾驶的那架客机等候,情况不容我再耽搁,便急慌慌奔向等待着的主席座机。  朦胧星光中,见主席乘坐的小轿车已经退到安全线以外,等待着飞机起飞。我几乎是跪着登上驾驶舱的,在机长座位上坐定,还不等调匀急促的呼吸,便下达了开车的命令。  随着"轰"地一声爆响,发动机旋转起来,很快便达到了额定转速。这下领航员可着了急,他猛地一拍我的后背,高声质问:  "我们要飞到哪里去呀?"  此一问,我才如梦初醒。  是啊,我们将飞向何方?稀里糊涂改变计划飞到山坡,又盲目地执行命令返回王家墩,而此时连降落点也不知晓。  领航员错以为我有意隐瞒行动计划,怒发冲冠,实则我与他一样茫然不知所措。紧急中,我们没有经过任何有关部门的批准,没有办理任何必要的手续,甚至没有航线,没有目的地,完全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行动。  然而,无论怎样特殊,飞机也决不能在没有航向没有目的地的情况下贸然起飞。我转头望着副驾驶潘景寅,因为是他报告我毛泽东主席行动的消息,满以为他接到了命令,知道内情,起码知道航线。可潘景寅也只是呆呆地回望着我。显然,他也同样是局外人。  领航员望着我,我盯住潘景寅,潘景寅看着领航员,我们六目凝视,默默无语,眼睛却在交流各自的思想:  "原来你们也不知道上哪儿。"  "上头到底出了什么事?"  "等着吧,总归会告诉我们航线的。"  正在大家为难之际,余立金政委推开前舱门进来。  "到虹桥机场!"  此时,机组的同志才知道毛泽东主席要去上海。我松开刹车,沿着滑行道向跑道滑去,同时急忙用无线电通知后面两架飞机去上海。  6000米高度层上,没有一丝气流骚扰,是当天的最佳飞行高度层,反正也没有预先申请飞行高度,我便推杆改平飞。
紧急命令(3)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机舱里静静的,各自聚精会神地埋头工作。突然,一个颤抖的声音轻轻呼叫:  "主席!"  尽管大家都知道后面坐着主席,但都还没有见到主席,这一声叫无异一道命令,几颗脑袋同时转了180度,我们见到毛泽东主席高大的身躯挺立在我们身边,是这样地近。他脸上一副慈祥的神情,使我们感觉无比的亲切。  看着毛主席的脸,我突然想起刚入伍时见到的解放区家家户户挂着的那帧主席满面春风的照片。可眼前主席的笑脸,似乎没有那么舒展,没有那么开心。  一套烟色的中山服,把主席的脸衬得有些黑黄,足下蹬一双黄色皮鞋,与烟色的服装搭配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不协调感。当然,主要的这身衣着是在上海落地后,再次见到他时才看清楚的。晨光初上,机舱里光线不明亮,何况我们又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哪里能见到全貌。  主席抬起一只扭转乾坤的大手,非招非挥地向上扬了扬:  "同志们都好!"  "主席您好!"  "主席您好!"  "祝主席永远健康!"  "毛主席万岁!"  "……"  我们各自呼喊出自己的心愿和祝福。  "到上海需要多长时间呀?"  "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到。"我代表机组的同志作了回答。  "那么,现在飞多大速度呢?"  "每小时800公里。"  "那很好。"  大概怕影响我们的工作,主席不再说话。他把我们每人仔细看了一眼,好像要记住我们的面孔似的,然后又扬扬手退了出去。  表面看去,毛泽东主席的精神很好。  起飞前,我自作主张调整了机组,调换了飞行员,情况紧急没有向上级请示。而正常情况下,机组成员都须报上级批准。机上坐着空军政委,我自然不能目无组织,至少先斩而后奏这道手续是不能免的。  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我到余立金政委所在的中客舱,详细汇报了调换飞行员的动机和经过。余政委肯定了我的做法,他语气中带着赞同:  "你做得很对,考虑得很周到,我还没有想到呢。"  余立金政委的中客舱,与毛泽东主席所在的前客舱相连,中间只用涂了淡绿色油漆的薄木板隔开,有一道门相通。门虚掩着,我就从门缝往里偷看,一心只想多看几眼毛主席。  我所见到的情景与众人所说事实相去甚远。常听飞过毛泽东主席专机的同志讲:毛主席在飞机上从不休息,总是没完没了地工作、学习。而我所窥见的毛泽东主席却半躺半坐侧身歪在床上,脸冲着墙壁,一动不动,似乎睡着了。  是累了?还是……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驾驶舱。服务员于淑珍很忧郁地踩着我的后脚跟也进了驾驶舱。  "你不好好地在主席身边服务,跑这里来干什么?"  "主席什么也不愿吃,只喝了一杯水。"  "他不是休息了吗?"  "没有,瞪着两眼想事呐,好像有很多心事的样子,真急人!"  飞机载着毛泽东主席稳稳降落在虹桥机场。我将飞机滑到停机坪,刹车、摆平尾轮的惯性,把毛泽东主席从沉思默想中惊醒。他侧转头,望望窗外的绿树青草,很诧异地问:  "落地了么?"  "是,主席!"  毛泽东主席从飞机上一露面,舷梯下的张春桥便迎了上来,堆满一脸的笑。  立在机舱门口的毛泽东主席,一扫机上的倦意和烦闷。他神采奕奕,步履矫健。  同张春桥带来的几个人握过手,毛泽东主席转回身,用眼睛搜寻我们机组的同志。随主席眼睛的召唤,我们快步上前,握住他那温暖的大手。主席摇着我的手高兴地大声说:"还是飞机快呀,比火车快多了嘛!什么时候火车也能有飞机的长腿就好啦。"  毛泽东主席依旧那样幽默,那样风趣。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毛泽东主席身旁,他再次向我们挥挥巨手。  载着毛泽东主席的汽车渐渐远去,我心中涌动着一股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为毛泽东主席飞专机,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在紧接着的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几个月里,我们的飞机一直跟随主席由上海赴杭州,又到南昌、长沙、汉口、郑州、济南,毛泽东主席不再坐飞机。在杭州、南昌停留期间,主席虽然住在停靠机场内的专列上,但我们却再也没有机会接近他。  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次机上旅程,不是轻松愉快的"闲庭信步"。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至今回想起那不寻常的航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能自已。
乌江!乌江!(1)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我打开自动驾驶仪,倾听朱老总满怀激情地讲述那峥嵘岁月。朱老总的表情随着起伏的思绪时喜时忧,我们的情绪则跟随着朱老总面部表情的变化时高时低。  专机飞行同所有其他工作一样,也有它的具体规范。一本《专机工作条件》,从飞机状况,工程机保障,气象保障,组织实施,机组人员选择配备,飞行人员飞行前应完成哪些准备工作,如何与沿航线各地面部队、当地政府协调配合……林林总总,都有极其详细的规定。但早年的《专机工作条例》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条:它没有明确规定同一架飞机上,究竟可以乘坐几位政治局以上的首长和几位其他不同职别的首长。  有一回,中央政治局在广州召开会议,我的飞机上同时乘坐了四位政治局委员!  他们是林彪、董老、陈老总和贺老总。其中,陈老总带了夫人张茜,林彪身边守候着叶群。事后,大家才意识到这次飞行的冒险性,感到很后怕。万一飞机出了事,那损失该有多大。  我们平安到达广州之后,便像往常一样在那里等候待命,准备会议开完返回北京。可当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新的命令:送董老和朱老总,去朱老总的故乡--四川。  大家分头作地面准备,当我画好航线计算飞行时间时,领航员和副驾驶不约而同地来到我的面前。领航员晃了晃手中地图:  "你注意到没有?这条航线几乎是当年的长征路线。"  我仔细看了看铺在桌面上的地图,知道领航员并非夸大事实。在这条航线上,途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曾走过的许多重要地点。它跨过广西、湖南交界,穿越整个贵州,再横飞大半个四川,最后降落在成都附近的双流机场。  "这下可糟了,偏偏是送朱老总。怎么办呢?"  领航员不无紧张地拍着手里的地图,把这次偶然的巧合当作很大的负担。  "从现在起,每个人抓紧时间研究地图。航线两侧25公里以内的地形地貌,大小城市,有特点有名气的村庄,标有地名的山头、河流、桥梁等等,凡是朱老总有可能会问到的东西,都要记熟背下来,保证到时候有问必答。"这是我对领航员的回答,也是对全体机组人员的命令。  为首长飞专机,不仅仅是简单地起飞落地就算完成任务。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尽最大努力为首长服务,使首长对机组的工作满意。另外,那时我们34师也在有意无意之中同民航竞争。因为每位首长都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习惯,所以,我们每次执行专机任务都注意观察各位首长的喜好以及生活习惯,以便下次飞行这位首长的专机时"投其所好"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主席在飞机上的特点是不停地工作或学习,他人还没上飞机,桌面上已经摆满了文件书籍。凡飞过毛泽东专机的人一致认为,毛泽东主席读得最多的是英语课本,这可能与他乘坐飞机那几年正在攻读英文有关。另外还有一个统一的看法,那就是他从不躺下休息。开始,毛泽东主席的专机上只有一张床,而江青晕机,床让江青占用,主席当然无处可睡。后来,我们就又增加了一张床以便主席能够休息。可我们白费了心思,新增加的这张床也始终是空着的,毛泽东主席没有使用过一次。  周恩来总理是众所周知的大忙人,自然总是批阅文件,与人谈话,抓紧点滴时间工作。他即使躺下来睡一会儿,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下飞机后必定会有长时间的会议或会谈在等着他。因此,他忙里偷闲在飞机上眯一会儿。  刘少奇坐飞机外出时,也经常把王光美带在身边。王光美则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刘少奇秘书的角色。为了使刘少奇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王光美让刘少奇倚靠在床上,自己亲自给他读文件。刘少奇闭目静静地听着,当听到重要段落时,他会睁开眼把文件拿在手里,亲自认认真真地阅读。  ……  朱老总的习惯与众不同,有些特别的地方。他总是喜欢同飞行人员挤在又窄又小的驾驶舱里,不愿意留在舒服宽敞的客舱。飞机常常还没有改平飞,他老就抱了一个大枕头进来了,和大家一起拉家常、问寒问暖、问长问短,当然,也会问一些飞行员回答不了的问题。这就是领航员见航线与长征路线巧合而紧张的原因。因为年轻,他对长征的具体历史了解得不多。  长征是举世闻名的英雄壮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辉煌业绩而永远载入史册。在那些经历过这场生死博斗的前辈们心目中,在朱老总心目中,留下了怎样不可磨灭的记忆?他将会向我们提问些什么呢?  面对这样一条特殊航线,我们准备得格外细致,格外认真,3个人凑在一起,整整研究背诵了一天,恨不能把沿途一草一木都记下来。  飞机从广州的白云机场徐徐起飞,很快爬升到预计的飞行高度,由上升状态改为平飞状态。  "到了什么地方啦?"  不用问,也无需回头,大家都知道是朱老总来驾驶舱了。最为敏感的是机械师,听到朱老总的话音如同接到了紧急命令,腾地从座位上立起来。  "朱老总,您这里坐!"  老总也不推辞,很熟练地侧身进入机械师的位置,稳稳当当坐下来。然后扭头吩咐身边扶他的"空中小姐":  "你去把我的喝水杯子端到这里来。"
乌江!乌江!(2)
机械师的座位在正副驾驶员之间,空间很小,只能勉强装一张活动的折叠椅,坐在上面并不舒服,尤其是身体肥胖的人,更是挤得难受,可朱老总满不在乎,抱了一个枕头垫在屁股下面,幽默地对大家说:  "我可是要搞点子特殊化,坐坐软席。你们没有意见吧?"  使人感觉他既轻松又自在。  "今天我们怎么个走法啊?"  刚坐稳,朱老总便冲着我问飞行航线。多次坐飞机的经验不必问,他便知道我是执行这次任务的机长。我当然也明白"怎么个走法"即航线如何飞法。就把地图铺在他两条并拢的大腿上,指点着上面航线通过的地点:  "这里是广州的白云机场,起飞后我们经过这、这、这,最后到成都的双流机场降落。"  我故意不说那些地点的名字,让朱老总自己去发现。  朱老总双手把地图从腿上拿起来:  "什么这这这那那那的,这是什么地方那又是什么地方嘛。"  我同副驾驶对望着笑笑,朱老总看我们神秘兮兮的样子,回头喊一声:  "拿我的眼镜来!"  "空姐"应声返回客舱。  "这条河上面是不是标着'乌江'两个字?"  他把地图伸到我面前,指着上面一条弯弯曲曲代表河流的蓝色长线问。尽管朱老总戴着眼镜,但花花绿绿的地图上那细小的字仍使他看起来很费劲。  "是的,就是乌江!"  "真是乌江!"  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朱老总的两只眼睛顿时显得格外明亮。  "乌江,乌江!它可是我们长征路上渡过的最艰险的一条河啊!唉,提起长征,不堪回首哪!哪个时候才真叫苦呵。牺牲我们多少的好同志哟!损失太大、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都是党内错误路线造成的罪过。博古、李德等人无理取消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自己在那里瞎指挥。搞什么堡垒战、阵地战。那怎么行嘛!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包围了我们,跟他们硬打硬拼,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吗?结果,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我们不得不丢掉苏区进行大撤退,最后被迫长征!"  几十年过去了,朱老总回想起错误路线给红军造成的损失,回想起那些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仍抑制不住满腔悲痛,仍难消心头怒火。为平静一下激动的情绪,朱老总扶了扶眼镜,又仔细地埋头查看地图。  "嗨,这些地方我可是太熟悉了,我来给你们领航。"  过了好一会儿,朱老总又兴奋地开了腔。  "老总啊,空中领航与地面带路可不是一码事,您老可干不了。"  "那有什么不同嘛,不管是天下,还是地下,都得认识路,是不是?不然的话怎么走?那就会绕圈子的。"  朱老总对我说他干不了领航大为不满。我们瞧着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都哈哈笑起来。  "怎么?是我说错了?"  他看看这个,又瞪一眼那个,满脸疑惑。  "不,不,您说的这个道理是没有错的。"  我忍住笑,赶忙解释。  "可我们执行飞行任务并不是认识某个地方,才去某个地方,而是首长需要去哪个地方就得去哪个地方呀。所以,空中领航员与地面的向导是不同的。向导是依靠记忆带路,而领航员是依靠计算领航。"  领航员接过我的话茬作了一番解释,似乎很有说服力,朱老总听得很认真。看他颇感兴趣,领航员进一步就如何空中寻找、判断,确定地面上的城市、村庄、河流、湖泊,如何计算领航数据引导飞机前进等问题,作了简略介绍。可是,这些领航员在航校学了几年的学问,三言两语又如何讲得清楚,朱老总很难听明白。他歪着脑袋冲着领航员不置可否地说:  "照你这么说,天上地下还是有区别的喽。"  不等有人回答,他也不需要回答,朱老总便将视线重又落在地图上,在上面搜寻了一阵之后,他发现了古诚遵义。  "你们看,遵义!我们还正好飞过它的头顶呢!"  无需看我们也知道,但我还是装模作样地把头伸过去。  "你们知道吗?遵义这个城虽不大,可她却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长征的时候,为了牵住蒋介石的牛鼻子,我们曾两次经过这里。第一次在城里住了些日子,开了几个晚上的重要会议,把瞎指挥的博古、李德批了一通,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清算。可气的是他们俩居然谁也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  "李德是第三国际派到中国的顾问,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怎么可能把中国的事情'顾问'好。在批评他的会议上,他叽哩咕噜地用德语发言,除了翻译谁也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看他的表情好像是在同谁吵架一样,非常生气,我们猜想他可能对批评不服。经过翻译,我们终于弄明白,他是在极力推脱责任;说他作为一个顾问,并没有领导权,中国的事情都是中国人自己搞糟的,他不负任何责任。  "但遵义会议最终结束了错误路线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总结了经验,重新确立了毛泽东主席的领导权。从此,长征才节节胜利,直至最后的全国解放。"  中国共产党的这段重要历史,我们都学习过,但朱老总给我们讲得既生动又具体。我们听故事一般被深深地打动了。连风云也屏住了呼吸,静静地没有一丝儿气流。我打开自动驾驶仪,倾听朱老总满怀激情地讲述那峥嵘岁月。朱老总的表情随着起伏的思绪时喜时忧,我们的情绪则跟随着朱老总的面部表情的变化时高时低。
乌江!乌江!(3)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娄山关位于遵义城西北,路途不足百里,也正好是飞机的所经之地。  "蒋介石也看中了这个要道,企图利用这里险峻的地形,把红军截住在娄山关一带彻底消灭。可是蒋介石得围着毛主席的指挥棒转,我们不仅没有被消灭,还补充了不少枪支弹药。  "娄山关一仗,国民党的两条腿没有赛过我们的两条腿。彭大将军率领三军团,以比敌人快5分钟的时间差,首先抢占了娄山关主峰。结果以弱势兵力消灭强敌两个师零八个团!缴获枪支一千多条,子弹十万余发。这次胜利是长征路上的第一个大胜仗,彭大将军是有功的。红军上下士气高涨,受到很大的鼓舞,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记得毛主席也受到鼓舞,专门为娄山关的胜利填了一首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一城一池,一村一镇,朱老总的心里都保存了一个或悲壮、或美丽、或辉煌的故事。  不知不觉中,便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双流机场。这个机场倒是具备一条又长又宽的水泥跑道,所有大型飞机都可以在这里起降,但独有一个缺憾使我们飞行员很害怕。它的跑道表面很不光滑,飞机着地的瞬间,容易被粗糙的地面弹起来,飞机上的人自然会像皮球那样被从座位上抛起。尤其是执行接送首长任务的飞行员,更害怕在双流机场起落,因为坐飞机的首长不知底细,不明情由,便会主观判断认为飞行员的技术不好,从此甭想再执行这位首长的专机任务。道理很简单,病人不愿让技术不高明的医生看病,乘客不愿让技术不过硬的司机开车,首长当然也不愿意让技术不精的飞行员为他开飞机。  我们也有同样的顾虑,便趁朱老总坐在我们身边的有利条件,向他报告了跑道的情况,并劝他赶快到后面床上躺好,免得撞着了。朱老总似乎也怕当皮球滚,二话没说,扶着服务员的肩到后舱去了。  事先,我们已经研究了一套方案,可以尽量让飞机轻些着地。  按规定,飞机进入跑道后,应该把飞机拉得与地面呈水平线,用飞行术语讲,叫做"1米拉平",即在距地面一米的高度上平飞一段距离,然后三个轮子同时接地。可这种标准的着陆方法使轮子接触地面的面积大,与之冲撞的力也大,飞机会马上被反弹起来,再重新落在地面上。有时候目测偏高,飞机还会连跳几次方能控制得住。  为避免出现这种尴尬的场面,也为朱老总能感觉舒适些,同时为我们机组能在朱老总心里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我们采用了在训练中绝对禁止使用的方法:把机头拉得偏高一点,使飞机有一个小小的仰角,让两个主轮用很小的面积接触地面后,另一个轮子才接地,这样,飞机就如春燕般轻盈地飘落在地面上,后舱的人甚至毫无觉察。  下了飞机,朱老总用手指点着我们:  "不是很好吗?我倒是准备从床上滚到地板上,结果上了你们的当。走吧,一起去金牛坝。你们玩几天就先回北京,我回老家啦,得住些日子。"  遵照朱老总的指示,我们休息了两天先他回到北京。可尽管着陆时很轻,但朱老总返回北京时没轮到我去接,因为飞行员执行任务的次数是相对平均的,而且那次是别的同志值班。
彭大将军(1)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性急的彭老总冲着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直嚷:"我说机组行,你非说不行,越拖越晚,越晚越坏……我这不是来了吗?不是没有摔死吗……"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碧波荡漾的水乡湖面,却成熟于延安那光线不足的土窑洞里。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窑洞里居住了十年之久,这十年的光阴,中国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延水河畔逶迤曲折的小路,灌木、杂草中间杂着几簇野花的坡坡梁梁、沟沟坎坎……无不印记着前辈革命家的足迹。  进城了,住进窗明几净的高楼大厦,手中掌握了人民给予的权力,但老一辈革命家始终不能忘记延安那些低矮黑暗的窑洞曾是他们生存的栖身之所,更不曾忘记用南瓜小米养育了他们的延安人民。多少中央高级领导同志满怀感激之情,重回延安,看望那里忠厚善良的乡亲,看望宝塔、延河,看望那些留下了他们金色时光的山山水水。  由于首长们工作繁忙,所以多是坐飞机来去,因此,我便有机会多次到延安。我用一颗敬仰的心,参观毛泽东主席在枣园的故居。我带一片神圣的情感,游览被视为革命象征的巍巍宝塔。怀一腔追溯伟大历史的激动,走进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大会址--延安中央礼堂……然而,所有历史的陈迹都随着时间的远去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但是,有一件事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烙印,就是去延安接彭德怀那一回的特殊经历。  1958年8月底的一天,我被派往西安。其实,到西安只作短暂停留,我的任务是飞往延安,去接在那里作社会调查兼"回娘家"看亲人的彭德怀。  送彭德怀去延安的机组,一直在西安等候待命。记不清什么原因,当彭德怀要返回西安的时候,却又临时把我从北京调到西安,使我有机会结识进而了解襟怀坦荡的彭德怀元帅。  那天天气不好,层层浓云低压,见不到一丝儿阳光。脚下那一片黄色的土地,可能因为没有阳光的照耀,失去了应有的光彩。机翼下掠过的沟沟坎坎、坡坡梁梁上,稀稀落落可见几处玉米或小麦什么的农作物,但也缺少蓬勃的生气。  宝塔山脚下那条流淌了无数年头的延河水,弯曲回旋。虽然流水不多,但它清晰的河床老早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比起以窑洞为主要建筑的延安城来,延河容易发现得多。其实,看见了延河,也就如同看见了延安。  延安机场的净空条件很不好。东北与西南走向的跑道,跑道西南延长线是延河,还算平坦开阔;东北方向的延长线,则是两座山头之间的狭长低谷。所以,飞机只能由西南向东北单方向起降。跑道又窄又短,风速稍大,机场便要关闭。幸好我们降落的时候,天上只有厚厚的云层,没有刮风。  解放后,作为革命圣地,延安城里盖了两排红色火砖的房子,算是高级招待所,接待那些窑洞里的旧主人。我们被领进这个招待所的时候,已近开午饭的时间,因此彭德怀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说:  "你们机组来啦。我以个人的名义请你们吃顿饭,好不好?"  不等我们回答他的问话,他马上又声音低沉地接下去说:  "回老家啦,能吃顿家乡饭不容易啊!"  很明显,这后面的话,彭德怀只是说给自己听。  延安保卫战打得艰苦激烈,作为总指挥的彭德怀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他对延安怀着更加深厚的感情。对于他此时的心情,我自以为是很理解的。  彭德怀最初给我的印象很严厉,他同我们讲话的时候,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儿笑容。虽然语调柔和,面容和善慈祥,但总使人产生望而生畏的感觉,我们立在他的面前都有几分怯意。接触时间长了,我们渐渐地摸透了彭德怀的脾气。他纯属"刀子嘴豆腐心"那类人。我们同他用不着装腔作势那一套,想到啥就说啥,如朋友间拉家常,毫不拘束,更不必字斟句酌,考虑再三。  随着在一起的时间多了,我们的了解进一步加深,知道彭德怀是个性情耿直,感情深沉的人。心中满是情和爱,但绝不轻易外露。他同陈老总的性格截然不同,陈老总热情奔放,谈笑风生,话一出口便妙语连珠,使人一见便觉平易近人,亲切随便,很容易接近和沟通。  饭端了上来,先是黄澄澄的小米干饭,又有白生生的两盘杂面馒头。看上去都很可人,使人产生大嚼一顿的欲望。另外,桌子正中放一个大盆,装了满满的素炒倭瓜。最后每人面前放了一小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  机组的几个人还眼望着通向厨房的那扇门,期待着再有可口的菜肴端上来。不想彭德怀已拿起筷子,招呼我们道:  "快吃吧。羊肉汤要趁热喝,才能喝出味道来。"  小米干饭和杂面馒头,对于我这个生长在河北土砭砬的人,倒真有一种回到了故乡的亲切感。但却"委屈"了来自江南水乡、吃惯了大米饭的同志。用他们的话说,"好看不好吃"。只见他们高兴地把黄澄澄的小米饭扒进嘴里,却皱起了眉头,鼓着腮帮子只让它在嘴里打转,久久不下咽。可是看见彭德怀吃得那样香甜,他们也只好硬着头皮"认真"吃起来。彭德怀手里的筷子刚撂到桌面上,他们不管吃饱没吃饱,紧跟着都放下了手中的碗。彭德怀大概觉察到这顿午餐不受欢迎,便故意问:"好不好吃啊?"
彭大将军(2)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大家笑而不答,他见状轻叹一口气:  "要是全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延安老区的众乡亲们,大家每天都能吃上这样的饭就好了。"  讲这番话的时候,彭德怀表情凝重,眼神忧郁,声音低沉。我们吃惊地互相交换眼神,房间里静静地沉寂了好一阵子。  庐山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曾批评彭德怀(当然,实践证明是批评错了),说他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向党放了一颗洋洋万言的炮弹。  1958年,彭德怀回延安,1959年彭德怀又回到老家湖南,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发现了很多值得我们党深思的问题。老百姓的普遍贫困是个非常现实而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尤其是延安老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不如40年代八路军在陕北的时期。难怪,彭德怀吃杂面馒头小米饭是那样香那样甜。在他脑子里,一定是乡亲们铁锅里的野菜,粗碗里的稀汤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不然,他怎么会那样沉重叹息,那样郁郁寡欢。彭德怀是我们共产党人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典型代表。  "下午两点钟出发,你们去休息会儿吧。"  彭德怀从沉思中解脱出来,站起身离开了饭桌。  我们谁也没有休息,不是我们不愿休息,而是时间不允许我们躺下来哪怕是伸展伸展四肢。  负责飞机维修检查的机务人员,先行去机场准备飞行了,飞行员、领航员则在安排我们休息的地方,分别用电话与气象台、调度室以及降落点联系,了解航线以及降落机场的天气实况,如风速风向、能见度、云量云高等,同时申请飞行航线、起飞时间。  我刚放下手中的电话,等待调度室的答复,空军的电报通知就到了。通知大意是说你们要降落的机场--临潼机场有大雨,飞机不能起飞。  这个扰乱了彭德怀行劝计划的新情况,一定要及时向他报告。机组几个人正商讨这件事情如何讲为好的时候,秘书来了:  "老王,我们准备走吧!"  "临潼的天气不好,不能按计划起飞了。"  秘书解了我的围,同他就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实情不必费神了。  我向秘书详细汇报了空军的电报内容。  "不能起飞?我向首长报告一下,不过,你们还是要做好走的准备啊!"  最熟悉首长脾气性格的,当然是他们身边的秘书。所以彭德怀的秘书预料到彭德怀不会听从老天爷的安排,给了我们一个预告,就急急地汇报去了。  不多一会儿,彭德怀亲自坐车来了。  "怎么啦?天气不好?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严重吧。给空军打电话。"  答复是:机组不附和气象条件,所以不能起飞。  那时,我还没有飞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训练课目,当时降落场的天气的确不好,下大雨,云底高才100米左右,超过了我的最高技术条件。彭德怀睁圆了眼,盯住我问:  "嗯?听说是你不能飞呀?"  我不敢说能飞,就含糊其词地应付道:  "我没有训练完复杂气象课目。天气是不太好,可是……"  "我看是可以走的,你们走不走我不管,反正我们走。"  话音落地,彭德怀果然招呼秘书:  "上车!"  汽车"轰"地发动了,向着机场驶去。我们几个来不及多说一句话,匆匆取了早已准备好的行装,慌忙爬上汽车。  不能埋怨彭德怀蛮干,因为以前曾发生过蒙首长的情况,连周恩来总理都被蒙骗过。有回周恩来总理要从武汉到昆明,武汉空军参谋长怕路上万一出现特殊情况不好交待,就骗总理说天气不好。总理有急事不能等,临时挂一节车皮在货车后面,摇摇晃晃三天后才到昆明,而我们的飞机当天就到了。总理在昆明见到我们知道情况后,气得脸都白了。  "这些人就是怕担责任,就是不怕耽误工作耽误我的事。"  彭德怀当然也怕耽误了工作。  "快!追上彭总的那辆车!"  我冲着司机情急地喊。  前面,彭德怀的车不紧不慢地跑,后来,我们的车一步不拉地追。两辆车一前一后行驶在延安弯曲盘旋的公路上。  三十多年的飞行经历中,除了为毛泽东主席飞专机的那次特殊飞行外,这次为彭德怀飞机也属例外。一般情况下,我总是按照"专机条例"规定,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机场,做好一切应该准备的工作,等待首长的来临。像这样尾随在首长的后面到达机场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得不到空军的起飞命令,彭德怀不敢贸然起飞。彭德怀做了一辈子的军人,组织纪律观念非一般军人可比。但他知道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正在西安,到机场后,他便带了我们"杀"到起飞线要给曹里怀施加压力。  电话一接通,彭德怀就来了个下马威:  "是你在那里不让我去呢?还是机组技术真的不行?你跟我说清楚!"  "延安机场条件不好,请彭总耐心等等吧。"  "不是我不耐心嘛!这里的天气很好啊。机组也完全有把握起飞嘛!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可是临潼正下大雨呢,落不下来怎么办啦?我们要对您的安全负责任呀!"  我就站在电话机旁边,因此曹副司令的回答听得一清二楚。
彭大将军(3)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你在塔台指挥,我们在天上飞还不行吗?不管怎么样,我今天一定要回去!"  彭德怀的语气非常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一阵之后,说:  "我跟机组的同志商量一下吧。"  "快!快!他要找你,有戏了。"  彭德怀此时脸上的表情就如同阴沉的天空露了一丝儿亮,他把电话听筒迅速递到我的手里。我将听筒贴近耳朵,对着送话器大声请示:  "曹副司令员!我是机长王进忠,您有什么指示。"  "王进忠,你行不行啊?"  "行吧。"  "有把握吗?"  "有吧。"  "那你们就来吧。"  事情就这么简单,两句话解决了问题。  "绝对保证专机安全",是我们执行专机任务的座右铭。至于"绝对"一词的使用科学不科学,符合不符合自然规律,我们还曾开展过广泛的讨论。用辩证法的哲学观点看问题,世界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地存在,相对地发展,不可能出现绝对的事物,但是,在保证专机安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要打破自然规律,改写哲学观点。  我们提出了"绝对保证专机安全"的口号,并且几十年的专机飞行任务也做到这一点,这是飞机师值得骄傲的一点。可是,我没有飞完复杂气象条件的训练课目,却敢承担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专机任务,不是拿飞行安全开玩笑吗?岂敢,岂敢!没有金刚钻哪敢揽磁器活啊,我绝不会盲目蛮干。  人世间的事情既简单又复杂。从哲学的角度看不可能有绝对的事物,却偏偏要提"绝对"的口号,并且奇迹般地做到了。我虽然没有完成复杂训练课目,却已经执行过复杂条件下的飞行任务,而且难度还很大,不然,我怎么有胆量冒雨闯临潼?  1957年盛夏,我带了一批新飞行员在汉口王家墩机场培训,突然接到命令,要我带一个机组去广州,接广州军区司令员到北京开会。  那天,大雨倾盆,飞机发动后,雨水把发动机气缸温度浇到摄氏70度,低到发动机停车的临界温度,只能勉勉强强维持着飞机从地面升起来。  飞机是二次大战时期的苏制"里-2",座舱不密封,外面哗哗啦啦下大雨,里面嘀嘀嗒嗒落小雨。这倒算不了什么,无非湿了衣衫,感觉不那么舒服罢了。  更为困难的问题是机上设备比较落后,仅有一部无线电罗盘。复杂气象飞行,它就是飞行员的眼睛和耳朵。看不见地面,飞行人员只有依靠无线电罗盘测定方位,从而确定飞机位置。不仅武汉下大雨,从湖南长沙到广东英德这一段航线上,又雷鸣不断,闪电不息。寄托着我们全部希望的"眼睛"由于受到强雷电的干扰,完全失灵。  这样恶劣的气象条件,是不适宜飞行的。可那时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年代,一项任务下来,不管客观条件如何,就是死命令。当我们冒着大雨起飞后,无线电里送来上级的命令:  "就是把飞机摔了,也要到广州!"  其实,十分简单的道理,孩子都该明白:飞机摔了,便到不了广州,只会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可那时硬要这么说,根本不讲什么科学,人们还不懂科学,即使懂也很少。  飞机没有摔那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我们的确到地狱门口走了一遭,大家虚惊了一场。  飞机在天上飞,不似水里航行的船,陆地上跑的车,有了故障可以码头路边停靠修理,至少可以停下来进行处理。飞机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前进或等待迫降的时机。我们的无线罗盘失去作用,可供保持航向和确定飞机位置的就是磁罗盘,用磁罗盘指示的航向,推测飞机位置并继续前进。但这种航行方法一般容易产生较大误差。  按推测,飞机应该进入湖南与广东交界的南岭山脉了。这儿最大标高海拔2000米,山高林密,地形险峻。为了防止云雾之中盲目与冰冷的山头接吻,我们将飞机上升到2700米的高度。这个高度远非里-2机型的极限高度,里-2最大高度可达4000米以上。可由于滂沱大雨形成了水柱,直浇在飞机发动机上,使气缸温度不断下降,最后终于低于70度临界温度而造成飞机双发停车,飞机失去动力,失去速度,高度迅速下跌。  山地飞行,又是云遮雾障,连迫降的一线希望都没有。机上人员个个大眼瞪小眼,寂静无声,谁也无计可施,大家顺从地乖乖地等待着。此时并非等待着希望,而是等待着死亡。  正当我们在死亡门前徘徊的时刻,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奇迹,机组有位同志茫然向外张望的时候,意外地发现机身下方有个云洞,而云洞下面有条河流,这条流着的活泼的河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光明,我们的生命!我们立即顺着云洞钻出云层,低空沿着河谷滑行。由于高度降低,气温升高,雨也住了,我们幸运地空中开车成功。拿过地图一查,这条河正好流向广州。飞机跟着这条救命河安全到达广州,降落在天河机场。  经历过这么一场生死考验,也使我积累了雨中飞行的经验。所以,虽然临潼下雨给飞行造成障碍,增加了飞机落地时的难度,但我自信可以顺利完成任务。  曹里怀副司令员并非有意阻止彭德怀离开延安,也不是吓唬我们。临潼机场的气象条件的确很复杂。雨水连成了雨帘,落在水泥跑道上溅起了大大的水泡。云很低,云底高不过百米左右,能见度往多说也就1公里。我们按照预先准备好的着陆方案,用无线电罗盘建立穿云航线,在机场上空盘旋下降。
彭大将军(4)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只要净空条件允许,机场延长线的两端都设有远近两部导航台。远距导航台距离跑道头4000米,近距导航台距离跑道头1000米,专供复杂气象条件下,引导飞机安全着陆。  当我们的飞机高度降到250米通过远距导航台上空时,眼前仍旧是一片茫茫白雨,根本看不见地面。到了这时我们都有些紧张,要知道,离飞机着陆时间只剩下两分钟了,不仅没有发现跑道,连地皮都不曾见到,撂到谁身上心里都会发毛,何况飞机上还坐着彭德怀呢!  我的两只手操纵着驾驶杆,两道目光在繁星般的仪表盘上来回扫视。这种时刻,保持好飞机状态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让飞机偏离跑道延长线,不然,这么低的能见度更难以发现跑道。  高度表、速度表、地平仪、无线电指示器、升降速度表……哪一个都不能拉下。我的副驾驶手扶油门随时调整油门,两眼时时望住窗外,生怕跑道从眼皮底下漏过去。  领航员此时是最忙碌的,他不断地向我报告高度、速度和到达近距导航台的剩余时间,纠正飞机方向,提醒应保持的下滑率,还得分一半精力搜寻跑道。而机械师的两只眼睛始终都瞪得圆圆的。  大家全力以赴,协调配合,终于在接近近距导航台上空时,透过雨帘,发现飞机稍左的前方,有条灰色长形平面向远处延伸,大家经过推断,确认为是跑道后方才松了口气。  降落,滑行,在停机坪停稳关车。  机门开处,大雨之中,从西安赶到临潼的曹里怀副司令员垂手站立迎候。头顶没有雨伞,身上没有雨衣,连顶草帽都没戴,任凭雨水打在脸上身上……  彭德怀见了曹里怀这副模样,并无怜悯,第一句话就带着火药味:  "我说机组行,你非说不行,越拖越晚,越晚越坏……"  彭德怀也光着脑袋立在雨中,冲着曹里怀数落开了,看架势心中的那股怒气早就憋不住了,非得宣泄一番才能平衡。  有人急忙在彭德怀头顶撑开一把伞,彭德怀停住口,转头向身后撑伞的那位同志点点头表示谢意。事实面前,曹里怀无言以对,更不敢解释或反驳,便趁此机会赶快岔开话题:  "彭老总快上车吧,雨这么大别淋病了。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先去吃饭吧。"  说完向左右的人一眨眼,一群人心领神会,大家前后簇拥着彭德怀上了汽车。  临潼的饭桌上比延安的那桌饭好多了,大盆小碟地摆了满满一桌,还有上等白酒,记得好像是陕西的"西凤"。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午饭没吃好的同志,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似乎为了"弥补"中午的损失。可彭德怀反而吃得不香,大概因为飞机延迟起飞,耽误了时间,打乱了他的计划,心中气恼,也就品不出饭菜的香味。曹里怀企图把彭德怀弄到饭桌上堵住他的嘴,从而结束挨训的尴尬场面的"阴谋"也未得逞。彭德怀手里捏着酒杯,脸上一股余怒未消的神情,嘴里续上机场没有说完说够的话题:  "就你曹里怀不让我来。我这不是来了吗?不是没有摔死吗?……"  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还都是曹里怀的下级,彭德怀也不给曹里怀留点情面。我们倒并不感觉曹里怀失了面子,可曹里怀本人觉得脸面上挂不住,红着脸,俯身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解释:  "彭老总你可能不了解,他就是这脾气,别看他这会火气挺大,骂完就没事了……"
"逃他妈的山里去!"(1)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根本就不把张春桥放在眼里,公开讥讽张春桥是"提皮包,看大报,提口号……"  与彭德怀这样性情直爽而又急躁的将军无独有偶,那就是人称许和尚的许世友将军。  飞许世友的专机次数多了,我们也掌握了他的特点。许世友常常提前到达机场,表现了他做事不肯拖拉的性格。他一到机场就嚷:  "走吧,走吧!还等什么?"  因此,只要是许世友的专机,我们从不按部就班地安排时间和工作,总是提前做好一切飞行准备,许世友一到就起飞。  性情急躁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办事干净利落,行动迅速敏捷,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决不等待。而许世友将军清楚地知道,坐飞机外出,飞机就是他的"腿"。为了能够随时出动,说走就走不耽误事情,他总是让机组人员跟随在身边。吃饭、散步、观光游览以及看文艺演出,除了我们不宜参加的活动外,一律随他"集体行动"。可我们却不大乐意总同他形影不离,感觉无形间有股约束力,不如机组单独活动那么自由自在,那么随心所欲。有时饭后散步,便有意与他拉开距离,可要是我们脱离了他的视力范围,他马上就会叫起来:  "机组呢?机组的人哪去了?"  直到秘书匆匆把我们赶回到他的身边,他才冲我们高喊一声:"别再走丢啦!"然后重新迈开四方步。  有人说许世友将军很爱喝酒,且很能喝酒。对于他的这一嗜好我倒印象不深,也许他工作期间实行自我约束,使得我们没有机会一睹他的英雄海量。我只知道他吃饭速度很快,与他同桌就餐千万不能斯斯文文细嚼慢咽,要拿出狼吞虎咽的江湖好汉的豪气来,否则你饿肚皮责任自负。他不仅吃饭的时候速战速决,而且不留喘息的机会,放下碗坐车就走。既不闭目养养精神,也不喝杯香茶润润喉咙,至多到卫生间方便一下。所以,我们只要看见许世友离开了饭桌,不管是吃饭了还是没吃饭,都不敢再耽搁,立即放了手中的饭碗跟着离开,不然就跟不上他的行动步伐。  许世友将军耿直、倔犟的脾气倒是在关键时刻帮了他,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免受皮肉之苦。  "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张春桥,曾与许世友配班子,任南京军区政委。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根本就不把张春桥放在眼里,公开讥讽张春桥是"提皮包,看大报,提口号"。  终于"文化大革命"给张春桥提供了一个复仇的良好时机。张春桥伙同江青,用莫须有的罪名在军内打倒陈再道首开先例后,掀起了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邪风。张春桥早欲将许世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解心头之恨。  一天,许世友正主持一个会议,造反派纠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去冲击会场,企图利用会议现场揪斗许世友。会场后面有座小山名叫桃山,许世友早已布置好大小汽车停在绿树丛中待命。不等造反派从前门冲进来,得到报告的许世友便带着有关人员从后门上了桃山,并风趣而洒脱地甩下一句话:  "桃山,桃山,逃他妈的山里去。"  之后,便一路青烟上了大别山。在山上,他带着警卫部队,天天习武练功,连横行霸道的江青都惧怕他三分,不敢动许世友一根毫毛,更别说张春桥了,他也只好遥望大别山生窝心气罢了。  同样耿直、倔犟,并且秉性憨厚的彭德怀,却与许世友有着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结果。  虽然他们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也都是行伍出身,但他们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所走过的道路各不相同。在彭德怀的思想深处,传统的正规的东西要多一些,加之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守纪律、守秩序的习惯已渗入到他的生命之中。当然,两人遭受厄运的外部条件也有着质的区别,不能同日而语。  彭德怀的一生最终以悲剧结束。我绝不愿意做这个悲剧的见证人之一,但历史无情地把我推到了见证人的位置。  中国共产党成立38周年前夕,我们师被调用多架飞机同时出动,飞往全国各地,把分布在各省区的主要省区领导人送上庐山。7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扩大的政治局会议。  飞机不让回北京,就在庐山脚下的九江机场等候待命。九江这个地方虽位于长江岸边,盛夏7月却酷暑难耐,与山上的气温相差甚大,我们便经常跑到山上去避暑。借此机会,遍游了庐山的名胜古迹,也初识庐山真面目。  "花径"、"仙人洞"、"三叠泉"……无处不留下我们的足迹。去"三叠泉"的路比较远,为了抄近道,我们翻山越谷,专走人迹罕至的小路,有的地方则根本没有路。  "三叠泉、三叠泉",即泉水分为三层跌宕而下,站在它的脚下仰头观望,只觉巨浪从头顶抛落,飞溅起无数朵银花,被阳光照耀得闪闪发光,气势雄伟壮观。难怪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佳句传诵千古,流芳百世。他的诗浪漫夸张,但贴切、逼真。  突然有一天,已经接到"准备好飞机,很快下山"命令的全体在九江等候待命的飞行人员又接到了另一个紧急命令:从即日起,任何人不得私自上山游玩。同时,也不允许山上的人私自下山。  "出了什么事?"  大家纷纷毫无根据地胡乱猜测,明知不会有任何结果还是互相询问。7月里灼人的高温可以用水来缓解,可郁结大家心头的焦虑却无法排解。会议终于在揪心的等待中结束了。我们终于惊异地得知彭德怀犯了重大的方向路线错误。
"逃他妈的山里去!"(2)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由于彭德怀一年前的延安之行,以及后来回到故乡湖南的所见所闻,促使忧国忧民心切的彭德怀于庐山会议即将结束之际,给毛泽东"上书""洋洋万言"的长信,"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在庐山刮起一股"右倾风"。  按规定,部长级以上首长的专机机长,应由飞行副大队长以上的干部担任。彭德怀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常委,机长理应是大队长或副大队长,但下山的时候,他的机长却是一位中队长。而且其他领导人都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中央首长自然都回了北京。彭德怀的座机没有回到北京,而是降落在中途的济南机场了。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不实事求是的批评,如何能够使得刚直不阿的彭德怀口服心服。从庐山到济南的航程中,本来就不爱言笑的彭德怀没有露过一丝笑容,还时不时"他妈的"、"他妈的"骂上几句,并且愤愤地自言自语:  "几年以后再见分晓!"  当时,彭德怀心中的苦恼和忧愤,局外人很难体味得到。  事实证明,彭德怀的自信是有根据的,是建立在调查研究之上的,他充分相信自己的观点看法的正确性,期待着时间会给予他正确的结论。紧接着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对彭德怀庐山会议期间所持观点的肯定。可是,这个肯定的结论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代价太大太大。  1965年10月,毛泽东主席请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在颐年堂毛泽东主席的住处,毛泽东就庐山会议的做法做了自我批评,他诚恳地对彭德怀说: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你在庐山会议曾有过三条保证,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你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可惜的是事情并不尽如人意。彭德怀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能够看到为他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彭德怀的一生是令人敬慕的伟大的一生,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是勇冠三军的彭大将军。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遭遇强气流(1)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领航员吐了,机械师也吐了,服务员更是趴在那里动也不能动了。只有紧握驾驶杆的飞行员需要全力以赴同气流抗争、拼搏,根本腾不出精力来吐。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内形势犹如天上浮云瞬息万变。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那些疯狂的日日夜夜里,更加忙碌,更为劳累。南下北上,东往西来,马不停蹄。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问题,哪里有危险,他就奔赴到哪里。  已是傍晚时分,西边天际仅剩一抹余晖,我们接到上级的紧急起飞命令:  "你们立即飞到上海!把周总理接回北京!"  盛夏的骄阳把通体钢铁部件的飞机晒得热气蒸腾,虽已日落西山,机舱里仍高温难耐,加之我们急切的心情和快速的行动,机组人人都汗流浃背。升空后,气温虽然降了下来,可气流又接踵翻滚而来。尽管爬了一个高度层又一个高度层,却始终摇煤球一般,飞机被气流摇来晃去。好不容易飞到上海的虹桥机场,已是将近晚上9点钟。  天,瓦蓝瓦蓝的,碧空如洗,万里无云,抬眼望去,平静如水。然而,在这平静表面的背后,正骚动着一股大范围的强气流,使空中飞行的飞机受到强烈颠簸。可不能小看了这颠簸,它可以使飞机机体损坏,严重的,还可能造成飞机解体的飞行事故。  飞行条令明文规定:所有任务飞行和训练飞行的飞机,遭遇强度颠簸,应该停止飞行。  空军首长接到我们报告的天气情况后,认为总理专机不宜当即返回北京,主张将返回的时间延迟到第二天拂晓。但由于任务紧急,他们不敢擅自作主,便给总理秘书挂电话协商。  据说之所以突然让周恩来总理紧急赶回北京,是因为毛泽东主席有事情需要与总理商量,所以,能不能延迟返回,秘书同样不敢自作主张。他告诉空军首长,此事待请示总理后再作答复。  机组以及空军首长都认为,这样的天气,总理十之八九会接受第二天拂晓返回北京的建议。因此,机组一行放心大胆地从机场到了锦江饭店南楼。  上楼进屋,各自把日常用具安排停当,前后不过一支烟的功夫,门外响起"咚咚"的敲门声。大家以为是服务员送水或有其他什么事,可是门外竟站着周恩来总理,大家都吃了一惊,想不到这么快他就找到了我们。周总理快步走进房间,开门见山劈头一句:  "天气怎么个不好?究竟能不能回北京?"  看上去总理的神情有些焦急,说话的节奏也加快了。而且他这么个讲究礼节的人竟忘了同我们打招呼。大家互相望了望,感到事情不会按我们推测的那样发展。  "空中强度气流,颠簸得很厉害。"  我是机长,立即站起来回总理的话。  "哪个高度层颠得厉害?"  "从6000米至10000米,每个高度层都很厉害。来的时候我们都试探过了。"  "相比较哪个高度层要好一些呢?"  沉默一会儿后,有人报告:  "8000米要稍微好一点。"  "对,8000米好一点。"  大家附和,表示同意。周总理听了我们这一致的意见,立即很干脆地下了决心:  "好,就飞8000米!你们既然可以飞来,我为什么就不能飞回去呢?我们走!"  恰在此时,收到北京发来的电报:  "侧风60度,风速每秒18米!"  真是人不留人天留人,风速这样大,又接近正侧风,飞机降落地面时稍有不慎,就会被风掀个底朝天,谁还敢走呢?  周总理紧锁双眉,把那张电报纸捏在手心里,好长一段时间不说话。屋里静静地,都能够听到彼此急促的呼吸声。十几双眼睛紧张地盯着周总理沉思的面孔。  "是不是可以先起飞?西郊机场不能落的话就落到北京周围其它机场。好不好?"  深思熟虑后,周总理提出自己的方案,并征求我们的意见。很显然,他希望能得到我们的认可。  我们已经看出来,周总理回北京的决心已是不可动摇,那神情仿佛在说:就是天塌下来也要被压在北京的土地上。我想了想说:"这样做当然可以,但要请示空军首长,不知他们同意不同意。"  这样重大的事情,我怎敢擅自作主,当然要有首长点头。  "好!可以就行,其它问题我来解决!"  总理如释重负地叫一声"好",脸上有了笑容,他当即叫秘书给空军首长打电话,通告了周总理回北京的决心,并向空军首长转达总理指示:  "飞机由上海先起飞,沿途所有机场,都作好充分准备,随时接收飞机降落。"  空军首长见总理态度如此坚决,又亲自作好这样周密的安排,只好同意放飞。  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后,一气上升到6000米,颠簸,继续爬高,7000米,还是颠簸,再爬至预计的8000米,仍然强烈颠簸。接着上!9000米,10000米!所有这些高度层都是强烈颠簸。气流像玩皮球一样,一会儿把飞机抛上去,一会儿又给踢下来,不停顿地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上下颠簸的高度差,竟在100米左右。  领航员吐了,机械师也吐了,服务员更是趴在那里动也不能动了。只有紧握驾驶杆的飞行员需要全力以赴同气流抗争、拼搏,根本腾不出精力来吐。
遭遇强气流(2)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周恩来总理一向以坐飞机从不吃晕机灵引为自豪,可这回他也顶不住了,就着水吃了两次晕机灵,可还是不"灵"。虽然没有吐出来,但脸色煞白,额头冷汗直冒。我们得知总理忍受着这般难耐的痛苦,恨不能推机头降到6000米以下,因为下面的气流平稳多了。  可是的确不能。  空中飞行同样有一套规章制度,称之为交通管制。像大街上车行各道一样,大、中、小型飞机也各有规定的飞行高度,不可随意行事造成混乱或产生事故。  6000米以上是大型飞机的飞行高度,每1000米为一个高度层。6000米以下是中小型飞机的飞行高度,每300米为一个高度层。我们若是自行其是降到6000米以下,就好似公共汽车上了自行车道,那势必乱套了。周总理也决不会答应我们这样做。  据讲,现在的高度配备有了改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具体如何个改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们不敢违反规章,又不忍心让周总理继续受罪,大家商量出一个办法,到就近机场降落。几个人决定后便派一个人到后舱向总理请示。周总理一见到这位同志马上强打精神,非常关切地问:  "你们怎么样?行不行?还能坚持吗?"  看到总理额头上的汗水,知道总理在忍受怎样的痛苦,而总理此时心中想的仍旧是别人。我们这位同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没有必要说什么。  大家在周总理顽强和忘我精神的鼓舞下,咬紧牙关坚持工作,终于胜利返回北京。  像往常一样,周总理上车之前,仍旧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道别,并且不断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安全回到了北京,今天如果回不了北京的话,有些工作就不好交待。"  我们不知道等待着周恩来总理的是什么样的重要国事,但周恩来总理那种为了工作而忘我的精神,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山卫士"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压在机场上空的积雨云已经托不住沉甸甸的水珠,那些水珠争先恐后涌向地面,形成一场大雨。  在中央首长当中,为了工作而宁愿自己冒风险的不仅仅是周恩来总理一人。我们的党和国家正是因为有一大批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级干部和普通干部以及普通群众,我们的事业才有今天的辉煌成就。  仅我一个人的飞行任务中,就目睹了好几位这样的高级首长。在执行国内任务时有我已经说过的彭德怀、周恩来。在执行国外任务中有刘少奇、陈毅。  那是1965年的四五月间,我们送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印度尼西亚4国。  在阿富汗访问期间,刘少奇主席根据东道国的安排,要到阿富汗西部与苏联接壤的赫拉特省会城市参观。其实,这不过是阿富汗领导人想让我们做个姿态给苏联人看,阿富汗同中国的关系是兄弟加同志,使苏联人对阿富汗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伊尔-18到赫拉特飞一个来回只需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安排在赫拉特逗留一天,上午去,下午返回。  上午9点多,飞机降落在赫拉特。在机场,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受到当地政府组织的盛大而热烈的欢迎。  接着就是工厂、学校等一连串的参观访问。  但凡走访学校、幼儿园一类地方是最难控制时间的,哪一个机灵、好奇又大胆的小朋友缠上你,你就得和蔼地同他周旋。那次也不知哪个环节控制不当,不知不觉之中,下午返回时间比预计的晚了一个多小时。  四五月里正是春雷频繁的季节,那时的天气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代表团在赫拉特耽误的时间还要长。所以,当我们申请回喀布尔的时候,天空已经堆积了雷雨云,喀布尔机场的能见度也只有500米左右,表示接收我们有一定的困难。但究竟回还是不回由我们决定。喀布尔指挥塔台给了我们一个灵活的答复,他们既不拒绝我们回喀布尔,但也不反对。回来了,一切正常,皆大欢喜,下面的访问计划即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航线上或降落出了问题,他们也用不着担多大的责任。  我们将天气变化的情况向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作了汇报。两位领导人商量的结果是尽快返回,理由是:代表团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活动应处处维护自己的形象。如果改变计划,势必打乱整个访问计划,而且还会波及到另外将被访问国家的国事安排。再者,已经接到报告,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驻泰国使节也已经动身去机场迎接。刘少奇主席叮嘱我们:  "路上小心一些,航线上的雷雨云我们绕过去,只要机场上空没有雷雨问题就不大。你们放心飞吧。"  喀布尔机场虽然没有雷电的威胁,可是那密布的积雨云给我们的降落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因为喀布尔机场周围的地形很复杂,四面是山,跑道卧在一个开阔的大山沟里,跑道两头都有一座"山卫士"守候。  尤其是南侧那座500米的山,静静地趴在跑道头4000米处,默默注视着跑道上过往飞机升升降降,像一位铁面无私、一丝不苟的检查员,检验着每位经过它的飞行员的技术、胆略。  在通常情况下,飞机距跑道头4000米距离的时候,飞行高度应该是200米,否则,过高的高度无法使飞机降落,除直升飞机以外。  这位500米处的"山卫士"选择了一个比较适当的位置,它蹲在跑道延长线右侧100米的地方,只要飞行员技术过硬,不去同它"接吻",飞机就可以按正常高度下降着陆。  那天,我们从赫拉特飞到喀布尔机场时,压在机场上空的积雨云已经托不住沉甸甸的水珠,那些水珠争先恐后涌向地面,形成一场大雨。雨水形成的雨帘遮掩了我们的视线。我们只得利用雷达、无线电等仪器设备穿云下降。  我们一次穿云着陆成功!我想,那位藏在雨雾中的"山卫士"一定也像等候在机场的各国使节一样,真诚地赞赏中国领导人不顾个人安危、以国家尊严为重的献身精神,以及中国飞行员堪称世界一流的飞行技术。
我们的上帝(1)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开城!开城!我是27,我是27,请回答,请回答!"  我反复呼叫,可耳机里除了沙沙的杂音外,没有回声。  每当重提专机那些难忘的往事,我的老伴总忘不了唠叨一句:  "嗨!你这人呀,命大!"  细细琢磨她这话还真不假,我这辈子呀,炮火连天的战场咱不提,单就看我这么些年执行过的飞行任务,碰到的险情的确不算少。早在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国佬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五次战役的较量后,被迫接受由苏联提出的停战谈判的要求。刚刚走出航空学校大门的我就被派往朝鲜,为驻在那里的中立国代表飞专机。这期间,由于天气原因,在我的飞行史上第一次遇险。  朝鲜战争在1951年7月10日就拉开了停战谈判的帷幕。但气焰嚣张的美国帝国主义者自恃拥有优良的现代化装备,企图用武力迫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谈判桌上让步。但是,美帝国主义者错打了算盘,他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同样得不到。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10月23日,给予美国坚决的答复: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  此后,朝鲜战场停停打打,和和战战。直到1953年7月27日,才由双方首席谈判代表--中朝方面的南日大将,美国南朝鲜方面的哈里逊中将,在板门店的会谈大厅里,正式在《朝鲜停战协定》、《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两个文件上签字,从而结束了为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同时,也结束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  我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是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副团长是丁国钰,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任团长助手。在内部,大家称呼李克农为"李队长",乔冠华为"乔指导员"。代表团住在松岳山下开城的"来凤庄"。这个"来凤庄"其实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小村庄,但是,它没有遭受美机的狂轰滥炸,房屋整齐,道路平坦,绿树成荫,与附近光秃秃的山头上的遍地弹坑形成鲜明对照。  我们为中立国飞专机的几个机组及有关工作人员,都住在开城机场,但直属代表团领导。由于经常汇报、请示工作,所以频繁来往于开城机场与松岳山下的"来凤庄"之间。  当时,李克农患有高血压和哮喘病,但他一直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坚持工作,直到停战协定签定,才与代表团的丁国钰、乔冠华等军以上干部一起,乘坐我们的专机,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观光团回国。我还曾从朝鲜送他们到北京、上海观光游览。  一向崇尚武器,认为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除原子弹外,他们使用了化学武器、细菌武器等一切他们拥有的武器,最后还是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但他们仍旧迷信武器的力量。签字后,他们疑心中国继续往朝鲜输送武器,便通过联合国出面作了一项决定,从五个国家抽调观察员巡视朝鲜边界地区。观察员分别来自瑞士、瑞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印度。  观察员们从空中巡视地面情况,航线分为东西两条,东线从开城至朝鲜东北部的兴南、清津;西线从开城至新义州。5个国家的观察员分成两组,在以上这些地区来回巡视,天天如此。  这天,要去东线的兴南。气象部门预报,开城至兴南一线都是阴天,云底高只有300米,并伴有零星小雪,空中风也很大,逆风30公里/小时。云低雾浓,根本看不见地面,其观察又从何谈起。但外国人不乏僵化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执意要"按章办事",我们只好按时出发。  上午,飞机准时从开城起飞,经过1小时20分钟的航线,在兴南正常落地,一路无事。  下午,问题出来了。  起飞不久,飞机就进入云雾之中,四周白茫茫一片。飞机按规定高度上升至2400米,在仍旧保持发动机马力的状态下,速度表所显示的速度逐渐减小。这种现象是飞机部件结冰造成的结果。结冰也是飞行之大忌,冰层附在机体表面,会使机翼丧失上升功能,空速表不指示,无线电罗盘不能定位……我一面吩咐机械师赶快打开除冰装置除冰,一面迅速打开超短波向开城报告。  "开城!开城!我是27,我是27,请回答,请回答!"  我反复呼叫,可耳机里除了沙沙的杂音外,没有回声。  此时,我们已经在空中航行1小时20分钟,加上每小时30公里逆风的影响,飞机离开开城也只剩下二十几分钟的距离。而使用无线超短波在30分钟的距离内完全可以沟通联络。  我们赶紧采用无线电罗盘定位,结果测定飞机离开城还有一个小时的距离,才仅仅飞了航线的一半(因为受逆风影响)。我不能相信在这样一个降雪的气象条件下,空中会有如此大的顶头风。但是此时,我们又只能相信仪表,并依靠仪表继续航行。  由于航行时间延长,第一个反映到我头脑中来的的信号就是检查油量。这一查可就吓了我一跳,前额上冷汗直冒:飞机仅剩40分钟的油量!  飞机断了油料,那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况且四周又是一片云遮雾障,连迫降的机会都没有,我能不冒冷汗吗?  "开城!开城!我是27,我是27,听到我的声音没有?"
我们的上帝(2)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处在危急的境况里,就更加感到自己的力量是那样的单薄,而且强烈地希望摆脱这孤独无援的局面。  任凭我嘶哑的声音传向茫茫天际,耳机依旧是死一般的沉寂。  又熬过了漫长的30分钟,在我千呼万唤之中,终于有了回音,那声音对于我们无异于"天堂里的回音"。而地面的那个声音也如同发现了新大陆,又惊又喜。  "27!27!听到了!我听到了你的声音!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我不能知道精确位置,因为什么都看不见,又没有合适的电台可供定位。"  "那飞机上还有多少油量?"  "够飞10分钟!"  ……  一阵沉默之后,指挥员指示我们:  "用经济速度保持飞行。注意随时与地面联系。"  飞机迟迟不在开城机场着陆,而且一晚就是二倍于正常预计的到场时间,天上又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开城机场的指挥员能坐得住吗?当天的塔台指挥员是副大队长王效英,他在地面急得一刻不停地呼叫我们,可我们俩人竟是天上地下两无声。飞机失踪非同小可,惊动了代表团,代表团副团长丁国钰从"来凤庄"赶到机场,亲自坐镇塔台,整个机场空前的紧张不安。  还有那么一群惶惶不安的人,就是飞机客舱里的几位观察员。他们扼腕看表,知道这回情况特殊,但他们毕竟是受西方绅士风度影响的人,尽管心中有千百个疑问、有无数担心和害怕,却并不到前舱来询问,以免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加重机组人员的紧张情绪。  在与塔台沟通联络3分钟后,传来了地面指挥员抑制不住的喜悦声:  "27!27!你到了我的上空,尽快着陆,尽快着陆!"  可是天正降大雪,虽然垂直能见度尚好,可水平能见度只有50米左右,我们根本就看不见机场。  我将飞机从2000米高度一下降到70米!总算冲出了雾海。出云后低头往外一看,下面是蓝黑的一片水。飞机已经越过机场上空,到了跑道延长线以外的汉江口。因为这一带飞得比较多,地形比较熟悉,大家心里也就一块石头落了地。  机场跑道延长线有条公路与汉江口相通,在四周一片白茫茫的背景下,那条公路犹如一条黑飘带,格外醒目地铺展在原野上。我们顺着这条公路飞到了机场。  飞机终于降落在跑道上。当尾轮刚接地,发动机好像意识到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慢慢停止了转动。我们机组的几位也像那丧失了动力的发动机,僵僵地呆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趴在跑道上的飞机无法滑行,几位观察员先生趴在自己的座位上祷告上帝。有位瑞典的上校先生来到前舱,翻动着一对蓝眼珠,通过翻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这段只需用一个多小时的航程,今天为什么飞了三个多小时,请王先生解释一下。"  "今天天气不好,我在空中盘旋待命,等待有利时机。"  "可是现在的天气依然雪花翻飞,比以前更糟,你如何解释。"  "对不起,那是地面指挥员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那你又为什么不把飞机滑到停机坪去呢?为什么让我们在这里下飞机?"  "上校先生,你亲眼看见了的,这跑道上落满雪花,太滑,不好滑行,强行滑行会有危险,我要对诸位观察员先生的安全负责。"  "……?"  "王先生,你今天没有讲实话。但无论如何,你今天是我们的上帝。"  越琢磨我与上校的对话越感觉可笑。作为军人,我第一次说了谎话。但为了中国专机的国际信誉,我不得不这样做。  原来,这场可怕的"游戏"是空中风搞的"恶作剧"。地面气象预报与实际空中风相差甚远,空中每小时180公里的风速,气象部门预报为每小时30公里。由此可见,保证飞行安全哪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都不可掉以轻心。
有营养的高丽参(1)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睡至半夜,肚子阵阵作痛,而且一阵紧似一阵,没有办法,只好急急爬起来直奔厕所。我这里刚刚重新躺下,那边郑站长也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匆匆出了房门,不等郑站长回来,方政委也从床上蹦了起来……  在朝鲜半岛上,为中立国飞专机近两年的日子里,除了雪天里的逆风遇险外,我们还曾经历了一件与飞行无关,但却极有趣的事。  飞行之中,大家闲来经常议论朝鲜的高丽参便宜,而且营养价值很高,是一种很好的滋补品。于是乎,有人提议:何不去买些回来品尝品尝。一呼百应,在座的个个举手赞成。  这天正好"前线无战事",全天放假休息,几个人说干就干,话音落地便上了路。我是开城场站政委,回国后曾担任过空军某军政委的方仲英,飞行副大队长刘发科,飞行队政委吴好志等几人,一起向开城市进发。  汽车载着我们驶过机场旁边弹坑累累的小山后,沿途随处可见经受过战争摧残的高丽参田里的遮阳小篷。我们在汽车还未进入城区之前就下了车,自由自在地享受着田野的清新,慢慢向城里走去。  虽然经过战乱,开城街上的买卖倒还兴隆,尤其是朝鲜特产高丽参,这一处那一摊的有不少农民模样的摊主在经营。我们也不懂得如何挑选,在我们眼里那些形如人体的参都是一个样。因此,一群人蹲在一个就近的摊前,拣那大个的,花了不过三元多的朝鲜币购得一市斤。然后几个人又逛了一圈,买了两只老母鸡,高高兴兴地往回返。  回到机场,大家趁着兴致拥进空勤食堂,七手八脚一起上,烧水的烧水,宰鸡的宰鸡,切参的切参……不大一会儿,满屋飘绕着鸡肉的香味。几个人馋涎欲滴地围在锅台边,不等鸡肉炖烂,就一轰而上打了个"歼灭战"。  心满意足地饱餐了一顿后,满以为人参加老母鸡这么一补,晚上可就能睡个好觉了。可事与愿违,睡至半夜,肚子阵阵作痛,而且一阵紧似一阵,没有办法,只好急急爬起来直奔厕所。我这里刚刚重新躺下,那边郑站长也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匆匆出了房门,不等郑站长回来,方政委也从床上蹦了起来……就这样,后半夜我们几个轮番跑厕所,谁也没有睡好。天亮后起来互相一瞧,几个人脸儿蜡黄,刘发科的嘴上起了一排水泡,吴好志则鼻子血流不止……36年过去,几个人碰到一起,总忘不了重提这段"趣事"。  民以食为天。食,是人生存的第一需求。但在保证了基本需求之后,人又会要求吃得精,吃得细,吃得有营养。早在几千年以前,孔圣人就对他的学子们大讲"食不厌精"的道理。可以认为,这是我国食文化的创始。  在各个领域都堪称人杰的周恩来总理,对于我国食文化具有很深的了解。"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自古文人墨客所偏爱的白酒,周恩来总理尤其情有独钟,身体小有不适之时,他会以酒代药。在不公开的亲朋聚会上,周恩来总理往往举杯痛饮,英雄海量常使满座皆惊。  第三次亚非会议结束回国,已是我国传统佳节--春节前夕。我们从云南入境,并在昆明停留了一天。当晚,云南省委设便宴,为代表团全体成员洗尘。  宴会大厅摆放着3张大圆桌,3张圆桌上摆放着相同的食物菜肴。两个机组占用其中的两张,由周总理、陈老总率领的代表团围坐在另一张圆桌旁。  菜肴之中有一道非常名贵的珍品--炖熊掌。虽然我们飞行员伙食标准高,但这种山珍也只是耳闻过。周恩来总理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端了这盘菜走到我们桌前,指着手中的盘子问:  "你们飞行员吃得好,吃过这熊掌没有?"  "没有。这玩艺可吃不起!"有人回答。  "我也吃的不多,今天你们要感谢云南省委的同志,是他们请你们吃的,我也请不起!"  "来,来来,今天我借花献佛,这盘熊掌你们每人都得尝一口。"  接着,周恩来总理就要我们吃掉代表团桌上的那盘熊掌。我们要是吃掉了熊掌,那代表团的同志不就吃不着了吗?再说我们桌上同样有一盘啊,所以大家都不肯动筷子。可周恩来总理见我们不吃就站着不走,还说以前他们多少总算是吃过这东西,现在该轮到我们吃了。恭敬不如从命,我们只好站起来,每个人从周总理手中盘子里夹一块熊掌送进嘴里。周总理端着空盘子高兴地说:  "好,好,这就好。"  可是周总理及代表团的成员都没有吃上熊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那块熊掌在嘴里咀嚼了好一阵子竟也没能品出味道来。  第二天就是年三十,陈老总提议:  "到成都去过年吧。大家尝尝我们四川的风味小吃,怎么样?"  "好!"  大家一致赞成。第二天一大早,两架飞机直飞成都。  成都的年饭吃得非常开心,桌上虽然没有熊掌等山珍海味,但有"享誉全球"的茅台酒、五粮液助兴。  周恩来总理非常高兴,举起酒杯大声说:  "今天过年,大家都敞开喝,咱们得干个通宵,直到动不了为止。"  之后,周总理端着酒杯,径直走到我们桌前:  "大家辛苦了,我敬你们一杯!"  我们迅速起立,心中惶惶不安:
有营养的高丽参(2)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总理,应该我们为您敬酒才对!"  两个机组各派一名代表,加上4个服务员,他们每人和总理对饮了一杯。酒过几巡后,这6位同志到总理桌前,每人又回敬了总理一杯,十几杯酒下肚,总理竟安然无恙,只是容光焕发,更加精神抖擞。  总理的卫士小张,同样是酒桌上的英雄人物,我们两人约定:不准吃菜,每人各喝15杯,结果谁也没有毁约。  这顿年夜饭从晚7点直吃到晚10点多钟,不但没有一个动不了的,而且竟无一人喝醉。  周恩来总理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他喜欢跳舞,热爱戏曲。每次到外地,只要时间允许,周恩来总理都要观看当地的地方戏。尤其喜爱上海的越剧、安徽的黄梅戏。  有回尼赫鲁从印度秘密飞到广州,周恩来总理前去会晤,省委的同志为他们安排了一场红线女主演的粤剧,周总理很高兴地亲自来到我们机组住宿的房间,挥着手臂招呼大家:  "走啊,走啊,快要开演了!"  "总理您去吧,我们都听不懂粤剧,那真成了看戏的呆子了。"  "那不行,都要去。红线女是很有名的演员,我就很喜欢看。你们听多了也就懂了。"  可惜中国众多人口的众多事务,占去了周恩来总理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使他个人的生活失去了应有的色彩。但周恩来总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长江的桥墩   (1)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柳昆尚,由中国共产党培育的,在河北曲阳简陋的平房里冒着纷纷炮火学成飞行的第一批飞行人员之一。  他曾有过在讨饭路上,被恶狗撕咬得鲜血淋漓的苦难童年,鞭策着这位几乎没有进过学堂大门的青年奋发努力,终以优异成绩完成飞行学业。  他的一生是幸运的,一半靠个人努力,另一半靠机遇。所谓幸运,是他从事飞行事业几十年,执行的不是一般的飞行任务,而是为共和国的领袖们飞专机。  其中,他为乘机年头不多的毛泽东飞行42次,时间156小时08分;为周恩来总理飞行70次,1919小时07分。是为这两位领导人飞专机次数最多、空中飞行时间最长的飞行人员。此外,9名元帅、10名大将及7名“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局常委中,除林彪之外,他都为他们飞过专机,这独有的经历常常使他引为自豪。  年逾花甲的柳昆尚仍旧活泼好动、热情开朗、兴趣广泛。他年轻时喜狩猎,爱跳舞,会游泳,善滑冰,能摄影,还会开各种车辆……凭着众多的技能和天生无拘无束的性格,他便有了比专机机组其他成员更多接近首长的机会。他为毛泽东主席拍照,陪周恩来总理跳舞,随贺龙打猎,同朱老总聊天,看邓小平打桥牌……  回忆当年往事,柳昆尚激动不已,滔滔不绝,故事讲到高潮处,他总要感叹万千:“毛泽东、周恩来的为人、才干,谁不服气都不行。他们的品质、风范,在当今中国,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  在此,我们实录下他给我们讲的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长江的桥墩  他索性“霍”地站了起来。这可把我吓了一跳,赶紧将双手盖在他的头顶上。因为机舱顶棚成圆拱型,两侧比较低矮,主席身材高大,万一一头撞了上去,那还了得。  1956年5月3日是个极其普通而平凡的日子,但它对于我,却有着特殊的意义。今生今世,难以忘怀。  清晨,淡淡的薄雾覆盖着宽阔、沉静的机场。我们机组会同地勤的同志已经在飞机旁忙碌开了。待到初升的朝阳明媚地照耀着大地,照耀着停靠在跑道头上的草绿色飞机时,我们已经试飞完,检查完机件,并已将机身擦拭干净。鲜红鲜红的“八一”机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空军司令部分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何廷一赶到机场,非要看着我们在机场上空再试飞一圈。他要亲眼目睹飞机完好,保证万无一失。我们心中纳闷:飞机的发动机还烫手呢又要试飞,干嘛搞得这么紧张?到底什么人坐飞机呢?  担任专机飞行团团长的胡萍在5月2日晚上给机组下达飞行任务时,只简单地告诉大家:航线由北京经武汉,降落终点是广州的白云机场。  他没有说是谁坐飞机,只是说这次任务很重要,大家要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圆满地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不该问的不问,这是军人的保密规矩。反正是中央领导人坐飞机。大家便像往常一样分头准备去了。  这次任务非同寻常。4月30日那天,团长驱车专程赶往空军司令部所在地,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面对面亲自向他交待任务。接着,负责中央警卫局工作的汪东兴又亲自到西郊机场了解飞机准备情况。汪东兴走了之后,机械师奉命将特意装在飞机上的软床垫换成了硬木板。机组人员的力量配备也很强。  想起这一连串的事情,我的心激动不已,一个念头浮上脑际:难道今天会是毛主席坐飞机?在此之前,包括周总理在内的无论哪位中央首长坐飞机,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慎重严格。  按照何副参谋长的要求,我们重新开车试飞。待飞机又滑到原来的位置停好,一辆小轿车飞驰而来。我瞪大了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车门,不想从车上下来的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政委吴法宪。司令、政委双双“驾到”,更进一步证明了我的推测。  何廷一和胡萍迎见刘亚楼与吴法宪,向他们汇报飞机准备情况。我们都散站在他们四周静静地等待,不一会儿,胡萍便招呼大家:  “都过来集合!请司令员下达飞行任务。”  虽然离得很近,但大家都小跑迅速站好队。刘亚楼走到队列前,与队列不过两步的距离。  “同志们!今天坐飞机的,是毛主席!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  站在他面前的不过我们机组6个人,但他情绪激昂,声音洪亮,似乎面对的是千军万马。  “中央的同志曾考虑请毛主席坐外国的飞机,请外国人来我们中国的天上飞,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主席说了: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我不坐,我就是要坐咱们中国人驾驶的飞机!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空军最大的信任。但是,我们肩上的责任也非常的重大。你们一定要拿出全部的本事,尽最大的力量,用最高的责任心,保证完成好这次光荣而又重大的任务。  “现在,飞机是好的,天气也是好的。我唯一的担心是你们:是怕你们心情过于激动,精神过于紧张,会造成疏漏。当然,我还是充分相信你们的,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司令员说对了,我们的心情的确非常激动,当听到“是毛主席坐飞机”的一瞬间,我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大概其它同志也有同我一样的反应,才使得司令员担起心来。
长江的桥墩   (2)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刘亚楼讲完话,便径直上了飞机,我们彼此未来得及表达内心的感情,就跟在他的后面到了机舱里。刘亚楼走到床前停住脚,先将舱内环视一遍,然后揭开铺在床上的被子,用手按了按床垫,确信已换成木板的以后,才回过头问:  “床的尺寸加长了没有?”  “加长了。”  他表示放心地点点头,转身拉开桌子抽屉,发现里面放着一副扑克牌,眉头微微皱了皱:  “主席从来就不喜欢这些东西,赶快把它收起来。”  机械师舒执章连忙把扑克牌拿了出来,也不知道他塞到了后舱的什么地方。以后,凡是毛主席坐飞机,我们都十分认真地检查一遍,决不在飞机上留有扑克牌、棋类等东西。毛主席根本就没有空闲玩,他不是工作就是学习。  对飞机上所有该检查的地方都检查以后,刘亚楼还是不放心,他再次嘱咐道:  “这可是毛主席第一次坐我们空军的飞机,你千万要谨慎小心,冷静沉着,不要紧张。”  其实,领导人这种过分的谨慎和担忧,实质上是他们自己内心紧张的一种表现和流露。当时,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他们那种担心的情绪无疑感染了我们机组成员,使我们激动不已的心又平添了一些紧张。  激动而又紧张的场面决不会有喧哗。我们静静地坐在机舱里,等待着,沉默着,相对无言。然而,各自的内心里却在翻腾,思绪也在奔驰。谁都想说点什么,谁又都什么也不说,只怕破坏这庄严的气氛。  朝着汽车将驶来的方向的那侧玻璃窗上,始终贴着几张瞪大双眼张望的脸。时间被大家的焦急情绪拉长了,一个个耐不住从飞机上走下来,在机翼下、机身旁,时而不安地徘徊,时而驻足翘望。  “来了!”  声音不大,由于兴奋、激动,有些颤抖。然而,站在不同位置、面向不同方向的人都听清楚了。所有视线都聚集在渐渐近来的那辆黑色吉姆车上。不用号令,所有在场的人本能地迅速地在机门下站成一列横队,等待着那神圣的一刻。  吉姆车在机翼外侧缓缓停稳,里面出来一位年轻人,白净的脸庞上浮现出几分不相称的严肃。他绕到车身的另一侧,拉开了车门,一只穿黑色布鞋的脚落在地上。紧接着,我们看见了那张早已熟悉、时时神往的脸。  毛主席的脸红扑扑的,似刚从海滨浴场来。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竟模糊得看不清主席的眉目,思绪也飞到了童年与母亲拖着打狗棍挨家挨户乞讨的悲惨岁月。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的家乡,又把我培养成一名军人。我23岁担任团通讯主任,是所在团最年轻的上尉军官,平日里做梦都想见到救命恩人毛主席。而此时,毛主席就在我的身边,就这么真真切切地站在我的面前,我的心只感觉到有一股难以承受的幸福。  激动的情绪逐渐平定以后,定睛望着毛主席。只见主席身穿一套灰色中山装,身材魁梧健壮。头上参差着几根华发,两只眼睛闪亮,炯炯有神。  从汽车上下来后,毛主席首先仰头观望飞机。刘亚楼趋步向前,向毛主席报告这架飞机的基本状况。  “主席,这是一架苏联制造的里-2型飞机,这种飞机安定性很好,起飞、平飞都比较稳。这架飞机机号是8205号,已经飞行5年多了。飞行状况很好。主席,请您上飞机吧。”  毛主席走到队列前,同我们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很高兴地说:“你们都很年轻啊!”之后,主席的双眼越过我们的头顶,向东方那轮喷薄而出的朝阳望去,久久地注视着。当时,我仿佛觉得,“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段讲话,就是面对我们讲的。  “主席,飞机经过试飞、检查都良好,航线上一律都是晴空,是个难得的好天气。……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呢?”  站在主席身后的刘亚楼见主席良久不做声,便委婉地再次提醒主席上飞机。  毛主席依旧不说话,只默默地点了点头,再次把飞机巡视了一遍,然后大步走向飞机。  我们无从了解到毛泽东主席那么专注,那么严肃地在想些什么。他那飞速跳跃的思维,富于联想的头脑,也许回到了“秋收起义”时的艰难,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困苦……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斗,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不仅有了自己的政权,还有了自己的空军,自己的飞行员。毛主席曾感慨地对我们说:“有了你们就好了!”  毛泽东主席坚持坐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也部分地反映出他的思想。他显然希望我们中国的空军能够迅速发展壮大,能够抵御外国侵略者。  早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时就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当毛主席真的乘坐自己的空军飞机远航时,他怎么会不思绪万千呢!  只见主席顺梯拾级上了飞机,陪同毛主席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以及主席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也都跟着上了飞机。  解放初期,空军装备相当落后,苏制里-2、美制C-46、C-47已属先进机型。我们把苏制里-2飞机改装成首长专机,但也正如有的同志已经谈过的那样,我们的专机并不“专”,与美国“空中一号”总统专机截然不同。美国的“空中一号”除特殊情况外,其它政府首脑不得享用。而我国无论是周恩来总理还是毛泽东主席,都无固定飞机供他们个人专门使用。仅有的两架有专机设备的飞机,哪位首长需要,便成为哪位首长的专机。但毛主席需要坐飞机时,一般都选用8205号飞机。如今,这架飞机已经光荣退役,收展在坐落于北京西北70公里的航空博物馆。
长江的桥墩   (3)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始终保持中国农民特有的俭朴、节约等优秀品质的毛主席,对能够乘坐这样的飞机已经相当满意。他上了飞机后,在门口稍顿了片刻,目光将舱内简陋的设备扫视一遍,脸上一副十分满足的神情。然后才迈步走到小方桌下首的座椅前。他站在椅子旁边,从容地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紧跟在首长后面上飞机的是为毛主席开车门的年轻人,后来我们知道,他就是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从汽车上拿下个圆桶似的帆布口袋。我那时正是好奇心极强的年龄,见他背着那么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忍不住问:  “这是什么?”  “铺盖。”  两个字,简单而明确,并用眼角看我一眼,好像是说:“哼,连这都不知道。”我的自尊心被他这一眼刺伤了,心想:“别小瞧了人,我可也是千人万人里面挑出来的。”嘴里却说:  “飞机上什么都准备好了,用不着你这么费事。”  那潜台词明明是:“你又怎么着,不是也不懂飞机上的规矩么?”  其实,是因为那时我的好强心太盛,因而误解了李银桥的眼神。他并无看不起我的意思,也不是不懂飞机上的规矩,而是毛主席有恋旧的习惯,喜欢用自己用惯了的东西。所以,毛主席每次坐飞机,卫士们背上仍旧驮着那个圆桶似的包袱。  当时,李银桥并不理会我,只管从那个圆桶里一件件往外掏:已经洗得起毛了的枕头、枕巾、床单、毛巾被、睡衣。  我不再说话,也已经说不出话。  摊在床上的毛主席使用的卧具,与原来铺好的那套卧具形成强烈反差,我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全国人民崇敬、爱戴的毛主席,不见一样绫罗绸缎、高级用品,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地不在乎。后来我们看见主席在飞机上用餐的食品,也无非是两片面包夹一个煎鸡蛋,或者是一碗麦片粥。看到毛主席竟还过着这样简朴的生活,总感觉胸膛里堵着什么似的不舒服,鼻子便酸酸的不好受。  床重新铺好,但这项工作从来只是卫士们例行的公事,因为主席从来就不上床休息,只是偶尔歪靠在床头看书。  我的视线离开那些寒酸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铺盖,便自然而然地又落到毛主席身上。只见主席手里夹着香烟,烟灰已结得好长也未弹去。大家猜不透主席脑子里又在想着什么,也都沉默着不开言。  突然,毛主席想起了什么似的大声说:  “我们就是坐在这里飞上天去?那就飞吧!”  “鲲鹏展翅,九万里。”我想,即将开始的蓝天翱翔,一定激起了毛主席多彩的遐想。  随着“那就飞吧”的呼唤,我们机组飞快地按规定程序的项目又做了一遍检查,确认一切完好后,机长柔和地加大油门,飞机在轰鸣声中,像支离弦之箭射向九霄。  当上升至2000米改为平飞后,领航员张振民到后舱向刘亚楼报告飞行情况,刘亚楼不放心地亲自跑到前舱,问:  “怎么样?”  “一切都很正常。”  “嗯,可不能麻痹,后面的路还很长。要随时观察天气和注意飞行发动机的工作情况。”  飞行了3个小时左右,刘亚楼再次来到前舱,又是一番询问和嘱咐。我们深知,他作为空军司令员,肩上的压力很大,是绝对不允许出问题的。他的责任心自然也影响着我们,大家更加一丝不苟,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  第一次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就是长距离飞行。我们飞越华北平原,中原大地,进入江南水乡。天空碧蓝,万里无云,大地广袤,一片葱绿。毛主席坐在飞机上兴趣盎然。  “主席,您靠着休息一下吧,要不,吃点水果。”李银桥见飞机有些许颠簸,自己心中就忽忽悠悠地难受,怕主席也抗不住,因此伏在主席身边问道。  “没得关系。你没感觉到当小孩子的时候坐摇篮的味道么?”  毛主席的一句玩笑把大家都逗乐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趣话来,也就不觉得不好受了。主席把这叫做用精神分散法治晕机。  五月的江南比起北方来更加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江边河旁,垂柳婀娜,鸟语花香,返青的禾苗把大地装饰得绿油油的,处处生机勃勃。只见一条白练九曲十八弯,蜿蜒于碧翠之中,那是生命的发源地,我国著名的第一大河——长江。  武昌的南湖机场,位于长江北岸,跑道与江水流向夹几十度角。当天,地面有2米左右微风,由东北刮向西南。机场调度室指挥我们:  “由南向北迎风降落。”  奔腾数千里的长江流淌了数万年。中国古老文明史写了数千年,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大江南北彩虹相继飞架。武汉长江大桥,是有史以来修建的第一座长江大桥。它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破土动工。  正巧,大桥建在机场起落航线的南端。飞机围绕机场下降过程中,浩浩江流从翼尖下翻腾而过。  江面上,刚刚建筑的两座桥墩醒目地耸立在白浪里。抬眼望去,如仰卧江底巨人伸展的两只手臂,准备托举横架两岸的钢铁长龙,为人民造福。  飞机几乎无觉察地缓缓降落,机组成员各自忙着着陆的准备工作。只有我算最悠闲,因为飞机就要降落,负责空中联络的通讯任务基本完成。
长江的桥墩   (4)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我的座位背向机头前进的方向,面对通往客舱的那扇门。  此刻门徐徐推开,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由门的那边进入门的这边。不用细辨认,就知道是毛主席。我没想到毛主席会在这个时候到前舱来,便本能地从座位上弹跳而起。  从门到我的座位,本就不过三四步距离,毛主席步子大,三两步便到了我跟前。  毛主席伸出温暖的大手,轻轻放在我的肩上,顺势往下一按,示意我原位坐下。  平日里,战友们都视我为机灵人,可这会儿那股机灵劲不知哪儿去了,只是傻乎乎地机械地一次次站起来,心里转着一个念头:怎么能让主席站着呢。弄得主席一次又一次地按我坐下。  就在我与主席推让不决的时候,右侧座位上的张振民趁机从主席背后挤了出去(前舱空间比较小,主席身体较胖,他站在过道里,左右几乎没有剩余空间),这才解了我的围。  我指着空出来的位子,请主席坐下。  主席转动脑袋看了一圈,确定这个位子无主后才坐了下来。  坐在这儿从里面观看外面景物,机翼下方以及距机翼相当一段距离内,都成为死角。  主席将脸紧贴在平面玻璃窗户上,仍旧看不见已移到机翼下的长江。  他索性“霍”地站了起来。这可把我吓了一跳,赶紧将双手盖在他的头顶上。因为机舱顶棚成圆拱型,两侧比较低矮,主席身材高大,万一一头撞了上去,那还了得。  我再次请主席坐下。可是坐着既看不见江面,更看不见大桥(其实那只是几座桥墩),主席屁股还没有挨着椅子,就又站立起来。由于主席个高,他只能半站半蹲着,样子很吃力。这种姿势甭说已是六十多岁的主席,就是我们年青力壮的小伙子也难支撑。可为了观看具有象征意义的桥墩,主席竟一直那么“站”着。我只好紧挨主席立着,防备他碰撞或体力不支栽倒,也不便再劝他落座。  尽管主席的姿势使他的身体很不舒服,但他却始终兴致勃勃,喜乐之色溢于言表,笑逐颜开地指点着江面:  “多么好看哪!”  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我偏偏是北方人,加上总担心着主席的安全,一时没有听懂他的话,转动着两只眼珠望着他。主席立即明白我没有听懂,笑笑,一副宽宏的样子,又重复一遍——  “多么好看哪!”  “该死!”我在心里咒骂自己,可又不好意思照实讲真话,便硬着头皮,红着脸微微点头想蒙混了事。可我的这点伎俩哪里瞒得过主席的那双慧眼。他老人家渐渐变得严肃,几分失望,几分扫兴。我没有能够了解,主席究竟是为了我的不诚实还是为了我的不理解。我只是恨不得?自己几个嘴巴。  望着那双洞察秋毫的锐眼,我的目光游移着,躲闪着,可主席此刻好像完全忘了机下的世界,像是为了不让我的目光从他的眼睛里滑过,双目凝视,紧盯不放,直到我鼓足勇气直视他的眼睛,才用手一点长江,又指指桥墩,然后横截江面一划,一字一顿,掷地有声:  “多、么、好、看、啦!”  “哦!”  这回我可听懂了,如释重负,忙不迭地要表示自己听明白了。  “很好看!很美!绿树红花,流水……人家。”  也不知怎么着,竟还冒出那么两句斯斯文文的话。还怕没有把意思表达清楚,又辅之以手,指指点点。目光触及桥墩,又补充一句:  “大桥架好之后,就更加好看啦!”  “懂得了,懂得了。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笑容又荡漾在毛主席那张感情丰富的脸上,可我却为自己感到羞愧。  并非语言上的不通而是思维上的差距,造成了我们之间心灵相通的主要障碍。我所能看见的,不过几座孤零零的水泥石块墩子。而在主席眼里,却是飞虹两岸车水马龙的恢宏大桥。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表达了毛主席由衷的喜悦。同时,也写出了历史的变迁:江山易主,人民当家,才有天地换新颜的新面貌。“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破了帝国主义的预言,战胜了解放初期的重重困难,巩固了人民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大规模建设的轨道。毛主席能不为此而高兴吗?  水流去,“桥”移去,毛泽东主席的视线连同兴趣都由机舱外转移到机舱内。他默默注视着飞行员的每一个操纵动作,那份专注,那般用心,跟新上飞机学习飞行的学员不相上下。  静观一阵后,主席大概没能看出个中奥秘,他的一个个提问便接踵而来。  机长轻轻压杆,飞机慢慢倾斜,形成15度坡度。主席侧头朝窗外一瞥,左机翼斜刺地面,回头再往右边一望,右机翼高高翘起,直指青天。  “这是做么子事?”  “操纵飞机转弯。”  从主席的眼睛里,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毫不犹豫地作了回答,并伸直右胳膊,掌心与地面垂直,再朝胸前一弯,掌心对着胸口,主席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又继续他的观察。  着陆前,飞机必须减到适当的速度,才能保证平稳地落在跑道上。因此飞行员必须收油门,主席看见了,忙又问:  “这又是做么事?”
长江的桥墩   (5)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减速,减小飞行速度,和汽车收油门一个道理。”  同时,我用脚朝地板一蹬,做了个踩油门的动作,主席懂了,又点点头。  调导航台,校场压,调调整片……一路飞下来,每个动作他都不放过,都要问个为什么,直到弄懂。  飞机越过设在跑道头60米处的近距导航台,我提醒毛主席注意:  “主席,您坐好,抓住扶手,飞机马上就要落地了。”  毛主席将向前倾斜的身体坐端正,这样,他的视线就够不到前面飞行员的举手投足。不然,飞机接地前瞬间的一米拉平动作,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向他讲解清楚。  解放前,毛主席有过一回坐飞机的经历:那是1945年8月28日,著名的重庆谈判之时,毛泽东主席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算来这已是10年前的事了,所以,主席有些紧张,见他两只手牢牢抓紧扶手,脊背紧紧贴靠在椅背上。  “落地没有?”  飞机已经着陆滑跑时,主席却仍旧保持着原来的那副姿势静静地坐着。我告诉他飞机已经落地了,他只“嗯”了一声,没有其它反应。这是因为不常坐飞机的人区别不了空中飞行与地面滑跑的不同,颠颠簸簸的使人感觉还在空中。  经过4个半小时的空中飞行,飞机于12点30分降落在南湖机场。  走下飞机之前,毛主席手扶机舱门,迎着中午火辣辣的太阳,高兴地对跟在身后的刘亚楼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当天下午,我们从南湖机场起飞,经过3个半小时的航行,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已是下午6时。但夏日里的傍晚仍旧艳阳满天,所以我们远远地就看见停机坪上站着3个人。他们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广州军区政委黄永胜,还有一位是不知什么时候到达广州的江青。偌大的停机坪,只有这么3位迎接,没有手持彩带鲜花跳跃欢呼的人群,不见各行各业各界的头面人物,显得冷冷清清的。那时候毛主席到哪里都不兴师动众,前呼后拥。都是悄悄地只身而来,静静地独自而去。从来就是当前党中央所大力倡导的“轻车简从”的作风。  为主席送行的人数却翻了倍,那便是我们机组一行6人。主席要进城去,我们需连夜返回北京。大家自动在机门前列成一横队为毛主席送行。主席笑容满面,走过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虽然与毛主席已经有过接触,但我的心却仍旧跳得“咚咚”有声。  主席拉住我的手频频摇动:  “你们的任务完成啦!”  “不,不,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什么时候把主席接回北京,才算全部完成。”  那只温暖的大手,始终把我这提过要饭篮、拿过打狗棍的手捏在掌心里,我原就紧张的情绪加上激动,所以出口的话如出膛的子弹,又急又脆,语调都走了样,叫主席怎么能够听得明白。他略微侧转头,好像耳背的老人故意将耳朵冲着我,眼睛仍慈祥地注视着我,仿佛告诉我:“别着急,慢慢说。”我紧张的神经在主席慈父般关怀的眼神里松弛下来,说话的声调、速度恢复了正常。  “只有把您从广州接回北京,才算全部完成任务。”  “哦……”  主席拖着长音,赞同地点点头,再次抖动我的手。  凡为毛泽东主席飞过专机的人,都公认毛泽东主席最平易近人,热情好客。  有人认为毛泽东主席身上是农民的气质,农民的作风,农民的习惯……如果指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没有丝毫的架子,淳朴得如同可爱的农民,那倒是恰如其分。我那时年轻无知活泼好动,爱开玩笑,竟经常不知天高地厚,不分尊卑地跟毛主席开玩笑,但主席从未生过气。  我爱好摄影,经常在我的航行包里藏一架照像机,拍下了许多主席及其他首长的私人活动场面。有次主席在洗漱间洗脸,他把毛巾搭在肩头,双手捧着水往脸上抹,大概鼻子里吸进了水,他停下抽动几下鼻子,再捧一把……我觉得主席这种洗法很有趣,拿出照像机“啪、啪”拍了两张。可是洗漱间空间很小,我感觉所拍下的照片角度不理想,便来来回回地想找一个理想的角度。这样,把主席给惊动了。  “小鬼,你是不是在给我照像呀?好吧,你照吧。”  毛主席不但不恼不怒,反而拿出一副照像的架势。他将身体扭转过来,使他的正面对着我。  “主席,您洗您的,我照我的,这样才真实自然。”  只可惜这些珍贵的照片连同底片都已散失。就在毛主席逝世周年纪念日,有人把照片、底片借了去,还有主席和其他领导人送给我和妻子的礼物也要了去。理由是要办一个展览,当然没有不借的道理。结果连礼物带照片、底片统统一去不复返。  值得庆幸的是我第一次飞毛主席专机与主席合影的照片以及毛主席分别与我们夫妻握手合影的照片得以保留至今。  凡是见到毛主席的人都有一个心愿,都希望能与主席合影留念。毛主席很善于体察和了解他人的心情,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托。1956年,毛主席已是63岁的老人,从北京到广州长途颠簸,空中飞行时间就用了8小时零5分。主席在飞机上又一直办公没有休息,旅途相当劳累。但他老人家为了满足我们的心愿,不辞辛劳,又在机场耽搁了一些时间。空荡荡的停机坪上,背景是辽阔的蓝天,蓝天下一架孤零零的飞机。大家在飞机前依次排成一长溜,随行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
长江的桥墩   (6)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现在,这幅珍品连同另外两幅珍品——毛主席分别和我与爱人郭桂卿(空中服务员)握手的照片,被放大成16寸,悬挂在我家客厅的正面墙上。我的家搬到哪里,照片就随着挂到哪里,各种家具的位置变来变去,挂照片的位置始终不变,永远悬挂在我家最醒目的地方。  曾有人说毛主席从广州返回北京时,因路上遇到雷雨,致使此行成为主席一生中最后一次坐飞机。遇上雷雨千真万确,但绝非最后一次坐飞机。这可能是记忆的偏差,或是对情况不甚了解。  毛主席从广州回北京,是主席建国后第一次坐飞机的归程。去广州接他的机组,还是原班人马。以后,主席又多次坐飞机外出,仅在我个人的飞行记录里,就为他飞专机42次156小时零5分。但因第一次坐飞机的归途中遭遇雷雨袭击,搞得人心惶惶,不少人为之担惊受怕,也可能因此而使人记忆失真。  南方的地理特点是山丘起伏不平,河流湖泊纵横交错,作为自然景观倒是引人入胜。但是这样的地形极易产生扰乱气流,致使天气变化无常。夏日里经常时雨时晴。“细雨带轻虹”的美景时而可见。  至5月30日,毛主席在广州小住近一个月,我们奉命再次飞抵白云机场,去完成任务的另一半——接主席回北京。  当日,由广州到长沙,次日,由长沙至武汉,一路无事,顺风而行。  在武汉停留了几天,毛主席曾3次畅游长江,并在6月4日返回北京的当天上午,又最后一次横渡长江。毛泽东主席生性热爱大自然,喜欢同严酷的自然现象作斗争,把它当作锻炼意志和增强身体素质的好方法。  6月4日下午,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向北飞行,以为一路都是大平原,可畅通无阻。可问题偏偏出在认为不会出问题的地方。  当时,有架伊尔-14与我们同行,他们的飞机上坐着江青而不是主席。所以民航的同志还很不服气,因为他们的飞机比起我们的里-2来要先进。事实的确如此,伊尔-14在当时是我国最好的运输机。飞机好,自有它的优越性,这回便得到充分显示。由于民航飞机速度大,他们先于我们顺利到达了北京,而我们却在后面遇到了麻烦。  飞临河北衡水,前方黑云翻滚,密密地一大片压在航线上,高山一般,抬头望不见顶,低头看不见底。而且雷声隆隆,电光闪闪。这就是飞行员最忌讳的雷雨云。假若闯将进去,飞机不被雷电击个七零八落,也会被掀个底朝天。怎么办?爬高飞越?不行,飞机性能的高度极限是4000米,谁能知道望不见顶的云高是多少呢。降低高度云下穿行?也不行,又有谁知道云底高是几多呢。最后决定采取蛇行绕飞避开的方法。  航线临时改道河北沧州机场,再由沧州转向正北,飞终点西郊机场。  虽然是特殊情况下的飞行,机组并无慌乱。那时主席专机活动全国禁空让道,真个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怕发生两机对头相撞的危险。大家沉着应战,各尽其责,飞行位置十分清楚,始终掌握着主动权。  空中相撞的危险虽不存在,可来自大自然的雷电干扰却无法消除。绕道不能太远,不然在空中的时间就拖延太长。因此我们几乎是擦着云边飞。强大的雷电干扰使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失灵,我们与地面完全失去联系。里-2飞机上又只配备了短波,没有超短波设备,尽管我用备用的150瓦大功率电台换下了平时使用的40瓦功率电台,但仍无济于事。直到临近机场上空,地面已经听见飞机的轰鸣,才勉强收听到塔台的呼叫,收听到着陆方向。  这回可把地面的同志吓坏了。无线电联络中断了近40分钟,又因绕飞延长了到场时间,这40分不平常的时间使塔台上机场里所有的人备受煎熬。毛泽东主席的座机失去踪影,不知飞往何处,或停留何方,或……把个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团团转。  机轮刚擦着地皮,坐镇塔台的刘亚楼便急冲冲疾步奔向停机坪:  “哎呀!我的脑袋都掖在裤腰里哪!”  听不出是喜是忧。  “你怎么不颠他几下,看他下回还坐不坐飞机。”  我正愣愣地琢磨着刘亚楼那句莫名其妙的话,担任地面指挥员的飞行大队长蔡演威又吓了我一跳:  “你们可救了我一条命。”  他哭丧着脸,声音沙哑,满是委屈。  “怎么回事?”  “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与你们失去联络半个多小时呀!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飞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飞机是否安全无事。上面坐着的可是毛主席呀!刘司令员守在我的身边一个劲催:‘快叫,快给我叫!’我的嗓子都喊哑了,始终听不见你们回答。刘司令员急了,直冲我喊:‘再联络不通,我枪毙了你!’司令员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可我要是死了,也冤呀。”  蔡演威连珠炮似地放了一通,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听得我的后脊梁也直冒冷汗。  几分钟前,指挥塔台是战场,是前线,谁都提着一颗心,捏着一把汗,为飞机,为飞机上的毛泽东主席,同时也是为着自己。此时我好像悟到了刘亚楼那句话的道理。是啊,颠几下,吓唬吓唬,免得你毛泽东还要坐飞机,司令员还得担惊受怕。所幸的是大家虚惊一场。
长江的桥墩   (7)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可企图用颠几下的办法就能够吓退毛泽东主席吗?当雷电交加风起云涌、气流横行肆无忌惮地摔打飞机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常念他的英文、读他的线装书。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大风大浪,还是对待人世间的大风大浪,毛泽东主席的态度始终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主席第一次乘飞机就是这样地富有戏剧性、浪漫性和危险性。
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1)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毛泽东主席从长沙的宾馆里“失踪”了。出动了该出动的所有的人,终于在一个据说叫做“李合记”的饭馆里找到了他。饭馆门脸不大,摆有四五张方桌,上下两层的楼房。毛主席正在楼上津津有味地吃着咔嘣脆的炒牛肚呢。  沈阳是进入关东的第一座大城市,也是我国的重工业生产基地。1958年12月2日,还是昼短夜长的季节。下午5时左右,红日急急地向西天坠去,东边的地平线上,残留些青灰色的光。此时,4202号飞机奉命起飞,载着毛泽东主席,越过燕山的脊梁,在昏暗的夜色中降落在沈阳南郊的东塔机场。  夜色把一切都染得模糊不清。机下站立的那群人,辨不出张三李四,反正里面有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不远处停着一溜小轿车。无法知道型号颜色,更看不见里面的人员。但我凭经验知道,那位将为毛泽东主席开车的司机此刻一定兴奋地涨红了脸。可惜我不能够通过他的脸看看当初的我。而毛泽东主席好像有意让那位司机同志平息一下激动的情绪,他出人意料地把黄书记叫上了飞机。因此,飞机临时成为主席的会客厅兼办公室。  机上那张小小的四方桌上,总是堆放着线装古书、文件,还有初中英语书。  毛主席学习英语很用功。有次去济南,有江青跟随,因江青在起飞前要量血压、吃药、更衣等,直到她在床上躺好、盖严方能起飞。这中间至少需要花去半个多小时。毛主席便趁此机会翻开中学英语课本,端坐桌前,把书反扣在大腿上,嘴里念念有词“斯呔申(station)站台。对不对?”相对而坐充当老师的医生忙说:“对,对。”  “歪端卫尔(Well well)很好。”我趁机自我表现了一下,主席果然很高兴,像是找到了知音。  “你也会?”  “正在学呢。我是逼上梁山。周总理及其他首长出国的时候,有的翻译不懂飞行术语,容易闹笑话。有回硬把风向筒说成了香肠。”  “什么?香肠?风向筒?风向筒是不是机场那根高高的杆上飘着的红一道黄一道那东西?嗯,有点像,有点像。”  “翻译的肚子饿了嘛,你飞机上又不管饭。”  “这样的笑话不少,如果真只是笑话,大家乐乐倒无关紧要,可它危及到飞行安全。所以我们下决心自己学外语。”  “Well well,不能让耳朵长在别人头上。”  不懂外语,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等于耳朵长在了别人头上。自己的两只耳朵成为俗话说的——摆设。真的是聋子,不闻其声,也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而我们毕竟不是聋子,听着外国人叽哩咕噜唱歌一般,却不明白意思,只有干着急。尤其是明知翻译搞错了,而又不能更正、不能指出、不能正确执行地面指挥员的指令。那个急呀,很难用言语表达。有回去印尼,上级专门为我们机组挑选了一位口译、笔译能力都很强的翻译,可因为不懂飞行术语,闹了个弥天笑话,把大家急得直翻白眼。  飞机中途在仰光加完油后滑进跑道,起飞前机长用无线电向塔台报告:  “请示起飞!”  “尤阿尔克里尔得米考夫!”  指挥员回答,航语是:允许你起飞。可翻译只从字面上理解,译出来后,他自己信心就不足,犹犹豫豫地通报机组:  “抓起来,扔出去。”  我们听后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把什么抓起来扔出去?”  “这……”  翻译无言以对。  国外机场一般利用率都很高,每架飞机的起降时间安排得都很合理。飞机不能在跑道上延误时间,否则影响其它飞机起降。我们的飞机在跑道头轰隆隆地震响着,就是不动窝,塔台指挥员不知出了什么事,在耳机里呜哩哇啦地直叫唤。飞机上的空气更紧张,几双眼睛都聚焦在翻译脸上,把他“烧”得热汗直流。  主席听完这个故事哈哈大笑:  “看来该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  “主席!我们学外语是工作需要,可您学外语有什么用啊?”  “我也是为了工作,为了不闹笑话呵。”  今天,毛主席要在这张小方桌前接待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黄书记上了飞机,立在门口很激动:  “主席!”  毛主席立即放下手上的书,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大手。  “来来来,坐下,坐下。”  边说边从桌子前侧身出来,让出刚坐的位置。  “不行,不行!”  黄书记惶惶不安。毛泽东主席把他按在座位上:  “你就坐在这里,我到床上躺一躺。”  听主席这么说黄书记才肯落座。毛主席半躺半坐地靠在床头,开始倾听黄欧东汇报辽宁省的工农业形势。  飞机降落时,已是晚上7点多,因为主席一路劳累,按常规需要休息一下。所以省委的同志安排毛主席先进城吃饭,饭后观看文艺节目,第二天再汇报工作。  不料与众不同的毛泽东主席坚持先工作后吃饭,他们只好照办。一个小时过去了,黄欧东显得很着急,他大略扼要挑重点讲。可主席对辽宁省的工业发展尤其关心,偏要细细地问。又一个小时过去,已是9点多钟,黄书记匆匆结束了汇报刚刚松一口气,毛泽东主席又兴致勃勃地提议:“我们到工厂看看去。”
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2)
黄书记愣住了,面有难色。  “主席,天都这么黑了,先休息一晚上,明天再去吧。”  说完环顾四周,寻找支持者。其实,飞机上除毛主席外,都是他的支持者。毛主席犀利的目光,早把这个情形看在眼里,知道自己势单力薄,得先发制人。  “不休息也可以去看看嘛。”  好几个人的腮帮子鼓了鼓,劝阻的话只在舌尖转了一圈,没有敢出声。黄书记见外援无望,便小心翼翼地改变战术,企图以守为攻。  “那就吃了饭再去吧。”  “不吃饭也可以去看看嘛!”  主席毫不让步,拿出一副非去不可的架势。  “可是工人都已经下班了呀。”  黄书记还想做最后的“顽抗”。  “下了班也可以去看看呀。”  毛主席步步紧逼,并且率先从座位上站起来,早有准备的卫士将一顶带檐的呢帽戴在他头上,然后快步走到飞机门口。毛主席个子高大,机门比较低矮,他出去的时候,卫士伸手护着主席的头顶,防止他的头碰在门上。主席不耐烦地左右摇晃着脑袋,极力摆脱那只强加给他的手掌。可主席并不去理会,就这么头顶着歪扣的帽子,大步向汽车走去。天虽然黑了,但歪戴着帽子毕竟不雅观,我急忙跑到主席面前,把帽檐给他拉回到前额上。  “走,到工厂看看去!”  因为主席得胜,很高兴,希望机组也同去。  “我们肚子饿了,想吃饭了。”  由于抗不住饥饿的袭击,我们失去了一个极其宝贵的学习机会。眼巴巴望着黄书记一行,从飞机上鱼贯而下,跟随主席身后,乘车消失在沉沉夜幕中。  第二天一大早,负责保安工作的中央办公厅的李树怀同志兴高采烈地跟我们“侃”开了:  “嗨!昨晚一下袭击了3个工厂,可真带劲。”  毛泽东主席打破常规的工作方法,使他得到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这又成为他制定方针、政策的坚实基础。可惜在以后的岁月里,从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出发,各方面对毛泽东主席的行动限制太多,使他无法深入基层了解群众。这大概也是他晚年某些政策失误的重要因素之一。  早在1956年初,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就是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以重工业为主导,以农业、轻工业为基础。这是毛泽东主席一贯的建设思想。他对沈阳这样一个大的重工业城市格外地关心,急切地想了解工厂的生产情况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这次对工厂的视察影响很大,各大报刊相继在醒目位置刊登大幅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毛主席手握钢钎,头戴柳条安全帽,容光焕发地站在炼钢炉前,周围一张张兴奋的笑脸,犹如朵朵葵花向阳。熊熊炉火映照在他们的身上、脸上,像镀了一层金辉。  不知疲倦地工作,是毛泽东主席的一大特点。这回到了沈阳,他没有考虑到其他同志的工作习惯,仍旧像在中南海一样,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不休息。谁劝都不管用。这样对于毛主席的健康自然很不利。  但在中南海里采取了一项补救措施:为了让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尽量做到劳逸结合,有关人员在中南海那古典建筑的一隅,装修了一间现代化的舞厅:白色的帷幔垂地,四壁投射着柔和的光线。每逢周三、周六,这里便飘扬起优美的乐曲声,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刘少奇……便陆续来到这里,旋转在美妙的音乐声中。  中南海的这项娱乐活动不胫而走,被外地的各个省市所效仿。因此,无论毛主席走到哪里,当地都要举办小型舞会。当然,还有少不了的一个项目,就是举办文艺晚会。  也不知为什么,毛主席这个地道的湖南人却偏爱京腔京韵的京剧。可能是毛主席喜爱历史的原因。五六十年代还没有出现“现代京剧”,上演的都是那些历史剧或神话传说。毛主席爱看《凤还巢》、《贵妃醉酒》、《白蛇传》、《打渔杀家》、《法门寺》、《霸王别姬》,看来看去基本上总是这么几出戏。有次在成都,跟着毛主席进了剧院,当晚演的是京剧折子戏,演员都是儿童,毛主席看得很认真,很投入,不时鼓掌。可我心里直叫苦,因为天气很热,那时的剧院设备又简陋,别说空调,有电扇的都不多。演出没完没了,我看又看不下去,走又走不得,真是活受罪。从此以后,我就很少跟毛主席去剧院看戏了。  我第一次执行毛泽东主席专机任务的时候,就知道毛主席爱看戏。  那次主席到广州,主要任务是作社会调查,返回时在长沙呆了一昼夜,也都是视察、了解情况、找人谈话。到武汉后,决定多住两日。所以抵武汉的当天晚上,湖北省委就举办了一场晚会。演出剧目却是湖南花鼓,大概因为花鼓戏是毛泽东主席家乡戏的原故吧。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家乡都有无法替代的亲切感,毛泽东主席看戏时兴味很高这理所当然。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主席并非一般性的消遣消遣,他戏迷般地入戏,不仅精彩处响亮地鼓掌,我们看来平淡无奇的情节作派,他也掌声助兴。  后来有那么一回,也是在武汉看戏。右侧挨着主席座位的是我。戏演完后,毛泽东主席仍兴味不减,观众因有主席在场便可着劲鼓掌,毛主席也跟着大伙手掌一个劲地拍。大幕落下好一阵子了,毛主席才站起来,可拍着的手却没有停下,并转身面向左边的观众,左边观众席的掌声顿时如急风骤雨响成一片。他又回身向着右面的观众,右面掌声又雷鸣般滚动。在这激昂的气氛中主席双手举过头顶,向他背后的观众伸去,全场群情振奋,掌声经久不息。最后,毛主席索性走上了舞台。这一切的行动都超出了预定的程序,出乎意外的举动使整个剧场炸了锅一般,掌声、叫喊声、椅子的碰撞声响成一片。观众前呼后拥,前面的朝主席围过来,后面的翻过椅子往前挤,潮水似的压过来。我会同吓坏了的警卫人员,慌忙冲上舞台,把毛主席架起来就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冲出“重围”。那情景比起《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被群众所围的镜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场骚乱倒无关大局,随着毛主席乘车离去而自然平息。
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3)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我的战友吴鉴清保存了一张随毛泽东主席在广州看戏的戏票,以作为毛主席爱看戏的佐证。  大红长形纸上用楷书印着:  “欢迎晚会。  节目:歌舞。  时间:1958年1月24日晚7时半。  地点:中山纪念堂。  注意事项:1准时入场,2请勿携带武器,3请勿转让,4不得携带小孩。”  但演出剧目并非歌舞,改由红线女、马师曾主演的粤剧《搜书院》、《昭君出塞》片断。机组的同志根本就看不懂,一是由于对这两个剧目的历史背景不甚了了,二是由于听广东话如同听外语。主席却看得很带劲,每场帷幕落下,他都热烈鼓掌。  成都的京剧折子戏看倒了我的胃口,不敢轻易再登那艺术殿堂。但我跳舞的兴趣却始终不减,跟随毛主席、周总理到外地,每场舞会我几乎都到。因为这项活动不仅有益身心健康,而且它高雅、优美,能提高人的文化修养和整体素质。耳听悠扬的音乐,踩着轻快的舞步,飘飘欲仙,心情舒畅而明朗。假如白日里遇到了不顺心的事,一场舞下来,也就烟消云散。外地的舞场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原因:就是那些大盘小碟里摆着的各种点心,那些可是地道的风味小吃啊。娱乐与美味兼收,何乐而不为呢?  友谊舞是一种国际性的舞蹈,就像各种球赛一样,有它的规则和要求。但从不喜欢循规蹈矩的毛泽东主席就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无论音乐是三步曲还是四步曲,他总是迈着一双长腿,一、二、三、四悠悠地走,有时还走几步停几步。当然,他的任何一个舞伴绝对不计较他把快三步换成了慢四步。主席边漫不经心地晃着,一面同舞伴聊天,有说有笑如同郊野散步。如果舞伴口才好,毛主席又谈兴正浓,他就干脆双手胸前一抱,站在那里说起来。其实,跳舞只是让毛主席能够得到休息的一种形式,他高兴与人说话,同样起到换换脑子的作用,又有何不好呢?  舞池里的毛泽东充分显示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而舞场上的周恩来也同样表现出他日常严谨认真的个性。周恩来总理跳舞动作规范,舞姿优雅、大方、洒脱。有人说那是得益于国外留学的那个时期,受西方文化熏陶所致。其实,他的性格与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关。受家庭儒雅氛围的影响,养成了他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  周恩来总理的快华尔兹跳得棒极了。他的脚步轻快、灵敏,转起来旋风一般,很多舞伴跟不上他的步子。有次在昆明,舞会开始好长时间了总理还没有到,他因为工作忙,当然不能像普通人那样从第一支曲子跳到曲终,所以,总理在乐曲声中把最后一个舞伴带到门口,不等曲终,道了声“对不起”就退场了。但如果有毛主席在场,就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那时就不是单纯的跳舞,而是有陪同毛主席的任务。  舞会是毛主席休息的场所,同时也是毛主席借此搞社会调查的好机会。他通过同舞伴聊天,不知不觉中了解到很多他在中南海无法知道的情况。一些陪同的地方首长,在这热烈愉快的气氛中,与主席谈话也都无拘无束,思想不设防,毛主席可以在这里听到正式汇报时听不到的事情,得到一些没有经过筛选的真实情况。  有次在上海,举办舞会的场所就在我们下榻宾馆的饭厅里。(五六十年代,舞会大多都是把饭厅临时布置一下当舞厅。)这一回,我的每个舞伴也都同以前参加有毛主席、周总理在场的舞会一样,不是我来给她们领舞,总是她们拉着我往毛主席跟前凑,她们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跳舞上。我非常理解她们,谁不想多看毛主席几眼?所以,我也尽量主动带她们转到毛主席的身边。已经10点多钟,我带着舞伴刚靠近毛主席,毛主席就松开舞伴的手,对跟前的李树怀(负责警卫)同志说:“我们到杭州去,现在就走!”不知道是毛主席从舞伴那里听到了什么还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脸上的表情十分认真,决不会是说说而已。我知道毛主席决心要做什么那是无法阻挡的,便撇下舞伴赶紧往住处跑。机组接到我的报告匆忙收拾好行装,赶到机场准备飞机,还不等我们试车,主席一行就赶到了。  一般情况下,凡是军委领导以下的首长坐飞机,除必须认真检查飞机的各个部件外,还要求必须试飞,何况毛主席坐飞机,飞行前的准备工作要求更严格。可这回只好打破常规,毛主席不等试飞就上了飞机,我们开车就起飞了。到达杭州已近凌晨。  但凡伟人都思维敏捷,反应快速,他们常常表现出跳跃式思维和行为的突发性。毛泽东主席的行动有时会因他的“突发奇想”而显得捉摸不定。  广州的东湖宾馆内,有一条人工河。河面不宽,流水不急,清澈见底,流经几座人工小桥而去。还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我们机组穿的还都是单皮夹克,饭后尾随毛主席沿河边散步。突然,毛主席站住不往前走,两眼望着静静流动的河水,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兴奋地说:  “我们下去游泳吧?”  “那怎么行!天气还冷,水温还很低,别感冒了。”  马上有人站出来反对,自以为理由很充分,可对于毛主席,他反而把规劝当作一种反动力,一种特殊的支持和鼓励。他是越有人反对,态度越明朗越坚定。他本来不过是“游泳吧”?现在便变成了:
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4)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那么娇气?我就游它一游,看看能不能感冒!”  “主席!这河水看着很清,可难保有血吸虫呀!”  “主席!水草里可能藏有砖头,玻璃碴子,别扎了脚!”  ……  毛主席全然不去理会,他的决心好像在第一声反调中已经下定,纵有天大的阻力也不会更改的那么一股劲。当他一只脚踩进水里的时候,抬头回眸望了望岸上一张张表情复杂的脸,他的脸上竟浮起孩子般胜利和得意的微笑。  不知是不是主席胖的原因,他在水里浮力很大。我们从岸上看他,感觉主席似乎是半坐在水中,活生生的一尊佛像。我们一般在水上休息的时候,手脚并用紧划拉还要往下沉。而毛主席只需用脚时不时地蹬几下,就能“稳坐”水面。毛主席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了一个来小时的时间,两岸众人竟没有一个敢于下水作陪,只是隔水相望,徒步紧随。  有回在长沙,毛主席也演了一次“秘密出宫”。长沙是毛泽东主席“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抒发少年壮志的故乡,他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爱晚亭”里、橘子洲畔重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气雄风。他要遍寻当年的足迹,沉重的、愉快的、痛苦的、甜蜜的……于是,毛泽东主席从长沙的宾馆里“失踪”了。出动了该出动的所有的人,终于在一个据说叫做“李合记”的饭馆里找到了他。饭馆门脸不大,摆有四五张方桌,上下两层的楼房。毛主席正在楼上津津有味地吃着咔嘣脆的炒牛肚呢。  据说这个饭馆有四样菜毛主席最爱吃:素炒蘑菇,红烧团鱼,清炖鱼汤,爆炒牛肚。毛主席爱吃的菜我们当然想尝一尝。有机会到长沙的时候,我们直奔“李合记”饭馆,点了这四样菜,一吃果真味道不错,只是望着那爆牛肚上足有几厘米长的刺不敢下筷子。但是,想那是毛主席最爱吃的佳肴,就是放进嘴里把舌头扎出血来也要尝它一口。夹一块闭眼往嘴里一塞,倒并不扎舌头。脆生生的,但味道如同嚼蜡,实在说不上好吃。  其次,长沙另有一道非常出名的菜,就是那难忘的五香狗肉。狗肉带皮做的,“味道好极啦!”第一次几个人要了二三斤,吃完后都感到没有尽兴,于是便有了第二次。这回可就吃也吃够了,罪也受够了。我们一下子要了五六斤,而且专吃这一道菜。饭馆的人很厚道,并不只是以盈利为目的,不过那个年代的人似乎都是忠厚老实的。他们提醒我们别吃这么多,人会受不了的。可我们不听,神气十足:“我们就是来解馋的,非吃个够才罢休。”无奈,他们只好满足我们的要求。结果,到了晚上,一个个肚子被烧得在床上直翻腾。  1957年12月,还因毛主席“一时兴起”,发生过一起几近泄密的事件。我们从北京飞上海,再熟悉不过的航线,但机组丝毫不敢松懈,紧张的情绪随着航线的缩短才逐渐减轻。飞机接近古城南京,大家稍稍松了口气,因为从南京到上海“就是闭一只眼也能飞到”。可在这时,一张飘到手心的纸片,却给我压上了千斤重担——陪同毛泽东主席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给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令,指令写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  “马上通知南京,把机场候机室打扫干净。所有省委领导同志到候机室开会。”  南京落地?起飞前根本没有在南京落地的计划呀!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却说:“南京马上就到了,编排密码的时间就不够,恐怕来不及吧?”  “能试一试吗?”听口气,何廷一的态度也并不坚决。我看看仪表板上的时钟,心中计算了一下:  “肯定来不及了。”  “那好。”  何廷一转身到后舱去了。不一会儿,他神色严峻地返了回来。  “编码来不及就直接用话讲。”  “用话——讲?!”  我惊得瞪大了两只眼睛。用话讲怎么行呢?那不是严重泄密吗?那不是等于公开告诉全世界,毛泽东现在南京机场候机室开会。那么,毛主席的安全怎么保障?  “发吧!是毛主席坚持这样办,必须这么做!”  何廷一边说一边戴上耳机监听,我知道已无法更改,只好照办。  “问地面收到没有。”  按常规,地面电台应主动给予答复,可此时各地电台鸦雀无声。地面通讯员同样是挑了又挑的,政治警惕性都很高。我遵照何廷一的指示,询问地面是否收到刚才的通知。可大约过去了三四分钟,竟还无一人回答,耳机里异常地静,静得人透不过气来。  “点名!点南京,北京!”何廷一沉不住气了,毫不放松地要求进一步催问。地面不回答,无法判断他们收到了还是没有收到,假如毛主席见不到江苏省委一班人的面,耽误和影响了毛主席的工作计划,那可不是小事。  “南京!南京!北京!收到没有?收到没有?”  “南京明白。”  “北京收到。”  “不行!要重复原文。”何廷一又追加一句。南京只好用非常快的频率匆匆重复了一遍原文。  毛泽东主席出人意料的行为,我想自有他的道理。  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在10亿中国人民心目中有近似于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那是由他在几十年领导革命的斗争中神机妙算一贯正确的指挥赢得的。
雅加达惊魂(1)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我当时在心里直叫:“完了,完了。”做了半个翻滚动作,飞行员也发现高度低,猛一拉杆,飞机失速掉在跑道上,立即一片火海。  “一定要飞出去……”这是周恩来总理对民航同志的指示,也是周恩来总理对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殷切期望。一个国家航空事业的兴衰,标志着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科学技术的发达与落后。解放初期,百业待兴,我们的翅膀无力飞出国门。周恩来总理出国,只能租用巴基斯坦、印度、荷兰等国家的飞机,坐在人家的飞机上,周恩来总理是否感觉腰板难以挺直?走下飞机舷梯,把手伸向外国领导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的脚步是否感觉不太坚实有力?所以,1965年3月23日,周恩来总理坐在租用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在去罗马尼亚的途中,对陪同的民航总局领导人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专机飞出国门是在1965年以前,但那只是短距离的出入周边几个国家,而且是以军航为主。我们的飞机喷上民用飞机的国徽,飞行员穿上民航制服,摇身一变便成为民航专机了。但也能被内行人识破。有回人家就问我:“你们是军航的吧?”我诧异地反问:“凭什么呢?”他说:“从握手的力度上就能感觉出来,再说你们军人总是腰板直直的,胸脯挺得高高的,往哪儿一站都是立正姿势。”  在国外执行专机任务对于机组是个新课题,虽然从操作技术上来讲并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一杆两舵,但语言沟通,机场条件,资料来源,还有似乎不沾边的风俗习惯等的复杂多变,都给飞行带来不小的难度。尤其是在保证飞行安全上,就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颗心总是悬着。  首先,一个简单而古老的吃饭问题就“难倒了英雄好汉”,对于中国人是否适应吃西餐的习惯问题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解决如何吃法的问题。中国人沿用了几千年的两只竹筷子,练就了我们一双灵巧的手,可这双手用来拿饭桌上的刀、叉,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吃西餐使用一刀一叉,左手握叉,右手捉刀。刀,并非利剑,用来切割半生不熟的牛排就很费力气。左手用劲将食物叉牢,右手来回地锯,还不能与盘子碰出响声,也不能把食物“锯”到盘子外面去。如此好容易弄下来一块,已经耗去不少的体力,哪里有两根筷子一夹,牙齿一咬一撕来得干净、利落、省力?  初吃西餐容易忘却它的规矩,常会闹点小小的笑话。吃饭时可得留神手里的刀叉,当然不是指它会伤人,只是拿在手里可千万别随便放下。一次我正吃得津津有味,中途放下叉子拿了一张餐纸擦嘴,服务员小姐很快走过来,不客气地把菜给端走了,我想喊不敢喊,莫名其妙地看着她从我“口里夺食”,气恼至极。  低头一看,才知道是自己的错,原来我的叉子反扣着呢,而反扣刀叉是表示这道菜不想吃的意思。既然不吃,人家端走理所当然,何况还会给另换一盘。  我们中国人喝汤,讲究的人家一人一个小碗,端在手里,就着碗边呼噜地喝得有声有色,似乎唯有这样才能表明这汤的味道鲜美可口。更有那多事者还会边喝边赞扬主妇如何的能干、如何的手巧以讨主人的欢心。西餐里即使是汤,也是盛在盘子里,用匙子舀了一匙一匙往嘴里送。这匙子的拿法也有讲究:大拇指在上,食指在下,从盘子的边沿往盘子中心舀。如果嘴里的食物嚼得啧啧有声,汤喝得呼噜带响,那就太失绅士风度而被人侧目而视。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认为严以律己,同时又能严以待人,更是不可多得的美德。周恩来总理不仅仅自己处处做表率,对于下级的工作、言行同样要求严格。类似吃西餐不出声这样的“小事”,他从来就不肯放松要求,他认为这些小事同样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修养和人民的素质。有次我们机组与周恩来总理同桌吃饭,一位不熟悉吃西餐的同志总是把刀叉碗盘搞得叮当作响,周恩来总理很严肃地看了他一眼,这位同志那顿饭就没有吃饱。此后机组的很多同志都不敢与周恩来总理同桌吃饭。  随陈毅副总理出国,大家便感觉轻松自如,因为陈老总本人就不拘小节。在飞机上,陈老总穿着拖鞋就邋邋遢遢进了驾驶舱。到了雅加达,苏加诺会同他开这样的玩笑:  “你跑到这里来,夫人批准了吗?”  “你们大家都批准了,我也就批准了。”  陈老总就会这样回答。  据说毛泽东与陈毅经常互赠诗词,关系最为密切,我想他们之间除了以文会友的交情外,还因为他们俩都具备不循规蹈矩的个性特征。  伊尔-18是四台发动机,加上又是苏联产适应寒带气候的飞机,在亚热带飞行开车时间用得比较长。首长上飞机后,与下面送行的人有一段长长的招手时间,使机上机下的人都感觉尴尬。陈毅可就与众不同,其他首长都能够耐着性子,强露笑颜熬着。他第一次乘坐伊尔-18就忍不住了,飞机一关上机门,他就趿拉着两只拖鞋踱到前舱:  “以后两台发动机开车就走。”  “可历来都是四台发动机都开车才走呵。”  不知谁冒了这么一句。  “历来的东西就不能改变吗?两台发动机开车能不能走呢?”
雅加达惊魂(2)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走还是可以走。”  “好,就这么定了,以后两台发动机开车就走。”  后来,伊尔-18飞机改为两台发动机开车就滑出停机坪,然后在滑行中开动另外两台发动机。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跟随陈毅工作,心理上绝不会有压力。他对身边工作的秘书也是很随意地开玩笑。去印尼经过乌鲁木齐时,陈毅亲自为当地党、政、军领导同志作形势报告,我们机组也跟着一起听。秘书在门口招呼人,时间长了依门靠坐在台阶上,陈毅看见了,指着秘书的鼻子尖:  “你怎么不进去?啊嗬!我晓得了,你是怕地震好跑呀。”  因为在北京刚闹过一次小地震。  陈毅作报告的时候,与那些正襟危坐的人截然不同,他全然不顾什么首长“风度”、首长“派头”、首长“尊严”。只见他双目微闭,轻晃着脑壳,丰富的面部表情与幽默的语言默契配合。  “那个评论出来了没有?”  “明天出来!”  秘书的声音很大,我们坐在下面都听到了。  那时正是我国著名的对苏共论战的“九评”陆续发表的时候,几乎是发表一篇轰动一篇。  “嗯,我们那个评论一出来,又够他们研究一阵子的呢。”  飞陈老总及其他首长的专机,对东道国的风土人情我们有个了解也就行了。可给周恩来总理飞专机,对东道国的风俗习惯,礼节礼貌,得归纳成条,一一背下来才行。  缅甸虽是我们的邻国,可他们那里的风情习惯叫人难以接受。吃饭时无碗碟无筷子无刀叉,每人手捧一个大盘子,无论吃米饭还是吃面条,装上那么一盘,上面覆些菜,五根指头在里面一通搅和,然后抓起来往嘴里塞。吃完之后,再将五个指头一个换一个吮一遍。这倒罢了,饭前将肥皂多涂些,水龙头底下多冲洗几遍就是了。更难接受的是上厕所,他们与众不同,厕所里面备的不是手纸,而是水龙头,水龙头下面摆放着一排汽水瓶子。水,是自然界最干净之物,无论什么脏东西,只要经过水的冲洗,便会荡然无存。但同一只手,不管是做什么都直接用它,联想起来难免翻肠倒胃。  1963年暮春,刘少奇主席偕夫人王光美、陈毅元帅偕夫人张茜一行访问印度尼西亚。  飞机从昆明起飞,虽然起飞时间是在凌晨,当时机场上还银灯辉煌,可云南省委领导和昆明市领导都到机场送行。刘少奇和王光美、陈毅和张茜到达机场时,送行的人群热烈鼓掌欢送,他们先同送行的地方领导人亲切地一一握手,才转身走向飞机。  刘少奇身着中山装,满头银发,精神焕发。王光美内穿西服裙,外套一件宽松式薄呢大衣,紧随刘少奇之后,时不时地说着什么。我们列队在机舱门一侧等待,刘少奇走近我们时,听王光美说:  “这是机组的同志。”  刘少奇伸出手来,同我们逐一握手,准备上飞机的时候,一位在机翼下面的同志走过来,王光美急忙叫住刘少奇——  “还有一位同志没握手呢。”  刘少奇马上停下来,同那位同志握完手后,王光美又轻轻地提醒:“可以上飞机了。”  当刘少奇上到舷梯一半的时候,王光美又提醒:  “回头,向送行的人招手。”  “王光美不仅是国家主席的夫人,她还是国家主席的私人秘书。”这是我们机组对王光美的印象。  载着刘少奇、王光美、陈毅、张茜及代表团的专机离雅加达马腰兰机场还有几十公里,4架印度尼西亚的喷气式战斗机便前来接应护航。可他们的这一礼节却给我们平添了很多担心和害怕。  战斗机为客机护航,实际上等于5架飞机飞编队,而我们从来就没有与战斗机进行过编队飞行训练,并且在国内执行专机任务,其他飞机是要让路的。毛泽东主席的专机出动全国禁空,那真是天高任鸟飞。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的专机任务,沿线机场所有飞机停止飞行,哪里会有左右前后紧跟着飞机的情况?几架飞机围在四周,飞行员很担心安全。现在说起来好笑,那时不懂国际交往的规章,脑子里只知道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敌人,害怕资本主义国家的飞行员有意撞过来,那将如何是好?最提心吊胆的,是忧虑距离速度控制得不好,出现相撞的事故。正副驾驶员紧张得全身都汗湿了。  国外飞行员的技术的确很好。但技术好就容易背上骄傲的包袱,而有了包袱就难免出问题。就在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在观看印尼空军的飞行表演时,一架飞机当场摔在了跑道上。  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正赶上印度尼西亚庆祝航空节。庆祝活动搞得很隆重,在机场举行了航空展览会和飞行表演,苏加诺总统亲自为展览会剪彩。刘少奇、王光美、陈毅、张茜以及全体中国代表团成员还有我们机组成员,都应邀参加了航空展览会并观看飞行表演。  苏加诺总统、印度尼西亚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及夫人陪着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苏加诺总统身着空军制服,却滑稽地戴一顶船形民族小帽,他们的头顶上有遮阳凉棚。几个人开始还是平静地坐着,看着飞机发动、滑行、起飞。  几架飞机跟进起飞,还没有脱离跑道头,就用很大的角度爬高上升,至500米左右,两个漂亮、洒脱的横滚翻。凉棚下几个人都从座位上站起来,眼睛跟踪着飘舞的银燕上下游动。苏加诺总统得意地右手扶着凉棚立柱,左手拢放在胸前,掩饰不住地露齿开心而笑。刘少奇、王光美、印度尼西亚空军司令及夫人都翘首仰视,不由自主地为精彩的表演和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鼓掌。
雅加达惊魂(3)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其中一架不知是高度爬得不够还是没有控制好翻滚动作量,就在做第三个翻滚动作时,下面观看的人群鸦雀无声,大气都不敢出,眼看着飞机距地面不过十来米的高度,我当时在心里直叫:“完了,完了。”做了半个翻滚动作,飞行员也发现高度低,猛一拉杆,飞机失速掉在跑道上,立即一片火海。苏加诺总统的脸一阵白、一阵红、一阵青,刘少奇主席见此情景,真诚而又礼节性地宽慰苏加诺总统:这样的事情在哪个国家都是难免的,我们中国也是有的。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主席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而这句纯属外交辞令的话,被林彪、江青及空军的代理人所利用,成为刘少奇主席诬蔑空军的一大罪状。  当时,王光美穿了一件素色有小花的旗袍,很漂亮,但也很新奇。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优雅清新,配上她那颀长而匀称的身材,落落大方的举止,很有国家主席夫人的气派和风度。  一件象征着民族风格的旗袍,一串并非华贵的项链,使王光美饱受了人间沧桑……其实,王光美同志的生活很朴素。访问期间,她的那身旗袍、那串项链只是戏剧舞台上的道具,摆出来给外国人看的。那回连续访问了越南、柬埔寨、缅甸,每访问一个国家,都回昆明休整一下,只要一踏上我们的国土,王光美就换上件青布褂子,一双黑布鞋,一位典型的中国妇女形象。  这次访问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给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当然,作为国家主席及主席夫人出访,也受到了战斗机为其护航的最高礼遇的接待。  护航飞行员的技术无可挑剔。俗话说艺高人胆大,这些飞行员可以说胆大妄为。地面指挥员通知机组:护航飞机已经与你们编好队形。大家都伸长了脖子往外观看,远远近近,左左右右都不见飞机的踪影。待我报告地面没有看见护航机时,他们像变魔术一般全都从我们的机翼底下飞了出来,距离近得连飞行员的鼻子眼睛都一清二楚。虽是风平浪静的好天气,我们飞机上的左右驾驶员像突然遇到风暴一样,四只手同时抓紧了驾驶杆,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不能让飞机有毫厘的偏差。尽管大家紧张得浑身冒汗,尽管明知护航用不着这样“贴”着我们的飞机飞,只是那些飞行员故意在捣蛋。人家不怕相撞,而我们却怕相撞,又不能叫他们与我们之间拉开距离,为什么呢?中国人的面子是不能丢的,要不怎么会产生“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名言呢?只好硬着头皮竭尽全力保持好飞行状态。所幸的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平稳降落在雅加达马腰兰机场。  苏加诺总统率领高级军政官员和各政党、人民团体领袖已在机场等候。当我们的飞机在马腰兰机场候机楼前停机坪上停稳,刘少奇主席走下飞机,苏加诺总统迎上前,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接着又热烈互相拥抱。机场上数以万计的群众挥舞着旗帜,举着“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友谊万古长青”等横幅,高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载歌载舞,机场建筑物的屋顶上都挤满了人。  在机场举行了欢迎仪式,鸣礼炮21响。  从机场到总统府的街道两旁,五十余万欢迎人群欢声雷动。整个欢迎场面壮观、隆重。  苏加诺总统在欢迎刘少奇主席的宴会上,有这样一段讲话:“……礼节不仅使我感觉很麻烦,而且也使我们中间其他的人感觉很麻烦。礼节对我们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领导人造成麻烦,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领导人,势必要遵循礼节的规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  礼节的束缚不仅对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起着制约的作用,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同样有着很大的约束力。甚至“害”得我们连饭都吃不饱。还在国内,周恩来总理就派礼宾司的同志专门为我们上了一课,主要是讲国际场合应当注意的礼仪规章。要求我们要尊重当地风俗民情,客入随主。在一些细节上也有要求:吃饭不能出声,不能狼吞虎咽,不能将盘子里的食物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等等。  在苏加诺总统为刘少奇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机组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作陪的都是部长夫人。可是这些部长夫人却让我们紧张不安,因为她们每人手里都提着一个带盖的塑料小桶,大使馆的同志过来悄悄告诉我们:那是预备用来宴会结束时装吃剩下的食物。在国内,我们哪里见过这种情形,别说现在的一些人吃公家的心不痛,满桌动也没动的菜就进了泔水桶,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把酒席的剩菜带走呀!那样做一张脸往哪里放呢?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勤俭的民族,好强的民族,也是恪守陈规旧习的民族,认为捡剩饭的事情,那是叫花子才会去做的。想着我们应该有的君子风度,看看那一个个似乎张着口的小桶,我们面面相觑,简直都不敢动筷子。  悬悬乎乎严重危及到飞行安全的事情无独有偶,因为飞行是众多部门的协同工作,并非机组几个人的独立行动。尤其是在科学技术还不很发达的时代,航行调度、气象预报、地面指挥,特别是地勤工作人员对飞机的维护,哪一个部门,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他们的工作都对飞行安全产生直接的影响。  雅加达惊魂(4)
http://vip.book.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00:00
到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之前,要在缅甸的仰光降落加油。仰光机场是双跑道,我们试航的时候,其中一条跑道正在翻修。当飞机接近机场准备降落时,收到地面指挥员的通告:  “降落01号左跑道。”  降落左跑道?我不敢相信,追问一遍,答复还是:  “降落01号左跑道。”  究竟谁错了?出发前,大使馆、航行调度都异口同声,告诉我们01号左跑道在翻修。仰光可是国际机场,他们能弄错吗?这么重大的事情他们能弄错吗?地面指挥员错了?有可能,因为跑道是在指挥员的左边、飞机的右边,大概指挥员是从他所在的位置而发的指令。  几个人如此这般一分析,便相信了国内的资料通报,相信了我们自己“大概、可能”的分析判断。时间也不允许我们作进一步的了解。驾驶员加油门,推杆对准了右跑道俯冲而下。待到了跑道头,看见跑道上有许多的人,都两手抱了头,纷纷向两侧草地奔跑。我们这才醒悟,谁都有可能出错,即使是公认不该错的时刻和在不该错的地点。巧的是使馆、调度同时错了。飞行员紧急拉杆复飞,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行的事故。要是跑道上没有那些四处逃命的人群,飞机落了下去,后果会怎么样呢?  飞机是快速运动的交通工具,所有需要在飞机上完成的工作,必须在地面充分地准备安排好,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该做什么工作井然有序。必要的时候还得在地面进行演练。一些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例如发动机停车、迷航、遭遇到雷雨天气等等,都得在地面做好处理预案,并熟记在心。假若飞行过程中发生上述某种情况,就能迅速而有条不紊地进行处理。这是毛泽东主席一贯的战略方针:“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飞行人员在空中发生特情之后才来考虑如何处理的话,一般情况下时间是不允许的。  出国飞行,语言的障碍也会给飞行安全造成威胁。我们虽粗学了点英语,但词汇是很有限的,离随心运用的程度相差甚远。所以,翻译时出现错误是难免的。再加上我们自己主观上的想当然,把“东施”误听为“西施”也就不足为奇。  埃及的开罗是个旅游胜地,机场非常繁忙,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飞行员为了争取时间,总是抢着降落。本来他的飞机离机场还老远,就在无线电里一个劲地叫着要落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地面指挥员有时照顾他先降落。有回试飞,我们本应该先进入着陆航线,可地面指挥我们:  “保持高度右转弯。”  让我们在机场上空转圈子,给另一架飞机让路,与我同飞的一位通讯员听成了:  “可以降落左转弯。”  他想,我们的前面并没有其他飞机,指挥员当然指挥我们进入着陆航线啦。所以同一句话,翻译出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思,我们请地面重复了一遍,才肯定为:  “保持高度右转弯。”  不然,两架飞机抢一条跑道,那可就热闹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一次,飞机停留仰光。夜间,我匆匆忙忙从床上爬起来到机场去换岗,迷迷糊糊地忘了带护照,快到机场才发现。我们住在城里,离机场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我抱着侥幸心理硬往机场里闯,被门岗拦住不让进,无论跟他怎么解释都毫无作用。我灵机一动,从口袋里摸出美元递过去,这下可比护照还管用,他立马网开一面放行,可有一个交换的条件:  “我还有一个小时下岗,在这一个小时内,你们不能给我找事。”  这样的警卫人员,怎么能让人安心去睡觉呢?所以我们每到一地,不像国外飞行员那样,西装一换进城跳舞享乐去了。我们总是24小时轮流在飞机四周值班。虽然大家比较辛苦,但我们的专机飞行从未发生过任何问题。至今回想起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作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的专机飞行人员,我们无愧于党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