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危险不是腐败 ，而是面对腐败无能为力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不是腐败
作者：方绍伟
许多人对政治上的大话和套话都厌烦了，我也不可能例外。对于腐败，现在似乎有一种共识，可以称为“最大危险论”。这个“最大危险论”由两个判断构成：第一，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第二，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最大危险论”如果是自由派人士说出，这就是大话；如果是政府官员说出，这就是套话。
为什么？因为执政党的最大危险不是腐败。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知道腐败是危险、制约是根本，却无法控制危险的局面；是知道危险和根本在哪，却只能不断地谈“腐败是危险、制约是根本”；是知道危险和根本，却没能出台具体的制度措施去落实监督和制约；是知道危险和根本，却没能使监督和制约的制度公平地运转起来。
为什么说中国人一个个都是政治家呢？因为几乎每个人“说什么而事实都不是什么”。自由派人士讲监督和制约，却喜欢忽略“监督和制约的制度能否公平运转”的问题；政府官员讲最大危险，听上去的真诚却总是缺乏对应的具体措施。总结起来是一句话：大家都“认识到，但都被决定了”。被什么决定了？被无法动弹的制度体系给决定了，而无法动弹的制度体系又给无法动弹的的制度文化给决定了。
当代中国的悲剧因此是：都知道不能再靠什么“明君”了，可没有了“明君”，中国也就只能如此被制度体系和制度文化给“双重决定”下去了。中国几千年都没能解开这个矛盾。
平庸也可以有平庸的稳定，毕竟“明君”总是一个事后的概念，谁也保不准一个事前看上去象“明君”的会不会又闹出什么幺蛾子来。都闹腾了一百多年了，中国人也该怕了。所以，现在的平庸也许只是一种历史极端之后的“反弹”。平庸让人不过瘾，但要是想过瘾，风险就来了，所有的好事都要，那是不可能的，这几十年上天已经够垂青中国了。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反腐败反而比腐败本身更加“假大空”，看一看网上流传那个原汁原味的“腐败十大雷人语录”就明白了：
第一是“口是心非”：原深圳市长许宗衡的“不飘浮、不做秀、不忽悠”曾被广为传播，可要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的话音刚落，这位“清廉市长”就于2009年6月成为一个口是心非的大贪官。
第二是“贼喊捉贼”：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曾煞费心思地将官员包养情妇归纳为“以色谋权、色助官贪、贪钱买色、色逼官贪、色相贿赂”等五种表现形式，断言被查处的贪官一半以上都“养情人”。2009年4月被“双规”后，人们发现，这位声色俱厉的“反包二奶钦差”，原来“说的正是阁下自己的事情”。
第三是“歇斯底里”：2009年8月，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的“黑社会保护伞”东窗事发，面对专案组人员的审问，他的强硬和歇斯底里令人震撼:“别想通过审问从我口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你们审问我的方法，是我以前审问罪犯的方法！”换句话说：来点新鲜的，别跟我玩我更会玩的东西。
第四是“心安理得”：2009年5月，原吉林市副市长于国华被判无期，准确地说是“被贪官免死”，在忏悔录中他直白地说:“你靠我的领导挣了钱得到好处，你就应该出点‘血’给市委市政府(实际是给我)”。我们还有什么话说？真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共产党的干好部啊”。
第五是“直言不讳”：原云南省个旧市副市长吴会祥，比起心安理得的于国华要“深刻”得多。在2009年11月的法庭上，吴会祥一语道破了天机：“钱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局长这个位子的”。我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实在汗颜，就是没有人家切身体会深啊。
第六是“温和腐败”：云南省麻栗坡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扶贫县出产了一个“全国最贪县委书记”赵永仕，这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赵永仕同时还是一个“最有创新精神的腐败分子”。2009年落网后，赵永仕在交代问题是语惊四座：“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这位赵永仕书记给我们都上了一课，不服不行。
第七是“标新立异”：2009年11月，重庆市潼南县常务副县长潭新生，在供认自己的罪行时也有“创新”：“我没有受贿动机，所履行的是正常职务行为，是为了发展，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有些学者就是不信“腐败有利于发展”，我要问这些学者的问题很简单：你倒是试试把腐败和发展分开来给我们看看？
第八是“强词夺理”：接下来这位便是我们中国的“土地奶奶”了---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局长罗亚平。这位“目前全国级别最低、贪污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贪官”可真不是吃素的，说她属“强词夺理”还不如说她是“死不认罪”，因为她对每一份证据都不予承认：“他们（证人）为了和我脱离关系，怕自己被卷进来，都没说实话，都是编造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没有贪污，我那些钱都是借的，或者做生意赚的”。有一种理论，叫“狗不往上咬人，死不了”，我们的“土地奶奶”要亲自检验一把了。
第九是“倒打一耙”：其实应该叫“被动腐败”，原“云铜股份”的一把手邹董的“万言悔过书”就颇显理论水平：“我被指控的18桩受贿案基本上都是别人主动向其行贿，没有一起是我自己暗示或者主动要求的，这18位行贿者向我发出了18个糖衣炮弹。一个人真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谈何容易，我其实就是这个‘被污染的社会环境’的受害者”。女贪官、原江苏徐州市建设局局长靖大荣，也给自己算过“七笔账”：算“政治账”，自毁前程；算“经济账”，倾家荡产；算“名誉账”，身败名裂；算“家庭账”，夫离女散；算“亲情账”，众叛亲离；算“自由账”，身陷牢笼；算“健康账”，身心交瘁。原广东省盐业总公司总经理沈志强也发现：做官难，做贪官更难，做不被发现的大贪官最难。
第十是“明火执仗”：原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郑通卫，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发包、支付工程款和处罚违章建筑工程的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他人贿赂数百万元。他的妙语是：“你不意思意思，就是没意思”。
在这些真真实实的腐败案例和“雷人雷语”面前，说“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显得很“没意思”。“腐败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了”，这个意思我们都知道，但大家也都知道的具体措施在哪？能够保证反腐制度真正运行的“真着”又在哪？更“没意思”的是，说这种话的人其实也知道说了“没意思”，但“没意思”也得说，因为说“执政党的最大危险不是腐败”就不是“有没有意思”的问题，而是麻烦更大的问题了。
对中国来说，还有什么比“认识到，但却被决定”更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