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性:手淫是疾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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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美]拉科尔 著 《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 出版
阅读提示:现代性学认为,如果一定要说手淫会给身心健康带来什么危害的话,那这种危害只能来自手淫者自身的观念——如果他(或她)相信手淫会危害健康,或者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那么手淫就会给他(或她)带来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将损害他(或她)的身心健康。所以此事“当它回事儿它就是回事儿,不当它回事儿它就不是回事儿”。只要他(或她)坦然接受现代的观点,手淫就不会有任何伤害。【阅读《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连载】
 
李敖在他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有一幅插图,是一对双胞胎姊妹的裸体像,李敖自述在狱中曾对着它手淫。插图下李敖的说明文字是:“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老实说,也就是李敖才敢这样“宣淫”,敢公然写“男女不防,颠倒阴阳,宣淫有理,我为卿狂”的文字,别的中国人,谁敢这样谈自己的手淫?明清色情小说中虽偶有写到手淫的,但以我见闻所及,从未有浓墨重彩加以描写者。
现在的西方人,谈论有关性的话题时,一般来说胆量当然比我们大些,不过当美国人托马斯·拉科尔写这部新作《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时,还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美国报纸上谈论这部书时所用的夸张措辞,多少也反映了这一点:“粪淫没有使他们忧虑,鸡奸没有使他们犹豫,乱伦甚至使他们兴奋!但是手淫——拜托!什么都可以谈,就是别谈这个好不好?”
排列一下人类的各种行为,在唤起强烈焦虑方面,手淫堪称独一无二。
根据拉科尔观察,并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发现手淫引起的焦虑,这也不是西方文化遥远源头中的一部分——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手淫可以成为一时困窘和嘲笑的题目,但它只有很少的或干脆没有医学的意义。
拉科尔还在本书中表明,也很难在古代犹太教思想中发现手淫的焦虑。在《圣经·创世记》第38章,我们读到俄南“将精液遗在地上”,这是一个使上帝恼火的行为,所以上帝让俄南死了。体外排精实际上是手淫的同义语,但对撰写了《塔木德》和《米德拉什》的拉比们来说,俄南的罪过倒不是手淫,而是他拒绝(为他的兄弟)生育。实际上更多的是指责浪费精液。
而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则有着明确的概念,认为手淫是罪恶。但是拉科尔宣称,这不是一个他们特别重视的罪恶。除了五世纪约翰·卡西恩修道院的例外,他们更多地是考虑拉科尔所谓的“社会的性之规范”,而不是孤独的性之规范。修道院将焦虑集中在鸡奸,而不是手淫上;而世俗社会则更关心乱伦和通奸。宗教改革并未根本改变关于手淫的传统观念,也未强化对此问题的兴趣。新教徒激烈攻击天主教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在他们看来,诽谤婚姻就是鼓励手淫。
当神学家评论《创世记》第38章,主要不是谴责俄南干了什么,而是谴责俄南拒绝干什么。所以圣奥古斯丁解释说,俄南是这样一种人,他未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个故事中是他那需要子嗣的兄弟)。神学家不赞成手淫,但他们并不高度聚焦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性本身,不仅是无生殖目的的性,都在应该克服之列。一个非常严厉的道学家,雷蒙德,警告已婚男人不要触碰他们自己的身体,因为这种刺激比他们的妇人更容易使他们产生性交的欲望。结婚比忍受情欲煎熬好些,但这些事情都应该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已经发现一个15世纪早期的、并未广泛流传的文献——3页的手稿《手淫自供》,被归属于巴黎大学长官简·德·吉尔森名下——指示牧师如何引导对手淫之罪的忏悔。
中国通常认为手淫是一件不好的、不体面的事情——尽管并未上升到罪恶。相传龚自珍曾在杭州魁星阁柱上书一联:“告东鲁圣人,有鳏在下;闻西方佛说,非法出精”,所谓“非法出精”,是佛教对手淫的称呼。在《西厢记》中,我们可以读到“指头儿早告了消乏”这样的句子,说的也是男性的手淫。
而在现代性学的观念中,坦然而愉快的手淫绝对无害于健康,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有益于健康的——因为这可以释放性张力,缓解性饥渴。考虑到现代社会男性婚姻年龄通常比古代大大推迟,如果这些男性要遵守“不发生婚前性行为”的道德戒律的话,那么他们在自己一生中性欲最强烈、性能力最旺盛的年代,将偏偏没有性满足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来说,适度的手淫更显得必要而且有益。
现代性学认为,如果一定要说手淫会给身心健康带来什么危害的话,那这种危害只能来自手淫者自身的观念——如果他(或她)相信手淫会危害健康,或者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那么手淫就会给他(或她)带来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将损害他(或她)的身心健康。所以此事“当它回事儿它就是回事儿,不当它回事儿它就不是回事儿”。只要他(或她)坦然接受现代的观点,手淫就不会有任何伤害。
拉科尔提出了一个“现代手淫”——将手淫视为一种疾病——的观念,他认为“现代手淫可以在文化史上被精确地定出日期”——它开始于“1712年或此年前后”,以伦敦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为标志。该小册子有那个时代常见的冗长标题:《手淫;或可憎的自渎之罪,及其所有的可怕后果,给两性中那些已经在这项令人憎恶的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人们的精神及肉体方面的告诫,以及给这个国家两性青年的及时警告……》。小册子的作者,拉科尔判定是约翰·马尔顿,一个招摇撞骗的庸医,出版过平装本的关于医学的色情文学书籍。马尔顿宣称,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个虔诚的医生,此人发现了治疗手淫这一迄今无法医治的疾病的药物。这些药物是昂贵的,但是考虑到疾病的严重性,它们物有所值。读者被建议指名索取这些药物:它们是“增强剂”和“多子粉”。
拉科尔认为,这只是一个推销骗局:后来的版本包括了令人愉快的读者来信,这些读者披露自己起先沉溺于手淫,并证实专利药物的疗效。但仅仅用商业因素不足以解释为何“手淫”及其有关的术语开始出现在18世纪伟大的百科全书中,也不足以解释为何法国最有影响的医生之一,著名的大卫·提索将手淫视为一种严重的疾病,更不足以解释为何提索1760年的着作《论手淫》迅速成为欧洲文学中耸人听闻的内容。
拉科尔认为,提索“决定性地提出了手淫”,并将它“放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医学界曾归纳出了一张冗长的关于手淫引起的病症表,表中包括了肺结核、癫痫、丘疹、疯狂、一般性的消瘦,以及早卒。提索认为手淫是“远比天花更恐怖的”。围绕着这一主题的可怕的焦虑仍然有待充分的解释,因为并无新的医学观测、发现,哪怕假说,能够解释为何手淫会被看得如此危险。
拉科尔认为,“现代手淫”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在提索和他博学的同事们之前,对于最普通的民众,手淫可能至多也就是引起一阵内疚而已。提索之后,任何放纵这一秘密愉悦的人,都相信将会有可怕的后果了。手淫被认为是一种对健康、理性和婚姻的伤害,甚至是对自我愉悦的伤害。对于启蒙时代的医生来说,手淫是一种谬误的愉悦,一种对真实的颠倒,因而它是危险的,需要严加防范。
中国明清时期有些危言耸听的礼教文字,历数情爱文学或戏剧的罪状,其中最严厉的指控之一,是说这些作品将导致青年男性的遗精或手淫,这些现象被说成“暗泄至宝”——因为古代中国人有一种观念,认为精液是男性生命中最珍贵的物质,除了生育的目的,它不应该被耗费。从下文所引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措词,也可以看出这个观念对现代中国学者的影响。所以手淫之类活动的后果,被严重夸大,被认为是“斫丧真元”。这些说法有着某种医学的外衣,曾经使一些年轻人感到恐慌。这种恐慌事实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如前所述,现代的观点认为手淫本身对健康并无任何伤害——当然不能过度,任何事情过度了都会对健康有伤害,就连吃饭睡觉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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