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法规]对房地产问题思考的总结

『』 [政策法规]对房地产问题思考的总结
作者：northk 提交日期：2008-5-8 11:06:00
我大概从2003年开始关注房地产，所以关注，是因为从那年起上海的房价进入了飞升状态。那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则房产广告，说是一张充分大的纸，对折50次，达到的厚度就可以从地球到达月亮。印象中那年有不少人炒房子资产翻翻了，这让我明明白地看到了两个字：“资本”，毫无疑义地这是资本力量的体现。那时候给人举过一个例子，说是只要你有2万块钱，只要把握住10次象02、03年那样的机会，那么你的资产就可以达到1024万，因而如果你想成为千万富翁的话，其实要求并不高。那时候我经常鼓动别人买房子，那时候我相信房产的升值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你如果也想分享这成果，那么就得想办法介入进去。但是很快就发现，很多人是介入不进去的，随着房价的飞升，进入的门槛越来越高，买房越来越不象“分享”，而是“承担”了。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想弄明白这房地产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赚钱的？对我这样的普通人到底有没有好处？
那时候思考的结果是，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房产热潮的真正意义》，另一篇是《房地产的奥秘》。房子是普通人最大的一笔财富，但这笔财富所以成为了财富，其实是因为处于资本的体制之下。房子本来只是用于住的，这用于居住的房子何以成为分享经济成果的东西了？其实就在于房子在资本的体制下已经转变成资产了，本来用于居住的房子，现在可以用于赚钱了。那时我考虑的是，原来的社会现状，房子大家都有，但为什么有的人赚钱了，有的人却没赚钱？赚钱的那拔人是如何用房子赚钱的？很显然，赚钱的基础就在于房产的资本化，也就是构造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房子不再是用于给人居住的，而是用于炒作了。这个市场的构造，采用的就是凯恩斯的挖坑手法，通过货款造房、货款买房，再形成二手房交易市场，抬高价钱买卖，构成一个房产价格不断放大的循环。这其实就是一种传销手法，在这不断的传销中，提升的其实是土地资源的价格，使得本来每个人都有权居住的土地变成了某些人的生财工具了。房价的上升与经济的发展其实没有关系，经济变好了，百姓有钱了，当然会要求住好房子，但改善居住并不意味着房产就该加入炒作的循环，这不过是用改善居住的名头，干财富掠夺的勾当罢了。房产在这种炒作中，并没有增加你的财富，增加的反而是你的负担。你卖了你的老房子，再买新房子，购买的其实不仅是改善居住的那部分，更好的建筑材料、更大点的空间花不了多少钱，你购买的更多的是在炒作循环里增值的土地。特别是普通人买房都要货款，而货款其实就是花你未来的钱，这意味着你用你的未来来承担土地的增值。
是你把你的未来的钱交给了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将百姓未来的钱大把地花差，于是经济繁荣了，但你的未来也消失在这繁荣中。如果经济能永远向好，那么你的未来兴许还有保障。但大家其实都知道，如果某个人领了工资，在几天内全部都花完，这几天里他也许能算大佬，但以后的日子必定就是瘪三了，如果这人还找你借钱，你会借吗？显然这种人很靠不住。经济其实也是这样，房产的炒作循环使得中国人透支了未来，也当了一阵子大佬了，现在的通胀是如何产生的？经济学家们让人们关注CPI，关注对通胀的处理，但通胀的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前阵子的透支。当了几天大佬，现在没钱怎么办？找你借你不会借给他，但国家这个大佬却可以自己印钞票，钞票一多，通货不就胀起来了？将现在通胀简单说成是货币战争，说成是美元的问题，其实不过是为了给国内政策的错误找借口罢了。房产循环里炒作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土地资源的价格，谁能给出土地这类基础资源的合理价格？显然没有合理价格，你要活着就得在地上，多贵的价格你也得买。土地这种自然资源的价格是如何炒上去的？就是通过精心构造的市场。这种市场不仅仅只是房地产市场，其他的基础资源也都有相应的市场，伴随着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是国内各类资源价格的上升。而资源价格所以能上升，其实就在于它消费的是百姓的未来，如今种种的金融创新，无非是为了将百姓未来的钱拿到现在一块花。正是在这种机制下，给了外国人机会。外国人进来的钱做什么的？显然是购买这些炒作中的资源的，外国人只是加速了炒作的速度而已。索罗斯说东南亚金融危机不在于热钱，而是在于那些国家的金融体系，所言非虚。不是那些国家自己构造的对资源炒作的市场，何来“金融苍蝇”叮上了他们那块臭肉？因而不反思自身，把矛盾外引，教训美国人教训不了，只能搞点空洞的爱国与民粹了。
因而，房地产的炒作，看似有房子的人都挣钱了，但真正挣钱的其实是资源所有者，百姓手头的房产价值只是一个数字，而且那数字的大部分不过是你将来挣的钱而已。所以，你其实没有分享，你得到的不过是你自己创造的，只不过把你将来的钱都拿过来放在你手上，看上去很多，让你一时高兴罢了。事实上，你有了个房子就能分享了？经济发展如果有成果的话，肯定也是靠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产品没增加多少，并且产品还是老板的财产，并不包含你的劳动价值，靠房子就能分享老板的产品了？显然不可能。所以，“分享”的其实是你自己的东西，也就是你的未来，这种“分享”其实不过是“承担”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房地产的炒作，还是其他资源的炒作，带给你的不仅不是财富，而且还是提前支取你的财富。
我接下来考虑的问题是，这样的一种炒作体系是如何建立的？它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又是怎样将其合法化、成为许多人都接受的观念的？在这种炒作体系下，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资源，传销循环中的标的物就是各种资源。多发的货币就是为了购买资源，而所以能多发，就在于贷款，贷款就是你未来的钱。银行的贷款用的是百姓的储蓄，储蓄显然是你用于你未来的钱，由银行来放贷，就是由银行来花你未来的钱，但银行放贷模式下银行是要担责任的。为不担责任当然最好不由银行放贷，而由百姓直接放贷，于是种种金融产品就产生了。金融产品是卖给老百姓的，老百姓是自愿买的，于是风险转嫁到了百姓头上。金融产品是做什么用的？显然是融资，融到了钱还是要花出去的，但这时候花出去银行就不用担责任了。通过这样的技巧，就把银行要担的责任变成了百姓自己担的责任，只要金融产品由银行控制，那么银行就不仅不用担责任，而且还可以收过路费了。金融改革的大致思路就是如此，与此前的所有改革一样，目标就是把责任甩包袱甩掉，同时又卡住关键的渠道收取过路费。咱们的经济学家们对老百姓的储蓄如此仇恨，其实就在于要他们担责任，他们不仅不愿意担当工人要工作的责任，搞出了下岗，也不愿意担当百姓看病、上学的责任，搞出了医改、教改，也不愿意担当百姓住房的责任，搞出了房改，百姓储蓄的责任也不愿担当，就搞出了金融改，接下来还会有农村改，结局可想而知。当然对于住房改来说，不仅是把你用于未来的储蓄消灭掉，而且还要消灭你未来几十年能创造的财富，银行直接作为债权人向你放贷，这笔钱是你还没有挣来的钱，这没挣来的钱又从哪来？钱不可能凭空产生，国家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发钞票，这对钱的需求，显然就由外国人来提供了。如果没有国内对钱的需求，外国人的钱也不可能莫名其妙地进来。房地产的市场，不仅诱发了买房人对钱的需求，也诱发了开发商对钱的需求，其他市场对资源的炒作，也诱发了对通货的需求，外国人的钱进来其实购买的就是中国人的未来，你把你的未来给了外国人，外国人给了你需要的货币。外国人显然不会真在意中国人的未来，中国人的未来不管他们的事，他们只要捞到了钱，就必然要求自由汇兑，找机会走人了。在这种资源炒作下，中国人出卖了自己的未来，得到了通货，那么现在的通货膨胀其实是太正常的现象了。
这种模式下核心的资源又是如何成为了炒作的最好东西呢？其实就在于对资源的占有。如果资源是用于满足百姓需求的，那么政府就该想方设法调整资源的使用，让资源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率来满足百姓的需求，政府收取的费用应当是解决了百姓需求中节约的费用。比如说，如果没有政府出面协调，一群人为抢土地造房子可能就会引发各种难以预测的博弈，这显然将提高满足需求的成本，但有了政府的协调，就可以避免这种无效率的博弈，政府的存在就了有价值，政府就该得到他协调工作的收入。但咱们现在的模式显然不是这样的，而是发现那么多人想造房子，老大立马说土地都是他的，谁要谁来买，谁的价钱最高就给谁。这种模式显然不是为了解决百姓需求，而是为了不解决需求，吊你的胃口，刁难你了。老大为什么能这么干呢？其实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别人都打不过他，除了接受他的条件别无办法。资源本来是用于解决人们的需求的，你能帮助人们解决需求，那么资源交在你手上没问题。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如果我自己造房子要花20万，而且还要吃苦受累，跑前跑后，如果东西交给潘石屹，小潘19万就替我全搞定了，那么我当然就可以将资源交给小潘了。政府其实也是这样，政府拥有资源是为百姓服务的，你不服务凭什么还拥有资源？咱们最近“服务政府”喊得山响，但这个“服务”却是占着资源的服务，是要你掏了钱他才给你服务，不掏钱就不给你服务的“服务”。这种服务的基础就是对资源的占有体制，在占有的体制下，占有者不需要解决你的问题，不是靠满足了你的需求而挣得他的收入，而成了你有问题必须求着他，是你对他手里的资源有需求，在制造出了对资源的需求之后，资源就有了价格，那么接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不断提高资源的价格了。这种模式下的“服务”，服务员哪是为你服务的？分明就是你大爷嘛。人人想考公务员，其实就在于人人都想当大爷而已。所以，有了对资源的占有之后，就有了炒作的基础，就可以把这占有的资源的进入到市场的循环里去了，于是就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引出了现在的通胀，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改出了现在形形色色你求着他服务的服务员大爷。
那时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老虎的住房与工作问题》，一篇是《房产商都是七奶奶》。在《老虎的住房与工作问题》中，置疑的其实是，动物世界里为什么没有这么严重的住房与工作问题？虽然没有一个老大出面管着，但大部分动物都能找到自己的窝与食物来源，动物唯一比较悲惨的是它们不能主动用资源创造产品，只能依赖自然的创造。而能创造的人类，在资源其实并不匮乏的情况下，为何就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了呢？以住房为例，咱们到了人满为患，再也没法子造房子、解决不了居住问题的时候了吗？显然并没有这个情况。有人说因为资源稀缺，人人都想要，所以才不够的。但实际上，以上海为例，普通老百姓并没有要求人人住内环、人人大House，中环、外环也可以，但为什么即使外环买个房也仍然这么困难？察其原因的话，就可以看到，不是资源不够，而是有人占了资源不给别人用，于是再多的资源也不够了。老虎的世界里所以没有住房与工作问题，其实就在于老虎世界里的每只老虎占有的资源都是只够它自己使用，对于维持它自己生命的资源，老虎是拼了命地保护的，因为不拼命它就没命了。但对于它用不了资源，老虎却并不贪婪，从没有想过要占了资源刁难其他老虎。动物世界里的残酷只是出现在对维持生命的资源的争夺中，这种残酷完全可以理解。但反观人类社会则不然，人类社会中则出现了某些人占有大量他自己用不了的资源，而后借着这对资源的拥有刁难别人，掠夺别人的劳动。
现在中国人接受的教育，都知道资本主义靠剥削人发家致富。马克思对此提出的理论是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创造，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中，由于分工就产生了劳动之外的利益。比如说，一个人干活，一天只能生产10件产品，但两个人分工合作，一天生产的产品不是20件，而是24件，这多出来的4件就是剩余价值，就是社会化生产中产生的额外收益，这部分就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按说在这种社会化生产中，资本家也起到组织生产的作用，得到收入也是应当的，资本家如果当真是因为组织生产而得到收入，那么资本家的存在还是相当有合理性的。但如果细究一下资本家得到收入的细节，就可以发现这里头有猫腻。资本家为什么能组织生产呢？这不是靠他的管理水平的高超，不是因为工人跟着这个资本家就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工人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仅仅是因为资本家是资源的所有者，你不听他话就没饭吃，或者在咱们现在这个据说是公正在而民主的世界里，不听资本家的话就只能领点救济，勉强保证饿不死。所以，正是有了这样的产权制度，才使得资本家得以占有剩余价值，而且这时的剩余价值就不一定是因为资本家组织生产了。咱们的经济学家们为何不遗余力地推销他们的产权理论？产权理论又是做什么用的呢？由此就可以明白地看出，产权就为了占有资源，就为了占有资源后可以得到额外的收入。动物世界里所以没有人类社会的这种残酷，其实就在于动物没有人类的这种产权理论，没有人类基于占有的社会体制。
无论是动物还是人，要生存就得要资源，这点上动物与人并无区别。但要资源，要到了即使自己不用也得占着的份上的，却只有人类才是这样的，这就相当于占着茅坑不拉屎。而且人类还不止于此，如果占着自己不出货，也不允许别人出货，那么这种人显然比较欠揍，人人都知道这人不是好东西，但当这人并非不允许别人出货，而是借此要求别人按他定下的条件出货的时候，这人却成了“精英”了。拥有一种资源，不是因为他可以满足别人的需求，而是借着对资源的占有去规范别人的时候，这种拥有就是一种霸占。《房产商都是七奶奶》中的主题就是霸占。对现代社会来说，协同工作，社会化的生产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理由并不成为霸占的理由。要让别人能按你的方式工作，由你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并不一定要靠强制，如果你的方法好，别人跟着你有钱赚，别人自然会跟着你，接受你的管理。不依靠自己的方法能给别人带来利益，而靠对资源的占有来实现协同，这就是一种霸占。考察我们现在的社会现状就可以知道了，咱们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霸占的社会，私营企业的老板，是靠他的能力给工人带来好处而成为老板的吗？显然不是；国营的领导，是靠工人认同他而成为领导的吗？显然也不是；大大小小的官们，是靠帮助百姓解决百姓面临的问题而成为官的吗？也不是。前段时候讲究的是经营城市，城市就是官们的资源，经营城市无非是怎样利用城市这个资源更多地榨取百姓创造的财富而已。七奶奶是解放前珊瑚岛的渔霸，说起来七奶奶禁止穷鬼们随便出海捕鱼，也是一种经营城市，七奶奶那时是没搞好宣传工作，那时的老百姓还是小农意识，没有意识到领证才能干活这种现代社会的优秀制度，而现在的老百姓们显然都已经知道领证才能做生意这事了吧？为什么领证？领证就是出货的条件嘛，不照他的规矩你就想出货了？七奶奶如果活到了现在，肯定会为当今的社会叫好。
以房地产问题来看，房子为何成为问题了？其实就在于霸占而已。如果老百姓自己可以造房子，房子还会那么贵吗？现在房子的贵，根本不是造房子贵，而只是资源贵，资源所以贵，其实就在于资源被霸占。正是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占有，不让老百姓自己造房子，要房子只能买他的房子，房子才会变得如此的贵。经济学中说，资源稀缺，价格就会上升，城市的中心地段，的确很少，要的人一多，房价的确要高。但当真有那么多人要争这一块地皮吗？如果地皮不能用于炒作，仅仅因为地段就会有那么多人争抢？显然也不是这样。老百姓只是要一个生活方便的居住地，如果城市周边能发展起来，找得到工作，收入稳定，并没有那么多人非要争抢一小块地。争抢的原因更多地在于资源的炒作，如果占了这小块地就意味着半年翻一翻，由本文开头举的房产广告的例子来看，这样的机会谁不想要？自然打破头也得争取。上面已经分析过了，资源不会凭空升值，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资源的升值在于能多生产产品，资源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城市好地段的住房，能多生产什么产品出来？所以，在资源被占有情况下的升值，资源所有者追求的不是资源效率带来的价值，而恰恰是无效率带来的价值，是不给你用，霸占着，产生的价值。
老百姓自己造房子，是否是象大学者秦晖说的那样，城市里搞一块地方，搞成贫民窟，让穷鬼们在那保留区里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秦大学者显然越来越秀逗了。城市需要管理，哪些地方适合建居住区、哪些地方不适合，显然是有讲究的。百姓要求自己造房子并不意味着就想随便造，只要有空地就盖房子。即使老百姓要盖房子，用得着自己动手吗？人人自己盖房子，还要房产商干嘛？对于现在的城市新居民来说，在城市里打拼了几年，挣到的钱难道只够盖盖茅草屋？所以，现在老百姓解决不了住房，并不是说百姓没钱盖不起房，而是房子里含了资源的价格，远远超出了房子本身建造的价格。比如说，有很多人在城市里工作了几年，回到家乡，轻轻松松就盖起了三四层的大楼房，并不需要向银行贷款，不会增加银行风险。百姓自己盖房，其实是说，盖房的自主权应该在老百姓自己手上，城市规划出一块居住用地，有住房需求的百姓就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出钱，选择合意的设计，选择合适的建筑商。原来的模式下，是开发商造完房子卖给老百姓，在只能由开发商建造，而你除了购买没有其他渠道的情况下，就构造了开发商的强势，开发商所以强势，就在于开发商与土地资源所有者是一个裤子里的东西，是通过对资源的占有而构成其强势的，在这种强势下，老百姓怎么可能不倒霉？但在百姓自己盖房的方式下，你可以看到，主动权到了老百姓这边了，潘石屹还是造房子的，但却只能通过他提供更好的造房服务而得到他的利润了。
大家现在都知道，潘石屹们是挣了大钱了，但潘石屹们是靠造房子挣的钱？是靠他盖房子比你自己盖得便宜而挣的钱？显然不是这样。小潘们挣得更多的是对资源占有而来的钱，这钱并非是劳动所得，而且严格说起来也不是剩余价值，其实只是靠暴力占有而产生的价值，这一价值在现代的经济学中有一个专门术语，称作“租”。“租”是依靠排他占有而产生的一种价值，所谓资源的价值其实就是一种“租”。以房产问题来说，房子越来越贵，贵的不是造房子的价钱，而是“租”。任何一种东西价值的合理决定显然由市场决定，市场本来是用于交换产品的，因而产品有价值，资源却是无价值的。但当资源也被加入到市场中的时候，资源就被赋与了价值，“租”也就产生了。“租”本质上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正是有了赋予“占有”以合理性的社会制度，资源才得以进入市场，“租”才得以产生。潘石屹们所以能挣到了大钱，其实最终的原因是制度，正是这种支持对资源占有的制度，产生了“租”，小潘们只是寻租者中的一员，帮助资源占有者从老百姓头上搜括财富，老百姓们干活生产产品而得到正常价值，就这样支付了“租金”，那么小潘们岂能不挣大钱？真正说起来，亲自组织生产的资本家还有组织生产的作用，好歹他们的收入里还有一部分是凭借其能力而得到的收入，而寻租者则完全是寄生了，靠“租”得到的收入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因而如今的制度只能说是原始资本主义的制度，类似西方世界对外殖民时代疯狂占有别国的资源，靠殖民占有积累其财富，不过咱们的版本却是对内坑害自己的老百姓罢了。
对房产问题的思考，使我将思考的焦点聚集在了制度上。房产的炒作只是中国现在整个资源炒作中的一部分，但也是最能体现问题核心所在的一部分。房产的炒作，炒作的其实不是房子的价值，建造房子的价值并没有上升多少，炒作的其实是房子背后的资源的价值，而资源价值的炒作却是制度的产物。资源被霸占了，不给人用，于是产生了资源的稀缺。现在的经济学家们、吹鼓手们，以资源稀缺为由，认定资源价值上升的合理性，但稀缺的原因却必须仔细区分，是因为资源本身的稀缺，还是因为霸占而产生的稀缺？显然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霸占的经济学术语其实是垄断，反垄断也一直是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响亮的口号，但为何垄断就是屡反屡垄断呢？垄断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对此就不得不怀疑资源价值的合理性了。比如说，水资源，人人都离不开水，但因为人人离不开水，水就有价值了？因此就可以被某人占着而让别人掏钱了？显然不是这逻辑。本来农村里的人喝水是到河里去挑水，水对人当然有用处，但却并不需要掏钱。喝水什么时候要掏钱？如果你不想自己挑水，而让别人帮你挑，这时就需要付钱了，但这付的钱并非是水的钱，而是别人挑水的钱，挑水的人出卖的不是水资源，而是他自己的劳动，你买水要花的价钱不是水本身的价钱，而是别人为你提供服务的价钱。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清楚了，资源本身并不存在可以卖钱的价值，有价值的是资源产出的产品，或提供资源付出的劳动。比如说，城市里的自来水费，你付的不是水本身的价钱，而是自来水公司供水给你而花费的代价，就相当于你请人挑水要付钱一样；再比如说，电费，你也不是购买电这种资源的费用，而是支付别人为你发电的费用；再如，房子，你该付的也只是别人替你造房子的钱，凭什么还要为土地资源付费？
自己挑水显然成本是最高的，如果有人力气比你大，跑得比你快，你用于挑水的时间可以干别的你更擅长的事，那么只要支付给挑水人的钱比你干别的事挣来的钱少，请人挑水显然就是划算的，挑水人挣的就是他节省了你的时间的钱，因而挑水人是靠他提供的服务而得到收入的。同样道理，自来水公司相当于将挑水人集中管理了，依靠规模优势、技术优势节省了你的时间，为你提供了服务了而挣的钱。显然挑水人挣的钱是合理的，你要是对此不满意，你可以自己去挑去，只要水资源不被占有，挑水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定价。而对于自来水厂来说，要求老百姓对水价不满意自己建水厂去有点不讲道理，但也并非十分奇怪，这其实不过是要求自来水行业的开放而已，一个老百姓建不了水厂，但人一多，大家凑点份子也不是不可能。这总比受现在的自来水公司要挟强，又是远程抄表、又是IC卡控制，不先付费就没水吃，又是要涨价、又是搞点糊弄人的听证，将脑筋都用在怎样对付老百姓头上了。自建水厂所以可能，也在于资源的开放性，只有水资源不被人占有，才有可能实现水费的合理定价。对于水费的合理定价，事实上并不一定只能通过自建水厂来解决，完全可以通过对水厂管理者的选择来解决水费定价问题，谁能够使水厂更好更便宜地为百姓服务，谁才能管理水厂。如果水厂管理者是可选择的，那么不仅意味着水资源是不被占有的，水厂也是不被占有的。
反观中国的现状，就可以发现，中国现行的做法显然与此相反，企业的私有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企业的管理者是不被选择的，无论他干的是好是坏，有没有能力，他都是老板，只有你听他话的份，而没有他为你提供服务的份。企业，其实也是一种资源，但这种资源被私有化了之后，资源就不是用于为别人服务了，你不能因为水价高而让那个老板下台，即使你打算自建水厂，但因为水资源是他的，所以你最终还是不得不照他的规矩干。水资源被人占有了之后，你将会发现，即使你不用他的自来水，自己去挑水，你还是得付钱给他，你不仅得帮他干活，而且干完活之后，不是从他那里拿工钱，反而是付钱给他，感谢他提供了机会给你，让你得以免于饿死、渴死。这事情看似荒谬，但在咱们的社会里却是正常情况，茅于轼的“要首先保护富人”、精英们的“富人为穷人提供了工作机会”，说的其实就是这档子事。有手有脚的人，为啥就没了工作，为啥不找个老板打工就没法活了呢？原因就在于资源被占有，就在于资源是有价值的。你用了老板的东西，当然就得付钱给人家，因而不是老板强迫你打工，而是你自愿替人干活，自愿把收入的大部分交给老板。老板根本没有剥削你，是你自己把自己剥削了，而后象交党费一样，自觉自愿地交给了老板；是你对老板有某种信仰，心甘情愿、一心一意地为老板奉献你的青春与才智，为老板的繁荣富强而奋斗一生的。这社会对于老板来说，相当之美妙吧？基于自愿的“自由社会”就是这么构造出来的。
房产的问题，其实也是同类的问题。正因为认定了资源的有价，政府才有理由将土地资源拍卖给开发商，开发商造个房子，仿佛也为此付出了劳动，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而后再将房子拍卖给老百姓，卖出来却当然就不仅是造房子付出的劳动了。政府的存在，原本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资源的，资源原本稀缺，稀缺就会产生争用，争用就不免打架，为避免双方头破血流，所有才需要政府，政府本来就是因为可以解决稀缺资源的合理使用而存在的。而现在的政府却来个渔人得利，将资源的产权归它了，难怪这阵子自由思想大为流行，其实就为了让百姓心甘情愿为政府财政奉献一生。对百姓来说，资源交在政府手上，是为了资源能更好地被利用，能解决老百姓面临的问题，因而政府不是资源的所有人，政府只是资源的协调人，政府是没有理由用资源谋利。政府的收入应当来源于政府对资源的成功协调，使资源尽到了更大的效率，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从产品中获取政府税收是有理由的，因为这是政府协调工作的成果，政府付出劳动自然应该得到收入。但从资源获取收入，则完完全全是土匪逻辑了：“老子打下的天下，天下就是老子的，想在老子的地盘里过日子，就得掏钱出来”，这就不是政府行政，而是土匪收地皮费了。
政府不拥有资源的产权，那么是否意味着就该让开发商拥有产权？只要产权不在政府手上，政府就可以与土匪无关了？事实上，这就是咱们的精英人士最热衷的“小政府”模式了：政府当土匪的确不合适，那么就精英来干，精英干土匪，名正言顺，精英本来就是只讲挣钱不讲道德的，你见过讲道德的精英吗？资源私有化到精英头上，精英来收地皮费，太正当了吧？政府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这种体制，有敢不交地皮费的，敢不尊重精英的产权，蓄意破坏精英们的财产权利、因而破坏了伟大的个人自由的，立马抓起来关3年。这种模式下的政府就是“最小政府”了，除了保护有钱人的财产啥都不干，充任的就是有钱人打手的角色，这种政府岂能不小？这种模式下，政府的确不是土匪了，但其实不过是大土匪化作小土匪而已，每一个开发商都是一个小产权人，都是一个小土匪。而小土匪来收地皮费就是合理、正当的了？一个人霸占所有资源，的确不太是东西，可以称作专制，但把资源分到一小撮人头，就不是专制，而是“自由民主”了？西方人的“自由民主”其实就是这样的货色，把大土匪搞成了小土匪，“民主”就完成了，“自由”就实现了。但对中国人来说，“民主”，应该指的是人民对资源的使用能做主，不让资源被霸占，让资源可以尽可能多地服务于人，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吧？
因而对房产问题的解决，最终就落实在土地资源的所有权问题上，土地资源既不能国有，被政府霸占，也不能私有，被开发商霸占，而应该是“德有”，即“有德者居之”，谁能够使资源解决更多人的需要，谁才可以拥有资源的处理权。资源不是被用来卖的，而是被用来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的。比如说，政府的卖地财政，是为了解决百姓面临的问题，还是为了解决政府自身的问题？这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资源的“有德者居之”，说起来很容易，但如何做呢？其实也不难，有了思路，不愁没有方法实现。在资源的买卖被禁止之后，那么剩下的就是如何利用资源服务于人的问题了。以土地资源来说，现在正在进行城市化，城市原有居民要改善居住条件，城市新居民要有房子住，这些需求都是政府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当什么政府，不如回家卖红薯去。政府不是资源所有人，政府只是资源的协调人，城市规划是政府做的，政府知道哪里的土地资源可以满足居民的需要，政府就该将这份资源提供出来。有了资源之后，如何造房子，是居民的事，不是政府的事。要房子的居民一多，就需要协调，协调才是政府的事，政府帮助居民成立建房小组，为建房的资金提供安全保障，居民建什么样的房子可以符合政府规划，但怎么建房、找谁建房却是居民自己的意愿。在这种方式下，象潘石屹一类的开发商就成了建筑商了，他只有造的房子又好又便宜，居民才会让他来造房，小潘就由卖房子的真正变成造房子的了。这种方式下，小潘想干坏事都干不了，开发商没了资源的特权，就没了干坏事的资本，就只能好好造房子了。对政府来说，提供了资源，完成了协调工作，收点费用也相当正常，这时政府的收入就是完全合理的了。
现如今的政策，不去触动土地资源的所有权问题，因而坏事总是要干的，房子总是要卖高价的，但太高了老百姓要闹腾，可能威胁到统治的基础，于是出面充好人，又是限价、又是限时，一会“八条”、一会“九条”，出台的政策都凑成一副麻将了，要说这些政策不是为了老百姓倒也说不上，但有没有效果呢？不仅制止不了开发商谋利的冲动，反而被人指责干预市场，以行政命令来干预经济。前一阵子将土地卖给开发商之后，天真地相信炒卖资源的市场可以解决问题，但实际不过是培养了一批小土匪。这阵子要和谐了，对小土匪们限制了，但资源的费用依然要收，“租”还是要拿，不过收或拿却被赋予了“人民”的名义，披上了正义的外衣，说是收上来的钱是用于服务人民的，用于转移支付，造廉租房的，这花招能不能解决问题？其实只要想一下，如果一个小孩手头有钱，但你却没有，那么该怎么办？当然是告诉那个小孩：“你不会花钱，把钱给我，我帮你花，肯定让你满意”，想当初咱就是这么骗弟弟妹妹的钞票的，钞票到了我手上，当然首先是解决自己的需求，顺带再糊弄一下弟妹，政府也不过用的是同样的花招而已。这招术里你可以看到，资源的所有权永远在政府那头，打死他也不愿放弃，为何？因为这就是真正的权力所在。所以，只要资源的所有权不能交到老百姓手上，老百姓就要么是被开发商坑害的材料，要么就是被政府和谐的材料，永远不可能真正做主，不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兴亡百姓都苦的原因其实就在这里。
老百姓要摆脱被人规范、被人钳制的命运，就必须要求资源的所有权，只有资源所有权对每个人开放了，百姓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以房产问题来说，将建房的主导权交到百姓之后，就可以发现，无须限价、限时了，怎么造房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什么价钱造，什么时候造好都是百姓自己的事，政府没有责任，政府既不需要对开发商造房子干涉，也不需要对百姓怎么造房进行干涉，房屋的定价就成为完全市场决定的了。你可以看到，市场本身并非罪恶之源，是用法不对才使市场成了帮凶。市场本来是用于交换产品、交换服务的，而当资源进到了市场之后，市场就成了资源所有人掠夺财富的法宝了。资源的主导权到了百姓手上之后，你就可以发现，现在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了。房地产的种种调控不再是必要的了，市场可以给出房屋的合理的价钱，这时的市场就是真正的产品与服务的市场，是可以对商品给出合理定价的市场。资源对百姓开放之后，资源的炒作就不再可能，通货的需求就不再高涨，国外的热钱就没有机会再进来炒卖了。对政府来说，资源对百姓开放，百姓就无怨言了，百姓有需求就可以使用资源，出现资源稀缺引发的冲突，政府出面协调，协调不了，哪个老百姓能协调就由他来当官，再解决不了，各自回家蒙头想主意，谁的法子好谁来干，这样百姓还有什么怨言？百姓一安定，政府就稳固，安民才能强国。古代中国的政治观念中，政府是建立在“民心”上的，那么如何“民心”？其实就在于将资源真正交给百姓，政府只充当协调与人才遴选，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老子》中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鲜”是如何烹出来的？其实就在于资源所有权的开放。
再回头看一下秦晖教授提出来贫民窟的问题。秦教授的意思显然也是让穷鬼们自己建房去，相信老百姓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秦教授与我这里所说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制度上。秦教授不对现在的资源所有权制度提出意见，认为资源被少数人占有是天经地义的，但占了太多，穷鬼们无法生活了，秦教授又觉着有些过意不去，秦教授好歹还有点良心，于是就想出了划出块保留区让穷鬼们自生自灭的法子。事实上，当初希特勒对付犹太人也是用的保留区的法子，犹太人太多了，又要杀、又要烧，太费事，赶入保留区，资源就那么一点点，让他们自相残杀，死了自己埋，多省事。老百姓自己本来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如果没有资源，那么如何解决？给穷鬼们一块贫民窟，说起来也是大大的恩赐，就象限价、限时、八条、九条的麻将牌一样，说这不是为了穷鬼好，倒当真不能那么说。这类手法的共同点是，资源还是要自己占着的，能充好人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充一下好人的，场面上为百姓说话、为穷人办事还是得应付一下的。但资源不交给百姓，百姓靠什么解决问题？这就不是他们管的事了，这时候就有必要灌输自由主义理念了：人应该独立，应该自己解决问题，老板的东西是老板的，政府的东西是政府的，你不能因为你穷，你肚子饿了，就来抢别人的东西，抢东西是违法的，是侵犯别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别人有资源，你就去抢，这就是仇富，出了个富人就被你们抢了，国家怎么可能搞得好？说起来这理念也是相当地义正辞严，不考虑资源的所有权，不考虑资源分布的情况的话，还真能骗骗人。但一考虑资源所有权，就立即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奥妙了：自己负责，但不给你资源，其实就是让你一辈子给人干活打工嘛，资源在老板、政府手上，不听老板话，不听政府的话，你怎么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负责就是要听话，不听话只有死路一条，把自己搞死掉显然不是对自己负责了。资源被少数人占有，再加上这优秀的理念，于是就可以形成一个大部分人听少数人话的现代的奴隶制度了。当然，作为对外表述出来理论，显然不会说让没有资源的人听有资源的人的话，而是说，每个人都该服从法律，但法律就是保护产权的，保护产权就是正义，你应该听正义的话，比较不巧的是，正义站在了产权人一边而已。
如果资源可以卖钱，那么你可以发现，资源所有人就根本不需要做事、动脑了。资源所有人可以将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把使用权加入资源炒作的循环。先放出一部分使用权，将这部分使用权炒高，以后再出来的使用权就是高价了，这就到了收钱敛财的时候了。使用权是有期限的，70年使用权一过，下一轮炒作就又可以开始了。炒高的使用权能达到最佳效果显然是把老百姓创造的财富除了维持生存之外的财富统统吸过来，就象上面自来水举的例子一样，你不仅无偿为他干活，把自己卖给资源所有人，还得帮他数钱，钱少了还得怪自己没本事，为啥不能把自己卖个大价钱？这样的资源所有人还需要干什么活呢？连数钱都有人帮着数了，只需要找地方腐败、享受去就行了。个人如果混到了这样的产权人份上，那就只能是混吃等死了，政府如果也这么干，那么会是什么后果？更何况还是一个一切资源被代表们占有的政府？这完全是一个享受型的等死政府了。
对房地产问题的思考，最终的结果是对资源所有权制度的置疑。资源的私有或者国有，其实都是西方人的所有权制度，都是认定了资源该归某些特殊的人拥有，而拥有资源的人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其他的人都该跟着他们走的，普通老百姓要么听领导的话，要么听老板的话，不听话就只有死路一条，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但所有权制度除了西方人的方式之外，中国人其实有更合理的方式，那就是“有德者居之”的模式。资源原本属于大自然的，任何一个人都有理由要求使用资源，资源所以可以在你的手上，由你来使用，唯一的理由是你用的比我好，能满足我的需求。比如说，造房子只有潘石屹会造？我也能造，但如果小潘比我专业，造得比我自己造又好又省钱，那么这时候小潘才有理由造房子，才有理由拥有造房的资源。因而资源对每一个人都是开放的，你拥有资源只能是因为你的能力，而不能靠与能力无关的产权。能力指的显然不是坑人的能力，而是生产产品、提供服务的能力，能力是靠别人认定的。
“有德者居之”不仅可以用于房地产，对家庭、企业、政府、国家、天下，都一样可以适用。企业是靠生产产品、提供服务而赚钱、生存的，谁能够使企业更好地生产产品、服务于其他人，企业才有存在的价值，谁才能拥有企业，因而企业也不是用于卖钱的，企业自身没有独立价值。企业要长期发展，就应该有一套选取最优秀的人才管理企业的机制，因而企业是不属于某个特定的人的。国家、政府也是这样，国家、政府没有自身价值，没有一套所谓的意识形态，《老子》中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指的就是这意思。政府只是资源的协调人，政府制订的制度就是要让资源到最合适的人的手上去，干得好了，让他继续干下去，干得不好了，就得让他下台、换人，而把资源“产权”了，就不换人了，那么如何能保证经济的效率，如何能让资源服务于更多的人？公平与效率原本是一体的，而正是在“产权”制度之下，公平与效率才分离了。资源不能服务于更多的人，就证明资源的使用的无效率，无效率就换人，谁有能力谁来干，这公平不公平？公平之后才会有效率，要效率自然就要求公平。政府本身如果也以“有德者居之”来处理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行政也是一种资源，谁能当官也不是靠上头任命，而应该由百姓选择的，只有最能组织起百姓共同干事业，让人人都能各有所得，都能到他最合适的位置上去的人，才能当官，才该拥有行政的资源。
你可以看到，“有德者居之”是真正“以民为本”的。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以任何意识形态来规范老百姓的行为，政府只是百姓利益的协调人，在可能相互冲突的百姓利益诉求之间，找出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因而政府是不规范百姓的需求的，百姓的任何需求都是合理的，找不到解决百姓需求的方法就是政府的失职。“有德者居之”下的政府观念与西方的政府观念截然不同，西方式的政府是有明确理念的，是为实现某种社会理想、某种主义而搞出来的强制性机构，政府的行政方法是以理念为基础的，认定了民主是个好东西就全民干民主，认定了市场是个好东西就全民干市场，认定了计划是个好东西就全民计划上了，西方人的政治其实就是认定好东西的玩意，搞政治就是让其他人都认为他的东西是好东西，这与中国人的“圣人无常心”的说法完全相反，西方人的政府是有“常心”的，并且政府还坚持这个“常心”，直到搞出事情来，搞到自己下台为止。西方人的政府是不在乎民意的，人民反而是应当符合政府的“意”、符合政府的理念，西方的老百姓首要的任务就是守法，而“法”却是政治理念的体现，因而西方政府模式下的老百姓是永远不能自己做主的。中国人这些年来的西化，老百姓也越来越不会做主了，越来越守法，越来越听话，但听话的后果怎样了呢？工作没保障了，房子没保障了，看不起病了，上不起学了。这一切其实都在于政府不是“有德者居之”的，它不以“百姓之心为心”，反而坚持了西方人的鬼话，即那个以私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念。
所以，“有德者居之”才是真正人民做主的思想，只有让资源对每一个老百姓开放，老百姓不仅拥有建房的自主权，而且拥有实实在在的资源时，百姓做主的时代才真正到来，住房才不再会是一个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