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市场经济，要市场政治，但不要市场社会

要市场经济，要市场政治，但不要市场社会
作者：熊培云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0-2-7
本站发布时间：2010-2-7 17: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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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看过一个苏联笑话：甲问“为什么苏联没有两党制？”乙答“因为我们养不起。”这个回答虽是笑料，却也十分耐人寻味。其一，苏联时期的党政的确耗费了这个国家大量的财政；其二，回答者对市场政治不了解。事实上，只要政治进入市场，各方比拼的是物美价廉的公共服务，而最受益的也是作为政治消费者存在的纳税人。
在《重新发现社会》中，我谈到当下中国“要市场经济，也要市场政治”，算是对市场的彻底鼓吹了。我赞美市场，当然是指真市场，而非假市场。只要竞争是充分的，又有法治的支持，购买者可以选择，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我相信市场不仅会带来价廉物美的产品，而且会带来美德。像三鹿那样的“毒厂”，注定会被淘汰；有瑕疵的产品，也会像现在的一些汽车厂商的通行做法一样被召回。市场政治同样如此。且不说西方国家的政治选举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市场原则，选民从不同的政策销售商那里选取政治产品及服务团队；即便是今日中国，人们去环境各异的省市去投资、生活，能够自由迁徙，这也是市场政治的萌芽。
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个社会可以将一切交给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市场社会。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有句名言：“要市场经济，但不要市场社会”。如果基于“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这个三分法，当然，我同样可以补充一句——“要政治国家，但不要政治社会”。无论是不要市场社会，还是不要政治社会，其背后的逻辑是相通的，即尽管社会既需要市场经济增加活力，又需要政治国家提供秩序，但是市场经济与政治国家都不能反噬其主，吞没社会与个人。否则，市场经济与政治国家都会失去本真的意义。
事实上，无论以“国家与社会”二分法，还是“国家、经济与社会”三分法，都绕不开一个最为本质的区别，也就是从属性上看，社会（包含组成它的个人）所具有的是主体属性，而国家与经济则是工具属性。无论国家怎样更迭，经济怎样消长，社会终究是在那里——“国破山河在”。历史亦无数次证明，一切政治、经济，无论曾经取得怎样的成就，若非为社会所用，最终都会走向衰微与速朽。
为什么拒绝政治社会和市场社会？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如果社会唯政治或市场马首是瞻，社会将会失去自己的底线，成为国家与市场的附庸。最理性的是，社会在成立国家、赋予经济活力之后，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这一主体属性。国家也罢，市场也罢，二者都不能动摇人的底线。
在现代社会，有些逻辑是不言自明的。比如，众人之所以成立国家，是为了保卫每个人的自由与安全，而不是为了让它来占领整个社会；也是这个原因，为了使组织起来的公权力不摧毁其他社会性或者政治性组织，在国家成立之初，会有一些约束性条款。政治底线也是社会底线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维护这种市场政治。既然是契约政治，市场政治注定不能强买强卖，而且是可以终结的。任何合同都是有期限的。即便是永久性合同，人们也可以通过毁约来终结其有效期，以重订新的契约。
与此同时，一个真正推崇市场经济的人，他也应该知道市场经济是有底线的经济。你可以成立一个劳务输出公司，但绝不可以贩卖人口和人体器官。事实上，人们之所以需要政府，正是为了让它能够在社会的要求下守卫社会的底线；之所以坚持市场经济首先是法治经济，也在于使国民的经济交往与社会生活遵循一定的法则。如果都交给市场，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这些不能让渡的服务，恰恰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最不乐见的是，政府收取了大量税费，却将应尽之义务推给并不存在的市场。从这方面说，市场社会的形成，与其说来自市场的扭曲，不如说是来自国家。
波兰尼无疑是市场社会的有力批判者。半个多世纪以前，几乎是在哈耶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的同时，他推出了《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波兰尼所谓的“大转型”指的是“自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edmarket)一旦形成，它将通过改变人类基本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进程，按照自己逻辑来改造世界，打破所有传统的“共同体”界限。这点并不难理解，就像革命的逻辑会吞噬革命者（甚至包括工业革命都驱逐了大量产业工人）。其结果是，市场吞并社会，进入一个所谓的“市场社会”，以至于原本只在经济领域进行调节的价格机制开始通行于整个社会。而这尤其体现在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种本来不是商品的东西上面。当人成为商品，人便从亲属、街坊这样的社会关系中被剥离出来；当土地成为商品，便有了人和土地的分离，甚至出现流离失所的贫民，此外货币成为商品，使生产组织的商业运行产生了巨大的风险。
虽然我对上述部分细节存疑，但波兰尼对市场的警惕不无道理。而波兰尼也坦承，伴随着“自由市场”这种“大转型”的所向披靡，同时也出现了“社会保护运动”。在根本上是来自社会内部的各个团体与阶级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危机。正是拜赐于这种“双向运动”，近半个世纪以来，即使是奉行市场原则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化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欣欣向荣，恐怕首先要归因于劳资关系的改善，社会底线的筑就。波兰尼时代的美国黑人还在为废除种族隔离而奋斗，而现在美国人却选出了一个黑人总统。只要社会有足够的空间与权利，它既会修正政治国家，也会修正市场经济。
面对针对市场的种种批评，你又不得不承认有一种“时空倒错”之感，因为今日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市场社会的出现，更是因为社会被抛弃使然。这尤其体现在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参与和频繁失职两方面。过度参与，政府唯利是图，便有了房价在土地财政的推动下猛涨；频繁失职，企业唯利是图，便有了毒奶粉事件以及大量未销毁毒奶粉“复出”的局面。权力与市场的合谋，或相安无事、各取所好，置社会公序良俗于不顾，其所酿造的败局莫过于此：政治国家不能提供正义与秩序，市场经济不再追求信用与美德，公民社会同时面临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危机。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一个论坛上，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难，指出“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经济VS个人主义精神+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无法战胜美国！”既然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竞争，那么“中国唯一应该做的事情，是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这里，最让我有感触的不是张朝阳的这番话——因为这些话几近常识——而是张朝阳因此在网上网下收获了无以数计的掌声。这的确是个常识稀缺的年代，夸大市场的危险，有时候无异于对一个吃不饱的人大谈肥胖症的坏处。肥胖症有它的危险，但不是粮食造成的。这个时代虽然不再骨瘦如柴，但当务之急仍在于找到足够多的粮食，我是说，远离了三聚氢胺的那种粮食。
附：《重新发现“自由社会”》（王建坤）
最早读到熊培云的评论，是在《南风窗》上，那时我还在读大学。他的现实关怀和家国意识，一下子吸引了我，他的文章比报纸上流行的快餐时评更可回味。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章篇幅会更长一些，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总能从当下的新闻跳出来，体现了一种更为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视野。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时评这种题材的局限，从而延长了这种短命文体的寿命。后来熊培云也去给报纸写时评专栏了，而且越写越多，但他始终控制得比较好，并没有堕入大多数时评的套路，而是难能可贵地延续着着早期的风格。
熊培云自称，自2006年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重新发现社会”之后，就试图以此为主题写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书的部分章节率先在媒体上发表过。现在这本书的出版，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熊培云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书里他不必拘泥于媒体的篇幅而可以畅所欲言，完整地表达他对中国问题的见识。
单从书名来看，最契合主题的是这本书的前两章：“国家与社会”和“经济与社会”。熊培云敏锐地意识到“社会”是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词。至于何谓“社会”这个很难定义，熊培云也没有去为之定义，但整体上是放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这种二分法的框架去理解的，只是在少数情况下采用了“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法。正是在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下，我非常同意他对当代中国改革历程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国家和个人之间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保卫社会，免受国家权力的侵袭。这一点无论左右都无太大分歧，当然那些国家至上主义者除外。
从“左右之争”到“上下之争”
熊培云在《左右之争，还是上下之争》一文中，提出用“上下之争”去置换“左右之争”。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大陆思想界开始分化，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展开激烈的争论，那场争论现在看来更像一场鸡同鸭讲的闹剧。熊培云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言论领域不该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而应该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现在看来，左右两造谁也无法取代谁，与其自言自语，不如尝试团结，在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共同底线上，“与社会共济”，从而超越左右纷争，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熊培云的这一提议，是这本书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也是我认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在左右纷争依然对立的情况下，熊培云能做如此公开呼吁，足见其个人心智的成熟和心胸的开阔。对此，梁文道评价甚高，他认为熊培云在许多问题的细节处理上要比他右，但他对这套范式转移的思路非常认同，我们必须“重新认清中国的难题是国家高高在上、社会被压在底下不能自主不得喘息的事实”。
梁文道颇费心思地在为熊培云的序言命名为“允阙执中”，这个词有点偏僻，意思是真诚地遵守不偏不倚的立场，典出《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宋儒认为这是“自尧舜以来所传”的华夏道统，“圣人心法”，朱熹说：“尧舜时未有文字，其相接受口诀只如此。”可见，梁文道用意之深。
其实，这篇序言也可以视做左右两造团结的一个实例。左右团结不仅要重新发现社会的价值，更要合力探索保卫社会的道路。私以为，后者更是当下重中之重的言论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大家争论较多，并无共识。这种争论放在“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分法里面会更清楚，双方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无分歧，而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存在重大分歧。
在熊培云的书里，因为大部分地方采用了“国家/社会”的二分框架，所以“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被纳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当中。因此，“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可以存而不论，我们单说“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会不会像国家那样对社会形成一种压迫与伤害？左右两派对此有分歧，右派坚信用市场原则去统摄社会，而左派则认为，市场可能会吞噬社会。
从“市场社会”到“自由社会”
熊培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回答，不过，他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曾经引用了法国前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的一句话：“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这里流露出市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冲突的意思，可惜的是他对“市场与社会”的命题并未展开充分论述。如果我们把这本书当做一本专著的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缺陷。
如果忽略“市场与社会”关系的观点，往往会陷入对自由市场分子对市场的过度迷信，他们眼里只有“市场社会”，极端者如哈耶克的信徒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社会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为什么“社会是不存在的”呢？对此，奥利地学派的另一位传人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认为，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误解了工业革命的历史，因为它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判断社会事件的”。
波兰尼认为，自19世纪开始，包括自然（土地）、人（劳动力）、金钱在内的一切都被设想为商品，被拿到市场上去买卖，由此形成的价格分别为地租、工资和利息。但土地、劳动力和金钱本身都不是商品，它们都不是为了买卖而生产出来的，把他们描述为商品完全是“虚构的”。由英国政府主导的“圈地运动”、“斯品汉姆兰法”和“济贫法”等多重“虚构”手段，假“市场自由调节”之名，把自然、人、金钱等生产要素化，由此构造了一个经济系统，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被扭曲为市场化的社会，人类于是成了经济的附属物。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撒切尔夫人眼里只有市场没有社会了，因为市场已经吞噬了社会，社会变成了“市场社会”。
说到“市场吞噬社会”看似生造的概念，其实并不抽象。我不妨举一个大家感同身受的例子，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变得越来越冷漠？19世纪的英国小说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艰难时世》刻画了一个主角叫托马斯?葛擂硬，他是“市场社会”里面的典型代表，他的这段自白也是我们今天遭遇的真实写照：“我口袋里，先生，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那准确的分量和数量，这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在社会关系领域之外，我们同样可以见证“市场社会”的可怕之处，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公司在不断地课予大众“看不见的税”：环境污染、侵害员工隐私权、招聘员工时的歧视行为，等等，因此公司被人称为“私人政府”。因此有学者说，如果美国宪法是于今日而非1787年制定，则美国开国元勋们必定会将公司这一组织纳入宪法条文之内，以有效规范其行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乔尔?巴肯在1997年出版的《JustWords:ConstitutionalRightsandSocialWrongs》指出，当初只是为了驯服政府而指定的宪法对公司世界的有效约束已远远不够。在这个公司当道的时代，驯服公司已是法律界的头等大事，这不仅是为了捍卫我们的个人权利，更是为了保护社会。
但是，我们看到，目前自由市场分子对“市场吞噬社会”的态度就比较教条，捍卫“市场体制”的极端分子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接受乔尔?巴肯采访时说，如果公司管理层将社会和环境价值作为最大化股东利益的一种手段，那么管理层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论调的可笑之处在于，它认为企业只是生活在“市场”之中，而非社会之中，市场甚至是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的。
因此，我们必须回答下一个问题，我们不要“市场社会”，应该要什么样的社会？
我们不妨听听波兰尼的忠告。波兰尼告诫我们，追寻“自由社会”就是要打败“市场”社会，不再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把社会从市场中解放出来，将劳动力、土地和金钱从市场中解放出来（比如，不再把雇佣合同仅仅看做私人合同；将土地用于学校、教堂及自然保护区；金钱不只是商业资本，更是货币），“市场社会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没有市场，市场让人以各种形式保证消费的自由、表明需求的变化、影响生产者的收入，以及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发挥作用，但它停止作为经济自我调节的喉舌”。这就是波兰尼描绘的自由社会的愿景。